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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患儿的母亲联系我，说她孩子的西医主治大夫跟她谈化疗的预期效果时，不是很有信心，医生表示可以化疗试试，但疗效不敢保证，而非像患者家属所期待的信心满满的表示治疗一定会有效。医生的这种严谨的表达方式令患者家属心里发慌，觉得这样的医生没底气。于是她转而问我可否用中医来治疗她的孩子，我的回答是中医治疗的疗效也是无法打包票。同时告诉她每个认真负责的医生，在与患者和患者家属交流的时候，都是非常严谨的，不要因此而对她找的西医主治大夫失去信心。我不知道这个患儿的母亲后来是不是对我也失去了信心，她对医疗的不切实际的期待让她自己内心很受折磨。 有一些医生在疗效上大包大揽，一口承诺绝对有效，或者用恐吓患者和患者家属的方式，说服患者和患者家属接受他们推荐的某种治疗方案，这样的医生反而不可信。医疗存在天然的不确定性，就连最小的毛病，都不存在百分之百的疗效。所以轻率的对预期疗效下结论的，要么是骗子，要么是临床经验不丰富（甚至基本没有临床经验），仅从一些书本上学到点医学理论便想当然的“中西医爱好者”——这样的自我感觉良好者特别多，而且他们往往自高自大的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学到了医学的精髓的人，不把普天下的大多数医生放在眼里，觉得他们都还是医学的门外汉。 有一些人说什么“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号称对某些神医来说，不存在治不了的病，这样的话更加的不可信。不过我冷眼旁观了快二十年，发现很多人相信这样的言论和宣传。最后不但浪费了金钱，还错失了最佳的治疗机会。 我本来以为这样的道理浅显得很，不需要向患者和患者家属讲解，但是在实践中常常碰到一些患者和患者家属对此不理解。所以骗子总能大行其道，他们用非常肯定的语气，让患者对他们的大包大揽信以为真。 罗布希 · 邓格利森在《医学史》中有这样的一段描述医疗界的欺骗行为的话：“深信一些人能获得治愈疾病的能力、让别人患病的能力以及控制自然运转的能力，这些是最古老的迷信。这样的迷信出现在世界的每一个民族中。这种迷信广泛流行的同时证明，人的思想就像是一片可以随意被培育无条件信任的土壤，尤其是在那个蒙昧无知的时代，更是如此。生活中有如此多的恶魔，以至于蒙昧的头脑根本无法预防或者逃离......，他们的骗术就是利用恶魔的威胁或超出社会能给予的对美好未来的承诺。” 罗布希 · 邓格利森的这段话说得很好，他说的这种现象很普遍。无论在哪个时代，也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有很多人利用患者和患者家属病急乱投医的心理，向患者和患者家属作虚假的承诺。一旦治疗失败，这些人会解释自己之前的承诺只是为了给患者和患者家属树立信心。 有次我跟一个患者家属说，如果治病有登月那么简单那就好了，他被逗乐了，说我在开玩笑。其实这句话我也只是从美国梅奥医学中心编撰的《拯救乳房》一书中学来的，这句话不是开玩笑。人类的科技水平确实已经让我们实现了登月梦，但是人类的医学却还存在太多的未解的难题。 之前我看到脸书的老板扎克伯格说他希望投入几百亿美金去搞医学研究，攻克人类的所有疾病。看后我就笑了，这个愿望很美好，但是到现在为止，人类何止投入了几百亿美金搞医学研究？美国花费在医学上的钱占了国民生产总值的16%，但是我们攻克的疾病还是很有限。而且所谓的被攻克的疾病，相当大一部分属于自限性疾病，这类疾病不经治疗，也可以自愈。 另一次有个跟我很要好的患者家属对我说，我看你们这些学医的，也就能治疗一些简单的疾病，复杂点的疾病，治疗的效果都很有限。我一点都不觉得他说这句话对我有什么冒犯之处，反而很认可他的理性。人类医学的进步一直都是很缓慢的，直到现在我们人类的整体医学水平还是很难叫人满意。最好的医学是预防医学——即我们中医说的“上医治未病”，很多疾病可以预防，我们每个人自己学习点预防疾病的知识，尽量不得病才是最理想的状态。 至于有些中医师吹嘘历史上的中医的水平有多么厉害，蛊惑患者，我个人不敢苟同这样的做法。医圣张仲景在世时，瘟疫横行，他也无能为力，以至于很多人染疫身亡，十室九空。金元四大家的李东垣医生在他的著作中记载了当时瘟疫横行的情景，每天京城各门往外抬出的棺材络绎不绝，不下两千具，当时的医生们也是束手无策。王清任在《医林改错》中记载他那个时代瘟疫横行时，仅仅滦州的一个稻地镇，每天死亡的儿童就多达上百人。 我们说宋徽宗耽于艺术创作，把国家治理得一塌糊涂，但是殊不知宋徽宗本来是没有资格继承皇位的。要不是他哥哥宋哲宗年纪轻轻就死了，而且宋哲宗生的儿子也是童年就夭折了，宋徽宗一辈子都登不了皇位——作为一个本来无缘皇位的皇子，他沉迷于艺术才是明哲保身呢。宋朝皇室的皇帝和皇子们的寿命都得不到保障，可见当时的医学条件有多差。 人还是应该多读点书的，多读点书才不至于那么容易受人欺骗。碰到一个诚实的医生，是一个患者的幸运。有些医生说话虽然因为用词谨严而令人忐忑不安，但是在治疗病人时尽心尽力，他们治疗的效果往往比那些拍着胸脯打包票的神医好多了。不欺骗患者和患者家属是医疗行业基本的职业伦理，我们遇到的医生说话诚实，正说明他们受过良好的医学伦理教育。

对有些人来说，活下去不是一件难事。但是对另一些人来说，活下去就像在惊涛骇浪中行船一样，充满了艰难险阻。 癌症患者就属于后一种人。有些人在确诊为癌症后对命运的这种安排愤愤不平，有些人则在被不幸打击后意志消沉，但如果要想继续生存下去，就要尽快调整自己的心态，充分的调动自己所能用到的各种资源，为自己争取最大的生存机会。 生病了，首先要做的事情是寻求医疗帮助。不过在这个医疗服务已经多元化的时代，患者需要在许多治疗方案中进行抉择，却也并非一件容易事情。抉择意味着我们需要做出正确的判断，但是做出正确的判断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的智慧往往不像我们自己想象的那么可靠，存在于我们脑海中的那些常识和我们接收到的各种新鲜的信息，都不一定正确。 而且，我们往往很难给正确本身下一个正确的定义。这句话看起来很拗口，让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伽利略做了一个著名的铁球实验，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留下来的物体下落的速度与其质量成正比的结论。伽利略在比萨斜塔当着其他的教授与学生的面，把两个质量不一样的铁球从空中放下，一会儿，两个铁球同时着地。在伽利略之前，人们根据自己的常识，相信亚里士多德的判断：重量不一样的物体，在自由落体运动中，速度是不一样的。 根据我们的生活常识来判断，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是对的——如果伽利略不是用两个铁球做实验，而是用羽毛和铁球做实验，那么羽毛下落的速度肯定会比铁球慢。这种在现实生活中被验证了无数次的经验铸就了我们的“常识”，人们做任何判断时，都首先是求助于自己的“常识”。 常识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常识是有限正确的。而科学原理的正确也是有条件的。两个铁球同时落地，是因为空气阻力的差异对两个质量不同的铁球来说，可以忽略不计。但是空气阻力的差异对羽毛和铁球来说，就无法忽略不计。所以用羽毛和铁球来做实验，羽毛落地的速度就不如铁球。但是在真空的环境下，羽毛和铁球是会同时落地的。 所以我们很难给正确下一个正确的定义，常识和科学原理都“正确”。我出生在湖北东部的一个农村，十八岁之前大多数时间是生活在故乡，在我的故乡，还有大量的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在我自己村，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比例很低，所以我们村还会有大量的人相信亚里士多德的判断。但是我现在大多数时间是生活在北京市海淀区，这里可能是中国高级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区域，这里的大多数人早已经在课本上学习过伽利略铁球实验，所以对这里的人来说，他们的常识是在自由落体运动中，速度与质量无关。 可见在不同的人群中，“常识”的具体内容是不一样的，有时他们的“常识”完全对立。而在现实的世界中，我们的社会就是由不同的人群组成的。人们在教育程度、文化背景、个人信仰、经济条件、职业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决定了每个人的“常识”也必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所以这世上存在无数的看似互相矛盾的“正确观点”。我们自己脑海中的那些“正确观点”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这非常的难以判断。有许多人正是相信自己的绝对正确，所以做出了错误的决定，最终葬送了自己的生命。 比“正确”更重要的是“智慧”——智慧和正确不是同一个概念，智慧反应的是一个人心智的成熟度，一个心智成熟的人才称得上是一个智慧的人。心智成熟的人在做抉择时，会检视自己心中的“常识”，会对自己所接收到的各种信息进行甄别而非轻易的盲信盲从，会倾听多方面的意见，然后做出相对合理的判断。一个智慧的人，不轻易根据事物的某一方面去判断是非，他会看到客观世界的复杂性。 对各种医疗方案的抉择没有绝对的正确可言，某种方案治疗甲患者成功了，治疗乙患者失败了。如果我们恰好是甲患者，我们可能会觉得自己的抉择是成功的，如果我们是乙患者，我们可能觉得自己的抉择是失败的。丙患者如果参照甲患者的话，会认可该治疗方案，如果参照乙患者的话，会否定该治疗方案。 虽然如此，还是有一些东西可以帮助我们做出相对较好的抉择，比如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各种医疗方案的成功率来做决定。一般来说，成功率更高的医疗方案应该是首选方案——之所以说“应该是”，是因为成功率更高的医疗方案的花费对一部分患者来说可能是不可承受的。 我特别理解那些因为经济条件较差而不得不选择次优的医疗方案的患者，总有一些幸运的患者在选择了次优的医疗方案后，反而取得了那些选择成功率最高的医疗方案的患者无法获得的理想疗效。这就像是一些重点高中的学生中，确实会有更多的人考上清华北大，但是一些较差的高中的学生中，也总有一些人能够考上清华北大一样。 成功不仅仅取决于成功率，也取决于“运气”。要想抗癌成功，固然要选择成功率最高的医疗方案，但是在成功率最高的方案高不可攀，或者成功率最高的医疗方案治疗失效的情况下，那些成功率较低的方案或许也能创造奇迹。在一种治疗方案治疗失败后，保持乐观心态，寻求另一种治疗方案，这虽然不一定能够帮助我们战胜癌症，但是确实可以提高我们战胜癌症的几率。 在寻求生存策略的过程中，我们要保持开放的心态，接受各种事物存在的合理的一面；同时也要保持理性的态度，对事物不合理的一面进行审慎的检视。轻易的断定某种医疗方案是错的或者某种医疗方案不靠谱，很容易导致我们成为一个偏执的人。 我将引用一段文字，并对它进行一些分析来具体化的说明我个人接受信息的一种态度。 这段文字是这样的：“天地间惟风无所不入，一罅（xia，四声，缝隙的意思）不塞，来不可御。人之一身，缜密者少，疏漏者多。风乘之也，轻则为感，重则为伤，又重者为中。古人谓避风如避寇，盖欲窒源以防患。中风之证，卒然晕倒，昏不知人；或痰涎壅盛，咽喉作声；或舌强不语。风邪既盛，气必上逆。痰随气上，停留壅塞，昏乱晕倒，皆痰为之也。五脏虽皆有风，而犯肝经为多。盖肝主筋属木，风易入之，各从其类。肝受风则筋缓不荣，或缓或急，所以有歪斜、瘫缓、不遂、语涩等证。治之之法，调气为先。经云：善治风者，以气理风，气顺则痰消。徐理其风，庶可收效。” 这段话出自朱丹溪最得意的弟子——明代名医戴元礼的著作《秘传证治要诀及类方》（这里要说明一下，我之所以选择这段话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因为在写作这篇文章时，离我最近的一本书就是这本书，而且刚好翻到了这一页）。这段话的大概的意思是说，天地间风是对人的身体危害最大的因素（中医说“风为百病之长”），人体抵御风邪的能力有限，风邪袭击了人，就容易导致各种病。轻则得个感冒之类的小毛病，严重点就会伤风，再严重点就会中风。所以古人说避风要想躲避强盗土匪一样，这是因为我们要防患于未然。接着他谈到中风这种病的各种症状，然后又谈到应该如何治疗风邪所致的各种病。 对一个有点中西医常识的人来说，戴元礼的这段话就像是物理学家在看到说重量不同的物体落地速度不一样的文字一样，既看到了它存在的明显的错误，但是也看到了它存在合理性。 首先，这段文字在解释疾病的原理上几乎全部是错误的。人在风大的秋冬季节感冒大多数时候是感染了致病微生物（如病毒或细菌），是得了一种正在人际间传染的常见传染病。而中医所谓的严重的“中风”，则是心脑血管意外造成的——多数时候是脑卒中，而之所以会发生脑卒中，是因为血压过高和血管老化造成的。把这些都解释为风邪所致，肯定是大错特错。 但是中医所观察到的一些现象又有一定的合理性，在大风天气，流感和脑卒中的确较一般时候为多发，而且人在大风的天气免疫力也会低下一些。人避免在大风天气时外出，可以避免接触传染源，也可以避免发生脑血管意外。 所以这段文字就既存在错误的一面，又存在正确的一面。戴元礼也好，其他的中医学家也好，他们在根据风邪的特点，给出的用药方案，同样存在这样的情况，既有正确的一面，也有错误的一面。如果把脑血管意外当作风邪来治疗，多半是治不好的。 清代的一位名医徐灵胎在他的著作中就说过，当时的医生治疗脑卒中，基本上是百分之百的把病人治死了。因为大家都是把这种病当作风邪来治疗，用中医的各种风药。 到王清任才发现，原来这些所谓的中风，是人的大脑出现了血管瘀堵的问题，所以王清任开创了活血化瘀法治疗中风的先河，我们现在治疗脑血管意外，也还是在用到他的治疗方法和理念。在治疗脑血管意外造成的后遗症如偏瘫时，他的补阳还五汤的疗效就很好。 我们要阅读到的绝大多数的中西医医学文献都和戴元礼的这段文字一样，同时存在正确和错误的内容。所以学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历代在医学上有所成就者，都属于既有天赋又很勤奋的人。 作为患者，在生病后，不可避免地要从各种各样的医学文献中寻求希望。在阅读各种医疗信息和医学文献时，要想不被偏见所蒙蔽，就得运用自己的智慧。一些可靠的调查研究表明，教育程度越高者，患癌后生存期越长。即便之前不是一个好学的人，在罹患癌症后再好学不倦，同样能让一个人获益匪浅。人的理性不是先天产生的，是在不断的学习和纠正偏差的过程中锻炼出来的。 当然，治疗癌症的过程中，患者不但要不断的学习和提高自己的理性判断的能力，还要有与各种痛苦作斗争的勇气和毅力。作为一个与癌症斗争经验丰富的医者，我在过去的十多年时间里，见到过太多的癌症患者在治疗的过程中承受了许多的痛苦。…

​王清任（1768－1831年）是河北省玉田县鸦洪桥河东村人，亦名全任，字勋臣。从他的字可以看出他的父母寄望于他能够从政，建功立业，光宗耀祖。王清任是清代的武庠生（亦即武秀才），后来还捐资得了个千总（武略骑卫）的官衔。他的先祖王凝机是当地的一位名医，王清任小时候一边学武，一边学医，所以长大后颇有胆略，见识过人，且性格光明磊落。 王清任早期在自己家乡行医，后来到北京行医，因为疗效卓著，颇有医名，与皇亲国戚四额驸交好，在四额驸家中住了几十年。因为这些原因，王清任经常被一些高官延请到家中治病。他在当时的地位，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为中央高干治病的医学专家的级别。 王清任之过人之处在于他极有胆略和求实精神，中国过去两千多年有过不少的中医，但是在这两方面能超越王清任的人恐怕还没有。不但过去没有，现在也很少见到王清任这样的勇于求实与创新者。 他到死人堆中去扒拉开人的内脏，以此来研究人体结构，发现了《黄帝内经》和《难经》这些著作中关于人体器官的描述大多不正确。他也敢于冒天下之不韪，在他的著作中，他批评被人过度吹捧的医界圣人和经典。因为他的批评有理有据，所以他的著作一出，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王清任的自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嘉庆二年丁巳，余年三十，四月初旬，游于滦州之稻地镇，其时彼处小儿正染瘟疹痢症，十死八九。无力之家，多半用代席裹埋。代席者代棺之席也。彼处乡风，更不深埋，意在犬食，利于下胎不死。故各义冢中，破腹露肚之儿，日有百余。余每日压马过其地，初未尝不掩鼻，后因念及古人所以错论脏腑，皆由未尝亲见，遂不避污秽，每日清晨，赴其义冢，就群儿之露脏者细视之，犬食之余，大约有肠胃者多，有心肝者少，互相参考，十人之内，看全不过三人，连视十日，大约看全不下三十余人。始知医书中所绘脏腑形图，与人之脏腑全不相合，即件数多寡亦不相符，惟胸中隔膜一片，其薄如纸，最关紧要。及余看时，皆已破坏，未能验明在心上心下，是斜是正，最为遗憾。至嘉庆四年六月，余在奉天府，有辽阳州一妇，年二十六岁，因疯疾打死其夫与翁，解省拟剐，跟至西关，忽然醒悟，以彼非男子，不忍近前。片刻，行刑者提其心与肝、肺从面前过，细看与前次所看相同。后余在京时，嘉庆庚辰年有打死其母之剐犯，行刑于崇文门外吊桥之南，却得近前，及至其处，虽见脏腑，隔膜已破，仍未得见。道光八年五月十四日，剐逆犯张格尔，及至其处，不能近前。自思一篑未成，不能终止。不意道光九年十二月十三日夜间，有安定门大街板厂胡同恒宅，请余看病，因谈及隔膜一事，留心四十年，未能审验明确。内有江宁布政使恒敬公，言伊曾镇守哈密，领兵于喀什噶尔，所见诛戮逆尸最多，于隔膜一事知之最悉。余闻言喜出望外，即拜叩而问之，恒公鉴于苦衷，细细说明形状。” 这段文字详细的描述了他亲自研究人体结构的过程，古往今来的大多数中医从业者，皆不过人云亦云的从《黄帝内经》和《难经》等经典著作中去学习古人描述的人体内脏器官的知识而已，在王清任之前几乎没人怀疑过，更没有人亲自去验证这些描述是对是错。王清任在尸体堆中去研究医学，这种勇气和求实的精神，正是我国中医学界最缺乏的。 我国古代曾经有过解剖学，南宋法医宋慈的《洗冤集录》可以说是最早的与解剖学有关的著作。比他更早的是汉代王莽执政时，曾经让人解剖死刑犯的尸体，研究人体结构，不过当时留下来的文字资料太少。宋慈的《洗冤集录》是一本专门的法医著作，真正涉及人体解剖的知识并不多。王清任的《医林改错》中的人体脏腑图，才是我国最早的可信的解剖学方面的专业资料。 王清任不但观察人体的器官和组织，为了匡正古代医学典籍中对人体“水道”的描述之误，还亲自做动物实验：“后以畜较之，遂喂遂杀之畜，网油满水铃铛，三四日不喂之畜杀之，无水铃铛。” 我们中国很缺乏王清任这样的重视实证的中医，有很多的学习中医者迂腐到了和孔乙己差不多的程度。有时古人写了个错别字，他们迷信古人，不敢质疑，居然也能强加解释，讲得头头是道，甚为可笑。 姜春华教授曾讲过一件小事，他说《黄帝内经》中有句“卫气出于下焦”，这话完全的不合情理，但是历朝历代的注释者却也强行解释它是多么的有道理。后来他采取考据的办法去查证，才发现这句话里“下焦”中的“下”是个错别字，这个字本来应该是“上”，“卫气出于上焦”就容易解释多了。我们历代的学习中医者对经典深信不疑到了连错别字都发现不了的程度，这是很可悲的。 我与王清任和姜春华教授的性格有点像，我读古代的著作，也特别的有质疑的精神。历代张仲景的传记中都说张仲景曾经预料过“建安七子”中的王粲到四十岁时会眉落而死，用这种传说来神化张仲景。我也采取考据家的方法，用建安时期的文人的文章和信史互相佐证，发现王粲不是因为不肯服用张仲景开的“五石汤”到四十岁眉落而死，而是死于建安二十二年的一场大瘟疫。 法国哲学家勒庞写过一本书叫《乌合之众》，在这本书中，勒庞专门讨论过群众们热爱“造神”的问题，古往今来的许多大人物，都像张仲景这样的被人造神过。关于这些大人物的生平的许多传说是靠不住的，我们真正要了解他们，要有一定的考据学功底。 我们只有把这些圣人和经典从神坛上拉下来，才能以平常心去批判继承古人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一味否定固然不足取，一味的迷信也不足取。王清任的这种不迷信权威的精神成就了他的事业，很值得我们学习。 王清任不但自己是个创新型的医学家，而且还颇有眼光，一针见血的指出在他之前的各种医学著作中，只有吴又可的《瘟疫论》才真正的找到了瘟疫的病因——这一点现在已经是被中医学界公认了的常识，但在当时还有很多人骂吴又可离经叛道。 吴又可也是中国历史上极为少见的一位创新型中医学家。他说：“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这位明代崇祯年间的名医，可以说是最有慧眼的传染病学家，他敏锐的发现了造成瘟疫的不是中医所说的风寒暑湿等所谓的外因，而是有一种特别的可以在人际间传染的东西。只是在他那个时代，限于当时的科学条件，他没法知道他所意识到的“异气”是今天已经成为医学常识的病毒和细菌而已。 现代读者很容易从《流行病学》、《病毒星球》这类著作中了解到这些医学常识。我经常建议年轻的中医专业的医学生们多阅读一些现代医学著作，了解医学常识。我们只有把自己的眼界打开，我们才能看到从前的自己是多么的无知和落后。我们湖北省有位临床疗效卓著的中医教授张梦侬先生去“西学中”班给一些临床西医讲中医课时，不但所讲的中医知识令听众们信服，所讲的西医知识也令听他课的西医师们自叹弗如。这样的老大夫的学问就值得我们钦佩。 我非常遗憾的看到，我们当代的许多年轻人的科学素养和洞察力还达不到王清任和吴又可这样的水平，他们死抱着古人的那些已经被证明为错误的学说不放，并且孤愤的认为他们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真正的继承者，不肯接受医学的进步。更遑论由他们自己来在医学领域做一些创新性的工作，推动医学的进步了。 罗布希 · 邓格利森在《医学史》一书中这样说：“从历史的角度看，每个时代医学科学的进步都伴随着当时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共同进步。然而，这些科学都被打上了神话和迷信的烙印，因此都有各自的不完美之处。” 科学并非万能的，也并非就一定比老祖宗们的经验更宝贵，但是科学有种不断纠错的精神，这种精神才是最难能可贵的。一个民族，一门学问，也只有在这种不断纠错的精神的引导下，才能进步。 我推崇王清任和他的《医林改错》，是因为他的求实和创新的精神，而非因为他的观点是最终的真理——王清任本人也没有这样说，恰恰相反的是他在《医林改错》的序言中非常谦虚的说：“余著《医林改错》一书，非治病全书，乃记脏腑之书也。其中当尚有不实不尽之处，后人倘遇机会，亲见脏腑，精查增补，抑又幸矣。”这种承认自己不足，不自以为是的精神，和他的锐意革新的精神一样的宝贵。

在历代中医名著中，我最喜欢的不是《黄帝内经》和《伤寒论》这样的被大多数人推崇为经典的中医名著，而是很多人不知道的《医林改错》。姜春华教授说《黄帝内经》和《难经》这样的经典著作“确有矛盾之处，但前人总是曲为解释，统一矛盾，因之捉襟见肘，不能自圆其说。二千年来无人能指其是非，即或有疑亦不敢明言，直至王氏才勇敢而明确指出。” 姜春华教授对王清任的这句评价很中肯，王清任是中国两千多年来惯于因循守旧的中医界极为少见的，敢于用证据来驳倒《黄帝内经》、《难经》和《伤寒论》这种被大多数中医顶礼膜拜的经典的一个另类人物。而且他所批驳的，虽然存在一些错误的地方，但是绝大多数是正确的。 他纠正了中医的许多错误的理念，因此他把他自己的这本薄薄的著作命名为《医林改错》。王清任在传统中医所重视的阴阳、表里、虚实、寒热的八纲辨证思想之外，开拓了不但影响了中医，也影响了西医的“气血”理念。尤其是王清任对血瘀症的研究，直到今天仍然有非常实用的临床价值。王清任创建的33张处方治疗神经系统病变、血管病变和肿瘤等疾病，有独到的疗效。 已故北京四大名医之一的施今墨先生提出要把中医的八纲辨证拓展为十纲辨证，所增加的两纲，正是气血，施今墨先生受到了王清任的影响。王清任的《医林改错》成书于道光庚寅年（1830年），是王清任生前仅有的一部著作。该书短小精辟，阅读速度快的人两三个小时即可读完。王的著作刊刻以来，受到了极大的欢迎。自1830年北京三槐堂书铺初刻到清朝覆灭的80年间，散见的版本多达40余种，至今，在国内可以见到的版本不少于70种。 此外，此书问世后不久，便被翻译成英法日等多种译本，其英译本最早还刊载于英国的《博学会报》上，欧洲科学界称王清任为“近代解剖学家”。王清任最大的贡献在于他通过真实的对人体内脏的观察，指出了两千多年来中医界的各种著作中对人体脏器的认识的错误。可以说是对迷信《黄帝内经》和《难经》者的当头棒喝。 清代咸丰年间的张润的一位朋友之子患病，当时的中医认为这孩子是中风，所以根据传统的中医理论，用了各种风药治疗他，患儿在服药后四肢抽搐，口眼歪斜，命在旦夕。“忽得一良方，一剂稍愈，三服霍然”（忽然得到一张方子，吃一副药就有好转，吃了三副痊愈），他感到非常的惊奇。他又得悉另一个半身不遂十余年的患者，也是得到一张良方后，行走如故。张润对这些方剂感到很好奇，于是细细的追访这两个患者所用方剂的来源，竟同时出自王清任的《医林改错》。这件事对他产生了很大的触动，于是他不惜捐资刊刻《医林改错》。 这里我想讲一个与我本人有关的笑话，曾经有一个对我的文章很不忿的中医爱好者找我辩论，他认为《黄帝内经》不容置疑，当时有个叫张至顺的道长在网络上被炒得很有名，这位中医爱好者举张至顺道长为例，说张老道长就是把道家哲学和中医结合得很完美的楷模。 我刚好对张道长有点了解，就建议这位中医爱好者从张道长的各种访谈中去找找看张道长最推崇的医学典籍是哪一本，后来他告诉我是《医林改错》——这是我早就知道的，我故意让他去找。然后我建议这位中医爱好者花上十几分钟的时间把《医林改错》这本书看一看，哪怕看个开头也好——这本书的免费电子版到处都是，看完后他哑口无言了。他大概这辈子再也不会以张至顺道长为例来证明自己的那些死捧《黄帝内经》的观点了。当然，这两年他也终于醒悟过来，不再以迷信的态度来学习中医了，我个人觉得他的转变多少与王清任的《医林改错》有点关系。 年过百岁的张道长很会做人，他深悉中国人因循守旧的传统很深，不愿意与一些执迷不悟者做口舌之争，但是也不愿意说假话，所以他推荐别人去学习《医林改错》，自己不对中医的传统经典发表令一些铁杆的《黄帝内经》迷们不舒服的言论。读者只要翻开《医林改错》，便会看到大量的用事实依据来批驳中医经典的内容，也就不用张道长自己来批判那些被人迷信的中医经典了。据我所知，张至顺道长早年给人治疗过肝硬化和癌症，且有一定的疗效，所用的汤头主要都来自于《医林改错》。 最近有个白血病兼脑瘤患者的女儿找我咨询一些问题，她的母亲患癌后，她靠自己自学的中医知识为她母亲治疗，维持了她母亲多年的高质量的生活。但是她对自己的中医基础还缺乏自信，承蒙她看得起，她有些不明白的地方，愿意付费咨询我。她治疗她母亲，用的主要就是王清任的“补阳还五汤”等方剂，疗效比她找过的中医师开的方子要好多了。 我也一直很想抽出一大块的时间来为《医林改错》做一些注释，我虽然不能完全同意王清任对中医经典的批判，但是对他的大部分观点是深表认同的。我也经常用《医林改错》中的处方来治病，这些方子的疗效很好。 医学是实用性科学，像王清任的《医林改错》这样的小书之所以受到了这么多人的欢迎，是因为王清任的著作具有很高的实用性。王清任所创的一些知名方剂，如血府逐瘀汤、通窍逐瘀汤、膈下逐瘀汤、身痛逐瘀汤和补阳还五汤等，已经广为人知，多数方剂学教材都把他的这些名方列进去了。 今天，一个中医师倘若不知道王清任这个人，不知道王清任的一些经典名方，恐怕是不合格的。即便他们不读《医林改错》原著，他们也会在许多中医书籍和一些名医的医案中看到《医林改错》中的处方。多数西医其实也无意间在采用王清任的治疗方法，或开根据王清任的方剂所制的中成药如血府逐瘀丸（胶囊）等，只是他们不知道这个药的源头是哪里。现代西医对脑血栓和许多其他的血管病变采取的溶栓治疗，都与王清任有关。 我打算写作一系列的文章来介绍这位少见的中医创新者和他的著作，其实我之前已经写作过几篇文章介绍他的几张方剂，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全面的介绍王清任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以供读者们参考。 本文聊作一个开头吧。

每当我有一些应用得非常成熟的经验方的时候，我就会把它写成文章，毫无保留的对外公布。还有一些方子我应用得不是太成熟，或者仍然在不断的改进着，我就会在继续试验一段时间，确定其有一定的疗效，副作用可控的情况下再公布。 有些患者在使用了我公布的方子，解决了他们的问题的时候，会以打赏的方式给我点报酬，另一些患者使用后不会这么做——我对此也很理解，癌症等慢性病需要长期治疗，患者经济拮据，即便有心大方一点也无能为力。我从有能力支付报酬的患者中取得一点报酬，支撑我的开销就足够了。 有些患者对我的做法表示不解，直接问我：“你对所用的处方不保密的话，你靠什么生存呢？”我的生存从来都不是问题，我所求不多，更多的花费是在医学研究上，总有一部分患者愿意支付一些费用来支撑我的生活和研究，这就够了。 我个人认为，我们学习中医和应用中医药治疗疾病，是不应该对自己掌握的医术保密的，活人之术不应该绝于我们自己手中，一定要把它传承下去。通过带学生是一种传承方式，著述是另一种传承方式。 这种想法也是支撑我不断写作的动力之一。另外我学医的初衷是受家人为疾病折磨的激发而产生的，我当初也很期望一些医生们能够公布自己的经验方，供我们参考，所以自己也愿意公布自己的经验方，供其他人参考。 这些年总是时不时的有患者或者患者家属告诉我，他们在看了我写作的某篇文章，并且按照该文的介绍用药后获益，他们因此而感谢我，这让我很感欣慰。当然也有一些没有受益的人骂我，这我就无可奈何了，只能建议这样的读者们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性格太偏激对自己的健康无益。 以我的个性而言，我更喜欢比现在更安静的耕读生活，而不是老这样的抛头露面，因为那样的生活会更轻松，从养生的角度来说，对我自己更好一点。而且说实话，以我和我家人对生活的要求，我不再工作，我们余生也不缺钱——不是因为我们拥有的财富多，而是因为我们需求的实在是少得可怜。 我这辈子还是会一日都不懈怠的继续研究中医药抗癌和原创性的写作——除非生了严重的疾病不得不休息，这一点可能大多数医疗界的同仁做不到。我从小到大已经养成了如此勤奋的习惯，不但别人改变不了我，我自己也无法把自己调整到另一种状态。 中医界的老前辈姜春华教授说他小时候很笨拙，别人嘲笑他。他父亲却说，笨点没关系，勤能补拙，只要能勤奋，笨人也能学到不少东西。姜老后来果真成了中医界的泰斗。我这辈子不敢望姜老之项背，但是却对他父亲说的这番话深表认同。我小时候也不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是靠勤奋学习才多少学到了点东西。 真正的活人之术要靠日复一日的积累才能学好学精，一个人一旦走上这条路，就不应该往后退。虽然前面也许有很多的艰难险阻，但医学可能是这世上为数不多的真正对人有益的学问。 自古至今，学成医术者以著作和授徒的方式向人传道的也大有人在。正是大量前贤们重视传承的精神，我们今天才能学到他们的医术，他们的这种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光大的。

促使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是我最近在阅读的一些关于“华夏/中国”文明兴衰成败的大历史方面的著作。中医是依附于“华夏/中国”文明体系而存在的一种医学体系，它的起源和兴衰与“华夏/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兴衰历程是一致的。曾几何时，“华夏/中国”在世界上举足轻重时，中医也被世界各国当作学习和引进的对象，流向全世界。而当“华夏/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处于落后挨打的局面时，中医也被当作陈旧落后的历史垃圾，许多激进分子叫嚷着要把它扫进历史的垃圾桶里。 但正如“华夏/中国”文明一样，中医也有很强的韧性，无论遭遇了多少次的挫折和被征服，它都能浴火重生。而且每一次重生后，中医都能焕然一新，融汇和吸纳大量的新知，在薪火相传的同时，实现令人瞩目的继长增高。这其中的关键，在于自古至今，“华夏/中国”文明都有一种如孔子所说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精神。这种精神让中国文化能够不受教条主义影响，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通，发遑古义，融汇新知。所以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医吸纳了随佛教一起流传到中国的古代印度医学和随丝绸之路一起流传到中国的伊斯兰世界的医学知识中的精华，一次又一次的继长增高。 唯其不排斥新鲜的血液，一种文明或科学才能一次次的突破自己，实现继长增高。中医中的许多理念，可以在印度的阿育吠陀（Aryurveda，梵文“生命的科学”的意思，指印度古代医学）中找到影子。中医所用的许多药材也是从古代就开始从海外通向中国的商路流通到中国来，并进而为中国的医生们所使用的——如来自非洲的乳香和没药以及来自印度的曼陀罗等。这说明中医是一个开放的医学体系，一直在不断的向外界吸收新知识。 但“华夏/中国”文明在发展的过程中，亦曾不止一次的滋生过傲慢自大和闭关自守的心理，尤其以汉文化为典型代表的唯我独尊的文化沙文主义曾不止一次的阻碍了“华夏/中国”文明发展的步伐，导致中华民族数次受挫于其他民族（如五胡乱华、蒙元和满清等时期），成为被征服者，错失了许多良好的发展机会。这种狭隘的思想在中医领域主要体现在“经方中医”（或曰汉唐经方，日本称之为古方派）的排他性上。 古老的华夏文化仅限于黄河流域涉及到今天的山西、陕西和河南等非常有限的一片区域内的文化，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如果那时有“中国”这个概念的话）只不过是若干部落组成的一个小国。我们的先民们在华夏大地上不断的拓展，融合了许多民族，甚至吸纳了从商路移民到中国的中东与欧洲地区的民族，才逐渐形成今天这样一个大国。所以中国不同于欧洲的单一民族国家，也不同于美国这样的新移民国家，中国是一个在历史上就不断的以同心圆的方式向外拓展的多民族融合的国家。我们在形成族群的过程中，就不断的在吸纳新的文化元素，各种文化元素互相竞争后又互相融合，生成新的更有生命力的民族文化。 可以这样说，“华夏/中国”文明最大的优势在于它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在中国的“天下”思想中，本无任何国家与民族的界线，华夏民族乐意吸纳一切比自己更先进的文化，促进自己的成长。我们只有有限的几个历史时期是出于政治目的而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拒绝接受外来的新事物的——这样做的结果无一例外的造成我们的文明的衰退。也只有少数华夏子孙不思进取，傲慢自大且冥顽不化。正是在这样的锐意进取的精神下，我们中国的冶炼技术、纺织技术、制陶技术和医药技术才一次次的进步，不但为儒家文化圈各国竞相效仿，亦使欧洲与中东地区的皇室贵族们艳羡不已。 中医要想在新时代继长增高，亦必秉承这种不断进取和海纳百川的精神，从现代科学中吸取营养，促进古老的中国医学朝着更先进和更精准的方向发展。《礼记》中的“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理念，展示的正是中国人锐意革新的胸怀。我们中医人不能守旧不变，不思进取，正如一位哲人所言，如果你不在追求进步，那么你就是在追求退步。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人类一直在追求的梦想也正是“人文日新”，我们华夏民族厚重的人文思想完全能够承载各种革新。我们从旧石器时代发展到今天，随着文明的进步，正在一步步的摆脱大自然的束缚，我们对自己的命运和健康有了越来越多的主宰权。在这个过程中，医学的进步功不可没。若无医学的进步，人类要想主宰自己的健康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所以我相信中医还能继长增高，能够在吸纳新知的过程中推动自己的进步。眼下中医所受的各种批评和非议，以及中医界守旧力量发起的各种对新知的抵触和批判，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去看，都只不过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浪花而已。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无人能够阻挡它发展的方向。

冬季感冒多属于风寒性质，但是感冒拖延的时间长了，或者患者有其他疾病的影响，也会因感冒而引起呼吸道感染。此时不能再当作风寒论治，当按照肺热治疗。宜用清解表热的方剂，不能再用桂枝汤和麻黄汤之类。 印会河教授有一张经验方：桑白皮9g，桑叶9g，菊花9g，黄芩12g，山豆根10g，鱼腥草30g，枇杷叶9g，芦根30g，生石膏30g。 印老的这张方子主治发热恶寒，发热重而恶寒轻，甚至不恶寒，头胀痛，口渴思饮，鼻塞流涕，喷嚏，咳嗽，咽痛，舌边尖红赤，苔白或黄，脉浮数。可以用于现代医学感冒发热及上呼吸道炎症明显者。 此方是将桑菊饮和银翘散两方相合后，再进行加减而成的。多应用于春夏季节的感冒，但是对冬季感冒已经由寒化热的患者也是适用的。对已经由寒化热的感冒，只能用凉润解表的药，不能用辛温性质的解表药。 是用凉润性质的方剂还是用辛温性质的方剂，其辩证的关键在于患者口渴还是不渴。如果口不渴，那么热邪尚在表，未入里，这时候可以用辛温性质的方剂，如麻黄汤或桂枝汤；如果口渴，则属温病，不能再用辛温性质的方剂，只能用凉润性质的方剂。 凉润解表的代表方剂就是桑菊饮和银翘散。印老此方妙在将两方相合，再在两方的基础上加点桑白皮、生石膏和鱼腥草，将连翘改为山豆根，加大清泄肺热的力度。 印老用药多考虑患者的经济承受能力，山豆根较连翘廉价，所以他喜欢用山豆根，不喜欢用连翘。实际上这个方子中也可以山豆根和连翘并用，不但如此，如果患者的烧难退，还可以加用白薇9g，浮萍9g。 若患者有其他的兼见症状，则医生还应在此方的基础上，根据患者相应的症状，再作加减。另外在治疗发烧类疾病时，医生应该叮嘱患者服药不是按照常规的早晚饭后各一次，而是每隔两小时服药一次，烧未退尽时，夜间尚可以再服药。所以退烧时一天常常需要服用2-3剂药，每剂分两次服用。发烧期间，忌食各种鱼肉类和奶类食品。

礼物多么幸福的一天，晨雾早已散去，我在花园里劳动。蜂鸟落在忍冬花上。这世上的事物我再也无所企求。我知道没有什么人值得我去羡慕，我遭到的种种不幸，也早已忘记，想到我一直是这样的人，并不感到惭愧。我的身体也没有任何的病痛。我挺起腰，看见了蓝色的大海和船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切斯拉夫·米沃什 切斯拉夫·米沃什的一生是与苦难斗争的一生。1940年6月，29岁的切斯拉夫·米沃什闯过苏军与德军四道防线，从他的故乡维尔诺长途跋涉到纳粹占领下的华沙。从此开启了他的长达半个世纪的流亡生涯。 这位在二战的炮火中九死一生的作家这样来形容自己的写作：“我的20世纪是由一些我认识或听说过的声音和面孔所构成，他们重压在我的心头，而现在，他们已不复存在。许多人因某事而出名，他们进入了百科全书，但更多的人被遗忘了，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利用我，利用我血流的节奏，利用我握笔的手，回到生者之中，呆上片刻。”1980年诺贝尔奖委员会在给他颁发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授奖词如此说：“切斯拉夫·米沃什以毫不妥协的敏锐洞察力，揭露了人在激烈冲突的世界中的处境。” 苦难的生活并不能打垮一个乐观的人。切斯拉夫·米沃什的这首小诗《礼物》就像一条静静地流淌的河流，缓缓地述说着他对生命的热爱。无限往事都如过眼云烟一样，所有的伤痛都挡不住他对生命的热爱，当他融入大自然时，他与周边的一切一样安宁而美好。 心理学家发现在二战中成长的这代人，罹患抑郁症的比例远低于在战后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出生的这代人。切斯拉夫·米沃什的经历印证了哲学家叔本华的一种说法：倘若一个人着眼于整体而非一己的命运，他的行为就会更像是一个智者而非一个受难者。切斯拉夫·米沃什在二战的炮火中看到的是整个人类的命运，思考着整个人类的未来出路，他因此而得以从个体的苦难中超脱出来了。 切斯拉夫·米沃什让我想起了许倬云教授，这位华裔历史学和社会学大师，也是在战争年代漂洋过海到美国留学，然后留在匹兹堡做了五十年的学术研究。他是个残疾人，由于经济拮据，他乘坐的是从菲律宾运铁砂到美国的商船到的美国。一路上他经历了许多艰难险阻，花了57天才到美国。在半路上遭遇过海啸，当时惊恐万分的船员把他绑在椅子上，再把椅子绑在栀杆上以保护他。幸好船长的经验丰富，他才大难不死。许教授是个残疾人，所以从小就知道自己不必和别人去争和比，一心只想“向内活着”。 日军侵华时，年幼的许倬云一次又一次的跟着大家逃难，在逃难途中所见所闻，使他对芸芸众生的苦难有了非常深切的同情。到了美国后，他见证过美国一步步走向极盛，又一步步从极盛走向衰落，看到来自全世界各地的移民在美国经历的起伏跌宕的人生，这一切令这位研究历史学与社会学的教授印象深刻。他思接千载，文通古今，想的是为人类探索安顿无数普通人的身心的社会问题，对自己的残疾和自己一生遭遇的苦难，早已经看得轻如鸿毛了，他对自己的生活无比满足，笔下流淌的是他对人类未来的忧思。 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人生经历也是如此，如果以今天的医学标准来衡量，年轻时期的释迦牟尼是一位重度抑郁症患者，精神科医生或许会对他使用抗抑郁药物。但是释迦牟尼放下了自己王子的身份，走向了丛林，冥思苦想了十余载，希望从困扰着他自己的精神痛苦中走出来。最终使他真正的从这痛苦中走出来，转而成为一个快乐的精神导师的，是他顿悟到的一些道理。这些道理并非释迦牟尼的一些“小我”的问题，而是他看到的人类身心领域存在的普遍性问题——他致力于为人类找到精神痛苦的解脱之道。以佛教术语来说，他从小乘之路走向了大乘之路，一个自了汉成了普渡众生的菩萨，在这个过程中，他终于摆脱了一切烦恼。 深入的了解古往今来的人类所遭受的各种苦难之后，我们便会明白，我们个人所遭受的一切，皆是难以摆脱的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倘若我们愿意继续往前一步，我们便应该和我们的祖祖辈辈们一样，努力为我们的后来者摆脱我们曾经遭受的各种苦难做点什么。 当一个人明了这个道理后，他便不会再对生活有过高的企求，生命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礼物，仅仅活着，已经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我们会为活着的每一天赞叹，我们所见到的每一处风景，触摸到的每一片土地，皆能令我们发自内心的快乐；一朵鲜花的芬香，已经足以令我们陶醉；一只蝴蝶飞过，亦能令我们欣喜。

淘书的快乐，只有热爱淘书的人才能体会到。袁枚曾说书非借不能读也，照我看，对我们这些爱淘书的人来说，书也是非淘不能买也。多金的买书人进了书店，自然是不必考虑价钱，也不必考虑自家书房的容纳能力，一顿狂扫，速战速决，不假思索的买回一大堆书。 而我这样的抠门的淘书人，则更喜欢找一个大块的时间，走进一家书店，东逛逛，西逛逛。从琳琅满目的书架上挑出一本看着顺眼的书，翻阅一番，觉得这本书很合自己的心意，价格又承受得起的话，就先把它拿上，一会儿结帐的时候再来个二次挑选。如果觉得某本书不是自己所喜欢的，就把它放回原处，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 这样淘着淘着，淘上大半天，就有了不少中意的目标。算一下总价格，往往是超出了预算的，这时候就免不了要忍痛割爱几本。于是在结账前又来个二次选择，选来选去，最后决定把选剩下来的买下。临到结帐时，可能又有些后悔，觉得放弃的某本书或某几本书实在也很喜欢。内心挣扎一下，想一想这个月是不是可以在某项开支上省一省，把书买下来。这种挣扎往往要持续到在结帐处排队结束，正在那里愣着的时候，收银员催促一声，也可能就咬咬牙，把几本本来打算砍下去的书都买下来。或者挑出几本放在收银台，表示不要，把其余的结账了。 有时一整天都没什么事，就会把这一天的时间都耗在书店里。选几本书，找个角落好好的读一读，读着读着就读入迷了。天下的书店几乎都差不多，快打烊时，就会送上一曲萨克斯演奏的《回家》。一听到这音乐，淘书客们便知道书店在催我们快点做决定，尽早买单走人了。 我小时候在乡下长大，村里没有书店，要想买书，就得走到镇上去，镇上有个小书店。我也没有多少钱，买不起很贵的书，买什么书自己也做不了主，因为我去书店，多半是和我哥哥一起去的。他看中了某本书后，就极力的想买，而我看中的书，他会批评一番后，觉得没有买的价值。最后往往是我听他的了，毕竟他比我大三岁。偶尔他也会照顾一下我的情绪，满足一下我的心愿。那时候我觉得有点吃亏，但是长大后才觉得这样买书实在是很有好处，有个比我心智更成熟点的哥哥带着我，我也能读点“上档次”的好书。我跟着我哥哥的脚步，读了不少精彩的文学名著。 到我上初中后，我才有了自己独立自主的淘书的权利。因为那时候我哥哥在县城上高中，我在镇上上初中。镇上的新华书店离我们学校并不远，有时间的时候我会去书店里淘几本想看的书。但是我不记得自己去淘过多少次书，初中时太贪玩了，课余时间大多耗在乒乓球台上——虽然球技实在不怎么样，但是却酷爱打乒乓球。 上高中开始渐渐的爱上了淘书，那会儿生活费不多，自己没有能力大量的买书，所以在书店里淘书的时候，总是选了又选，结帐时也少不了与老板磨磨嘴皮，让老板便宜几块钱。我看天下最有耐心的老板就是书店的老板们了，他们从不会嫌弃他们的顾客左挑右拣的，只要还没到打烊时间，也不会去催促顾客结帐。有些顾客逛了一天，一本书都没买，他们也不会抱怨。 我的大学岁月是很悲摧的，家中两个孩子上大学，我父母实在是承担不起我们的学费和生活费，所以我买书更是慎之又慎。我那时候吃饭都成问题，多数时间是在学校里打二两饭或买一两个馒头，就着学校食堂里免费的汤，打发了自己的胃。所以有一次我看到新闻说厦门大学有个传统，免费给学生供应米饭时，有点儿热泪盈眶。后悔自己没有考到厦门大学去，考到厦门大学，好歹不会饿肚子。但是淘书这种习惯，一旦养成，就不太容易戒掉。所以那会儿我就自己找勤工俭学的机会，赚到了点钱的时候，会抽出一点时间去书店里过过瘾。虽然每次只能买一二本价格相对便宜的书，但是已经足慰我心了。 那会儿我已经对书店的质量有了鉴别能力，选择的是一些档次较高的书店——书店的档次高低不是说它的外表，而是书店老板对书店读者群的定位。有些小书店的老板就只是卖卖学生用书，或者卖点最大众的读物，比如各种武侠小说、言情小说之流。有些书店老板会卖一些有深度的专业性书籍，这类书店通常会在一个固定的读者群体中小有名气。到这样的书店里更容易找到我们喜欢的书。我常去的一家书店的老板，颇有文化，他家书店卖的书明显的比其他书店里的书有深度。而且老板人很温文尔雅，碰上老顾客在他们书店挑书时，还会奉上一杯热茶，就像是在招待老朋友。 学校图书馆弥补了钱少的不足，所以没事的时候我愿意在图书馆里泡着，用自己的借书证借书。只是学校图书馆的库存有限，更新速度也跟不上外面的书店。这些年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想必多数大学在这方面应该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后来我从大学出来后，就找到了国家图书馆这个藏书宝库，这里的藏书就丰富多了。我刚到国图办卡时，国图的新馆还没建起来，那时对外开放的是现在被改成国家典籍博物馆的老馆。虽然那时国图已经有了不知道是286还是386的老式电脑，可供读者检索书籍，但是我还是更喜欢从国图的卡片库中检索书籍。国图新馆建立起来后，那些卡片库就不复存在了。检索统一改成了电子检索，方便了很多，不过少了点古香古色的味道。 国家图书馆不止有阅览室和借书库，馆区也有书店，就叫国图书店。国图书店里有很多打折的学术类著作和文学著作，我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在这间书店里，因为它的定位和价位都挺合我的口味，有时候那些打折书的折扣低得难以想象——我总能在这里买到一折二折的书，质量和品位都不差。我也经常去西单图书大厦和王府井书店淘书，但是离我最近的还是国图书店，所以我更多的是在国图书店淘书。 离国图不远，在紫竹院西南门对面的一个叫三虎桥的地方有家更专业的书店——考古人文书店，那里也是我经常去淘书的地方。这种冷僻的专业书店也就北京这个地方有，也只有像我这样的少数读者知道有这么家书店。经常书店里整天都只有一两个顾客，很多次就我一个人在那里看书淘书。那里的书很专业，基本上不打折。但是一个人如果喜欢人文社科和考古方面的学术性著作，在这家书店就如鱼得水。 偶尔我有事要去西单或王府井的时候，也会顺便去西单图书大厦或王府井书店里淘淘书。这两个地方的楼层多，新书多，读者也多。很多人进来了就在这里呆上一整天。只要能坐人的地方，都会坐满了人，一个个的在全神贯注的看着书。有很多人到这里是只看书不买书的，我初来北京时，囊中羞涩，也有很多时候到这里是只看书不买书的。 以前，西单图书大厦门口还有小商贩卖吃的，一两块钱就能买到一张煎饼果子，很多读者的午餐一般就是一瓶水和一张煎饼果子。图书大厦是个很人性化的地方，哪怕我们穿得破破烂烂，只要衣着和行为还算得体，都可以呆在里面尽情的看书和淘书。 王府井书店也一样，但是我较少去王府井书店，我到王府井那边，多数时候是泡在协和书店里。协和书店在协和医院附近，是协和出版社的专门书店，里面所卖的全部是医学类书籍。到了协和书店，每次的花费就会大很多，因为医书都太贵了。我记得有一次到协和淘书，一下子花掉了三千多块，其实也没买多少书，只是医学类的大部头实在是贵得不像话。 王府井书店开在人声鼎沸的王府井大街上，书店里的读者实在是太多了。虽然协和书店和王府井书店的距离很近，步行也就十几分钟就能从一家书店走到另一家书店，但是协和书店里的人就比王府井书店里少多了。不过比起考古人文书店，协和书店的人还是要多一些。 买书多了也会心疼钱，有两次我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发感慨，说自己看中了某本书，但是这书真贵。结果马上就有人直接帮我把书买了送给我，这实在令我感到很意外，但是也在情理之中，因为我的朋友圈里大多是我的至亲好友或患者，他们中的不少人很愿意送我点什么。收到了两次这样的馈赠后，我再也不发这样的朋友圈了，如果某套书看中了，一时觉得太贵，没下定决心买，我就把它列入心愿单，等着它降价或者某一天自己觉得舍得买的时候再去买。因为从内心里说我不愿意别人为我破费，再者，对淘书人来说，书得是自己从牙缝里省出来的钱去淘的才特别珍惜呢。 慢慢的，我家里能放书的地方都放满了书，不能放书的地方也放满了书。我就只能转而淘电子书了，我买了个Kindle后就很少再去书店了，时不时的在Kindle商店里浏览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值得一买的书，一如以前在书店里淘书一样。刚开始买的Kindle的容量有限，下载几百本书后就下载不了新书，后来我又买了一个超大容量的Kindle，继续在Kindle上淘书。 淘着淘着，就有了很丰富的淘电子书的经验了。有些书我虽然看中了，但是不会急着买，因为Kindle商店老搞促销，促销价有时候便宜得难以想象。几百块钱一套的大部头，促销时几十块就能买到。 Kindle买书和读书都很便利，小小的一个电纸书阅读器，装进口袋里，走到哪里都可以带着，里面可以储存成千上万本书。闲着无聊时翻阅一下，也是能够打发一下时光的。 淘的书日见其多，读的书也日见其多，内心的困惑则一日比一日少。这似水流年不知不觉的过去了三四十载，暮然回首，才发现自己在书中结交的朋友还真不少呢！因为有了这个小爱好，人生一点都不寂寞。

林语堂在他的《生活的艺术》一书的开头写道：“中国的哲学家是睁着一只眼做梦的人，是一个用爱和讥评心理来观察人生的人，是一个自私主义和仁爱的宽容心混合起来的人，是一个有时从梦中醒来，有时又睡了过去，在梦中比在醒时更觉得富有生气，因而在他清醒时的生活中也含着梦意的人。他把一只眼睁着，一只眼闭着，看透了他四周所发生的事物和他自己的徒劳，而不过仅仅保留着充分的现实感去走完人生应走的道路。因此，他并没有虚幻的憧憬，所以无所谓醒悟；他从来没有怀着过度的奢望，所以无所谓失望。他的精神就是如此得了解放。观测了中国的文学和哲学之后，我得到一个结论：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人物，是一个对人生有一种建于明慧悟性上的达观者。这种达观产生的宽宏的怀抱，能使人带着温和的讥评心理度过一生，丢开功名利禄，乐观知命地过生活。这种达观也产生了自由意识，放荡不羁的爱好，傲骨和漠然的态度。一个人有了这种自由的意识及淡漠的态度，才能深切热烈的享受快乐的人生。” 林语堂先生的总结太到位了，所以我不惜大段的引用他的文字。西方人站在自己的视角上，总觉得中国人活得不够自由。但是西方人所谓的自由，在中国哲人的眼里，只不过是一种很肤浅的自由。真正的自由，乃是在看透了世间的一切后，根植于内心深处的豁达自在。这种自由使人可以放浪形骸之外，不受任何事物束缚。这也可以说是中国人的生活美学，活到极致潇洒的中国人，明白自己只不过是天地间的一个过客和寄居者，对世俗社会所在意的功名利禄，抱着一种嗤之以鼻的态度。这种态度使得他能够超然物外，不受任何束缚，来去自如。 林语堂先生的这段总结稍嫌啰嗦，倘若一个人在中国古典文学方面有点造诣的话，他可能更喜欢用布袋和尚的一首偈诗来表达这意思：“一钵千家饭，孤身万里游。青目睹人少，问路白云头。” 这首禅诗写得洒脱自在，布袋和尚对人生的感悟是如此的彻底——茫茫天地间，孤身一人，托钵行游。对这红尘世界的人情世故，统统不屑一顾，向白云尽头去寻路。这样超然物外的人生态度，正是林语堂先生所说的“带着温和的讥评心理度过一生，丢开功名利禄，乐观知命地过生活。” 中国人的生活美学于此可见一斑，中国哲学家是一种把人生的本质看得极为通透的达观主义者。他们甚至懒得长篇大论的讲道理，中国人喜欢写诗歌来表达自己对生命的感悟，这或多或少与中国人崇尚朴素简洁的美学观有关。长篇大论的著作让人看着觉得累，短小精辟的诗句却令人印象深刻。中国的诗人很喜欢用几句简单的诗词来表达深刻的哲理，让人分辨不出他们究竟是文学家还是哲学家。 中国的诗歌常常带有一种对现实世界的温和的嘲讽。比如明代的一位词人杨慎有首《临江仙 · 滚滚长江东逝水》，它是这样的嘲讽历史上的那些英雄人物（今天我们也称之为成功人士）：“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谈笑中。”类似的诗句还有元稹的《行宫》：“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 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这些诗句把大人物们写成了小人物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和笑柄。事实也确实如此，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得了中国人把风流人物当笑话看。 如果我们对中国的文言文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的话，我们便会无法遏制的热爱这样的文字，热爱它的节律和意境之美，更热爱它所包含的深刻的人生哲理。 在这种并不尖锐的嘲讽中（敦厚的中国人即便是在嘲讽他人，也不喜欢用尖酸刻薄的言辞），中国的哲学家们把古往今来的那些风云人物的人生价值完全否定掉了，他们身上剩下来的那点东西也就丝毫不值得其他人羡慕了。中国唐代诗人杜甫写得更直白：“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我们常说中国的文人相轻，其实中国文人未必真的是相互轻视，他们只不过是从骨子里蔑视这世间的一切虚荣的东西——甚至蔑视自己年少轻狂时的精神追求。比如杜甫写这样的诗歌，他并非在傲慢的认为“王杨卢骆”们“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往古流”，他同样认为他自己也难逃这样的命运，他只不过是借着这种嘲讽来揭示这深刻的人生哲理罢了。 中国人早在老子和庄子的时代，就已经看到了生命在本质上是一场无意义的旅程，所谓的意义只不过是人自己赋予给自己的，而人给自己赋予的种种人生意义，又只不过是人用来作茧自缚的茧而已。所以中国人喜欢通过这样的否定来把自己从这种束缚中解脱出来，解放后的自我便成了一个深切的热爱生命本身，而非热爱附着于生命之上的种种虚荣的人。 中国的另一个和尚，唐代的惠能大师写了一首偈子：“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他用这样的一首偈子来表达他对人生虚无的本质的理解。假如印度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读到了惠能和尚的这首诗，他可能会感到汗颜——他啰里啰嗦的讲了一部《圆觉经》，要讲的核心思想，惠能和尚只用区区二十个字就表达出来了。 理解到生命的本质是“空”和“无”，会让人顿时轻松许多。不必再为自己的成败得失耿耿于怀，也可以摆脱名缰利锁的束缚，过上自在悠闲的生活。欧美人生下来便接受基督教的使命感的教育，是很难体会到中国人的这种轻松自在的心情的。一百年前他们不懂我们，一百年后的今天仍然不懂。 中国清代有个散文家叫刘大櫆，他写了一篇《无斋记》，专门歌颂“无”的好处，他说：“天下之物，无则无忧，而有则有患。人之患，莫大乎有身，而有室家即次之。今夫无目，何爱于天下之色？无耳，何爱于天下之声？无鼻无口，何爱于天下之臭味？无心思，则任天下之理乱、是非、得失，吾无与于其间，而吾事毕矣。”他所表达的思想，老子的《道德经》里也有提及，只是简洁了许多，老子说：“吾之大患，为吾有身。及吾无身，何患之有？” 佛教的经典，实在饱受古代印度人行文啰嗦之害。在崇尚简洁之美的中国人看来，卷帙浩繁的佛教大藏经完全可以浓缩成一本薄薄的古诗集，六七岁的孩子们摇头晃脑的背上一两个月就能背完。犯不着“深入经藏，智慧如海”，耗费自己一生的光阴去研究那汗牛充栋的啰嗦重复的佛经。 在中国，没有什么东西不可以简化和诗歌化。中国的古代医学，也被中国的哲学家和文学家们诗歌化了。《汤头歌诀》和《药性赋》是用诗歌来背诵和学习中医的典范。中国历朝历代的医学家们都在努力把中医诗歌化，清代的太医院甚至还专门奉朝廷之命，编撰了《医宗金鉴》这部大部头的医学口诀书，把中医学整体诗歌化了。让后世的学中医者们，可以像背诵唐诗宋词一样的背诵中医的理法方药。清代的一位著名的医学教育家陈修园也编写了一本《医学三字经》，把中医歌诀化了。枯燥无味的中医被诗化后，记忆起来便没那么难了。 所以我们这个民族有一种强大的化繁为简的能力——我们应该为之感到自豪。我们能把一切复杂而又沉重的东西，都简洁化和轻松化；我们能把这令许多人感到困难重重的人生，过得风淡云轻。我们是一群诗意的栖居者，我们的生活美学是建立在我们对人生深入骨髓的洞彻的基础上的达观主义精神，我们的自由是彻底的精神自由，这样的自由才可以称得上是完全的自由呢！因为我们不但不再受别人束缚，也不再受自己束缚。

张锡纯的《屡试屡效方》中有一张名为“十全育真汤”的方子，这张方子张锡纯用来治疗中医所说的“虚劳”和“劳瘵”（痨瘵，瘵字念zhai，四声）。“虚劳”和“痨瘵”是中医病名，属于虚损性质的病变，有人认为“痨瘵”是肺结核，实际上痨瘵不一定是肺结核，很多慢性病晚期出现的症状很像“痨瘵”。过去没有现代这么先进的医学设备，检查不出明确的病因，只能根据症状来对疾病命名，并给患者进行对症治疗。 十全育真汤的组成为：野台参四钱，生黄芪四钱，生山药四钱，知母四钱，玄参四钱，生龙骨（捣碎）四钱，生牡蛎（捣碎）四钱，丹参二钱，三棱钱半，莪术钱半。张锡纯是清末民初人，按照当时的度量衡和现在的标准度量衡的换算标准，这里的一钱换算成现在的3－4克比较合适，我倾向于4g。 张锡纯的这张方子是用来煎汤服用的，每日一剂，以上用量为成人用量。煎药时龙骨和牡蛎需要先煎半个小时左右，因为这两味药属于石质和介质类药，先煎半个小时能够溶解得充分一些。 但是龙骨这个药，现在不怎么建议用，笔者建议把它换成浮海石或鳖甲，中药材龙骨是古代动物的化石，这些都属于珍贵的文物资源，受到法律保护。现在中药材市场的龙骨不再是传统中药龙骨，而是其替代品。 张锡纯的原著中说“十全育真汤”治“虚劳，脉弦数细微，肌肤甲错，形体羸瘦，饮食不壮筋力；或自汗，或咳逆，或寒热不时，或多梦纷纭，精气不固”。他对这张方子的加减方法也有标注：“气分虚甚者，去三棱、莪术，加生鸡内金三钱；喘者倍山药（山药用量加一倍的意思，下同），加牛蒡子三钱；汗多者以白术易黄芪，倍龙骨、牡蛎，加山（茱）萸肉（去净核）、生白芍各六钱。若其汗过多，服药仍不止者，可大用龙骨、牡蛎、（山茱）萸肉各一两煎服，不过两剂，其汗即止，汗止后再服原方；若先冷后热而汗出者，其脉或更兼微弱不起，多系胸中大气下陷，细阅拙拟升陷汤后跋语，自知治法。” 大多数的癌症晚期患者有中医所说的“肌肤甲错，形体羸瘦，饮食不壮筋力；或自汗，或咳逆，或寒热不时，或多梦纷纭，精气不固”的症状，所以这张方子可以用来治疗晚期癌症。而且张锡纯的这张十全育真汤中所用的药，大多属于现代中医抗癌时常用药，张锡纯组建“十全育真汤”的思路也为当代中医所沿袭，十全育真汤属于一张兼顾扶正与祛邪的综合性方剂。 方中的野台参（现在已经很少见了，属于珍稀药材）、生黄芪和生山药均属于扶正类药物，有补益气血和健脾益肾之功；知母滋阴清热，玄参凉血消肿，龙骨和牡蛎软坚散结，丹参、三棱、莪术则有活血化瘀、破积聚的作用。诸药合用，就很对癌症患者的症，尤其适合晚期癌症属气虚血瘀、阴亏津枯的者。 现代中医中有不少医生以张锡纯的这张经验方为基本方，根据患者具体的情况，加一些药或减一些药进行治疗——中医的专业术语叫加减化裁，这个加减化裁的程序很重要，实际上这是在用基本相同的一种治疗思路对不同患者采取个性化治疗的一个过程。 十全育真汤确实有一定的抗癌作用，其所用的三棱、莪术现在都是经典的抗癌药对（中医把两种或多种可以起协同治疗作用的药放在一起使用叫药对或对药，施今墨先生的弟子还专门编了一本《施今墨对药》），从莪术中提炼出来的莪术油现在被制成了西药，常用于癌症的介入治疗。莪术的醇提取物也被制作成榄香烯注射液，多用于晚期肺癌、胃癌和脑转移瘤的治疗，也常用于癌症并发症胸水和腹水的治疗。若从现代药理学的角度来看这张方子，则这张方子是通过抑制肿瘤血管生存，摧毁肿瘤供血系系统来实现抗肿瘤的效果。 由于肿瘤是一种本虚邪实的疾病，所以既需要扶正固本，也需要祛邪消瘤。有经验的临床中医师会在治疗时认真评估患者的身体状况，并据此来掌控扶正和祛邪的力度。张锡纯说“气分虚者，去三棱、莪术，加生鸡内金三钱”，就有这个意思，但是生鸡内金煎入汤方中有鸡屎味，常使人作呕，所以笔者本人还是建议用炒鸡内金或单独服用鸡内金片剂。 一些身体已经特别虚弱的晚期癌症患者，往往不能承受三棱、莪术这样的破气血峻药的攻伐，医生处方时就要注意不可伤害患者身体的正气。但是癌症是一种很要命的病，医生畏首畏尾，逡巡不前，又往往会让患者错失得救的机会，所以这就要临床医生小心谨慎的把握好用药的尺度了。 对治疗晚期癌症患者进行中医治疗，理想的状态是医生要像患者的保姆一样，时时关注患者身体状况的变化。患者身体状况有所好转时，要不失时机的加大一下攻伐的力度；身体状况稍差时，要加大一下扶正的力度，减少攻伐的药物的用量。不过这需要患者的信任和配合才行。

我二十出头时，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新型的国际贸易——与传统的国际贸易商不同，我们是通过互联网来寻找客户。那时候我对一位名叫谢家华的华人企业家很崇拜，他创办了zappos.com，这是一家专门卖鞋的网络平台。他把鞋子的网络零售事业做到了全互联网最大，这家企业后来被亚马逊收购了。 谢家华是一个很有个性的才子型企业家，在创办zappos之前，他搞了一个叫LinkExchange的互联网广告平台，后来这个平台被微软用2.65亿美金收购了。谢家华因此有了充足的资金来做他的新生意和实践他的人生理想。他博览群书，也热爱写作，2010年他还出版了一本名为《传递幸福》(Delivering Happiness)的书，这本书当时很畅销。 他对哲学和心理学不屑一顾，程序员出身的他相信人的快乐和幸福也可以像计算机程序一样，通过设定一系列的条件来实现。谢先生跟代码打交道太多了，所以满脑子的“if......, then.....”，他试图建立一个“if......, then.....”式的乌托邦来解决人的精神世界的问题。 谢家华说：“大多数关于幸福的框架都认为，幸福需要具备四件事：可感知的控制力，可感知的进步，与外界联系紧密（指人际关系的深度），以及成为比自己更重要的事物的一部分。”所以他认为幸福可以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他致力于在他的企业里让他的员工们实现幸福。我对他的这一看法一点都不愿意苟同——我认为如果幸福需要依赖什么来实现的话，寻找幸福者最后会竹篮打水一场空，连幸福的毛都摸不到一根。 但是我捍卫他坚持自己的主张的权利。谢家华先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虽然如果让我和谢家华在一起讨论问题，我们俩没准儿会因为意见分歧太大而大打出手，但是我却对他很崇拜——假如他了解我的话，也许他也会像我对他一样的对我充满了兴趣。他完全不像一个商人，他严肃认真的去实践自己的理念，经商只是他实践自己的理念的一个途径而已。 zappos的企业文化因此而特别另类，以至于亚马逊的老板贝索斯认为这是他见过的最奇特的企业文化。谢家华把zappos当作验证自己的理念的平台，他不肯以公司创始人身份自居，他和其他的同事们一样，在一个小小的格子间里办公，每年只拿3.6万美金的年薪，把平等理念贯彻得极为彻底。 亚马逊虽然收购了他的公司，但是几乎算是完全保留了zappos的企业文化和管理团队。谢家华得以依然故我的在为实践自己的理念而努力，很多员工不适应这种没有老板的企业文化，也并没有因为谢家华的“幸福科学”而感到幸福，因此离他而去。但是这位从哈佛大学计算机系毕业的程序员认为如果他“get”不出自己想得到的结果，那一定是因为他的“if”还不够完善，所以他依然故我的在探索他那“if....., then......”式的幸福乌托邦。 2020年11月18日，他在一场意外的火灾中受伤并在其后不治身亡，卒年46岁。我看到他去世的新闻后，颇感意外。我们俩差不多算是同龄人，他大我5岁。一度我也和他一样，与计算机程序打交道，靠敲打一行行的代码去寻找商机。而且我们都与普通的寻求发财致富的商人不一样，我们有理想主义情结，希望探索出能让人类幸福的道路来。 他向传统的哲学和心理学发起了挑战，否定这些，试图用程序员的思维模式来解决人的幸福问题，而我则试图在医学与人类学中寻找解决人的身心痛苦的办法。经商只不过是我们为实现这个目的而使用的一种工具而已，他通过经商解决了自己的财务问题，建立了自己想要建立的乌托邦式企业。 我通过经商也解决了自己的生存问题，在三十岁之前实现了在北京核心城区安居的目的——若非如此，或许我也无法在三十岁后专注于医学研究而不必考虑生计问题。年轻的医生们实在太穷了，但是他们的聪明才智其实足以创造出比行医收入多得多的财富。很多人谴责医生们收入高于社会平均水平，但却忽视了这些人如果不行医，创造的财富会比当医生更多的现实。而如果医疗事业不靠一群智力超群的人来推动的话，这世上恐怕要多无数枉死的冤魂。 在诸多有志于学医者中，我算是比较另类的。如今回过头来看我二十多岁时为扫清自己余生的生计障碍所做的几年努力，我觉得这努力的结果还算差强人意。尽管我达不到谢家华先生的高度，但是也算是为我如今不卑不亢的人生态度奠定了物质基础。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医生行医要想不卑恭屈膝，基本的生活保障是要有的。 我不知道谢家华先生在临终前是否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无论他是否找到了，我都为他的探索而赞美他。这世上倘若没有探索者，就永远不会有新的道路出现，人类也不会进步。 我还没死，老实说我还没有找到我想要的答案，目前还只是在上下求索的道路上继续前行。我在不断的通过写作来阐释我个人看到的人生真相——有些“真相”受限于我个人的认识水平而未必真，有些读者告诉我，他们阅读我的文章后，收获了安宁与幸福；也有些读者毫无收获，把我骂得狗血淋头，认为我是个欺世盗名的骗子。 我很难苟同谢先生对哲学和心理学的态度，人人生而平等和人人都有施展自己才华的机会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真实世界里，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很大，有很多人没有机会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社会因此而分裂出巨大的鸿沟。 倘若没有哲学、心理学和宗教这些足以慰籍人心的东西，我们这个世界将会有很多人不得不痛苦的过一生。正如史铁生先生所言，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是人世间客观存在的现实，人与人若无区别，世界将会乏味得难以想象。遭遇人生悲剧的人若想从痛苦的深潭中实现自救，是可以从哲学、心理学乃至宗教中得到些许帮助的。 据我所知，致力于解决人的身心健康问题的医学家和药学家们，也还没有发明出足以令人幸福的灵丹妙药。所以希望医学来解决这个问题，在当前的医疗条件下，也只是在做白日梦。 昨晚临睡前，我在床上重读《圆觉经》，一度想，如果像佛陀所说的那样，人人都达到“圆觉”的状态，破除一切执念，把自己的灵台像擦镜子一样，擦到了垢去明存的程度，心中再无困惑，或许这世界上真的就人人都可以很幸福了。但是这种想法和谢家华先生的“if......,then......”式的乌托邦理想是同一性质，这也只不过是在设置另一个“if”，然后期待“get”出一个大同世界来。实际上直到人类末日来临，我们也无法达致这样的状态。 或许，我辈所能做的，就只是一些鸡零狗碎的事情。芸芸众生中，总有少数人能够从我们所做的鸡零狗碎的工作中获益，这就足够了。 愿一生都孜孜不倦的在探求人类幸福的谢家华先生安息！亦愿无数理想主义者能够或全部或部分的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只有这样，我们的后代中才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冒险去走理想主义之路，为人类社会变得更美好而奋斗不已。

常常有癌症患者或患者家属咨询我，在服用中药期间和日常生活中要不要忌口，需不需要补充一些营养剂。这个问题很难一概而论，今天我就这个问题写篇文章说明一下。 不过限于篇幅，我这篇文章所谈及的是常见的饮食与营养方面的问题。这些虽然适合每一个癌症患者，甚至也适合每个希望防癌的健康人士，但是对一些情况特殊的患者（如存在食物过敏史的患者）或因为肿瘤的消耗而重度缺乏营养的患者来说，这些建议还是不够的。 更专业的饮食指南需要患者朋友们自己阅读一些专业书籍。有过敏史的患者可以参考一下英国生态医学主席达米安 · 唐宁的著作《过敏症与维生素》，该书给过敏症患者提供了许多的饮食与营养支持方案。中晚期癌症患者则可以参考《美国癌症协会防癌抗癌营养和运动指南》以及《中国临床肿瘤协会（CSCO）恶性肿瘤患者营养治疗指南》，这两份指南都是非常权威的，而且也在不断更新。我上面提及的三本书都是既有纸质版的，也有电子版的，各位读者可以非常方便的购买到。 下面我要谈谈我自己给癌症患者的一份简略的忌口建议、饮食建议和营养支持建议。 我给大多数癌症患者的忌口清单常常是这样的：禁烟禁酒，忌食腌菜、咸菜、火锅、红薯、柑橘类水果、烧烤、油炸食品、海鲜、虾、螃蟹、辛辣油腻食物、腐败霉变食物、公鸡、鲤鱼等。 同时我还会叮嘱患者不要食用自己对之过敏的食物，上面的清单中的海鲜、虾和螃蟹等就属于很多人容易过敏的食物，它们之所以被列入这份清单是因为它们常常引发患者过敏。如果一些患者食用海鲜、虾和螃蟹不过敏的话，适当的食用这些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是有一些患者的肿瘤常常因为食用过敏性食物而迅速长大，我曾经遇到过一例尤文肉瘤患者，食用螃蟹后不到15分钟，肿瘤即因为过敏反应而明显的发生了变化，此后的数天内肿瘤迅速长大，但是这个患者在患病前吃海鲜其实不过敏的。 对食物过敏常常会导致患者的抗癌治疗中断，因为过敏往往会导致身体出现一些严重的反应，严重的过敏甚至会导致患者出现肾脏问题或休克。笔者曾经接触到一例卵巢癌患者，就因为过敏而休克过几次，这直接影响到她的抗癌治疗，导致她的治疗不得不一度中断，病情也因此而快速发展。 海鲜、螃蟹和虾只是最常见的过敏性食物，实际上过敏性食物的清单很长，牛羊肉也会引起部分患者过敏，还有很多患者对花生过敏，也有患者对牛奶过敏。古代中医常说的“发物”中的大多数食物都属于过敏性食物。有些人吃了这些过敏性食物体表会出现荨麻疹；也有人吃了这些过敏性食物后，会出现口腔溃疡、呼吸困难，身体组织肿胀，或腹泻、便秘；一些严重的过敏反应会引起肾脏衰竭和休克。 禁烟和禁酒的理由绝大多数人都知道：香烟是强致癌物质，很多人之所以得癌症，就是因为长期抽烟。至于酒，有些人认为它对身体有益，认为少量饮酒对冠心病患者存在一定的益处，但是酒会导致正常人罹患癌症的风险上升，酒精对绝大多数癌症患者来说，都是加速他们死亡的一种东西。所以从防癌和抗癌的角度来说，我个人的建议是禁酒而非限酒。如果一些患者实在无法禁酒，起码要限制酒的用量，每天不要超过一杯酒。 各种腌制食品，比如我们常吃的腊鱼、腊肉、香肠和咸菜等，均含有亚硝酸盐——这是一种强致癌物。我国的很多多发癌症与我国这一传统饮食习惯有关，从幼年就开始食用这类食物的人，更容易罹患消化道肿瘤、鼻咽癌、淋巴瘤等恶性肿瘤。大家的餐桌上根本不应该存在这种食物，这些食物不但致癌，也特别容易导致高血压和中风。不抽烟的脑卒中患者，大多有食用腌制食品的历史。火锅中的亚硝酸盐的含量也很高，所以在享用这类美味的时候，我们应该想一想我们要付出的健康代价。 烧烤和油炸食品也都是世卫组织认定的致癌食品，我国大多数人喜欢食用烧烤和油炸食品。烧烤中所含的苯并芘和油炸食品中所含的多环芳烃都是高致癌物，这些食物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害的。笔者曾经接触到一例刚上大一就罹患肠癌的患者，该患者常年嗜食辣条、烧烤和油炸食品，仅19岁就肠癌晚期了。他之所以养成了这些不良的饮食习惯，是家长疏于管教和照顾的结果。人的饮食习惯是从小就养成的，长大后很难改变。 还有一类食物就是红薯这样的容易引起胀气的食物，有很多癌症患者听风就是雨，大吃特吃红薯，还搞什么红薯餐，认为它抗癌。食物抗癌效果没那么神奇，如果真有那么神奇的食疗法，那么癌症早就不是什么世界医学难题了。这些吃红薯餐抗癌的患者中，有很多吃出了肠胀气的问题，腹胀、便秘、胃痛、失眠，各种症状不一而足。 大家应该特别关注一下哪些食物会引起自己胃胀，列个清单出来，如果某种事物容易导致我们胀气，那就应该避开它。红薯之所以被我个人列入忌口清单，是因为多数人食用红薯会胀气，长期过量食用红薯更是如此。 柑橘则是一种按照我们老家人说“吃了容易上火”的水果，笔者生在产橘区，小时候每到橘子熟的时候，都很喜欢吃柑橘。长辈们每每限制我们吃太多的柑橘，因为多数人在大量吃柑橘后，都会出现口腔溃疡和胃酸过多的现象。橘子是一种酸性水果，吃多了橘子会泛酸烧心、口腔溃疡，身上很容易长各种疮疡。所以古代中医将橘子列为湿热性水果，认为吃多了柑橘容易导致人体生疮长疔，这也是从实际的生活经验中得出的结论。《外科证治全生集》的作者王洪绪甚至说，患痈疽的患者终生不得食橘，食则复发。 不幸的是，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多吃柑橘类水果有抗癌的作用，所以有很多癌症患者像推崇红薯餐一样，推崇大量吃柑橘抗癌的做法。结果是很多人把胃吃坏了。多数癌症患者在经过中西医治疗后，肠胃功能本来就不如正常人好，再过量食用这些容易对胃造成不良影响的食物，简直就是雪上加霜。 我最近看过一本书，叫《学会提问》，作者是Niel Browne，这是一本教大家学会批判性思考的著作，是美国很多专业的大学生用的一本教科书。我觉得这本书挺有意思，推荐各位读者阅读一下。 这本书里提到人的思维模式有两种：一种是海绵式思维模式，是学到啥就信之不疑的接受；另一种是淘金式思维模式，按照这种思维模式，大家对自己接触到的信息会认真的思考一番后再作取舍，不轻易接受各种观点。这本书还提到批判性思维分弱批判思维和强批判思维两种：弱批判思维是为维护自己的观点，击败反对我们的观点的思维方法；强批判思维则是客观理性的对待一切观点，如果自己大脑中既往存在的一些观点不合理，也要推翻掉。 我们生活在一个资讯过度发达的时代，确实很有必要掌握思维的技巧，学会在各种资讯中作好取舍。癌症患者对自己接收到的资讯取舍不当，将直接影响自己的寿命。 除了上面所列的这些忌口，我对癌症患者的饮食上还有一些什么建议呢？其实我要给出的建议，我已经在过去撰文时反复提及：选择当季的新鲜食物和水果，食物品种要多样化，要荤素搭配，动物性来源的食物占百分之二十左右，植物性来源的食物占百分之八十左右。这样做能最大程度的保证营养均衡，做到了这些，根本不需要吃任何补品。 如果一定要推荐一些营养补充剂的话，那我个人推荐大家（包括癌症患者和非癌症患者）补充一些维生素：维生素A，维生素B1，维生素B2，维生素B6，维生素C，维生素D，维生素E等。B族维生素可以选择复合维生素B，也可以分开选择维生素B1，维生素B2和维生素B6，复合维生素B含有B1、B2、B6，但还有烟酰胺和泛酸钙。这些维生素是可以长期补一补的，但是没有必要买那种昂贵的维生素。我自己也会补充维生素，不过我买的都是药店里最便宜的那种几块钱100片的普通维生素，我每个月花费在维生素上的钱也就二三十块而已。 有肾结石病史的患者不要补充维生素C，因为补充维生素C容易导致肾结石复发，多吃蔬菜水果大多数人不缺乏维生素C。存在前列腺问题的患者，也应该注意不要选择复合维生素B，可以单独选择维生素B1，B2和B6，因为复合维生素B中所含的泛酸钙会增加前列腺癌变的风险，其实人体是不缺乏泛酸的。有前列腺问题的患者也不应该补充维生素D，原因是维生素D也能增加前列腺癌变的风险。 我不太推荐大家大剂量的补充各种维生素，按照维生素说明书上的剂量补充维生素已经足够。尤其是长期补充维生素的人，更加不宜超大剂量使用。正常补充维生素的人，免疫力确实比较好，能够抵御大多数的感染性疾病，也有一定的辅助抗癌的效果。 免疫力较差的患者还可以定期用用胸腺肽（那种价格便宜的国产胸腺肽即可，不必非得用昂贵的进口胸腺肽，两者效果差不多）或白介素，不过这需要咨询医生后使用，患者自己不要擅自用。中药黄芪和薏米则是对绝大多数的癌症患者都适用的提升免疫力的药食两用的补品，我一般是建议患者每天用黄芪和薏米各一两煮粥吃。

胃食管腔因为过度接触（或暴露于）胃液而引起的临床胃食管反流症和食管粘膜损伤的疾病称为胃食管反流，古代的中医称这种疾病为“噎膈”或“膈食”。患者常有烧心、泛酸、吞咽疼痛（有时疼痛还会向背、腰、肩、颈部放射，酷似心绞痛）或吞咽困难、声音嘶哑、咽部不适或异物感等症状，反流刺激物吸入呼吸道时甚至可以发生咳嗽和哮喘​。 胃食管反流及其并发症的发生是多因素的。其中包括食管本身抗反流机制的缺陷，如食管下括约肌功能障碍和食管体部运动异常等；也有食管外诸多机械因素的功能紊乱，甚至有部分患者可能是因为食管癌和胃癌引起的。 因为长期与癌症患者打交道，所以笔者所见的胃食管反流多因食管癌、胃癌等引起，也有一些患者的胃食管反流是在化疗和口服一些对胃和食管粘膜有刺激作用的抗癌药引起的。 多数化疗药和靶向药物都可能引起胃食管反流，中药中的一些对胃粘膜刺激较大的药物如没药、斑蝥等，也会引起胃食管反流。因此笔者常叮嘱患者在服用含没药和斑蝥等对食管和胃粘膜有刺激性的中成药（如西黄丸和复方斑蝥胶囊等）时，从小剂量开始服用，慢慢加量。如有泛酸烧心等现象，立即停药一两天，再服用时要控制好用量。这也是很多中药无法给定标准用量的重要原因，因为每个患者的身体耐受能力不一样，所以中药的用量也要因人而异。 西医治疗胃食管反流多用质子泵抑制剂，如奥美拉唑、兰索拉唑、泮托拉唑、雷贝拉唑和艾司奥美拉唑等。但对于病情已经严重到吞咽困难的胃食管反流患者来说，质子泵抑制剂的效果有限。民国时期的名医张锡纯有一张治疗“膈食”的经验方——参赭培气汤，可以缓解患者的这一症状。 参赭培气汤的组成为：潞党参六钱，天门冬四钱，生赭石八钱（轧细），清半夏三钱，淡苁蓉四钱，知母五钱，当归身三钱，柿霜饼五钱服药后含化徐徐吞之。这个方子中的柿霜饼是用外表已经结霜的柿子做成的，北方多将之做成果脯或蜜饯，它不入汤剂，而是在服用其他的几味药煎成的汤药后，将柿霜饼徐徐含化。 胃食管反流患者常常有大便干结如羊粪球的症状，所以张锡纯的这个方子中用了肉苁蓉（淡苁蓉是未用盐炮制的肉苁蓉），肉苁蓉有润肠通便的作用。 张锡纯对这张方子的各药作用解释如下：“治此证者，当以大补中气为主，方中之人参是也。以降逆安冲为佐，以清痰理气为使，方中之赭石、半夏、柿霜是也。又虑人参性热、半夏性燥，故又加知母、天门冬、当归、柿霜以清热润燥，生津生血也。用苁蓉者，以其能补肾，即能敛冲，冲气不上升，则胃气易于下降。且患此证者，多有便难（即便秘）之虞，苁蓉与当归、赭石并用，其润便通结之功，又甚效也。若服数剂无大效，当系贲门有瘀血，宜加三棱、桃仁各二钱。”除用以上药外，张锡纯还会对一些噎膈病情严重的患者加用旋复花，且他认为武帝台附近所产的旋复花的效果才是最好的。 受时代的局限，张锡纯对自己所创的这张方子的解释并不完全科学，但基本上还是对的。中医的优势在于辨证施治和对症用药，噎膈这种病，一般发展到吞咽困难的程度，病情已经不轻了，多数实际上已是食管癌或贲门癌。此时患者身体虚弱，因为饮食困难，也开始出现缺乏营养的状况，患者会有明显的进行性消瘦和贫血的现象，需要兼顾扶正与祛邪。 张锡纯的这张方子既有针对吞咽困难的问题的用药，如代赭石、天门冬、半夏、柿霜等；又有扶正固本的用药，如人参、当归等。代赭石是铁矿石，能中和胃酸，还有补血的作用，对缺铁性贫血患者的红细胞的提升很有好处。 张锡纯说“若服数剂无大效，当系贲门有瘀血，宜加三棱、桃仁各二钱”，一般来说，没有发展为食管癌和贲门癌的胃食管反流，用这张方子的效果尚属可以。如果发展为食管癌和贲门癌，则非单纯的靠这张方子就能取效的。 ​张锡纯所说的“有瘀血”，实际是有肿瘤，三棱和桃仁都有抗肿瘤的作用。但是这点用药也不足以治疗食管癌和贲门癌，可以用参赭培气汤为基本方，根据各个患者的具体情况，从威灵仙、冬凌草、半枝莲、白花蛇舌草、藤利根、莪术、斑蝥、雄黄等有抗癌作用的中药中选择几种加入进去。

通窍活血汤是王清任自创的一张处方，出自王清任的著作《医林改错》，这是一张活血化瘀的名方。本方对改善脑功能，治疗多种与脑神经有关的疑难杂症，乃至治疗脑部肿瘤，都有一定的效果。也能用来治疗冠心病、脉管炎和血管病变。 通窍活血汤的组成为：赤芍一钱，川芎一钱，桃仁三钱（研泥），红花三钱，老葱三根（切碎），鲜姜三钱（切碎），红枣七个（去核），麝香五厘（绢包）。 此方不用水煎，而用黄酒煎药。王清任在《医林改错》中说明了煎服法：“用黄酒半斤，将前七味煎一盅，去渣，将麝香入酒内，再煎二沸，临卧服。方内黄酒各处分量不同，宁可多二两，不可少；煎至一盅，酒亦无味，虽不能饮酒之人，亦可服。” 王清任的《医林改错》成书于清代道光年间，据我国学者杨洪军和黄璐琦主编的《中药饮片用量标准研究》（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一书中所记载的换算标准，清代的一斤约合现在的596.8克，清代的一斤为十六两，一两为十钱。所以这里的一两约合现在的37.3克，一钱约合现在的3.73克，一厘为一钱的百分之一，约合今天的0.037克。按照四舍五入的原则来计算这个计量，可以将一钱换算成现在的4克，一厘换算成现在的0.04克。 这里的麝香五厘大约为0.2克，黄酒半斤，大约为300克。所以该方可以换算成：赤芍4g，川芎4g，桃仁12g（研泥），红花12g，老葱3根，鲜姜12g，红枣7个，麝香0.2克。这里的老葱和鲜姜入药的时候都要切碎，红枣要掰开去掉枣核。“盅”为古人所用的酒盅，每酒盅的容量约为20-50毫升，我们煎药时可考虑煎熬至50毫升。 王清任在《医林改错》中说，此方“麝香最要紧”，所以他特地叮嘱要买真麝香，甚至强调买当门子（当门子是包裹着麝香的麝的性腺，现在麝是一级保护动物，买卖当门子是非法的）更佳。王清任编的方歌中，第一句就说“通窍全凭好麝香”。 现在正品的天然麝香非常难买到，价格极为昂贵，按照北京同仁堂的价格，一克天然麝香差不多要1500-2000元（2020年价）。所以方中的0.2克麝香，也是不便宜的。煎麝香时是将麝香用绢布包着，放入药液中煎“两沸”，为了节省麝香，王清任说麝香可以重复使用，煎三次药，再换新的。 通窍活血汤是王清任《医林改错》的“方叙”中的第一方，王对此方非常重视，说它是“表里通经第一方”。他所列的通窍活血汤的适应症颇为广泛：头发脱落、眼疼白珠红（眼底出血）、糟鼻子（即酒糟鼻）、耳聋年久、白癜风、紫癜风、紫印脸、青记脸如墨、牙疳、出气臭（口臭）、妇女干劳、男子劳病、交节病作（瘀血病）、小儿疳症等多种病。 当代学者则将该方加减化裁后，广泛的用于神经内科疾病、眼科疾病、耳鼻喉科疾病、肿瘤（尤其是脑肿瘤、淋巴瘤、白血病和鼻咽癌等）、各种血栓以及结核病等疾病的治疗。 本方重在活血化瘀，所用的各药均是活血化瘀药，所以能有效的降低人体血液黏程度，改善血液循环。凡因为血液循环受阻导致的各种疾病，均可以考虑用本方治疗。本方亦能抑制血管生成，改善组织炎症状况，且有一定的止痛作用。其抗肿瘤作用或与其抑制血管生成的作用有关。 本方治疗多种疾病引起的紫癜有良效，王清任所说的“紫癜风、紫印脸、青记脸如墨”等均属于现代医学所说的紫癜，只是出现的部位不一样，程度有深浅，凡此类疾病因血瘀引起者，用通窍活血汤有良效。 王清任所说的“牙疳”也叫牙槽风，即严重的牙龈溃疡，症见牙龈红肿，腐烂恶臭，流脓作痛，甚至牙根腐烂，牙齿脱落。 王清任治疗牙疳，不只用通窍活血汤一种。他是让患者将通窍活血汤“晚服一付”，早上服用血府逐瘀汤一付，白天则煎黄芪八钱，用黄芪汤代茶饮。也就是说一天要付三种药，早上用血府逐瘀汤，白天用黄芪汤，晚上用通窍活血汤。王清任说这种治疗方案，“三日可见效，十日大见效，一月可痊愈。纵然牙脱五、七个，不穿腮者皆可活。” 王清任所说的“妇女干劳”，或为妇女闭经证。王对“妇女干劳”的诠释为：“经血三、四月不见，或五、六月不见，咳嗽急喘，饮食减少，四肢无力，午后低烧，至晚尤甚”。这种症状像妇女的子宫性闭经证，会引起不孕，所以也有医生用此方治疗不孕不育证。 笔者曾见过一些女性患者在某医学平台上咨询医师，提及自己既有闭经的症状，又有咳嗽低烧的症状。现代医学无法解释这样的情况，但从王清任的记载来看，则这种情况在妇科病中较为常见。王清任说这样的患者“将此方吃三付或六付，至重者九付，未有不痊愈者”。因笔者未专门研究妇科病，接触到的妇科患者较少，所以没有在临床中验证此方治疗妇女闭经的疗效，但王氏行医数十年，他撰写的这种临床经验，当属不虚。 王清任所说的“男子劳病”，其症状为：“初病四肢痠软无力，渐渐肌肉消瘦，饮食减少，面色黄白，咳嗽吐沫，心烦急躁，午后潮热，天亮汗多”，这也是一种疑难杂症。在部分肿瘤患者、血栓患者和肺栓塞或肺癌患者身上会有这样的症状。王清任认为这是由血瘀所引起的，所以治疗也要活血化瘀，用通窍活血汤。对服用三付此方后，出现气弱的体虚患者，王清任在用此方的同时，还嘱患者每天用黄芪八钱，煎汤代茶饮。 验之于临床，通窍活血汤也确实有很广泛的适应症。笔者见印会河教授治疗食管炎或食管癌时用通窍活血汤，干祖望教授治疗顽固性耳聋也用通窍活血汤，张学文教授治疗多种血管周围病变和心脑血管疾病均用通窍活血汤。只要医生善于使用，都能有很好的疗效。 近年来也有学者研究此方里的川芎中所含的川芎嗪治疗脉管炎、血管病和冠心病等疾病，川芎嗪注射液已经成为一种常用的注射用药。但传统中医用多药联合，共同发挥作用的治疗方法，比单味药的作用更强。所以我们应该好好学习一下王清任的这张方子，临床时可以灵活的运用它。

唐太宗时期的名臣魏徵曾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魏徵是统治阶层的菁英份子，他看历史，关注的是朝代兴替的规律。我是个普通的老百姓，读历史没有那么高大上的目的。 明代杨慎有首《临江仙 · 滚滚长江东逝水》写得很合我心：“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谈笑中。” 我读历史，有点白发渔樵江渚上，一边喝着一壶浊酒（我喝的是一壶白开水），一边看看古今的英雄豪杰是如何“是非成败转头空”的味道。与此同时，也能在这种阅读中，多多少少的明白一点社会发展的规律，也算是像魏徵所说的“可以知兴替”吧。 通过对历史的了解，我对自己当下所处的时代背景，会有一个大致的判断。虽然限于种种不得已的原因，没法公开谈论自己的一些看法，但是私下里和一二知己将“古今多少事，都付谈笑中”，亦足以畅怀也。偶尔兴之所至，撰写几篇可以供后人阅读的时代记录，收藏起来等有机会时发表或出版了，也不失为人生之一快事。 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说，中国从清末民初开始，就走进了一个历史转型期。唐先生提出了一条著名的“历史三峡论”，他认为中国的历史会有个二百年左右的像三峡的涡流一样迂回曲折的转型过程，不会一帆风顺。经过了这个迂回曲折的转型期，才能从旧时代转向新时代。 我对他的这种看法深表认同，人文领域的革新，从来都没法一蹴而就。只要黎民百姓不至于流离失所和生灵涂炭，就不必太为时事愤慨莫名了。一艘庞大无比的民族巨轮想要驶过历史三峡，哪能操之过急呢？我们这些人，生在这样一个迂回曲折的转型期，经历一些或令我们满意或令我们不满的社会变革，都是很正常的。 孙中山先生没曾料到袁世凯会开历史倒车，搞封建复辟；一心想当皇帝的袁世凯又何曾料到自己开历史倒车，最终会导致自己身败名裂呢？类似的迂回曲折，发生在历史三峡期是不足为怪的。 唯有把我们自己的小我放下，站在唐先生这样的史学家的角度去看历史上发生的一切，我们才不至于心情激荡到令自己不可抑制。 也正是因为读历史，我了解到伏尔泰这样的启蒙思想家，其最初所受的启发竟然是因为他对中华文明的向往，对我们的“自然神论”传统文化的认可和对当时已经很腐败的基督教文化的痛恨而产生的。 他通过阅读欧洲传教士们写的他们在中国的见闻，发现欧洲中世纪文明与中华文明存在巨大的差距，这导致中世纪的欧洲比当时的中华帝国落后许多，所以他发出一些振聋发聩的呼声，希望欧洲人进行系列的改革。 当然，伏尔泰心目中的“中华文明”，有很大一部分是他自己想象的乌托邦文化，并不存在于现实的中华大地。但是人类社会正是在无数理想主义者构建的“理想国”模型的激发下，不断的前进的。 文艺复兴后的欧洲一度领先世界，欧洲新文明又给中国人带来了曙光。今天很多中国人对欧洲文明的向往，也如伏尔泰对中华文明的向往一样，有很多理想化的成份，现实中的欧美文明正如我们今天作为旁观者所见到的，有其不堪的一面。这使得我相信将来我们中国一定会产生出一种既不同于欧洲文明，也不同于中国的传统文明的新文明来。 《中华帝国的衰落》的作者，美国汉学家魏斐德以一个局外人的视角，从传统中国的“士农工商”四民思想出发，把中国的封建历史，尤其是明清的历史，写得别有一番风味。读这样的历史书籍，我们的视野和心胸都会更开阔。我们过去何以辉煌，又何以落后挨打，作为中华子孙，了解一下其他人站在旁观者立场上看到的我们民族兴衰的历史，借鉴一下他山之石，不是坏事。 我们人类活在这个星球上，倘若对自己的历史不了解，不免少了点什么。那些对历史近乎一无所知的人，很容易长久的抑郁和激愤。但是一个通晓人类文明发展史的人，则更容易心平气和。 被誉为二十一世纪的“史记”的《世界文明史》这样的鸿篇巨帙，就为我们展现了整个人类的璀璨的文明发展史。但正如作者威尔 · 杜兰特所言，人类雄伟的文明建筑的背后，充满了血腥的屠杀。回顾我们人类文明的发展史，有助于我们对自我的种种追求产生深刻的反思。 历史虽然不像哲学那样充满了智慧的妙语，但是历史上发生的一切也足以启迪我们的思考。古人云，书犹药也，善读医愚。我这样寡智不敏的人，愿在这种阅读中，医治自己的愚昧，安放自己的内心。努力做到既不谄媚于权贵，亦不偏执于一孔之见，更不随便盲从他人。苟能如此，或可以身心皆安吧！

我个人在抗衰老方面有一些地方做得还可以。我今年四十一岁了，但是多数首次见到我的人误认为我只有三十不到，前几年我还经常被人当作在校大学生对待。我有段时间在龙泉寺做义工，工地上很多人觉得我是刚上大学的学生，其实那时候我儿子都小学毕业了。 有一些多年不见的老朋友看到我后，会惊异于我与二十年相比，容貌上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甚至现在气色看起来比以前更好。我的皮肤也保护得很好，一些女同志看了后不免要羡慕。这与我生在长江边有关，我们那里皮肤好的人很多。也与我自己多年来的生活习惯有关，但是与护肤品无关。我只在秋冬季节用大宝这类最廉价的润肤品，春夏季节连大宝都不用。 我的身体素质现在的确不比二十岁时差，甚至可以说比那时候更好一点。这得益于我学医后，知道怎么照顾自己的身体，不让它过早的衰老。我的很多同学和发小看起来比我大十多岁的样子。到了我这个年龄，大多数人的脸上多少都有了点岁月的痕迹，但岁月似乎忘了我。 我觉得我自己做得最成功的一点是多年来坚持早睡早起。我晚上一般是九点前入睡，多数都市白领做不到这一点。对很多人来说，晚上九点钟是他们夜生活刚开始的时间，很多人会熬夜到十二点以后才睡觉。久而久之，他们会成为顽固的失眠患者。 早上我会在4－6点钟起床，今年之前多数时候是四点起床，今年补充了点维生素B后，睡眠质量比以前更好一点，现在一般能睡到五点到五点半左右。熬夜的人猝死的多，得癌症的也多，但是早睡的人很少猝死。 我在饮食上也控制得较好，不抽烟，不喝酒，几乎不怎么大鱼大肉的胡吃海喝。我的饮食秉承的是“素食为主，品种丰富”的原则，每天吃的蔬菜和水果种类基本在5－10种左右。 我家早餐一般是稀饭或豆浆，搭配馒头或饼，和一两个青菜。偶尔会吃点煮鸡蛋，或几片酱牛肉，孩子会时不时的喝杯牛奶。中午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常常吃点简单的面条或炒饭。一般是用三四种配菜煮面，配菜方案多样，每天都有变化。多数时候是青菜、土豆、山药、蘑菇、西红柿之类。晚饭则吃点杂粮和水果。我们不是素食主义者，逢年过节，或者家里人都想吃顿鱼肉时，也会做一顿。我每顿饭摄入1－1.5克的盐，每天摄入3-6克盐。 这是我今天中午的午餐：土豆、青菜、蘑菇、挂面共煮一大碗，除了油、盐和水，别无任何添加剂——我自己做饭是不用任何佐料的，遵循的正是品种多样化和以素食为主的配餐原则，盐仅用一克。很多人可能觉得这样吃太淡了，其实口味这个东西是一种习惯，吃习惯了就不会觉得淡。我的个人体会是：多种食物混在一起煮，把火候掌握好，味道会很好。 我也会吃一些水果，基本上都是跟着季节走，吃时令水果。因为这样吃便宜些，吃到的水果的营养和味道也是最好的，每天吃的水果约有半斤。 多年来我的生活都是安步当车的，能走路的时候不骑车，能骑车的时候不坐车。人到中年后，我也减少了容易伤害膝盖和关节的登山和跑步等剧烈运动，偏爱对关节损伤较少的骑行和游泳等运动方式。我不怎么坐电梯，不管多高的楼，都喜欢一层层的爬楼。所以身体一直不算肥胖，偶尔和人开玩笑说自己板油多，实际上我的身材维持得算可以的。 今年通过骑行体重减了十几斤，把以前因为伏案工作时间太长造成的椎管内脂肪过厚的问题解决了，现在腰腿不痛了——腰腿痛的问题曾经折磨了我几年，一直到去年才确诊为椎管内脂肪过厚。我想这可能与我长期以来做多了伏案工作有关系。所以从今年开始，我的生活方式做了较大的调整，每天的运动时间延长到2-3个小时，运动量加大后，腰腿痛不治而愈。 我们一家都很少感冒，即便是感冒了，我也是在一有苗头时立即采取措施。家人遇寒感冒时，我会用吹风机吹吹大椎穴或脊柱，或烧点姜葱水给他们驱驱寒。一般这么处理后很少会发展至严重感冒，多数情况下，经处理后，睡一觉就好了。夏季感冒就用点藿香正气丸之类的成药，或者用自己种的新鲜薄荷泡点薄荷茶，也是几个小时就痊愈了。所以我们家没有出现家人重感冒去医院输液的情况，我儿子从幼儿园到高中，只请过一次病假，还是因为学校食堂里的饭菜不干净，导致他腹泻请假的。我们也会得一些小毛病，但是多数情况下都是我自己用很简单的常用药解决了。 我与人保持不远不近的距离，不太喜欢与人走得太近，这使得我很少卷入人间纠纷，活得很放松。我有几个堪称知己的朋友，彼此间都秉承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原则，没有发展为酒肉朋友——酒肉朋友反目成仇的太多了。 阅读使我大多数时候都是心平气和的。正如《圣经》中所言，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There is no new thing under the sun）。通过阅读，我对这个世界上发生的绝大多数事情都能够看明白，看明白了也就不会特别激动。 人的饮食结构合理，适度运动，心理平衡，情绪稳定，基本上就不会有太多的疾病来烦扰我们。只要能够坚持按照这样的方式去生活，也不会衰老得那么快。如果没有意外发生的话，我可能会很高寿。抗衰老和预防疾病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是世上的事情，往往是越简单的，越难做好呢。

内消瘰疠丸是根据《医学启蒙》中的一张古方制作的中成药，其组成为夏枯草8两，玄参、煨青盐各5两，海藻、贝母、薄荷、天花粉、海蛤粉、白蔹、连翘、酒大黄、生甘草、生地黄、桔梗、枳壳、当归、硝石各1两。这张方子不是煎成汤药，而是做成丸药用。 用时将以上各味共研细末，芒硝以水融化，用夏枯草浸膏泛丸，如绿豆大，每次服用6-9克，每日服用2-3次，温开水送服。不过现在不用自己做，很多厂家生产这种中成药，可以直接在药店里购买。 按《医学启蒙》记载，本方可以用于治疗痰凝气滞引起的瘰疬痰核、颈项瘿瘤，症见皮色不变，或肿或痛。现代常将此方用于颈部淋巴结结核、慢性淋巴结炎、单纯性甲状腺肿大、甲状腺炎或甲状腺瘤等证属气郁化火、痰凝瘀滞者。本方所治疗的淋巴结肿大多属良性，若是恶性淋巴瘤，亦可用本方作为协助治疗用药，但是单纯用本方治疗恶性淋巴瘤，效果不佳。 临床使用时需要注意，本方适合大便偏干硬的患者。如果患者大便溏稀，则不适宜用本方。因为本方中的大黄和芒硝都属于泻下药，如果患者有大便溏稀的症状，再用内消瘰疠丸，会加重病情。本方在使用的过程中，也可能会产生致泻的副作用，故脾虚的患者不可久用。 瘰疠是古中医的一种病名，该病主要见项下或腋窝处淋巴结肿大。瘰疠日久还会出现溃烂的现象，已溃烂的患者，只要按照中医辨证属于气郁化火、痰凝瘀滞的，也可以服用本方。 在病情未痊愈前，患者应戒怒，忌食辛辣刺激性食物、煎炒油炸食品乃至各种易引起胀气的食物，如豆类、薯类和萝卜等。

清代名医陈修园编写的《时方歌括》中有一张经典方子“丹参饮”，是中医治疗心胃疼痛的代表方剂。 丹参饮的组成很简单：丹参一两（今用30g），檀香、砂仁各一钱（今用3-6g），水一杯半，煎七分服。《时方歌括》说丹参饮“治心痛、胃脘诸痛多效，妇人更效。心腹诸痛有妙方，丹参为主义当详。檀砂佐使皆遵法，入咽咸知效验彰。” 古人所说的心痛，主要还是胃痛，当然也包括心脏病引起的心绞痛。亦有医生擅长用丹参饮治疗妇女痛经，陈修园的《时方歌括》中也说丹参饮妇人用之更有效。 现代研究发现胃溃疡引起的心胃痛用丹参饮效果明显。现代药理研究证实丹参饮能够明显的促进大鼠溃疡愈合，显著的抑制胃溃疡边缘黏膜细胞凋亡，同时促进凋亡抑制因子在Bcl-2的表达，因此抑制凋亡及生长因子途径来促进胃溃疡愈合可能是丹参饮治疗胃溃疡的作用机制之一。 中医认为丹参既有活血又有补血之功，中医素来有“丹参一味，功同四物”的说法，这里的四物是指中医的四物汤，由地黄、当归、芍药、川芎四味药组成，是中医治疗各种血证的代表方剂。用其活血止痛时，地黄用生地黄，当归用当归尾，芍药用赤芍；用其补血时，地黄用熟地黄，当归用当归身，芍药用白芍。丹参既有活血又有补血的作用。丹参滴丸就是临床常用的治疗心脏病引起的心前区刺痛的中成药。 檀香和砂仁都属于理气药。檀香功擅理气止痛，砂仁则有利气化湿的作用，现代药理学研究发现砂仁水煎液有促进肠胃蠕动的作用。大量的丹参佐以少量的檀香和砂仁，就在活血化淤的同时，也能理气化湿。 所以丹参饮这个方子特别适合气滞血瘀和消化不良引起的心胃疼痛，凡心胃诸痛，兼见胸闷气短，胃脘痞满者，皆可用之。以上的这些症状常见于慢性胃炎、胃及十二指肠溃疡、胃神经官能症、心绞痛、心律失常等病。胃癌患者也常常有这种症状，所以也可以将丹参饮合并入常见的治疗胃癌的方剂中。 我国当代著名中医学家秦伯未先生在用丹参饮时，还常常加入郁金和乳香，以加强止痛的效果。笔者在用丹参饮治疗胃病时，多在此方的基础上加入莪术和香附，效果似乎更理想。还可以和元胡同用，但是元胡最好用元胡止痛片，或将元胡打成粉末冲服，每次1-3克，因为元胡不太容易溶于水，放在汤剂里煎服，效果不明显。而用丹参饮治疗心脏病引起的心绞痛时，则可以考虑将本方与薤白瓜蒌白酒汤合用，效果更佳。

中老年人容易因为钙质流失而导致腰腿痛，很多人喜欢去药店买点补钙的保健品吃，以为可以通过补充钙质改善腰腿痛和抽筋等症状。实际上，对中老年男性来说，补钙也是有副作用的，补钙会提高患前列腺癌的风险。 ​而对确诊的前列腺癌患者或者前列腺癌潜在的高风险人群来说，补钙非但不能减少骨质流失，反而会恶化病情。美国威克森林大学医疗中心的卡洛琳娜曾经主持了一项对前列腺癌患者进行激素疗法后补充钙质与维生素D前后，测量其骨骼密度的研究，结果显示，患者在补之后骨密度反而下降。所以补钙并不能改善这类患者钙流失引起的相关症状。 另外，过度摄取钙质也会增加心肌梗死的风险。中国人素来重视进补，只要听说某种保健品或者食物有进补的功效，就自然的认为它们是有益无害的。实际上，这种大家习以为常的看法是错误的。 那么中老年男性钙流失导致的腰腿疼痛和抽筋等症状，可以通过什么来改善呢？最好的办法是游泳。 中老年男性的骨骼和关节已经在退化，不适宜进行大量的登山和跑步等有损骨骼和关节的运动。游泳则是一种对骨骼和关节很有好处的运动，游泳不但能促进患者肌力的恢复，也能改善患者骨骼的灵活度。只要泳池的水温适宜，游泳对关节炎患者也是有益无害的。 非但如此，游泳还是一种能预防前列腺癌的运动，罹患前列腺癌的患者多游泳，也有助于控制前列腺癌的发展。男性游泳可以促进前列腺局部血液和淋巴的循环，对改善前列腺炎和前列腺癌带来的相关症状均有好处。 不过游泳时要注意控制好运动强度，不要过量运动。初学游泳者，可以循序渐进的增加游泳时间。户外冬泳爱好者则要注意防寒防冻，身体虚弱而未经训练的人进行户外冬泳时要慎重。

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的大名，我是早已经听说过了的，但是我一直没有去读。近来为孩子买书，买了他的散文集《我与地坛》。顺便把史铁生那篇著名的《我与地坛》读了读，读着读着，心中哀恸莫名，读到最后，或许是想起我的母亲也曾经像史铁生一样为疾病所折磨，忍不住热泪盈眶。 我虽然也曾遭遇过很多不幸，但是从未失去行走的能力，至今仍然矫健有力。史铁生在21岁那年，因为疾病的原因，永远的瘫痪了。瘫痪后的史铁生行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便把自己大部分的时间耗在地坛公园里。他在那里度过了许多春夏秋冬，在那里思考人生，写作他的小说和文章。 他的母亲因为爱子痛失双腿而饱受煎熬，看着孩子痛苦，担心孩子想不开，却又什么都不好说，只好默默的关注着他。每次他在地坛公园呆的时间太长了，他的母亲便会去地坛公园找他，有几次找不到他就无比的焦虑。这位慈爱的母亲只活到了49岁，便也因病与世长辞。 史铁生所感受到的人生与一般人所感受到的人生是截然不同的，我所面临的正是无数个史铁生——都是些命运被疾病改写了的人。命运对他们而言，是残酷无情的。 史铁生在他的另一篇文章《我二十一岁那年》里，讲述了他和他的病友们在友谊医院神经内科病房里住院的经历。这些经历对一个医生来说，简直太熟悉了。病房里的一切对我们来说，是日常工作和生活。但是对患者们来说，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他们遭遇疾病后的痛苦，真是难以用言语来描述。 读完史铁生的《我的地坛》和《我二十一岁那年》后，我突然心生惭愧。我在反省自己这些年的所作所为，在心中问自己：我是抱着什么样的愿望来学医的？或者说是什么原因激发我学医的？我有没有在学医和行医的过程中忘记自己的初心？我对病人是发自内心的关爱和同情么？我如今学医和行医的动力是什么？我是在名利的驱使下继续前行的么？ 这些问题问得我自己很不堪。首都的生活成本是很高的，教育儿子的花费也很高。如果说我现在的工作目的完全没有名利的因素，那是不诚实的。甚至，在部分患者的眼中，我还可以算得上是一个贪婪的医者。很多患者是属于史铁生笔下描述的那种每天被昂贵的医疗费压得抬不起头来的穷困人群，我曾矢志要为他们提供有温度的不贪婪的医疗服务，但是坦白的说，我做得没有我自己最初期望的那么好。 史铁生的文章使我觉得有点愧对自己的良知。与日俱增的知名度带来的巨大的无效的工作量，繁琐而疲劳的工作，解决不了患者的问题时的悲观和绝望，都在扭曲我的初心。我也曾对患者不耐烦过，甚至将部分行为失妥的患者拒于门外，对这些行为，我发自内心的忏悔。 疾病把史铁生这样一个二十一岁的小伙子折磨得苦不堪言，他在地坛公园打发着自己凄苦的岁月，在那里一次又一次的思考着死亡的问题，他抑郁而又深沉的在灵魂深处追问自己活下去有何意义。 我也常年在紫竹院公园散步，也在散步的过程中思考过生命的意义，但是从未体验过史铁生的那种抑郁而又深沉的心境。他把地坛公园当作自己的精神家园，我也把紫竹院公园——更确切的说是把与紫竹院公园仅有一墙之隔的国家图书馆当作我的精神家园，紫竹院公园在我心中只是和国家图书馆连接在一起的一个散步的地方而已。 我总在潜意识中觉得，不把自己的灵魂交付给医疗事业的医生是可耻的，在行医过程中首先考虑的是任何与救死扶伤无关的问题都违背了医生的职业伦理，但我也总在无可避免的考虑着那些可能会危及我与我家人的安全的因素。尤其是每次看到社会上出现的患者或患者家属杀害医生的新闻的时候，这种担忧就会进一步的强化。整个社会普遍对医学的性质缺乏了解，也令我意识到我们这些学医的有很重的向社会进行医学科普的社会责任。 或许，深入到灵魂深处的思考总是危险的。史铁生的思考令他痛不欲生，我在读完史铁生的文章后，对自己灵魂的拷问同样令我感到难堪和痛苦。二十多年前，当我总是以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去思考和写作时，我的老师就对我说：“志远，不要把自己当救世主。”或许我老师已经看到了，我在很多问题上对自己太苛刻了。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仍然时不时的会因为某些因素的触动，而情不自禁的这样思考。 在因为生活所需而不得不向患者收费时，我总有种深深的内疚之情。这是一群真正需要社会救助的人，我站在这种救助的前沿阵地上，但是却无法做到免费的为他们提供帮助。从道义上来说，人类社会的医疗服务终极的模式应该是免费的。我们的同类中有一群人因为疾病的折磨，已经失去了创造财富的能力，同时还面临着生命的威胁，我们这些健康的人应该对他们施以援手。 但医疗事业需要的投入是巨大的，谁来支付医疗事业发展所需要的经费呢？谁来为新药的研发支付研发费用呢？谁来为医生们支付昂贵的学医的费用呢？谁又来为医生的父母和子女们支付生活费和教育费呢？或许，这些问题只有等我们人类社会发展到更高级的文明状态时才能得到更完美的解决。 我曾有幸认识我国医疗界著名的领袖人物林巧稚教授的一位世交的女儿。她对我说，有段时间，因为社会动荡的原因，大家都遭遇困难，林大夫却一反常态，突然把自己的诊费标准提得很高。有人问林大夫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不是为难患者们吗？一生慈爱的林大夫说，如果她不这样做，患者们都来找她，那些小医生们就没有饭碗了，他们没有饭碗，医学事业就后继无人了。疾病常有，良医不常有，医学事业后继无人是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 我家族中不乏免费行医的先辈，但是他们的医术都失传了。在我儿时，我的两位叔祖曾经希望把他们的医术传授给子侄辈们，但无一人愿意继承。原因无他，在那个年代，医生行医是一种特别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他们一辈子高风亮节，晚上或农闲时免费行医，平时也需要和大家一样农耕或做点小生意谋生。我的一位叔祖是靠卖豆腐维持自己的家计，同时业余行医的。这两位叔祖无一人高寿，都因为劳累过度而早早的离开了人世。 我至今仍然记得那位既擅长接骨又擅长针灸的叔祖总是一脸微笑，每天晚上都会有很多人提着开水瓶（开水瓶里装的是用于推拿接骨的姜葱水）去他家排队，等他为大家免费接骨疗伤。远近的村民们对他赞不绝口，认为他是真正的菩萨。从来没有人自觉付费，没人想到我的这位叔祖也需要养家糊口。 他曾经有意将医术传给我父亲，但是我父亲没有时间和精力专门跟他学医，只是偶尔去给他打打下手。这位叔祖没有活到六十岁便去世了，村民们心知肚明，他是累死的。他有四个亲生儿子，还有很多喜欢他的侄子们，没有一个人肯继承他的医术，所以他的医术已经彻底失传了。医生们倘若没有生活上的保障，这份职业对医生来说，也是一份不人道的职业。 有很多人觉得中国的很多医生的医术失传是因为医生们太保守，但我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家族中，却有亲身的体会，知道中国医术的失传，部分原因是因为经济因素。太过慈悲为怀的医生们的医学事业是难以为继的。我的儿子跟我学过医，但是终究选择了以数学为终生奋斗的目标，或多或少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学医的耻于收医疗服务费——我免费行医许多年（那时我有别的收入），近些年虽然因为已经分身乏术，没有能力再兼职做别的，而不得不收费，但是确实在收费时存在心理负担，学数学的好歹能谋个不用在收报酬时有心理负担的职位。 我并不希望我的学生们学习我，我希望他们能够坦然的去接受他们在工作中应该获得合理的报酬，把自己的同情心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否则的话他们亦将像我一样，在看到《我与地坛》这样的文章时深感震撼与羞愧。 我也希望我们的社会能进一步的发展，富裕和文明到人们愿意集合大家的力量来建立起一套为所有病人提供免费救助服务的医疗系统来。到那时，或许即便再有史铁生这样的命运悲惨的人，他们心中的伤痛也会轻微许多吧！ 我也很感激史铁生先生在文章中所表露出的对医务人员的尊重和感激之情，虽然疾病折磨了他，但是他对那些帮助自己战胜死神的医护人员还是充满了感激之情。尽管他也知道他每天的床位费和治疗费需要从他父母的工资里扣，但是他对此表示理解。他甚至因为曾经为他治病的唐大夫因劳累过度而早逝，而伤感不已，史铁生先生是一个善良的人。 我也为医疗这份本应更善良和美好的事业，却不得不带有多数医生们不愿意看到的，要加大这些命运悲惨的患者们的经济负担的性质而感到无奈和遗憾。杜甫曾在诗歌中发出这样的呼吁：“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我也希望人类的文明能够早日进步到可以“大庇天下患者俱欢颜”的时代。建立这样美好的社会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的责任，没有人可以推卸自己在这其中应负的一份责任，希望在我们所有人共同的努力下，人类社会的未来能够更美好。

通常，乳腺癌患者是需要通过细针（或粗针）穿刺或直接手术切除后的病理确诊的。病理报告上会有免疫组化结果分析，其中有几项指标对乳腺癌患者的后续治疗非常关键，这几项指标分别是：ER、PR和HER-2，这些指标决定了患者的后续治疗方案。 ER的全称是estrogen receptor，译成中文是雌激素受体，ER（+）表明该患者的雌激素受体呈阳性表达，ER（-）表明该患者的雌激素受体呈阴性表达。PR的全称是progesterone receptor，译成中文是孕激素受体，PR（+）表明该患者的孕激素受体呈阳性表达，PR（-）表明该患者的孕激素受体呈阴性表达。女性的乳腺终生受雌孕激素影响，所以雌孕激素受体阳性的乳腺癌患者，可以通过抗雌孕激素受体的治疗来遏制乳腺癌的发展。 HER-2的全称是human epidermalgrowth factor receptor-2，译成中文是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这是乳腺癌患者的一种原癌基因。HER-2（+）表明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呈阳性表达，HER-2（-）表明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呈阴性表达。 通常，免疫组化分析结果中还可能会对以上三项指标标注（1+）（2+）或（3+），这是为了进一步说明患者的这些指标阳性表达的程度，（3+）为强阳性，（1+）为弱阳性。 雌孕激素受体阳性的患者，通常要采用内分泌治疗。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是乳腺癌的原癌基因，HER-2阳性的患者需要用到目前已经发现的针对该基因失活的一种药物曲妥珠单抗（商品名赫赛汀，英文名Herceptin），曲妥珠单抗是一种人源化抗体，用于靶向和阻断HER-2，从而达到遏制HER-2阳性患者的乳腺肿瘤的目的。 如果以上三项均为阴性表达，即我们常说的三阴乳腺癌。对三阴乳腺癌患者来说，常用的内分泌治疗方案和曲妥珠单抗均不适用。如果以上三项均为阳性表达，即我们常说的三阳乳腺癌，三阳乳腺癌患者可以同时使用内分泌治疗药物和曲妥珠单抗。 是不是ER、PR和HER-2的阴性表达就意味着患者的情况更糟糕呢？答案是未必。三阴乳腺癌患者一旦通过手术和化疗取得了较好的疗效，维持了五年不复发，再复发的概率就会相对较低。而ER、PR和HER-2三项中有阳性表达的患者，经治疗维持五年不复发后，再复发的概率会相对较高。而且，HER-2阳性反应的患者，如果不接受昂贵的靶向治疗的话，病情通常会发展得更快。幸运的是，赫赛汀虽然昂贵，但是已经被列为我国的医保用药，有医保的患者需要自付的比例有限。 雌孕激素受体阳性的患者需要接受抗雌孕激素的治疗，亦即常说的内分泌治疗。该项治疗对绝经前和绝经后的妇女的方案是不同的，绝经前的妇女一般是用他莫昔芬或雷洛昔芬，绝经后的妇女一般是用芳香化酶抑制剂。绝经前的妇女在使用了两年的他莫昔芬后，也可以改用芳香化酶抑制剂。一般内分泌治疗需要坚持五年。内分泌治疗不足五年，患者复发的风险较高；超过五年，亦会带来更高的风险，所以它的标准疗程就是五年。 他莫昔芬有导致骨质疏松的副作用，也有导致妇女罹患子宫肿瘤的风险，所以近年来，很多绝经前的妇女是采用先服用两年的他莫昔芬，后用芳香化酶抑制剂（如弗隆来曲唑）治疗三年的方案。相关研究显示，这种用药方案和连续使用五年的他莫昔芬能够达到同样的疗效，而副作用相对较小。 有很多乳腺癌患者排斥手术和病理检查，这种做法是相当错误的。通过病理检查而非保守的中医治疗，患者可以明确自己属于哪种类型的乳腺癌。如果属于雌孕激素阳性的乳腺癌，采用内分泌治疗，甚至可以达到治愈的效果。如果属于HER-2阳性的乳腺癌，采用赫赛汀治疗，也会有良好的效果。 肿瘤的治疗需要采用包括中医在内的综合手段，多数局限期的乳腺癌患者在进行了综合治疗后，存活期有望在15年以上。有些患者在一些对乳腺癌的现代医学知识一窍不通的中医师那里进行纯中医治疗，笔者认为这是一件风险极高的事情，患者将因为自己以及自己所找的医生的无知而损耗寿命。

中医治疗癌症需要定期进行西医复查吗？大多数情况下，这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因为我们需要通过客观的影像学和血液学检查来确定治疗效果，以评估当下的治疗方案是否有效。 但是对那些选择用中医来改善生存质量和延长生存期的终末期癌症患者来说，只要症状缓解，身体状况相对稳定就可以了，定期复查没有意义。不过这类患者在出现一些比较严重的新症状，比如说晚期肺癌患者感到胸闷气促或某些腹部肿瘤可能导致肠粘连时，有必要进行相关的检查，以确定胸腔是否有积液和是否有肠粘连，以便医生下一步调整治疗方案。 很多癌症患者在接受中医治疗后，自己不愿意，或在某些中医师的说服下，不肯定期进行影像学和血液学检查。有些人相信中医的脉诊比现代仪器更精准，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单靠中医的脉诊来为患者作诊断，很容易耽误患者的病情。说实话，我本人没有仅靠脉诊就能判断患者体内的肿瘤是缩小了还是增大了的能力，我也没见过有这项能力的中医师。有些中医说他们自己有这项能力，但是经不起事实的验证。影像学检查可以一目了然的判断肿瘤是增大了还是缩小了，血液学检查可以查到相关癌指标的变化，放弃这种可靠性很好的检查方案，选择不怎么可靠的脉诊，是很不理智的行为。 前几天有个肺癌患者，在接受靶向治疗后，肿瘤有缩小，后因二代药耐药，没有尝试三代药，直接接受中医治疗。在中医治疗期间，不再进行西医的影像学和血液学检查。结果一年左右的时间，患者出现了肝转移。该患者在接受中医治疗期间，症状明显改善，但是肿瘤还是迅速进展了。 患者家属咨询我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告诉她这是因为他们对医学的认识不足导致他们产生了错误的认识，耽误了病情。 一般人很容易误认为临床症状改善了，肿瘤就得到控制了，一些中医师也这样来安慰患者。实际上改善临床症状和控制肿瘤是两回事。改善临床症状，有时只不过是药物治疗肿瘤并发症取得了满意的效果。比如控制住了胸水或癌热等，但并不意味着患者的肿瘤得到了控制。 这不是说中医治疗不可以控制肿瘤，事实上有些患者经中医治疗肿瘤控制住了甚至消失了，我自己有过这方面的成功经验，虽然成功率不高。但是这些患者的疗效也是靠现代医学仪器检查才能确定的。 往往控制肿瘤的治疗会让患者感到难受，因为多数控制肿瘤的药物有一定的毒性。不仅西医的化疗药物和靶向药物有一定的毒性，中医的抗癌药也有一定的毒性。这些抗癌药在打击癌细胞的同时，也会伤害人体的正常细胞，会给患者带来一定程度的不适。 如果患者的病情还没有严重到终末期的程度，临床治疗应尽可能的追求对肿瘤的控制。带瘤生存这种愿望很美好，但是除非肿瘤的大小能够保持不变或生长速度变得缓慢了许多，否则的话，大多数情况下的带瘤生存都只不过是欺人之谈。随着占位性病灶的发展，患者终将因为癌肿太大而离世。 当然，治疗肿瘤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有些患者已经错失了控制肿瘤发展的机会，没有可用的抗癌中西医方案，这时候对患者进行中医的扶正治疗，尽量减轻患者的痛苦，不考虑患者的生存期问题，是一种更理性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必要定期复查，只需要做好临终关怀治疗，尽可能的延缓一下病情的发展即可。 对一些经济困难的家庭来说，进行昂贵的西医检查和治疗或用一些昂贵的抗癌中药也是不现实的。部分患者寻求中医治疗，纯粹是出自于经济原因。对这类患者，亦应另当别论。对特困患者来说，用一些比西药廉价多了的中药治疗，是一种现实的选择。虽然治疗的成功率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总比完全放弃治疗要好。我国贫困的癌症患者是相当多的，这是很无奈的现实。 所以在治疗的过程中是否需要定期复查，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不久前我读了《科学美国人》杂志上的一篇关于亲子关系如何同时促进父亲和孩子大脑发育的文章。那篇文章中提到，在父亲照料新生儿的时候，不但孩子的大脑会因为父亲的照料而发育，父亲的大脑也会再一次的发育成长。这项研究很有趣，但父子之间互相促进对方大脑的发育这种事情，是否仅限于父亲照料新生儿时期呢？我觉得未必。 这段时间我的孩子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众所周知，高中阶段是一个人从未成年人到成年人转变的关键时期，我儿子正上高一，他身上发生的变化是如此的明显，以至于我也不得不受其影响。 孩子的变化是全方位的。不但比以前好学了许多，而且意志力陡然增强。自动自发的学习，学习时很投入；为了控制体重，他能比我和他妈妈更好的控制自己的食欲，吃得相当节制。而且做任何事情不再是三分钟热血，而是很有毅力的在坚持着。 他突然变成了一个目标明确、意志坚定的人，他向我表明，他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考入北大数学系，一辈子研究数学。对高考，他没有任何plan B。根本不考虑考不到北大数学系的话，是不是可以选一个其他学校的数学系。他请求我在他没考上北大数学系时，在经济上支持他，允许他复读。为了考北大数学系，他可以接受最多三年的复读。如果复读三年，仍然与北大数学系无缘，他就死心了，承认自己不是那块料，选择一所能考进去的大学去学数学。 他小学和初中也曾立下目标，但是未曾努力，那时候的他很贪玩。但是这次立下目标后，他日夜不辍的学习，甚至主动上了学校的强基班。而且从他现在的进步势头来看，他是很有希望在首次高考就考进北大数学系的。 在他身上，我仿佛看到了二十多年前的自己。那时我也意志坚定，一往无前。但是过了那个年龄段后，就慢慢的沉寂下来了。 我儿子初二期末考试后，出现了青春期逆反现象。当时我有点不知所措，我向我的老师请教如何引导孩子。我的老师说，多给孩子买点名人传记看看。我于是买了许多的名人传记，我的孩子最喜欢读的是科学家的传记，我就把他感兴趣的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和数学家的传记买了不少，同时也买了许多科普著作供他阅读，他读得津津有味。 我自己在休息的时候，也会翻阅一下这些传记。看着看着，就觉得自己实在太渺小了。同样是人，那些天才的科学家和医学家们有那么多的突破性发现，我自己却没有一项拿得出手的独创性的发现。真是觉得越活越惭愧，和他们比起来，自己太平庸了。 不知不觉间，我已经四十多岁了，人生最好的时光转瞬即逝，余生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做出点成就来。或许对我来说，最难接受的事情莫过于虚度此生，一事无成。 我儿子雄心勃勃，想成为数学家。为了争取我的支持，他对我说，爸爸，想想你的儿子将来有一天如果真的成了数学家，不也是一件令你自豪的事情么？我回答说是，同时也非常佩服他的这种大无畏的精神。这种精神我之前有，但是现在好像淡了许多。他对我说，他不会在乎研究数学需要忍受的清苦和枯燥，他愿意一辈子搞数学研究，他想在数学领域有所作为。 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也有雄心壮志。我希望自己能够在医学上有创新性的成就，与此同时，我还有政治上的抱负，我希望自己能够为改变中国做点什么。这两个人生目标，我都还没实现，人却已经多少有点沉沦了。 看着孩子夜以继日的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奋斗着，我觉得很惭愧。其实我自己现在也不算老，虽然还没有取得出色的成就，但是也打下了一点学术基础，而且还很勤奋。在同仁中虽然算不得出类拔萃，但也不算太差，只要能够继续忍受枯燥和繁琐，完全有希望做出点突破性的成就来。那些改变人类历史的创新性发现，大多是一些科学家在枯燥的重复性观察、实验、统计、计算和思考中，历经无数次失败后搞出来的。而且很多人的成就，要在他们去世很长一段时间后才能被世界认识到。 这些年我的心态多少有点消极，因为见多了死亡，我从心底里否定奋斗的积极意义。不可否认，从宏观的视角去看，人类的奋斗确实不一定像我们自己渲染的那么伟大。但是与其他的生活方式相比，为了理想而奋斗的生活方式，仍然是最佳的选择。 因为孩子，我也变得积极起来了，涣散的注意力得到了凝聚，有了新的阅读和研究计划。儿子的学业完全不用我操心，从小到大我没有管过他，他也拒绝上培训班，但是他能把自己的学习成绩搞上来，这令我很省心和放心——我和我哥哥像他这么大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人。我父母从来没有为我们兄弟俩的学习操过心，更遑论辅导我们功课。 多数人奋斗的结局会像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的那个老人一样，每次出海都满载希望，归来时却很失落。但是人类文明的进步，不正是在这种无畏失败的精神的支撑下，通过不断的奋斗而取得的吗？ 我将与我儿子同行。不求青史留名，但求此生不虚度。

追求简洁，保持理性。 ——英国数学家与哲学家怀特海 生物学家赫尔曼 · 穆勒说：“如果你把‘学术生活’看作逃避现实的一种方式，那么就不要研究生物学。人类可以通过这门学科来接近生命的奥秘。”赫尔曼 · 穆勒之所以讲这句话，是因为他见证了一群政客（包括希特勒在内）把生物学的优生学理论用来做种族清洗的借口的历史，残酷的现实使他认识到科学原来也会如此肮脏。 把赫尔曼 · 穆勒的这段话中的生物学换成医学，也是成立的。在医疗行业实践多年的我，早已不是当初那个毛头小伙。我时时以怀特海的八字真言“追求简洁，保持理性”，来提醒自己清醒一些。 我们要力求做一个简单的人，但是永远都要保持理性，要头脑清醒，不要被一些口号麻痹了——比如“医者仁心”和“仁心仁术”这样的口号，很容易成为一些人对我们进行道德绑架的幌子。有些人无休无止的占用医生的时间，一毛不拔，只用这类口号作为报酬，但出了问题马上要追究医生的责任。世界远比我们所追求的“简洁”复杂，如果我们沉湎在被人吹捧的虚荣之中，不能自拔，那么稍有不慎，我们就会栽个大跟头。 世界就像个万花筒，任何时候我们都要认识到，众生平等这种理念很好，我们要坚定不移的信奉这样的理念，坚持众生平等的原则，不能歧视任何一个人。但是对众生一视同仁这种做法很错误，人和人之间差异太大了，一视同仁和大同世界一样，可以作为一种未来的理想去展望，但是在现实中要根据不同人的特点，用不同的方法来对待他们。 比如我们无法对杀人犯一视同仁，任由其杀人放火；也无法对希特勒一视同仁，任由其奴役和屠杀无辜的人们。同样，我们也有必要擦亮眼睛，谨慎对待那些可能给我们带来危险的人。 我相信医生们大多能理解我这段话，因为我们在工作中需要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有些人打心底里就不信任我们，他们以为自己把这种不信任隐藏得很好，但是对一个高年资的医生来说，只用听患者和患者家属开口说几句话，我们便对患者对我们的信任程度洞若观火。还有一些人，对医护人员有根深蒂固的仇视心理，如果我们足够敏锐，我们就能从他们的举手投足之间捕捉到他们的这种心态。对这样的一些患者和患者家属，我有个老师给了我一条建议：礼送出门，谢绝再见。下次遇到，高度戒备。 我很感谢我的这位老师，在跟随她学医时，我对她的这条建议不太认同，我秉承对任何人一视同仁的理念，认为自己应该努力去做好与每一个患者的沟通工作。但是在实践中，我认识到我的老师毕竟是干了一辈子的医疗，比我有经验多了。我自己则有些空想主义，她给我的这条建议可以为我避开许多麻烦。 现在经常有一些伤医的新闻被报道出来，我有时候很纳闷，为什么那些医生们意识不到自己职业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和风险？为什么他们无法规避这些风险？或许有很多无奈的规则和信念在阻碍他们成为一个“追求简洁，保持理性”的医务工作者，但也不能排除一些医生确实不够敏锐。 当患者一再失信时，或当患者的言辞之中，颇无对医务工作者的尊重和信任之意，甚至行为粗鲁无礼之时，我们便应该警觉起来，意识到他们或许就是医疗行业中的那15%的棘手患者（根据美国的一些机构统计，医务工作者在现实的医疗工作中遇到的难以理喻的棘手患者约占15%，超过90%的医生在工作中受到过攻击或威胁，这些攻击和威胁几乎全部来自于这15%的棘手患者），提防他们，保护自己。理性防范和歧视患者不是一回事，预防医疗纠纷应该被当作一个技术性而非道德性问题来对待。 现实世界是不完美的，甚至是撕裂的，即便是看起来很和谐的社会，也有暗流涌动。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点，那说明我们的心智还不够成熟。我以前是个完美主义者，但医疗工作粉碎了我的完美主义情结。世上没有完美的医疗，医疗天然的存在许多不确定性。我们无法给患者确切的承诺，实际上我们也无法预料自己给患者的治疗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所以医务工作者始终要有风险意识。风险控制这根弦放松了，就会有麻烦。 我曾与一个在美国行医多年的华裔老医生在饭桌上有过一次深入的交谈，他说他行医一辈子，医患纠纷和医疗事故发生率为零。这是因为他家世代行医，他从小就在耳濡目染的家庭教育中学会了谨慎和理性。所以虽然他一生为人处事都很崇尚简洁的风格，但是他也始终保持理性。他对我说，我们这些学医的，总在讲预防疾病比治疗疾病重要，其实我们自己也要意识到预防医患纠纷和医疗事故比处理医患纠纷和医疗事故重要。如果我们太爱惜自己的羽毛，重视面子工程，疏于防范，就会出事故。 他的这番话对我的触动很大，我到现在为止，也没有遭遇医患纠纷或医疗事故，最多只不过遭遇了一些陌生的咨询者泄愤式的谩骂——这是绝大多数医务工作者都避免不了的。我希望自己这一生也能像那位华裔老大夫一样，在医疗事故和医患纠纷方面保持零纪录，努力不突破这个记录。

悉达多·穆吉克的书我已是第二次推荐，上一次推荐的是他写作的《众病之王——癌症传》，这次推荐他的另一本书《众生之源——基因传》。 悉达多·穆吉克是一个肿瘤科医生，在《基因传》一书中，他用流畅的文笔，引人入胜的故事，把遗传学的一些枯燥的知识讲解得妙趣横生且通俗易懂。《基因传》的可读性很好，作者深入浅出的写作风格让普通人也能理解高深的遗传学知识。我读这本书，达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常常是一边吃饭一边读它——书的味道比饭的味道好太多了。 通过对基因的了解，我们可以知道生命是如何来的，物种是如何进化的，生物多样性是如何形成的，也会知道遗传性疾病是如何产生的。还能了解到基因技术应用于现代医学的一些前沿的知识，越来越多的疾病可以应用基因技术治疗。一些可以明确是什么基因发生突变的癌症，如部分乳腺癌患者和肺癌患者，现在已经可以将基因技术作为首选的治疗方案，选用靶向药物治疗，疗效较其他方法更好。 通过了解遗传学的诞生和发展过程，我对那些天才的科学家如达尔文、孟德尔、贝森特、高尔顿等人产生了深深的敬意。他们敏锐的洞察力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以及他们执著求实的态度和不断实验的耐心，都令人深深敬佩，他们开创了人类认知的新纪元。 《基因传》这种科普类著作适合绝大多数人阅读，不过遗憾的是，我国喜欢阅读科普类著作的读者还是不多。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学习现代科学常识，也有助我们这些学中医的更理性的看待中医和从中医药典籍中发掘出真正有价值的瑰宝。 科学探索没有捷径可走，科学家的故事也很励志。 孟德尔历时七年去做的豌豆杂交实验，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孟德尔耐心的在修道院的空地上种植杂交豌豆，做着琐碎的工作，通过各种一代杂交和二代杂交方案，去观察豌豆在杂交过程中发生的变化，手工记录了数十万条数据，最终发现了遗传学的一些基本的规律，解开了基因的秘密，为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开辟了一块新天地。 但是在生前，孟德尔得不到同时代人的认可。天才的孟德尔曾经一度想去当教师，可是在考教师资格证的时候，却因为被主考官认为缺乏基本的科学素养而落败。孟德尔的论文写出来之后，也很少有人关注，当他向当时最有盛名的学者请教时，那个学者因为看不懂孟德尔的论文而无情的嘲讽他这个民间科学家，认为他简直是在胡说八道。 直到他去世三十年后，人们才认识到这位伟大的科学家为人类社会作出的巨大的贡献。基因理论从此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 贝森特则在基因理论刚被科学家接受之时，即已经预料到它将会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有好也有坏，贝森特都敏锐的洞察到了。他像一个先知一样，提前几十年的时间看到了今天关于基因的很多问题。 这些天才的洞察力让人不得不心生钦佩。在今天看来，豌豆杂交实验是一个简单的实验，但是在基因的秘密还没被揭开之前，孟德尔和贝森特们便能通过对大自然的细致的观察而发现问题，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达尔文和孟德尔，一个是牧师，一个是修士，都是专职的神职人员，但是他们却没有受神学影响，从事着推翻神学的科学研究，这种不迷信神，不迷信权威的求实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什么样的文章才是好文章？这个问题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我国著名的学者和翻译家资中筠提出过一种看法，她认为“深入浅出”是有学术含量的文章的高难境界。如果一个作者能把一篇专业性很强的文章，写得雅俗共赏，引人入胜，那么这个作者的功底非一般人可及。这有点像白居易写诗的味道，好的诗歌总是能让所有人都看得懂，也能引起大家的共鸣。 资中筠认为凡精美的文字，大多读来明白晓畅，看来朴素无华，修辞却极为考究，越是如此，要精确传神的译成别国文字就越加难乎其难。她所提倡的这种观点，和家师的看法很像。 我在开始学习写作的时候，曾经羡慕过许多作家能把文章写得很华丽，觉得他们文采很好。但是家师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华丽的文章未免略嫌花哨，真正的好文章应该平易近人，但是字里行间却又能透露出作者深厚的功底。所以他很花费了一些时间和心血，才把我一度走偏的文风纠正过来了。 季羡林老先生的文章写得朴实无华，读起来很好懂，但是季老的学术涵养之深，文字功底之厚，却不因为他的文章的朴实无华而受到丝毫的影响。据说季老为人也是如此，当了北大的副校长，仍然常年穿着一套极为朴素的衣服和一双普通的布鞋。以至于有个北大的新生到北大报到时，误把季老当作学校的校工。那个学生当时要去办手续，一堆的行李没人照看，就嘱咐这位貌似校工的老人家帮忙照看一下，季老说了声“好”，就老老实实的呆在那里帮学生照看行李。等到开学典礼，季老在讲台上讲话的时候，那个学生才知道原来这个朴实无华的老头儿就是大名鼎鼎的季羡林老先生。 费孝通先生的文章也是这样的，读起来一点都不费力。费老是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高足，在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享有盛誉。社会学是一门很枯燥的学问，但是在费老的笔下，却被展现得妙趣横生。费老的文字读起来让人感觉像在拉家常，他的《乡土中国》栩栩如生的把中国社会写活了，很多人喜欢看。 我国著名的清史专家戴逸先生写过一篇《资料、思想、文采、道德——对历史学家的四项要求》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说写文章要力求写得通顺流畅，文采斐然。他认为“写文章表达科研的成果，首先要写得明白易懂，要让大家容易理解你的研究成果，力求把深奥的道理浅显而又准确的讲出来。文章如果艰深晦涩，那么，你的研究成果就难以被人理解和接受。” 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明他的观点：一个研究先秦史和甲骨文的先生，写了一篇论文向郭沫若请教，郭沫若说，我读了几遍你的大作，但这文章的意思，我没有读懂。如果一个历史学家写的文章连郭沫若这样的人都读不懂，那恐怕世界上不会有人能够读懂它。 我举这几位先生的例子不是为了掉书袋，而是想表达这样一个意思：在写文章方面，那些真正的大家们几乎都同意资中筠的这种观点。我们写作的目的是为了让人阅读，如果读者不知作者在说什么，读起来味同嚼蜡，那这样的文章只好留给作者孤芳自赏了，没有传播的价值。 我读一些好的医学和生物学科普类书籍时，入迷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读完一本后，恨不得把这个作者所有的著作都买下来读个遍。这不是因为我本人有多好学，而是因为作者写作的功底实在是太深厚了，这样的作者写的文章读起来既易懂，又有趣。一本书读完，读者丝毫不觉得累，不知不觉中还学到了许多知识。这样的作者我非常喜欢，也很感激他们。 高尔基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对我这种智商一般的人来说，这个书籍前要加个定语——好懂的书籍是我进步的阶梯，不好懂的书籍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是让我堕落的悬崖，有些作者写的书让我怀疑自己是不是低能儿。 有些研究中医的人写的书和文章，真是玄之又玄，据说要悟性很高的人才能读懂。言下之意，如果读者读不懂他的文章，不是作者的问题，而是读者悟性不够。我对这样的中医类文章敬谢不敏，因为我知道自己的悟性不高，所以不去冒智商被人吊打的风险，硬着头皮读这样高深的书或文章。我不想花钱买了人家的书，读完了还被人在心中暗笑我愚蠢。

1 我出生在鄂东地区一个群山环绕的村子里，我们村很大，据说是我们县第三大村，也是全县最大的一个集族而居的村子，其余的大村由好几个姓氏组成，而我们村则没有外姓。村里的房屋和田地组成了一大片的平原地带，但是站在村里最高峰处朝周围的任何一个方向望去，都能看到环绕的群山，两条河流穿村而过。千百年来，我的祖先就在这样的一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小时候我的好奇心很强，我有时候会花费大半天的时间去观察蜜蜂是如何采蜜的，有时候我会仔细观察蚂蚁是如何生活的，我也对蝌蚪是如何一步步长大变成青蛙充满了兴趣。在我们乡下，对这类问题感兴趣的孩子会被大人们笑话为傻子，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东西不值得研究。我记得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还带着我班主任的小儿子一起去油菜地里抓蜜蜂，抓到后放在玻璃瓶子里养着，然后对着瓶子观察蜜蜂的每一个细微之处。我的老师批评我不务正业，训斥了我一顿，禁止我下次再去干这种事情。那时候我还对地下水的产生也充满了兴趣，所以在我们小学的学校后面不断的挖掘井坑。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后来是怎么成为大家都喜欢的游戏，因为我的带动，我们学校的后山上被我们挖掘出了上百个大大小小的井坑，最后我们还把一个深埋着的废弃了很多年的沼气池给挖出来了。大人们生怕我们出了什么意外，后来放学后老师在学校后山守着，不让我们在那里挖坑。湖北的乡下到了冬天的时候很冷，屋子里是没有暖气的，我们小时候教室四处漏风，窗户都是用报纸或塑料糊住的，根本不挡风。所以我们到了冬天的时候，在教室里上课会很受罪。好在我们教室的地面是土质的——村小穷，没有钱把它弄成水泥地面。我于是就自己动手，在座位底下挖了一个坑，自己捡一块铁板，盖在坑上面。再从家里带来一些谷糠和炭，在上课前把火生起来，再用铁板盖住，这样我在听课时就可以把脚放在火坑之上，人就暖和多了。后来大家都这么干了，老师觉得这情有可原，危险也不大，倒也没有禁止。我们村小的老师都是村里的上过初中或高中的长辈，没有一个老师接受过专门的教育学培训，教学水平很有限。但是生在农村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近距离的接触到大自然里的一切。我们不用看《昆虫记》，我们可以直接在野外抓各种昆虫玩，我们自己去观察昆虫的形态特征和习性。一年四季，我们可以观察到植物从发芽到生长，到开花结果，再到花谢叶落的整个过程。我们也可以自己动手发明各种各样的玩具和游戏。村里到处有斜坡，我们把家里的条凳倒过来，凳面着地，凳子腿朝天，人骑在凳子上，用手抓住凳子腿，从斜坡上滑下去，这就是我们的滑梯。当然这种游戏有一定的危险，我自己就在一次滑坡游戏中磕伤了，左眼角留下了一个至今还消灭不掉的疤痕。野外的植物和昆虫、蝴蝶都是我们天然的玩具。我们三五成群，结伴而行，在村子里到处玩。我们每个人都是小小的发明家，能够发明各种各样的玩法，乐此不疲。我的小伙伴们一定也会记得他们小时候的一些创举。我如今回忆童年时期的往事，总是感慨生命真是不可思议。我们从幼儿时期便对外在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心，这种自然而然的观察和学习能力，甚至在动物身上也能看到。世界有很多的奥秘，吸引着我们前去探索，时光也便在这种探索中不知不觉的流逝。孩子们是多么的快乐，他们的好奇心驱使着他们对一切都充满了兴趣，对生命毫不厌倦。我常常想，如果人生就停留在这样的一种状态，那该多好。我们对这个世界，从无知到有一点点知，从有一点点知到知道得越来越多。所谓的成长，就是明白了以前不能明白的道理，认识到了以前认识不到的规律，掌握了以前不曾掌握的技能。如果一个人的一辈子，把自己绝大部分的精力都投入到这样的成长的过程之中，那该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啊！2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普遍的物质匮乏。农村大多数家庭过的生活和几千年来中国农民们过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区别。在我童年时，村里还没有通电，我们晚上是点煤油灯照明的。为了省点煤油，我们通常很早就吃完晚饭，天一黑便已经进了被窝。后来才慢慢的有了电，最初大家都是用电来照明，每家有几个电灯泡。这种电灯泡只能发出昏黄暗弱的光，不像现在的灯具那么好，能把房间照亮得像白昼一样。我上小学高年级的时候，村里才有了第一台黑白电视机。夏夜，那个邻居把他家的电视机摆在家门口放电视，几乎全村的年轻人都集中到他家门口去看电视了，里三层外三层，热闹非凡。电视这种稀罕物事在我们的精神生活中占不到主流位置。村里的长辈们喜欢看戏，逢年过节，多数大村都会请戏班子来唱社戏，一个村唱罢另一个村接着唱。我们小孩对看戏没有那么投入，但是我们对凑热闹有天然的爱好。况且戏台下有很多卖各种好玩好吃的小商小贩，有些小商小贩还卖小人书，还有用仿真枪打气球的游戏可玩，所以我们是不会错过这样热闹的场合的。我们平时积攒的一点点零花钱，就这样被小商小贩赚走了。但是一年的大多数时候，我们是盼不到这样的好日子的。我们日常的精神生活只能是靠书本来满足，村里很多家里都有各种好看的小说，这些小说总是被看得书都泛黄卷边了，仍然在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手中传播。我四叔家的书是最多的，我四叔的藏书比其他人的档次稍微高点，别人家里大多是各种各样的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有些甚至是黄色小说。我四叔家的藏书都是《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七侠五义》《儒林外史》《古文观止》《战国策》之类。我在暑季不喜欢看书，更喜欢钓鱼，但是在其他季节，大多数时候都喜欢去我四叔家拿书看。我们实在太无聊了，没有其他的娱乐，所以四叔家的这些书，我都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了。以至于直到现在，里面的一些文字我都还记得。我哥哥也是在我四叔的熏陶下爱看书的。每年过年，父母给我们发了压岁钱，我和哥哥得到的压岁钱一样多。领到压岁钱后，我哥哥第一时间就说服我和他赌钱，我总是在大年三十的晚上就把压岁钱全部输给我哥哥了。然后我就哭闹着管他要，向我父亲哭诉我哥哥把我压岁钱赢走了。我父亲让我哥哥把我的压岁钱还给我，哥哥总是不肯，逼着他还，他就一溜烟的跑出门去，不理睬我们。我父亲没办法，只好说我：“谁让你这么傻，总是和你哥哥赌钱？年年压岁钱都输给你哥哥了，还不汲取教训。”我哥哥最大的癖好就是攒钱买书。每次他去镇上或县城的时候，就带着他积攒的零花钱——其中有一部分是从我这里赢的，买一堆的文学名著回家。我记不清他买了多少书，我们家到处都是他买的书。我上小学高年级的时候，他上初中了，他买的《飘》《雾都孤儿》《简爱》《三个火枪手》《葛朗台》《高老头》《包法利夫人的情人》《莎士比亚全集》等书把我们家的箱子装满了好几箱。我父亲总是斥责我哥哥乱花钱，而且买的都不是“正经书”，那时候我们的应试教育不鼓励我们读这么多的课外书。我哥哥后来高考是我们当地的文科状元，和他的这一嗜好有很大的关系。他初中毕业时，当时我们县的各个书店里能买到的大部分的世界文学名著，他都差不多买遍了。我就天天看我哥哥买的各种各样的书，沉浸在文学的世界里。那时候我有个理想，以后长大了要成为一个文学家。上初一时，我自己就在我们班组建了一个文学社，不过可惜的是我们农村中学的语文老师对这种不务正业的举动很反感，他强行取缔了我组建的文学社。当然，现在这些年，我们原来的初中老师也与时俱进了，估计这个时候有学生在那么小的年龄，就自发的组织文学社，他们多半会觉得这是不可多得的可造之才。我哥哥买的书实在太多了，平时都不敢往家里拿，每年寒暑假的时候才偷偷的拿回家。他掐算好回家的时间，一定是趁我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才溜回来的。每次总是背着一个蛇皮袋，蛇皮袋里全部都是各种文学作品。他自己把这些书藏起来，他以为除了我和他之外，没有人能发现。实际上我父亲这个人精明得很，两个儿子买的书和写的日记，他都偷偷地看过——我是如何知道的呢？我高中的时候有一次撞见了我父亲在家里偷偷的看我的日记。他倒也不吭声，即便发现我早恋也一句话都不说，好像他对我的隐私真的从来都不知道似的。所以当时我们觉得父亲很严厉，很抠门，实际上现在回想起来，我父亲还是很宽容和智慧的一个人。他总是默默的观察我们，但很少干涉我们的成长。3正当我沉浸在文学梦中，有一天我哥哥回来对我说：“老弟，我再也看不起文学了。生活只是一些影子，而文学只不过是这个影子的影子。”我那时候对自己写的文章还比较自负，但是我哥哥已经不屑一顾了。他嘲笑我说：“天下文章属吾乡，吾乡文章属吾弟，我帮我弟改文章。”高一期末考试时，我的文理科都很有优势，我所有的科目都考得非常好，不存在偏科的现象。到高二分文理班时，我当时倾向于继续做文学梦，我哥哥坚决反对。他那时候正在上大一，他对我说，他自己学的是文科，他最大的感受就是百无一用是文科——当然现在他也意识到了自己当时的偏激。他说，老弟，你的物理和化学那么好，不去学理科可惜了，我当年是因为化学实在太差，不得已才选的文科。我哥哥对我的影响比我父亲要大，而且我父亲也听他的，所以我就听他的，选择了理科。我上高二时，在我恩师门下读书，他也正好把我向哲学、心理学、宗教、社会学等深层次的人文社科的方向引导。我的心灵成长也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当时也确实觉得文学书看起来太幼稚了，所以自己越来越爱看一些需要思考的著作。我老师家里的藏书比我哥哥的丰富多了，而且他的阅历也比我哥哥丰富，所以他根据我的情况，为我提供了大量的书籍。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从他的藏书中精选出一些他认为适合我阅读的书，送给我阅读。那时候我只要看到他抱着一大摞书到教室里来，就很兴奋，因为他的那些书基本上都是抱到我的桌子跟前。多数时候，他什么都不说，只是把书放在我的桌子上就离开了。他也会给其他的同学一两本书，但是给我的书是最多的，每次总有三五本，有时甚至有十几本。我读完的书，我就会主动还给他。得益于我老师的引导，我还能跟我已经上大学的哥哥不断的进行思想上的交锋。我不记得我的老师总共借给我多少本书了，几百本到上千本只怕是有的。每周他都会给我一两次，每次都是好大一摞。我其实也读不完，但是我老师从未要求我读完那么多的书。确切地说，他当时只是自顾自的给我拿书，却从来都没有对我提任何要求。有几次我把他的书损坏了或丢失了，我心疼得要不得，跟我老师说时，他都毫不在乎。如果某本书我确实很爱看，不小心丢了，他还会再去买一本，再拿来给我看。我现在回顾我老师给我挑选的那些书，才明白那些基本上都是他精挑细选出来的。有的书我阅读的时候，只能用欣喜若狂来形容。我当时读庄子的时候就模仿庄子写作，读流沙河的书的时候就模仿流沙河写作，我的阅读和写作到了后来近乎痴狂的状态，有时一天能写几千到上万字。写完后我会把我写的东西给我老师看，他偶尔会点评一两句，大多数时候不置可否。我只记得有段时间我特别喜欢用华丽的辞藻来写文章，我老师看完后对我说，文章还是写得朴素点好，真正的大家写的文章都是平易近人的。那之后他就给我拿来了很多的文字很朴实的书，让我去阅读。我如今的写作风格，可以说是我老师精心引导的结果。他特别推崇自然而然的写作，所以每次看到我模仿一些故作玄虚或太过浮华的文字的时候，他就会及时的纠正一下。我那时候成绩非常优秀，所有的科目都考第一名，文章也写得很好，几乎每次考试我写的文章都会被全校当作范文。其余班的老师们也特别的喜欢我，老师们都有得天下英才而育之的愿望，所以别的班的语文老师也很愿意借书给我看，别的班的数学老师也愿意出点难题来考我或与我讨论一些难题。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确实很容易在这么多人的宠爱之下恃宠而骄。我的老师看在眼里，总是在我的作文下或在我主动找他聊天时，不失时机的提醒我要韬光养晦，不要锋芒毕露，告诉我佼佼者易折。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良师啊！人生遇到这样的良师，是最大的幸运。不太谦虚的说，我在高中时读的很多书，绝大多数文科出身的人可能毕生都没有机缘去读，不是因为我有多聪慧，只是因为我运气好，遇到了那么好的老师，他让我在阅读方面，少走了许多的弯路。4多数人在结束高中教育之后，人生的雏形就已经定下来了。因为在接下来的人生中，我们的路基本上都是我们自己选的。但是人的眼界不一样，所做的选择也截然不同。眼界越宽者，选择的范围也就越宽。我的人生选择和我的老师有关，是他让我看到了一个更广袤的精神世界。我在很多学者的著作中都看到他们在不断的提及他们青少年时代遇到的最重要的一个老师，这样的老师对他们的一辈子的影响是巨大的。所以我对我儿子的小学和初中教育都不大关心，但是却对他的高中教育很重视。一方面，我寄希望于他能遇到一个良师，另一方面，我以我自己的学识去影响他，以我家丰富的藏书去影响他。我大量的买书，几乎各个门类的书都会买，我家中的藏书已经赶超了我老师的藏书量，种类也较他家藏书的种类更为丰富。古人云：”见过于师，仅堪传授；见与师齐，减师半德也”，每个老师都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时代在进步，人类的知识日新月异，每代人都应该超越他的上一代人，社会才能进步。所以我也尽量在以比我老师更宽的视野去引导我的孩子和学生。去年我对我的学生说，我的书房对他们是开放的，如果他们愿意来这里读书，我的书房里的书可以随他们翻阅和借阅，孩子们听后欣喜得很。在他们眼里，我这个老师是很渊博的，但是我相信他们今后会比我更渊博。从高中出来后，中国的绝大多数大学的教学模式对我都没有太大的吸引力。我是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我选择了从大学退学，在国家图书馆无拘无束的读书，而且一读就是二十余年。不过到了这个阶段，哲学和宗教之类的书籍已经不再能够燃起我的热情了。我开始对人类学和生命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把大量的时间投入到对人类的身体、精神和行为的研究之中。我不知道这两个学科会否是关于人的最终极的学科，但在我有生之年，或许是。将来随着人类知识进一步的丰富，或许有其他的更有意思的关于人类的学科产生，但是眼下这两个学科已经足够我学一辈子的了。文学梦已经从我心中消退了许多年，我孜孜不倦的写作，不再是在做文学梦，只不过这已经是我深入骨髓的一种生活习惯了。我沉浸在基因的世界里，沉浸在疾病的世界里，沉浸在对人类的身体和精神世界的探索之中，乐而忘忧，感觉不到岁月的流逝。就像童年的时候，我在油菜花丛中观察蜜蜂的一举一动一样，这种源自人性本能的探索精神是我的快乐之源，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会是。在我的生命中，物质和娱乐所占的比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我活在纯粹的精神之旅中，而且我觉得这是一场妙不可言的精神之旅。我感觉自己还只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儿童，始终对这世界充满了好奇心，那些我还未能理解的现象和未能解决的问题始终都在驱动着我继续探索。我觉得我们整个人类其实都是处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从远古的从前到今天，人类生存在地球上，一直都未曾停止过探索。我们真不知道造物主为什么如此神奇，它创造了人类，又让人类孜孜不倦的为了理解大自然中的万物的运行规律而奋斗不已。这真是一件太有趣，太值得去揭开其原理的事情了。我如今做了父亲，也有教育子女的责任，每当我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只要我们不去扼杀孩子们自然而然的产生的这种探索精神，尽可能的为他们提供他们自己探索世界时所需要的资料和工具，就已经足够了。每颗正常的种子都会发芽，每个正常的孩子也都会在天性的驱动下，去经历他们的精神之旅。至于他们人生的这趟精神之旅是否妙不可言，那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为他们提供的成长空间是否令他们满意了。父母对他们的干涉，完全都是有害无益的。

患者孟某，为40岁的男性肝癌患者，1992年6月8日初诊。该患者于当年1月在某医院行胸腹联合切口肝右叶部分切除术，术后病理显示为肝癌，术后右侧胸水不断，每天抽胸水250毫升，呈暗黄色，伴双下肢水肿，肝区胀痛不适，低热37.5－37.8摄氏度，每日大便4－5次。西医诊断为肝癌术后黄疸。找印老就诊时舌红苔微黄，脉弦细。印老辨证为肝经淤积，采用疏肝散结，清热解毒的方案治疗。 初诊处方：柴胡12g，当归30g，赤芍30g，生牡蛎60g（先煎），桃仁12g，郁金15g，川楝子15g，川贝母10g，玄参15g，泽兰15g，茵陈30g，栀子12g，地骨皮15g，黄柏15g，青蒿15g，生石膏45g（先煎），土茯苓30g，土贝母15g，白花蛇舌草60g，半枝莲30g，半边莲15g，金钱草30g。 1992年6月18日二诊。病情好转，黄疸减轻，纳可，下午水肿甚（笔者注：多数胸腹水患者都是下午病情重，上午轻）。外院X线显示胸水已吸收，胸膜粘连。舌脉同前，原方有效，效不更方。 1992年8月17日三诊。病情好转，黄疸已完全消退，肝区疼痛，下肢轻度水肿，大便每日3－4次，要求制成丸药长期服用。 处方：柴胡100g，赤芍300g，当归300g，生牡蛎300g，郁金150g，桃仁120g，川楝子150g，土鳖虫120g，川贝母100g，玄参150g，海藻150g，昆布150g，海浮石180g，土茯苓300g，土贝母150g，白花蛇舌草300g，半枝莲300g，半边莲300g，共研末制成蜜丸，每丸重10克，每日服2次，每次3丸。 1993年7月26日四诊。除有时右肋痛外，症状已基本消失，肝功能及血清胆红素都正常。1993年7月23日B超复查显示肝形态不大，内回声粗糙不均，表面呈小回声结节，左肝较大，符合肝硬化改变。舌红，苔微黄，脉弦细。印老决定继续用疏肝解毒散结治疗巩固。 处方：柴胡10g，当归30g，赤芍30g，生牡蛎60g（先煎），郁金15g，桃仁10g，川楝子15g，土鳖虫12g，蒲公英30g，虎杖30g，白花蛇舌草60g，半枝莲30g，半边莲15g，土茯苓30g，土贝母15g，夏枯草15g，海藻15g，昆布15g，海浮石18g（先煎）。 印老的这则医案中的汤方未标明一剂药服用多久，根据印老的开方习惯，一付药一般是服用一天的。如果是单日用量，印老这张方子中的很多药物的用量均较大，很多脾胃虚弱的患者用这样大的剂量是承受不了的。所以患者不可以滥用他人处方治疗自己的疾病，应咨询有经验的医师后根据自己的情况调整处方服用中药，笔者这里只是在分析印老的治病思路，不建议患者照方用药。 印老的处方思路始终不离消瘰丸加味（玄参、贝母、生牡蛎、海藻、昆布），消瘰丸是清代名医程仲龄创制的一张软坚散结的经典名方，该方记载在其著作《医学心悟》中。后世医家有很多人在他的这张处方的基础上，加味一些清热解毒和抗癌散结的药物，再结合中医辩证治疗的思路，根据患者的临床症状，加入相应的药味，组成抗癌的中医方剂。 初诊时印老根据患者的黄疸症状，重用中医治疗黄疸的茵陈、金钱草、栀子等，又用柴胡、当归、赤芍、川楝子等治疗肝瘀气滞导致的肋下疼痛。再加用有抗癌作用的半枝莲、半边莲、白花蛇舌草等，结合加味消瘰丸。这就组成了一张既能治标又能治本的抗癌方。二诊时秉承效不更方的原则，不予调方。 到三诊时，因患者提出要求，所以改汤方为丸药，以丸药缓治，把癌症当作慢性病慢慢调理。处方思路依然是遵循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相结合的原则，既选柴胡系列的方剂疏肝解郁，又以消瘰丸加味消痰散结，再大量的应用一些常用的抗癌中药。如此以丸剂缓治一年余，一直未曾更改方子。四诊时患者的状况已经非常不错了，又改为汤方治疗。 肝癌患者术后出现胸水加下肢水肿，说明并发症已经相当严重了。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的治疗方案，患者的生存质量会很差，而且生命也会受到严重的威胁。印老以稳妥持重的处方思路，耐心调治，竟取得了意想不到的疗效。 该例患者的实体瘤已经用外科手术切除了，这种术后的患者，用中医治疗时占有一定的优势。印老未对患者用太多的以毒攻毒和抗癌消肿的药物，亦因患者体内的实体瘤已经手术清除。若患者体内尚有肿瘤，印老在治疗时当会考虑用一些有消瘤作用的中药，如三棱、莪术、斑蝥之类。所以学习者亦根据具体病人的情况，进行相应的调整，不要死搬前人的思路，那样就治不好病了。

何必为部分生活而哭泣？君不见全部人生都催人泪下。 ——哲学家塞内加 这篇文章的题目借用了资中筠为阿兰 · 德波顿翻译的一本书的书名，那本书的中译本书名就是《哲学的慰籍》。实际上这篇文章的内容与这本书的主题多少也有点关系，德波顿在《哲学的慰籍》一书中，选择了西方哲学史上六位哲学家为代表，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哲学对人生的慰籍作用。 《哲学的慰籍》一书值得读一读，作者阿兰 · 德波顿是个不折不扣的通才型作家，写的书妙趣横生。译者资中筠是我国最有名的翻译家之一，阅读她翻译的著作是一种享受，她的译文令我对王小波先生的中国最好的文学家大都是翻译家的说法深表认同。 周国平先生在为这本书写的序言中说的一句话很中肯，他说“人生中有种种不如意处，其中有一些是可改变的，有一些是不可改变的。对于那些不可改变的缺陷，哲学提供了一种视角，帮助我们坦然面对和接受，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哲学是一种慰籍。” 这也是我要在这篇文章中表达的主题。我是专门与不幸打交道的人，我所接触的大多数人都是癌症患者和他们的家属。罹患癌症这样的不幸，绝非轻描淡写的几句话可以安慰得了的。这属于周国平先生所说的不可改变的不如意处，即便一些患者有幸通过治疗，从癌魔的手中逃生成功，高昂的医疗费也要扒掉他们一层皮。 面对这样破碎的人生，很多人变得郁郁寡欢。癌症患者和患者家属中，有近一半的人处在亚健康的状态，有的人还能强颜欢笑，有的人就只能整天的闷闷不乐。有约27%的癌症患者因为精神抑郁而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甚至还有不少癌症患者的家属因为承受不了太大的打击，抑郁而终。 对罹患绝症这样惨淡的现实，任何语言都显得苍白无力。但是有一种东西却可以减轻人在苦难中的精神痛苦，那就是哲学。哲学家塞内加说：人对有准备的、理解了的挫折承受力最强，反之受伤害最重。哲学的作用就在于，第一，使人认识到任何一种坏事都可能发生，从而随时作好准备；第二，帮助人理解已经发生的坏事，认识到它们未必那么坏。 人在苦难降临时，要有足够的承受能力。哲学帮助人认识到苦难是人生的一种常态，中国古人说不如意事常十之八九，当我们受过一定的哲学训练后，我们能够平静的面对不如意事的发生，做到圣严法师说的“面对它，接受它，解决它，放下它”。没有受过哲学训练的人，就会产生种种难过和不忿的心理。苦难未必能够击垮一个人，更多的人是被因苦难而产生的不良情绪击垮。 哲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客观和理性的视角，让我们能够更冷静的看待自己身上发生的一切。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不会为自身所遭遇的不幸感到痛不欲生。哲学是医治心灵的良药，宗教也有抚慰人心的作用，但是宗教对于理性的现代人越来越缺乏吸引力，因为宗教中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欺骗性因素。哲学则不然，哲学总是孜孜不倦的追求真实。如果哲学中存在失实的部分，它会诚恳的修正自己。人总是更愿意接受符合真善美的标准的东西一些。 哲学这个词在希腊语中是“爱智慧”的意思，在中国古代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词，与之最相近的词汇大概就是“悟道”二字。但很多中国人喜欢把“道”这个词搞得高深莫测，故意抬高悟道的门槛，所以导致这门关于智慧的学问成了阳春白雪，无法惠及千千万万的下里巴人。 阅读、辩论和思考是学习哲学的常用办法。有个对手一起学哲学，进展的速度会快很多。古今中外的哲学类书籍非常之多，随便走进某家书店，我们都能看到有专门的哲学分类的书架。在这些书架前稍作驻足，挑选几本自己看得懂并且看得进去的书读一读，喜欢的话，买回家仔细读一读，这就算入了哲学的门。其实哲学的门槛就是这么低，每个人都有爱智慧的天性，我们的大脑自然而然的会思考问题。悟道不是一件难事，只是多数人懒得动脑而已。 如果有个辩论的对手和我们一起学哲学，那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我是在高中阶段，在我老师的引导下学哲学的，我的哥哥是我学哲学时的辩论对象。他是我们当地的高考文科状元，分数高出北大录取分数线近三十分。所以大多数时候我是辩不过他的，但我们的辩论对我们俩都非常有益。因为尽管他启迪我的思考更多一点，但是我也经常在辩论中启迪了他的思考。我姑姑家的表哥，高考时也是我们当地的文科状元，他也喜欢辩论，有时我们碰到一块儿了，就会进行激烈的思想交锋，没有谁愿意在辩论中认输。如果一个人身边有两个这样的对手，想学不好哲学都很难。 人世间的大多数成见都是经不起推敲的，而造成多数人痛苦的主要原因就是世界上广泛存在的各种成见。受过哲学训练的人在接受任何观点之前，都会不由自主的在自己的大脑里思考和推理一番，如果思考过后，我们知道了某些成见是错误的，我们便不会接受它，也不会再受它的影响。 所以哲学能使人免于流俗的影响，在生活中始终保持一个独立思考者的角色，虽然孤独，但是却清醒而又轻松。红尘世界藤牵蔓，蔓牵藤，错综复杂，风波不息，哲学这把利剑可以斩断这些“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让人对任何遭遇都安之若素。 所以，假如我们已经万般无奈了，那不妨抽点时间来学学哲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