思想杂文 ⁽¹³⁷⁾

我的父亲给自己的两个儿子取名时很狂妄，从诸葛亮的那句“志当存高远”中拎出我们兄弟俩的名字来，希望自己的两个儿子将来能志存高远，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老实说，从小到大，“志远”这个名字一直在勉励着我，让我总觉得自己是个志向远大的理想主义者，理所当然的以为自己不是一般人。为此，也确实一直在付出很多，努力拼搏，以实现自己出人头地的理想。 到2005年我的儿子出生时，我给他取名“思宇”，寄望他将来每次头脑发热，以为自己不可一世或因为某种打击而痛不欲生时，想想这浩瀚无垠的宇宙，并从这种思考中明白，在这无穷无尽的时空中，我们人生中的所有的宏大的理想、人际间万般解不开的恩怨情仇和各种鸡零狗碎的人生烦恼均如微尘一般不值一提。就如杜甫所言：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儿子的名字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我对自己人生态度的反思，反应了一个理想主义者对自己过去的人生理想和因为这理想带来的种种烦恼的不屑，也反应了我对父亲的从骨子底里的叛逆。当然，叛逆早年的父亲的不止我，还有晚年的父亲自己，到老了的时候，父亲开始觉得自己年轻时的很多想法荒唐，纯属不应有的人生累赘。 我在高中读书的时候，有一次我的恩师在课堂上喟然长叹一声，说中国多年来，未再有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出现，那时自诩为恩师掌上明珠的我，以为恩师这句长叹是在勉励我将来成为一个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为他的这一声长叹，我竟在从大学出来后又钻进国家图书馆读了快二十年的书，涉猎极为广泛，只为达到恩师“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期望。至今其实仍然处在这种状态之中，我的生活极其简单，除了治病救人就是读书写作，很少有休闲娱乐。一度我以为我这样的人，大概也算是这世上很少见的一种人，就像王小波笔下那头独立特行的猪那样，多少有点自大。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认为我自己在肩扛着改变世界的使命，认为这个世界理所当然的应该按照我的期望去变得更美好，认为我有资格引领这个社会的思潮，这可笑的自大支撑着狂妄的我一路狂奔，亢奋而又令人生厌的对这世界指手划脚，妄议其他人的人生态度。 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种种想法和行为，其实是一种过度的自我优越感催生出的偏执和狂妄，这偏执和狂妄，不但使我变得挑剔，也让我周边的人感到很难受。这样的反思，让我有了重新认识世界，重新认识我自己，重新认识他人的机会。 这世上有很多人一生都沉浸在改变世界的美梦中不肯醒来，希特勒当年的梦想，初象点说，也是希望改变世界，只是最终实在是为祸人间。我们很少怀疑过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我们总是很容易觉得自己所思所想才是对的。我们很少想过，自己作为尘世间的一粒微尘，只是这多姿多态的人世间的一分子，和其他人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我们用自己的意志来强求其他人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和思考，实在是在摧残他人，强人所难。尤其是，当这些人并无损人利己的行为时。 以前我读叔本华的书，记得叔本华有句话很经典，他说：“这世上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自己的意志被他人强制”，萨特的那句“他人即地狱”也深得我心。过去我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觉得自己在这世上受到了很多人的为难，活得很委屈。如今我常常从他人的立场出发来看我自己，觉得自己多年来何尝不在为难他人。我还记得珀斯卡有另一句经典名言：“我们常常要通过指责自己的邻人是疯子，来证明自己是正常人”，和对其他两句话一样，我也由过去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转变为从别人的立场出发，觉得自己以前总是大言不惭的议论别人的人生，实在是很欠妥的一种行为。 这种转变终于让我从一个“凌厉的智者”变成了一个有自惭自省精神的人；从一个话多抱怨多的人变成了一个爱沉默爱微笑待人的人；从一个喋喋不休的想改变世界的人，变成了一个温和的想努力改变自己的人。 我如今就像一个守在一条痛苦的河流上的摆渡者，我选择了学医从医，很多人因为身心的疾苦找到我，希望我能摆渡他们一程，把他们送到河的对岸去。有时他们如愿以偿了，有时因为我的能力有限，这趟摆渡无法成功，他们仍然在这痛苦的河流中挣扎，出于对我的失望，他们去寻找下一个摆渡者。无论是哪种情况，最后都只会剩下我，仍然坚守在河面上，等待下一个需要摆渡的落水者。…

我每天都会收到来自微信好友的大量的推荐文章，都是一些题目很噱头的健康类文章，这些文章多数是一些自媒体为营销而写作的哗众取宠的文章，其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不值一读。这类文章狐假虎威，扯上某某专家的虎皮，推销一些极端的医学观念。时间久了，我就把那些爱给我推荐这类文章的好友，设置为信息免打扰，对其推荐的文章干脆无视掉。 时代久远一些的中医大师，我无缘接触，但是当代的中医名家，我直接或者间接打过交道的很多，对他们的著作、理念和疗效知之甚深。大量的以他们的名义写出来的文章，根本就只是拉这些名医做虎皮，行吸粉营销之实，作者大多或断章取义，或故意神乎其神，制造出耸动人心的效果来，蛊惑得很多对医学不了解的普通人怦然心动。 这样的行为很不道德，因为这类文章误导了太多的患者和患者家属，无数分辨能力差的患者或患者家属，会因为这类文章而误入歧途，这会对一些病患的健康和生命造成威胁。我本人接触了不少死于误信这类哗众取宠的文章的患者。 这只是目前健康产业的一个缩影，一些运营健康类自媒体的人，对医学缺乏了解，传播的观点很害人，但是他们为了个人的利益无所不为。在癌症圈子里，总是不乏各种类如饥饿疗法、碱性体质抗癌、土豆汁抗癌、一张半枝莲和白花蛇舌草偏方解决所有癌症问题等明显的害人不浅的文章，作者用上一些颇能吸引读者眼球的标题，文章再写得煽动性强一点，就能广为传播。患者和患者家属在无法分辨是非的情况下，有一些铤而走险的去试了试，最后绝大多数落个伤肝伤胃伤肾的结局，有一些甚至会猝然死亡。 我在北京，常常碰到一些对医疗外行的创业者，高谈阔论大健康产业的前景，斗志昂扬的进军到大健康产业来掘金，有一些人很想拉我入伙。我对此类邀请一般都会保持高度警惕，医疗健康产业是一个人命关天的产业，若单纯是为了商业利益而入行，多数人最后会或有意或无意的做出大量损害患者的事情。谋财尚在其次，更要命的是误导患者和患者家属，对病人的生命健康造成威胁。 中国每年因为滥用药而枉死的病人超过十万人，相当一部分病人是拜各种误导性的伪医学科普文章和一些“好心人”所赐。我们身边总是有不少“好心人”，自己缺乏判断能力，但是却总是喜欢热情洋溢的向患病的亲友推荐用药方案。在接触到大量的被这样误导的患者后，我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心情很抑郁。 据说健康产业是当下最有前景的大蛋糕之一，想来分切这块大蛋糕的人很多，进入大健康产业的门槛也很低，大量无良从业者的进入使得这个产业的发展呈现无序化，最终可能导致业已污名化的医疗健康产业会增加更多的负面标签，给社会公众留下极不好的印象，也对公众的生命健康带来很不好的影响。 我总是建议我能直接接触到的患者和患者家属们尽量少看各种传媒上的文章和视频，越是传得神奇的越要保持警惕，建议他们在治病的过程中，尽量远离电视和互联网等各种媒介，少受各种有害观念的影响，寻找有职业操守的医生，接受正规严谨的医学治疗。 我相信多数医生在临床过程中，也会和我一样，遇到患者和患者家属令人烦不胜烦的就一些无稽之谈而进行的咨询。如果一个医生要一一回答患者和患者家属的这些问题，只会精疲力尽，根本没有时间去做别的事情。其实作为患者和患者家属，理智的做法是让你们的医生能够多点时间自己安静的去学习，提高他们的水平，他们比你们这些门外汉，更有鉴别能力，知道应该通过哪些途径去获取真正值得吸收的医学知识。 大健康产业的发展产生的垃圾信息，正在成为一种精神污染，微信朋友圈里分享的文章中，涉及健康和佛教类的文章，泛滥成灾，已然成为一种信息公害。那些自媒体的运营者，鲜有自律精神，和莆田系医院在本质上并无多大区别。…

得益于DNA技术和一些偶合的因素，28年未破的白银连环杀人案在最近找到了凶嫌，舆论鼎沸。很久不关注新闻的我，顺着这则新闻把中国这些年的连环杀人案几乎看了个遍，阅读了白宝山、杨新海、张永明等冷血杀手的相关报道，看得毛骨悚然。

中元节这一天，我在恩师的家中，与恩师探讨众生平等这个话题，最后与恩师大致形成这样的共识：发自内心的平等意识需要我们不急于否定他人，也无需认定某种人生态度为好，某种人生态度为坏。所有人的人生信仰和选择只要无害于他人，都值得尊重，其意义和价值都是平等的，并无高下之分。人要接纳这个世界的多姿多态，认识到自己与这个大千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一样卑微和渺小，认识到自己与他人一样不能代表终极的真理，不去干涉和非议其他人的信仰和人生选择。这场谈话对我意义非凡，促发了我的一些思考，也改变了我的人生态度。 曾经有一个垂死的病人发了一段文字，大致意思如下：医生一面判我死刑，一面告诉我相信这也无济于事，相信那也无济于事，这是要我如何面对这残酷的人生？ 在这个患者的这段话面前，我沉默了。作为一个理工科出身的，笃信科学的人，面对病人这样的一问，我也感到很惶恐。从医学的角度来说，他的疾病是已经无可救药了。我们告知患者这一残酷的现实的同时，否定患者自己的信仰，对患者来说，确实是残忍至极的事情。患者的信仰，姑且不论是对是错，但是起码对患者本人来说，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安慰。我们急于否定患者的信仰，这是在摧毁患者最后的精神支柱。 我因为这些经历，逐渐改变了自己过去的一些做法，对患者和患者家属所信仰的各种东西，均不再否定，仅从自己所知的一些专业知识的角度给患者提供一些建议，采纳与否，决定权在于患者和患者家属，自己不再去强力说服患者和患者家属相信什么和不相信什么。 推而广之，不仅仅在医学问题上，在各种人生主张面前，我现在也同样的保持这样的态度。我自己的认识仅仅只能代表我自己的认识，这种认识的局限性很强，并不具有普适性，完全不值得也不应该把它硬塞给别人，让其他人去接受。别人选择某种人生，必定有他们自己的原因，只要无害于人，我没有资格去干涉和评价其选择。 我过去否定过很多东西，现在在否定自己的过去。过去我的口才很好，现在跟人交流时，口才很一般，不是因为表达能力下降了，而是因为过去无知者无畏，什么话都敢讲，现在认识改变了，很多过去能说出口的话现在说不出口，所以逐渐就拙于言辞。 过去我总是喜欢以自我和自我的信仰为中心，以为自己的见识比别人正确，乐于向外界宣扬我的观点，推广我的信仰，现在我就没有这样的勇气。在这世上混迹多年，我逐渐也明白了，我们每个人都只是一个分子，分母是古往今来的芸芸众生。可以自说自话，但是切莫好为人师。 这种认识上的转变，让我逐渐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态度。真正的将自己过去所追求的”与世无争，与人无怨“的人生态度落到了实处，与人接触，沉默寡言了许多，内心再也不易有任何波动，听到的所有的话，无论在别人看来好听还是不好听，我都不会觉得刺耳。 我所肯定的，依然为我所肯定，除非我有新的收获让我改变过去的认知。但是我所否定的，不再为我所否定。我把自己的注意力逐渐集中在自己所关心的问题上，专心致志的研究自己所热爱的领域，心无旁骛，这种状态，起码在目前，我个人是很满意的，这就足够了。

不知不觉中，在医疗行业里呆了有些年头了。最近，频繁的应患者之邀，到全国各地跑来跑去。回到北京，也是求助者盈门。面对这样的影响力，说实话，我内心有点警惕，一个年轻的中医人，名气太大，是容易招祸的。我只希望自己能过着平淡的日子，做一个平凡的医生，写文章说话平实不造假，保住自己和家人一世平安，陪伴我所爱的人安度此生，即已足矣。 这些年医疗纠纷的新闻出得太多了，经常看到一些德高望重的医生被患者杀死的新闻，有时看着这些报道，内心确实有些悲凉，而自己在工作中，也曾遭遇过一些惊险。我因为自己家人生病，有切身之痛而投身到这份救死扶伤的事业之中，却料不到当今社会，医者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如此不堪。 在现实中，我也确实看到了医疗界的一些同行胡作非为，坑蒙拐骗，夸大其词，对患者和患者家属敲骨榨髓，令人触目惊心。虽然我一向洁身自好，但是涉足这种已被大众贴上了负面标签的良心行业，已经是不可避免的背负了嫌疑。 在历朝历代的医生中，我最羡慕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东垣，他本是一个富商，家财万贯，为正定首富，行医时不但能够不收患者诊费，还能帮扶贫困患者。尽管后来李东垣也因为战乱导致家道中落，不得不靠行医谋利为生，但是终其一生，李东垣的操守都非常的值得称道。 前些年我自己手中还有些做生意时积累的余财时，也曾效仿李东垣，帮助患者，不收分文，对一些贫困患者施以援手。但是因为自己家境一般，只几年时间就耗尽了积蓄，这几年收了些诊费。虽然按照时间来收取的诊费标准比北京的家庭教师还低，但是一收人家诊费后，就感到浑身不自在。也许我还没有适应靠行医谋生这个事实，常常希望在行医之余，再做点生意，养家糊口，以便行医时能尽量体恤患者，救济穷困。只是求助者日多，时间上已经身不由己了。 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见过了医疗行业不好的一面后，我也在最近这段时间，检视和反思我自己：说话和写文章是不是夸大其辞、误导患者了？做人行医是不是贪婪了？自己是不是失去了进入医疗行业的“初心”？有没有傲慢自大、自我膨胀？是不是始终在保持一颗平常心？有没有忘记自己的母亲求医问诊时所遭受的种种不幸？学医是不是不够努力了？对待患者是不是不够尽心？ 《红楼梦》中有两副对联令我印象深刻，一联为：“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一联为“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这些年，我在这繁华的帝都，读书、经商、学医、治病、写作，虽然一直以来因为在人际交往方面太鲁钝笨拙，被人笑为不通世故，但是因为坚持了不作恶这一基本的为人处世原则，所以没有遭遇过大灾大难。而我所目睹的官场、商场和医界的一些人，有很多因为失去了平常心而折戟，或入狱，或破产，或妻离子散。想回头时已经回不了头。 人情练达我恐怕很难做到，相信一介书生曹雪芹自己也做不到，但是世事洞明，却是可以做到的。读书阅世，均是有助于洞明世事的。不伸手也是容易做到的，自己淡泊名利，自然就不会有“忘缩手”的可能，甘于做个平凡的人，过着平淡的日子，说着平实的话，自然就很难走到“眼前无路”的那一天。 《菜根谭》中有句话：“阴谋怪习，异行奇能，俱是涉世祸胎。只一个庸德庸行，便可以完混沌而召和平。”中医界极容易出神棍，一点点疗效就容易被夸大到不可一世，而且还有很多中医神人把自己打扮成有奇能异行的人，其中有一些已经当啷入狱，比如王林大师这样的，这都是值得引以为戒的。 《周易》“乾卦”九三爻的辞为“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一个人孜孜不倦，同时还时刻反省自己，检视自己的言行，克制自己的欲望，才能做到“无咎”——平安一生。在医疗这种高风险的行业里，要想平安一生，是需要自己把握好尺度的。

超脱者，超越而从中脱出也。人人生而受束缚，但是从本质上说却又没有几个人真的愿意受束缚，受束缚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人生选择。这种不得已有自觉的，亦有非自觉的。自觉的即是各种自律行为，非自觉的是在潜意识中已经被训练出来的行为和思维习惯。 我们根本无法超脱的是人体的基本需求，除非自杀和自然死亡，否则最低的生存需求是必须要满足的。有尝试超脱人体基本需求的，比如修炼辟谷者，这样的超脱最多也就超脱几天，若是一直超脱人体的基本需求，必定是会死于非命的。 如果我们还要选择苟活于世，那么真正要尝试的不是超脱肉体基本的需求，而是超脱非肉体需求造成的各种精神上的障碍和困惑，以及由这些障碍和困惑导致的各种给自己的人生增添负担的行为。 人是群居的动物，成长过程中受环境的影响，会从环境中吸收大量的思想意识，并将之纳为自己的人生准则。一个人在不同的年龄段，可能会选择不同的思想意识作为自己的人生准则，选择什么，与个人的人生遭际有关。 但是这个大千世界是多姿多态的，也是千变万化的，所以每个人的思想意识往往会在与世界交互的过程中发生变化，这个变化的过程，我们习惯的称之为成长，或曰心灵成长、心智成长。孔子认为，一个人要到四十岁左右，心智才能成熟，所以孔子说“四十不惑”，这与我们在人间所看到的事实基本相符。 意识是人精神痛苦的根源，叔本华说，人仅仅比动物多了一点点意识，但却因为这一点点意识滋生了无穷的精神痛苦。我们很少看到动物有厌生而自杀的，但是在人世间，却有很多人因为精神上的不堪重负而自杀，精神障碍所造成的医疗负担，已经跃为卫生领域最大的一笔开支。 人的思想意识包括各种认知、信仰和自身的种种情感和欲望，叔本华将之概括为直觉、知觉、情感和思维，人在现实中活着，精神领域出现的各种分崩离析的冲突，常常会导致一个人很烦恼和痛苦。人要想做到无烦恼、无痛苦，就需要从精神世界的种种束缚之中超脱出来，在精神上实现最大的自由。唯有如此，才能最大程度的保证自己活得快乐。 我们生活在群体之中，首先需要超脱的是群体的影响，我们天然的对群体存在一种畏惧的心理，哲学家罗素先生将之概括为“舆论恐惧症”，我们做什么，总是害怕受到舆论的批评和指责，无论我们所作所为是否与他人有关。我们习惯了取悦舆论而生存，习惯了取悦他人而生存，往往不得不因为此而经常无视自己内心的感受。 所以多数人活在一种被外界绑架的状态之中，在这种“舆论恐惧症”的影响下，或多或少，就像演员表演一样的活着。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舆论恐惧症来源于人类的合作生存模式，这种生存模式决定了，我们无法独立于群体之外，我们只有依赖他人才能获得全部的生存资料。农耕社会里，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可以最大程度的保证一个人生活的独立性，因此农耕社会里的田园生活或者山林生活往往为活得很累的世人所向往。…

人之大患，在总以为自己了不起，以我观之，这几乎是人人身上皆有的通病，笔者自己亦不例外。即便在三五成群时不急于表现自己的人，也会在独处时孤芳自赏一下。 在这浩瀚的宇宙之中，地球不过一粒微尘，而地球上的每个人，则是这微尘中的一粒微尘，我不知道我们究竟有什么值得自以为了不起的。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相处时的不愉快的心情，多因为自己的可怜的尊严没有得到充分的照护而产生。这种需要依赖自我肯定和被肯定才能建立起来的精神支柱是极容易被摧毁掉的。 世界很大，但是人常常把它看得很小；而自我很小，人却常常把它看得很大。这种矛盾就导致我们人身上总存在一些在旁人看来可恶之极的自大自满来，很多人需要沉浸在各种被肯定的感觉中，才有勇气活下去。别人不肯定自己，自己就忙着肯定自己。 年近不惑，笔者渐渐成为一个怀疑主义者，对一切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怀疑，其中就包括对自己。虽然活得还是很自在，但是却不自大的认为，自己多么正确，不认为自己的见解很高明。经常会反思一下自己说过的话和写过的文章，有时会觉得自己所言所述，亦不过一堆狗屎而已，殊无存在的价值。 我个人比较难接受那种自以为自己代表了至高无上的真理的人，也比较难接受那种认为自己的信仰至高无上的人，有些心理学家认为这样的人有一种源自内心深处的自负和自卑。我的判断力有限，难以判断这种分析是否正确，但是从直观上觉得这样不太好，现在也特别警惕，经常反思一下，怕自己也变成了这样的一类人。 需要一根拐杖才能站立起来的心灵终究是脆弱的，人之所以执着于固守自己的信念和肯定自我，或多或少是因为假如不这样做，人就无所适从了。过度的肯定自我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因为这能滋生傲慢、偏见和固执。当自我精神世界里的东西与外在的世界发生极大的冲突时，比如发生重大的人生变故时，那些太固执的人，就很容易精神崩溃。 勇于承认自己什么都不是，或许是一种更客观和更合适的人生态度。只有空瓶子才能装进新东西，一个满满的瓶子是装不进任何新东西的。一个人否定了自己，倒空了自己，才能够超越旧我，浴火重生。我们一贯所固守的信念，无论合理和不合理，我们都因为已经适应和习惯了它们，而死死抱住它们不放，有时甚至把它们当作救命稻草，这就导致我们很难灵活应对生活的变化。 人从原始社会中来，进化了不少，也退化了不少。不但肉体穿上了衣服，心灵也穿上了衣服。心灵穿衣服越多，也就越脆弱。作家张贤亮有句话说得好：“思想使人软弱，本能使人坚强”，思想进化总是和本能退化同步进行的。总喝心灵鸡汤的人，极容易被心灵鸡汤补得成了温室里的花朵，不堪一击。 我上高二的时候，我哥哥带着我在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上溜达，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座文明大都市，走着走着，一泡尿憋得受不了，最后无可奈何，在繁华的南京路上就地小便。当年受到的窘迫，使我多年后常常会梦到自己赤身裸体站在大街上，到处寻找遮蔽私处的衣服而不可得。 文明的外衣终究敌不过本能的需要，很多时候，人在各种思想的伪饰之下，与自己的天然本能作战，活得虚假而痛苦。我们精神世界里之所以会产生大量的垃圾，与我们一贯所信奉的自我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很多人以为自己有信仰，其实只不过是信奉自我而已。我们信念中的很多东西，只能算是“正确的废话”，看起来正确，其实是毫无用处的废话。我这样的说法，大概只有在我们遭遇人生重大困惑，需要重新审视自己时才能被理解。

在各种生存哲学中，我最为推崇的是随遇而安。不管遇到什么，都泰然处之，安之若素。不受外界，也不受自己的人生遭遇影响。不折腾，不强求，不伪饰，一切顺应自己的本心去做，率性而活。 随遇而安的人生，需要一颗简单的、不多求的心。这样的心态并非消极，而只是一种很强的适应环境，适应人生变化的心理能力。 人精神上的痛苦多源于奢求，何谓奢求？奢求就是在自己的能力和德行尚不足以获取某种回报之时，一定要收获那样的回报，这就是奢求。 要收获就要默默的付出，无论是学业、事业还是爱情，没有付出的收获，都是不牢固的，没有足够的付出的奢求只能给自己带来痛苦。我们所遇到的一切，就是我们目前的能力和德行所应得的，我们应该满足于此。而努力付出后所收获的，都是坚固的，并非天上的彩云，风一吹就散，也并非那华而不实的琉璃，一击就碎。 我想，除了至爱之人之外，这世界上已经无人能够影响到我了，而对于自己的至爱之人，我向来不吝于给予关爱、温暖和宽容，他们回报给我的也是这些。除了人类不可左右的自然规律之外，大概也没有什么能够把我自己与他们分离。有那么几个至爱之人，与自己一生风雨同舟，顺境不巴结我们，逆境不离弃我们，这就够了。 他们或者是我们的师长，或者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或者是我们的伴侣，或者是我们的子女，或者是我们的至交好友，他们是我们一生中真正值得拥有的。人只要宽厚的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不占有我们不该占有的，愿付出我们能付出的，在生活中尽职尽责，吃亏在前，享福在后，终生如一日的善待身边之人，则无论贫富，一定会收获这样的一群亲朋好友。 人是群居动物，但却不是杂居动物。人只有在自己熟悉的环境和爱的氛围下，做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才活得最舒畅，最安逸，最投入，最乐而忘忧。所以一个人并非交游越广越好，而是与少数几个人交游越深越好。简单而诚挚的人际关系使人活得轻松自适，复杂而充满机诈的人际关系使人活得沉重而疲惫。 我从来不作任何拓展人脉的努力，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只在电光一闪之际就已经注定了。两个有缘结交的人，必定有很多地方是相通的，而这种相通之处，是他们相遇之前的全部人生锤炼而成的。所以漂亮的语言，夸张的表情，娴熟的社交技巧，均不足以使两个人真正的互相吸引，成为至交好友，只有内在的灵魂才可以。 一个随遇而安的人内心是丰满的，他（她）不缺乏爱，也不缺乏爱他（她）的人。看起来这类人是孤独的，但是他们从不真正的孤独。他们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和他们调适自己内心的能力，均是很强大的。所以在现实生活中，这类人是温和的、知足的、真诚的和快乐的。

凡喜誉恶毁之心，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于此关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适足以欺世盗名。 志远注：一个人只有不出来做事，不出来发声，习惯和稀泥，才会一辈子只有赞美之声而不受诽谤和谩骂，曾国藩说他自己“几为通国之不容”，世俗的有碍社会进步的力量或曰惰性是非常强大的。任何人要想有所作为，必须得有受到毁谤的精神准备。 《易》曰：“劳谦君子。有终。吉。”“劳谦”二字，受用无穷，劳所以戒惰也，谦所以戒傲也。有此二字，何恶不去，何善不臻？ 志远注：好逸恶劳和傲慢自大，是人性的两大弱点。多数人既懒惰又自大，不肯勤奋学习，努力工作，但是又自以为了不起，这种人是很令人难受的，自己的一生也会虚度。 国藩入世已深，厌阅一种宽厚论说，模棱气象，养成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世界，误人家国已非一日。偶有所触，则轮囷肝胆又与掀振一番。 志远注：中国儒家的中庸之道，佛家的以和为尚的文化，发展到极致的时候，就成了一种和稀泥的流弊和恶俗，这种流弊和恶俗，倡导所谓的宽厚和和气，不分是非黑白，结果就导致中国社会，恶势力猖狂，令真正的有志之士愤慨不已。 二三十年来，士大夫习于忧容苟安，揄修袂而养姁步，倡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见有慷慨感激以鸣不平者，则相与议其后，以为是不更事，轻浅而好自见。国藩昔厕六曹，目击此等风味，盖已痛恨次骨。 志远注：只要是在治世，中国社会就容易进入忧容苟安的状态，“揄修袂而养姁步”形容的是所谓的文化人，故作高雅，穿着宽袍大袖的衣服，走路时带着一副大师的庄严威仪的气象，像极了表演和伪装。这种人不但自己对现实世界中的苦难麻木不仁，在其他人为现实世界的苦难打抱不平时，还站在一旁摆出一副智者的模样，嘲笑那打抱不平者幼稚可笑，我见太深。志远在网上写作多年，每多呼吁之时，就会遭遇一批这样的宽袍大袖或者手拿佛珠的手串男手串女，站出来自以为是的说三道四，颇能体会曾国藩的这种心境。 以勤以本，以诚辅之。勤则虽柔必强，虽愚必明；诚则金石可穿，鬼神可格。 志远注：勤劳是治学和做人的根本，中国人勤劳，楚人尤其勤劳。人要做成什么事，最可靠的是自己勤劳的品性，没有这种品性，想实现任何长远的理想，都是很困难的。但是仅仅有勤劳还是不够的，人还得诚实，唯有本性的诚实，而非机诈，才是长久的安身立命之道。…

从古到今，没有知识分子的批判，社会、文化和科技，都难以取得跨越性的进展。当一个批判者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因为批判者常常需要以一己之力，挑战一个庞大的群体的信仰。这种挑战往往意味着，批判者会因为冒天下之大不韪而遭到被批判对象的疯狂围攻。在那种野蛮的宗教独裁时代，一些批判者，甚至要受到宗教裁判所的制裁，被烧死或者杀死。 西哲亚里士多德有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不过在人群中总有一批人，是不喜欢亚里士多德这句话的，对于这类人来说，吾师即真理。如果我们的言辞对其信仰稍有不敬，他们就会受不了。觉得冒犯了他们，而他们自己则喋喋不休的向外界拓展信徒。 这种人身上存在着“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极权因子。他们遭到批判时，要么就恶毒谩骂，要么就哭爹喊娘的，骂人家没素质，不懂得尊重他们的信仰。一个人有信仰，只能你自己去尊重，这世界上没有任何第二个人有义务去尊重和捍卫你的信仰。就如已故的美国前总统杰斐逊所言，每个人的灵魂，都应交由他自己打理。 常常有人说，西方国家是如何如何的尊重个人的信仰。但是据我所知，在西方国家，宗教信仰也一直都饱受争议，批判宗教信仰的思想家前赴后继。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正是以宗教解放和思想解放为主旨的。西方今天的宗教信仰，是在社会的批判下，在古老的宗教信仰的基础上，做了很大的改进的。若非如此，西方人还生活在宗教制裁和十字军东征的阴影之下。 除了宗教信仰之外，人还有其他的各种信仰，比如对传统文化的各种迷信，或者对某种思想的迷信。这种人，我们只要发表了与他们意见不一致的意见，立即围攻过来，要求我们闭嘴。文人是舆论的先锋，文人闭嘴，这个世界就真正沉默到极点了，成为了极权主义者的天下。 面对这类人多了之后，我逐渐明白了，作为一个爱批判各种坏现象的写作者，无论怎么说话，都会捅马蜂窝，会遭来一群的马蜂的追逐和攻击。与其唇焦口燥的去说服，不如拿起棒子当头棒喝。 胡适在中国发动新文化运动时，几乎被全国人骂臭了，各种各样的奇葩的骂法都有。胡适的朋友劝说胡适，你一个秀才，怎好与一群土匪斗？李敖很欣赏胡适，但是对胡适的一味忍让看不顺眼，所以李敖一直像只好斗的公鸡、多情的种马一样，笑傲文坛的同时，收罗女人。我对李敖的风骨颇为佩服，但是没有他老兄那么好的肾，所以做不了种马，但是却很欣赏他斗士的风格。 所以我写文章写着写着，逐渐畅所欲言，再不在乎任何人的谩骂和脸色。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文人墨客的几篇文章能改变得了的，但是文人墨客的几篇文章也不是毫无用处的。从古到今，作家作为社会的良心，一直是社会良知的中流砥柱。如果所有的作家都爱惜自己的脸皮，不肯发声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就毫无改进的希望。 一个作家想没有敌人是不可能的，甚至今日的粉丝和朋友，明日都可能会成为敌人，因为写着写着，说不定哪天就会在某个问题上踩着粉丝和朋友们的尾巴了，他们在嗷嗷叫唤一阵后，会加入攻击我们的阵营。进行社会批评的写作者，要习惯孤独，要泼皮一些，内心强大一些，对一切都不必在乎。 我在网上写作了快二十年，逐渐明白，自己应该跟谁都别走太近，因为一旦走近了自己的读者群体，之后就极容易被他们绑架。总有读者对我提要求，要求我代他们说话，或者看他们的面子不说什么话，而他们所要说的话，有一些是狗屁话，我如何好说出口？他们让我看面子不说的话，正是我不吐不快的话，怎好因为情面而憋在心中？文章，不是用来说狗屁话，而是用来直抒胸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