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远 ⁽³²⁰⁹⁾

癌症到了终末期，任何治疗手段所能起到的作用均是有限，起死回生的希望渺茫，但是很多患者家属仍然不死心，还是希望治愈患者，四处求医问诊。 以前每当碰到这类情况时，我总会劝说患者家属放弃治疗，因为从循证医学的角度来说，继续治疗没有任何意义，不但浪费钱财，而且还会给患者带来痛苦，尤其是一些创伤性的治疗，更是让患者苦不堪言。但是患者和患者家属多抱有一种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依然不放弃各种无望的治疗，这往往给了一些骗子可乘之机，同时也给患者的身体造成了很不人道的伤害。 在我自己的母亲人生的最后时刻，我是冷静的。也许凭借现代科学，凭借我自己的医术，我还能有办法让她再多活几个月，可是这多活下来的几个月，除了忍受最深的苦楚之外，并没有太大的意义，我知道她将受尽各种折磨，最终痛苦的离世。 所以这些年我虽然为自己的母亲没能得救而悲伤过，但是却也为她没有受太多的罪而感到很安慰，她在离世前的两天，还能出去看人打打牌，离开人世就像是突然之间的事情。没有遭遇多数癌症患者人生最后的阶段的种种更为严重的折磨，无论是于她自己，还是于我们家人，这都是一种最大的安慰。 我的岳父离世前，我亲手拔了插在他身上的胃管和氧气罩。我既是他的女婿，也是在他眼前坚守到最后一刻的一个医者，眼见他已无回生之希望，我不愿意再看着他遭受人生这最后的一场罪。我岳父临终前，含笑而逝，他是我见过的对待自己的死亡最洒脱的一个人。 如今我常常要面对一些在绝望中做最后的挣扎的患者和患者家属，他们来咨询我的意见时，有时我会直言不讳的劝说他们放弃任何抢救性治疗，让患者尽早自然的结束生命，因为从我个人的经验来看，这是让患者受罪最少的方案。 但是这种建议不容易被人采纳，所以后来我逐渐只对那些对我本人极为信任的患者家人说这类话，因为那些不信任的人，会觉得一个医者提这样的建议，非常的残忍。 我的堂伯母突发中风，我赶回去看望她时，她已经在我们湖北省人民医院的ICU病房里，没有办法自主呼吸，要靠各种精密的医学仪器支撑她维持基本的生命体征。我极力劝说我的堂哥放弃这昂贵而又残忍的治疗方式，但是他认为这是不孝，一定要坚持。到最后，我的伯母受了不少罪，半个月后终于还是离世了。 我们中国人有种愚孝的精神，这种精神常常会发展到不理性的程度，这样的愚孝并不值得鼓励。敬畏自然规律，尊重生命本身，需要更多的从人道主义的立场上，而非近乎愚昧的孝道上去考虑。

凡事一走极端，便有流弊，一有流弊，便终将发展成恶俗。 如孔夫子讲孝道，有时不免失于刻板，这种流弊发展下去后，就形成了愚孝的恶俗。卧冰求鲤这样的故事，如果认真去想一想的话，实在愚孝到值得批判的程度，但是今天的北京街头，依然在用一些宣传画宣传这样的愚孝，小学里也在教这类愚孝的故事。 王祥的母亲，大冬天的想吃鲤鱼，王祥为了孝道，用自己的身体体温去融化冰块，然后在冰洞里捕鲤鱼给自己的母亲吃。这样的愚孝，真的值得提倡么？除了体温融化冰块之外尚有许多办法可以打开冰面，如用石块砸冰、烤火化冰等，用身体去化冰实在是愚昧之极，对自己身体极为有害。而且我甚是怀疑，这么愚蠢的办法，根本融化不了冰面，这种故事更像是伪造出来的。 佛教的流弊，也是多得数不胜数，千百年发展下来，就成了极度的恶俗了。

放射治疗是妇女的子宫颈癌常见的治疗方案，放疗结合化疗，对部分早中期的宫颈癌患者，可以达到接近根治的疗效。但是放疗引起的后遗症放射性肠炎，也是令患者非常痛苦的。 宫颈癌放疗后出现的放射性肠炎，临床表现出来的症状，主要为肠胃系统经常性的崩溃，部分患者腹泻和便秘交替出现，多数患者以腹泻为主，偶发肠绞痛，经常便血，患者常常要因为慢性失血过多而输血。精神、体力和生存质量均受到严重影响，治疗起来非常困难，以至于很多患者放弃治疗。 放射性肠炎

从古到今，没有知识分子的批判，社会、文化和科技，都难以取得跨越性的进展。当一个批判者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因为批判者常常需要以一己之力，挑战一个庞大的群体的信仰。这种挑战往往意味着，批判者会因为冒天下之大不韪而遭到被批判对象的疯狂围攻。在那种野蛮的宗教独裁时代，一些批判者，甚至要受到宗教裁判所的制裁，被烧死或者杀死。 西哲亚里士多德有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不过在人群中总有一批人，是不喜欢亚里士多德这句话的，对于这类人来说，吾师即真理。如果我们的言辞对其信仰稍有不敬，他们就会受不了。觉得冒犯了他们，而他们自己则喋喋不休的向外界拓展信徒。 这种人身上存在着“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极权因子。他们遭到批判时，要么就恶毒谩骂，要么就哭爹喊娘的，骂人家没素质，不懂得尊重他们的信仰。一个人有信仰，只能你自己去尊重，这世界上没有任何第二个人有义务去尊重和捍卫你的信仰。就如已故的美国前总统杰斐逊所言，每个人的灵魂，都应交由他自己打理。 常常有人说，西方国家是如何如何的尊重个人的信仰。但是据我所知，在西方国家，宗教信仰也一直都饱受争议，批判宗教信仰的思想家前赴后继。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正是以宗教解放和思想解放为主旨的。西方今天的宗教信仰，是在社会的批判下，在古老的宗教信仰的基础上，做了很大的改进的。若非如此，西方人还生活在宗教制裁和十字军东征的阴影之下。 除了宗教信仰之外，人还有其他的各种信仰，比如对传统文化的各种迷信，或者对某种思想的迷信。这种人，我们只要发表了与他们意见不一致的意见，立即围攻过来，要求我们闭嘴。文人是舆论的先锋，文人闭嘴，这个世界就真正沉默到极点了，成为了极权主义者的天下。 面对这类人多了之后，我逐渐明白了，作为一个爱批判各种坏现象的写作者，无论怎么说话，都会捅马蜂窝，会遭来一群的马蜂的追逐和攻击。与其唇焦口燥的去说服，不如拿起棒子当头棒喝。 胡适在中国发动新文化运动时，几乎被全国人骂臭了，各种各样的奇葩的骂法都有。胡适的朋友劝说胡适，你一个秀才，怎好与一群土匪斗？李敖很欣赏胡适，但是对胡适的一味忍让看不顺眼，所以李敖一直像只好斗的公鸡、多情的种马一样，笑傲文坛的同时，收罗女人。我对李敖的风骨颇为佩服，但是没有他老兄那么好的肾，所以做不了种马，但是却很欣赏他斗士的风格。 所以我写文章写着写着，逐渐畅所欲言，再不在乎任何人的谩骂和脸色。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文人墨客的几篇文章能改变得了的，但是文人墨客的几篇文章也不是毫无用处的。从古到今，作家作为社会的良心，一直是社会良知的中流砥柱。如果所有的作家都爱惜自己的脸皮，不肯发声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就毫无改进的希望。 一个作家想没有敌人是不可能的，甚至今日的粉丝和朋友，明日都可能会成为敌人，因为写着写着，说不定哪天就会在某个问题上踩着粉丝和朋友们的尾巴了，他们在嗷嗷叫唤一阵后，会加入攻击我们的阵营。进行社会批评的写作者，要习惯孤独，要泼皮一些，内心强大一些，对一切都不必在乎。 我在网上写作了快二十年，逐渐明白，自己应该跟谁都别走太近，因为一旦走近了自己的读者群体，之后就极容易被他们绑架。总有读者对我提要求，要求我代他们说话，或者看他们的面子不说什么话，而他们所要说的话，有一些是狗屁话，我如何好说出口？他们让我看面子不说的话，正是我不吐不快的话，怎好因为情面而憋在心中？文章，不是用来说狗屁话，而是用来直抒胸臆的。…

宗教总是在发展的过程中，路越走越邪的。 如今中国的各种宗教组织，越来越像传销了。而传销组织，则越来越像宗教了。在一个很多人灵魂空虚的年代，宗教和传销乘虚而入，攫取信众的灵魂，搜刮信众的腰包，宗教讲师和传销组织的讲师，都能头头是道的说服信众投入到他们的组织之中，很多人被洗脑后，抛家弃子，去跟随导师们从事伟大的事业。 很多宗教信徒也和传销分子一样，自己掉进坑里，自己傻掉了，还希望别人和他们一样傻掉。有一些迷信进去后，就拼命的希望说服自己身边的人，也迷信进去。尤其是，几乎一切宗教在中国，都会被吹嘘成能治病，在癌症圈子里，很多人相信念经可以治好他们的癌症。结果一些极度迷信者，排斥上医院，治病仅靠念经。 我是不反对从宗教中学习点智慧的，我自己也一直这样干，批判继承宗教中的精华，是我毕生的爱好之一。但是我真心不觉得宗教教义中的那些精华内容是什么“无上正等正觉”，是什么至高无上的真理，充其量也不过一些哲学常识而已，有一些见地还未必高明到哪里去。 说实话那些傲慢的认为自己信仰的宗教教义至高无上的家伙，只不过是在文史哲方面见识太少了而已，因为浅薄无知，所以狂妄自大。 中国的宗教，就是一巨大的垃圾桶，藏污纳垢，里面装着各种垃圾，所以宗教徒脑子中，装着很多思想垃圾。但是他们还悲天悯人的，不自量力的好为人师，希望用这些思想垃圾来教化别人。并且仗着人多势众，不容任何人批判他们，奴隶的命，极权的心，可笑之极。 中国网络上，各种奇谈怪论的宗教徒多得数不胜数。你要批评他们传播的内容虚假恶心，他们认为你作为世间人，不懂出世间人的出世间法。 你既然是出世间人，跑到世间来这么欢畅干吗？无非不过修庙要钱，吃饭要钱，穿衣要钱，治病要钱，自己又不愿意劳动，所以在世间发展点信众，让人供养你们，解决你们的衣食住行而已，岂有他哉？ 很多被洗脑的宗教徒，和传销分子没什么区别，脑子纯属坏掉了，不再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已经成为虔诚的护法，动辄组团谩骂批评宗教的人。你的确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但是社会大众对你们在社会上传播各种歪理邪说，也有批判的自由，这种言论自由是法律赋予的。不要拿什么地狱啊、报应啊来吓唬人，对非信仰者，你们这一套既可笑又无耻。 至于说要人们尊重你们的信仰，尔等四处扩散我们这些无神论者不认可的神神鬼鬼之类的东西，算不算不尊重我们的信仰？动辄诅咒和看不起异教徒，斥之为外道恶魔算不算冒犯他人的信仰？你们这些有神论者蔑视无神论者的道德素养，自以为自己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是不是傲慢和冒犯无神论者？…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人类天性中本有的良善之心，是这个社会中善的一面赖以存在和弘扬的基础，但是到了佛教那里，一个人行善，成了积累福德收获回报的资粮。而佛教徒向社会众生循循善诱时，也是强调行善有各种福报，布施有各种福报，斋僧有各种福报，供养三宝有各种福报，这种一目了然的功利主义，逊色于不带有功利主义的人文关怀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远矣。 因为一个人行善，希图福报，就成了“市恩”，市恩者，以恩为商品，进行交易也，而且多数宗教所宣扬的市恩，还算不上等价交换，简直就是一种一本万利的交易，不无利用人的贪婪福报之心的嫌疑。最后演变成众生信仰宗教，行善施恩之时，就想着收获福报，或者是希望成佛，或者是希望过上富足的生活，或者是希望免灾。 当然，这帐是不好算到各种宗教的教主的头上的，因为正如法国哲学家勒庞所言，一切宗教的教主，都是被后世的宗教家，用来宣扬宗教的工具，各宗教的教义中多数已不是教主本人的真正意思，教主看起来受万众景仰，实际不过成了职业教徒们手中的傀儡而已。 我们不能不承认佛教宣扬的福报论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其流弊也是无穷的，最终导致大家行善积德时，首先想到的是回报。这与投资做一项生意，以小博大，并无二致。更有甚者，一些不良的佛教徒或者骗子，利用这种信仰，诳人钱财，乃至于骗色，害人性命。所以我们古人说，自古地狱门前僧道多，正是因为信仰的大旗，很容易成为招摇撞骗的幌子。 一个人助人为乐，若是出自天性，那该多么美好。对于天性喜欢作恶的人，宗教的教诲，并不容易使他悔悟，只有现实的打击，才能让浪子回头。社会阻止作恶的行为，一要靠法治，二要靠舆论监督。这两者的惩恶的效率，是胜于宗教的。 与福报论相比，我们似乎更应该培养大众的不求回报的社会责任感，人人生在这个社会，对这个社会是负有一定的责任的，不应该逃避自己的责任。行善既是我们的天性，也是我们的义务。佛教这种落后的福报论，这种以交易为目的的种福得福论调，应该逐渐受到淘汰，被更为阳光的人道主义精神取而代之。 我个人行善，若有人来告诉我，你行善有福报，我会觉得这是对我人格的最大侮辱。我行善不是为了福报，是因为确实同情我所帮助的人。驱动我帮助他们的，是我对他们的命运的深深的同情心。若将这种同情心，丑化为一种需要回报的“市恩”行为，实在是对我们本性存在的良善之心的羞辱。 对这个社会来说，行善是一种高尚的行为。人性恶普遍存在，行善得福报，并非必然的规律。今天我们帮助的对象，明天反咬我们一口的事情，多有发生。善人无好报，坏蛋乐翻天也是常有的事。这种事情并非什么福报论可以自圆其说得了的。行善是人自己发自内心的想去做，又何必在乎行善反遭恶报呢？ 善恶有报只是一种或然的规律，而非必然的规律。一个理性的人应该认识到这一点，而不是天真幼稚地认为，人人都会知恩图报。唯有明知如此，仍然坚持正义和良善，才是我们应该做的。至于惩恶，更应该相信法治的力量。地狱是不存在的，靠地狱纯属自我麻痹，靠法律远比靠地狱有意义。作恶者，就该绳之以法。 子思说：“自诚明，仁也；自明诚，智也。”那天生的仁义之人，本性中自有一种真诚，让他明白事理，为善去恶。而那种等而下之的智者，却需要在明白事理之后，才会选择真诚。仁者的真诚是不假思索，天性使然的。智者的真诚是建立在所谓的悟性和智慧之上的。智慧是没有天性憨厚那么可靠的。所以一个憨厚的人，常常不会计较太多，自动自发地助人为乐。而一个所谓的明理悟道之人，去行善之时，内心就有计较，这两者之间，差别很大。…

我个人对佛陀释迦牟尼的大部分哲学观点是认同并且钦佩的，但是对其提出的三世轮回和因果报应思想却非常的不以为然。也许这位古印度丛林中的智者，只是因为自幼便受过这样的宗教信念的熏陶，或者他只是希望通过推崇这样的一套思想，来实现其改善人间的愿望。但从实际结果来看，佛陀自欺欺人地熬制的这碗心灵鸡汤却是相当有毒的。 这种精神鸦片麻痹了很多人，使得他们成了阿Q一样的人，将自己在人生中遭遇的种种不公，期待于冥冥之中的这种三世轮回的因果报应规则，为其声张正义，而放弃了自己捍卫自己权益的努力，自欺欺人地靠着精神上的自我安慰过活。 佛教对我们中华民族的影响是深远的，佛教文化已经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佛教的三世轮回和因果报应思想已经融进了国民的血液，无论是不是佛教徒，都受其影响。很多人恨恨不已时，会用一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或者“恶人自有恶人磨”来排遣自己的怨愤。 我个人并不提倡冤冤相报，但是看到社会上恶势力横行霸道，而受害者却总是靠着这种精神鸦片麻醉自己，而不是奋起自卫时，内心感到无比悲凉。以前我总是喜欢打抱不平，仗义执言，打抱不平多了之后，我发现，我所帮助的对象，只要他们的性格始终是懦弱的，你帮助了他这一次，下一次他们的利益和人格受到侵害之时，他们仍然是这样的态度。 我们常说中国人习惯了“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家屋上霜”，我看多数中国人连门前雪都未必肯自扫，而是习惯了忍气吞声，最后那嚣张的恶势力越发地有恃无恐。所以在历朝历代的中国，极权、贪官、奸商、地痞恶霸或者明火执仗、或者巧言令色的侵犯老百姓的利益，却很少有老百姓敢于站起来维护自己。在中国发财致富很容易，只要突破常人突破不了的道德底线，就可以了。而在中国，突破道德底线的危险，远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因为我们中国人太懦弱了。 国民性格中的这种懦弱，导致我们中国人对英雄非常崇拜，多数受害者幻想有个英雄能站出来为他们仗义执言。最终一旦有了一个所谓的英雄站出来后，中国人便又极容易陷入盲目的个人崇拜，像文革这种事情的发生，便是一个例证。 我们国民的这种性格，导致我们难以建立起理想的公民社会。在一个理想的公民社会里，公民有维护社会正义的义务，公民的权益也要靠自己维护。 梁漱溟先生说：中国文化中有两个奇怪的现象，一是没有宗教的人生，二是历两千多年而不变的封建制度。我个人认为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中国人的人生是有宗教信仰的，只是他们所信仰的，看起来并不像西方人那么明显。如果我们在公开场所，批判中国人的很多传统的信念，那么我们马上会成为众矢之的，就像捅了马蜂窝一样，受到一群马蜂的围攻，这正是信仰的表现。 比如这篇拙文，实属平和之作，但是一经发布，谩骂之声将不绝于耳，原因无他，踩着了一群盲信的佛粉的尾巴。以至于老夫写作这么多年，若非心理承受能力超强，早已被骂得吐血身亡。被骂多了倒也蛮好，老夫写作，渐渐的就从早年的拘谨，转变成后来的肆意汪洋，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了。 我个人虽然提倡宽容，但是这种宽容是建立在彼此不作恶的基础上的宽容，对于作恶者，那是一定要打击的。全社会容忍作恶者，最后作恶者就一步步坐大，其势力终于难以撼动。就像莆田人开的黑医疗机构，居然几十年打不掉。这其中的原因，既有政府失职，也有普通老百姓不作为。一个人自己受害了，自己的权益都不去维护，等谁来当救世主救你呢？凡是不作为者，受害多少有点活该。…

很少有人酷爱中医到我这种程度，但是我却经常批判中医，招致很多中医同行和中医粉丝污言秽语的谩骂。但这不影响我对中医批判继承的态度，终我一生，我都会刻苦研习中医，临床治病救人，也会一如既往的批判中医，甚至越批判越深刻，越批判越激烈。 中医，作为一门古老的医学，有其强盛的生命力，但是也有太多的糟粕和渣滓。我只想我的读者们能够明白，中医有其有用的一面，也有其有害的一面。无论是学中医，还是找中医看病，我们都应该取其利而去其弊，不盲信，不盲从，正确地对待中医，借助中医帮助自己恢复健康，但是绝对不要因为迷信中医而糟蹋了自己的身体。 医疗行业的黑幕是很多的，从古至今都如此，除了一些出自恶意的黑幕之外，医疗行业还存在一些并非出自故意，纯属自身不足引起的黑幕。在中医领域，这种自身不足体现在中医的理论中有很多不切实际的地方，中医的一些理论存在重大的缺陷，习医者盲信之，就会导致自己学成了糊涂蛋；就医者盲信之，会导致自己轻者受伤，重者丧命。 中医的很多存在缺陷的理念，已经在中国人的脑海中根深蒂固的存在了两千多年，要去除这种思想上有害的毒素，颇不容易。笔者接触到的一些患者，迷信于中国传统文化中较为落后的一面，执着于将自己的生命托付给一些不负责任的神棍式的医者，多数在一年半载之后，病重难治，也无回头路可走。呜呼！思想之保守，终要以丧身之痛来作为代价，这代价也太重了。令人可悲的是，这种悲剧总在不断的重复。 我本人在癌症圈子里待了十年，十年来，看到了太多的血淋淋的不应该发生的死亡事件，我接触的那些患者以痛失生命为代价，让我深刻的体会到“愚昧是灾星”这句名言是多么的正确，这常让我如骨鲠在喉，不吐之不为快。 我出身在医学世家，叔祖为民间青草医，家父继承了一些医术，但是家父从来不读《黄帝内经》、《伤寒论》，所用的药材也非药铺里卖的中药材，而是他自己去田间地头采的药材，有些连正式的学名都没有。家父用药治病，常常是晚上用药，次日晨患者痊愈，疗效迅速可靠。有一些疾病，比如外科的红肿疼痛，喉科急症等，从未见过家父失手一次，其疗效可重复性毋庸置疑。但是这种土郎中，历来为正规的中医师看不起，尽管从疗效上来说，正规中医师有时连给这些土郎中提鞋都不配。 我自己学医时，走上了另一条路，拜师学艺，阅读经典，学习各种医学思想，辨证方法，临床跟师，观摩中医大师们治病。寒窗苦读，默不作声地跟踪了解很多中医名家的疗效，却发现无论是我自己，还是那些所谓的名家，按照中医的各种理论辨证治病，疗效远不如家父治病的疗效那么确切和迅速。 我渐渐比较理解鲁迅为什么要说中医是有意或者无意的骗子，普遍的临床疗效太低是中医界不争的事实，提高临床疗效才是中医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而要提高临床疗效，对我们目前的医学理论，难道不应该质疑么？如果这些医学理论真的非常先进的话，为什么那么多的中医师临床疗效难以超过30%？ 我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一种理论要让我确信不疑为真理，它必须得证明出它的普适性。否则我只能承认它是部分正确部分错误的假说，假说者也，是不必如此执迷不悟的。西医也存在疗效不高的问题，但是西医教材总还有个好处，对一些无法证实为疗效确切的理论，直接注明为假说。中医倒好，人家质疑一下中医的阴阳五行、六经辨证、三焦辨证、脏腑辨证理论时，一群的中医粉丝会一涌而上，痛骂质疑者为蠢货、低能儿、文化汉奸。谩骂时表现出来的低劣的素质令人咂舌。 我们这个社会不是一个重视讲理的社会，而是一个重视站队的社会。人们决定他们喜欢你还是厌恶你，不是看你说话是否有理，而是看你是否和他站在同一个立场上。站在同一个立场上，即便你胡说八道，他们也爱护你。不站在同一个立场上，你就是证据确凿，他们也会唾沫星子横飞，恨不得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要想活得逍遥自在一些，活得率性天真一些，活得无拘无束，而又无忧无虑一些，首先就需要把自己的一颗心磨练出来。 外面的世界总是风波不息，只有当我们把自己的内心磨练到强大至不可摧毁，亦不可被干扰的状态时，我们才能无论是在人生的狂风巨浪中，还是在人生的风平浪静时刻，都能够心如止水，不受外界影响。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能安之若素。 我个人认为有三种人生态度，是需要磨练出来的。 最重要的一种人生态度是无欲。 无欲不等于无所作为，无欲是不管有作为还是无作为，都不对功名利禄有任何期待。任何结果都坦然接受，从一开始就对最坏的结果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不期待美好的结局，不期待美好的名声，也不期待丰厚的经济回报。 那么无欲之后的人生，靠什么来支撑呢？靠乐趣。没有乐趣也没有欲望的人生，是消沉和虚无的人生，这种消沉和虚无的人生，是我个人所不取的。 如果一件事情，是自己喜欢做的，只要无害于人，那就埋头去做，乐在其中，即是我们所需要的全部回报。至于名利上的回报，根本不必在乎。得到了就得到了，没有得到也不必在意。一个人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不管能够做到什么程度，都可以始终满怀激情。 所以我个人一向随心所欲，从来不听任何人给我提的人生建议，因为只有我自己的内心，知道我自己喜欢做什么。兴趣这种事情，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旁人怎么会了解我们自己呢？一个人若自己都不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指望其他人能够帮助我们指点迷津，告诉我们怎么去做，那绝对是毫无用处的。兴趣是来自内心深处的激情澎湃的力量，它可以支撑我们一生。 兴趣可以带来的动力是惊人的，是欲望远远带不来的。古往今来，能够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者，靠的多不是欲望的驱动，而是个人兴趣和理想的驱动。人对自己的欲望终有厌倦的一天，但是对自己的兴趣，可能会有疲倦的时刻，却不会厌倦。 前段时间看到有位教育家对东亚教育的评价，觉得甚为中肯。这位教育家认为，整个东亚地区的教育，都是在扼杀个人兴趣的教育，这种教育，过度的功利化，所以多数东亚人的人生，都被毁在这种教育体制上。因为很多东亚人长大后，没有自己的个人爱好，工作只为了生存得更好一点，最终不免落入功利主义的深坑，在自己并不喜欢的岗位上，汲汲于名利，浪费了一辈子的光阴。…

《黄帝内经》是中医的经典读本，在我们中国，几乎每个学中医的都会被要求读《黄帝内经》，很多中医爱好者在学习中医时，也会被告知，一定要好好读《黄帝内经》。鉴于中国人向来有崇古的传统，很少有人敢挑战《黄帝内经》的权威性，如果一个中医人敢批判《黄帝内经》，一定会遭致很多中医粉丝的谩骂和批判。所以《黄帝内经》对中医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桎梏作用。 托名黄帝这个通天教主而问世的著作多得数不胜数，但是却以《黄帝内经》最为著名。大名鼎鼎的《黄帝内经》，肯定不乏真知灼见，但是其中的糟粕和垃圾，却也是很多的。长期以来，中医界的一些守旧的遗老遗少们，动辄抬出《黄帝内经》中的观点来压制中医界的一些创新性成果，简直迂腐之极，中国人的这种厚古非今的传统，极大地阻碍了包括中医在内的自然科学的进步。 可以肯定的是，《黄帝内经》绝对跟传说中的黄帝没有丝毫关系，只是战国时期的一些方术之士托名黄帝所作，到汉朝初期，又有一些方术之士往《黄帝内经》里添加了一些内容，《黄帝内经》全书的完成，可能经历了数百年之久。 据梁启超、胡适等史学家考证，《黄帝内经》中的阴阳五行等观念，既不是老子的思想产物，也不是孔子的思想产物，只是孔子和老子之后的齐国的驺衍，根据齐国传统的民间宗教中的一些理念，整理出来的一套概念。 梁启超认为：“春秋战国以前所谓‘阴阳’，所谓‘五行’，其语甚希见，其义极平淡。且此二事从未尝并为一谈。诸经及孔老墨韩诸大哲皆未尝齿及。然则造此邪说以惑世诬民者，盖始起于燕齐方士，因其建设之，传播之，宣负罪责者三人焉……，曰驺衍，曰董仲舒，曰刘向。” 梁启超的考证是不错的，在孔子、老子、墨子、韩非子等人的著作中，阴阳五行概念出现得很少。现在很多人把造出阴阳这个概念的黑锅扣到老子头上，实在是很冤枉老子，老子只不过说了类似于“负阴而抱阳”这样的话。阴阳在老子的著作中的含义也远远没有后世那么丰富和神奇，真正的阴阳家的鼻祖是驺衍。 驺衍何许人也？驺衍是战国时期齐国著名的稷下学宫中的风云人物。齐国因为靠海，商业较为发达，所以思想上很活跃。班固的《汉书》中记载齐国“太公以齐地负海潟卤，少五谷而人民寡，乃劝以女工之业，通鱼盐之利，而人物辐辏。……其俗弥侈，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至今其土，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其失夸奢朋党，言与行缪，虚诈不情。” 按照班固的记载，齐国人迂缓阔达，好议论，并且有夸大其词、言行不一的短处。《史记》有类似的记载，”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 也就是说这个齐国，因为是近海国家，工商业较为发达，加上国君喜欢招揽四方奇谈怪论者，所以思想较开放，不过开放到后来，就有些如胡适所说的“想象力往往不受理智的制裁，遂容易造成许多怪异而不近情事的议论。” 同时代人对齐国的这种风气的评价也不是很好，比如庄子说“齐谐者，志怪者也。”孟子驳咸丘蒙时说：“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成语“齐东野语”就是这么来的。齐东野语说的是一群胡说八道，哗众取宠的家伙在齐国稷下学宫一带，臆造各种不切实际的怪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