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远 ⁽³²⁰⁹⁾

最近因为研究中医经典《黄帝内经》的成书背景，阅读了胡适先生的《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一发而不可收拾，一口气重温了胡适的思想著作和传记，再次为这位性情宽厚而又理性的实用主义大师深深感动。 胡适一生所受的批判可谓多矣！但我却对他由衷的敬仰。他荷担了开启民智，促进民族文化进步的大任，不畏艰难，承受着各种谩骂和批判，即便颠沛流离，亦一如既往的意志坚决地前行。他一生的所作所为，正是一个铁骨铮铮的文化人，所能做到的极致。 有人说，二十世纪是鲁迅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胡适的世纪。我相信胡适的思想和精神，终会让中国走向一个自由、民主、理性、宽容的时代。 作为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旗帜性人物和一代批评家，胡适一生所秉承的是实事求是的精神，胡适常说“有一份证据，便说一份话”，这句话成了贯穿他一生的为人处世的原则。他身上所具有的勇气和求实的精神，感召了无数人。 胡适先生说，中国文化上的崇古倾向所形成的文化独裁，才是让中国社会裹足不前的根本原因。虽然胡适先生一生著述，常常因为事务繁多而虎头蛇尾，只有上部，没有下部。但是文以载道，从胡适先生的著述中所透射出来的那种对本民族文化深刻自省的精神，才是至关重要的。 胡适的文章，自有一种其他人文章中所不具备的恢弘气度。胡适不惮于进行任何批判，为了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胡适一生捅了很多马蜂窝，得罪的人数不胜数。海峡两岸，共产党和国民党，均一度掀起了批判和清算胡适的风潮。胡适孑然一人，流亡美国，看到这些批判后，也只是淡然一笑。 胡适先生为人宽容大度，温润如玉，有古君子之风。即便对谩骂自己的人，胡适亦能公平对待，鲁迅骂过胡适，但是在有人对鲁迅进行人身攻击时，胡适反而能维护鲁迅，而鲁迅就做不到这一点。胡适的品性一面是刚毅不阿，一面是宽厚质朴。 毛泽东和蒋介石均曾有意拉拢胡适，但是胡适不为所动，坚持道义。胡适关爱苍生，为了民族文化的进步和社会制度的变革，无所畏惧的前行；他爱惜人才，提携后学，不遗余力。这种高风亮节和豁达大度，在近代文化界，是极为少见的。胡适的品格，较之于一些明哲保身，躲在书斋里研究学问的所谓学问大师，高出太多了。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微斯人，吾谁与归？”胡适的理想，要实现是非常困难的，起码在目前看来，我们的社会还没有达到胡适所期望的状态。但是与胡适有着共同的愿望的仁人志士，却是前赴后继的，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批人存在，人类文明才在不断的进步，我们才得以摆脱旧思想、旧制度、旧宗教的摧残，成为越来越自由和幸福的人。 胡适儒雅的外表之下，自有一种倔强的精神。但是胡适却非一勇之夫，在乱世之中，理性的胡适冷静的认识到要保护好自己的有为之身，活下去，才能继续战斗，而非像闻一多一样拍案而起，死在血泊之中。古来贤者皆倔强，但其中成大业者却并非单纯的只是倔强。…

我十六岁那一年，我的语文老师李立新先生跟我提读书的一个理想的标准是“博古通今，贯通中西”。我受他的影响很深，他的这个标准，成了我从那以后，贯穿我终生的读书治学的态度。我在这八个字的基础上还做到了“文理兼修”。作为一个理工科出身的学生，我既受过自然科学方面的训练，又孜孜不倦的学习文史哲方面的知识，甚至还接受宗教训练。在学生时代，我的文理两科的学习成绩都很好，不偏科，几乎每科都能考出满分或者接近满分的很高的分数。 李老师认为我应该接受综合性的思维训练，他是一个很博学的老师，家中藏书无数。在中学时代，他是我读书的引路人。他几乎每周都会从他家的藏书中带来一些好书，不声不响地放到我的课桌上，让我在课余时间去阅读，读完了我就会还给他，他会再给我换一批新的。这些书涵括的范围非常广泛，中国的儒释道法等诸子百家的学说，西方哲学，和一些新锐的人文思想方面的著作都会有。看起来杂乱无章，但是却为我奠定了一个宽阔的人文社科方面的基础。 我遇到他，是遇到了明师。在我读书的时代，因为受应试教育的影响，理科生很少去读文史哲方面的书，文科生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学习又不在行。所以我们那个时代，多数的理科生，最后在人文方面几乎是一张白纸，文科生在自然科学方面又很逊色。 而我却非常有幸，学习自然科学的同时，在人文社科方面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看到了一个宽阔的世界。当然，我也为此付出了比一般人多得多的辛苦，在学生时代，我每天学习和读书的时间超过了十二个小时。结束了学生时代，依然每天过着手不释卷和笔耕不辍的生活。大概这一辈子，都不会放下阅读、学习和写作的爱好。 我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的辅导员蔡老师问我：“你接触那么多家的思想学说，最后脑子里会不会混乱？你究竟以哪一种学说为主？”那时候我年龄还小，我不记得我自己当时是怎么回答他的。以我对自己的了解，当时狂傲的自己，应该是很自负的认为自己是不会混乱的。 实际上，在我阅历了一些世事后，我的确迷惘了，无所适从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究竟应该信仰佛教？还是应该信仰科学？是做一个道家弟子好？还是做一个儒家弟子好？我经历过一些反复和挣扎。 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我曾深深地认可儒家的入世思想；在另一个阶段，又为佛家的四大皆空的出世思想强烈吸引；还有一段时间，则是一个坚定的道家弟子，向往回归自然地生活；有时胸中热血沸腾，又会想着改造中国传统文化，融汇西方思想，在中国进行思想解放运动。一般来说，思想上的这些变化，与我个人在生活中的遭遇有密切的关系。 直到年近不惑，才逐渐进入了另一种状态，继续广泛的阅读，但是不再受所学过的任何思想学说影响。因为我在实践中既认识到了各家思想学说的长处，也认识到了它们各自存在的缺陷。任何一门思想学说，都只是一个人用来应对世间，指导自己思考的一种精神工具。不学习这些思想学说，遇到重大的人生问题时，便无精神工具可用。执着于任何一家思想学说，又容易落入偏执和极端之中。 生活不会是一成不变的，时代背景也不会是一成不变的，所以人在具体的时代背景下，在日常生活中，会碰到的各种复杂的问题，不会是任何一个单一的学派的思想能够解决得了的。非得用某个单一的学派的思想去解决所有的问题，一定会出现自相矛盾的地方。与其牵强地固守一种学说，不如融会贯通，灵活运用。 所以我现在不把任何一种思想对我个人的影响上升到信仰的高度，一旦信仰了某种思想，便容易为其束缚，成为其俘虏，做人做事少了份灵活。我认为人一生中，唯一值得坚守的，是一些简单的为人处世的原则，比如不作恶、不贪婪、与人为善、诚实守信、自立自强、宽厚待人、知错能改等。这种简单的为人处世的原则，几乎在任何一个思想派系的伦理观中，都是高度雷同的。如果一定要有个什么信仰的话，我就会把这种简单的价值观当作我的信仰。…

高中时，有一次恩师李立新先生和我在走廊上聊天，他跟我说：“志远，你不要总想着去当救世主！”还有一次，他在我的文章后写了一条批语：“不要锋芒太露，学会韬光养晦。” 这么多年，恩师一直不忘钝化我的锐气，将我磨练到利剑无锋的境界。我三十五岁那年，恩师趁着端午节给我发了条手机信息，大意是，看着我这些年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努力，他和师娘为我感到很欣慰，希望我早日实现理想，同时他希望我不要总像太阳一样发出耀眼而又灼热的光芒，要学会像月亮一样柔和静美。 一个中学时代的老师，二十年，时刻不忘雕琢自己的学生，这份情谊，实在令我感佩。而我这个顽劣的学生，需要老师终生如此记挂和不断的点拨，才能有尺寸长进，也真是够鲁钝的。如今，我大致明白了我自己的问题所在。我对这个世界总是忍不住要干涉，忍不住想去改造它。这种性格，如果在西方国家，可能属于一种较正常的公民性格，但是在中国，就有些不正常了。因为我们中国，目前还不是一个公民社会。 在一个公民社会里，公民享有公民的权力，履行公民的义务。他们履责的时候，法律会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但是在一个非公民社会里，公民不享有公民的权力，履责时经常会受到各种人身安全上的威胁。所以大家逃避自己的责任，是情有可原的。如果我们自己想履责，就自己埋头苦干去，不必强求所有人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别人没有义务冒着风险去履行他们的职责，我们必须谅解他们，也应谅解他们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为逃避社会责任而作出的种种看似难以接受的人生选择。 假大空这种现象，是在这种非公民社会的环境下，因为制度的原因，导致的人性扭曲的产物。近来读了点文史方面的资料，看到了一些文化大师们在中国的几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的表现，发现很多我自己敬佩的一代宗师们，也未必个个能在文革这类特殊时期保持自己独立的品格。在这些时期，文化大师们一样做下了不少卑污的事情。 所以，人的高标准的要求，永远只能是在理想的社会状态下才能做到。在世界成为真正的净土和理想国之前，人性中不美好的一面的存在，是符合人类生物特性的，要理解和原谅。 但这并不是说，因此我们就该放弃自己的理想。而是说一个人要想在中国这样的国度，做一些对国家和社会有意义的事业，需要学会刚柔并济。太柔难立，纯刚易折。儒家的经世致用之道，是建立在内圣外王的基础之上的。“内圣”，就是要在自我修养上，达到几近于圣人的境界。 那么圣人的境界是什么？首先就是要有孟子所说的浩然正气，然后还要有一股韧劲，浩然正气是人的阳刚的一面，韧劲是人的阴柔的一面。没有浩然正气，难以走上正道。没有韧劲，难以在正道上走得久远一些。世上真正值得一做的事业，没有那么容易做成功。我们竭尽人事的努力，尚不一定能够成功，如果松懈下来，就更加的没有希望。 今天跟恩师打电话问候他，恩师又谆谆教导了几句，一是叫我不要放弃追求，要有所作为，要用出世的心态去做入世的事业；二是让我不要停止读书，恩师说，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还需要继续学习，要终生学习，才能深刻领悟；三是让我注意保护自己，不要轻易将有为之身，葬送在不必要的匹夫之勇和各种粗心大意的举动上。 人生有这样一个导师，二十年如一日的磨砺我，在关键时刻，总是说出最肯綮的话来指导我，这种福气，真是很不一般。我想我这些年虽然有不少的小过，经历了很多困境，但是却没有摔特别大的跟头，没有犯不可饶恕的错误，跟恩师一直以来，默默地关心我，砥砺我，和每到关键时刻，就不避嫌疑地站出来教诲我一下，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柴胡和黄芩，是和解少阳的两味非常重要的中药，用药得当，可治很多种疑难杂症，对癌症、哮喘、乙肝、肺结核、子宫肌瘤和各种慢性炎症都有很好的作用。 中成药柴黄片或柴黄颗粒就是将柴胡和黄芩两味药合用，提炼而成的。柴黄颗粒有清热解表的功效，可以用于感冒引起的发热、周身不适、头痛目眩、咽喉肿痛等（功效说明见《新编国家中成药》）。所以柴胡和黄芩并用，达到一定的剂量时，患者常见的反应是会发热出汗，病邪随汗出而解。 小儿因为感冒引起的发烧，笔者在患儿不能配合服用汤药时，常用中成药柴黄颗粒治疗，疗效甚好。顺便一提，癌症引起的癌热、肺结核引起的发热，均可在组方中加入柴胡和黄芩，达到退热的效果。如果癌症患者尚未出现癌热，提前应用柴胡和黄芩，可以有效的预防癌症患者的癌热的出现。对肺结核患者，在用其他药物的同时，配合柴胡和黄芩，可以提高疗效。 要注意一点的是，柴胡和黄芩用于发汗退热，患者服药后必须得是各种症状缓解而非加重，若是加重了症状，就说明用药有误，宜早纠正。或者更改处方，根据患者具体情况，搭配相应的其他中药，如用柴胡黄芩后汗出亡阳者，需与固表生津的白术、黄芪、防风、人参等合用。 柴胡和黄芩是一对很好的保肝中药，对肝功能欠佳，有较好的疗效。在治疗乙肝、肝癌以及各种癌症发展至肝转移时，笔者常用柴胡和黄芩为主要药对。对一般性的肝功能异常者，在处方中搭配上柴胡和黄芩后，多能收到立竿见影的疗效。 但是对一些药物性肝损伤，柴胡和黄芩不一定能够起到同样的作用，比如癌症患者服用靶向药或内分泌药，引起肝损伤，用柴胡和黄芩治疗时，常会出现失效。盖因这种肝损伤较难逆转，并且患者无法终止靶向药和内分泌药，即便一时有效，也常反复。 柴胡和黄芩合用，有较好的抗炎杀菌、抗组胺、抗过敏作用，所以对于多种慢性炎症，如慢性肺炎、支气管炎、慢性中耳炎、慢性肝炎、慢性妇科炎症、慢性前列腺炎、慢性肠胃炎乃至于癌症引起的各种慢性炎症性病变和多种过敏性疾病，柴胡和黄芩均有较好的疗效。 久病的患者，多会伴随炎症性病变，对一些久病的患者，在常规用药无效时，笔者常在原处方的基础上加入适量柴胡和黄芩，疗效迅速变得明显而确切，疗程缩短了很多。 笔者不但在治疗乙型肝炎时，必用柴胡和黄芩，在治疗慢性肺炎、慢性中耳炎和妇科的一些慢性炎症时，也常用柴胡和黄芩。在治疗久病的哮喘患者时，笔者也多喜欢在常见的治疗哮喘的处方的基础上，加入适量的柴胡和黄芩，疗效更为显著。 柴胡和黄芩合用，对癌症引起的胸腹水，也有非常好的作用。在应用相应健脾利水药、芳香化湿药和疏调气机药的同时，加入柴胡和黄芩后，患者的胸腹水，能够得到明显地改善，缩短疗程。…

患者齐某，辽源人，男，50岁，因其弟弟找我治疗淋巴瘤，陪同弟弟一起前来，谈起其家族病史。患者家中有长辈因为乙肝发展为肝癌去世。患者和其弟弟二人均为乙肝患者，患者本来准备进行抗病毒治疗，但是见到笔者后，想先中医治疗一下看看。患者脉弦，舌苔黄腻，腹胀，乏力，另有胆囊炎、胆囊结石等多种慢性病。2016年2月下旬到京首诊，笔者脉诊后，决定予健脾祛湿、益气化瘀法为主进行治疗，拟处方如下： 柴胡10g，黄芩10g，白术20g，茯苓20g，当归20g，白芍20g，淮山药20g，连翘20g，五味子15g，茵陈20g，炒栀子15g，生甘草15g，丹参40g，金钱草20g，鸡内金30g，海金沙20g，香附15g，木香15g，生黄芪15g 水煎服一日一剂，煎两遍，合在一起，分三次服用，饭后一小时服 患者服药一个月后复查，乙型肝炎的三项指标，两项转阴。 这种治疗思路，是笔者无意间从一个肝癌患者那里学习到的，该患者的岳父几十年前曾经在某老中医处治疗其乙肝，同去的还有另外两个乙肝患者，三人均被治愈多年。不过遗憾的是，当初的老中医给他们开的处方，只剩下一张残方。笔者此前据此残方治疗乙肝无效，后来自己在此残方的基础上，继续拓展了一下思路。治疗这位患者兄弟两个的乙肝，均取得了非常好的疗效。 顺便一提，本文中的患者的弟弟也是乙肝患者，同时也是一名淋巴瘤患者，在笔者处治疗淋巴瘤，淋巴瘤在三月内迅速缩小。乙肝引起的各项偏高的指标均恢复正常，但是他同时服用了抗病毒药。笔者此前曾经怀疑其弟弟乙肝被控制住与其服用的抗病毒药有关，现在从其哥哥的疗效来看，可能中药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更大一些。 这两个患者现在均继续在笔者处治疗，今后的疗效，笔者将会继续跟踪随访。笔者也将在近期，将这种治疗思路，试用于其他乙型肝炎患者，观察其疗效是否具有重复性。

昨天晚上，儿子问我，爸爸，你写了那么多的文章，有想过出书吗？我告诉他，在他出生之前，爸爸已经出版了不少书，只是从来不署名。儿子问我为什么不署名，不扬名立万。这孩子在北京长大，班里现在攀比之风较严重，有了名利之心，在我看来，这是很不好的。所以为他写这篇文章，希望他再长大一点的时候，能够明白，扬名立万并不重要。 我所写作的文字，集中起来，应该有一千多万字了，仅最近这一两年，在我自己博客网站上发布的，也有数百万字了。如果出书的话，现在差不多算是著作等身了。假如不死的话，这一辈子还会基本上每天都写作，最终从写作的这些文字中，整理些书出来，值得出版的，可能也有不少。 从这些年我的文章在互联网上被阅读的量来看，也有点影响力，只是我经常变换笔名，避免大红大紫的现象出现。人红是非多，因为太过头角峥嵘，而导致自己陷于各种烦恼之中的生活，我已经过够了。扬名立万的坏处，远远多于它能给我们带来的好处。 名利，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会成为人生最大的累赘。我很理解季羡林先生晚年的时候，力辞各种大师头衔之举。对一个热爱读书和写作的人来说，读书和写作是一种快乐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本身带来的快乐，就足够了。名利纯属利弊参半的副产品，而且一般情况下，弊是大于利的，除非我们的内心已经修炼到了视名利为无物的状态，否则名利带来的烦恼会让一个人承受不了的。 人都是因为贪婪和虚荣才会在意名利的，如果能够对清贫的生活安之若素，能够从大众的世界之中脱离出来离群索居，名利，就不再重要了。而且，清贫的离群索居生活，所能带来的快乐，远远大于名利所能带来的快乐。名利，公器也，人人欲得之而后快，一旦我们据而有之，我们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不但安宁的内心不可再得，便是人身安全也是堪忧的。 对一个安静的人来说，正确的人生态度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人弃我取，人舍我得。不参与到任何竞争之中，只沉浸在自己的快乐里。他人舍弃的，我们取一点安身立命。他人想要的，我们躲开。那么这个社会上的一切激烈的竞争，便与我们丝毫不相干了。 只有游戏中的竞争才是娱乐，真正的竞争是一种愚蠢的游戏，人性恶在竞争中原形毕露，各种假大空、假恶丑都会在名利之争中涌现出来。一个人培养一种爱好，一辈子玩着自己的爱好，自娱自乐，打发大量无聊的时光，掌握点谋生的技能，赖之以谋生，能够助人时，就助人为乐，这就够了。 至于扬名立万这样愚蠢的，会破坏自己的安宁和幸福的事情，在自己能够驾驭得了自己的内心之前，一定要学会躲开。

尘世生活，最大的负累就是虚荣和谎言，人活在这种环境中，时间浪费是惊人的，每天所说的废话难以计数。所以一个人若能与尘世隔开一堵墙，那实在是再幸福不过了。有段时间，我按照佛经中所说的戒四种口恶：两舌（搬弄是非）、恶口（口出恶言）、妄言（假话大话）、绮语（说漂亮话），结果发现，人与人交际中的九成以上的话，是可以省掉的。 相对而言，我最喜欢和幽默并懂得幽默的人在一起，与这样的人相处是愉悦的。不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能达到可以互相幽一默的程度，不太容易。多数时候，我们实际上只能和自己的亲密伴侣或至交好友才敢放心大胆的幽默。 我个人在人际交往方面是持保守的态度的，我在我自己的世界与尘世之间，筑起了一堵墙。虽然我撰文时会有很多批判性的言论，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是与世隔绝的。发布出去的文章，常常会遭到铺天盖地的批评，我自己也完全不在意。在现实生活中，我长期的交往对象，只有自己的妻儿和极少数几个知己好友，所谓的知己好友，大概一年也就来往个几次的样子，有时甚至好几年都不会见面。逢年过节，回家探探亲。除此之外，就是与患者之间的医患互动了。 这样的生活，既能节省金钱，又能节省时间。可以把金钱和时间，都集中在买书、读书、学医和写作上，自娱自乐，自得其乐，乐无穷也。最可靠的快乐是简单的快乐，是在心如止水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其乐无穷的快乐。对我而言，这样的快乐，只有在读书、散步和写作中能够找到，它无需依赖外界就能实现。 我不生活在任何体制和系统内，这么多年来，除了打了几个月工外，其余时间均是靠自食其力养活自己和自己的家人，所以任何依赖关系建立起来的生存途径，对我而言，都等同于不存在。用古人的话说，这就叫自给自足。这种生活方式和田园生活，本质上是一样的。作为一个自由职业者，在收入上可能有不稳定的现象，但是只要自己不在意收入的多少，节俭而有规划的过日子，也没任何不好。 只要自己不主动去接触，人际关系中的负面影响，就根本波及不到我的世界。在一个浮躁的时代，离群索居，可以最大程度的降低生活成本和节省时间，率性随意，多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一个读书人最理想的生活状态，莫过于此，我当知足，不再多求。

有的时候，人和人的缘分，一面就足够了。因为，他就是你前世的爱人。 ——《圣经》 杨绛走了，一场旷世的爱恋的活标本走了。各种新闻媒体、自媒体上，都被杨绛去世的消息淹没了。这是因为钱钟书与杨绛的爱情，朴实而又惊艳，令无数世人羡慕。 上苍造人，分男女之别，然后又让男女之间，有情爱存在。爱情的珍贵，胜过一切。便是倡导断爱去欲的佛陀，也感慨“爱欲莫甚于色，色之为欲，其大无外，赖有一矣，若使二同，普天之下，无能为道者矣”（语出《四十二章经》）。 从佛陀的这种感叹中，我不揣冒昧地猜测，佛陀之所以出家，与他碰不到志同道合的情侣有一定的关系，倘若有这样的情侣在，佛陀也不会剃发成为沙门的。因为佛陀承认“若使二同，普天之下，无能为道者矣”，这样的话，是把他自己也涵括在内了的。 有时我们过着日子，过着过着，便厌倦了。夫妻双方，过得毫无激情，之所以彼此还凑合在一起过日子，更多的原因，是一种责任和亲情。我们也已经习惯地认为，爱情终会褪色，亲情才是维系夫妻关系的根本。人世间，对婚姻不满意的夫妻双方，劝慰自己的时候，多数喜欢这样的腔调。 这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爱情是重要的，没有爱情的人生，是一场孤独而又疲惫的旅行，没有爱情的婚姻，是毁灭双方的人生的牢笼。 那么爱情是什么？爱情的基础是彼此的喜欢、欣赏和认同，理想的爱情，按照霭理士所说，是建立在两个志同道合者之间的。如果夫妻双方，对对方精神世界最核心的东西，如人生观、价值观和人生理想等，都嗤之以鼻甚至恶毒抨击的话，那么这样的一对夫妻，生活在一起，就如生活在炼狱之中，一辈子饱受折磨。这样的婚姻，与其痛苦地维系，不如趁早解散，夫妻双方各自再找理想的伴侣，彼此都不虚度此生。 在物欲横行的时代，世俗社会的婚姻，正在逐渐演变成一场场变相的性交易，一个男人要想娶一个女人为妻，需要付出很多物质上的代价，婚后，也需要为满足这个女人各方面的物质需要，而不断地奋斗，不管这种奋斗是否自己喜欢的。而男人，亦在虚荣心的驱使之下，浮躁不安。 在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的中国，纯洁的爱情开始变得越来越稀有。我们周边的社群，正在把婚姻中的物质交换这种事情，合情合理化、常态化和仪式化。作为从众心理严重的人类，我们多数人总是愚蠢的认为，大家都这么做，我们也应该这么做。所以在我们中国，这个好面子大国，婚姻的彩礼一路攀升，婚后在物质上的索求，也依然不会停止。这样的婚姻令人厌倦，甚至厌倦到最后，连性生活都会没有了。…

钱钟书先生的爱人，杨绛先生去世，享年105岁。 既才华横溢，又性情温婉，一生甘于清贫，甘于寂寞的一代才女，终于离开了这娑婆世界，成为中国文化界的绝响。杨绛和钱钟书之间的爱情，平凡而又伟大，两个喜欢安静的人，一辈子相守在一起，读书、写作、翻译、教学，互相欣赏，互相爱慕，相濡以沫地过了一辈子。 钱钟书才华卓绝，留下的《围城》和《管锥篇》分别成为文学界和学术界的两座高山，但是钱钟书一生，用现在的标准来评价，就是一个不通世务的书呆子，笨手笨脚，基本的家务都干不了，也不富贵。在钱钟书和杨绛组成的小家庭中，杨绛内外一把抓。外向的杨绛帮助钱钟书打理了一切俗务，让钱钟书得以专心于自己的写作和学术研究。 钱钟书和杨绛的一生，过得既清贫，亦富足。直到晚年，他们才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公寓，这样的生活，杨绛亦能安之若素。他们毕生的稿酬所得，最后都捐献给清华大学的“爱读书”基金会，用于支持贫寒学子们。 这样淡泊名利的一对文化人，不但在浮躁的尘世间，便是在学术界，也是极为少见的。钱钟书生前对杨绛的评价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钱钟书这样的男人，娶了杨绛，真是如他母亲所说的“痴人痴福”。 一个钱钟书已经不多见，再加上一个世间罕见的杨绛，这样的婚姻令很多人艳羡不已，是真正的神仙眷属。人世间不知道有多少本来恩爱的夫妻，在柴米油盐的生活中，磕磕碰碰，最终被世俗生活折腾得男女双方都疲惫不堪。但钱钟书和杨绛，并未受清贫、挫折的生活影响，一辈子恩爱如初，彼此发自内心地欣赏对方，各自都在自己爱好的领域耕耘了一辈子，做出了自己的成绩，立言于世，也不算白来世间一趟。 人是可以虽然寄寓在人间，但是却活得与世隔绝的。钱钟书和杨绛的一生，就是这样。世俗世界里的一切，对他们毫无影响，他们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这种淡定从容，正是在文化的涵养之下，人的性灵上升至极为纯粹的状态之后，才会具备的雍容大气。 钱钟书和杨绛，夫妻双方志同道合，互为知音，既是人生配偶，又是一辈子的情人。文化人之间如此完美的婚姻，在整个中国的文化史中，也不多见。司马相如和卓文君，也是不及的。 杨绛先生淡泊名利，与世无争，终于换得了“仁者寿”的人生结局。先生今日大归，但是先生身上的精神，却是会永远的留存于世的。 他人的人生难以复制，我们人世间的夫妻们，不一定人人都会像钱钟书和杨绛那样，活得超脱俊逸，但是若彼此能够互相欣赏，互相珍惜，不忘彼此互相吸引，相爱而走到一起的初衷，或许，也可以活得幸福多了。身外之物，饱暖之余，皆属累赘。若为追求物质享受而不断强求，精神上的愉悦就永远不可得，此生可不白来一趟了么？

近几年的新闻，医患纠纷被曝光的很多，杀医和伤医事件，时有发生。最近这段日子，几乎是每天都会发生数起。记得我当年因为母亲生病而决定弃商从医时，我的当医生的师兄极力劝阻我。但是我还是执意要走这条路，因为在我母亲生病直至病故的这个过程中，我意识到了医学对人类的重要性，意识到了医生这个职业，对社会大众的重要性。况且，悬壶济世，是我从少年时代就有的梦想。 等到我突破重重困难，踏入医疗行业后，我才体会到了在中国目前的社会环境下，想当一个好医生真的很不容易，明白师兄当年为何如此苦口婆心地劝阻我走医学这条路。 记得有一次，我到师兄诊室里找师兄叙旧，一个患者家属冲进来，要师兄给他的妻子开精神病诊断证明，以便他回村里办低保。师兄所在的科室是神经内科，这种证明只能到市精神病院去开，所以师兄耐心的对这位怒气冲冲的农村汉子解释，神经内科和精神科是不同的两个科，这个证明需要去精神病院开，神经内科开的不管用。 但是这个大汉不能理解和接受，勃然大怒地拍桌子吼叫：“神经病和精神病不就是一回事么？我已经来了四趟了，你们一个个的推脱我！”接下来便是污言秽语的痛骂医生。师兄默然不语，不敢还口。我想如果这种情况下，师兄死于那个大汉之手，一定会有不少的不明真相的群众痛骂师兄如何不良。 那个大汉走后，师兄苦笑着跟我说：“志远，你还要当医生么？”这种亲身经历的确令我有些压抑，但是我还是选择了继续在医学这条路上走下去。因为我也有亲人，他们也会生病，如果没有人去当医生，我的亲人生病时，就没有人来治疗和照护。尤其是，在我体验了我母亲身患绝症，四处求助无门的经历后，我更是坚定地要走医学这条路。甚至，我希望我的儿子继承我的这种人生愿望，长大后也去当一个救死扶伤的医生。 我们这个社会，戾气是很重的，社会矛盾非常尖锐。医生这个职业，因为太特殊了，所以现在处在很危险的境地。此起彼伏的医生被杀被殴的新闻，令众多在医疗行业奋斗的同行和他们的家人们胆战心惊。相对于我以前从事的商业来说，医生付出的辛劳和收获的报酬是不成正比的。商业只需要胆略和判断力，医生不但需要胆略和判断力，还需要掌握大量的专业知识，没有任何一个行业的学习曲线有医生这个行业那么长。医生是需要活到老，学到老的。 我自己学医，是每天四五点钟就起床，看几个小时的医书后，其他人才陆陆续续从睡梦中醒来。因为诊治的多是癌症患者，需要长期复诊，所以每诊治一个患者，都会反复翻阅各种资料，看看是不是有更好的解决患者问题的方案。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中，基本上每天过的都是这样的生活。清贫而又辛苦，好在自己乐在其中，倒也不知疲倦。 如今支撑着我继续在医学这条路上往前走的，是一种救世情怀。终我一生，我肯定会把自己的心血和才智奉献给患者，也许有一天，某个不理性的患者或患属拿起刀，让我倒在血泊中。但是即便有这样的危险，亦难以改变我终生学医行医的志愿。而且我希望我的儿子，即便在我死在患者之手后，还能继续在医学的道路上前行，不要因为这样的阴影而放弃救死扶伤的事业。 我始终坚信，人类文明不会倒退，社会戾气终有逐渐消解的那一天，之所以它还不能消解，那是因为我们为消解这戾气付出的努力还不够多。物极必反，当医患纠纷恶劣到医生们不敢行医的时候，整个社会都会反思我们现在的医疗体制和我们的法制环境、人文环境，会反思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的失败之处。医生们也会更自律，真正有慈悲心肠的医生会越来越多。 最近，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一再提及要发展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我觉得这是好事。我们过去的几十年，因为在这方面不重视，所以导致我们国民，现在大多出现精神真空，各种有害的思想乘虚而入，这是我国国民戾气深重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