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远 ⁽³²⁰⁵⁾

送儿子上学的路上，我对儿子说，爸爸很抱歉，多年来和这社会上的大多数人一样懦弱和自私，对社会上的种种不公作壁上观，对社会制度的改进毫无建树，所以没能给他们这代人创造一个美好的社会环境，以至于让他们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在惶恐不安中度过。 我鼓励他将来寻找一片他自己愿意去那里生活的乐土，我的职责是为他提供他需要的成长条件，哪里有他想要的幸福，哪里就是他的家乡。他是新时代的地球人，不是民族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要有开阔的心胸和眼界。 我是他的父亲，我坚决的保护他不被任何人和机构洗脑，不让他成为没有独立灵魂的工具。我保护他的方法就是培养他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我要把他培养成一个既有自己灵魂又有生存智慧的人，有勇气也有谋略，而非一个很容易被人蛊惑的缺乏思考能力的人。 我希望他长大后能生活在一个大同世界里。 我对未来保持乐观的态度，我相信这世界会向着更美好的方向发展，我们今天还很不满意的世界会在不远的将来发生很大的改变——但这需要我们努力去推进社会的发展。 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人类在历史上从未像现在这样的通过技术实现互联，技术的日新月异会让信息在这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中自由流通。我们有自己的鉴别能力，任何人试图用谎言来欺骗我们都会是徒劳，我们会用自己的智慧去开创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未来的世界将不同于过去和现在的任何一种社会，人类的智慧和勇气会帮助我们战胜种种困难，我们终将生活在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里，不再会因为有些人的贪得无厌而不得不忍受不公和恐惧，也不再会因为愚昧和无知而充满暴力和偏见。 我们要好好的活着去享受这样的未来，我们也要努力而智慧的奋斗去创造这样的未来。人类从蛮荒时代走到今天，我们这个族群的生存史是一部艰苦卓绝的奋斗史。在这条奋斗的道路上，我们还没有取得最后的成功，还需要一代代人继续前赴后继的努力。 我相信这一天并不遥远，也许在我有生之年我是能够看到世界进入大同状态的。到那时我们的社会大众会有共同的价值观，并自愿而非被迫的在这种共同的价值观的指导下和谐相处。 我不会与这个社会上的不公合作，也不会向任何不义的力量屈服，终我一生，我都会对外发声。也许我不会激烈到要去抛头颅洒热血的牺牲自己，但是我不会对不公平的现象坐视不管，任由那些靠侵犯其他人的利益生存的人继续猖狂。…

很多人在今天表白，我也俗气一点，在今天向我最想表白的人们表白一番：我爱您们，亲爱的患者们！ 今天有两个患者给我带来了好消息。 一个是一个濒临肝硬化的肝病患者，他的肝功能异常了很久，肝硬度达到了临界值，人也失眠了两年，他快被失眠和肝功异常折磨成了抑郁症，他的家人在两个月前请求我帮帮他。 这个患者的家族有多人因为身体问题向我求助过，最早来找我的是他们家族的一个患淋巴瘤的警察。在找我之前他经过了西医的治疗，效果欠佳。找我之后，他的情况有非常明显地改善。之后他的亲戚朋友就都纷纷的来找我，他的同学和同事也因为各种身体问题来找过我。 我一向是专注于中医抗癌的研究的，但是在他的家人中算是破了例，他哥哥的乙肝和他的一个长辈的脑梗后遗症都被我解决得还算比较理想。他的表妹是他们本地的一个西医，在接触我之前是排斥中医的，但在她的表哥和她的亲舅舅的病被我解决的较好后，相信了中医，与我成了好朋友。 这个濒临肝硬化的肝病患者是他的另一个表妹的亲戚，我很高兴的是只用了两种中成药“鳖甲软肝片”和“大黄蛰虫丸”就解决了他的肝功异常的问题，用了点甘麦大枣汤加味做的袋泡茶解决了他顽固的失眠问题。病人家属很开心，我也很开心。 另一个患者是一个跟随了我两年的卵巢癌患者，我曾一度帮她缩小了肿瘤，但是后来因为耐药的问题，她的病情反弹了。西医建议她放疗，但放疗的效果也不理想，她希望我能够继续帮她想办法。前段时间我给她调整了用药方案后，她的癌指标开始明显下降了，她终于又一次看到曙光了。 而她看到曙光的同时，也意味着我在中医抗癌的研究上又进了一步，为她调整的治疗方案正是我最新在研究的方向。我很高兴这点小小的突破能够被证实为有效，我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把这种治疗思路向其他患者推广。 这样的消息总是让我有了继续坚持下去的勇气，与肝硬化和癌症这类被称为绝症的疾病作斗争，我们经常要面临精神打击，一再的失败让我感到沮丧，但也总有一些成功的时刻让我能振作起来，建立起对自己和对医学的信心。 所以我特别感谢这些信赖我的患者们，从十多年前我还只是一个二十多岁的毛头小伙子开始，就不断的有一些信赖我的患者希望我能解决他们的问题。到今年我四十一岁了，找我的患者多到了我的工作量始终是饱和的。我在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的同时，也加深了对自己所学的医学知识的认识。不夸张地说，这些医学实践改变了我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生命于我而言，是一个痛苦和快乐并存的玩意儿。我之所以选择学医，并广泛的阅读人文领域的各种著作，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几乎可以算得上是百病缠身的一个人。我从小就被各种各样的疾病折磨着，没有过上几天痛快的日子，学医和阅读可以减轻我身体和心灵上的痛苦。 疾病并没有让我丧失对生命的兴趣，我以前觉得自己很难活过四十岁，但是现在不但活过了四十岁，而且还活得很快乐。目测我的身体比二十岁时还健康，一时半会儿还死不掉。 二十岁的时候，我在思考我想要的人生究竟是什么样子。可能很少有人会在这种年龄思考这个问题，我的身体不那么健康，心理也不那么健康，二十岁时我几乎算得上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所以我对佛教说的“生死迅疾，世事无常”有深刻的认识。如果我不想浪费自己宝贵而短暂的生命，我就要想一想哪些事情有意义，值得做，哪些事情没有意义，不值得做。 我当时思考的结果是按部就班的接受完高等教育后去找份工作不是我想要的人生，我想要自己有选择自己人生的自由，我想要以我自己喜欢的方式去享受我短暂的生命。我如何判断自己喜欢什么呢？我不知道，我只好只关注自己当下的感受，当下我喜欢什么就是什么，不去想太多。 有了这种想法后，我就不愿意再在大学里混日子，于是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放弃大学，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喜欢读什么书就读什么书去，不在意文凭。这在当时是一个大胆的决定，我几乎遭到了围剿式的反对。不过天生的倔强和当时一贫如洗的处境救了我，我最后如愿以偿的走上了自己选择的人生之路，到了国家图书馆读书二十年，一边读书一边以各种方式谋生。 现在很多人在讨论知识的价值，照这种流行的观点来看，可能是我学到的这些知识产生的价值让我能生存下来。不过我当初选择这么随性的阅读和学习时，却完全没有想过这些知识能给我创造收益，我当时就像佛教里说的“如救头燃”（这是佛教的一个比喻，意思是就像头上着了火，要救这燃头之火一样迫切）的渴望从知识中解救我自己。 众所周知，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烦恼很多，我当时意识到只有求知才能解我心中那种种困惑，也只有这些困惑解开了才能让我的心安宁下来。所以什么书能让我感兴趣，能解决我身心上的问题，能让我忘记忧愁和痛苦我就读什么书。 这么读着读着，不知不觉就过了二十年，二十年后我发现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养成了一些根深蒂固的习惯：比如阅读和写作，比如经常反思自己。一日不思考，一日不阅读，一日不写作，我便浑身不自在，倒是把当初的烦恼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至于很多人因为我所学的知识对他们有益而愿意为之付费，实属我学习之副产品。直到现在我也不喜欢因为副产品而忘记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我的一个大学同学今天和我讨论人生的意义，讨论求知的问题，讨论阅历和见识的价值。他最近开始热爱学习，学习让他感知到了自己的无知。这有点苏格拉底的味道，苏格拉底说：“我知道自己一无所知”。只有态度诚恳的求知者才肯说这句话，多数真正无知的人是觉得自己无所不知的。 或许他觉得我的人生和他相比显得不那么循规蹈矩，有可供他借鉴的地方，所以他和我来讨论这些问题。他现在在澳大利亚有自己的企业，搞得也还可以。但是四十岁后他开始对赚钱越来越不感兴趣，而对以前看起来虚无缥缈的一些关于人生和宇宙的问题感兴趣了。…

在疫情肆虐了四个多月后，医学界对新冠肺炎的认识越来越清晰了，而新冠病毒这种新型的病原微生物也算是妥妥的在人类中站稳了脚跟。部分无症状感染者呈现了“伤寒玛丽”的特点——长期携带病毒且一直不发病，我国媒体对这类患者进行报道时用了个“常阳患者”的称谓，武汉已知的“常阳患者”有几十例。 二十世纪初，美国出现了一些感染源不明的伤寒患者，流行病学家对这些患者的追踪调查发现，一个为人做女佣和厨师的爱尔兰裔女子玛丽（1869年9月23日-1938年11月11日）携带了伤寒杆菌却始终不发病，她先后服务过的雇主的家人们陆陆续续都感染了伤寒杆菌，有一些死亡了。 后来卫生防疫部门发现了玛丽才是传染源，把她隔离了很多年，直到医生们认为玛丽应该没有传染性后才解除了对她的隔离。解除隔离后的玛丽在一家妇产医院工作，不久这家妇产医院开始出现大量的伤寒患者，最后追踪到的传染源仍然是玛丽，大家这才意识到玛丽仍然有传染性。玛丽被再次隔离，直至去世。 在玛丽生前，医生们给玛丽用尽了各种治疗伤寒的药物，但是玛丽身上携带的伤寒杆菌仍然顽固的存活着。刚开始被隔离在一座小岛上时玛丽很愤怒，但是当她被解除隔离并重新工作后又一次感染了很多人时，玛丽理解并接受了现实。 世界卫生组织首席科学家Soumya Swaminathan前天在英国《金融时报》全球董事网络研讨会上表示，他认为在未来四到五年内，人类可能都会要考虑控制新冠肺炎流行这一局面。这几天世卫组织也对外称，新冠肺炎将长期存在。 在人类历史上，流行到新冠肺炎这种程度的传染病没有一种会自动消亡。疫苗所能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以结核病为例，人类已经有了对付结核病的疫苗——卡介苗，但是全球每年还是有大约300万人死于结核病。只是普罗大众是不会关心这些数据的，只有流行病学家才会关注。 用不了太长时间，一般百姓也不会再关心新冠肺炎，毕竟大家都要生活。人们善于遗忘，结核病和艾滋病等现在有大量患者的传染病也曾一度让人类很紧张，不过现在的人们早已经对它们熟视无睹了。 新冠病毒终将像艾滋病毒和结核杆菌一样，只会被一些特殊群体关注。我不确定我们这个世界还需要多长时间遗忘新冠肺炎，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多数人会遗忘它。 昨天晚上我走在北京街头，看到七八个年轻人在打群架，有几个不戴口罩，一个警察正在讯问他们。路上不戴口罩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路边的烧烤店里也已经人满为患，北京的菜市场里的卖菜小哥已经有些不再戴口罩了。我自己的家人在取快件时和快递小哥彼此都不戴口罩近距离交谈——这让我非常恐惧，并且立即在家里采取了隔离措施。 我如此小心翼翼是因为我儿子今年要中考，容不得半点疏忽，再加上我自己是一个学过医掌握了医学常识的慢阻肺患者，属于易被新冠肺炎致死的高危人群，所以我会比一般人警惕一些。…

今天是我儿子15周岁生日，孩子妈妈上午结束完网课后就在家张罗着给孩子做蛋糕。受疫情的影响，没有发小来为他庆祝生日。我们一家三口吃着自己DIY的生日蛋糕，虽然没有往年热闹，但感觉也很好。孩子上初三了，正在准备中考。待在家里上了三四个月网课，喜欢把房门锁上不让我们去打扰他，自己在进行自我管理。考试成绩再次往前进了一大步，现在进到了前三名，各门功课都考出了或满分或接近满分的成绩。散养长大的孩子的后发优势体现出来了，我儿子的自制力确实不错，当日事当日毕，没有拖延的纪录。记得前两年孩子学习成绩平平，孩妈很担心，要我向他传授我自己的学习经验。我觉得我唯一的经验就是一切都是自己摸索着来，不受人管束，也不受人影响，所以我劝孩妈耐心的静待花开，不必对他指手画脚。最近这一年多点的时间，我儿子确实重新进入到一种良好的学习状态了。我是个省心的甩手掌柜式的老爸，从他上幼儿园到现在，没有关心过孩子的学习成绩。只在他考砸了回家时告诉他内心要强大，别被失败打倒，要相信自己，其余的一切都交给他自己。不给他报辅导班，也不辅导他写作业。有的人觉得这样教育孩子是一种赌博，但是我大着胆子赌了下去。我常常对孩子说，孔子说他自己“十五而有志于学”，十五岁前贪玩点没关系，但是我希望他十五岁后能够“有志于学”，到了十五岁还不有志于学的话，这辈子就容易蹉跎岁月。值得庆幸的是孩子做到了这一点，十五岁前后，孩子经历了两三个月的叛逆期后，自己对学习产生了兴趣，能够自主学习并进行有效的自我管理——我再没管过他，甚至也不控制他玩网络游戏，但他也向我们证明了他能管住自己。因为在成长的过程中所受束缚较少，所以他还能保持自己天真的性情，我对他的未来是不担忧的。我希望我们这个世界越来越好，我们人类的文明能够不断的进步，等我儿子步入社会的时候，我们现在正在遭遇的一切，他们不必再遭遇。希望他们这一代人能够看到“大同世界”的曙光，摆脱狭隘和愚昧，不必活在恐惧之中。等疫情过后我最想做的事情有两件：一是继续研究医学并尽可能的进行科普写作，二是支持落后地区发展教育。没有知识为基础，社会不可能有真正的理性。社会没有足够多的有理性之人，亦难以发生根本变化。我十五岁时写的日记留到了现在，偶尔翻阅，看到少年时代的自己踌躇满志，很希望能够做一番利国利民的大事业，如今来读那时候写在日记里的大话，脸还会发烫。转眼之间我儿子也到了这个年龄，他也踌躇满志，很希望为改变这个世界做些什么，可见这个世界上多数年轻人都有一腔热血。只是社会的进步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需要千千万万个踌躇满志的少年们一起来奋斗。所以到了我这个年龄，我最希望的是在自己努力的同时，也尽可能的去为更多踌躇满志的少年们创造成才的条件，一代人接着一代人共同去推动社会的进步。不能在现在完成的事业，就期之于未来吧！越是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越是要有足够的耐心。

上午我送孩子去上学，送完孩子后就想出去走走，于是骑着电动车往西山方向去了，乱转了一大圈后到了西山森林公园。由于防疫的需要，进公园要出示健康码和测体温，手续太繁琐，我就没有进去。我顺着公园外的一条无人的山道往上走，走着走着，无意间走进了西山骨灰林。 四野茫茫，风声猎猎，蓝天白云下，极目所望，皆无人烟。我站在西山骨灰林门口，心中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异样感。 人活着时有千万种想法，死去只有一把骨灰，埋在土里，做了山中植物的营养，成为草木的一部分，日夜与这蓝天白云和繁星明月为伴。是生而为人，尽享七情六欲好呢？还是化为泥土，守着这片山林好？还真不好说。 世人多贪恋生畏惧死，又太执着于“众生相”，总觉得“人”才是最好的存在方式，不能接受自己转换为另一种形式存在。所以一般人到骨灰林这种地方，心中多少有些发毛。但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一具臭皮囊，终究要回归太虚。若能参透生死，无物我之区别，视生死为如一，顺其自然而生，顺其自然而死，又何足忧喜？ 记得我母亲将要离世时，我小姨哭着问我：“外甥呀，这要怎么办才好啊？”那时我竟能平静的安慰她：“人死之前不知自己什么时候死，人死之后已经没有知觉，不知道自己死了，难过的只有一瞬间，不要太看重那一瞬间。活着的时候好好活，死了也就一了百了。” 虽然母亲去世后我也悲痛欲绝了一段时间，但是在她即将离开人世而我又知道医学对她无能为力时，我和母亲的心态都坦然了。 我是个无神论者，但是我的母亲是有神论者。我对生死的分野看得不是很重，能平静的接受死亡。而我母亲则因为宗教信仰的缘故，确信自己死后还可投胎，可以和她深爱的家人们再相逢，也没有恐惧和悲伤。所以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不管信仰的是什么，只要对人的身心有益，都是好事。 我父亲与我和我母亲都不同，他是一个夹杂在无神论和有神论之间的疑神论者。有时他相信有鬼神，有时又不相信。他既不像我完全的不相信，也不像我母亲完全地相信。但他对传统的丧葬仪式有他的执念，如果死后没有一具棺材，他会觉得少了点什么。所以他这几年心心念念的就是想为自己备下一具棺材。 最近父亲回老家，回家之前总是念叨着他自己的棺材还没准备好。等他回家隔离了十四天后我们通电话时，我对父亲说，有空时去镇上的店里看看棺材，选一具符合自己心意的，让人送上门来，把这个心愿实现了，免得下次再出门时老惦记着这件事。然后父子俩讨论了棺材的价格，父亲和我的意思都是生前厚养，死后薄葬，棺材不必买太好的，够用就行。如果不是老家有需要棺材的传统，我大概是连棺材都不会给父亲买的。 并非我不爱我父母，他们在世时我都尽心尽力的去让他们活得开心一些，生活质量好一些。但是大限到了时，人力是挡不住的。再说人去世只不过是换了一种形式存在于天地间而已，人死后家人所做的一切都微不足道。顺其自然，适度的悲伤是不可避免的，我只做这不可避免之事，其余皆属不必要之累赘，省之可也。…

中国有句古话叫“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这话的意思是说一流的医者能治国安民，二流的医者“治人”，三流的医者才是治疗各种疾病的医生。当然，我们还有句话说“不为良相，即为良医”，这话就把医者的价值提高到与良相差不多的高度了。 我是个三流的医者，学的是治疗疾病的医术，从来都无缘治国安民之业，连一次社会选举都没有参加过，但是却总是莫名其妙的被素未谋面的代表们代表着做了不知道多少次决定。这么稀里糊涂的活了四十一年，一场瘟疫让我意识到我不能再无动于衷。 今天是北京市初三学生复课的第一天，早上我骑着电动车送儿子去学校上学。在路上的时候，我和儿子聊天，说这会是他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次开学，我又说很多八九十岁的老人一辈子也只见过这么一次大阵仗。儿子问我难道非典时期不是这样吗？我告诉他非典和这次的疫情相比太小儿科了。 我对儿子说，希望等到他这一代人走进社会后，中国能够变得比现在更好一点。人民生活得安定幸福，社会也更开放和理性，不要动不动就来一波瘟疫或社会运动，国家治理能力能够大幅度的提升。 和青少年没有负担的状况不一样，我这个年龄的人更多的是为下一代考虑。如果说社会需要有人牺牲和奉献，我希望是我们自己这一代人去牺牲和奉献，不希望是我们的孩子们去牺牲和奉献。我想这也是所有的为人父母的人的心愿吧！谁都心疼自己的孩子，劳累和危险我们愿意自己去承受，我们想给孩子们创造更好的未来。 我有这个期望，我就想靠自己的努力去推动这个社会的发展，而不是坐享其成。实际上假如我们人人都不去努力而是坐享其成的话，社会的发展就会成为奢谈。无论有缘无缘治国安民之业，我都可以用自己的个人努力去为社会的进步做点贡献。 我不再期待有个英明神武的“上医”来为我们大家治国之疾，我希望的是自己作为公民，理性平和的去为国家的进步做点事情。 最近闲时我又看了一下季羡林老先生写的《牛棚杂忆》，也看了一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二手时间》以及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的索尔仁尼琴的部分文字。 季老先生的《牛棚杂忆》真实的记录了中国人在文革时期的狂热，有些人担心中国会再来一次文革，我觉得这些人不妨去看看《牛棚杂忆》，看了之后可能就不这么想了。中国人还在文革免疫期内，虽然社会上有很多争议，但是要想倒退回文革那是难如上青天。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能力把中国倒退回文革时代，因为文革幸存者不同意，广大中国人民也不同意。 有极少部分人可能表现出了文革时的革命小将的一面，但是这些人只要真的敢走向打砸抢，相信马上就会被法律惩处，也会被民意炮轰。但是诚如季羡林先生所言的那样，“人性恶”是一直存在的，社会矛盾尖锐时，激烈的冲突在所难免，浑水摸鱼者也在所难免。…

俞平伯先生在《重过西园码头》一文中说：“从现在开始我们要仔仔细细的过日子了。”我们的一生中总会有一个点让我们突然发出同样的感慨。 无意间我发现自己的白发明显的多了，这才意识到自己真的人到中年了。再怎么装嫩，也挡不住头上的白发在增多。 人过中年，就能感到时光如白驹过隙，快得很。既往的岁月就像是一瞬间就过完了，未来的日子也不多了。 生命是宝贵的，要珍惜。 俞平伯先生在他的《人生不过如此》的序言中说人活着要做到四端：“一是自爱，我们站在爱人的立场上，有爱自己的理由。二是平和，至少要在我们（俞平伯的几个朋友）之间，这不是一个梦。三是前进，唯前进才有生命，要扩展生命，唯有更前进。四是闲适，‘勤靡余暇心有常闲’之谓。” 一个人到了中年，如果愿意静下来反省一下的话，是能体会到俞平伯先生所说的这一切的。一过中年，余生便很有限，怎么样在有限的余生中仔仔细细的过日子，俞平伯给出了他的答案：自爱，平和，前进和闲适。 我们在年轻时并不知道要爱自己，年轻人要奋斗，会为了奋斗而讨好别人，常常委屈了自己。到了中年后固然仍然需要奋斗，但是却已经没有必要再为了奋斗而不自爱了。我们不爱自己，就没人替我们来爱我们自己了。 中年人的心态是渐趋平淡的，人不轻狂枉少年，但是到了中年后，就不容易再轻狂了，“老夫聊发少年狂”只会是极偶尔的事。中年人的心态是以平和为主的，得不喜，失不悲。不卑不亢的活着，吃着不咸不淡的菜，遇事不慌不忙，无论遭遇了什么都波澜不惊。 中年人的智力和体力都处于较好的状态，我们还有二十年左右的旺盛期，所以中年人是可以沉下心来做点事情的，我们完全可以在平和的心态中做我们自己的事情。 “勤靡余暇心有常闲”则是对我们自己的犒劳，到山林里安享“半日闲”，或者于睡前读一篇“于我心有戚戚焉”的散文，都属于“勤靡余暇心有常闲”。生活不必安排得太匆忙，安排得太匆忙是对自己的一种苛刻。目标不必定得太高，定太高的目标是折磨自我。…

四川老中医李昌达生于1926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法律系，曾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第七和第八届委员，也是九三学社四川省委员会第一和第二届常委兼秘书长。 李昌达先生大学虽然学的是法律，但是却是家传中医。他12岁即开始跟随长辈学习中医，文革时被打为右派，1979年落实政策调回成都之前曾经在名山县中医院从事中医临床工作，1978年在当地被评为名老中医。调回成都之后，他曾经与李克光等老中医创办成都市老中医经验讲习班，为学员授课。1987年到1993年被四川省中医药研究院名老中医门诊部和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老年门诊部等部门聘为特约医生。 李医生擅长治疗各种良恶性肿瘤，他2006年曾经出版了《肿瘤治验录》一书，共收录了李老治疗的良性肿瘤30例，恶性肿瘤24例医案。出版这本书时，李老大夫已经80岁，正如他自己在序言中写的“余年八旬，老矣！夫复何求？一得之愚供参考而已”那样，李老在这本《肿瘤治验录》中毫无保留的把自己一生治疗良恶性肿瘤的经验向读者分享，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李老的著述不多，除这本医案之外，尚有一本《杏林闲话》，不过现在都已绝版。这本医案中提及中医理论的文字非常少，仅在前言中有两千字左右，其余皆为针对患者的具体用药方案。所以阅读他的这本医案需要一定的中医功底，唯有具备中医基础知识者，方可以从他的著作中看出端倪来。 在前言中，李老大夫认为癌瘤的病因主要是外感六淫之邪留恋不去，七情内伤和饮食劳倦，其中饮食劳倦尤为李老大夫所强调。百病从口入，李老认为现代人大量的食用不洁和霉变的食物是导致癌症的重要诱因。 在李老大夫的时代，可能确实存在这样的现象，但是在当下社会中，这种现象似乎较少。李老大夫行医之时，中国人大多数生活条件还不够好，所以饮食上确实存在他所说的问题，不过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多数中国家庭的饮食条件较好，食用不洁和霉变的食物的现象较少，食用的更多的是古人所说的“膏粱厚味”。而且可悲的是，即便因为吃多了营养丰富的食物而患癌，很多患者病后还是不思悔改，仍然大吃大喝以求进补。 虽然饮食结构有所调整，但是“饮食劳倦”作为癌症患者的一项重要的诱因并没有随时代的变迁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当代人摄入的热量大多超过了机体所需，又不喜欢运动，所以多数人过度肥胖。肥胖是癌症、糖尿病和心脏病等常见慢性病的重要诱因。 随着卫生条件的改善，过去致命的感染性疾病大幅减少，现代社会人均寿命明显提升，人类疾病谱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与肥胖相关的各种慢性病已经成为当代人最主要的死亡原因。 良恶性肿瘤虽然在西医中存在区别，不过中医的治疗方法基本是相同的。所以李昌达大夫治疗良性肿瘤和恶性肿瘤的方法是相似的，组方的原则也是扶正祛邪、活血化瘀、软坚散结、清热解毒等思路并用。 李老大夫有个用药特点是他偏好用丸药，他也用汤方治疗肿瘤患者，但是多不过用一两周，然后就调整为丸药。这种治疗方法对患者的身体损伤很小，中医讲“丸者缓也”，慢性病的治疗所需的非一日之功。久用汤药多会导致患者胃口下降，饮食不香，克伐正气。改用丸药则可以减轻药物对患者身体的副作用，缓缓而治，徐徐建功。…

前段时间人心惶惶时，我收到了一份礼物——我的一个相交多年的患者给我送了一个“空灵鼓”，鼓上还刻了我的名字。 这是一种新乐器，声音空灵悦耳，很好听。疫情汹涌，她希望这个空灵鼓能给我带来一些欢乐。我很喜欢这个乐器，虽然没有耐心去认真学习，但是空灵鼓有个好处，闲下来时随便敲敲也能清心除烦。 几年前这个患者是个对西医很恐惧的中医粉，患了乳腺癌后，听信刮痧可以治疗乳腺癌，坚持了很久，但是肿瘤越刮越大。 我们相识后，我跟她做了很长时间的思想工作，让她放下对西医的偏见，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来治疗她的乳腺癌，不要排斥手术和化疗，因为她的肿瘤在我看来还是有手术机会的。 我的思想工作做得还不错，她改变了自己的想法，接受了我提出的方案，治疗效果令人鼓舞。之后即便是在西医治疗期间，她也会经常征求我的意见。这份信赖令我很感动，加上彼此年龄相差不大，有很多共同语言，我们日常交谈很轻松也很投缘，我有时有些图片需要处理作也会找她帮帮忙。相处几年，我们的关系就像老朋友一样。 所以这次疫情期间，她送给我这么一个消愁解闷的乐器，之前她也曾送给我一些别的礼物，我都用等值的药品回赠她。在与朋友相处时，我更喜欢给予，不喜欢受惠。当然这也是一个毛病，彼此相处得来的朋友赠送礼物，如果老是不乐意接受，也会让人不愉快。因为很多人都以给予为乐。 患难见真情，在这样困难的时期，彼此之间的关心爱护很能温暖人心。这段时间不止她一个人给予我这样的关心，总有患者担心我在疫情的冲击下撑不下去，在给我付费时主动多给一点。而我想得更多的是少收他们一点或不收费，因为和他们相比，我的压力小多了。 前两天我老家的一个长辈联系我，主动问我生活上有没有困难，如果需要他帮助就告诉他，他可以给我帮助。我忙不迭的说不存在任何困难，我生活上确实也不存在困难，即便是存在，我也从未想过去啃老。论辈分他是我师叔，我也一直把他当叔父，应该是我孝敬他而不是他帮助我。 上次我写了篇文章说今年我可能也会做些调整后，文章刚发便被我的一个多年老友看到，他马上就给我打电话，他同样担心这疫情会影响到我。 我其实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我更希望的是自己能在这种时候帮助别人，但令我想不到的是很多人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