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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先生在《重过西园码头》一文中说：“从现在开始我们要仔仔细细的过日子了。”我们的一生中总会有一个点让我们突然发出同样的感慨。 无意间我发现自己的白发明显的多了，这才意识到自己真的人到中年了。再怎么装嫩，也挡不住头上的白发在增多。 人过中年，就能感到时光如白驹过隙，快得很。既往的岁月就像是一瞬间就过完了，未来的日子也不多了。 生命是宝贵的，要珍惜。 俞平伯先生在他的《人生不过如此》的序言中说人活着要做到四端：“一是自爱，我们站在爱人的立场上，有爱自己的理由。二是平和，至少要在我们（俞平伯的几个朋友）之间，这不是一个梦。三是前进，唯前进才有生命，要扩展生命，唯有更前进。四是闲适，‘勤靡余暇心有常闲’之谓。” 一个人到了中年，如果愿意静下来反省一下的话，是能体会到俞平伯先生所说的这一切的。一过中年，余生便很有限，怎么样在有限的余生中仔仔细细的过日子，俞平伯给出了他的答案：自爱，平和，前进和闲适。 我们在年轻时并不知道要爱自己，年轻人要奋斗，会为了奋斗而讨好别人，常常委屈了自己。到了中年后固然仍然需要奋斗，但是却已经没有必要再为了奋斗而不自爱了。我们不爱自己，就没人替我们来爱我们自己了。 中年人的心态是渐趋平淡的，人不轻狂枉少年，但是到了中年后，就不容易再轻狂了，“老夫聊发少年狂”只会是极偶尔的事。中年人的心态是以平和为主的，得不喜，失不悲。不卑不亢的活着，吃着不咸不淡的菜，遇事不慌不忙，无论遭遇了什么都波澜不惊。 中年人的智力和体力都处于较好的状态，我们还有二十年左右的旺盛期，所以中年人是可以沉下心来做点事情的，我们完全可以在平和的心态中做我们自己的事情。 “勤靡余暇心有常闲”则是对我们自己的犒劳，到山林里安享“半日闲”，或者于睡前读一篇“于我心有戚戚焉”的散文，都属于“勤靡余暇心有常闲”。生活不必安排得太匆忙，安排得太匆忙是对自己的一种苛刻。目标不必定得太高，定太高的目标是折磨自我。 地球离了我们还会转，我们想做的事业永远也做不完。总会有其他人和我们有同样的理想，做不完的工作就让他们去干吧。几代人接力，活儿会干得更漂亮。我们努力了就足够了，功成不必在我。 苏轼在《赤壁怀古》中云：“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杯还酹江月。”人到了“生华发”的年龄，就明白了人生真的如梦一场。生命只有一次，从前我们给它加了太多的无谓的负担。从今以后，这些都应该卸下来了。仔仔细细的过日子，好好的享受完人生下半场，然后不留遗憾的告别人世间。这辈子过完，下辈子就不一定能再以“人”这种生命形式存在了。 我现在每天睡前都会在被窝里读点“闲书”，时不时的在Kindle电子书的包月商店里逛逛——每个月只有不到十块钱的费用，看看有没有好看点的杂书，信手翻翻。合眼缘的就借来看看，看厌倦了不必等看完就归还了，再去包月商店里继续“猎艳”。常常看着看着就呼噜声响起，进入梦乡了。 这样随心所欲的读书没什么负担，但是却能拓展眼界与心胸。偶尔找到个把喜欢的作者便搜罗一下他还有没有其他作品，如果有就买来读一读，读一本好书比与那些没有共识的人沟通愉快多了。我之喜欢读书而不喜欢社交，是因为读书能和交友一样实现交流的目的，而且这种交流更有趣。 我不再把脑子里的弦绷得那么紧，到了我这个年龄，如果还为了身外之物搞得自己很紧张或者很委屈的向人低声下气，很不值得。就是天王老子也没办法叫我不情不愿的去伺候他。对不了解我的人，我基本上都不多说什么，不“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去说服人家相信我。爱信不信，一切随缘吧！ 偶尔也会有几个人在网上或试图挑衅或试图羞辱我，我都把他们当个屁给放了。拉黑是最简单也最有效的处理这类不快的方法，有限的生命不能为毫无价值的事情浪费哪怕是一秒钟。 仔仔细细的过日子不是精打细算，而是一种对自己余生负责任的态度。以前想过却又不能过的日子，现在就要努力去过。过去的梦想成真了的时候未必真的还喜欢这梦想，但是若不去实现梦想就会一直留有遗憾。 阿图·葛文德医生在《最好的告别》一书中曾提到那些将走到人生的终点的晚期癌症患者的最后心愿，这些人列出来的心愿清单基本上都是一些极简单的日常小事。人真实的需求就是这么简单，我们以前可能觉得要实现好多心愿，但到了打算“仔细过日子”的时候会发现，自己真正的需求并不复杂。不是我容易满足，而是人生本就不过如此而已。

四川老中医李昌达生于1926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法律系，曾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第七和第八届委员，也是九三学社四川省委员会第一和第二届常委兼秘书长。 李昌达先生大学虽然学的是法律，但是却是家传中医。他12岁即开始跟随长辈学习中医，文革时被打为右派，1979年落实政策调回成都之前曾经在名山县中医院从事中医临床工作，1978年在当地被评为名老中医。调回成都之后，他曾经与李克光等老中医创办成都市老中医经验讲习班，为学员授课。1987年到1993年被四川省中医药研究院名老中医门诊部和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老年门诊部等部门聘为特约医生。 李医生擅长治疗各种良恶性肿瘤，他2006年曾经出版了《肿瘤治验录》一书，共收录了李老治疗的良性肿瘤30例，恶性肿瘤24例医案。出版这本书时，李老大夫已经80岁，正如他自己在序言中写的“余年八旬，老矣！夫复何求？一得之愚供参考而已”那样，李老在这本《肿瘤治验录》中毫无保留的把自己一生治疗良恶性肿瘤的经验向读者分享，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李老的著述不多，除这本医案之外，尚有一本《杏林闲话》，不过现在都已绝版。这本医案中提及中医理论的文字非常少，仅在前言中有两千字左右，其余皆为针对患者的具体用药方案。所以阅读他的这本医案需要一定的中医功底，唯有具备中医基础知识者，方可以从他的著作中看出端倪来。 在前言中，李老大夫认为癌瘤的病因主要是外感六淫之邪留恋不去，七情内伤和饮食劳倦，其中饮食劳倦尤为李老大夫所强调。百病从口入，李老认为现代人大量的食用不洁和霉变的食物是导致癌症的重要诱因。 在李老大夫的时代，可能确实存在这样的现象，但是在当下社会中，这种现象似乎较少。李老大夫行医之时，中国人大多数生活条件还不够好，所以饮食上确实存在他所说的问题，不过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多数中国家庭的饮食条件较好，食用不洁和霉变的食物的现象较少，食用的更多的是古人所说的“膏粱厚味”。而且可悲的是，即便因为吃多了营养丰富的食物而患癌，很多患者病后还是不思悔改，仍然大吃大喝以求进补。 虽然饮食结构有所调整，但是“饮食劳倦”作为癌症患者的一项重要的诱因并没有随时代的变迁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当代人摄入的热量大多超过了机体所需，又不喜欢运动，所以多数人过度肥胖。肥胖是癌症、糖尿病和心脏病等常见慢性病的重要诱因。 随着卫生条件的改善，过去致命的感染性疾病大幅减少，现代社会人均寿命明显提升，人类疾病谱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与肥胖相关的各种慢性病已经成为当代人最主要的死亡原因。 良恶性肿瘤虽然在西医中存在区别，不过中医的治疗方法基本是相同的。所以李昌达大夫治疗良性肿瘤和恶性肿瘤的方法是相似的，组方的原则也是扶正祛邪、活血化淤、软坚散结、清热解毒等思路并用。 李老大夫有个用药特点是他偏好用丸药，他也用汤方治疗肿瘤患者，但是多不过用一两周，然后就调整为丸药。这种治疗方法对患者的身体损伤很小，中医讲“丸者缓也”，慢性病的治疗所需的非一日之功。久用汤药多会导致患者胃口下降，饮食不香，克伐正气。改用丸药则可以减轻药物对患者身体的副作用，缓缓而治，徐徐建功。 这种治疗思路必须得患者有耐心配合医生，我常常看到一些患者希望三天或一周就能治疗出良好的效果来，很多患者服药一个月不到就产生退缩之心，这种对疗效的预期都是不切实际的。 李昌达老大夫行医时，向他求治的癌症患者也很多，但是大多数是抱着“病急乱投医”的心理到处试一试，持积极态度与医生密切合作者少，治疗过程中又存在很多其他因素干扰——比如家人不信任医生或因为其他人的劝说而动摇中医治疗的念头，所以李昌达老大夫直言不讳的说他的医案中记录了24例癌症患者已经殊非易事了。 我对李老大夫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非常的钦佩，由此而相信他的这些医案并非捏造。我在现实中也曾碰到过很多中医师夸夸其谈，治疗肿瘤宛如治疗感冒般的简单。但是在现实中，这些人大多没有几个真正疗效可靠的患者，而且多数患者和这些医生都是一锤子买卖式的治疗，找过一次便不会再有下文，依从度非常低。 一些商业化气味很重的中医机构的医案则纯属捏造，有的捏造虚假医案做广告都引起当事人家属的诉讼了。所以这类机构公布出来的医案可信度低，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李老大夫一生中治病无数，精选出来的这24例医案不夸大疗效，患者治疗效果好和不好都如实写出，可信度很高。 医患很难坚持长期合作，尤其是癌症患者，很多都缺乏理性求医的态度，迷信不切实际的宣传。所以一个中医师如果有几十个长期密切合作的患者，就应该不再多求患者，耐心的为这几十个患者服务，潜心钻研他们的疾病的治疗，这样反而临床疗效更好。 李昌达大夫所用的药物多属常见药物。扶正固本用人参、黄芪、当归、熟地、黄精、玉竹等；健脾开胃则喜用建曲、甘草等，软坚散结喜用玄参、贝母、牡蛎、瓦楞子、僵蚕、昆布、海藻、山慈姑、黄药子、半夏、猫爪草、夏枯草等；清热解毒喜用黄连、黄芩、黄柏、山豆根等；活血化淤则多用三棱、莪术、乳香、没药、赤芍、丹参等；再佐以少量的以毒攻毒药如蜈蚣、全蝎、守宫等；对一些气滞血瘀的患者，还会用一些疏肝理气之药如柴胡、青皮、陈皮、香附等。 整体来说这种组方思路并无太多的出奇之处，难就难在李老大夫能够在治则上坚持“守正”之路，稳妥而又不失有效的为患者争取更长的生存期和更好的生存质量。 我推荐他的治疗良恶性肿瘤的思路和著作，希望读者们能够从中获益。现在因为绝版的原因，李老著作的正版书可能已经不好买到了，不过还是有人在卖复印本，有心者可以从淘宝等网络购物平台上找到。 我们学习李老大夫的医术，也要学习李老大夫真诚朴实的为人处事之风，我从他的著作中看不到玄乎其玄的理论。大音希声，所谓真人，大概就是李老这样的看似平凡无奇的人吧。

前段时间人心惶惶时，我收到了一份礼物——我的一个相交多年的患者给我送了一个“空灵鼓”，鼓上还刻了我的名字。 这是一种新乐器，声音空灵悦耳，很好听。疫情汹涌，她希望这个空灵鼓能给我带来一些欢乐。我很喜欢这个乐器，虽然没有耐心去认真学习，但是空灵鼓有个好处，闲下来时随便敲敲也能清心除烦。 几年前这个患者是个对西医很恐惧的中医粉，患了乳腺癌后，听信刮痧可以治疗乳腺癌，坚持了很久，但是肿瘤越刮越大。 我们相识后，我跟她做了很长时间的思想工作，让她放下对西医的偏见，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来治疗她的乳腺癌，不要排斥手术和化疗，因为她的肿瘤在我看来还是有手术机会的。 我的思想工作做得还不错，她改变了自己的想法，接受了我提出的方案，治疗效果令人鼓舞。之后即便是在西医治疗期间，她也会经常征求我的意见。这份信赖令我很感动，加上彼此年龄相差不大，有很多共同语言，我们日常交谈很轻松也很投缘，我有时有些图片需要处理作也会找她帮帮忙。相处几年，我们的关系就像老朋友一样。 所以这次疫情期间，她送给我这么一个消愁解闷的乐器，之前她也曾送给我一些别的礼物，我都用等值的药品回赠她。在与朋友相处时，我更喜欢给予，不喜欢受惠。当然这也是一个毛病，彼此相处得来的朋友赠送礼物，如果老是不乐意接受，也会让人不愉快。因为很多人都以给予为乐。 患难见真情，在这样困难的时期，彼此之间的关心爱护很能温暖人心。这段时间不止她一个人给予我这样的关心，总有患者担心我在疫情的冲击下撑不下去，在给我付费时主动多给一点。而我想得更多的是少收他们一点或不收费，因为和他们相比，我的压力小多了。 前两天我老家的一个长辈联系我，主动问我生活上有没有困难，如果需要他帮助就告诉他，他可以给我帮助。我忙不迭的说不存在任何困难，我生活上确实也不存在困难，即便是存在，我也从未想过去啃老。论辈分他是我师叔，我也一直把他当叔父，应该是我孝敬他而不是他帮助我。 上次我写了篇文章说今年我可能也会做些调整后，文章刚发便被我的一个多年老友看到，他马上就给我打电话，他同样担心这疫情会影响到我。 我其实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我更希望的是自己能在这种时候帮助别人，但令我想不到的是很多人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 这些令我很感动，大家的举动让我看到了有人在和我互相守望。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多年来坚持的为人处事的原则得到了他人的认可。所以困难时期他们会想到要帮助我，尽管他们自己肯定也受到了疫情的影响，过得比以前困难一些。 我希望这个社会上的所有人都有人和他们守望在一起，哪怕是彼此相濡以沫也比一个人扛着全部压力好。我看到英国政府说，这是英国三百年来遭遇的最困难的时期。我们政府虽然不会这么直白的向国民喊话，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遭遇的困难非同一般。 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如果说我身上有什么闪光点的话，我觉得就是有点孟子说的“恻隐之心”。多年来我不是没有心胸狭隘的时候，也不是没有因为判断错误而拒绝病人的时候，但多数时候我还是本着这种“恻隐之心”去为人处事。 或许正是这点恻隐之心让我身上还有点人性之光，让与我接触过的人愿意把我这种不爱交际的人当朋友，愿意在困难时期与我互相守望。 医者是最能见证人性的，在与疾病和死神做斗争的工作中，医者对人的至善与至恶都司空见惯了。真实世界的医疗环境非常复杂，医者每天都是在高风险中度日，随时都可能被传染上某种疾病或被患者和患者家属杀害。所以从古至今，医生们行医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我们时刻在观察人和观察疾病，小心翼翼的从细微末节中去评估与他人接触的风险。 我对有暴力倾向的患者和患者家属是极为谨慎的，多数被我婉拒的患者和患者家属都有暴力倾向。有时候我分不清他们只是因为看不惯我个人的表现而有暴力倾向还是一贯都有暴力倾向。但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无论他们属于哪一种，我在嗅出火药味后都会小心翼翼的与他们周旋，想办法脱身。在发生了那么多伤医事件的社会里，我们不能迂腐的认为所有人对我们都是友善的。 除此之外的任何患者都能引起我的同情心，人生最大的不幸就是为病痛所折磨。医者不单单只是帮助病人治疗身体上的疾病，我们还有关心和爱护患者的义务。我们比患者的至亲骨肉更理解患者肉体和心灵所承受的痛苦，因为我们对疾病的了解比他们多得多。 我选择学医就是为了与那些信赖我的病人们互相守望，从这种互相守望中我能收获到的快乐远远多于财富带给我的快乐。 曾经有几个年老的医生问我，为什么我年纪轻轻却有很多患者死心塌地的追随我，我回答说或许我的性格决定了我是天生的医者。我的这个回答并非敷衍他们，有的人就是天生的医者，因为他们生而具备同理心和同情心，对他人的痛苦能感同身受，患者需要关爱，冷冰冰的医疗并不能减轻患者的痛苦。 生死之外的一切事情皆属小事，在每天都与生死打交道的我们的眼中，目前的困难确实也不算什么，但有人却承受不了。我希望活在这个多元的世界里的每个人都能有人关心，也都能关心别人。外面的风雨再大，只要有朋友和家人的关心，就不再那么可怕。 有些原始部落根本不知道贫穷为何物，当我们文明世界的人与他们谈论穷的时候，他们非常不解的问：“为什么一个人会穷？难道他们没有朋友吗？这世界上怎么会有穷人？” 这种反问令现代人十分尴尬与惭愧。我们人类生而具备团结互助的精神，原始部落里因为有朋友的互相守望，居然没有穷这个概念。反倒是现代文明让这种团结互助精神变得难能可贵了，希望在当下的这种困难中，我们能重拾我们人类文化基因中与生俱来的这种守望精神，珍惜友谊和亲情，大家一起共度难关。

我是中国最早的一批网民，1998年我就开始上网，我曾经有三个五位数的QQ号码，至今我在用的QQ号码仍然是五位数的，这些都足以证明我属于“骨灰级”的网友。 我对中国网络民意的发展有深刻认识。 有些人可能觉得我现在有点知名度，其实早在二十多年前，我就是多个BBS上小有名气的作者之一。随着年龄的增大，我越来越不喜欢热闹，躲到一边去了，反而是我现在的知名度跟过去没法比。 我在学生时代就一直是校园里叱咤风云的人物，这种经历让我过早的对名利产生了厌倦情绪——我在年轻时就知道出名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名气太大，上初一的时候我就被很多人陷害过。 所以我习惯了在一个网名（以前我们叫ID）小有名气后就悄然隐退，再换一个网名写作。结果我的很多个网名都成名了，但是人们不知道那些网名的背后是同一个我。 我以每个网名写作的时候，都曾经遭遇过各种各样的非议和围攻。无论写作什么主题，一定会有人争议，这就是网络时代最大的特点。互联网的约束力有限，网上恶意的谩骂多得数不胜数。我记得二十年前我们管网上互相抨击对方叫“拍砖”，这个词一度在天涯社区很流行。 除了“拍砖”还有人肉搜索，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网络出了很多人肉搜索的热点事件，有一些甚至造成了受迫害的网民死亡，这就是网络暴力。网络暴力或曰网络欺凌是互联网时代的一个环球同此凉热的社会问题，这种现象不仅仅存在于中国，我记得美国的莱温斯基也曾因为饱受网络暴力的伤害而站出来呼吁大家对网络暴力说不。 有一些人可能不太适应现在的网络环境，觉得网上戾气深重，情绪化的文字特别多。我想说的是，自中国有互联网的二十多年来一直都如此，不是今天才这样的。我已经对此现象产生了强大的免疫力，挨的砖多了，也就不怕被人拍砖了。 我们中国人应该感谢网络给了大家一个表达的机会，长久以来，我们的社会太过单元化了，现在是在从一个单元化社会向一个多元化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多元化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各种声音都有，我们不能因为网上有反对我们的声音就觉得这个世界暗无天日。 如果按照大家的划分派别的方法，我可能属于“右派”——但是我自己是不承认我有任何派别倾向的。我写的很多文章遭到了被人扣上“小粉红”帽子的网友的谩骂，前不久我写的文章中有几篇阅读量“10万+”了，骂我的人就更多，起码有几万人在骂我。 我毕竟是在网上冲浪了二十年的骨灰级网友，心理承受能力还是有的，没有把这点谩骂当回事。不过我也厌倦了卷入这些网络论争，过去的经验告诉我这种论争很浪费时间。 但是我个人却并不认为那些骂我的人有什么不对，尤其是不认为他们思想堕落，道德败坏，他们也有表达他们自己想法的自由。我不愿意往他们的头上扣“五毛”或“小粉红”的帽子，也不认为他们是什么极左的势力，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骂我的话是发自他们自己内心的想法而非被人教唆。这种想法是出自他们的切身感受，正如他们无法体会到我的切身感受一样，我也无法体会到他们的切身感受，我们互相不能理解对方仅仅只因为我们有不同的人生，而非其他。 我关闭文章的评论只是不愿意把自己的时间耗费在挨骂这种毫无意义的事情上，平和而有益的讨论只存在于有牢固友谊的朋友之间，而不适合在网络上进行。网络江湖就是这样的喧嚣，不存在岁月静好。 但是若被网络上的争争吵吵吓着，觉得社会因此而会倒退回文革时代，则纯属杞人忧天。二十多年来网络环境一直都是这么吵吵闹闹，也没见社会倒退到打砸抢的时代去。反倒是借助于网络上的种种争论，中国真正的在朝着多元化社会发展。 多元文化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各种声音都有，最终各种人都会在斗争中学会博弈与共存。我曾经在某个论坛上写作过一篇文章，题目好像是“宽容是多元文化共存的基础”——时间长了我自己也忘了题目，同样有一堆的人在文章下面拍砖和谩骂。如果本文开放评论，也是会有一大堆的骂声。 很多人认为他们自己的主张才是对的，反对他们的人应该接受他们的主张或者自动灭亡。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多元化才刚刚开始，大家还没有完全适应多元化。 无论是所谓的左派还是所谓的右派，现在都在走向一个极端——希望对方销声匿迹，停止发声，甚至希望借助暴力机关去限制对方的言论。这暴露了大家其实都希望一言堂的本质。 我们应该对批评我们自己的声音宽容一些，接纳与我们不同意见的人。不要动不动给人戴上帽子，贴上标签，自己站到道德的高地上去挥舞道德的大棒打别人。如果能往前进一步，站在他人的立场上想一想为什么他们会有与我们不同的呼声，那当然会更好一点。如果受不了某些人的谩骂和攻击，屏蔽掉他们就是了。 容忍社会有多种声音不仅仅只是政府的责任，也是每个公民的责任，更具体的来说，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责任。 容忍度太低就会酿出仇恨来，而仇恨并不能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美好。中国的历史是一部波澜壮阔的战争史，我们常说中华民族爱好和平，这句话是不对的。我们这个民族经历的大大小小的战争难以胜数，世界上其他民族很少有像我们这个民族这样战争不断。 战争给我们带了了什么？一代代的中国人浴血奋战，换来好生活了吗？建设出令中国人满意的社会了吗？似乎并没有。反倒是一次又一次的巨大破坏让我们中国人始终活在贫困之中。 我看到有些人动不动的说“广大无产阶级”，这个词真让人无比惭愧。我们号称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新中国建国也有七十一年了，这么长时间，如果我们国家的人民还是“广大无产阶级”，而不是生活富足的有产者居多，那说明我们整个民族都没什么值得自豪的。我们的人民在这么长时间居然没有积累下来财富，还只是无产者，这不丢脸吗？ 所以我们要学会在和平的博弈中前行，所有人都应逐渐适应多元化社会，从自我做起，在和平的斗争和博弈中不断的提升自己的宽容度，同时推动社会的进步。 要容忍不同的声音，不要动不动就对反对我们的人扣帽子，打棍子。更不要煽动仇恨，制造对立。终究这个国家是所有中国人的家园，我们有权利在这片土地上生存，别人也有权利在这片土地上生存。我们有表达自由，别人也有表达自由。每个人的认知和爱国的方式不同，不要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到其他人的头上，谁都不配做代表绝对真理的天王老子。 多元社会的本质就是各说各话，社会各阶层在博弈中逐步完善各项社会制度建设以达到最大程度的和谐共存。而这个目标不是一天能完成的，我们可以参与到这种博弈和建设中来——因为制度建设与我们每个人的利益和安全都相关，所以别扯什么作壁上观是智者的鬼话。一场天灾人祸足以令所有人的财富缩水，在这样的时候还不允许人发表点不满简直就是胡扯淡。 但是我们也不能压制别人的声音，最多道不同者不相为谋，我们与那些不同意见者分道扬镳就是了。他们争取他们的，我们争取我们自己的。从大历史的角度去看，社会一定会在博弈中进步，而不会在博弈中倒退。 现在很多人在谈爱的教育和爱的精神，认为我们是缺乏爱的教育才导致社会上有一些极端的现象。那爱是什么？爱不仅仅只是互相的认同和欣赏，爱也是互相的宽容和让步。爱不是看到别人的不足就一棍子打死他们，那不是爱，那是仇恨。 我经历了中国互联网上的好几起轰动性的网络暴力事件，亲眼目睹了众多的网友围攻一个个被他们认为是道德败坏的人——在现实中这些都是非常可怜的人。早期天涯社区上有一些病人在网上募捐，结果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有些人因为个人隐私被网友扒得血肉模糊而自杀，有些人则一辈子活在网络暴力的阴影之中。发动这些网络暴力的人都觉得自己很正义，但是却没有想到自己手上沾满了鲜血。这就是一些人煽动仇恨的结局。…

纪伯伦说，他是不会和那种总认为自己是对的人交朋友的，因为那样的人很无赖。是人都会犯错，把自我标榜为圣人的人，不能接纳其他人半句批评的人，无论他的社会地位多么崇高，其行为都不值得称赞。 相反，承认过错则是一种体面的绅士行为，毕竟人不能活得太无赖。一个人耍无赖，有错而不愿意承认，甚至找各种借口委过于人，最终就会失去朋友并且树敌如林。 ​一个团体若集体性的不承认过错，编造各种借口，歪曲事实，把自己的过错硬是掰扯成别人的过错，那不是成功，而是一种巨大的失败。因为这样的歪曲事实只会让其他人认为这个团体内所有的人都不体面，是个无赖团体，从此再不愿意与这个团体内的人打交道。 人不必在乎虚荣和面子，但是需要体面。体面与虚荣和面子不是一回事，虚荣和面子是假的，体面却是根植于诚实的文明素养。一个人若没有这份素养就是一个坏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值得他人尊敬和信任。 这样的人无论是当农民还是当医生，抑或是经商或从政，都奸滑得很。一个社会里这样的人多了，这个社会就乌烟瘴气，世风很差。商人奸诈，医生贪婪，农民唯利是图，最后整个社会都缺乏安全感。我们买的商品和食物都可能会含毒，我们接受的服务也会变质，人们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采取一切手段的去隐瞒事实，夸大自己。 很多过错无法避免，也无法被追究责任，但是却需要人们能够坦诚的去直面它。直面它不但会赢得其他人的尊敬，而且还能避免自己再犯同样的错误。当我们与人坦诚相待时，人家还蛮不讲理的不饶人，那是别人的问题，不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但是若我们因为担心自己被人责怪而不承认自己的过错，甚至为了隐瞒自己的过错去威胁和恐吓别人，那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别人的问题。最后不但被责怪了，还要被质疑和谩骂。 一个谎言要用无数个谎言去圆，人一旦为了逃避现实而选择了隐瞒自己的过错，就要制造无数个谎言去圆谎。还不如干脆利落的承认自己的过错，请求别人的原谅，以后好好的改正自己的过错。知过能改，善莫大焉，在现代文明社会里，有这种坦诚的态度会赢得绝大多数人的尊敬和体谅，而不是到处树敌。到处秀肌肉的人是很愚蠢的，因为再强大的人，如果敌人太多，也是会死得惨不忍睹的。 我们作为家长，在教育孩子时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要求孩子诚实，但是若我们自己就不诚实，那么我们就是口是心非。虽然绝对的诚实很难做到，但是人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还是要诚实的。诚实是信用的保证，人一旦不诚实，就会失去信用。而信用是一切人际关系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所有的人际关系都不牢固。 做一个体面人，不耍流氓和无赖，无论是对个人来说，还是对集体来说，都是性命攸关之事。短暂的打击并不是什么大事，但是暴露出不体面的本质，那就会长远的影响到我们自己了。

无论个人还是社会，常态下都是有病的状态，无病只是一种奇迹。我们人类一直与病原体处于共生的状态，每个人生来就携带着很多种病毒和细菌，随时可能会处于生病的状态之中。 社会也是这样，作为人类社会基本细胞的个人，天性中就有各种各样的缺陷——我们或无知或自私或贪婪，这些缺陷导致人类社会永远都无法达到十全十美的状态。套用一句医学术语，人类社会也不过是在带病生存而已。 中医强调“勿劳尔形，勿摇尔精，乃可以长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的身体不过度疲劳，精神也不过度疲劳，才可以长寿。这是自古至今最好的养生之道，不但在现在不过时，即便在科学更发达的未来也不过时。 将来人类科学可能会比现在发达多了，但是人类的寿命的极限还是会与古人相差无几。我们人类寿命的极限也许就在120岁左右，古代的一些长寿老人也可以活到这个岁数。 这些人之所以能活满天年，一来是基因好，二来是不折腾自己。如果他们过分的折腾自己的身体和精神，有再好的基因也是长寿不了的。 社会要想长治久安，也需要各方不互相伤害太深。有些人太贪婪，占有社会太多的财富，贫民的生存空间就很狭窄。有些人太无知，头脑发热只知道暴力不尊重常识，也不讲道理，同样会导致自己和其他人死于非命。 如果我们对这一现实有深刻的认识，或许就不至于有那么多的牢骚和愤懑。当前社会上出现了很多极端的声音，我的家人也问我社会矛盾为什么一下子这么尖锐。我的回答是社会矛盾一直都很尖锐，只是眼下的状态是一种非正常状态，所以很多人能够感受到这种尖锐的矛盾而已。 对于一些敏锐的观察人士来说，早在发生瘟疫之前就已经察觉到我们的社会正处在一种矛盾很尖锐的状态之中。眼下我们医护人员很受称赞，但是我还记得去年屡次发生杀医案，每次都会有一大堆的人高声叫好。 这种令人痛心的状况的背后是社会贫富悬殊太大，财富积聚在少数精英手中，普罗大众对掌握着全社会大多数财富的精英阶层很不满。所以我们今天能看到很多令人意想不到的社会现象。 有些人说这些现象像极了文革，也有些人说很多人的表现像义和团，而另一些人则把公共知识分子视为叛国者。对垒的双方都希望对方倒霉，甚至恨不得从肉体上消灭了对方。 新冠病毒只不过是一种催化剂，把这种潜在的矛盾激化出来了而已。这些矛盾都不是新矛盾，而是旧矛盾在新的社会形势下被放大了。 我们在治疗疾病时，从来没想过把病人打死然后再去治疗他们。无论是治疗感染性疾病还是治疗癌症和糖尿病这类慢性病，没有医生跟我们的对手硬着来。我们都是想尽办法维持患者的生命的情况下，一点点的来解决患者的问题。所以一个人在医疗行业实践久了，就有耐心了。 社会的病和人的病一样，没有办法靠走极端去治愈。极左思想和极右思想都很偏激，我偶尔也会在推特，youtube，bbc，法广和美国之音之类的媒体上看新闻，有时也会关注一下国内的与医疗有关的热点事件，看看国内网民的反应。看完后对交战的任何一方都不敢苟同，无论是照着所谓的左派还是照着所谓的右派的想法去改造社会，恐怕都会血流成河。 医生要是把病人治疗得血肉模糊，一定会被认为是一场非常失败的医疗事故，搞不好会引来杀身之祸。我接触的人很多，暂时还没有碰到一个一直健康的人——即便有人认为自己很健康，那也只不过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也有病而已。 我们人类的医学还不具备轻松的解决人类疾病的能力，中国有句俗话说医治不死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医生只治得了那种病不至死的人。这句话是非常正确的，医学的能力很有限，人类希望医学让自己健健康康，这样的想法只不过是一种美好的愿望或曰痴心妄想而已。 我们真正要适应的是“有病”这种常态，要在“有病”这种常态中追求相对的健康，而不是追求绝对的无病。 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一直在追求绝对的“无病”，结果就走向了过度医疗，最后出现了一系列的医源性身体损害。这种医源性身体损害也是医患纠纷的重要诱因，医生们对这样的事情是极为头痛的。 社会要相对祥和，也是需要尽可能的在包容的前提下不断的进行调整，平衡各方的利益，让它少犯病。任何一方不够包容，希望追求绝对的理想国，最后都容易激化成激烈的冲突或战争，导致普通大众死伤无数。 我比较反感那些蛊惑其他人牺牲而自己躲在背后等着获利的家伙，这样的人还不少。如果他们愿意为自己的理想站出来献身，我会很钦佩他们。若不敢这么干，只是希望别人去实现他们的理想，那就很卑劣。 我有生之年，只要有机会，一定会努力尽我个人的公民责任去为改进社会发声和出力。若有人想将其个人利益凌驾于包括我自己在内的社会大众之上，罔顾我们的生死，那我一定会不惜一死站起来阻拦他们。但若还没有恶化到那种程度，那我就不愿意看到很多人流血去换取所谓的理想。 医生们总是更愿意选择“留人治病”——留下患者的生命，更安全有效的来治病。我想改进社会也是需要遵循同样的原则，只有以最小的牺牲去改进社会，才是真正的“善政”。 毕竟，任何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

天花曾经是席卷全球各国的一种流行病，一波又一波的天花大流行，造成了大量的人口死亡。 ​天花是由天花病毒引起的。天花在人类历史上存在了很久，从死于公元前1156年的法老拉美西斯五世的木乃伊上观察到，拉美西斯五世生前可能曾经感染过天花。 天花是一种烈性传染病，死亡率最高可达80-90%，在多次爆发天花疫情的地区，死亡率也可以高达15%-30%。公元2-3世纪，天花大流行导致罗马帝国衰亡。当欧洲人发现新大陆时，他们把天花病毒带到了美洲，美洲的原始部落因为对天花病毒毫无免疫力，在出现天花疫情后几乎引起了“灭族”之灾，这也是美洲原住民败给人数远少于他们的侵略者的重要原因。 天花大约是在公元1世纪左右传入中国的，当时中国与西域国家发生战争，来自西域的战俘把天花传染到中国，所以最初天花在中国又被称为“虏疮”。也有说天花是马援南征交趾时带入中国的。 在中国古代，天花又被称为“痘疹”或“痘疮”，中国宗教中甚至有“痘疹娘娘”和“痘神”，人们通过向神灵祈求来躲避天花。天花不但造成大量平民百姓死亡，同样也造成皇室贵族死亡，欧洲的一些君王死于天花，中国的康熙皇帝也曾患过天花。 中医有大量的治疗痘疹的专著，不过这些现在都派不上用场了，因为天花据信已经被彻底消灭。1980年5月，世卫组织宣布人类彻底战胜了天花。目前全球仅在美国和俄罗斯的两家实验室里还存有供研究的天花病毒。 人类用来战胜天花病毒的武器是疫苗，也正是因为有天花疫苗，才出现了现代医学中的免疫学。 天花最早的疫苗出现在中国，那时候给普通人接种天花疫苗叫“种痘”，有专门的“种痘师”给人种痘。 有些学者认为早在唐代开元年间江南赵氏族就有种痘之法（董玉山《牛痘新书》，1884年刊）。还有学者记载了宋真宗时期宰相王旦的儿子王素小时候找过峨眉山的某个“神医”种过痘，后来终生没有患过天花（朱纯嘏《痘疹定论》1713年刊）。 但是以上的记载都属孤证，比较可靠的说法是在明代隆庆年间，宁国府太平县天花流行时，当地人采用种痘法来免疫。后来种痘师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从事这种职业的以宁国人居多，晚清时期甚至有专门的痘师局。 早期的种痘是将感染过天花病毒后自愈了的患者体表的天花脓包挑破，从中取出一些浆液，用棉花沾上一点，塞入接种者的鼻孔。接种者会出现轻微的感染天花的症状，多数接种者会产生了免疫力，在天花大流行时不会再感染上天花。不过也有约2%的接种者会因为种痘而感染上天花病毒并死亡，所以当时的种痘还是一件非常冒险的行为。但在天花病毒大流行时期，很多人还是愿意冒着这种风险去种痘以避瘟疫。 自愈者的血清中有抗毒素，自愈者身上的痘疮里的病毒已经相当于现在的减毒疫苗，能够帮助接种者产生抗体。这种免疫的方法虽然在今天看来还比较原始，但是在历史上却拯救了很多人的生命。 中国的种痘术很早就传到了其他国家，早在17世纪日本人和朝鲜人就从中国学会了人痘接种术，日本的池田正直从中国人那里学习到了种痘术后，在日本专门开设了痘科，池田家族的后人以此为业。 1688年，俄国医生来北京学习种痘术后，种痘术开始在俄国传播，并经俄国向土耳其和北欧传播。再由当时英国驻土耳其公使蒙塔古的夫人传到英国，之后开始在欧洲大陆传播开。 不过种痘术最初进入欧洲时，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很多欧洲人不相信种痘术。英国人在得知种痘术40余年后，才在一次天花大流行时不得已接受了种痘术，可见社会偏见是多么的难以战胜。 后来英国医生琴纳（Edward Jenner）偶然发现给奶牛挤奶的女工们在感染了牛天花后，不会再感染人天花病毒。 琴纳之前曾经给人接种过人痘苗，在中国人的种痘术的启发下，他试着给人接种牛痘，结果表明，接种牛痘是一种比接种人痘安全多了并且很有效的免疫方法，牛痘接种者几乎没有死亡的。 1840年，英国议会通过法案承认牛痘苗是更为安全的预防天花的方法，于是人痘苗被牛痘苗替代了。 当然，牛痘苗出来后，社会上也是传言四起，有人说接种了牛痘苗的人可能会长出牛犄角，鼻子也会变成牛鼻子。因为无知和偏见诞生的种种流言蜚语阻碍了牛痘苗的普及，不过事实最终还是战胜了偏见，牛痘开始在欧洲普及开来。 在欧洲普及的同时，牛痘苗也开始通过东印度公司的一些职员向中国传播。英国人皮尔逊专门写作了中文版的《英吉利国新出种痘奇书》在中国教授琴纳发明的牛痘接种术。不过中国人并不接受这种新鲜事物，皮尔逊的中国籍助手邱熺为了能让中国人接受牛痘术，用传统中医理论把接种牛痘术包装了一下，写成了一本《引痘略》来介绍牛痘疫苗，这才让牛痘渐渐的为中国人所接受。 随着人类工业文明的发展，牛痘疫苗的冷藏技术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协调下，全球各国开始利用疫苗向天花病毒打了一场攻坚战。到1979年10月，世卫组织在非洲肯尼亚宣布这场攻坚战胜利了，并为此举办了庆祝仪式。 1980年5月，世卫组织正式宣告天花病毒被人类战胜。为了预防天花病毒复发，目前全球储存了2亿份天花疫苗。美国和俄罗斯的科学家也在通过实验室里的病毒样本观察和研究天花病毒的自然演化规律，以避免再爆发天花疫情时人类措手不及。 人类战胜天花病毒历尽了千辛万苦，天花病毒被消灭大大的鼓舞了人类的信心。但是并不是每一种病毒都像天花一样能被战胜，迄今为止，艾滋病病毒已经被发现了40年，人类投入了数百亿美元的资金去研发艾滋病疫苗也未能成功。和艾滋病毒一样，我们发现的很多病毒到现在都没有疫苗。 与此同时，这些年有数十种新型病原微生物出现，人类一直陷在各种各样的传染病的包围之中。虽然我们现在的卫生条件改善了不少，但是我们离战胜传染病还很遥远。 由于生态环境的原因，非洲的热带雨林、中国的云南和印度的恒河流域自古至今都是人类重要的疫源地。时不时的会有一些传染病在这些地方出现，然后迅速影响全球。这些地区是相对贫困和落后的地区，卫生条件差，居民的卫生意识也薄弱，所以这些地方预防传染病的爆发还存在弱点。 所以要想战胜传染病，首先要战胜贫困和落后，改变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局面。我们只有通过发展经济和教育来提升落后地区居民的素养，改进他们的生活习惯和卫生状况。而这些都是人类社会的重大难题，所以我们人类要想完全摆脱传染病还任重道远。

自古至今，瘟疫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都是极端思想的催化剂。医学史告诉我们，每当瘟疫流行，人们面临死亡的威胁时，沮丧、悲观乃至绝望的情绪都会出现且难以克服，此时人们不再那么相信自己的能力和理性。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今天我们社会上出现的一切鼓噪和所有的极端思想都不是孤立存在的现象，这些在历史上瘟疫流行期都曾反复发生。正如我们把一块大石头扔进一口里面全是鸭子的池塘，也会惊得满池塘的鸭子鼓噪不安一样。 瘟疫什么时候结束？这波瘟疫结束后会不会有新的瘟疫来袭？这些都是未知数。 但是有件事情可以肯定，新冠病毒以后会成为人类病原体之一长期存在。也许若干年后它不会再引爆一波又一波的疫情，但是这种病毒会成为我们人类病原体库中的长期成员却会是大概率事件。 自然界中的鼠疫在近几年也很活跃，一些地方的啮齿动物群中开始出现活跃的鼠疫杆菌甚至感染了少数人。流行病学家曾经预估上世纪末鼠疫会再次爆发，不过因为公共卫生事业的进步，我们控制住了鼠疫在上世纪末的大爆发。但鼠疫的爆发会不会延缓到本世纪？也是不得而知的。 欧洲最近又出现了不明原因的儿童全身性炎症，这种炎症是否与新冠肺炎存在关联还没有弄清楚，因为只有部分患儿新冠病毒阳性。所以欧洲的医生们也在猜测诱发这些患儿爆发炎症的或许是一种新的病原体。 目前因为人口密度太高，人类对大自然的侵犯太深入，很多病原体正在实现跨物种跳跃，所以新的流行病越来越多了。我们会迎来一个特殊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随着瘟疫的大流行，极端主义者会越来越多。 越是在这样的时代，越是需要冷静。我们要认识到社会上出现的所有的极端反应都属于非常时期的正常反应，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卷入这样的极端情绪之中去与人争辩，因为这样的争辩意义不大。 更有意义的做法是在这种特殊时期埋头学习以提高自己的能力，等到社会恢复正常时，我们学到的知识会大有用处，而那些把生命浪费在争辩之中的人，只不过是在虚度光阴。 眼下很多人被偏见和冲动束缚，没法心平气和的讲道理。社交媒体上每天都会因为新的主题吵成一锅粥，亲朋好友之间也出现了很大的意见分歧。 这一切其实都只是一种假象——这是人们在激烈的冲击下的应激反应，我们身边的朋友并非真的那么面目可憎，他们只不过是在焦虑和恐惧中做出了一些在我们看来不可接受的事情，他们的行为与我们自己的应激反应没什么本质的区别。 除了那些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能够淡定下来，多数普通人在瘟疫带来的死亡的威胁面前恐惧不已，并在对未来感到很悲观的情绪的左右下焦躁不安。 大流行是一个情绪放大器，会把本来安静的社会分裂成很多针锋相对的阵营，让大家争论不休。正常的人性会被扭曲变形，我们要想不卷入其中，需要一定的定力与判断力。 政府在大流行时期也会比平时更容易撒谎——放眼古今中外，从未有过一个绝对诚实的政府，在加缪的小说《鼠疫》中，政客们的不诚实让人印象深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大流行造成的动荡不安让他们变得比平常更不诚实，这是政治运作的内在规律使然。 大瘟疫会给社会带来深刻的影响，但这种影响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对于每一个社会个体来说，在瘟疫流行期间都会比在平时更艰难。有些事情是我们无法改变的，但是有些却是我们可以改变的。 我们也许会失去积累财富的机会，但是却并没有失去积累知识与技能的机会。而且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也完全可以继续拥有快乐的能力——如果我们的人生目标并不是那么单一的话，我们就会在积累财富之外，再找到一个能让我们沉浸其中的人生目标。这个目标足以支撑我们继续前行，而不是崩溃。 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人生选择也可以多姿多态，最可悲的教育是让所有人的人生目标都既单一又高度一致。谋杀一个人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剥夺他对生命的好奇心，使他变成单调乏味之人。 不要在等待中焦虑不安，更不要在无所事事中卷入偏激的狂潮之中，经历过一些大的社会发烧事件的人在事后大都会产生懊悔的心理，很多人在数年或数十年后的反思中意识到自己不但浪费了自己的生命，而且还伤害了他人。 我用阅读来打发自己的时间，在采取了各种财务紧缩措施后，我唯一增加的开支是买书。学习不但能提高自己的能力，而且也能让人更从容不迫的应对危机。 有很多学者，比如任继愈、季羡林、周有光等，都曾经历过很多逆境，但是却又都既博学又长寿，周有光老先生甚至活出了113岁的高龄。他们之所以高寿，与他们在逆境中有定力，心胸开阔和热爱学习有很大的关系。 人生最大的成就不在于获得了多少财富和多高的社会地位，而在于能把自我完善到什么程度。彩云易散琉璃脆，世间好物大都不能常在。唯有我们在生活中修炼出的超然豁达的心态可以伴随我们一生，让我们终生获益。 安静下来，无需他人喝彩，像深谷幽兰一样自吐芬芳。拓展自己的视野，不断的完善自我，当我们离无知越来越远时，也就能离偏激越来越远，收获和快乐则会不期而至。

对药物产生耐药性是癌症治疗过程中的一种常见的现象。由于癌细胞是一种不断增殖和进化的细胞，癌细胞在增殖的过程中会发生变异，子代癌细胞与亲代癌细胞的基因并不完全一致。所以，对亲代有效的药物并不一定对子代中的某些癌细胞仍然有效。那些能够从抗癌药的打击中逃脱出来的子代癌细胞会迅速发展，这会导致曾经有效的治疗方案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失效。不但常用的抗癌西药有耐药性，中药也有耐药性。很多患者告诉我，他们曾经服用某某中医开的药物有效，过了段时间后又无效了。有些患者遂产生犹疑心理，怀疑之前表明有效的检查结果是不是出错了。其实不是检查结果出错了，而是癌细胞对服用的中药产生了耐药性。艾滋病的治疗也有同样的问题，艾滋病毒变异速度很快，变异后的子代病毒对之前有效的药物产生了耐药性，也会导致患者的治疗失败。华裔科学家何大一博士于是发明了艾滋病的鸡尾酒疗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大大的提高了艾滋病的临床疗效，显著的延长了艾滋病患者的寿命。那么何大一博士的鸡尾酒疗法有什么特点呢？何博士在临床实践中发现使用单一的抗病毒药物的治疗效果有限，但是如果把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抗病毒药物和逆转录药物组合在一起使用，将会有效的遏制住艾滋病毒繁殖的速度。何大一博士发明的这种疗法就被称为鸡尾酒疗法。鸡尾酒疗法在现代医学中随处可见，比如常见的治疗幽门螺杆菌的“三联疗法”或“四联疗法”也是本着同样的思路来治病。艾滋病毒在人体内每天能够繁殖出上亿的新病毒，在这个过程中有大量的病毒发生了变异，如果只用一种药物来治疗，就会迅速产生耐药性。何大一博士发明的这种鸡尾酒疗法能大大的延迟耐药现象出现的时间。在我多年来对癌症的研究中，我也发现了癌细胞和艾滋病毒一样容易变异，只要发生了基因突变，就很容易对既往的治疗方案产生耐药性。而对癌症患者采用多种治疗方案并用的鸡尾酒疗法，能有效的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延缓患者的复发速度。所以应该鼓励有条件的癌症患者接受这种组合疗法，放弃对单一疗法的依赖。癌细胞的基因突变是完全无法避免的自然现象，但是鸡尾酒疗法这种组合用药的思路，可以对体内的亲代和子代癌细胞同时产生抑制作用，使患者体内的癌细胞不那么容易突破人们为它设置的防线，那么这种疗法可以高效的延长患者的寿命也就不足为怪了。这几年，我在选择抗癌中药时，也是本着多靶点用药的思路，采用大复方对患者进行治疗。实践证明，这种思路对一部分患者很有效。但是具体到某种肿瘤，哪些中药会对它有效，我目前尚缺乏系统的研究。日本的汉方医学家吉益东洞通过梳理古人用药经验，总结出常用中药的作用与功效，撰写出《药征》一书，开创了日本汉方医学界使用统计学的方法来研究中药功效的先河。他的研究也奠定了日本汉方医学界重视临床实证的基础，所以吉益东洞本人也被认为是日本汉方医学界“方证”和“药证”学的“岱宗”——亦即中国人常说的泰斗。但是因为中医界一贯的保守倾向，这种难能可贵的创新精神未能在中医界获得广泛的认同，所以导致中药的临床实证研究直到现在还存在大量的空白。我个人认为我国的中医药从业人员在未来还是应该重视统计学在中医药临床效果上的应用，积累临床实证数据。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让未来的中医药与科学精神挂上钩。如果我们存在这样的一些数据，那么我们将来就有了研制癌症中医药鸡尾酒疗法的科学依据，将来组建的抗癌药方的临床有效率会大幅度的提升。而要完成这项工作，单靠个人的努力是不现实的，医疗经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中医的复方与“鸡尾酒疗法”有天生的相似之处，中医从古至今都很少用单味药来治病，多数中医处方都是由两味或两味以上的中药组成。《神农本草经》用中药的七情配伍规律来组织一张完整的处方，这是一种非常科学的方法。只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我们对疾病的认识更清晰，我们中医药也有必要在《神农本草经》的基础上向前进一步，把现代科学的元素纳入其中，以期取得更精准，有效率更高的临床疗效来。

从过年前到现在，受春节和疫情的影响，我的线下服务工作完全停止了，我的书房里已经有102天没有一个新访客。因为北京城的防控政策，我们整栋楼都在限制外人进入。这栋楼商住一体，很多人在这里办公，最近开始陆陆续续的有一些租户在撤退，他们撑不住了。 今天上楼时，在电梯口看到了一个看起来还不错的玻璃展柜，柜子上有张纸条上写着四个字：使用自取。这是我这层楼的某个租户离开时，家具搬不走，丢了觉得可惜，所以希望别人能拿去用起来。其他楼层也有一些家具被租户们这样扔在楼道里，供有需求的人搬回去使用。 我把柜子搬到了自己的工作室兼书房里，好好的擦洗一番后，把它利用起来了。但是我的房租也快要到期了，我的租金交到了6月9日，如果接下来还没有什么转机的话，我可能也不会继续租下去了。等我撤离时，估计我也会像这位邻居一样，把家具赠送给楼里的其他人。 北京城是个“居不易”的城市，我家在市中心，我租赁的这间工作室兼书房的租金不便宜。四年前我无法忍受医院里的工作模式，从医院离开时，我服务的一个患者兼朋友执意要为我租赁一间可以供我工作和学习的地方。 按照他的想法，他想给我租一套高端大气的房子供我使用，每月租金两万。我觉得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么高的租金会让我不得不对我服务的患者们收高额的服务费，这会增加患者的负担，也会给我带来压力。最后我选了这间便宜得多的房间，虽然在他看来寒碜了点，但是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这四年的时间里，我在这里读书、写作、栽花种草、学琴，并在这里为患者提供服务，生活和工作都很开心。我所服务的新老患者们也都跟随着我到这里来找我。这里是我在这座水泥丛林的都市里的田园牧歌，我在这里把一堆的绿植打理得欣欣向荣，生机盎然。这里也是很多患者的希望所在，有我在这里安静的研究，很多人的生命得以延续。 如今一切都受到了疫情的影响。我不知道到了六月份情况是改善还是进一步恶化，经济形势不好，很多癌症家庭压力很大。我今年也在想办法减轻他们的负担，努力帮助一部分患者度过难关，毕竟有命在，比什么都强。 前几天有个市民在我们这附近的一座天桥上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看到消防车过来把他的遗体取下来，这一幕令我很心痛，今年的艰难令少数人轻生了。我不希望看到任何人死亡，即便那人是与我有深仇大恨者——我其实也没有真正的恨过这世上的任何人，最多有些人和我道不同不相为谋，我躲避一下他们。 覆巢之下无完卵，经济形势恶化绝大多数人都会受到影响，少数经济上还过得去的患者希望我调高服务费，但是我自己想的却恰恰是降低服务费。在这样的年景，学医的人无法不为患者们的艰难所动。我再困难，也不至于活不下去，但是我服务的数千患者中是真的有人活不下去了。 所以今年也许我会为了节流，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这间舒适的书房。昨天有个阿姨来找我，因为进不了我们这栋楼，我们去附近的公园里见了面，我刚离开医院时有段时间就是这样为患者服务的。如果经济形势继续恶化下去的话，我或许会放弃续租这间书房，节省开支，与多年的病友们共度时艰。 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里，邂逅这样一场世纪之灾，能活下来就很不错了。从北京撤离回乡的人越来越多了，楼下收破烂的每天都能收到不少品相完好的家具和家电。 但愿这一切能早日结束。

从红豆杉中提炼出来的紫杉醇是常用的化疗药，对多种癌症都有一定的疗效。但紫杉醇的副作用也是很大的，紫杉醇有很强的骨髓抑制作用，78%的使用紫杉醇的患者会出现贫血，部分患者会脱发。 紫杉醇还会导致过敏反应，部分患者会出现呼吸困难、心动过速、多汗、皮肤过敏、血压不稳定、胸痛等反应。紫杉醇对肝肾和肠胃都有较强的副作用，会导致患者肝肾功能不正常，也会导致患者出现恶心、呕吐、腹胀、腹泻等消化道反应。 紫杉醇还会对神经系统产生副作用，导致患者出现癫痫、晕厥、头晕、头痛、神经共济失调等症状。此外，紫杉醇还能导致患者出现关节和肌肉酸痛等现象。所以很多患者反应化疗的副作用很大。 中成药复方红豆杉胶囊是红豆杉的口服制品，其成分主要有南方红豆杉、铁包金、白花蛇舌草、黄芪、玄参、柴胡等。 复方红豆杉胶囊的副作用相对于紫杉醇来说要小很多，但是也有副作用。据报道，约有10%的患者在服用复方红豆杉胶囊时会出现轻度胃肠道反应，主要表现为恶心呕吐。复方红豆杉胶囊也可以导致患者出现轻度的白细胞下降的现象。 有一些患者还会出现肌肉酸痛的现象，搭配维生素B6服用，可以减轻肌肉酸痛。少数患者在服用复方红豆杉胶囊后会有口干的现象，这种副作用可以用生脉饮口服液来改善。 复方红豆杉胶囊配合放化疗可以起到增效的作用，单用复方红豆杉胶囊对一些癌症患者也能起到抑制肿瘤生长，延长患者生存期的作用。 从中医组方思路来说，复方红豆杉胶囊的组方并不是最理想的，红豆杉若与中医的十全大补汤、二陈汤、平胃丸相结合来组方，副作用将会更小，疗效也会更显著。如果能与斑蝥制剂同用，抗癌效果会更好。 十全大补汤既可以保护患者的肝肾功能，又能有效的改善患者的血象。二陈汤和平胃丸则可以减轻患者的消化道反应。所以患者在使用复方红豆杉胶囊时，可以考虑同时用十全大补丸、二陈丸和平胃丸等辅助。 口服红豆杉的效果虽然不如注射紫杉醇那么理想，但是副作用也不会像注射紫杉醇那么大。尽管如此，患者在服用复方红豆杉胶囊时，还是应该密切关注自己身体的反应，定期复查肝肾功能和血常规。 现在也有很多医生在汤方中使用红豆杉，不过红豆杉的有效成分很难溶于水和乙醇，所以把红豆杉开在汤方中效果并不好。而红豆杉又是珍贵药材，入汤剂没有理想的效果，就实在太浪费了。所以患者在不能承受化疗的副作用时，最好是口服红豆杉成药制剂而非将红豆杉入汤剂。

知人和自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世上有自知之明的人并不多。人类学家们有种观点，人都会认为自己所在的社会的文明是这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即便是落后的食人族，也会认为他们本土的文明才是最好的文明。食人族的部落酋长在接受现代记者采访时，对现代人不吃人肉的做法嗤之以鼻。在他们看来，一旦成为俘虏，最好的选择就是被对手吃掉。 我学了很多年的中医，在中医这个圈子里也略有薄名，我最大的感受就是部分保守的中医师和中医爱好者对中医有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自大心理。他们认为中医是这世界上最伟大的医学，可以解决各种疾病问题，比现代医学先进很多。 按照我们传统中医的理论，人之所以患病，不外乎内因、外因和不内外因三种，很多铁杆中医认为现在学习了西医的中医人，用西医的思维来看待中医，否定了传统的这三因，是对中医的大不敬，是中医掘墓人。不过我不敢苟同这样的态度。 像感冒之类的疾病，传统中医认为是由外感六淫：风、寒、燥、湿、火、暑引起的。对世界医学史有所了解的人应该知道，西方的传统医学对这类疾病的病因的认识和中医差不多。 从希波克拉底到盖仑，他们也有一套理论来诠释人类疾病的由来，如果我们仔细去了解，西方传统医学中提倡的体液论和体质论与中医传统理论有相似之处，而且西方传统医学也特别强调平衡的重要性，治疗也是从调节人体寒热平衡着手。 阿拉伯医学家胡奈恩（809-873）在编辑《医学问答》时提出饮食、环境、睡眠、锻炼、排泄和情绪等六种因素与人的健康状态有关，他认为人们要想保持健康，必须要预防机体的自然平衡受到破坏。 这些传统的医学理论与中医传统的“内伤七情，外感六淫，饮食劳倦”等论述大同小异，这种重视人体自然平衡的思想与中医重视阴阳平衡的思想如出一辙。 不过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人们发现了感冒的罪魁祸首是“人鼻病毒”，只要把人鼻病毒从一个人体内转移到另一个人体内，那个人马上也要感冒，而且出现的症状基本都是大同小异，与气候无关。 流感也有流感病毒，最有名的西班牙流感病毒导致了大量患者死亡。我们今天又邂逅了新冠病毒，这个世纪以来，我们已经遭遇了SARS、MERS、Covid-19等三种冠状病毒，我们还为尼罗河病毒、埃博拉病毒、艾滋病病毒、人乳头病毒、EB病毒、肝炎病毒等多种病毒纠缠着。 这些病毒有的可以致癌，如人乳头病毒会导致宫颈癌，每年全球因为宫颈癌去世的患者有几十万，接种HPV疫苗可以让妇女少患宫颈癌。EB病毒会导致鼻咽癌和儿童淋巴瘤等恶性肿瘤，肝炎病毒会导致肝癌。艾滋病毒则可以把人体的免疫系统摧毁，让患者对任何感染都失去抵抗力，艾滋病患者也很容易为癌症所困扰。 这些病毒导致的疾病与外感六淫和内伤七情或中医所说的不内外因不存在任何关系，我们若按照传统的中医理论去为患者进行诊断并按照传统的理论给患者治疗，说实话对患者来说就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情，这意味着他们要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一个完全不知道他们疾病的病理的人。谁肯把自己的生命作赌注来赌博？ 中医界花了几千年的时间才意识到很多疾病是通过人类口鼻传播的，当明代中医学家吴又可提出疫病的发生是因为有感染源在人际间传播时，他遭到了中医界保守派的大肆攻击。 直到现在，中医的经方派还是对后世的温病学派嗤之以鼻，他们根本不愿意看到自己存在的不足，对进步持一种极力抵抗的态度。吴又可这样的有洞察力的医学家比张仲景伟大，但是还是得活在“医圣”的影子下，被人否定。 我因此而很讨厌与所谓的铁杆中医和经方中医讨论这类问题，学习中医多年，我当然很信服中医在治病时的疗效，但是窃以为中医的病因理论从根本上是站不住脚的，是过时了的。我们这些中医的继承者应该与时俱进，研究如何改进中医的不足，提高中医疗病的有效率，而非固步自封，不肯承认别人的优势。 我们亚洲文明历来都有保守的传统，所以在近代，亚洲国家一度普遍挨打，直到西方文明入侵后，才不自愿的接受了一些新的东西。但是在民间从来都不乏保守的力量，很多人头脑简单，不爱学习，举着民族主义和维护传统文化的大旗，拒绝承认自己的不足。并且仗着有同类想法的人数众多，便以为自己有理。这种想法实在很奇葩。 这几天任正非先生接受采访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华为系统超越苹果系统和安卓系统的时间不会太长，要不了三百年。不知道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是否能从这句话中明白点什么。 中医应该从现代科学中去汲取营养，而非因为现代科学的一些发现否定了中医理论的不足之处就去反对它。我们无法从否定他人中促进自己成长，反倒是可以通过学习他人取得长足的进步。 中国自古至今有种文化自大心理，如今我们讲56个民族是一家，以前这种自大心理则更明显的体现在汉民族的自大心理上。 中国古人常说：“夷狄之有君，不如华夏之无也”，又特别喜欢喊：“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之类的口号。这种蔑视其他文明的心态，导致我们国家一度非常落后，我们在闭关锁国时代被西方列强狠狠的教训了之后，才意识到原来我们的文明不是最强大的。 当然，在现在这个时代，人人手中拿着手机，用着电脑，很少有人再夜郎自大的认为我们中国不需要向其他国家学习，多数人不会同意中国再回到闭关锁国的年代去。少数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偏激的观点虽然甚嚣尘上，看起来似乎占了上风，但是他们其实根本算不上主流，只不过多数人不愿意与这些人胡搅蛮缠而已。 举例来说，在现实中，90%以上的癌症患者会首选西医——包括力挺中医者，然后才考虑中西医结合，只有那些晚期癌症患者在无奈之下才会考虑纯中医治疗。我虽然在研究中医抗癌，但是我不认为患者们的这种选择是错误的。 相对于中医来说，现代医学的诊断更准确。我个人是没有能力通过号脉号出某个患者患了癌症，了解到其病情进展到何种程度的。虽然有部分中医号称自己能百分之百的号出某个患者患了癌症，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我自己没有那样的能力。至于那些号称自己能靠号脉诊断出癌症的中医有没有夸大其词，我就不得而知了。 我说句冒昧的话，多数自大者的知识面都太窄。我曾经追踪过一些特别保守的中医，发现他们中大多数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下，阅读范围就局限于几本书，对这几本书也只是一知半解。 我若作为患者，是不太敢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这样的人的。我自己教育的中医学生，我都要求他们好好的学习各门功课，认真完成通识教育并接受现代医学教育，将来不要因为自己的无知而害死病人。 医学仅为万象世界的一个小小的部分，任正非先生提到的手机操作系统也只是万象世界的一个小小的部分，在这个时代，我们吃喝住行医疗等方方面面，都是无法靠闭门造车式的保守主义来保障的。 人要有自知之明，国家也要有自知之明，自大者的狂热只会让社会整体倒退，不会有什么正面的作用。我相信我身边沉默的大多数们虽然不说话，但是从心底里都在拒绝跟随少数自大者撒酒疯。我们有清醒的头脑，不是谁想煽动就煽动得了的。

我最近特别理解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他们的性格和行为在世人看来都有点儿荒诞不经，但是深入到他们的内心深处，很多人却又对他们产生了深深的敬意和同情。在那样的时代，作为有灵魂的人只能或装疯卖傻，或寄情琴书，或沉溺在酒中，发出“死便埋我”的宣言。疏狂点的嵇康死于非命，如果既想保留自己独立的灵魂，又想苟活于世，就该学学刘伶克制自己的冲动。二十多岁的时候我血气方刚，觉得自己能大有作为。四十岁的时候，我偶尔也血气方刚，觉得自己可以说点什么。做完和说完之后就冷静下来了，知道自己不但做不了什么，也无法说点什么。我以前觉得身边有太多麻木不仁的人，但渐渐的就了解了他们不是麻木不仁的人，而只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热心善良，内心中有很多的想法与我并无区别，只是他们从不说出口。人们之所以变成沉默的大多数，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外在世界太危险，不沉默的只能自讨苦吃。我也在这个春天成了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这是一个异常寂静的春天，绝大多数地方都失去了往日的喧哗，人们戴着口罩匆匆而行，彼此间保持着安全的距离。我们活在恐惧与不安之中，深深的体会到生命是如此的短暂和脆弱。我相信这个时代的绝大多数人都会牢牢的记住这个寂静的春天，也会记得大家是如何陷入集体沉默之中的。或许这才是生命的真相，而我们以前所过的太平日子只不过是一种假象。我有很多话要说，但是话快出口时都咽回去了。因为把我想说的话说出来，除了自寻烦恼，别无作用。我们貌似已经脱离了丛林，但其实未必。我们身边一直有野兽环伺，它们到处游弋，等待着捕获可以让它们大快朵颐的猎物。只要闻到了一点点血腥味，它们就无比亢奋。我在思考如何拔掉他们的毒牙，而非落到它们手中，任由它们蹂躏。沉默是一张护身符，该用时还是要用。生存的目的应该是活下去，而非无谓的牺牲。恐惧并不能扭曲人性，只能使人们学会潜藏自己的本来面目。沉默的大多数也有自己的生存哲学，我们只是沉默，不是麻木。

2020年4月25日，我送父亲离开北京，父亲在北京住了快四个月，这是他在北京住得最长的一次，也是住得最痛苦的一次，所以他执意不惜冒险也要回老家。 父亲在北京，因为新冠肺炎的影响，大多数时间禁足在家。一家四口挤在五十多平米的小蜗居里，实在很难捱。父亲只能在小客厅里搭张床，比起农村老家宽敞的住房和活动空间，这样的居住条件实在太差了。 送父亲到北京西站上车时，西站旅客寥寥无几，大多是无法再撑下去的北漂在返乡。我来北京二十年，从未见过西站如此冷清。这座城市是我的第二家乡，我虽然不爱凑热闹，但见它变成这样，心中也很痛。 加上父子俩这一别，也不知何时才能再相聚，甚至不知道今生是否还会有相聚之日，所以离开西站回家时，我的鼻子有些发酸。 我一直没有买车，也不会开车，以前总喜欢安步当车，过简单生活。在这种高危时刻，不能开车送父亲回去，心中忐忑不安。今年我挺后悔以前没有在北京车牌不紧张时买辆车，如果有辆车，现在就不用让父亲冒着在途中感染病毒的风险坐火车回家了。 2020年，整个地球上的绝大多数人都过得很艰难，不止我一家如此。我只恨自己能力有限，没有办法迅速结束这场瘟疫，不能让大家回到以前的幸福生活中去。 我打交道最多的是病人，前两个月还好点，到这个月越来越多的病人治不起病了。估计从五月份开始情况会更严重。一些患者因为无法及时就诊，只好拖着，就这么把病拖到了不治的程度。 也有一些患者或患者家属在治病中途反悔，我都很理解，这在以前是很少见的情况，但是今年这种情况多了起来。今年很多病人会因为经济问题扛不过去，我个人能力有限，帮不了几个人，实在也是爱莫能助。 身为学医的人，同时又是“既要养父母，又要养妻小”的中年男性，我对今年的不易体会很深刻。大萧条时期，谁都艰难。 流行病学认为最可怕的流行病是那种能杀死大批壮年人的流行病，因为对家庭来说，壮年人的死亡意味着毁灭性的打击。壮年人是娴熟的劳动力，失去壮年人，家庭和社会的根本就被摧毁了。 对我这样的青壮年来说，“正能量”和“负能量”是些被嗤之以鼻的幼稚词汇。我们要解决的是一家老小，乃至整个社会的生存问题——家人赖我们劳动所得生存，还有一些人赖我们缴纳的税收生存。中国禅宗提倡“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对青壮年来说，是“一日不作，全家无食”。 所以对这场灾难，不同年龄段和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虽然都“不易”，但这“不易”的性质有别。“不易”的众生也撕裂成若干对立的阵营，互相伤害以发泄自己心中的愤怒。在这种情况下，我选择了比以前沉默点——因为言语已经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只会浪费时间和精力。 工作减少后唯一的好处是多出了不少时间。我从医学角度知道这场瘟疫会影响人类很多年。所以未来数年里会有很多盈余的时间，我干脆做了一个系统的学习计划，准备在这几年的空余时间把自己在中西医学上存在的各种短板补一补，好好读读书。 人没有办法对微生物发脾气，我们祖祖辈辈都活在病原微生物的威胁之下，当它降灾于世时，我们唯一应做的就是避免与它相遇。既然拿它没办法，那就在这充满了噪音和悲伤情绪的世界且行且珍惜吧！

每个人都会有一无所知或一知半解的领域，在这些领域里，我们就是愚昧的，只有学习才能根治掉这种愚昧。 即便是终生学习，我们仍然存在很多知识的盲区，所以这世界上不存在全知全能的人。社会通过分工协作来弥补每个人在知识和技能上的不足，不过作为个人，多学习一点总是好一些，懂得越多，​犯错越少。 聪明的人知道藏拙，在自己专业领域之外保持谨言慎行。愚昧的人则总是表现出一副无知者无畏的样子，他们总以为自己的判断是对的。我们往往要为自己错误的判断买单，因为错误的判断带来的多是错误的决策。 在任何一个社会，人不但应该接受专业培训，还应该接受通识教育，否则就很容易成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偏激之人。 不过在我们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通识教育是非常昂贵和漫长的教育，多数人需要一辈子的阅读和学习才能完成通识教育。但我个人认为，为了让自己少犯些错误，多花点时间去通过自学完成通识教育还是值得的。 年轻时候，我也曾意气风发，对自己的判断毫不怀疑，到了中年以后就开始质疑自己过去学习过的很多东西。因为随着年龄与阅历的增长，最为关键的是随着自己学习的知识的增长，我发现了自己过去的认识不全对。 我今年四十一岁了，我不打算停止阅读，不打算停止对新事物的探求，不打算放弃继续学习，也不打算停止对自己的否定。不能否定自己的过去，就无法接受新的知识。 中国有句成语“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佛教有个概念叫“知见障”，讲的都是因为脑子中固有的思维作怪，导致一个人无法看到一个更广泛的世界。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愈来愈能包容各种过去不能包容的东西。比如我学医，过去主要是学中医，有一段时间脑子发热也像很多中医人一样批判西医，但是后来我就没那么看不惯西医。不但没有看不惯，自己还认真的学起来了，学习的过程中就发现还能收获不少新知。 所以我渐渐的不愿意卷入到中西医的各种争执与纠纷之中。与其花费时间去与人在言辞上分辨个高低出来，不如节约这点时间多读点书。 我现在习惯了迅速结束一些无意义的交谈和交往，我认为我自己是“愚者”而非“智者”，我需要比智者们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去完成通识教育，所以就没那么多的时间去和人争论得唾沫横飞。 但是有的人很有时间和精力吵架——恕我直言，我活了四十多岁，没看到吵架能改变任何人的看法，吵架双方无非不过希望借助争吵改变对方，但是这是不太可能实现的目标。 有益的讨论需要彼此之间均具备一定的专业背景，我也有那么几个经常讨论的朋友，我总能从与他们的讨论中获益。有时候在互相讨论的过程中我会发现自己存在一些不足，对一些事物的认识很浅薄，讨论完了我会自己买几本书来看看，给大脑补充点营养。下次与人讨论同类话题时就能更有趣点，就能从别人那里学到更有深度的东西。 倘若我连一点基础都不具备的话，那么和一些专业人士的讨论就会让我一头雾水，听人讲半天也只是深入宝山却空手而回。 “治愚”是一辈子的事情，人要有治自己之愚的勇气，也要养成治自己之愚的习惯，才能学习到更多的东西，逐步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

我以前很少像现在这样大量的阅读现代医学著作，这段时间我阅读了很多现代医学著作，这种阅读堪谓沉迷，它让我废寝忘食。 花了一段时间的阅读，我终于对病原微生物和免疫学的有关知识有了深刻的理解，也见识了病毒学界的一些泰斗的先见之明。 举例来说，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曾经提及的《病毒来袭》一书的作者内森·沃尔夫教授就是病毒学界的一位非常知名的泰斗。《病毒来袭》中文版在2014年就出版了，但是直到新冠肺炎爆发后我才认真的去阅读了。 在这本书中，内森·沃尔夫教授深入浅出的把病毒学的有关常识介绍得一清二楚，同时他也指出，人类正处在一种前所未有的大流行病爆发的前夕。 内森教授尤其担心的是两种微生物在动物身上进行重组，然后生成一种新的镶嵌体病毒，这种镶嵌体病毒的传播能力是母代病毒所无法企及的。 在内森教授的著作中，他最担心的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即艾滋病病毒）与另一种病毒镶嵌在一起，形成一种新的感染源，并最终实现了人际间的传播。内森教授认为这种病毒造成的新一波流行病即将来袭，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更好的预测和控制它们，后果将不堪设想。 新冠病毒让内森教授的这一推测变成了现实，新冠病毒既有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的基因片段，又有SARS病毒的基因片段，它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病毒镶嵌体。作为RNA病毒，它的变异能力很强，现在它已被证实起码在蝙蝠、人类和猫科动物身上成功的寄居，并能从不同物种之间跳跃。它是否还会与其他的病毒相遇并进一步重组？这些不得而知，但是却非常有可能。这意味着疫苗研发的难度很大，我们与病毒的斗争将会持续很长时间。 我相信在病毒学界有这种远见卓识的不止内森教授一人，但是在大众中有这些科学常识的人却很少，应该不到万分之一。这也是新冠病毒引起如此之多的口水仗的原因，多数人并未接受过高等教育，对病毒学更是一无所知，所以他们对新冠病毒的理解能力非常有限。 我对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都很热爱，没有偏爱二者中的任何一个。但是客观的说，随着人类智识的进步，现代医学对疾病的认识比传统医学精确和深刻很多。作为一名中医学人，我亲证了中医治疗各种疾病时的作用，但是也认为中医亟需与时俱进，跟上科学发展的步伐，建立起对疾病的科学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改进自己，更好的为患者服务。 在传染病的问题上，中医过去的认识显然是不准确的，但是也含有合理成分。过去我们认为是外感六淫（风、寒、燥、湿、暑、火）导致流行病的发生，现在我们知道真正诱发这些流行病的是细菌、真菌、病毒等病原微生物。当然在气候反常的年份，微生物会活跃一些。 不过随着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微生物导致的疫病流行越来越与气候无关。我们地球上人口越来越密集、交通越来越发达、人类与动物之间的交互越来越多、野生动物交易越来越频繁，微生物跨物种传播，从一种动物群体向另一种动物群体跳跃也就变得越来越频繁了。所以我们这个时代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流行病威胁，只是在危机没有发生之前，无论病毒学家如何警告，普通大众都不会当回事。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不同物种间最亲密的交互是屠杀。因为在屠杀的过程中，一种动物的血液和体液与另一种动物发生了交换，这也就意味着这两个物种体内既有的微生物可以向对方体内传播了，所以屠杀意味着微生物交叉感染的风险越来越高。 我们地球上的人类总数已经达到78亿，在这78亿人中，总有一些人在狩猎和屠杀野生动物，病毒通过他们跨物种传播，新的病毒与既存的病毒发生重组，就会产生新兴基因，强悍的感染源就这样出现了。 二战结束后，人类对未来信心十足，从未想过我们人类会被打败。但是新冠肺炎让我们所有人都措手不及，我们终于能够认识到只有几百万年历史的人类在有35亿年历史的微生物面前还很幼稚。 新冠病毒究竟源自何地并不重要，根据内森教授的预测，没有新冠病毒，也会有另一种与人类免疫缺陷病毒镶嵌在一起的新型病毒袭击人类。而且，这样的新型病毒或许不会只有一种。我们人类面临的风险很大，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和检讨自己的生存模式和与自然界交互的方式。 我们有太多的东西值得检讨，只是眼下噪音太多，还不是检讨的好时候。科学家的力量其实很微弱，虽然他们早已看到这一风险，可是他们无法阻挡这种不幸的发生。只是不幸发生之后，我们将来会不会汲取教训，避免发生更多的不幸呢？这值得人类深思。 我们人类需要更平衡和更理性的发展，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微生物会替我们来平衡这一切。因为微生物是天然的法官，它一直在阻挡地球上的部分生物垄断式的发展，它总能以我们看不见但是却又无比强大的力量调节着整个生态环境，真正执行“损有余，补不足”的天道规则。

新冠肺炎究竟会持续多久？疫苗什么时候出来？疫苗能够拯救人类吗？它会对人类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很多人都希望有答案。实际上，任何人都给不出准确的答案。一部分人相信权威，但是在实践中不少权威在信口开河。 眼下很多人禁足在家，前途未卜，心理很煎熬，接收的各种资讯l良莠不齐，各种媒体和个人发表的言论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偏颇之处，难以采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的是建立在专业知识和理性基础上的思考能力。 正如高尔基所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我们可以通过阅读一些专业的书籍来提高自己的判断力，让自己不那么迷茫。我本人近期阅读的一些书籍中，我认为有几本很有意义，谨推荐给各位读者，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病毒来袭》：这本书的作者内森·沃尔夫是哈佛大学免疫学与传染病学博士。内森·沃尔夫现任斯坦福大学人类生物学专业客座教授，他是一个特别有冒险精神的病毒猎手，长期致力于病毒和医学史​研究。 内森·沃尔夫对病原微生物的研究很深。病原微生物为什么能够深深的吸引这位科学家？因为他的研究告诉他，病原微生物以难以置信的方式干预了人类文明的进程，疾病以超乎想象的方式影响了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 在《病毒来袭》一书中，内森·沃尔夫指出我们人类只是寄居在病毒统治的星球上的过客，这些微生物才是地球真正的主人。目前全球人口总数才80亿左右，但是一毫升海水中就有​2.5亿个病毒颗粒。我们人类的历史只有几百万年，但是病毒和细菌等微生物已在地球上生存了35亿年。 病毒是种类最多的生命形式，直到100多年前贝杰林克才首次发现病毒，在那之前我们人类对病毒一无所知。我们目前对病毒的探索还停留在非常浅显的层面上，我们仅仅只是发现了这个地球霸主的​冰山一角。 有些病毒会诱发像鼠疫和新冠肺炎这样可怕的传染病，有些病毒则有致癌作用，比如HPV病毒是宫颈癌的罪魁祸首，乙型肝炎病毒能导致肝癌等。另一些病毒则对人类很有益处。 阅读《病毒来袭》一书，我们能够从中学习到很多病毒学常识，现在各种媒体中的明显的带有煽动性的文字​，在这样的科普著作面前就显得不堪一击。科学史看起来很枯燥，但是却有助于提高我们理性思考的能力。 《瘟疫与人》​：这本书的作者威廉·麦克尼尔是当今世界上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他也是全球史研究奠基人和世界历史学科的“现代开创者”。威廉·麦克尼尔现为芝加哥大学荣誉退休教授，他曾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和美国世界史学会主席。他在全球史方面的研究卓然有成，德高望重​，一生获奖无数。他曾获美国国家图书奖、伊拉斯谟奖、国家人文勋章等。 《瘟疫与人》一书从多个角度梳理了人类的瘟疫史，分析了瘟疫对世界各国的政治和文化的深刻影响。威廉·麦克尼尔教授指出：“技能、知识和组织都会改变，但人类面对疾病的脆弱，则是不可改变的。” 读完这本书后，我们再来看我们当下的世界各国在政治和经济上受到新冠肺炎的巨大的影响，就不难明白眼下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流行对人类社会意味着什么。很多人受限于知识和想象力，难以看到瘟疫对人类社会的颠覆性的影响​。但这本书可以拓展我们的视野，让我们看得更深更远。 《医学史十五讲》：本书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一本通识性读物，作者张大庆教授是北京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主任。这是一本供医学生阅读的一本科普读物，旨在帮助医学生了解人类医学发展的历史，评价医学对人类社会的​深刻影响。 但是本书并非苦涩无味的医学专业书籍，是可以作为科普读物，向普通社会大众推荐。 通过了解医学史，我们能了解到人类与疾病作战的整个经历，对人类医学的发展建立起一种宏观的认识，这种认识能够帮助我们克服自身的狭隘，更理性和更科学的看待人类的疫病史和人类对付疫病的​经验。 《鼠疫》​：这是一本小说，作者是法国著名的作家和哲学家加缪，《鼠疫》通过描写北非一个叫奥兰的城市在突发鼠疫后，社会上涌现出的各种现象来向我们展示了传染病爆发过程中的种种问题​。 我们当下的很多问题都与这本小说中描述的非常相似，我们通过这部文学作品能够了解到从古至今我们人类在传染病大流行时都是既脆弱又顽强的，光明和黑暗一直同在​。危机能够映照出人的卑劣，也能映照出人的高尚。 我们当前处在一个史无前例的时期，新冠肺炎在传播速度和传播范围上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历史，致死性也很高。人们相信疫苗会帮助我们摆脱新冠肺炎危机，但是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在疫情爆发期用疫苗来解决危机的先例，那种情形只存在于科幻电影中。 我们对这个特别容易变异的RNA病毒的认识也还不够深刻，一些基本的科学和历史常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瘟疫的认识，也能促进我们对人性和社会的思考。 从生态学的立场上去看，病毒造成的瘟疫流行是地球自身在调节生态平衡的一种手段。从社会学的立场去看，瘟疫一直在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 当然瘟疫的杀伤力也是非常可怕的，1918-1919年的西班牙流感造成的死亡比一百年来大大小小的各种战争（包括一战和二战）造成的死亡的总和还高。​西班牙流感给人类社会的教训也是前所未有的，世界卫生组织也正是在这样的一系列的背景下成立的。 世界卫生组织成立的本意是为了预防类似新冠肺炎这样的大型瘟疫的发生，但是遗憾的是我们人类没能实现这样的愿望。疫病最关键在于预防，预防一旦失败，控制就会非常难。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我们未来应该怎么做才能预防类似的大型瘟疫的发生呢？这值得所有的人去思考。 阅读可以使人沉静下来，愿大家能在阅读中有所收获，​让自己的心智得到真正的成长。​

由于社会上普遍的不重视中医在癌症治疗中的作用，约有三分之一的癌症患者首次就诊中医即为终末期，身体状况已经很差，或存在严重的胸腹水问题，或存在肠梗阻问题，或出现严重的癌痛和癌热等特别棘手的症状。 但是多数患者和患者家属心理预期过高，即便患者已经到了终末期，仍然希望对这些癌症患者进行有效的控制甚至缩小肿瘤的治疗，不惜使用各种各样的毒性很大的中药，最后的结果很糟糕。 对终末期癌症患者的中医治疗应以扶正固本为主。此时的癌症患者属于“正虚邪实”的状态，有一些历经手术和放化疗的治疗后，“正虚”的情况更加突出。虽然也有“邪实”的问题，但是正气已经亏虚到无法用祛邪药了，所以应该以扶正固本的思路为主，等到患者正气略有恢复时，再适度的用一些祛邪之药。 很多患者或患属翻阅中医抗癌的专著后，自己尝试斑蝥、大蓟、芫花、红娘子、青娘虫、砒霜、轻粉、巴豆等毒性特别大的中药，用完后患者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肝肾功能严重受损，再想回头就非常困难了。 孙秉严老大夫是以毒攻毒治疗癌症的高手。孙老的著作在癌症患者和患属中广为流传，影响很大，很多人自己阅读孙老的著作后自己用药。但是用毒药是需要临床经验的，缺乏临床经验，自己用毒药的，很少不出事。而且孙老生前临床治疗癌症患者时，也很难得心应手的驾驭那些毒药。据曾在孙老处治疗癌症的病友介绍，经孙老治疗后，迅速中毒，病情恶化的患者的比例非常高，几乎达到了百分之八九十。 在现在这个时代，这样的冒险行为不值得提倡。孙老一辈子钻研中医抗癌，尚且不能得心应手的驾驭那些毒药，其他人只是临时抱佛脚的学习一下孙老的著作，就敢贸然试药，鲜有不失手的。 对晚期的大小便闭塞的患者，不宜大肆的用攻下药。我个人倾向于用温和的方法，以健脾益肾为主，疏肝理气为辅，适度的加一些利水和通便的药物，缓解患者临终前的痛苦。 如果患者经调理后，胃纳转佳，二便通畅，精神和体力好转，有可攻之机，可适当加一些以毒攻毒或活血化瘀的药物，抑制癌瘤的发展。这样一步步的为患者争取一线生机，延长患者的生命，是更实际的治疗思路。 我曾经治疗一例终末期的食管癌患者，该患者经手术和放化疗后，身体很虚弱，已经卧床不起，连抬头都困难。西医放弃后，患者儿子找到我。 我开始的时候就以归脾汤（生黄芪、党参、白术、茯苓、甘草、枣仁、远志、木香、当归）合并肾四味（墨旱莲、女贞子、沙苑子、菟丝子），再加上点黄精、玉竹、焦三仙、肉苁蓉、火麻仁，组合成方，调理约一个月后，患者的体力恢复到能够自己从楼梯上下六楼。 这时候就有可攻之机，我于是在方中加入乳香、没药、三棱、莪术、水蛭、藤梨根、半枝莲、玄参、浙贝母、生牡蛎等有抗肿瘤作用的药物，再配合使用一些抗癌的中成药，综合治疗后，患者的情况越来越好，体重恢复，精神体力一日好似一日。后来这个患者在一次感冒后，诱发了肺炎才去世的。这种治疗看似平淡无奇，但是却很稳妥，不至于冒很大的险。 另一个终末期的肝硬化和肝癌患者找笔者治疗时，情况也不好。该患者出现腹水后，先后在北京城找了好几个中医界的名老中医治疗，所用的药或为五苓散，或为十枣汤，多无效。 患者找我时对自己真实的病情不知晓，我事先做患者儿子的思想工作，告诉他，如果急着想把腹水治好，那我就不接手了。如果诚心想找我治疗，就得忍受“慢”，患属表示愿意忍受慢。于是我用小柴胡汤为主，加上一些理气和健脾的药，缓慢的为患者消除腹水。一个月后，患者的腹水才基本上控制住。 该患者找我治疗时已是年终岁末，当时其他医生断言该患者无法活过春节。但是不但那年春节该患者安然度过，下一年的春节也安然度过了。到第三年，该患者知晓自己真实的病情后，深受打击，脱离了我的治疗。换了几个抗癌名医去治疗，思路转变得较为激进后，该患者的身体状况迅速恶化，那年的六一刚过，患者就去世了。 像这种终末期患者，经过稳妥的扶正固本治疗，身体状况能够大为好转都是很幸运的，多数终末期患者是很难有这样的疗效的。对终末期患者，如果治疗思路太激进，绝大多数的患者会不死于病，而死于药物的毒副作用。终末期患者和患者家属应该面对现实，接受现实，不要太激进和冒险。

西方医学院校使用的权威教科书《西氏内科学》第19版中有这样一个定义：“医生是一种需要博学的人道职业”。 这个定义高度的概括了医学的特性，西方医学院校认为，医生既要具备以生物医学为核心的自然科学知识，也要具备深厚的社会人文学科的多方面知识。所以美国的医学教育体制是先念本科，再念医学院，这点比较符合医学人才的培养要求。 我国目前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我国医学院校现在开展的“5+3”模式的教育有点这个意思。不过我国医学院校无论是在师资方面，还是在硬件方面，暂时都还不具备培养这种理想的医学人才的条件。 我国目前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占全部人口的6%左右（有本科学历的只占4%），其中医学人才所占的比例更少。国民能够接受基本的本科教育就已经不错了，如果按照西方医学院校的要求来培养医学人才，我们就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去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实际上我国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是不足的。 因此我国培养的医学人才还达不到理想的水平，体现不出“医生是一种需要博学的人道职业”的特征。 早在一千多年前，我国的著名的中医学家，被誉为药王的孙思邈就在其《大医习业》一文中，对医生的学术水平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孙思邈提出：“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殒。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钻研，始可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睹事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并须探赜。若能具而学之，则于医道无所滞碍，尽善尽美矣。” 按照孙思邈的要求，当时的医生不但需要熟读中医的经典名著，尚需要精通儒释道乃至占卜和巫术等各种学问。孙思邈本人对儒释道都很精通，孙的《千金方》中还记载了大量的道家祝由术——当然这些东西现在来看有很强的时代的局限性，并不科学。 医学不是单纯的自然科学，医学是需要与病人打交道的综合学科，所以仅仅掌握与生命相关的自然科学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有深厚的人文社科学方面的基础。 在诊疗过程中，医生需要与患者进行沟通，我国当前医患纠纷高发，既与我国医疗资源紧张有关——多数医生的工作量都远远的超过了负荷，也与我国医生普遍的缺乏人文社科方面的素养，缺乏与患者沟通的能力有关。 在任何时代和任何社会里，医生都应是学识最渊博的一群人。过去甚至认为医生是“长者”——学问渊博而又德高望重的人，这对医生的要求就很高。我国清代名医叶天士不但医术高明，也因为学识渊博和为人公正而成为乡里有名的乡贤，大家有人际纠纷也去找他调解。 对医生来说，活到老学到老不是一句虚话，有些医生说自己三个月不学习，都不敢上临床。我个人的感受是，一天不读书，心中便会惶恐不安，深怕自己在临床中犯错误。清代名医徐灵胎说自己睡到半夜，在床上想起自己对某个病人的处置可能不妥，马上便要翻身起床，挑灯夜读。 所以学医是苦差事，只有真正热爱医学的人才会心甘情愿的在这场苦差事种苦中作乐，不断的总结经验，学习新知，提高自己。

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因为分离出引起动物肿瘤的致癌基因而闻名的H. Varmus和首先分类出人类肿瘤抑制基因的R. A. Weinberg在他们合著的《基因与癌的生物学》中认为，癌细胞是由正常组织产生的，不是像细菌和病毒一样的外来入侵者。当人们尝试去除癌基因以减少癌症时，却发现这些基因的正常产物是机体生长和发育所不可或缺的。 所以，他们不无遗憾地指出，从理论上讲，癌症对于人类这样的多细胞生命而言是一种固有的疾病，那种期望彻底根除癌症的理想是不科学的，也不现实，世上没有什么癌症能够被彻底根除。 即便是各种各样的号称为根治术的外科手术，也无法根治癌症。在《众病之王——癌症传》一书中，作者悉达多梳理了癌症治疗的历史，无论是外科手术，还是放化疗，抑或是最新的免疫疗法，都并不能真正的根除癌症。 中医可不可以根除癌症呢？​理论上说，也是不可能的。在实践中，以我这么多年所见所闻，真正令人信服的中医根除掉癌症的证据也没有。有一些宗教人士表示，宗教修炼可以根除癌症。实际上，这种说法同样​不可靠。 如果仔细追踪每个病例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些患者不可能只采取一种办法来对付癌症，所以他们生存期长的原因并不能简单的归纳为单一疗法。而且他们是否根除了癌症，也欠缺科学的证据，很多癌症患者在若干年后还是复发转移了。 我们习惯于用一些廉价的安慰用语来安慰癌症患者的情绪，用三年生存率和五年生存率之类的专业术语来隐晦的告诉患者多长时间后，他们就会变得安全。这种做法具有心理安慰的作用，不过残酷的真相是现实中癌症患者真正的生存期只取决于癌细胞的性质。 如果癌细胞恶性程度低，发展的速度较慢，经过合理的治疗，患者可以生存很长时间，甚至活满天年。但是即便如此，他们的癌细胞也未被彻底清除，这些癌细胞随时可以被唤醒，​导致患者死亡。 对癌症患者来说，实事求是的做法是寻求合理的治疗，​而非根除癌症的治疗。我个人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实践后，也放弃了对根除癌症的幻想，转向​为癌症患者争取更长的生存期和更好的生存质量。 如果我们能够让癌症患者体内的癌细胞尽可能的处在一种休眠的状态，​那么我们就有可能为患者争取相当长的一段生存期。如果能够解决癌症患者的各种并发症，​也就有可能为癌症患者争取到更好的生存质量。 我认为把重点放在这两点上是理智的选择，无论是医者的研究还是患者的治疗，如果能够把重点放在这上面，那么选择方案时就会理性和合理很多，可以用最小的代价去为患者争取最大的获益。 对追求治愈的患者，我个人拒绝接手，因为我的能力达不到他们的预期，给不了他们想要的承诺。经精心治疗的患者是有希望获得较长的生存期和较好的生活质量的，这是医者所能做到的。我们不应向患者​许诺我们做不到的事情。 “杀人一千，自损八百”，这句话用于形容癌症的治疗是非常到位的。对癌症的打击治疗，也会导致人体的正常功能受到很大的影响。与癌细胞共存是患者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而不是患者​自愿的选择。 从理论上来说，任何一个癌症患者只要患癌了，终生就都是处在“带癌生存”的状态，无论他们采取了何种号称可以治愈癌症的治疗方案。除非机体死亡，否则癌细胞生长和发展的土壤就会一直存在。 我们在现实中的确看到了大量的生存期较长的癌症患者，这类癌症患者从理论上来说，都不是治愈者。我们只能用一个专业术语——临床治愈来描述治疗效果，只要患者暂时无瘤且无明显的临床症状，就可以说他们临床治愈了，临床治愈和根除癌症​有很大的差别。 所以对癌症患者来说，调整心态，面对并接受现实​非常重要。倘若心存不切实际的幻想，一味的追求根除癌症，最后的结局就是人财两空，生存期被缩短，生存质量也被降低。因为多数的追求根除癌症的患者和患者家属，最终都是要走上过度治疗之路的。 公众号：zhouzhiyuan360 工作微信：zhouzhiyuan1979 个人网站：www.zhouzhiyuan.com ​

我这段时间很安静，公众号也不像以前那样每天都更新，总有人为我担忧，发信息问我。我在这里想告诉大家一声，我很好​，没有任何麻烦。 我只是不喜欢看新闻也不喜欢再参与任何热点问题的讨论。一切顺其自然吧，该来的自然会来，不该来的也来不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谁都挡不住。 新闻这玩意儿看多了会变傻，因为有些编造假新闻的人在把我们当傻子愚弄。不幸的是很多人没有阅读专业书籍的习惯，肯阅读大部头著作的人更不多。多数人喜欢快餐式阅读，所以这些人注定了要被各种假新闻欺骗。 我这段日子大多数时间在看书和学习，在啃一些大部头。不看新闻，不看朋友圈，也不发朋友圈，不写公众号。 我活得很好，我所求不多，所得已足。虽为灾年，但是过得自由自在，轻松得很。工作之余，多数时间在阅读一些我喜欢的专著，偶尔会和家人一起出去散散步。 读书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启发人的深度思考，但是阅读快餐式新闻和朋友圈里煽情的文字，却只会把人搞成不会思考却又自以为是的白痴。 思考是一种颇为难得的能力，需要花很多时间去阅读和学习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思考。有很多人把自己浅薄的臆断当作思考，这实在是世上最荒唐的事情。我个人是不喜欢与这样的人交流的，人生苦短，把宝贵的生命浪费在废话上是罪过。 比如最近因为某些特殊原因，一些对医学几乎一窍不通的人，上来就跟我谈论他们对疾病的认识，并自以为他们自己比我懂得还多。这就让我很想结束谈话。我学了二十年的医，对医学领域的问题心中多少还是有点数的，违背基本医学常识的话让我深感恶心。 这些人都是被快餐式阅读煽动得既狂热又傻乎乎的不知如何去形容的家伙，愿​时间能给他们正确的答案吧。 这世界虽然跌宕起伏，但是大的方向还是在向前进的。随着人们的见识和阅读的书籍的增多，愚昧和偏执的人会越来越少，我相信未来的日子里，理性的人会越来越多。至于当下，​各自安好就行了。

各位病友：因为疫情的影响，北京市采取了一系列的防控措施，这些会影响到您到京咨询和就诊。如果您要到北京来当面咨询和就诊，需要随时关注北京市的防控政策。 目前，北京市的医疗机构都只接受预约挂号，不提供现场挂号服务。预约挂号也只接受北京本地的有健康绿码的患者或在北京已经超过14天的健康码无异常的患者挂号。刚从外地来京的，一概不予预约挂号。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贸然来京就诊，来京就诊前请做好充分的准备，先接受十四天的隔离。北京的医生们也很难再像过去一样接受患者的邀请到外地出诊，因为从外地出诊回来，还是要隔离14天，这很影响正常工作。 目前北京市政府鼓励各位患者优先在本地医院就诊，不要冒着感染新冠肺炎的风险，到北京来就诊。外地患者如果希望找北京市医生看病，优先考虑通过网络远程问诊。各医疗机构和药店都可以通过快递邮寄药品。 北京市政府的有关发言人表示，北京的这种防控政策将会常态化，这就意味着短期内北京市医疗机构的这些规定将不会改变。如无特别必要，建议各位外地患者不要到北京市各大医疗机构面诊。 看中医的患者也是可以通过视频问诊的，只要提供详细的病历资料，通过视频问诊基本可以达到面诊的效果。如果能有本地医生的脉诊信息，效果可能会更好。 疫情当前，情况特殊，希望大家多保重，同时密切关注疫情的发展和北京市防控政策的调整，决定自己的行程。如果北京市有新的防控政策出台，我会及时向大家通告。 我今年对我的外地患者的服务也主要通过网络进行，各位长期接受我的服务的病友可以定期网络视频反馈情况，尽量把疫情对各位病情的影响降到最低。 生存所需，咨询收费，望大家多多体谅。 谢谢大家！祝大家早日康复！

临床中，我发现有部分癌症患者有出汗过多的症状，我尝试过几种方法，略有效验，特撰此文，把我自己常用的几种止汗药物和方剂推荐给大家参考。 玉屏风颗粒 中成药玉屏风颗粒是来自于一张中医古方“玉屏风散”，玉屏风散由生黄芪、防风、白术等三味中药组成。其功效为益气、固表、止汗，可用于表虚不固、自汗恶风、面色㿠白，或体虚易感风邪者。 玉屏风散是扶正固表止汗的代表方剂，是临床中最为常见的止汗中药，对身体虚弱的癌症患者尤其合适。 一般中晚期癌症患者由于癌瘤的消耗，身体较为虚弱，明显的畏寒怕风，在空调房间里呆一会儿就受不了，但是却又很容易出汗，一出汗还特别容易感冒或出现鼻炎的症状，这样的患者就非常适合用玉屏风散。 中成药玉屏风颗粒也经济实惠和方便实用，目前有多个厂家生产玉屏风颗粒，在多数地方玉屏风颗粒也属于医保用药。 淡竹茹汤加味 淡竹茹汤是中医治疗“妇人脏躁”的一张常用方，我在临床中发现，这张方子对治疗由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引起的多种症状皆有效果。 传统中医认为淡竹茹汤具有养心安神，清心除烦的功效。可主治心虚烦闷，头疼短气，内热不解，心中闷乱，及产后心虚惊悸，烦闷欲绝。脏躁，悲伤不止等。 但实际上这张方子也可以用来治疗癌症患者的情绪紧张和出汗过多，尤其是部分癌症患者有一紧张就出汗的现象。对这类患者，使用淡竹茹汤可以同时缓解情绪紧张和出汗不止的症状。如果在原方的基础上加上有止汗作用的浮小麦，则效果更佳。 方如下： 麦冬15g，淮小麦30g，浮小麦30g，炙甘草10g，党参15g，茯苓15g，法半夏10g，淡竹茹10g，生姜7片，大枣3-5个。 这里的淮小麦是一味中药，很多药店里不买，可以网购。淮小麦和药店里的浮小麦是不一样的，浮小麦是未成熟的麦子，放在水里会飘起来，所以叫浮小麦，其主要功效为止汗。淮小麦则是产于淮河流域的成熟小麦，主要作用为养心安神。 这张方子我自己也常用来治疗抑郁症（尤其是产后抑郁症），有一定的疗效。中医的方子向来是可以一方多用的，在中医看来，只要病机一致，无论表现为什么症状，都可以用同样的思路治疗，这叫异病同治。 三仁汤和桂枝汤 古人有句话：“汗出不解，非风即湿”，这是说热证用了发汗解表的药后，汗出来了，但是患者的热还是没有解除，依然出汗和发热。那么就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太阳中风”，一种是内有湿热。太阳中风后的自汗不止可以用桂枝汤解决，内有湿热的汗出不止可以用三仁汤来解决。 印会河教授曾提出中医治病要重视“抓主证”，抓主证就是抓住主要矛盾，不需要次要症状都具备才决定用某种方子。“汗出不解”的主证是汗，并不一定有明显的“热”，所以对出汗不止的患者，只要能确定属于什么“证”，我们还是可以按照中医的辨证论治思想来使用桂枝汤和三仁汤的。 桂枝汤治疗的自汗不止的患者具有怕冷和怕风的特点，“太阳中风”是“太阳经中风”的意思。太阳经主一身之表，有卫外的作用。太阳中风后，患者的正气就失去了卫外的能力。这时候就要用桂枝汤来调和营卫，鼓舞卫阳之气。卫阳之气一稳固，就不出汗了。 桂枝汤方： 桂枝10g，白芍10g，炙甘草6g，大枣5个，生姜5片。 那么湿热有什么特点呢？中医认为湿热是湿和热合在一起，一般这样的患者多会有大便粘滞，心情烦躁，午后发热或五心烦热的症状。对这样的患者，要祛湿才能退热止汗。 中医认为湿热混在一起，就像油和面混在一起，不易分离，必须釜底抽薪，把湿除掉，才能祛除患者的热。祛除湿热的代表方剂是三仁汤，当然，也有人说茵陈五苓散也很好用，不过我个人比较偏爱三仁汤，用得较多的是三仁汤。我这里把三仁汤和茵陈五苓散方都附上，供读者自己参考。 三仁汤方： 杏仁6g，薏仁30g，白蔻仁6g，茯苓15g，法半夏10g，淡竹茹10g，生姜7片，通草6g，厚朴6g，滑石15g（包煎），竹叶3g 茵陈五苓散方： 茵陈15g，桂枝10g，白术10g，泽泻10g，茯苓10g，猪苓10g。 ​六味地黄丸 六味地黄丸主要用于阴虚盗汗的患者，一般以儿科患者为多见。所谓盗汗，就是睡觉时出汗，醒来的时候不出汗，这种阴虚盗汗的就可以用中成药六味地黄丸，很多厂家有生产。…

今天我看到国际劳工组织公布的一组数据：新冠病毒已经使全球超过12亿人失业，而且事态仍然在进展之中，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失业的人将会更多。由于全球人现在都活在一个彼此相连的供应链中，所以如此之多的失业人口会影响到全球的绝大多数人。几乎所有人都将面临收入减少的局面，谁也无法置身事外，部分贫困人口则可能会完全没有收入。 整个世界的经济形势非常糟糕，我们实际上已经处在大萧条时代而不是可能进入大萧条时代，那些暂时有不错的收入的公务人员的好日子也不会持续太长时间。 这意味着全球的人均寿命将会直线下降——我是见证过人类人均寿命不断上升的历史的，现在又在见证人类的人均寿命直线下降的历史，人类的生活质量会大不如前。对于现存于世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他们从未经历过的危机。二战结束已经75年了，二战后人类的生活整体来说是一直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是2020年，这种积极向好的发展趋势陡然停止，我们转向了另一种局面。 在2020年之前不会死亡的人，在2020年及以后，可能都不得不提前死亡了。药品即便能够充足供应，但是没有钱治病的人还是只有死路一条。大萧条也会导致更多的人自杀，现在已经有一些人因为大萧条自杀了，前不久云南的一个养蜂人就是例子，我还听说过几个中小企业主自杀的例子，相信还有一些心理脆弱的人自杀了还没人知道。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的时间越长，发生战争的风险越大。如果疫情不能在今年夏季缓解，那么到时候全球性的混乱可能在所难免。 这个责任谁来负？我不知道，也不想谈论，但时间会给所有人答案。我用不着去讨论这个问题，随着危机的进一步加重，影响的人会越来越多，死亡的人也会越来越多，再狡诈和蛮横的人也躲不掉被追责的命运。可能全球需要负责的人很多，在混乱的状态中，人们会用手中的武器去宣判。 现在很多人在试图把水搅浑，水搅浑后就没有人追究他们的责任。所以我不怎么看现在的新闻——宣传性的新闻都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里面充斥着谎言。越是叫嚷得厉害的人，内心深处越恐惧，他们想通过高声叫嚷来掩饰自己内心的恐惧，所有不正当利益获得者都会面临被讨伐的命运。 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教授、原美国国际发展署全球健康负责人撰文呼吁在为老年人拉平曲线的同时，应让健康人加速建立群体免疫，让人都待在家里只是推迟病毒的回归时间却导致经济崩溃。哥本哈根大学两名病毒学教授也如此呼吁，他们认为指望疫苗是不现实的，唯一的解决方案是群体免疫。这算是对前一段时间英国学者提出的群体免疫说法的一种声援吧。 这是欧美科学家的观点，提这种观点的学者遭到了全球很多人的讨伐。但是提这样观点的科学家在综合权衡各种死亡因素，有一部分人可能会直接死于新冠肺炎，但是更多的人会间接死于新冠肺炎。目前，间接死于新冠肺炎的人数应该是直接死于新冠肺炎的人数的3倍以上，随着时间的推移，间接死于新冠肺炎的人数将会更多。 那些因为没有钱吃饭饿死和缺乏医疗资源病死的其他疾病患者的数量，将会远远多于新冠肺炎自然发展造成的最高致死数。我想也许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才会有科学家提倡群体免疫吧。但是对公众来说，这样的科学家就像冷酷无情的凶手一样。 即便粮食和药品充足，如果人们没有钱购买粮食和药品，他们还是要饿死和病死。这段时间，全世界的癌症患者的病死率都前所未有的飙升，作为一个长期与癌症患者打交道的人，我已经渐渐的对这种死亡感到麻木了，如果在以前，死亡率上升会令我感到很难过。但是在现在的这种状况下，我意识到单独的个人完全无力回天。 同样，还有那些其他重大疾病的患者，也在加速死亡。关于这一点， 没有人比医生们更清楚，因为与那些正在加速死亡的人打交道最多的就是医生们。至于饿死的人，在印度和非洲已经出现了。相信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进一步延长，这种现象会越来越多。 即便今年夏季第一波疫情缓解了，人类还是会面临着第二波疫情在秋冬季节重新来袭的威胁。所以这次的灾难是深重的，两年内能够走出新冠肺炎的影响就已经不错了。全球不可能有V型复苏，最多也就是U型复苏，我们在底部会呆很长时间。新冠肺炎疫情没有理想的结果，人类被迫在各种极为残酷的结果中挑选一个相对好点的结果来。 新冠肺炎可能会造成全球40%以上的就业人口失业，这种恶劣的状况将会让很多人死于新冠肺炎的次生灾难，也会导致社会出现系统性的崩溃。一场大的鼠疫造成的灾难性的后果需要几代人才能够消除掉。新冠肺炎的影响或许只比鼠疫大，不比鼠疫小，因为这是人类生存史上第一场迅速波及全球的大瘟疫。 我前段时间也在谈反思，现在对反思的问题无所谓了，这个世界上会有很多人死于这场危机，或许我们自己不一定活得过这场危机。那就等危机过后，让那些仍然活着的人去反思吧！如此巨大的灾难，不可能没有反思和追责的，全体人类不允许，历史也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经常有人问我，春天的时候，肿瘤会进展得更快吗？从直觉上来说，的确有这个现象，每年春天的时候，确实有一些癌症患者的肿瘤迅速进展。但是我们没有数据上的支撑，很难给出明确的结论说春季癌症发展的速度更快。实际上每个季节都会有一些患者的病情进展迅速，需要有专门的研究才可以给出准确的结论，我希望大家不要因为这种流传的说法背负压力。 今年的春天，很多肿瘤患者的病进展迅速，我觉得既跟春天是万物复苏和生长的季节，癌细胞在这个季节里比较活跃有关，也跟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很多肿瘤患者无法开展多学科合作的治疗有关。 同时，受疫情的影响，很多人的情绪变得更糟糕，运动量也大幅度的减少，这些对肿瘤患者病情的发展也有不良影响。很多人在经济上也受到了影响，一些抗癌药比较名贵，吃不起。在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部分患者肿瘤进展迅速，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作为患者，还是应该尽可能在现有的条件下多运动，也尽可能的保持精神上的放松，虽然做不到心情愉悦，但是还是要尽量减少紧张情绪。这些对控制病情的发展是有好处的。 非终末期的肿瘤患者要减少卧床的时间，尽可能多活动，促进肠胃蠕动。对多数带瘤的癌症患者来说，病情进展可能是难以回避的现实，接受现实，减少焦虑，反而能够减缓病情进展的速度，延长患者的寿命。 在任何情况下，运动对癌症患者都有积极的意义，有些癌症，比如前列腺癌，甚至可以通过游泳这种运动进行辅助治疗。肥胖是癌症的重要诱因之一，体形肥胖的患者尤其需要保持一定的运动量。一般来说，如果体力支撑得了的话，每周要有五天三十分钟以上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 春季饮食上清淡点对多数癌症患者更有益，但是有部分纯素食的癌症患者也在走向一个极端，长期的素食导致营养不良。有些患者很明显的出现了贫血和消瘦的现象，还是坚持纯粹的素食，这有点儿偏执。素食与动物来源的食品按照4:1的比例搭配是最合适的。营养要保持均衡，不能因为偏信素食的作用而不摄入高蛋白质食物。 ​在这个特别的春天，我希望各位癌症患者能在条件艰难的情况下，尽可能的采取一些自己能采取的措施去控制肿瘤较快的进展。我也在研究用中医控制癌症进展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抗癌之路确实不是一条坦途。

最近我看了大量的与鼠疫有关的医学资料和历史文献，鼠疫可能是历史上对人类影响最大的一种传染病，它夺走了很多人的生命，导致历史上几度人口锐减——有很多次曾导致疫情爆发地一半以上的人口死亡。 2019年，我国内蒙古还出现了鼠疫疫情，不过规模非常小，只在内蒙古自治区的几个地方零星的出现了几例患者。我国北方草原地区是鼠疫的疫源地，所以出现几例零星的鼠疫患者并不奇怪。但这些患者之间没有什么联系，所以这其实还是值得警惕的一个信号。 在历史上，鼠疫曾经横扫欧亚大陆。欧洲的黑死病杀死了欧洲约三分之一的人口，黑死病就是由黑鼠传播的鼠疫。到现在为止，诱发鼠疫疫情的鼠疫杆菌仍然没有从地球上消失。啮齿动物的窝是鼠疫杆菌的温床，鼠疫杆菌可以通过啮齿动物以及寄生在啮齿动物身上的跳蚤来传播。 人类与鼠疫作战的历史可能有两千年以上，有历史记载的鼠疫疫情就不计其数。蒙古人的铁蹄曾经横扫欧亚大陆，最终蒙古人节节败退。研究瘟疫的历史学家认为，真正打败蒙古人的是鼠疫。正是因为大量征战的士兵们感染了鼠疫——而且在那个时代鼠疫的死亡率非常高，所以才大大的削弱了蒙古人的战斗力。 金元时期，鼠疫在中国大地上横行，造成了某些地区超过一半的居民死亡。鼠疫不但带来了大量的伤亡，而且还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我国金元时期爆发的大型鼠疫疫情和欧洲的黑死病，都曾导致经济瘫痪。欧洲黑死病后，甚至爆发了文艺复兴和大革命，结束了欧洲黑暗的中世纪时代。 所以这小小的微生物，是我们人类最大的威胁。 人类在与鼠疫斗争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一些经验成了某些爆发过鼠疫的地区的人的禁忌，这些禁忌有效的保护了该地区的人类的生命。但是一些不熟悉本地风俗的外来入侵者根本不了解这些禁忌，他们会因为违背本地的禁忌而诱发鼠疫。 金元时期的鼠疫据说是从云南传出的，曾经惨遭鼠疫蹂躏的云南本地人有种禁忌，他们会从有老鼠死亡的屋子里搬出，另寻住处。虽然很多本地人不知道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这种生活习俗有什么作用，但是他们还是照做了。结果云南虽然也是鼠疫的疫源地，但是却能长期不爆发疫情。 北方游牧民族攻入云南时，这些骑兵并不知道云南本地的这些禁忌。结果引爆了鼠疫疫情，并通过军队的迁徙把鼠疫带到了全世界各地。 而1910年中国东北地区之所以爆发鼠疫，也与当年的“闯关东”有关。大量的关内灾民闯关东，他们也不懂得东北地区的一些民间禁忌。 东北地区因为历史上游牧民族的征战带回了鼠疫，鼠疫杆菌留在草原地区的啮齿动物的身上了，所以成了疫源地。这些草原部落人遭受了鼠疫的折磨后，也形成了自己的禁忌。他们在猎杀土拔鼠时，只采用射箭猎杀的方式，而不用笼子来捕获，而且他们还不捕猎不活泼的土拔鼠。这些习俗使他们有效的躲过了与病鼠的直接接触。 但是闯关东的山东人不知道这种禁忌，当年闯关东的山东人中，很多人做皮毛生意。土拔鼠的皮毛非常受欢迎，这些人采用一切手段来捕获土拔鼠，结果引爆了鼠疫疫情，关外地区每天因为鼠疫死亡的人数超过五千。 过去，鼠疫的传播主要是靠商旅和战争时期的军队。在交通不够发达的时代，鼠疫传播的速度并不快，而且一些天然的屏障，比如一条大河就能阻断疫情。但是今非昔比，现代都市如果爆发鼠疫疫情的话，36个小时内就可以传遍全球。某个城市的人口一旦超过了50万，细菌和病毒等微生物就足以在该地引爆一场瘟疫，并迅速传播到其他地区。 古人是怎么战胜鼠疫疫情的呢？严格来说，多数时候是靠“自然免疫”。就像欧洲的黑死病，最终导致欧洲人口锐减，该感染的都感染了，该发病的都发病了，该死亡的也都死亡了，剩下的人身上有了抗体，鼠疫疫情才告一段落。 早期的人们发现了鼠疫的传播途径，所以古人也有自己的检疫手段。在爆发疫情时期，各地所有的商船都不让靠岸，需要在码头上停留四十日后才允许船员们下船，这种检疫方式有一定的效果。 不过更有效的是发现病例和隔离，加缪的小说《鼠疫》非常生动的描述了鼠疫疫情爆发后，全城隔离的真实场景。相信今天隔离在家的人们阅读这本小说时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今天我们来看一些爆发过鼠疫疫情的地区的禁忌和古人的检疫抗疫方法，会有很多感慨。我们人类生活在地球上，从来没有容易过。瘟疫和战争是人类最大的敌人，如果从历史大数据来看，瘟疫造成的死亡远多于战争。在历史上，瘟疫曾有效的控制了人口的过度增长，保护了地球的气候环境。 不过在近现代，感染全球多数地区的大瘟疫很少见，除100年前的西班牙大流感曾经有过如此巨大的威力之外，就只有我们今天的新冠肺炎了。 通常造成一种大型瘟疫的病原体一旦在人群中广泛流传开来，就再也不会轻易从人间消失，而人类对某种病原体产生的抗体的有效性一般来说只能维持30-50年。人类与一种新的病原体互相磨合并适应它，需要120年左右。也就是说一旦有鼠疫这样的大型瘟疫发生，可能会有好几代人需要笼罩在它的影响下生活，绝非一两年终结得了。 鼠疫杆菌是一种人畜共染的病原体，人类和啮齿动物是鼠疫杆菌的主要宿主，跳蚤也能传播鼠疫杆菌。所以在当代，鼠疫被列为甲类传染病，在每个国家都是被严防死守的对象。 严格来说，我们人类没有能力消灭任何一种传染病。直到今天，被人类彻底灭绝的传染病或许只有天花，其余的曾经肆虐较广的传染病都仍然在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当然这一说法存在争议，也有人认为天花病毒还存在于自然界，并没有被灭绝。 微生物一再教训人类，人类也在努力躲避微生物，人类社会的很多看起来令人费解的生活习俗，都可能是历史上的瘟疫流行留下的烙印。甚至有学者认为，宗教之兴起，也与瘟疫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瘟疫造成了太多的亲人死亡，人们需要某种仪式来抚慰心灵，所以才有了宗教。 现代公共卫生系统建立后，预防传染病有了更科学和更明确的方法，人类一直在努力与野生动物保持距离。不过这也得人人肯遵守这些规则才行，只要人类中有少数人不肯遵守，我们每个人便都会处在巨大的危险之中。这就像短板理论一样，人类的整体安全，取决于最危险分子而非普通人。 新冠肺炎会不会像鼠疫一样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折磨人类，我们很难在现在下结论。现在的一些研究已经发现新冠病毒出现了人畜共染的现象，猫和狗这种早已被驯化的家畜，也能被感染上新冠肺炎病毒。 最新的报道显示，就连动物园的老虎，也感染了新冠肺炎并出现了症状。其他的哺乳动物会不会也被传染上？跳蚤和蚊子等昆虫会不会传播新冠病毒？还有没有其他的传播途径？这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才能知道。 对这些未知，我们不应掉以轻心，也不应为了安抚大家的情绪而轻率的否定，而应认真研究和小心防范，这是我们学医人的责任。 潘多拉魔盒被打开后，我们人类想摆脱新冠肺炎就没那么简单，这种强传染性和高致死率的病毒正在让人类的生存变得比以前更艰难。 要想回到从前，并非易事。

今年是我母亲去世后，我唯一没有在清明节回去给她上坟的一年，我不能确定的是明年和后年我是否能够回去给她上坟。 有人跟我说，我们现在是劫后余生。我对这种说法很怀疑，我们真的走到“劫后”了？我国的疫情结束了？现在就可以说劫后余生了？ 如果劫难还没有停止，谁都不好说自己能不能有“余生”。我想全世界的病毒学家和流行病学家都不敢说疫情什么时候结束，也不肯定今年的晚些时候或明后年我们是否还会迎来一波又一波的新疫情。 如果信心喊话可以结束这场灾难的话，那是最容易的事情。可惜信心喊话解决不了多少问题。今天我看了印尼街头的新冠肺炎患者倒地抽搐的视频后，仿佛看到了两个月前的武汉。我也看到我国学者石正丽从武汉市的一群猫的身体中发现了新冠病毒存在的证据，这些让我对前景不乐观。 病毒已经在全球蔓延开了，再加上人畜公染，病毒不断的进化，那么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说，我们离最终解决这个问题之日遥遥无期。中国历史上的大型瘟疫都是一波接一波，一年接一年的发生，有的时候连续5-10年瘟疫都在持续不断的发生，直到很多地区人都死绝了才结束。 所以我不确定我什么时候可以回老家给我母亲上坟。 今年我家亲戚因为新冠肺炎的影响，去世了两个。他们都是因为湖北省出现医疗挤兑，导致无法及时就医去世的。如果我国驻法大使说的话靠谱的话，那么我国死于新冠肺炎导致无法就医的其他患者数字是死于新冠肺炎的3-5倍。 用我父亲的话说，这些人“就像死了一只狗一样”无声无息。他们死后，没有葬礼，没有人哀悼，去世后被迅速的埋葬。我的两个亲戚因为在乡下，所以是土葬而非火化，至亲之人安葬了他们。 在这样的灾难面前，生命变得非常廉价，眼泪也很廉价。有很多湖北人在盼望着有人向我们道歉，盼着我们的社会有反思。不过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失落——并没有人真的在乎我们内心深处的感受。 我们的亲人在可以不死掉的情况下，无缘无故的死掉。我们自己觉得很不忿，但是在其他人看来，或许我们还应该感恩戴德，而不是哭哭啼啼。 我活了四十一年，很不幸的是经历了非典和SARS这两场瘟疫，引爆他们的原因惊人的相似，不过遗憾的是没有一次有过真正深刻的反思，我想再过些年，我们还会看到第三次类似的事情发生。 我能看到很多在海外流传而在我国被严格禁止的视频——感谢我们的局域网，保护了许多人脆弱的心脏，但同时也成功的让很多国民愚昧得可怕。现在湖北曾经经历的噩梦在其他国家上演着，倒毙街头的人很多。我们的防线也随时有可能被突破，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其实都不安全。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彻底结束这种生活，也不知道下一个无辜死去的会是谁。也许是我，也许是你，也许是其他人。瘟疫不讲政治，各种政治立场的人都可能死于这场瘟疫。也许我们会死于瘟疫，也许我们会死于瘟疫造成的次生灾难，未来会发生什么事，谁也说不好。 正如我父亲所说的那样，我们很多人会在这种乱世之中稀里糊涂的死去，死得像一只狗一样微不足道。生命是脆弱的，我只能选择活在当下，虽然眼前的这个当下已经很不正常了。 我对今天举国的哀悼很麻木，困在家中久了，感受确实不再像以前那样敏锐。在死的人多了，身边的人死亡的仪式变得草率了，灾难结束之日又遥遥无期的情况下，麻木比清醒更好。倘若不如此，我们的痛苦该如何深重啊！ 我完全无法理解那些唱赞歌者，正如他们完全无法理解我一样，我想我和他们是完全敌对的两个阵营。所以对来自于另一个阵营的人，只要一发现，我便立即拉黑。彼此不恶心对方挺好。余生很宝贵，我不想和令我恶心的人呆在一起，想必他们也一样，无法互相理解的人，就该分道扬镳，各自安好。

前外交部长李肇星先生说自己在赴任前曾去请他的老师季羡林先生赐教，季老赠给他一句话：“不说假话，真话不全说。” 季老是我很敬仰的一位国学大师，季老的文章我读了很多，但是季老私下教诲自己学生的这句话，短短九个字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比他的那些长篇大论的文章深刻多了。 我以前是个畅所欲言的人，而且一直希望尽力做到客观，我认为坦诚是客观的基础。所以我曾经一度对季老的这九字真言不认可，觉得说话吞吞吐吐的不如不说。不过遗憾的是，跟这个社会打几个回合的交道后，我便不自觉的照着季老的九字真言来行动了。 不说假话是做人的底线——但并非每个人都守得住这条底线。有些人太坏了，从根子里就不想守住这条底线，只要有好处，什么假话都说得出口；有些人是被迫放弃这条底线。 真话不全说是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最无可奈何的事情，谁不想畅所欲言？但是祸从口出的古训并不是白说的，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这条古训而命丧黄泉。 我们历来不缺举报自己老师的学生，也不缺陷害亲朋好友的败类，陌生人为自己的个人利益而去构陷另一个人更是毫无心理障碍。 有的人昧着良心专干构陷他人的勾当，我的读者中就有不少这样的人，所以一个人说话时是需要与这些人斗智斗勇的。 活在这个世界上，要学会不给人留把柄，同时也要学会从别人的只言片语和蛛丝马迹中去甄别他们的为人，并判断自己是否应该防范和屏蔽他们。活着活着，就不由自主的活成了林语堂先生所说的老滑的中国人了。 林语堂用老滑而不用老奸巨猾来形容中国人的这一面，大概是因为林语堂想把个体因为无奈而作出的这种选择中性化掉吧。毕竟对于渺小的个体而言，我们在担惊受怕中活着时采取的自保行为实属不得已。 只是时间一长，我听人说话，总是不免多了个心眼，怀疑别人话里有话。而自己说话，也总皮里阳秋，也是话里有话。这样的交谈实在让人难受，所以就越来越沉默了，凡有陌生人在场，我都习惯一言不发。 久而久之，大家都不够直爽，且美其名曰：有涵养，有城府。其实是满嘴巴的虚应故事，世故圆滑点的人能听话听音，知道别人的话信不得。耿直或不敏锐的人往往就容易上当，成了谎言的受害者。谎言听多了，有些人就傻掉了。 文章写着写着也写成了谜语。写的文章总让人猜谜语，作者会像得了痔疮又便秘似的痛苦——拉出来很痛苦，不拉出来也很痛苦。 忝为学医人，得了痔疮又便秘这种毛病我治得了，说话吞吞吐吐的毛病我治不了。这篇文章就写得吞吞吐吐，话里有话的，好多意思要靠读者自己猜。 我只有有限的几个朋友，偶尔朋友在一起闲聊时，我可以海阔天空的畅所欲言，无所不谈。他们不但理解我，还从不出卖我。这也是人生最快乐的事情，知音难觅，有几个知音总不至于无处倾诉。 古人认为知音是懂我们的人，在现实中，真正的知音除了懂我们，还要具备另一个要件：不出卖我们。这样一来，知音就更难觅了。

​1940年，陈高佣曾出版过《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陈高佣从《资治通鉴》和《古今图书集成》等古代著作中整理出了一份中国瘟疫编年史。 本文根据他的整理，列举出公元前243年-公元1911年中国发生的瘟疫史。 当然，这份编年史不可能记录下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瘟疫，肯定会有遗漏。 公元前243年，瘟疫波及全帝国。公元前38年，瘟疫、饥荒和洪涝灾害共同造成河南、山西和山东等地受灾严重。 公元16年，瘟疫导致大规模的侵入南方的胡族损员百分之六七十。公元37年，江苏、江西、安徽、浙江和福建等地流行大瘟疫。公元38年，浙江等地流行瘟疫。公元46年，饥荒和瘟疫造成蒙古十死六七。公元50年，瘟疫流行。 公元119年，浙江等地流行瘟疫。125年-126年，河南等地流行瘟疫。151年，河南、安徽、江西等地流行瘟疫。161-162年，瘟疫连续流行两年，仅新疆和青海等地的军队中，就有百分之三四十的士兵死亡。171年，瘟疫流行。173年，瘟疫流行。179年，瘟疫流行。182年，瘟疫流行。185年，瘟疫流行。 208年，瘟疫流行，湖北等地的士兵死了三分之二。217年，瘟疫流行。223-234年，瘟疫流行。275年，瘟疫流行，河南等地死了数万人。291年，河南等地流行瘟疫。296年，陕西等地流行瘟疫。297年，河北、陕西和四川等地流行瘟疫。 312年，瘟疫、蝗灾和饥荒接踵而来，华北和华中人口几乎死绝，陕西纳税人口只剩百分之一二。322年，瘟疫流行，损伤人口百分之二三十。330年，瘟疫流行。350-351年，瘟疫流行，河南等地爆发农民起义。353年，瘟疫流行。379年，陕西等地瘟疫流行。 423年，瘟疫流行，华北和河南等地百分之二三十的人口死亡。427年，江苏等地瘟疫流行。447年，江苏等地瘟疫流行。451年，江苏等地瘟疫流行。457年，江苏等地瘟疫流行。460年，江苏等地瘟疫流行。468年，全国范围内流行瘟疫。在该年第二次爆发于河南、河北、山东、湖北和安徽等地时，造成了约十四五万人毙命。 503-505年，华北地区瘟疫连续流行三年。510年，陕西等地瘟疫流行，造成2730人死亡。529年，陕西等地瘟疫流行。546年，江苏等地瘟疫流行。565年，河南等地瘟疫流行。598年，瘟疫流行。 612年，山东等地瘟疫流行。636年，甘肃、宁夏和陕西等地瘟疫流行。641-644年，瘟疫连续流行四年，波及山西、河南、四川、安徽和东北等地。648年，四川等地瘟疫流行。655年，江苏等地瘟疫流行。682年，河南和山东等地瘟疫流行，尸骨遍野。 707-708年，河南和山东等地瘟疫流行两年，数千人死亡。762年，山东等地瘟疫流行，死者过半。790年，江苏、湖北、安徽、浙江和福建等地瘟疫流行。 806年，浙江等地瘟疫流行，死者过半。832年，江苏、四川和云南等地瘟疫流行。840年，浙江和福建等地瘟疫流行。874年，浙江等地瘟疫流行。891-892年，江苏、安徽和湖北瘟疫流行，湖北十死三四。 994年，河南等地瘟疫流行。996年，江苏、江西和安徽等地瘟疫流行。 1003年，河南等地瘟疫流行。1010年，陕西等地瘟疫流行。1049年，河北等地瘟疫流行。1052年，江苏、安徽和湖北等地瘟疫流行。1054年，河南等地瘟疫流行。1060年，河南等地瘟疫流行。1094年，河南等地瘟疫流行。 1109年，浙江等地瘟疫流行。1127年，河南等地瘟疫流行，死者过半。1131年，浙江和湖南等地瘟疫流行。1133年，湖南和浙江等地瘟疫流行。1136年，四川等地瘟疫流行。1144年，浙江等地瘟疫流行。1146年，江苏等地瘟疫流行。1199年，浙江等地瘟疫流行。 1203年，江苏等地瘟疫流行。1208年-1211年，安徽、河南、浙江等地瘟疫流行四年。1222年，江西等地瘟疫流行。1227年，华北的蒙古驻军中瘟疫流行。1232年，河南等地瘟疫流行，50天内死亡9万多人。1275年，瘟疫流行，死者不计其数。 1308年，瘟疫流行，浙江等地死亡二万六千多人。1313年，河北等地瘟疫流行。1320-1321年，河北等地瘟疫流行两年。1323年，河北等地瘟疫流行。1331年，河北等地瘟疫流行，百分之九十的人口死亡。 1345-1346年，福建和山东等地瘟疫流行。1351-1354年，瘟疫流行4年。波及山西、河北、湖北、湖南、江西、绥远和广东等地，淮河流域驻军死伤过半，湖北山西部分地区十死六七。1357-1362年，瘟疫连续流行6年，波及山东、山西、河北、陕西、安徽、浙江、广东等地，仅1358年，就造成20多万人口死亡。1369年，福建等地瘟疫流行，尸横遍野。1380年，浙江等地瘟疫流行。 1404年，河北等地瘟疫流行。1407-1408年，湖南、江西、四川和福建等地瘟疫流行，仅1407年就死亡78400人。1410年，山东和福建等地瘟疫流行，山东死亡6000人，福建15000户消失。 1411年，河南和陕西瘟疫流行。1413-1414年，浙江、河北、河南、山西和湖北等地瘟疫流行。1445年，江西和湖北等地瘟疫流行。1455年，山西、浙江和甘肃等地瘟疫流行。1461年，湖南、湖北、广东和山西笌地瘟疫流行。1471年，贵州等地瘟疫流行。 1475年，江西和福建等地瘟疫流行。1480-1481年，福建、江西和贵州等地瘟疫流行。1486年，福建等地瘟疫流行。1489年，湖南等地瘟疫流行，阖村阖城尽死于瘟疫，基本不留活口。1492年，浙江等地瘟疫流行。1495年，东南地区瘟疫流行。 1500年，广西等地瘟疫流行。1504年，山西等地瘟疫流行。1506年，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福建和云南等地瘟疫流行，死亡率极高。1511年，浙江等地瘟疫流行。1514年，云南等地瘟疫流行。 1516-1517年，湖北、福建等地瘟疫流行。1519年，浙江、河北和山东等地瘟疫流行。1522年，山西等地瘟疫流行。1525年，山东等地瘟疫流行，4128人死于瘟疫。 1528-1529年，山西、湖北、四川和贵州等地瘟疫流行。1532-1535年，陕西、湖北、湖南、浙江和福建等地瘟疫流行四年。 1538年，广西等地瘟疫流行。1543年-1545年，山西、河南和福建等地瘟疫流行。1554年，河北等地瘟疫流行。1556年，福建等地瘟疫流行。1558年，贵州等地瘟疫流行。1560-1563年，连续4年，山西、湖北、福建、江西等地瘟疫流行，部分地区约百分之七十人口死亡。 1565年，浙江和河北等地瘟疫流行。1571年，山西等地瘟疫流行。1573年，湖北等地瘟疫流行。1579-1581连续3年，山西等地瘟疫流行。1582年，河北、山西、四川和山东等地瘟疫流行。1584年，湖北等地瘟疫流行。1585年，山西等地瘟疫流行。1587-1588年，山东、山西、陕西、浙江、河南、和江西等地瘟疫流行。1590年，湖北、湖南和广东等地瘟疫流行。1594年，云南等地瘟疫流行。1598年，四川等地瘟疫流行。 1601年，山西和贵州等地瘟疫流行。1603年，浙江等地瘟疫流行。1606年，浙江等地瘟疫流行。1608-1613年，6年内瘟疫不断，在云南、福建、陕西、浙江和山西等地流行。1617-1618年，福建、山西、湖南、贵州和云南瘟疫流行，山西等地尸横遍野。1621-1624年，湖北、云南和广西等地瘟疫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