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2018年心愿:读几本有益身心的书,做个卑微到尘埃的下等人
中国古人的对联中,我最喜欢的是左宗棠的那副“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向高处立,就平处坐,从宽处行。” 2018年,我四十周岁了。孔夫子说“四十而不惑”。四十,是人生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四十之所以能不惑,是因为人到了四十,沉淀了太多的东西,心性已定,可以戒急戒躁,步入真正的澄明之境。 前两天我的一位多年的老友,为他的朋友患癌来找我求助。寒暄中,他跟我说,他的儿子在北京的一家医院里找了个医生治疗抑郁症,他私下里给了这个医生一万块钱的红包,医生收了。自那以后,那个医生在他全家人的心目中,形象就不再那么好了。 这两天,我的一个淋巴瘤患者和我一起去拜访北京的一名老大夫时,在路上他跟我谈起他患病之初,找了肿瘤医学圈内的一位我素来崇敬得很的院士,见面礼也是给了一个一万块钱的红包,老院士也收了。这位大哥对这位院士的评价就不那么高了,言谈之中,不免流露出鄙夷之情。 这两件事,于我心有戚戚焉。同为学医人,从事一样的职业,我不能不警惕。人在患病面临生死之际,高度依赖医生,给医生好处费以求更好的医治,是人之常情。要说我自己这么多年,没有收过患者的任何礼品,那绝对不属实。 就在不久前,我治疗的一个肺癌患者,疗效不错,仅一个月时间,肿瘤就大幅度地缩小,他的女婿从内蒙古给我带来了一整只羊,直接带到我书房,实在难以拒绝,我只好在后来给他老丈人代购的药中扣除一部分药费,作为回赠。 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当面拒绝人家馈赠的礼物,是一种很不恰当的行为,我想我今后遇到这种馈赠价格昂贵的礼物的患者或者家属,大概也只能用这种方式来回赠人家。 当然,作为一名并不富裕的中医人,我还是恳求我的患者们不要这样来为难我。毕竟,礼品非我生活必需品,妻儿老小却是要养的,一点并不算高的收入还是让我补贴家用和用于医学研究为好。 我在医学研究上缺乏经费,也收过一些有钱患者的资助。如今想起来,这都是很不妥当的行为。由于职业的敏感性,一旦有这样的行为,就很容易丧失人格。 于己,不过多了些身外之物,解决了一些靠时间可以解决的问题。于病人,却会因为患者和患属改变了对一个医生的看法,丧失了对医生的信任,而错失得救的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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