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文章

正常人体如无外界刺激不会生病，无论这外界刺激是中医所说的内因、外因、不内外因，还是西医所说的病毒、细菌和变异细胞，其对于人体的作用都是有害的，正因为有这些有害的刺激人才会生病。医学的根本目的，在于矫正有害刺激对人体的不良作用，促使人体重新恢复正常的新陈代谢功能。 西医尝试杀灭病毒、细菌和变异细胞以达到恢复人体健康之目的，中医则更重视利用人体天然的疏泄和排异能力，将各种致病因素通过多种途径排出体外，致病因素一经排除，人体自然重新康健。本不需要大张旗鼓的对病毒、细菌和变异细胞进行各个击破式的剿灭。 到目前为止，人类发明的各种剿灭病毒、细菌和变异细胞的药物，大多对人体正常细胞和正常组织有毒副作用。所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生病之人本已体虚，过度杀伐正常细胞或伤害人体重要器官，常致病人不死于病，而死于药。有数据显示，中国每年因吃错药而枉死的病人数量多达20万。 因此中医治则有异于西医，中医强调人体的疏泄与排异能力的恢复，中医祛邪三大法“汗、吐、下”均为排异过程，通过发汗、催吐和利大小便，将致病因子排出体外，即便略有余邪尚存于人体，亦可通过人体的正常免疫力和疏泄能力将其彻底击退。所以治腹泻不止之痢疾用大黄，居然也有奇效。中医治病，常常强调展布气机，使人体五脏六腑升降功能恢复正常。中医强调的升降功能与现代生物科学发现的人体的新陈代谢功能十分接近。 日人汤本求真将人体致病因素概括为三毒：水毒、食毒与血毒，按汤本氏的说法，治病之要，在于将这三毒排出体外。至于这三毒中所含的究竟是什么毒素，一则古人尚没有发达的化学知识，不能仔细辨认；二则亦无此必要，人体是大自然惠赐的，大自然为人体设置了无数的窍：传统的七窍以及汗腺等，均是人体最好的疏泄和排异器官，只要利用一定的办法，促使各种致病因素从人体的汗腺、嘴巴和排泄器官排泄出体外，则疾病自可休矣！直至今日，对于急性药物中毒，催吐、催泄和利尿仍为医生们的上上之选，无论中医西医，概不例外。 中医之扶正疗法，以笔者见之，亦为促进人体正常疏泄与排异能力而设。久病体弱之人，五脏六腑乃至汗腺无法正常运转，疏泄和排异能力下降，强以催吐、利尿、发汗和致泄剂治疗，则极容易导致病人水液、血液和营养流失严重，以至于身体更加虚弱。若见此类病人，以补益类药物或食品，加强病人五脏六腑的正常运化能力，则病人的得自于大自然的疏泄和排异能力亦能够得到恢复。病毒可以逐渐排出体外。 对于这类病人，即便因病邪过于沉重，不得不施以催吐、利尿、发汗和致泻剂，亦必须严格把握尺度，即中医所强调的“中病即止”，一击成功，不追穷寇，虽仍有余邪在体内，亦只能缓慢调理，通过正常的大小便和汗腺慢慢的排出体外，切不可急于求成，导致人体短期内流失过多水液、血液和营养，以至于正气衰弱，免疫功能受损，病情反而转重，甚者性命危在旦夕。所以后历代名医都有强调，一旦病人气机得展，升降功能恢复正常，药就应减服或停服，完全可以通过控制饮食和加强运动，将余邪排出。 医圣张仲景于汗法有独到之处，其《伤寒论》不断强调不可以过度发汗，只可以微微似有汗出，如见病人大汗出，则要求医者以粉扑之，以阻汗出无度。至于病人已有汗出，则要求病人“不必尽剂”，已经煎好但还没喝完的药都需要泼掉了。可见张仲景在此问题上极为谨慎。而病人一旦有邪出之迹象，仲景即认为该病人“为欲解”，即病人已有自愈之苗头，此时或建议病人自调理，或用轻缓之药稍加引导，加快病人身体自身的疏泄与排异进程。 桂枝汤为《伤寒论》第一方，是非常有深意的。 此为医圣垂范后世之举，在《伤寒论》的许多条文下，张仲景都注明病人应如桂枝汤法调理。桂枝汤不以发汗见长，近代临床大师李士懋甚至认为桂枝汤并非发汗之解表剂，而只是一个调和营卫的补益剂（相关论述见李士懋所著《汗法临症发微》），李老在临床实践中发现单纯的桂枝汤是发不出汗的，必借助“饮热粥”和“温覆”两种辅汗手段，病人才能微微似有汗出。此论颇有振聋发聩之意义。…

原文作于2013年6月13日 下面两份医案为我近期在治疗的两名患者的医案，患者仍在治疗过程中，最终疗效有待观察，但是在用攻下法后，两例患者癌痛均大幅度减轻。在对这两名患者治疗的时候，我无一例外的采用了攻下法，这是我去年治疗癌症病人时根本就不敢采用的治疗方法，但是今年临床的时候决定大胆一些，往前一步，收到的效果非常理想。 足以证明攻下法非想象中的那么可怕。 病案一：宫颈癌肺转移患者治疗医案 初诊，2013年6月7日。患者37岁，女性，单身，经新浪癌症圈圈友介绍前来求助。患者今年2月份因大出血入院治 疗，经检查发现宫颈腺癌晚期，无法做手术，医生建议尽快至上级医院放化疗。患者因贫困放弃，行中医保守治疗，至5月底再次大出血，这次大出血症状更凶猛。 入住四川省肿瘤医院检查，显示宫颈癌肺转移。双肺多发弥漫性转移病灶，大者1.1CM，宫颈肿瘤2处，大者4.2 x 3.1CM，小者2.6 x…

晨起，读施一公教授的一篇题为《最不重要的素质就是你的IQ》，颇为感概。施一公教授在演讲中提及自己年轻时彷徨无依，直到三十多岁，人到中年后，突然繁华过尽，想沉下来研究一番学问，于是效仿他的几位老师，一周六十个小时的沉浸在研究之中，乐此不疲，努力二三十年，终于有所成就。 民国时期，中国出了一批大师级的学者，国难当头，颠沛流离，也是耽误了很多岁月，直到中年才开始进行研究，同样出了一批的学问大师。 蓦然回首，希望成为一个很有学问的人，正是我多年来孜孜不倦的追求。如今，我也是人到中年了，频繁的阅历生死之后，不觉得世俗的人生目标有多大的意义，但是也不愿意浪费此生的光阴和自己身上多多少少存在的一点才华，我也是时候回归书斋，好好的研究学问，好好的写点有分量的东西出来，不虚度此生。 虽然说这一目标并不比世俗的人生目标有意义多少，但是这符合我的性情，也是我多年以来的人生理想。到了我现在这个年龄，外面的风光已经不重要了。我可以穿着一身地摊上买来的衣服，过着粗茶淡饭的日子，旧衣服穿十年仍然继续穿也无所谓，只求安安静静的在书斋里研究医术，研究学问，了此残生。 我已经愿意向我身边所有的人低头，承认我自己比他们无能和弱小，尽量减少人际交往，坚决不参与任何攀比饭局，只一门心思的闭门读书，离群索居，适当的做一点网络上的生意，全副精力用来研究医术和学问。 至于恩怨情仇，则全部放下，未来的日子里，就如弘一法师所说的“虽存若殁”，从周边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以读书和与家人一起享受安宁的生活为乐，抚养下一代，为家中老人养老送终，除此之外，别无他求。而这点收入，赚来并不费力。之所以让我们疲于奔命的，难道真的仅仅只是生存需求吗？多数人之所以疲于奔命，恐怕更多的是为了虚荣。 一周六十小时的学习、工作和研究，对我来说，并非难事。甚至可以说，过去的这些年，我正是这样勤勉的坚持着。每天早上五点之前就起床了，多数时候是四点钟起床，大年初一都未必例外，挑灯读书两小时，天亮了出去散散步，回来做些工作，写写文章。只是过去的一些年，这平静的生活曾经一度被打破。 到我现在这个年龄，我既不指望一鸣惊人，亦不追求成就多大事业，只追求自己的爱好得到满足，能够在医学领域研究出点解决实际问题的东西来。虽然我没有施一公教授那么辉煌的过去，但是一直以来，也还是品学兼优的一个人。治学态度尚属诚实和严谨，多年来笔耕不辍，商业上的奋斗并未改变我的书生本色。因此，未来付出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五十年的努力去探索一些东西，应该或多或少，会对后人有点作用。 施一公教授说，所谓的天才靠的是天赋这样的话是有问题的，实际上，古往今来，搞科学研究的和学术研究的，没有一个不是靠付出常人所不能付出的努力，而取得研究成果的。学问不同于其他，并非会炒作，会噱头，就能比别人强点、多点。只有埋首书斋和实验室，整天和研究对象打交道，才能有所成就。 财富和地位固然好，但是若为得到它们而牺牲自己的性灵，这样的人生体验，算不上一种开心的人生体验。人生是否有意义呢？季羡林先生到了晚年的时候说，人生真没啥意义，正如杜甫的名句“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所描述的那样，古往今来，英雄豪杰，烟消云散了，江河仍然一如既往的在流淌。我们人类是渺小的，但是我们的人生体验却是真实的。…

原文撰于2013年6月4日 先慈辞世一年多以来，我一直在思考先慈治疗失败的原因。同时在摸索对付肝转移和巨大型实体瘤的经验。逐渐摸索出癌瘤治疗的一些经验，验之临床有效，虽然暂时下结论稍显过早，因为患者仍然在进一步治疗中，但是仍然希望以此文与同道探索。 肝脏一旦出现转移瘤，病人的病情进展多开始转向迅速。此前肝转移为我在临床上的梦魇，我一直不敢对付它，因为先慈在世之时，腹腔和肾脏的转移瘤被对付下去，但是肝脏转移瘤则猖狂发展，终至于不救，使我遗憾至今。 先慈辞世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畏惧中医临床，甚至有半年左右近乎销声匿迹，不愿意接触任何医事。但是痛定思痛后，依然不甘于向肿瘤告败，孜孜不倦于探索对付肝转移病灶和体内巨大型肿瘤的中医治疗方法。至今日，渐渐有所心得。 西黄丸为我临床对付包括肝转移在内的实体瘤的非常重要的一味中成药，迄今为止，我自己治疗和亲身接触到以西黄丸短期或长期取得疗效的患者有六例。其中一例为患者自己治疗自己时用西黄丸取得不错的疗效。可惜该患友急于求成，在用阳和汤和西黄丸肿瘤缩小后，不满意治疗进度，求助于一位老中医，该老中医投以清热解毒药后，病情急转直下，遂使前功尽弃。再按此前治疗思路治疗无效。 其余五例均为我自己临床时取得实际疗效的患者，患者肿瘤均不同程度缩小。但是其中有两例患者出现反弹。这五例患者中，已经有两例基本不再在我这里接受中医治疗。 西黄丸在治疗肿瘤时，辅助用的汤药非常关键，汤药选择错误，同样用西黄丸，疗效不佳甚至没有 疗效。最显著的是我自己近期治疗的一位巨大型肿瘤患者，在以汤药和西黄丸并用时，肿瘤在服药半个月左右软化和缩小，缩小的速度和幅度非常的令人惊奇。但是此后我自己稍微调整了该患者的处方，再用新的处方和西黄丸并用时无效，只好退回原方。可见汤药的处方也是非常的关键。 我在用西黄丸时采用的思路还是我此前曾撰文过的大剂量给药，一次6到12g的量。当然不是每个患者都能取得疗效，我自己治疗的患者中，有两个在使用西黄丸后完全无效，病情发展迅速，至今应是已经去世了。 西黄丸使用时必须配合活血化瘀、消痰散结、健脾和攻下这四种思路并用，将“消法”这一治癌大法的使用充分发挥出来。…

母亲去世后的第三天，我公司的一个受我器重的员工，一位从德国留学回来的留学生，和我的供应商两人合谋，把我公司的核心性技术机密全部盗走，甚至暗地里把我公司的美工、程序员全部腐化了。这件事情后来被我无意间用我所精通的情报技术查询出来了，顺藤摸瓜，事情的来龙去脉就非常清楚了。我也为此损失了将近一百万，我创立的公司解散了。 我第一反应是悲愤，这位供应商与我相交多年，前些年所遭遇的财务困境和家庭情感困境，均因为我的帮助而得到解决。而这位在我公司就业的德国留学生，我也没有薄待她。后来我发现我公司共有四个员工参与了此事。那一刻，我很难相信人性可以残酷无情到如此地步，为了利益，忘恩负义，并且是趁着我为母亲居丧期间来干的。这太违背中国人传统的的道德观了。 那之前没多久，一个肠癌患者为自己亲戚所在的医院所放弃，医院断定患者的寿命已经难超过一周。其女儿哀恳我治疗她的父亲。我不忍心，为她的父亲处方治疗，维持了她的父亲二个多月，最后我实在无计可施，不肯再继续治疗，劝说她从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放弃治疗她的父亲，让他少遭受一些痛苦。患者没多久去世，结果我自己遭到了这位病患的报复。 而我母亲在世的最后几年，我父亲兄弟几个失和，殃及池鱼，我母亲临去世前一个月左右，我的大伯夫妻俩到我家门口大吵大闹，诅咒我母亲早点死，那一天我出离愤怒，动手要去打我大伯夫妇，他们总算是告退了。因为这件事情，我母亲的葬礼我竭力反对让我大伯一家参加。 母亲出殡的头一天晚上，我很悲伤的为母亲守灵，三叔找我评他们兄弟之间的“理”，三叔觉得自己很受委屈，谈着谈着居然跟我说：你妈也不是什么好人。三叔的话同样让我出离愤怒，因为三婶去世得早，我母亲充当了三叔的四个孩子的娘，当时最小的堂弟还在襁褓之中，我母亲帮三叔抚养他的孩子。等到母亲盖棺论定的时候，我的三叔在我面前说，我的母亲是个坏人。我伤心愤怒，几乎准备在出殡的当天把三叔一家全部轰走。 母亲出殡的当天，我的四叔喝多了，在我家里大吵大闹，斥责我父亲的不是，我父亲低头扫地，一声不吭，只是最后说了一句：“我只同情孩子的娘，一辈子做了不少好事，病重之际，我的哥哥弟弟没有人来探望她。”四叔听完后愤然离开，到三叔家嚎啕大哭，斥责我父亲批评的不是。 我一生经历了很多愤怒的时刻，但是以母亲临终前最后的一段日子和母亲去世后的一段时间为最。仇恨的火焰在我心中燃烧了很久，而且母亲去世前大伯母还在说我母亲一定是前生造孽，以至于今生受罪。我为此忿忿不平，甚至觉得古今中外的佛教徒宣称这种邪恶的观念，真是害人匪浅。 这种仇恨折磨了我好些日子，但是最终我把一切恩怨渐渐的都放下了。随着时光的流逝，加上我自己不断的读书，我渐渐的看开了这一切。以一种悲悯众生的心态来理解了我的“仇人”们——他们之所以会有这么多令人难受的做法，皆因为他们自己还没能摆脱自己心中的贪嗔痴慢疑，内心不能智慧和安宁所致。 这些人性的局限非他们自己所能突破得了，他们所受的教育，他们的人生阅历，决定了他们不能内心澄明，因此还不能从贪嗔痴中超脱出来。这种不得超脱，亦非他们主观所愿。 而仇恨这种情绪，在我母亲人生的最后阶段确实缩短了我母亲的寿命，加大了我母亲疾病的治疗难度——她因为高血压导致的脑溢血后遗症和癌症的双重折磨，生活得并不轻松。她的两种病，都需要放下仇恨，内心平静，但是她很难做到。…

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是我最喜欢的一本社会学和人类学著作。费孝通先生师从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马林诺夫斯基大师是人类学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这一学派认为任何一种文化现象，不论是抽象的社会现象，如社会制度、思想意识、风俗习惯等，还是具体的物质现象，如手杖、工具、器皿等，都有满足人类实际生活需要的作用，即都有一定的功能。它们中的每一个与其他现象都互相关联、互相作用，都是整体中不可分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所有的文化制度和社会流行思想，乃至于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这架大机器里面的一个零件，各有各的作用，我们被繁殖出来，然后继续繁殖子孙，都是为了给这个社会不断的添加零件，以确保社会这架巨大的机器始终能够轰鸣不断的运作。社会不是一个仁慈的玩意儿，它之所以需要我们，是要利用我们帮助它运转下去。社会规则、社会文化的存在，就是为了把我们驯化成听话的、安分守己的零件，以确保社会这架大机器轰鸣运作的过程中不会出故障。 当我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不禁哑然一笑，我们所在意的荣誉乃至功名利禄，均只不过是社会驯化我们的工具之一，社会利用这种驯化工具把我们再驯化成标准件，忠于职守的把社会这架大机器维护好。我们这些社会细胞是没有自己的灵魂的，我们的灵魂是社会赋予给我们的。 在各种宗教之中，我之所以最喜欢佛教，其原因在于佛教的思想正是把人从社会这架大机器中脱落出来，让人成为一个独立存在的灵魂，而非社会标准件之一。用通俗的佛教用语说，那就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乡土中国》是中国版的功能学派人类学、社会学巨著。在这部书中，费孝通一针见血的指出，中国社会文化建基于乡土文化之上。何为乡土文化？俚俗一点讲，就是三姑六婆、蜚短流长的农村社会文化。中国乡村世界里的街头巷议，是既是乡土文化的酝酿之地，也是乡土文化的传播之地。乡土文化就这样代代相传，口口相传的传承下来了。 乡土世界里的街头巷议，无非是东家长西家短的小世界，但是别看这不起色的街头巷议，它却是影响中国人至深的玩意儿。这种舆论氛围，直接塑造了中国人的灵魂。我们做什么，不做什么，或多或少都会考虑街头巷尾的“公论”。而我们的攀比心理，也正是在街头巷尾的三姑六婆们的肯定或否定中形成的。 虽然现在多数中国人走入了城市，但是费孝通先生所言的这种乡土文化依然在影响着中国社会各阶层。我们新的街头巷尾正在同学聚会、同事聚会、亲友聚会之中形成。多数中国人在外苦苦奋斗的目的，只是为了能够在自己的亲友群、同事群中，受到尊重和认可。有些名利之心强一些的，就希望能够出类拔萃，鹤立鸡群。 两千多年前，楚霸王项羽就曾说过“富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这种陋俗的心态被项羽的亚父范增斥为“沐猴而冠”。何为“沐猴而冠”？形象的说，就是把一只猴子洗洗刷刷，打扮一番，让它戴上高帽子，骑上大马，耀武扬威一番去。我们觉得这沐猴而冠很有趣，殊不知，我们大多数人一辈子勤勤勉勉，所作所为，不过是在把自己当猴子，沐猴而冠一下。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把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形象的比喻成一块石头投向池塘后形成的涟漪，形成一层一层的圈子，首先是最近的那一层，这一层就是亲友层，是逢年过节一起聚会时斗斗富，喝喝酒，吹吹牛的对象。接着就是稍微远一点的，诸如同学、同事之流。再接着就是更远一层的，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那更远一层的就像远处的涟漪一样，已经逐渐毫无影响力了。 跳出三界外，首先就要跳出这圈子，成为一个孤独的离群索居的人。这需要一个人有很大的勇气，因为别人会用异样的眼光来看你。在中国，一个人出家，亲友团几乎是哭天喊地的拦阻。一个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亲朋故旧会时不时的把你拉回饭桌，各种邀约，酒酣耳热之际，自然离不开种种攀比和人事纠纷。街头巷尾的舆论文化就在酒桌之上上演着。…

前天，一个肝癌患者到北京301医院里来看病，顺便也看了看我，希望我能给他一点指导。承蒙他看得起，我就冒昧的直言不讳了几句。指出他的心病重于身病，治病先应治心，医身先应医性。 在交谈中，他对太多事情愤懑不平。性格执着，易怒易躁是很多癌症患者的通病。我给他开的第一剂药是学会放下，放下心中五毒贪嗔痴慢疑，佛教中说，人因为心为浊欲蒙蔽，所以会有贪婪、嗔怒、痴迷、傲慢和多疑等五种毒，这五种毒导致一个人为人处世时，内心时时刻刻充满了不安和焦虑，生活过得浮躁波折。而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疾病与人的情绪直接相关，倘若不能把这些不良的情绪根治掉，病就很难好。而一个癌症患者，生命危在旦夕，总去做这些危及自己生命的事情，就是不折不扣的在犯傻。所以我跟他说，当他下次生气的时候，记得提醒自己：我怎么如此傻逼，把自己往鬼门关上送。这番谈话对患者影响很大，离开后，患者把自己的网名改为五毒俱全，显然，他在开始反思。 我并不主张癌症患者求神拜佛以求神仙的保佑来治疗自己，但是常常向患者推荐佛学知识，让其治疗自己的心。一个人病了，是要反思自己得病的原因的，除了不良的生活习惯之外，不良的情绪也是重要的致病因素。而不良的情绪并不产生于外界，而是内生于自己的性格。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唯有生死考验，或可使人猛地回头是岸，痛改前非。 人常常以为自己很智慧，自信满满，这首先就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病。这个世界很大，但是人们常常把他看得很小，而自我很小，人又常常容易把他看得很大。这种反差就会导致人滋生烦恼，一个人正确的看待自己的认知和世界的本原存在的距离，正确的评估自己，有利于在是非和烦恼面前放下自我，从而不产生不良情绪。医生在治病，不良情绪在致病，这样一拉一扯，希望病能治好，那也是难为医学了。 病了，除了贪嗔痴慢疑之外，还有惊恐不安，这本身就是极为危险的情绪失衡状态，如果仍然卷入人间是非，给自己制造事端，就更加的危险了。佛法教人淡定超脱，实乃治病的第一良药。佛教中常常说，把自己的某种不良情绪对治掉，对治者，对境治心也。每当我们心中起了妄念时，首先应该想到的是，我自己又错了，又与自己过不去了。而不是想着，这世界真可恨，那家伙真可恨。因为只要这样想着，这情绪就又起来了。 老僧们之所以能入定，乃是因为这外界，已经完全无法撼动他们的内心。他们日复一日的对治自己心中的贪嗔痴慢疑，已经淡定超然到对任何世间事都可以付诸于淡淡一笑的境界了。如此，又怎可能会身心不安以至于恶疾纠缠呢？

王某，女，23岁。因不明原因顽固性头痛及痤疮自山东来京求诊。患者稍微穿衣服多一点或者运动后即头痛，午休后亦头痛，发作时剧痛难忍，多年来依赖西医止痛药缓解头痛。手心热，运动后不易出汗，体毛偏盛，面部痤疮严重。口干口渴但是喝水少，易便秘。长期鼻塞流涕。舌细，舌边红，舌苔少，遇冷痰多，痰呈黄绿色，易紧张。长年服用激素，以至于停用激素后会闭经，闭经时间最长时为一年。月经期眩晕，有狐臭，耳屎多， 耳内常年潮湿，偶尔耳鸣。胸胀小腹痛，尿频，小便黄赤短小。盆腔有积液，白带过多。右部寸脉浮数。 初诊辨证为二阳并病，太阳阳明实热。处方以麻杏石甘汤合升降散加味。 炙麻黄6g，生石膏30g，生甘草6g，杏仁10g，片姜黄6g，炒僵蚕10g，蝉衣6g，熟大黄6g，赤芍10g，茜草10g，桃仁6g，红花3g 三剂，有效继续。 三剂后，头痛缓解，痤疮不再新增，唯旧有之疤痕不能消退，不再鼻塞流涕，患者觉得服药后体力下降。患者补充病情描述表示自己有多年的多囊卵巢综合症病史，要求调整处方。因患者不能到诊，缺乏脉诊等资料。 改为玉女煎加味。 生石膏30g，生地30g，知母9g，麦冬9g，天花粉12g，牡丹皮9g，金银花12g，白茅根30g，地榆炭12g，槐花9g，茜草6g，蒲黄炭6g，昆布12g 三剂，有效继续服用 服药后，患者多年不愈之头痛得愈，此后头痛基本不再复发，偶尔复发过一两次，患者照此方服药一两付后即愈。患者见病情基本痊愈后服用三剂药后不再服药。…

高考体检的时候，我一个班五十多个同学检查出差不多十个乙型肝炎患者，我不幸是其中之一。有幸的是我只是小三阳，并且连续十多年的检查，都显示病毒阴性（HBV DNA低于检测下限），肝功能正常。 当然这并不代表我没有受到乙肝的影响，实际上这么多年我的消化功能一直欠佳，如果哪天睡眠时间不足的话，在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会两肋胀满，非常的不舒服。这是肝炎患者典型的症状之一。 在与家人无隔离状态生活了十多年后，我家中除我之外，无一人感染了乙型肝炎，与我经历相似的几个同学大多也是这样的情况。这说明通过共同生活传染乙型肝炎的概率并不高，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一代人得乙型肝炎的那么多呢？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乙肝病毒携带者和乙肝患者总数达一亿多。我觉得答案只能是中国七八十年代的医疗条件太差，大多数幼儿在接种疫苗时共用注射器造成的。 在我小时候，我们村里接种疫苗的村医给我们用注射器的时候，都是用多人反复使用的针头。所谓消毒，就是用开水煮一煮，消毒设施相当的不完备，致使一代人因为防治传染病而染上传染病。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方站出来指出这一事实，亦无任何机构对此担责。 在一次与北京某三甲医院的肝病专家的交谈中，该专家告诉我，从他临床多年的经验来看，乙型肝炎患者约有三分之一最终将会转化为肝硬化和肝癌患者，这是一个相当令人恐怖的概率。中国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传染病的防治上犯下的错误，将会导致我们这一代人深陷在肝病的痛苦之中。 迄今为止，我们尚未找到治愈乙肝的良药。在我接触到的肝癌患者中，绝大多数是由乙肝患者转化来的。其中一位乙肝患者几十年前经一老中医治疗后，乙肝达到了临床治愈的效果，乙肝六项治标检测全部转阴，但是该患者最终仍然不幸的患了肝癌。这样的乙肝被治愈但是最终还是得了肝癌的患者，目前我已经碰到了三例。 原发性肝癌是癌症中病死率最高的病种之一，全球一半以上的肝癌患者来自我国，其中大多数的原发型肝癌患者是由乙肝肝硬化发展而来的。目前全球每年有六十多万的患者死于肝癌。中国目前尚不是肝癌的高发 期，据我所知，中国最庞大的乙肝患者群体集中在与我相差不大的年龄层，这一群体尚未到癌变高峰期。 在我自己临床治疗癌症病人的过程中，我深知肝癌是最令人棘手的癌症。大多数的肝癌患者具有发病急，生存期短（一般从发现到去世不足半年）的特点。其他癌症一旦发生了肝转移，也会大大的增加治疗的难度。…

患者海若，因为介入和肿瘤影响，引发急性肠梗阻，在四川省肿瘤医院经多方处置无效，患者因为肠梗阻腹胀腹痛，后渐剧痛至不可忍受。患者主治医生提议手术解决肠梗阻，患者畏惧手术，求教于我，我坚决反对手术。为患者处方增液承气汤加味： 玄参30g，生地24g，麦冬24g，芒硝30g（分两次冲服），大黄30g（后下），当归12g，白芍12g 因为此患者为出血患者，所以用此方有考虑为患者止血的目的。 患者服药后10个小时左右，大泻五六次，肠梗阻问题解决，不再腹痛如绞，体力恢复，能够进食。 西医对肠梗阻患者，动辄手术，一场手术下来，病人体质大幅度下滑，对晚期癌症病人来说，几乎是一场灾难。此时用中药解决问题，迅速、安全且副作用小。但是西医院里的医生在处置这类问题时，歧视中医的治疗建议，往往拒绝让患者服用中药，这是令人很惋惜的。 在肠梗阻的时候，承气汤系列均可根据患者实际情况选用，多能显效，但是临床很多医生用了没有效果。其关键在于大黄用量过小，不敢用到30g。这种情况下，非量大不能解决问题。但是这样的药量治病一定要记得，症状解除后立即停服如此峻猛的处方，以防有伤患者身体。 此前另一肠癌晚期患者在出现此类情况时，笔者处方思路大致相同，非但该院西医不配合，且其所找的 转方的中医一看到处方后，吓得不敢转方，认为此方一副药足以要人老命。患属恐惧异常，不敢按方服药，遂使患者终于发展到不救的程度，令人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