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漫谈 ⁽⁸⁵⁾

疫情发展至今，全球人都深受影响。从2020年初到现在，全球寻求心理支持的人急剧增多。世卫组织最近公布的一些数据显示，疫情发生后的第一年，全球焦虑症和抑郁症患病率上升了25%。世卫组织发布的一份科学简报称，对这种增长的一种解释是，疫情导致的社交孤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心理压力。孤独、对感染的恐惧、自己和亲人的痛苦或死亡、丧亲之痛后的悲伤以及经济上的担忧，都可能与疫情后高发的焦虑和抑郁情绪有关。 新冠肺炎对神经系统的损伤也会导致部分患者在痊愈后出现抑郁症和阿尔兹海默症等后遗症。2022年3月15日，发表在 Lancet Public Health杂志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新冠肺炎重症患者与常人相比患抑郁和焦虑风险升高50%～60%。另外，世卫组织还指出，过度疲劳导致疫情发生后许多卫生工作者产生自杀念头，辞职的则更多。因为疫情的影响，精神健康疾病服务也遭到了干扰，包括预防自杀在内的心理健康救生服务在疫情期间遭到严重干扰。所以疫情所引起的精神健康问题，我们目前还只看到了冰山一角。 对中国民众来说，2020年上半年和2022年都会是非常难熬的阶段。最近这段时间，奥密克戎在我国香港和大陆多地迅速发展，已经影响了许多人的工作和生活，也导致很多人心理健康状况堪忧。 也许你也和我一样受疫情、战争、天灾、经济衰退等负面消息影响，心情不像之前那样美好，这说明我们大家都是正常人。我列举以上的数字并非为了加重大家的恐慌心理，而是在告诉读者朋友们，我们并不孤单，全球所有人和我们的感受基本相同。正常的情绪反应是我们在大自然中生存时形成的自我保护机制，当草原上出现了威胁羊群生命的猛兽时，羊群会恐慌和四处奔跑，因为只有这样它们才能逃脱危险。如果我们在疫情、战争、天灾和经济衰退中没有这些负面情绪，反而说明我们不大正常。 托尔斯泰说过一句经典名言：当我们理解一切的时候，我们便能原谅一切。在我看来，当我们理解一切的时候，我们不只是可以原谅一切，我们也可以放松许多。在当前这种持续紧张的局面下，我们要让我们的心智成长，学会理解。病人在心理医生那里寻求帮助，心理医生首先会帮助病人理解自己的心理疾病，因为仅仅理解就已经能缓解一半以上的痛苦。 疫情发生后，我的收入锐减一半以上，在最初的那段日子里，我也曾担忧过，毕竟上有老，下有小，我也需要养家糊口。但是不久我便理解了这是大势所趋，日子是会比过去艰难一些，而且这种状态会持续很多年。但是还没有到过不下去的时候，基本的食物和水的供应是不成问题的，情况不管如何糟糕，也不至于饿死。 社交阻隔导致我们和亲人们会面不太容易，但后来我意外地发现，亲人们的沟通反而比以前多了不少，因为电话比过去打得多。我在老家装了摄像头，每天都能在摄像头中看到家里的老人们，并和他们聊几句。所以只要我们想和亲友沟通，总是能想到办法和我们关心的人进行亲情和友情互动。…

世卫组织提出健康的四大基石为：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健康。前三项容易操作，因为其标准很客观，但最后一项心理健康就不太容易把握。 世卫组织对心理健康的定义为：具有健康心理的人，人格是完整的；自我感觉是良好的；情绪是稳定的，且积极情绪多于消极情绪；有较好的自控能力，能保持心理平衡；能自尊、自爱、自信，有自知之明。一个心理健康人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有充分的安全感，且能保持正常的人际关系，能受到他人的欢迎和信任。心理健康的人对未来有明确的生活目标，并能切合实际的不断进取，有理想和事业上的追求。 世卫组织的这个心理健康标准并非毫无争议，这是参照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来制定的一种心理范式，很西方化，有基督教新教主义的影子。其实在不同文化环境中长大的人，其心理健康的标准并不完全一样，心理学研究已经发现了这一点。 重视整体观的东方人和重视分析的西方人不但在思维方式上不一样，对幸福生活的认知也是不一样的。东方人可能更认可陶渊明和苏东坡式的豁达自在和顺应天然的生活方式，并不一定会把生活目标和不断进取的精神看得多重。 在萨摩亚等太平洋岛国，父母教育子女有一个传统，他们总是喜欢把小孩逗兴奋后，再突然让他们情绪低落下来，让他们认识到所有的欢喜最后都会是一场空。这些孩子从小就接受了低欲望训练，长大后反而不容易因为生活遭遇挫折而产生失落情绪，幸福指数很高。 佛教常讲四大皆空，在佛教信仰盛行的地方，人们也是以低欲望为心理健康的标准。像笃信上座部佛教的斯里兰卡这样的地方，国民未必重视理想和事业，但是他们信仰虔诚，虽然国民并不富裕，但斯里兰卡却是全球幸福度最高的国家之一，而发达国家瑞士却是全球抑郁症患病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所以心理健康的标准不好制定，我们应该放宽心理健康的标准。否则的话许多人对号入座后，会发现自己心理不健康。一些本来活得好好的人，反而会因为发现自己与这种西方范式心理不相符而惴惴不安，滋生苦恼。 生理学教科书告诉我们，新陈代谢、兴奋性、适应性和内稳态是人的四大基本特征，这四者是一个整体，共同维系我们的健康。其中兴奋性、适应性和内稳态和人的心理都有一定的关系。 人如果缺乏兴奋性，生活将会是消极的；但是如果一个人始终处于兴奋状态，神经系统的负荷就很大，容易崩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适应性越强的人生存能力越强，人的适应性是大脑和身体协调发展的结果。内稳态则是维护我们生命的关键，过与不及两种状态都会导致身心生病，只有处于中间状态才能让我们的身心健康。从生理指标来说，无论是体温、人体ph值，还是胆固醇或血糖指标，亦或各种激素水平，都宜处于中间值而非过高或过低，否则的话人就无法保持稳定的状态。人的心理也如此，只有当我们大脑各分区协调一致，本能、情绪和理性互不冲突，我们才不至于生活在紧张不安之中，从这里我们似乎可以看出中国中庸哲学的影子。 所以我认为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这样的：人管控压力和稳定情绪的能力对健康至关重要。如果我们能够管控好自己的压力，让其成为可承受的压力而非毒性压力，并且能够稳定我们的情绪，避免出现过激情绪，则我们的心理就是健康的。这样我们就能够处于一种可持续的内稳态，不至于因为压力和不良情绪而过度消耗自己的生命。…

今年大年初一，我给我四叔打电话拜年，顺便和他聊了一些家常。我们家族中有一些涉及到我家的矛盾，基本上都是父亲兄弟四个的积怨引起的。我对我四叔说，因为疫情的原因，我现在不能回家，但是我希望我能代表我自己一家宽恕一切，同时如果我们家人有做得不对的地方，也恳求家族中的其他成员宽恕我们一家，用亲情来消除所有积怨。 四叔对我的表态持非常肯定的态度，他对我说当一个人选择了原谅而非仇恨的时候，自己会轻松许多。我四叔接受的学校教育虽然不多，但是却读了不少书。四叔家是我的第一个图书馆，我在小学阶段就把中国古典文学经典读完了，因为四叔家藏了大量中国古典文学著作。 小学高年级的时候，我又因为我哥哥酷爱买书，把我哥哥当时能买到的世界文学名著也读完了。我们那个年代的农村没有别的精神生活，读书是唯一的消遣，阅读帮我们打发了不少无聊时光。我哥哥实际上也深受我四叔影响，他的阅读习惯也是被我四叔家的藏书培养起来的。 我四叔年轻时脾气不好，他为人过于直爽，又有侠义心肠，所以经常因为一些自己看不惯的事情拍案而起或为那些被人欺负的人打抱不平，有时不惜与施暴者动武。而且因为他习武有成，十里八村很难找到对手，大家都怕他。这让他解决问题的时候缺乏耐心，更喜欢别人听他的。他的目光锐利如电，不要说动手打架，仅以冷峻的目光盯着人家就能让人心中犯怵。 我父亲兄弟四个性情很相近，他们都不是坏人，甚至可以说都充满了正义感，但是却又都不善忍让。我父亲也习武，但是他年轻时就像是家族中的族长，擅长通过说理来为家族成员以及村里的村民排忧解难。他读过一些书，当过几年村干部，在村里德高望重。他从村干部的位置退下来后，村民们有纠纷还是到我家里找我父亲评理，所以他就像村里的法官一样，为大家调解矛盾和裁决是非。在我小时候，我们家里一到夜里就很热闹，许多闹矛盾的村民到我家去请我父亲为他们调解矛盾，我父亲调解后给出的意见总能让大家心服口服。 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我父亲兄弟四个最后都走向了极端，他们在家庭生活中不太懂得尊重别人的想法，都太看重自己的判断和感受了。久而久之就发展成一种威权主义风格，总希望别人服从自己的意见而非倾听其他人的表述。兄弟四个都如此，互相之间的争执自然就多了起来。彼此之间习惯了用威权主义的这一套来交流，经常就要闹不愉快，互相不能原谅。 这样的交流方式在中国司空见惯，可能在全球也是如此，威权主义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总有人以拯救世界的名义对他人横加干涉。这种彼此互不相让，每个人都希望对方服从自己的交流方式最后很容易发展为仇恨和暴力。因为这不是一种基于尊重、理解和宽容的沟通模式，而是一种要求其他人服从自己的命令的沟通模式。 无论这种沟通模式看起来多么正义，其本质都难逃暴力的影子，而且往往交流的双方都错误百出但是自己却没有自知之明。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我们习惯称之为“家长式”管理模式，我们的家长最爱批评的就是自己的孩子“不听话”，他们总要求孩子服从。 从小我就对这种模式很反感，我相信大多数孩子都如此。今天新生代的孩子们敢于反抗自己的父母，所以这种情形似乎在扭转。我是直到三十岁后才意识到在这样的教育模式中长大后，我们会不擅长与人沟通和合作，最后都成了单打独斗的英雄，在一起合作时则矛盾重重，互相倾轧——每个人的心中都很容易对其他人产生憎恨心理，总有用暴力语言或暴力行动解决问题的冲动。这实际上让大家都很不舒服，原谅他人虽然会让自己舒服很多，但大多数人一辈子都做不到原谅别人，因此也就不能放过自己。 憎恨情绪和暴力冲动既会伤害别人，也会对自己造成很大的伤害，许多人因为这种负面情绪过得很不快乐。佛教说人生有八苦，其中之一是“怨憎会”。“怨憎会”是指两个互相憎恨的人在一起，佛陀认为互相憎恨的人在一起时内心中产生的种种痛苦是人生最痛苦的事情之一。…

有个抑郁症患者这样描述自己看医生的经历：有一次她去看一个医生，向医生诉说自己的苦楚，医生默默地听她倾诉，听完后充满了同情心地深深叹息了一声。这声叹息让患者热泪盈眶，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理解和关爱，她的病从那一刻开始出现了重大转机。 这个患者之前也找过不少医生，但那些医生认为她既然能把大学和研究生都读完，说明她的病并不严重。那些医生不知道她读大学和研究生付出了多少的艰辛，只是按照常识去判断一个人如果能够完成这些人生任务，说明他还不至于太糟糕。只有这个医生叹息完了后说了句：“你可真不容易，这一路一定付出了许多人想象不到的代价。”这句话让这个患者有了知遇之感，瞬间对这个医生产生了无比的信任和亲近感，之后的治疗就顺畅多了。 任何人都需要有人接纳和理解自己，这世界上哪怕只有一个人接纳和理解我们，我们便不会再有孤独之感，我们会有了战胜疾病的勇气——一个人一旦有了战胜疾病的勇气，治疗就会容易很多。 前不久有个患者的儿媳告诉我，她的婆婆非常执拗，过去一年与自己的儿子打了三次架。对我这个几乎从不与自己的母亲红脸的人来说，母子打架是永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我还是很理解这对母子的行为。 我对这个患者的儿媳说，如果我母亲这样执拗的话，我首先就会想到这可能是因为老人家的下丘脑出了问题，所以存在情绪障碍。实际上这个老人家正是丘脑处发生梗塞，可惜的是家人缺乏医学常识，只想着去扭转老人的坏脾气，甚至发展至暴力冲突，结果把事情搞得越来越糟。当然，从医学角度来说这位老人的儿子可能因为遗传原因和家庭环境影响，下丘脑也存在某种程度的损伤，他才会控制不了情绪与自己的母亲发生暴力冲突。 也许我们的家人存在各种各样的情绪问题，以至于全家人都不能接纳他们，在这样的时刻我们首先要想到的是他们是不是生病了，或者是不是太累了。我们要接纳他们，让他们放松下来，而不是激惹他们的情绪，和他们处于紧张和对立状态。只有当我们接纳他们，体谅他们并且愿意理解、关爱和抚慰他们，他们才会解除“战斗－逃跑”模式，愿意和我们沟通而非对抗。 未成年孩子身上可能也会出现种种不如意的情况，以至于和父母不断的冲突，反抗父母的管制，甚至不理会父母。遇到这样的情况，父母最佳的处理办法就是首先接纳孩子，然后再与他们沟通，而非说教甚至暴力教育。只有当孩子觉得自己被父母接纳的时候，他们才会愿意与父母沟通。当他们觉得自己的父母不理解不接纳他们的时候，孩子们会产生本能的逆反心理。 我的儿子存在偏科现象，文科成绩不如理科，孩妈有时候会焦虑。有一天我感受到她又在为这个问题焦虑了，我就故意在客厅里对孩妈说我们儿子理科成绩既然都很好，数学和物理学得那么出色，说明他的学习能力不差。只要学习能力不差，我们就不需要担心他今后的发展，毕竟他将来在社会上生存时最需要的是学习能力而不是现在的这点成绩。而且我相信学习能力强的孩子学习各门功课都不是难事，孩子目前文科成绩不理想，只是因为还没有找到兴趣点，如果找到了，他一定能学好。 我讲这些话时，我的儿子在房间里能够完完整整地听到，这段话让他大有知遇之感，他因此而愿意与我们沟通而非抵触我们对他的说教。在这种情况下，我告诉孩子文科对一个人非常重要，应该好好学，我以他的师公（也就是我的恩师）的个人涵养为例，我告诉孩子他的师公之所以令我们这些跟他读过书的学生这么尊敬，是因为他阅读了许多文史哲方面的经典著作，这些书滋养了他的心灵，让他成了一个温润如玉的谦谦君子和智者。我的儿子对我的这段话产生了好感，愿意多花点时间学习文科。实际上孩子的成长要靠自己，父母帮不了他们，我们最多只能启动他们学习的意愿，在具体学习过程中对孩子指手画脚只会适得其反。 接纳最初源于被接纳，很多患者其实并不是不能接纳别人，而是不能接纳自己，所以才会出现种种情绪问题。而他们之所以不能接纳自己，是因为他们在幼年时期不被父母接纳。他们首先需要有个人接纳他们，把他们从自我囚禁和自我批评的状态中释放出来，然后他们才能接纳自己，再逐步实现心灵成长和自我疗愈，最后才能接纳别人，接纳整个世界。所以被接纳是非常关键的第一步。…

首先，我得对健康的人际关系下一个定义，我在这里提到的健康的人际关系是指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我们交往的对象都有益的关系，这里的有益是指对身心健康有益。爱人、家人、朋友、师生、同学、亲戚之间要想能长久地融洽相处，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不给彼此带来太多的负担，同时又能互助友爱。 位居各种人际关系核心的亲人、爱人和至交（这里的至交可以是师生、同学，也可以是知己）则会将爱发展到更深层次——无论生老病死都不离不弃，在最困难时刻互相守望。对每个人来说，这种最核心的人际关系才是最重要的，它在我们所有的人际关系中所占的比重超过95%。 全球各国的大型流行病学调查数据都支持这一结论：有亲人支持和有亲密关系的人普遍比缺乏亲人支持，缺乏亲密关系的人更长寿。那些有伴侣陪伴的老人们不但寿命更长，生活质量更高，自理能力也更强。 所以当人拥有这样的亲密关系的时候，有无其他人际关系并不重要。虽然每个人实际上都需要这种关系，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并非所有人都能有幸拥有这样的关系。泛泛之交也可以稍微缓解一下心中的寂寞，但是在需要爱人或亲人照料的时候，泛泛之交是无法替代的。因为需要做出重大牺牲的时候，只有那些深爱我们的人才肯为我们付出。 在最核心的人际关系中，爱情又是重中之重。张中行先生说人生最重要的关系莫过于男女之间的关系——当然对同性恋来说，也可以是同性爱人之间的关系。罗素认为人在一生中大多数时候都会是孤独的，爱情的重要意义在于情侣在一起可以驱除这种精神上的孤独。在罗素看来，性爱固然重要，但却并非爱情中的首要因素，互相陪伴才是最重要的。我们中国人用一句形象的俗语来形容罗素的这种观点——少年夫妻老来伴。 倘若我们核心的人际关系是完整并和谐的，则我们一生的幸福指数会相当高。如果我们核心的人际关系是不完整和不和谐的，则我们一生都难免孤独。 爱首先来自于父母对子女的天然之爱，一个被母亲亲密地爱抚，被父亲充分保护的小生命就像一粒完好无损的种子，最终会长成爱的参天大树。但是一个被父母嫌弃或疏忽的孩子则毕生都缺乏安全感，很难与其他人建立起亲密关系，甚至可能出现一般性的心理疾病或比较严重的精神疾病。 有些人的命运从出生的那一刻便注定了是悲剧，父母不相爱，或孩子不是父母期待的上帝恩赐的礼物——在重男轻女的家庭中，女孩往往会让父母和祖父母失望，这些都会给人留下心理阴影。 在我出生的年代，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因为那时候大搞计划生育。中国人又有生儿子传宗接代的传统，所以农村许多家里偷偷摸摸的生了几胎女儿，还想继续生儿子，这些家庭中的女儿没有得到善待。父母和祖父母对女孩的照料不够，她们长大后普遍地缺乏安全感和自信，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另外，男女两性在人际关系中的角色也不同，女性需要承担更多的照料家人——尤其是照料子女的责任。这导致妈妈们普遍更焦虑和抑郁，我国焦虑症患者中男女比例约为1：4，抑郁症患者中男女比例约为1：2至1：3。女性所患的肿瘤也与情绪关系更大，男性癌症则与不良生活习惯的关系更大。…

惊蛰这天，我扛着铁锨去我租的小菜地翻地去了。干了一会儿活儿后，身心舒畅。最近天天看俄乌战争和核威慑的新闻，心情很郁闷，劳动了一下午后，这种郁闷的心情一扫而光。 劳动确实很减压。本来今年不打算继续租地种菜，因为我在准备重新高考，复习很占时间。但是这一下午的活儿干完后，心情舒畅得让我又下定了决心继续种菜。考试复习固然重要，身心健康更重要。我对名利和社会身份标识不是那么看重，更重视生活质量。到了我这个年龄，接触了那么多垂死的病人，什么事情都可以放下了。有社会身份固然好，没有也没啥。 疫情加战争让全球大多数人这段时间都很郁闷，我看到外媒在欧洲采访，欧洲的老百姓说自己很恐惧。我国媒体没那么开放，对这类问题很少采访，所以我国居民就算心情郁闷也不会有公开报道。主流媒体只关注正面消息，他们想证明我们生活幸福，没有痛苦，并不敢去涉足这样的话题。这可以理解，不过大家都心知肚明这只是掩耳盗铃式的自欺欺人。 核威慑让全球人感受到了压力，核威慑的时间越久，这种压力就越呈现毒性压力的特征，所以那些发动核威慑的人是全球大多数人的公敌。 当初研发核武器的科学家们一定没有想到有一天核武器会成为某些战争狂人威胁全球的工具，如果他们知道有这一天，应该会拒绝研发这样的武器，因为科学家大多有良知。参与研发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有许多，大家当时一腔热血想结束希特勒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是却不曾预料到以后有人可能会利用核武器触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我们生活在一个并不完美的世界中，也许还有一个并不完美的家庭，或一份并不完美的工作。这些外在的环境和我们内在的因素共同作用，就可能会给我们造成毒性压力。承受毒性压力时间久了，人就会生病，超过一半的癌症患者在生活中长期承受毒性压力，约有三分之一的癌症患者同时有抑郁症倾向。癌症是一种多因素诱发的疾病，毒性压力是其中之一。毒性压力还会造成精神疾患，如抑郁症、焦虑症、恐惧症和强迫症等，心脑血管疾病和高血压等也与毒性压力有关。 所谓毒性压力（toxic stress），是指强烈的、频繁的或者长期存在的压力。比如低质量的看护、混乱的家庭环境、工作环境、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或持续的生存威胁等均可以导致身体遭受毒性压力。毒性压力会影响大脑的发育，激发大脑物理结构的改变。承受毒性压力时间久了，就会罹患各种疾病。 与毒性压力相关的概念有两个，一个是可承受压力（tolerable stress），另一个是正向压力（positive…

我们村有个智障儿童，他们的父母是近亲结婚，所以生出来的孩子先天存在智力缺陷。我以前回村的时候每次都能看到他在村里到处晃悠，从垃圾堆里捡东西吃，但是他也没傻到不知道回家的程度。 前几年我有一次回家探亲的时候，没有看到他。我好奇地问我父亲，这个智障孩子是不是去世了。我父亲告诉我他没有去世，只是他的父亲把他带到很远的地方——据说是新疆，遗弃了他，然后自己一个人回来了。 这事情让我感到有些难过，但是村里人大多对这件事情没什么看法。我们大家也理解这对父母，因为他们一共生了三个孩子，只有一个孩子是正常的，照顾两个智障孩子让这对父母不堪重负。除了遗弃掉的这个智障孩子之外，他们家里还有一个智障孩子，我们甚至怀疑他们今后会不会把剩下的这个智障孩子也遗弃掉。 我虽然对这孩子被遗弃感到难过，但是很难去指责他的父母，也觉得自己无权指责，因为同在一个村，我从来没有去帮助过这家人。大概是从小就习惯了他们的生活状态，所以也以为他们已经习惯了，以为他们对这样的生活状态不感到痛苦。实际上那只是因为我们没有深入到这对父母的内心中去，无从了解他们真实的感受。 铁链锁女事件发生后，我就想起了这个被遗弃的智障孩子，所以我一直都不知道该如何去评价这一引起社会轰动的事件。因为那个被锁的女子从医学角度来说，她的精神分裂症是娘胎里就有了的。从成为受精卵的那一刻，她的一生就注定了是悲惨的，父母双亡后，被遗弃是她难以避免的厄运。 中国有几千万的精神致残患者，许多都流浪在全国各地的街头，从垃圾桶里捡东西吃，随时可能因为中毒或感染某种病菌而死亡。我们经常在街头看到这样的人，相信大多数人对这些人的反应都是麻木不仁，很少有人想过他们需要帮助。这些人最初大多也是被家人遗弃掉的，如今他们流落在街头，都成了来历不明的流浪人口，连姓名都无人知晓。 小时候我们附近村有两个精神致残者，到处捡东西吃，每到一村，村里的孩子们都追在他们后面唱童谣，嘲笑和辱骂他们，还有人用石头木棍扔他们，大人们看到了也就在旁看热闹取乐。如今我自己从医，回忆这样的往事，不记得自己是否跟着他们起哄，如果参与了就真应该忏悔。大的环境缺乏对病人的同情心是我们这个社会最大的悲哀，无知和麻木让我们特别残忍而不自知。 对病人的歧视是无处不在的，我们不止对病人存在歧视现象，也存在性别歧视、地域歧视、文化歧视、民族歧视等种种歧视现象。这与多数人一向对自己的认知是相反的，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觉得自己是好人而不是坏人。原因就像罗素先生所说的那样，人们都对舆论有恐惧心理，谁也不希望自己被人说成是坏人，所以大家总是努力地认为自己是好人，以此来安慰自己。 我接触得最多的就是病人以及病人家属，常常有人说，医生是把生死看透的人，但很少有人知道医生也看穿了人性。只要从医十年以上，而且平时观察仔细，一个医生大概可以练出从三言两语就看穿一个人的灵魂的本领。 我们见证过太多的遗弃事件。每年我大概都会接触不下十例被亲人和爱人遗弃的患者，能收留和帮助的我基本上都收留和帮助了。我身边也有几个朋友，一直在和我一起做这样的帮扶工作。…

美好的人生是为爱所激励，为知识所指引的人生。——哲学家罗素 2002年，我23岁，在国家发改委主导的一个与“资源-人口-环境可持续发展”相关的项目中任主笔和统筹，大量阅读与气候变化、森林和湿地保护、荒漠化、水土流失、生物多样性保护、空气污染、水资源污染、能源危机、清洁生产、循环经济等相关的文献。经常往各个部委跑，开会，要资料，要数据。 2004年，我25岁，为国务院政策研究室撰写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报告，同时在为央视撰写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解说词。我依托国家级平台，连续三年多从事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工作，与许多学者和官员交流合作，掌握了这个领域的全面信息。我这样的“笔杆子”在体制内是稀缺人才，很多人想提携我作为他们的左膀右臂，替他们撰写各种文章和材料，只是我不喜欢这样的生活。 我二十多岁时精力旺盛，记忆力很好。当时我做的项目是一个上百人的团队在做，我是这上百人中的“文献数据中心”。我快速阅读了半屋子的文献，并将这些杂乱无章的数据系统化和条理化，大家要想了解某方面的全面信息都会来问我，因为在那个团体里，我的知识结构最全面，记忆力也最好，我们团队的组织者常常说我一个人能顶十个人用。我还负责搭建整个框架，撰写大部分的稿件。 我记得我当年看到的一些数据令人触目惊心。有数据显示养活当时的全球人口需要一个半地球——如今起码需要两个地球；还有数据显示因为人类活动造成的破坏，导致我国每年新增的荒漠化面积相当于一个大县的面积。 2022年我43岁，度过了我在北京20余年来见过的第一个昆玉河不结冰的冬季。一叶落而知天下秋，这样的异常让我预感到今年的气候灾害将比去年多很多。随着疫情的发展，我国的“清零政策”也将不得不面临终究会放弃的局面，到时候社会肯定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核战争的阴云也笼罩在全人类头上了。 这几年的悲剧性事件会前所未有的多，但这只会是开始，人类或将经历一个长达百年的人口递减过程。只有留下现在一半左右的人口，才能达到与环境和资源和谐相处的条件。未来，战争、瘟疫、灾难以及少子化将结合在一起，使人类人口逐渐递减至可以维持生态平衡的水平。 百年在进化史上只是弹指一瞬间，生物学上的大小年规律告诉我们，当一种生物过度繁殖，破坏了生态平衡后，这种生物就将迎来一个数量锐减的“小年”。如今全球各种战争、灾难与瘟疫，以及年轻人被内卷得拒绝生育的现象，归根结底还是生物学内在的大小年规律使然。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提到的这种理论，我们乡下人常常用直白的话这样来说：人太多了，天要收走一部分人。 我在清华大学“荷塘月色”水域看那里多得数不胜数的鱼拼命抢食的时候，想到我们今天的人类其实也很像那密密麻麻的鱼，在争夺有限的生存资源。争夺的过程中，尔虞我诈者有之，大声喧哗者有之，大打出手者有之。贪婪者占有几辈子都用不完的生存资源仍不收手，弱势群体饥寒交迫。人们焦虑不安，互相仇视，缺乏友爱之情。我们不能怪鱼缺乏仁爱之心，在“荷塘月色“那鱼挤鱼的水域里，食物是稀缺资源，鱼只能凭本能去抢夺生存资源。人在本质上也如此，只是每种文化的最高境界都是指向战胜人的本性，用爱来代替仇恨，避免恶性竞争。 爱既多又稀缺，因为大多数的爱仅限于口头表达，并不走心。在我们这个时代，性已泛滥成灾，随之而来的性病也如此，但爱却很宝贵。执所爱之人之手与其共享每一刻美好的时光，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幸福的事情。“与子偕老”就要看运气了，因为在这样的年代，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顺利地活到老。…

生物学家们发现，对人的发展，乃至对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基因和环境的影响力各占一半。我们实际上可以利用基因和环境的这一特点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调节自己的健康状况。 举例来说，我们可能天生地缺乏运动细胞，我们的基因决定了我们不爱运动。但是如果我们身边的朋友们都爱运动，我们选择的生活方式需要多运动，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后天的这些环境因素来改变我们先天基因的不足。 如果一个人生来就很自律，那么他受环境的影响可能会比较小，他可以在不良的环境中坚持自己的选择。人的自律精神的确有可能是天生的，我见过戒烟最成功的人是我的父亲，我母亲中风的那天，我师哥把我父亲叫到医生办公室里对他说，我母亲好转过来后，不能再生活在一个有二手烟的环境中，我师哥希望我父亲戒烟。从医生办公室出来后，我父亲虽然因为戒断反应非常煎熬，但是他真的从此没有再抽过一支烟。而我的自律精神也是极为少见的，如今我在我儿子身上看到了同样的现象，他进入青春期后期，自律能力比一般人强多了。所以我在想，我们家族中的这种自律精神确实是先天基因决定了。 如果一个人不具有自律精神，很容易受环境影响的话，那么他就要考虑学习“孟母三迁”的精神，选择一个非常适合自己发展的环境，让环境来影响自己。广场舞是非常典型的受环境影响的例子，很多人过去不爱运动，但是在参加某个广场舞组织后，爱上了运动。 我在癌症患者这个群体里发现，有些患者参与了某些由癌友组织的抗癌乐园（这种抗癌乐园全国各地都有）后，情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过去不爱运动的，现在跟着大家坚持运动；过去有许多不良习惯的，在抗癌乐园的群体影响力下，也逐渐改掉了自己的不良习惯。这些人在受到环境影响后，普遍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有许多行为习惯和生活习惯很难靠我们个人的力量去克服，但是在加入一个同类成员组成的群体后，在其他人的帮助下，我们可以克服以前克服不了的不良习惯。 学生中天然的就分两种，一种不受环境影响，能自学成才，另一种很受环境影响，在一个更好的环境中会发展得更好。我们固然要想办法提高孩子的自驱力，让他们学会自动自发地去学习。但是也要看到有些孩子存在先天不足的问题，需要环境带动他们学习。总体来说，大多数学生都是在先天基因和后天环境双重影响下成才的。 我接触的问题家庭很多，我发现这些问题家庭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这些家庭中已经形成了固定的交流模式，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经常互相指责和抨击，而不是善于发现对方的优点，赞同对方的观点。通常这样的家庭问题重重，家长和孩子的心理都不健康，而且这种模式还很容易代代相传。一些通过婚姻与这样的家庭结合的成员会倍感痛苦，久而久之，他们也被同化了。因为在这样的家庭中，好好说话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当然这不是说家庭内部的环境就完全地不可改变，当一个自律精神非常强的人决定改变自己的家庭环境的时候，他通常都能做到这一点。某个家庭中，只要有一个成员决定改变，而且坚持不懈，一般一两年的时间里，这个家庭就能形成一种新的氛围，家庭成员们会养成新的习惯。或者，当一个人参与了某个团体，从这个团体内习得了某种习惯后，他也容易以身作则，把这种习惯带给他的家人。现代心理咨询师中也有一些专门从事家庭关系治疗的心理咨询师，他们通常也需要通过一段时间的干预，才能改变一个家庭的交流模式。 人的自律精神也跟年龄和阅历有关，摔的跟头多了，吃的亏多了，自律能力自然而然就增强了。我个人相信那些有自律基因的人，他们的祖先一定是栽了许多跟头的人，正因为栽跟头多了，所以知道自律的重要性。所以一个人自律的先天基因形成的条件和后天的自律精神形成的条件是一致的——这个必须得是一致的，否则的话就不符合生物进化理论了。 我在治疗癌症的过程中发现除了需要用药物控制患者的病情外，还需要矫正患者的行为习惯和性格特征，而要成功地做到这一点，真的需要费尽心血。因为基因和习惯的力量太强大了，有些人因为基因和幼年形成的习惯，已经形成思维定式了。我们每次矫正他们的行为和思维习惯时，他们似乎总有恍然大悟的感觉，但是下次再遇到同类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习惯性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又在发挥作用。这其实需要患者本人有意识地去运用我介绍的这些方法去改变自我。…

圆是自然界广泛存在的一种几何图形，沿着一点（圆心），以一条线段为半径画出一个图形，这就是圆。我们用圆来象征着世间最美满的状态，我们希望一切圆满。古往今来的数学家们也在为圆着迷，他们一直希望用数来计算出圆的周长和面积，但这是非常难解决的一个问题，我们似乎永远都无法求出圆真实的周长和面积。 我们现在通用的圆的周长和面积的计算方法是阿基米德发明的，阿基米德是一个经常走路失神的蓬头垢面的数学家——那些热爱思考并经常沉浸其中的科学家和思想家大多是这种不修边幅的形象。他为了解决圆的周长和面积的计算问题，竭尽全力。直接计算圆的面积的方法没有，但是阿基米德发现可以计算出圆的最近似的正多边形的周长和面积。 阿基米德发现如果在圆周上定位六个距离相等的点，再将这六个点连接成一个六边形，那么这个六边形就刚好是一个边长与圆的半径相等的正六边形，这个正六边形的边长和面积是可以计算出来的，它的周长等于圆的直径的3倍，也就是C＝3d（d为圆的直径）或6r（r为圆的半径），这个周长就与圆的周长有些接近。 如果用同样的方法将圆周分成12段完全相等的弧，将这12个点连接成正十二边形，计算的结果就更精确。以此类推，可以把圆无限地分成越来越接近圆的正多边形。最后求出这样的正多边形的周长和面积就非常接近圆的周长和面积了。 阿基米德的这种思想就是微积分中的微分法，阿基米德最后得出了著名的圆周长的计算公式和圆周率，也就是我们现在一直在用的C（圆的周长）＝πd，其中的π为圆周率，d为圆的直径。这个公式也可以表示为C＝2πr，r为圆的半径。 阿基米德用他的这种切分法和勾股定理，借助圆内接96边形和圆外接96边形，计算出圆周率π是一个介于3+10/71和3+10/70之间的数字，也就是说3+10/71<π<3+10/70。我们今天所取的π只是一个近似值，就是3+10/70，亦即22/7，通常我们把它精确到小数点后四位数，按照π＝3.1415来计算。π是一个无理数，我们用现代的计算器来计算π，已经可以计算出小数点后20亿位数了，但这还不是它最后的结果。 实际上我们圆的周长和面积的公式中的圆周率π本身只是一个近似值，而非圆周率本身，而这个近似值又是无穷的，我们在数轴上都无法给圆周率找到一个准确的点。以人的智慧，或许我们永远也无法求出圆的周长与直径和半径之间的准确关系了。 数学是不完美的，数学中的微积分是为解决无穷问题而诞生的。而现代科学是建基于微积分的基础之上的，无穷给了我们巨大的想象空间。正如阿基米德所言，直觉和想象力在数学研究中是不可或缺的，阿基米德希望，在现在和未来的几个世代中，某些人会利用这种（直觉和想象力结合的）方法，找到我们尚未掌握的其他定理。 如果你热爱数学，喜欢微积分，你会发现微积分的影子无处不在。庄子说“至大无外，至小无内”，这就是微积分的思想，因为微积分是专门研究无穷问题的。当人们以为原子是物质最小微粒的时候，科学往前进一步发现了量子，那么量子是不是物质的最小微粒呢？不好说，可能像庄子说的那样“至小无内”，以后也许还会发现比我们现在发现的最小的粒子更小的微粒存在。 我们以为科学是准确无误的，圆周率给我们泼了一瓢冷水，科学也只是一个近似准确的大概数字。真正准确的数字可能是一个永远都无法计算出来的未知数。世间没有一样事物堪称真正的圆满，如果我们要追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追溯到无穷尽的深渊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