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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农历五六月份，北京的大街小巷就开满了槐花。国槐是北京城最主要的绿化植物之一，久住北京城的人，应该对家门口的槐树林很有感情。我的母亲在北京的时候，特别喜欢北京的槐树。饭后出去散步时，总是说如果老家的农田附近也有这么一片槐树荫的话，夏天干活儿累了，在槐树荫下纳凉，一定是一种享受。 母亲在世的最后几年，大多数时间跟着我住在北京城。中风后的母亲，留下了一点后遗症，出门时我怕她过马路时不安全，总是牵着她的手走在林荫道下。槐花开落时，母亲的喜悦溢于言表。我的母亲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很容易满足。眼前的一点点赏心悦目的东西，都足以令她开心半天。 如今母亲离世快十年了。十年，真如弹指一挥间。每当北京城槐花盛开的时候，我走在槐树荫下，还是很怀念牵着母亲的手，母子两人在林荫道上散步的日子。我现在每天往返于家和香山脚下，一路上都是槐树荫。这段日子，槐花大量的落下，槐树脚下是一片白绿色的槐花，看上去很美。 前几天我写了一首诗：“槐花，槐花，挂满枝桠，仲夏五月，纷纷落下，香满天涯。槐花，槐花，远方游子，思念妈妈，阴阳永隔，无限嗟呀。槐花，槐花，默默无言，伴我种菜香山下。” 我是一个感情很容易被环境固化的人，常常会睹物思人。过去的生活在我身上打下的烙印不容易被消除。母亲跟随我在北京城生活了十年左右，所以很多东西都容易勾起我对母亲的回忆。 这段日子我在种菜，菜园里的情景也容易勾起我对母亲的回忆。母亲去世后，我经常回老家给她扫墓。母亲的坟墓就在我们自家的责任田里，父亲在她的坟旁种了些南瓜和冬瓜，这些南瓜和冬瓜的藤蔓爬满了她的坟，结下的冬瓜和南瓜，也常常就在她的坟背上。有时我回老家，去给母亲上坟时，会顺便从她的坟上摘一个冬瓜或者南瓜回家做菜吃。 在农村，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亲人，距离很近。不象城里人，扫墓还要去大老远的陵园。我们的坟山就在村子四周，庄稼也在村子四周。所以农村人对死亡没那么恐惧，亲人去世后，也不会有一种撕裂感——我们知道，我们的亲人们就长眠在离家不远的地方，想他们的时候，就去他们的坟前看看，干活儿的时候也会从他们坟前经过。 农村的老人们也知道自己去世后大致会埋葬在什么地方，知道自己即便去世了，离亲人也不会太远，所以不会觉得死亡是一件多么凄凉的事情。我的母亲去世前，就没有特别悲伤。 我从菜地回家时，要经过一座寺庙，这座庙叫妙云寺，在香山脚下的玉泉山路上，不过庙门常年紧闭。尽管如此，它还是让我想起老家的药王庙。每年大年初一，母亲必定会带着我和哥哥去药王庙祈福。我们都是去凑热闹的——因为大年初一药王庙门前人山人海，真的很热闹，只有母亲是去虔诚的祈福的。 我和我哥哥属于非常有个性的人——我哥哥是高考状元（我当年如果不是沉迷在阅读和写作中，差点也是高考状元），他上了四年的名牌大学后，一把火把自己的毕业证烧了（当然这件事我父母不知道，只有我知道，因为他就是在我面前烧的）。而我上了大学后，觉得大失所望就离大学而去。我们都属于不可以用常理去理解的人（这也是我这个家族的很多成员的毛病，我的表哥和我的大堂伯都是高考状元，他们的行事作风一样的令人费解。所以我很希望我儿子这一代能够走出这个怪圈，就像嵇康希望他的儿子过上普通人生活一样），但是在我们的母亲面前，我们还是服服帖帖的。母亲在世时，对我们有绝对的权威，唯有她可以勒住她的两匹野马一般的儿子。…

我这些年见过的癌症患者中，存活期长的，几乎都是乐观主义者。从我自己的经验来看，那些很容易烦恼的患者，不但病不容易好，家庭关系和医患关系也处理得不是太好。 心烦之人，一言一行，都能让人感受到他（她）的负面情绪，出口伤人是常事。所以其他人跟这样的病人打交道时，也多会敬而远之。 虽然我很佩服药王孙思邈提倡的大医精诚精神，对任何患者，都不生分别心，抱着恻隐之心去挽救他们的生命，但是在现实中我本人做不到这一点。在现在这样的医患纠纷频发的年代，医者若对言行上有攻击性的患者或患者家属毫无防范，并不是一件理智的事情。 我常常以我自己的方式去观察和判断患者或患者家属是否有攻击性，并默默的决定是否避开一些患者和患者家属，我相信这是普天下所有的医生都在遵守的潜规则。有时医生们不免会发生误判，那些很容易烦恼的患者，或许本身不具有攻击性，但是却很容易让人产生了戒备心。当一个医生不敢为患者冒险时，也就意味着患者要失去可能得救的机会。 所以心理素质较好，经常和颜悦色的患者，的确更容易获得医生们的信任，医生们也愿意为这样的患者们冒险去闯出一条生路。而那些心烦意乱的患者，则很容易影响医生们的情绪，有时不但会导致医生们不敢冒险治疗他们，还会导致医生们对别的患者也不敢冒险。 我有个朋友是眼科医生，最近她告诉我，他们科室里前几天有个病人跳楼自杀了，导致他们整个科室的医生这段日子都战战兢兢，不敢接诊病人。医生都是越当越胆小的，为什么医生们会谨小慎微？实在是因为接触到这样的事情太多了，不得不如此。 所以终日愁眉苦脸，唉声叹气的患者，在获取优质医疗资源方面，不如那些大大咧咧，积极乐观的患者。 同样的，那些终日愁眉苦脸的患者从家人们身上获得的支持也会少于那些积极乐观的患者。我经常碰到一些患者家属，被患者的坏情绪折磨得苦不堪言。 积极心理学之父马丁· 塞利格曼所做的研究表明，积极乐观的人普遍的比消极烦恼的人长寿，而且到了老年期，积极乐观的人更能照顾自己。马丁·…

《夏日遣怀》 家藏千本书，闲耕半分田。心事付瑶琴，寄寓在人间。不争天下先，恪守勤与俭。朝种数畦菜，暮读药王篇。隐身杏林中，常磨济生剑。偶尔过山寺，非为访神仙。浮世如一梦，功名似云烟。无惧且少虑，万物皆悠然。——鄂东周二狗涂鸦于2020年7月27日几千本书、半分地、一张琴我是有的。以上三项已经构成了自给自足和自娱自乐的要件。人生无所谓成败，自足了就圆满了。人活在这世上，要想幸福点，就要控制好自己的欲望，不要让欲望超过了自己的能力。欲望太强，能力不足者，烦恼甚多；能力足够，而又能寡欲少求者，悠然自在。窃以为世间万事，坏就坏在一个“急”字上。若能不急不躁，以静待花开的态度应对世间，则世间无处不是桃花源。若急于求成，就难免要受“求不得”之苦的煎熬。急躁生烦恼，一有烦恼，就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看什么都觉得不顺眼，很有挫折感。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而我则更喜欢“养吾恬淡之性”。我的座右铭是：“有求则苦，无欲即安。随缘放下，顺其自然”，我把这座右铭当作签名档用，十多年没改过。一种人生态度，如果坚持了十几年，就会成为一种可以贯穿终生的习惯。我坚守着这样的人生态度，少年时代急躁的性子，渐渐的改掉了。如今，为人处事，我都不急躁。就是对待自己的孩子，也能以一种静待花开的心态，陪伴他成长，接纳他的不完美，慢慢的为他培养一些好习惯。我能赠送给他的最好的礼物，我认为就是帮他培养一些好习惯。就如我父母，这辈子赠给我的最好的礼物，莫过于他们在我幼年时期帮我培养的勤俭的习惯。而我恩师，赠给我的最好的礼物，莫过于他在我少年时代帮我培养的阅读、写作和自省的习惯。这些习惯使我受益无穷，我今既生活有着落，不愁衣食，又能“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不断的完善自我，皆得益于这些好习惯。勤者无不足，俭者常有余。一个人若能坚持“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坚持“一日不读书，便觉面目可憎”，又能惜福俭用，则毕生都不会为生存问题着急，也不会因为太无知而处处碰壁和犯傻。所求不多，所得已足，手勤脚快的人是有福的。而且由于爱劳动，身体素质还会比较好，懒惰而又奢侈无度者则相反。我小时候母亲在我耳边唠叨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勤快勤快，有饭有菜；懒惰懒惰，又冻又饿。”农家生活，最大的好处就是让人养成了勤劳和节俭的习惯，所以我常常不吝以最美好的言辞去赞美农家生活。相对于城市的快节奏而言，农村的生活节奏也要慢得多。入夜，繁星满天，虫鸣唧唧，坐在家门口或阳台上，举头望明月，清风徐来，风中夹杂着各种植物的芳香，在这种环境中，人的神经会很放松。不知不觉中，一阵倦意袭来，倒在床上，就能心无牵挂的睡着。谁又能说这样的生活不美好呢？我现在虽然生活在城市中，但是仍然保持着农村人的生活习惯。不给自己找太多的事情，也不勉强自己与不投缘的人假客套，尽量把生活简化到不能再简化的程度，家中种满绿植，还是宛如在村里一样体勤事少心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无事值得愁和急。入睡速度快，睡眠质量好。虽非百病不生，但身体确实很好。励志的东西很洗脑，这世上有很多人被励志的正能量害苦了。他们为种种人生目标驱动着，精神高度紧张，失去了做人的快乐，殊不值得。长命功夫长命做，能不紧不慢的坚持一生者，较之于一时热血，勇猛精进者更能得到生活的真趣。

神经母细胞瘤（neuroblastoma，NB）号称儿童肿瘤之王，治疗难度极大。神经母细胞瘤起源于交感神经节或双侧肾上腺，它是儿童期最常见的颅外实体瘤。流行病学研究提示下列因素可能促进神经母细胞瘤的发生：早产儿和低体重儿；怀孕前或怀孕中使用性激素；怀孕期间每日饮酒史；患儿父母从事与电子相关的职业。 目前西医对神经母细胞瘤的主要治疗手段是手术和放化疗，虽经各种手段治疗，但四期高危的神经母细胞瘤患儿治愈率极低。笔者目前接触到的主要是四期高危的患儿，因为一般来说只有四期高危的患儿才会寻求中医的帮助，更早期的患儿多选择西医治疗。笔者多年来所见四期高危患儿，经常规的手术和放化疗治疗，无一得生，目前中医治疗神经母细胞瘤有效的案例也屈指可数，可见此病治疗难度是极大的。 本例患儿周某，女，2010年2月18日生，湖南人，长期在湖南娄底生活，2018年7月13日初诊。被确诊为节细胞性神经母细胞瘤（混杂型）（北京儿童医院病历号：0175288），在北京儿童医院做过两次姑息手术，术后化疗。手术和化疗达到了减瘤的效果，但身体内肿瘤负荷仍大。西医建议患儿放疗，并认为按照肿瘤发展的速度，患儿如不放疗控制椎管内肿瘤，将很快会瘫痪。但同时也告知患儿父母，放疗有截瘫的风险。患儿父母不知如何抉择，经其他神母患者家属介绍，寻求笔者的帮助。 患儿从小便秘，每七日一次大便，发育不良。一岁至两岁这一年间基本上每个月发高烧一次，输入抗生素后会自己好一些。三岁以后不怎么生病。四岁半开始患儿父母感觉患儿发育不好，去医院就诊，未发现异常。 2017年7月份，患儿母亲发现患儿脊椎侧弯，肩膀一边高一边低，在当地医院拍片子未见骨科有问题。后在省儿童医院发现腹部巨大型肿瘤，到北京儿童医院就诊并行减瘤手术，前后做过两次姑息手术，术后化疗。未能完全缓解，现右肾后方、腰部肌间可见瘤灶，向椎间孔内走行。 左右脉均濡软无力，水滑舌。患儿小时大便呈羊粪状，颗粒便，干硬。现已经成型，成条。患儿很小时就不长头发，囟门闭合迟。 儿童医院中医科处方： 炒稻芽9g，炒谷芽9g，炒建曲9g，草豆蔻3g，砂仁4g，焦山楂9g，鸡内金9g，黄酒9g，阿胶9g，枸杞6g，炙黄芪6g，生地黄9g，熟地黄9g，女贞子9g，芦根10g 后基本上在此方基础上适度调整，先后加过淮山药和仙鹤草等。服用上方后，患儿食欲好一些，大便好一些。但是久服后无效。 患儿盗汗严重，发热。晚上睡觉时热，上半夜出汗，下半夜汗停。不爱喝水。患儿母亲除有慢性肠胃炎外，无其他疾病。患儿父亲基本健康。祖父患肺癌去世。…

印会河教授（1923-2012年）是我国当代中医界的泰斗之一，其父印秉忠为我国南方名医。印会河教授自幼随父读医书，耳濡目染，锐志求学，印会河教授青少年时正值日寇侵华，家乡沦陷，乃弃学就医，1940年即开业，济世活人，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1954年后在江苏省中医学校（现南京中医学院）任教，曾任中医教研组业务组长兼《金匮》教研组负责人。 北京中医药大学创立后，印会河教授奉调入京，成为北京中医药大学与东直门医院、中日友好医院的骨干人才。曾任北京中医药大学温病教研室和中医基础理论教研室主任，也曾任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等要职，我国第五版《中医学概论》即是印会河教授主编的。 印会河教授的中医功底深厚，临床经验丰富，印老研制的消臌汤治疗慢性肝病早期肝硬化，舒肝散治疗良性肿瘤，“泌感灵”治疗泌尿系统疾病均有卓著的疗效，受到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肯定，成为名方。 印会河教授的学术观点很鲜明，他主张中医治病要“抓主症”，不要为患者的枝枝蔓蔓的兼见症所迷惑。只要抓住了疾病的主要矛盾，专门解决主要矛盾，问题就容易解决的多。印会河教授说：“抓不住它（疾病）的主要矛盾，它就像狂躁的猛虎一样，很难驯服下来；可是一经抓主症，抓住了它的主要矛盾，它便又服服帖帖，一环松一环的缓下来了。” 所谓主症，就是一种病最主要的特征。印会河教授认为，与这种病的主要特征相比，患者的各种次要的症状并不重要，医生自己要有主见，不要为次要的症状牵着鼻子走。 我在临床实践中对印会河教授的这一主张深有体会。不同的肿瘤患者虽然有五花八门的症状，但是他们的主症却是相同的。有些中医过度的强调辨证论治，强调不同的肿瘤患者的不同之处，强调一人一方的治疗方式，忽视肿瘤患者的主症，结果很难有可重复的疗效。但是如果我们紧抓肿瘤的主症，把重点放在消除肿瘤上，不必在意不同患者出现的五花八门的症状，事情反而简单多了。 当然，如果一个中医师学问渊博点，能把患者的各种兼见症治好，那是最理想的。不过我多年临床实践的经验告诉我，很多患者的兼见症并不致命，肿瘤专科医生应该把重点放在研究肿瘤上，其他问题能解决固然好，解决不了请别的专科医生的协助，可能更好一点。 有些患者虽然没有肿瘤的主要症状，但是这只是表象，也不要被这个表象迷惑住了。肿瘤长大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那些常见的肿瘤导致的症状都会出现：胸水、腹水、癌痛、肿瘤破溃出血、癌热等。如果患者无症状不好辨证，就要根据该病发展下去后的主症来辨病施治，不必逡巡，也不必不知所措，否则的话就容易耽误患者的最佳治疗时期。 中医的辨证论治固然重要，但是不能因噎废食，因为过度强调中医的辨证论治而忽视患者的心腹大患，中医也要重视辨证论治和专病专治。 印会河教授认为，不能说中医是辨证论治，西医是辨病论治，中医和西医都应该是同时都重视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印会河教授谈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时说“中医要把西医的辨病和中医的辨病统一起来，把西医的检查结果和中医的辨证、辨病结合起来。具体的说，就是把西医的诊断加入中医的辨证内容，我就是这样做的。”…

竹叶石膏汤出自《伤寒论》，《伤寒论》中这样描述竹叶石膏汤的适应证：“伤寒解后，虚羸少气，气逆欲吐，竹叶石膏汤主之。”原文很简短，根据《伤寒论》的这段文字来看，竹叶石膏汤适合发热性疾病后期，身体虚弱，气短乏力，又有消化道反应（气逆欲呕）的患者。 后世的医家将这种适应证概括为“热病后期，气津两伤”证，常见的症候为身体燥热有汗、发烧、烦渴、呕吐、虚烦不眠、舌红少苔、脉象虚数等。现代常用此方治疗流行性出血热、中暑、癌热、小儿夏季发热、小儿急性肾炎、顽固性失眠、流行性乙型脑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肺炎后遗症、急性病毒性心肌炎、感染性心内膜炎、急性肾炎、急性泌尿系统感染、顽固性呃逆、糖尿病的干咳多饮等病。 竹叶石膏汤原方为：“竹叶二把，石膏一斤，半夏半升（洗），麦门冬一升，人参二两，甘草二两，粳米半斤。”从这里可以看出汉代用中药，剂量上不像现在这样统一按重量算。麦门冬是以升来计量的，竹叶用把来计量。 阅读全文

6月15日，我在北京西郊的玉泉山、香山和西山环抱的四季青地区租下了一块地，用来种菜。虽然在京城这个“居不易”的地方，什么都很贵，但是因为是农业用地，所以价钱还没有贵到离谱的程度。一块小菜地的租金日均不到十元，寻常百姓也租得起。 到今天为止，我已经种了快四十天。在我的打理下，一片荒地变成了一个欣欣向荣的菜园。叶菜已经够吃，果实类的蔬菜也快可以采摘了。 自从有了这块地后，我常常或在早上，或在傍晚，骑着自行车从家里去菜地里干上两个小时左右的农活儿。干完活儿后，再沿着西山、香山和玉泉山脚下的公路兜一圈，骑行十多公里回家。 我把这当作自己健身的方式，四十天，体重下降约十斤，越来越接近标准体重，精力充沛，心情大好。有强健的体魄，才能有愉悦的心情。我去年体检血脂略高，现在懒得去体检，估计血脂已经正常了。 跳出农门，过了二十多年养尊处优的城市生活后，终于又回归到了粗犷的农村生活中来。我今年租地的时间有点迟，错过了农时。来年春天，我准备扩大种植面积，除蔬菜之外，还要种上各种杂粮和瓜果。除了大米和面粉之外，其余的蔬菜、杂粮和水果，我都打算自己种。 对一个十八岁前在家务农过的农家子弟来说，种地并非什么难事。虽然刚上手的一两周，对过去干惯了的农活儿有些生疏，但是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又都熟练起来了。 我想减肥已经想了好几年，但是体重一直纹丝不动。租下这块地，改变了生活方式后，没有刻意节食，体重却减下来了。以前容易犯困，现在整天精力都很充沛，晚上睡眠质量好了很多。 自己种菜，既不施化肥——肥料用的是鸡粪，也不打农药——虫子靠鸟儿帮忙解决，种出来的蔬菜味道比从菜市场里买的好多了。我有点儿惋惜以前没有找到这样的农地，假如找到了，我应该早就租地种上了。 自从种上了菜地后，我的心情舒畅了很多。每天与大自然亲密接触，而不是在各种或真或假的新闻里感受着大家焦虑不安的情绪，心情平静了很多。看着自己种植的蔬菜一天天的长大，感受着收获的喜悦，脸上多了许多欢颜。 我不是对这个社会漠不关心，如果现在国泰民安而不是灾难连连，我相信我的心情会更愉悦。如果我有能力改变社会现状，而不是无论如何努力都只是徒劳无功，我也愿意牺牲自己，去改变社会。天灾人祸既然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就非微不足道的个人所能改变得了的。与其孤愤的活着，莫如回归到原生态的生活之中，尽情的享受有限的生命。…

马某，女，陕西人。1984年，2019年5月10日早上初诊。右脉沉微涩无力，尺脉沉伏；左脉沉微。舌淡，苔少。 左侧下腹部疼痛，左侧腰痛，左侧输尿管下端受到肿瘤的压迫，左肾盂积水。疼痛时有恶心呕吐现象，怀疑为肾积水引起的肾绞痛。 已经做造瘘术，大便从瘘口排出。小便正常，颜色随喝水的多少变化，喝水多时颜色清，喝水少时颜色深。阴道出血，前一段时间大出血，后做动脉栓塞术，栓塞后做了局部的化疗。 2012年11月份因为不规则出血发现宫颈癌，术后诊断为1A期，未再做放化疗。2017年复发。左腿水肿。以前冬天手脚冰凉，去年冬天手脚热。胃口尚可，但是腹痛时胃口欠佳。 2018年6月7日，上海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pet/ct报告显示（核医学号：186299）：宫颈癌局切术后复发，FDG高代谢，累及宫体，左侧宫旁，直肠前壁，左侧输尿管下段受累可能，左侧输尿管全程，肾盂扩张，积液，右下肺肺大泡。 2019年4月1日在湖南泰和医院超声检查显示肝胆脾胰腺未见明显异常，2019年4月1日湖南泰和医院ct检查显示（报告编号：459032）：考虑透明膈腔，宫颈癌术后复发改变，膀胱左后壁，直肠前壁及左侧宫旁受侵，左侧输尿管包绕/受累，并相应水平段以上输尿管扩张。直肠腔内气体隐约连续宫颈管下段区腔内气体影；直肠-宫颈瘘？右侧腹股沟稍大淋巴结。 患者因近期多次大出血，身体极度虚弱。 中医辨证：正虚邪实，气血两亏。 治疗原则：扶正祛邪，消痰散结，补血止血，兼消水肿。 汤方：归脾汤加味…

中医的发展，不是一个时代，更不要说是某一个人的成就。无论是伊尹还是张仲景，都不可能一个人完成这么一个东西。它是从经验来的，所以中医学简单的说就是经验医学，是从疾病斗争中搞出来的。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著名的经方学家胡希恕教授 无论何种学术，理论与事实，欲其相应而无毫厘之差如治数学者，只需专为理论之研究而已足，无所用其经验之知识。至于医学，则非单纯之理论所得而解决之，故不得不求于经验的结合。 ——日本著名的汉方医学家，《皇汉医学》的作者汤本求真 中医的历史很悠久，也很博大精深，直到今天，它仍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外台秘要方》《千金方》《难经》《本草纲目》《医宗金鉴》，这些经典的中医典籍中所蕴藏的养生和治病的智慧，吸引了很多人。 但是中医界向来派系林立，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也是不争的事实。千百年来，很多人都认为自己掌握了中医的真理，每个派系都有不少的门徒，各执己见，唯我独尊，攻讦其他学派的学术观点，导致后来的学习中医者颇难抉择。有一些派系观点极端，流毒无穷，导致很多人丧命。 大千世界的众生是非常复杂的，他们生的病也各有各的不同，凡坚持一种较偏执的中医理念的，都是有问题的，如所谓的扶阳派或滋阴派等。此理易明，这世界上千千万万的人各不相同，怎么可能只有一种体质？昔者，祝味菊老大夫说，人人都说我是扶阳派，这是一种很大的误解，只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擅长用扶阳的方药，所以阳虚的患者来找我的比较多而已，中医又岂止扶阳二字能够概括得了？ 我读中医类书籍二十余年，几乎每天都在不间断的读，还尽量坚持每天都写作——大多数时候写的内容都是我学习中医和运用中医治病的心得。仆虽不敏，但是深信这份毅力也不是每个学中医者都有的。书读多了，就会像何任教授所说的那样，读书既多，反增迷惑，突然有一天水到渠成的就由博返约，由繁到简，豁然开朗了。 这是大多数研究学问者都会经历的一个过程，就如王国维把学问划分的三个境界一样，经历了“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和“为伊消得人憔悴”的两个阶段后，最终要走到“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第三步。 学中医者，最终大多会在经方中找到归宿。所谓经方，很多人不知其义，其实经方二字很简单，就是经验方的意思。按照胡希恕教授的说法，中医是经验医学，中医的经方是古人——而且是文化程度不高的老百姓而非什么圣人在日常生活中摸索出来的治疗疾病的经验方，绝非按照阴阳五行和周易八卦等高深的玄学理论推演出来的神奇妙方。…

​中医经方学派特别重视方证和药证，当然很多经方学派中医有一个很不好的地方就是只尊崇张仲景记载的有限的古方，对后世的效验方不屑一顾，这个就有点囿于门户之见了。但是经方学派重视方证和药证，拒绝用阴阳五行的玄谈来解读中医的做法很值得肯定。 胡希恕教授毕生都在努力把经方与《黄帝内经》剥离，胡希恕教授及其弟子的著作是否定《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参考了《黄帝内经》的，也从多方面考证了《伤寒论》序言中的“撰用《素问》”等文字属于后人篡改张仲景的原文，以附丽《黄帝内经》中的阴阳五行和经络学说。 陈苏生教授的《五行平议》和姜春华教授对阴阳五行理论的考证（见姜春华的《中医与科学》），都做了很多功底十足的考据工作，证明阴阳五行学说应用于中医，颇为牵强附会，读者有兴趣可以自己查阅。日本的汉方医学家如吉益为则和汤本求真等，基本上都摒弃了阴阳五行学说。 如果认真去读《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等古代临床著作的原著，我们不难发现，张仲景等临床医生真正所重视的是方证和药证。“有是证，用是药”，“知犯何逆，随证治之”，“桂枝本为解肌，若其人脉浮紧，发热汗不出者，不可与之也。常须识此，勿令误也”，每一个方子都有非常清晰的适应症，有些还有禁忌症，见到了适应症，就用相对应的方剂，效果立竿见影。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张仲景用阴阳五行理论去解释病者的疾病，直到金元时期的成无已开始，后人才开始用自己的语言去解读张仲景的著作，此时离张仲景去世已经有千年之久。这些解读大量的采用阴阳五行的理论，以讹传讹，流毒无穷。把本来是建立在方证与药证的基础之上的，清晰明了的中医临床著作，蒙上了玄学的色彩。 胡希恕教授认为，这是因为古代的中医，要想混碗饭吃，给富贵人家看病，免不了要扯上一些貌似高深的理论来令人家信服，所以才讲辨证论治。胡老认为中医要做的是辨证施治而非辨证论治，不需要这些高谈阔论，辨明了患者属于某某证，直接用某某方就可以了。这种有据可依的治病思路，较之于胡扯阴阳五行理论要可靠多了。所以胡老生前治病时，一般只讲这个患者属于桂枝汤证，那个患者属于小柴胡汤证，直接按证开方就是了。 “真理半张纸，闲言万卷书”，这句至理名言用来形容中医，真是恰当不过。《伤寒论》很薄很薄，但是古今解读《伤寒论》的书汗牛充栋，后人把《伤寒论》越读越复杂。古今注解《伤寒论》的有数百家，这些人注解《伤寒论》的书看一辈子也看不完。 我看过崔永元的一次演讲，主题和“素读”有关。崔永元给“素读”下了个定义：按照人家自己的本来的意思去读人家的书，不要过度解读原作者的意思，把人家一行字读出无数行来，这就叫素读。 崔永元讲了一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真实的事情：他说有一次做节目，他们邀请了一个书法家嘉宾，崔永元看到人家特别激动，因为他之前读过这位嘉宾的书。所以崔永元讲了一大通的书法理论，听得人家嘉宾也很激动，问崔永元从哪里看到这些理论的。 崔永元说，就是从你的某某书中看到的呀。这个嘉宾对崔永元说，我的书中没有这样的话。于是崔永元拿出书来翻阅，果然这个嘉宾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崔永元感慨万千的说，我们现代人已经习惯了按照自己的思维去曲解其他人的意思，不能用“素读”的态度去理解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