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中医内服药治疗癌症的一些认识和临床经验总结
综述 人类对癌症的认识,有很悠久的历史。 先秦的《周礼》中已经有“疡医”这种专治肿疡类疾病的医生的记载,疡医的职责是主治“肿疡”,这其中的“肿疡”,就包括今天我们常说的各种良恶性肿瘤。深受中国传统医学影响的日本和韩国,至今仍然以“肿疡”来命名肿瘤类疾病。 在3500年前的古埃及草纸书中,也已经有了关于体表肿瘤的最早记载。距今2500年前的首次人体解剖使得人类对肿瘤的认识深入到体内,古希腊的Hippocrates开始描述了发生于胃和子宫的恶性肿瘤,并首次称之为cancer,意即有爪样突起,横行侵犯的螃蟹。 2000年前的古罗马医生Galen提出了对肿瘤新的认识,将肿瘤分为遵循自然规律的肿瘤、超出自然规律的肿瘤和违反自然规律的肿瘤。说明那时的医生已经认识到了有些肿瘤的发展是不受控制的。 进入近现代,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对肿瘤的认识越来越深入。无论是诊断技术还是治疗技术,都比古代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外科手术治疗、内科化学治疗、核医学放射治疗、分子靶向治疗和生物免疫治疗等多学科的综合治疗方案的运用,为提高患者的生存率,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但是直到现在,人类对肿瘤的认识还是停留在有限的水平上。人究竟因为什么原因而患上肿瘤?肿瘤应该如何治疗才能治愈?肿瘤消除后如何才能保证患者不再复发?这些尚没有明确的答案。对肿瘤这种疾病的认识和治疗,中外医学家,都还停留在摸索阶段。 早在3500年前我国殷代的甲骨文里,就已经有了肿瘤这类疾病的记载。《周礼·天官》中不但记录有“疡医”这个职业,而且还提出了对肿疡类疾病的治疗原则,主张内外治相结合,内治“以五毒攻之,以五气养之,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调之”,外治则是“祝药,劀杀之齐”,这里的祝药是外敷用的药,劀是用刀针之类的器具除去脓血,杀是用有腐蚀作用的药,腐蚀掉坏掉的人体组织。“以五味调之”则更是强调了食疗的作用。 在《黄帝内经》中,关于肿瘤类疾病的记载就丰富多了,“昔瘤”、“肠覃”、“癖结”、“石瘕”、“息贲”、“噎嗝”、“膈证”、“胃反”、“厉痈”等,均类似于今天的各种恶性肿瘤。内经中的《痈疽篇》更是中医领域最早的关于肿瘤类疾病的专门文献。 《难经》继承和发展了《黄帝内经》的内容,《难经》中有“息贲”、“肥气”、“痞气”等类似于今天的肝癌、胃癌、肺癌、胰腺癌等癌症的疾病的详细描述。 后汉张仲景的《金匮要略》中也有专门的《五脏风寒积聚病脉证并治》的篇章,并且指出:“积者,脏病也,终不移;聚者,腑病也,发作有时,展转痛移,为可治;谷气者肋下痛,按之则愈,复发为谷气。诸积大法,脉束细而附骨者,乃积也。” 张仲景不但认识到了肿瘤类疾病,并且区分了肿瘤类疾病的良恶性程度和不同的预后。张仲景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记载的很多方子,如桃核承气汤、下瘀血汤、大黄蛰虫丸、桂枝茯苓丸、鳖甲煎丸等,至今仍然是肿瘤科常用的方剂和成药。张仲景的系列处方,也为后世的活血化瘀法和应用虫类药治疗癌症类疾病,开了先河。 唐代的孙思邈所著的《千金方》中,首次提出了“五瘿七瘤”的概念,五瘿即石瘿、气瘿、劳瘿、气瘿和忧瘿,七瘤即肉瘤、骨瘤、脂瘤、石瘤、脓瘤、血瘤和息肉等。他的《千金要方》还记载了类似于今天的乳癌:“妇人女子乳头生小浅热疮,痒搔之,黄汁出,浸淫为长,百种治疗不差者,动经年月,名曰妒乳”,这种症状描述非常类似于乳腺湿疹样癌。孙思邈也重视虫类药在肿瘤类疾病的治疗中的使用,其经常使用的抗癌虫类药有蜈蚣、全蝎、蝉蜕、僵蚕等,至今这些仍为临床常用的抗癌中药。 晋代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说“凡癓瘕之起,多以渐生,如有卒觉便牢大,自难治也。腹中有癓有结者,便害饮食,转羸瘦。”葛洪已经认识到肿瘤的发展是一个缓慢而渐进的过程,并且认识到肿瘤类疾病的预后不良,很难治疗。 隋代巢元方所著的《诸病源候论》也有专门的《积聚候》篇、《噎嗝候》篇和《癓瘕病诸候》篇等,专门论述肿瘤类疾病的章节。并且有类似于今天我们所说的晚期肿瘤患者的腹水等症状的记载:“若积引岁月,人皆柴瘦,腹转大,遂致死。” 宋代的东轩居士所著的《卫济宝书》第一次提到癌,他用“嵒”(通“岩”)来形容恶性肿瘤,后在此字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今天的“癌”字。该书指出了癌症的特点是如山岩一样坚硬不可移动,且能四处蔓延扩散。宋代杨士瀛把癌症描述为“毒根深藏”,这启发了后世医家用解毒散结的思路治疗肿瘤。 到金元时期,我国医学进入了一个勃发的时期,金元四大家各有关于肿瘤类疾病的论述,治疗肿瘤的思路也日渐丰富。现在通用的补法、攻法、下法、托法、清法和消法等,在此阶段产生了萌芽。朱丹溪的滋阴降火的理念,李东垣的脾胃论,张子和的攻下法,刘完素的火热致病论,都对明清时期乃至当代的中医治疗肿瘤类疾病有深远的影响。 尤其是在这一时期的张景岳与赵献可的重视肾与命门的作用和李东垣的脾胃为后天之本的思想,共同促进了当代中医肿瘤医学扶正治疗的根本思想——补肾健脾思想的形成。 明代汪绮石在其著作《理虚元鉴》中,更进一步提出“治虚有三本,肺、脾、肾是也。肺为五脏之天,脾为百骸之母,肾为性命之根。治肺、治脾、治肾,治虚之道毕矣”。而清代的叶天士则指出了胃阴的重要作用,叶天士指出“存得一分津液,便有一分生机”。汪绮石重视肺阴的作用和叶天士重视胃阴和津液的作用,弥补了补肾健脾思想的不足之处。 正如汪绮石所言:“治虚有二统,统之于肺、脾而已。人之病,或为阳虚,或为阴虚,阳虚之久者阴亦虚,终是阳虚为本。阴虚之久者阳必虚,终是阴虚为本。凡阳虚为本者,其治之有统,统于脾也。阴虚为本者,其治之有统,统于肺也。” 这些医家共同为癌症的扶正治疗思路奠定了基础,后张锡纯经常在健脾补肾之药中加入知母、麦冬、天冬等药,亦为防止温补脾肾之阳时,伤及肺胃之阴。 真正将中医治疗癌症类疾病的思想系统化和理论化的是形成于明清时期的中医外科三大派。 早在宋元时期,就有专门的外科医生和外科著作,如宋代陈自明的《外科精要》和元代齐德之的《外科精义》等,明代申斗恒的《外科启玄》和薛己的《外科发挥》等也是中医外科的重要著作。 但是真正形成中医外科系统性的治疗思想则主要是以明代陈实功为代表的正宗派(因其著作《外科正宗》而得名》,以清代王维德为代表的的“全生派”(因其著作《外科证治全生集》而得名),以及以清代高秉钧为代表的“心得派”(因其著作《疡医心得集》而得名),直至今天,我们临床治疗肿瘤,仍然深受此三大派的影响。 陈实功提出“医之别,内外也,治外较难于治内。何者?内之症或不及于其外,外之症则必根于其内也。”所以陈实功认为,治疗外科疾病,既要兼顾外科证治技巧,又要重视以内科为本。 外治方面,陈实功主张“开户放贼”,“使毒外出为第一”,常常用扩创引流,或用刀针及腐蚀性药物清除坏死组织。陈实功还记述了鼻息肉摘除术、死骨剔除术、咽部异物剔除术、气管或食管缝合术、截肢术等多种在当时较为先进的外科手术技术。以及用枯痔散,枯痔钉、挂线法等外治方法。 内治方面,陈实功主张以消法、托法和补法为主,受李东垣影响,陈实功尤其重视脾胃的作用。他提出“痈疽虽属外科,用药即同内伤”,强调“治疮全赖脾土”,患者应当节制饮食,慎风寒,戒喜怒,省劳役,保护脾胃,用药物和食物调理身体。 陈实功所创的“和荣散坚丸”、“阿魏化痞膏”、“三品一条枪”等方剂,至今仍然广为使用,这些药也是笔者经常用于临床治疗肿瘤患者的常用方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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