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身心疗愈智慧
患者的情绪问题受到了中医的高度重视,从古至今中医都将患者的情绪作为发病的内因,但是遗憾的是中医虽然有各种各样的专著,却缺乏精神医学方面的专著。这或许是因为人的精神世界太过奥妙,很难被早期医学家研究透。 传统中医将疾病的因由总结为三条:内因、外因和不内外因,并认为内因为主。关于内因,说法有很多,但是较无争议的说法为人之七情和正气虚弱,后者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免疫力低下。中医常说一个人患病主要是因为外感六淫(又名六邪,指六种极端气候:风、寒、燥、湿、暑、火)和内伤七情。人在外感六淫和内伤七情之后,会产生痰饮、瘀血、滞气、寒邪、热毒等病理性产物,最终这些病理性产物胶结在一起,导致人的机体出现了种种疾病问题。 中医的七情即七种情志:喜、怒、忧、悲、思、恐、惊,中医认为七情通于人的五脏∶喜通心,怒通肝,忧通肺,悲、思通脾,恐通肾,惊通心与肝。故七情太过,则伤五脏。七情内伤,则有所亏损,治疗起来就很不容易。甚至有些医学家还说,情志过极,非药可医。 七情的问题几乎每个中医师都会讨论,历史上那些有名的中医学家的著作中很少见到不提及七情的,中医的许多方剂和药物也有疏肝解郁和安神养心的作用。不过有意思的是,中医在骨伤病、眼病、妇科疾病、儿科疾病、呼吸疾病、脾胃病、虚损病、外科疾病等绝大多数疾病方面都有专著,甚至连麻风、天花和肺结核这种单一病种上也有专著,但自古至今,却一直都缺乏精神医学专著。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中医的精神医学方面的内容散见于各医家的著作之中,只不过专门的成系统的精神医学方面的著作却确实没有。 中医虽然也认识到人的不良情绪与疾病存在重要的关系,发现不良情绪可以诱发痈疽(肿瘤)、中风(心脑血管疾病)等重大疾病,但对人的不良情绪的来源却知之甚少,也言之甚少。治疗人的情绪障碍方面的方剂和药物很有限,缺乏相关的系统性研究。 当然,在五六十年前,西医对人的情绪障碍问题所知也很有限。西方的心理学虽然起步较早,但早期的心理学和精神医学根本称不上是科学。以至于当有人推荐弗洛伊德获诺贝尔奖时,遭到了爱因斯坦等人的强烈反对。最近的半个世纪,由于现代科技的发达,人们可以通过脑部的核磁共振等手段来研究人的意识与大脑之间存在的各种关系,精神医学才真正地迈入了科学时代。相关研究显示,恶性肿瘤和心脑血管疾病确实与精神障碍存在一定关系,但我们现在也仅仅把这扇门打开,里面的内容仍然没有完全研究透。 传统中医认为人的思想意识是由“心”主宰的(“心之官则思”),我们要知道中医脏象学说中的“心”不能等同于现代医学中的心脏。它只能说是一个模糊的功能性概念,它既包含了心脏的部分功能,又包含了大脑的部分功能,甚至还包含了一些莫名其妙的难以用现代医学去解释的功能。而我们现在所说的精神和意识领域的一些内容,传统中医又把它归结为心之外的许多其他器官的功能,如传统中医认为胆的功能中包含判断和决策(“胆为中正之官.....决断出焉”),还认为脾主思虑肝主意志等等。 如今我们知道以上的各种与思维和意识相关的功能基本上都是大脑的功能,是在大脑的各个分区中完成的——也有一些研究显示肠道的益生菌与人的情绪也有关,还有一些研究显示把大脑分区的做法不科学,大脑是整体在发挥作用。所以如果我们要研究中医治疗情志病(精神疾患)的各种方法,最好同时对脑科学有深入的研究。 中医在历史上摸索出了许多卓有疗效的治疗人的情绪障碍的药物和方剂,中医的针灸疗法更是对脑神经和全身神经的恢复很有帮助——这一点已经得到了世卫组织的认可,针灸在治疗中风后遗症上的疗效就是典型例证。如果我们因为它的理论与现代科学格格不入而轻视它的作用,那也是一种偏见。人类在与疾病搏斗的过程中积累了许多在当时解释不清其原理,但是却卓有疗效的方法,我们应该继承这些治疗方法。 中医治疗情志病的方剂和药物也是散见在各个医生的著作之中的,如张仲景的《金匮要略》和孙思邈的《千金方》中就有“百合狐惑病”和“妇人脏躁”之类的疾病,这些疾病与现代医学中的抑郁症、躁郁症等情绪障碍疾病有相似之处。笔者用张仲景的甘麦大枣汤和孙思邈的淡竹茹汤治疗产后抑郁症,就有一定的疗效。也有很多医生用大小承气汤治疗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等兼见便秘症状的患者,能够缓解患者急性发作的病情,这些治疗经验也很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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