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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有些人来说，活下去不是一件难事。但是对另一些人来说，活下去就像在惊涛骇浪中行船一样，充满了艰难险阻。 癌症患者就属于后一种人。有些人在确诊为癌症后对命运的这种安排愤愤不平，有些人则在被不幸打击后意志消沉，但如果要想继续生存下去，就要尽快调整自己的心态，充分的调动自己所能用到的各种资源，为自己争取最大的生存机会。 生病了，首先要做的事情是寻求医疗帮助。不过在这个医疗服务已经多元化的时代，患者需要在许多治疗方案中进行抉择，却也并非一件容易事情。抉择意味着我们需要做出正确的判断，但是做出正确的判断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的智慧往往不像我们自己想象的那么可靠，存在于我们脑海中的那些常识和我们接收到的各种新鲜的信息，都不一定正确。 而且，我们往往很难给正确本身下一个正确的定义。这句话看起来很拗口，让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伽利略做了一个著名的铁球实验，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留下来的物体下落的速度与其质量成正比的结论。伽利略在比萨斜塔当着其他的教授与学生的面，把两个质量不一样的铁球从空中放下，一会儿，两个铁球同时着地。在伽利略之前，人们根据自己的常识，相信亚里士多德的判断：重量不一样的物体，在自由落体运动中，速度是不一样的。 根据我们的生活常识来判断，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是对的——如果伽利略不是用两个铁球做实验，而是用羽毛和铁球做实验，那么羽毛下落的速度肯定会比铁球慢。这种在现实生活中被验证了无数次的经验铸就了我们的“常识”，人们做任何判断时，都首先是求助于自己的“常识”。 常识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常识是有限正确的。而科学原理的正确也是有条件的。两个铁球同时落地，是因为空气阻力的差异对两个质量不同的铁球来说，可以忽略不计。但是空气阻力的差异对羽毛和铁球来说，就无法忽略不计。所以用羽毛和铁球来做实验，羽毛落地的速度就不如铁球。但是在真空的环境下，羽毛和铁球是会同时落地的。 所以我们很难给正确下一个正确的定义，常识和科学原理都“正确”。我出生在湖北东部的一个农村，十八岁之前大多数时间是生活在故乡，在我的故乡，还有大量的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在我自己村，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比例很低，所以我们村还会有大量的人相信亚里士多德的判断。但是我现在大多数时间是生活在北京市海淀区，这里可能是中国高级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区域，这里的大多数人早已经在课本上学习过伽利略铁球实验，所以对这里的人来说，他们的常识是在自由落体运动中，速度与质量无关。 可见在不同的人群中，“常识”的具体内容是不一样的，有时他们的“常识”完全对立。而在现实的世界中，我们的社会就是由不同的人群组成的。人们在教育程度、文化背景、个人信仰、经济条件、职业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决定了每个人的“常识”也必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所以这世上存在无数的看似互相矛盾的“正确观点”。我们自己脑海中的那些“正确观点”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这非常的难以判断。有许多人正是相信自己的绝对正确，所以做出了错误的决定，最终葬送了自己的生命。…

王清任（1768－1831年）是河北省玉田县鸦洪桥河东村人，亦名全任，字勋臣。从他的字可以看出他的父母寄望于他能够从政，建功立业，光宗耀祖。王清任是清代的武庠生（亦即武秀才），后来还捐资得了个千总（武略骑卫）的官衔。他的先祖王凝机是当地的一位名医，王清任小时候一边学武，一边学医，所以长大后颇有胆略，见识过人，且性格光明磊落。 王清任早期在自己家乡行医，后来到北京行医，因为疗效卓著，颇有医名，与皇亲国戚四额驸交好，在四额驸家中住了几十年。因为这些原因，王清任经常被一些高官延请到家中治病。他在当时的地位，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为中央高干治病的医学专家的级别。 王清任之过人之处在于他极有胆略和求实精神，中国过去两千多年有过不少的中医，但是在这两方面能超越王清任的人恐怕还没有。不但过去没有，现在也很少见到王清任这样的勇于求实与创新者。 他到死人堆中去扒拉开人的内脏，以此来研究人体结构，发现了《黄帝内经》和《难经》这些著作中关于人体器官的描述大多不正确。他也敢于冒天下之不韪，在他的著作中，他批评被人过度吹捧的医界圣人和经典。因为他的批评有理有据，所以他的著作一出，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王清任的自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嘉庆二年丁巳，余年三十，四月初旬，游于滦州之稻地镇，其时彼处小儿正染瘟疹痢症，十死八九。无力之家，多半用代席裹埋。代席者代棺之席也。彼处乡风，更不深埋，意在犬食，利于下胎不死。故各义冢中，破腹露肚之儿，日有百余。余每日压马过其地，初未尝不掩鼻，后因念及古人所以错论脏腑，皆由未尝亲见，遂不避污秽，每日清晨，赴其义冢，就群儿之露脏者细视之，犬食之余，大约有肠胃者多，有心肝者少，互相参考，十人之内，看全不过三人，连视十日，大约看全不下三十余人。始知医书中所绘脏腑形图，与人之脏腑全不相合，即件数多寡亦不相符，惟胸中隔膜一片，其薄如纸，最关紧要。及余看时，皆已破坏，未能验明在心上心下，是斜是正，最为遗憾。至嘉庆四年六月，余在奉天府，有辽阳州一妇，年二十六岁，因疯疾打死其夫与翁，解省拟剐，跟至西关，忽然醒悟，以彼非男子，不忍近前。片刻，行刑者提其心与肝、肺从面前过，细看与前次所看相同。后余在京时，嘉庆庚辰年有打死其母之剐犯，行刑于崇文门外吊桥之南，却得近前，及至其处，虽见脏腑，隔膜已破，仍未得见。道光八年五月十四日，剐逆犯张格尔，及至其处，不能近前。自思一篑未成，不能终止。不意道光九年十二月十三日夜间，有安定门大街板厂胡同恒宅，请余看病，因谈及隔膜一事，留心四十年，未能审验明确。内有江宁布政使恒敬公，言伊曾镇守哈密，领兵于喀什噶尔，所见诛戮逆尸最多，于隔膜一事知之最悉。余闻言喜出望外，即拜叩而问之，恒公鉴于苦衷，细细说明形状。” 这段文字详细的描述了他亲自研究人体结构的过程，古往今来的大多数中医从业者，皆不过人云亦云的从《黄帝内经》和《难经》等经典著作中去学习古人描述的人体内脏器官的知识而已，在王清任之前几乎没人怀疑过，更没有人亲自去验证这些描述是对是错。王清任在尸体堆中去研究医学，这种勇气和求实的精神，正是我国中医学界最缺乏的。 我国古代曾经有过解剖学，南宋法医宋慈的《洗冤集录》可以说是最早的与解剖学有关的著作。比他更早的是汉代王莽执政时，曾经让人解剖死刑犯的尸体，研究人体结构，不过当时留下来的文字资料太少。宋慈的《洗冤集录》是一本专门的法医著作，真正涉及人体解剖的知识并不多。王清任的《医林改错》中的人体脏腑图，才是我国最早的可信的解剖学方面的专业资料。 王清任不但观察人体的器官和组织，为了匡正古代医学典籍中对人体“水道”的描述之误，还亲自做动物实验：“后以畜较之，遂喂遂杀之畜，网油满水铃铛，三四日不喂之畜杀之，无水铃铛。” 我们中国很缺乏王清任这样的重视实证的中医，有很多的学习中医者迂腐到了和孔乙己差不多的程度。有时古人写了个错别字，他们迷信古人，不敢质疑，居然也能强加解释，讲得头头是道，甚为可笑。 姜春华教授曾讲过一件小事，他说《黄帝内经》中有句“卫气出于下焦”，这话完全的不合情理，但是历朝历代的注释者却也强行解释它是多么的有道理。后来他采取考据的办法去查证，才发现这句话里“下焦”中的“下”是个错别字，这个字本来应该是“上”，“卫气出于上焦”就容易解释多了。我们历代的学习中医者对经典深信不疑到了连错别字都发现不了的程度，这是很可悲的。…

在历代中医名著中，我最喜欢的不是《黄帝内经》和《伤寒论》这样的被大多数人推崇为经典的中医名著，而是很多人不知道的《医林改错》。姜春华教授说《黄帝内经》和《难经》这样的经典著作“确有矛盾之处，但前人总是曲为解释，统一矛盾，因之捉襟见肘，不能自圆其说。二千年来无人能指其是非，即或有疑亦不敢明言，直至王氏才勇敢而明确指出。” 姜春华教授对王清任的这句评价很中肯，王清任是中国两千多年来惯于因循守旧的中医界极为少见的，敢于用证据来驳倒《黄帝内经》、《难经》和《伤寒论》这种被大多数中医顶礼膜拜的经典的一个另类人物。而且他所批驳的，虽然存在一些错误的地方，但是绝大多数是正确的。 他纠正了中医的许多错误的理念，因此他把他自己的这本薄薄的著作命名为《医林改错》。王清任在传统中医所重视的阴阳、表里、虚实、寒热的八纲辨证思想之外，开拓了不但影响了中医，也影响了西医的“气血”理念。尤其是王清任对血瘀症的研究，直到今天仍然有非常实用的临床价值。王清任创建的33张处方治疗神经系统病变、血管病变和肿瘤等疾病，有独到的疗效。 已故北京四大名医之一的施今墨先生提出要把中医的八纲辨证拓展为十纲辨证，所增加的两纲，正是气血，施今墨先生受到了王清任的影响。王清任的《医林改错》成书于道光庚寅年（1830年），是王清任生前仅有的一部著作。该书短小精辟，阅读速度快的人两三个小时即可读完。王的著作刊刻以来，受到了极大的欢迎。自1830年北京三槐堂书铺初刻到清朝覆灭的80年间，散见的版本多达40余种，至今，在国内可以见到的版本不少于70种。 此外，此书问世后不久，便被翻译成英法日等多种译本，其英译本最早还刊载于英国的《博学会报》上，欧洲科学界称王清任为“近代解剖学家”。王清任最大的贡献在于他通过真实的对人体内脏的观察，指出了两千多年来中医界的各种著作中对人体脏器的认识的错误。可以说是对迷信《黄帝内经》和《难经》者的当头棒喝。 清代咸丰年间的张润的一位朋友之子患病，当时的中医认为这孩子是中风，所以根据传统的中医理论，用了各种风药治疗他，患儿在服药后四肢抽搐，口眼歪斜，命在旦夕。“忽得一良方，一剂稍愈，三服霍然”（忽然得到一张方子，吃一副药就有好转，吃了三副痊愈），他感到非常的惊奇。他又得悉另一个半身不遂十余年的患者，也是得到一张良方后，行走如故。张润对这些方剂感到很好奇，于是细细的追访这两个患者所用方剂的来源，竟同时出自王清任的《医林改错》。这件事对他产生了很大的触动，于是他不惜捐资刊刻《医林改错》。 这里我想讲一个与我本人有关的笑话，曾经有一个对我的文章很不忿的中医爱好者找我辩论，他认为《黄帝内经》不容置疑，当时有个叫张至顺的道长在网络上被炒得很有名，这位中医爱好者举张至顺道长为例，说张老道长就是把道家哲学和中医结合得很完美的楷模。 我刚好对张道长有点了解，就建议这位中医爱好者从张道长的各种访谈中去找找看张道长最推崇的医学典籍是哪一本，后来他告诉我是《医林改错》——这是我早就知道的，我故意让他去找。然后我建议这位中医爱好者花上十几分钟的时间把《医林改错》这本书看一看，哪怕看个开头也好——这本书的免费电子版到处都是，看完后他哑口无言了。他大概这辈子再也不会以张至顺道长为例来证明自己的那些死捧《黄帝内经》的观点了。当然，这两年他也终于醒悟过来，不再以迷信的态度来学习中医了，我个人觉得他的转变多少与王清任的《医林改错》有点关系。 年过百岁的张道长很会做人，他深悉中国人因循守旧的传统很深，不愿意与一些执迷不悟者做口舌之争，但是也不愿意说假话，所以他推荐别人去学习《医林改错》，自己不对中医的传统经典发表令一些铁杆的《黄帝内经》迷们不舒服的言论。读者只要翻开《医林改错》，便会看到大量的用事实依据来批驳中医经典的内容，也就不用张道长自己来批判那些被人迷信的中医经典了。据我所知，张至顺道长早年给人治疗过肝硬化和癌症，且有一定的疗效，所用的汤头主要都来自于《医林改错》。 最近有个白血病兼脑瘤患者的女儿找我咨询一些问题，她的母亲患癌后，她靠自己自学的中医知识为她母亲治疗，维持了她母亲多年的高质量的生活。但是她对自己的中医基础还缺乏自信，承蒙她看得起，她有些不明白的地方，愿意付费咨询我。她治疗她母亲，用的主要就是王清任的“补阳还五汤”等方剂，疗效比她找过的中医师开的方子要好多了。…

每当我有一些应用得非常成熟的经验方的时候，我就会把它写成文章，毫无保留的对外公布。还有一些方子我应用得不是太成熟，或者仍然在不断的改进着，我就会在继续试验一段时间，确定其有一定的疗效，副作用可控的情况下再公布。 有些患者在使用了我公布的方子，解决了他们的问题的时候，会以打赏的方式给我点报酬，另一些患者使用后不会这么做——我对此也很理解，癌症等慢性病需要长期治疗，患者经济拮据，即便有心大方一点也无能为力。我从有能力支付报酬的患者中取得一点报酬，支撑我的开销就足够了。 有些患者对我的做法表示不解，直接问我：“你对所用的处方不保密的话，你靠什么生存呢？”我的生存从来都不是问题，我所求不多，更多的花费是在医学研究上，总有一部分患者愿意支付一些费用来支撑我的生活和研究，这就够了。 我个人认为，我们学习中医和应用中医药治疗疾病，是不应该对自己掌握的医术保密的，活人之术不应该绝于我们自己手中，一定要把它传承下去。通过带学生是一种传承方式，著述是另一种传承方式。 这种想法也是支撑我不断写作的动力之一。另外我学医的初衷是受家人为疾病折磨的激发而产生的，我当初也很期望一些医生们能够公布自己的经验方，供我们参考，所以自己也愿意公布自己的经验方，供其他人参考。 这些年总是时不时的有患者或者患者家属告诉我，他们在看了我写作的某篇文章，并且按照该文的介绍用药后获益，他们因此而感谢我，这让我很感欣慰。当然也有一些没有受益的人骂我，这我就无可奈何了，只能建议这样的读者们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性格太偏激对自己的健康无益。 以我的个性而言，我更喜欢比现在更安静的耕读生活，而不是老这样的抛头露面，因为那样的生活会更轻松，从养生的角度来说，对我自己更好一点。而且说实话，以我和我家人对生活的要求，我不再工作，我们余生也不缺钱——不是因为我们拥有的财富多，而是因为我们需求的实在是少得可怜。 我这辈子还是会一日都不懈怠的继续研究中医药抗癌和原创性的写作——除非生了严重的疾病不得不休息，这一点可能大多数医疗界的同仁做不到。我从小到大已经养成了如此勤奋的习惯，不但别人改变不了我，我自己也无法把自己调整到另一种状态。 中医界的老前辈姜春华教授说他小时候很笨拙，别人嘲笑他。他父亲却说，笨点没关系，勤能补拙，只要能勤奋，笨人也能学到不少东西。姜老后来果真成了中医界的泰斗。我这辈子不敢望姜老之项背，但是却对他父亲说的这番话深表认同。我小时候也不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是靠勤奋学习才多少学到了点东西。 真正的活人之术要靠日复一日的积累才能学好学精，一个人一旦走上这条路，就不应该往后退。虽然前面也许有很多的艰难险阻，但医学可能是这世上为数不多的真正对人有益的学问。…

促使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是我最近在阅读的一些关于“华夏/中国”文明兴衰成败的大历史方面的著作。中医是依附于“华夏/中国”文明体系而存在的一种医学体系，它的起源和兴衰与“华夏/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兴衰历程是一致的。曾几何时，“华夏/中国”在世界上举足轻重时，中医也被世界各国当作学习和引进的对象，流向全世界。而当“华夏/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处于落后挨打的局面时，中医也被当作陈旧落后的历史垃圾，许多激进分子叫嚷着要把它扫进历史的垃圾桶里。 但正如“华夏/中国”文明一样，中医也有很强的韧性，无论遭遇了多少次的挫折和被征服，它都能浴火重生。而且每一次重生后，中医都能焕然一新，融汇和吸纳大量的新知，在薪火相传的同时，实现令人瞩目的继长增高。这其中的关键，在于自古至今，“华夏/中国”文明都有一种如孔子所说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精神。这种精神让中国文化能够不受教条主义影响，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通，发遑古义，融汇新知。所以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医吸纳了随佛教一起流传到中国的古代印度医学和随丝绸之路一起流传到中国的伊斯兰世界的医学知识中的精华，一次又一次的继长增高。 唯其不排斥新鲜的血液，一种文明或科学才能一次次的突破自己，实现继长增高。中医中的许多理念，可以在印度的阿育吠陀（Aryurveda，梵文“生命的科学”的意思，指印度古代医学）中找到影子。中医所用的许多药材也是从古代就开始从海外通向中国的商路流通到中国来，并进而为中国的医生们所使用的——如来自非洲的乳香和没药以及来自印度的曼陀罗等。这说明中医是一个开放的医学体系，一直在不断的向外界吸收新知识。 但“华夏/中国”文明在发展的过程中，亦曾不止一次的滋生过傲慢自大和闭关自守的心理，尤其以汉文化为典型代表的唯我独尊的文化沙文主义曾不止一次的阻碍了“华夏/中国”文明发展的步伐，导致中华民族数次受挫于其他民族（如五胡乱华、蒙元和满清等时期），成为被征服者，错失了许多良好的发展机会。这种狭隘的思想在中医领域主要体现在“经方中医”（或曰汉唐经方，日本称之为古方派）的排他性上。 古老的华夏文化仅限于黄河流域涉及到今天的山西、陕西和河南等非常有限的一片区域内的文化，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如果那时有“中国”这个概念的话）只不过是若干部落组成的一个小国。我们的先民们在华夏大地上不断的拓展，融合了许多民族，甚至吸纳了从商路移民到中国的中东与欧洲地区的民族，才逐渐形成今天这样一个大国。所以中国不同于欧洲的单一民族国家，也不同于美国这样的新移民国家，中国是一个在历史上就不断的以同心圆的方式向外拓展的多民族融合的国家。我们在形成族群的过程中，就不断的在吸纳新的文化元素，各种文化元素互相竞争后又互相融合，生成新的更有生命力的民族文化。 可以这样说，“华夏/中国”文明最大的优势在于它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在中国的“天下”思想中，本无任何国家与民族的界线，华夏民族乐意吸纳一切比自己更先进的文化，促进自己的成长。我们只有有限的几个历史时期是出于政治目的而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拒绝接受外来的新事物的——这样做的结果无一例外的造成我们的文明的衰退。也只有少数华夏子孙不思进取，傲慢自大且冥顽不化。正是在这样的锐意进取的精神下，我们中国的冶炼技术、纺织技术、制陶技术和医药技术才一次次的进步，不但为儒家文化圈各国竞相效仿，亦使欧洲与中东地区的皇室贵族们艳羡不已。 中医要想在新时代继长增高，亦必秉承这种不断进取和海纳百川的精神，从现代科学中吸取营养，促进古老的中国医学朝着更先进和更精准的方向发展。《礼记》中的“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理念，展示的正是中国人锐意革新的胸怀。我们中医人不能守旧不变，不思进取，正如一位哲人所言，如果你不在追求进步，那么你就是在追求退步。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人类一直在追求的梦想也正是“人文日新”，我们华夏民族厚重的人文思想完全能够承载各种革新。我们从旧石器时代发展到今天，随着文明的进步，正在一步步的摆脱大自然的束缚，我们对自己的命运和健康有了越来越多的主宰权。在这个过程中，医学的进步功不可没。若无医学的进步，人类要想主宰自己的健康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所以我相信中医还能继长增高，能够在吸纳新知的过程中推动自己的进步。眼下中医所受的各种批评和非议，以及中医界守旧力量发起的各种对新知的抵触和批判，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去看，都只不过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浪花而已。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无人能够阻挡它发展的方向。

冬季感冒多属于风寒性质，但是感冒拖延的时间长了，或者患者有其他疾病的影响，也会因感冒而引起呼吸道感染。此时不能再当作风寒论治，当按照肺热治疗。宜用清解表热的方剂，不能再用桂枝汤和麻黄汤之类。 印会河教授有一张经验方：桑白皮9g，桑叶9g，菊花9g，黄芩12g，山豆根10g，鱼腥草30g，枇杷叶9g，芦根30g，生石膏30g。 印老的这张方子主治发热恶寒，发热重而恶寒轻，甚至不恶寒，头胀痛，口渴思饮，鼻塞流涕，喷嚏，咳嗽，咽痛，舌边尖红赤，苔白或黄，脉浮数。可以用于现代医学感冒发热及上呼吸道炎症明显者。 此方是将桑菊饮和银翘散两方相合后，再进行加减而成的。多应用于春夏季节的感冒，但是对冬季感冒已经由寒化热的患者也是适用的。对已经由寒化热的感冒，只能用凉润解表的药，不能用辛温性质的解表药。 是用凉润性质的方剂还是用辛温性质的方剂，其辨证的关键在于患者口渴还是不渴。如果口不渴，那么热邪尚在表，未入里，这时候可以用辛温性质的方剂，如麻黄汤或桂枝汤；如果口渴，则属温病，不能再用辛温性质的方剂，只能用凉润性质的方剂。 凉润解表的代表方剂就是桑菊饮和银翘散。印老此方妙在将两方相合，再在两方的基础上加点桑白皮、生石膏和鱼腥草，将连翘改为山豆根，加大清泄肺热的力度。 印老用药多考虑患者的经济承受能力，山豆根较连翘廉价，所以他喜欢用山豆根，不喜欢用连翘。实际上这个方子中也可以山豆根和连翘并用，不但如此，如果患者的烧难退，还可以加用白薇9g，浮萍9g。 若患者有其他的兼见症状，则医生还应在此方的基础上，根据患者相应的症状，再作加减。另外在治疗发烧类疾病时，医生应该叮嘱患者服药不是按照常规的早晚饭后各一次，而是每隔两小时服药一次，烧未退尽时，夜间尚可以再服药。所以退烧时一天常常需要服用2-3剂药，每剂分两次服用。发烧期间，忌食各种鱼肉类和奶类食品。

礼物多么幸福的一天，晨雾早已散去，我在花园里劳动。蜂鸟落在忍冬花上。这世上的事物我再也无所企求。我知道没有什么人值得我去羡慕，我遭到的种种不幸，也早已忘记，想到我一直是这样的人，并不感到惭愧。我的身体也没有任何的病痛。我挺起腰，看见了蓝色的大海和船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切斯拉夫·米沃什 切斯拉夫·米沃什的一生是与苦难斗争的一生。1940年6月，29岁的切斯拉夫·米沃什闯过苏军与德军四道防线，从他的故乡维尔诺长途跋涉到纳粹占领下的华沙。从此开启了他的长达半个世纪的流亡生涯。 这位在二战的炮火中九死一生的作家这样来形容自己的写作：“我的20世纪是由一些我认识或听说过的声音和面孔所构成，他们重压在我的心头，而现在，他们已不复存在。许多人因某事而出名，他们进入了百科全书，但更多的人被遗忘了，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利用我，利用我血流的节奏，利用我握笔的手，回到生者之中，待上片刻。”1980年诺贝尔奖委员会在给他颁发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授奖词如此说：“切斯拉夫·米沃什以毫不妥协的敏锐洞察力，揭露了人在激烈冲突的世界中的处境。” 苦难的生活并不能打垮一个乐观的人。切斯拉夫·米沃什的这首小诗《礼物》就像一条静静地流淌的河流，缓缓地述说着他对生命的热爱。无限往事都如过眼云烟一样，所有的伤痛都挡不住他对生命的热爱，当他融入大自然时，他与周边的一切一样安宁而美好。 心理学家发现在二战中成长的这代人，罹患抑郁症的比例远低于在战后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出生的这代人。切斯拉夫·米沃什的经历印证了哲学家叔本华的一种说法：倘若一个人着眼于整体而非一己的命运，他的行为就会更像是一个智者而非一个受难者。切斯拉夫·米沃什在二战的炮火中看到的是整个人类的命运，思考着整个人类的未来出路，他因此而得以从个体的苦难中超脱出来了。 切斯拉夫·米沃什让我想起了许倬云教授，这位华裔历史学和社会学大师，也是在战争年代漂洋过海到美国留学，然后留在匹兹堡做了五十年的学术研究。他是个残疾人，由于经济拮据，他乘坐的是从菲律宾运铁砂到美国的商船到的美国。一路上他经历了许多艰难险阻，花了57天才到美国。在半路上遭遇过海啸，当时惊恐万分的船员把他绑在椅子上，再把椅子绑在桅杆上以保护他。幸好船长的经验丰富，他才大难不死。许教授是个残疾人，所以从小就知道自己不必和别人去争和比，一心只想“向内活着”。 日军侵华时，年幼的许倬云一次又一次的跟着大家逃难，在逃难途中所见所闻，使他对芸芸众生的苦难有了非常深切的同情。到了美国后，他见证过美国一步步走向极盛，又一步步从极盛走向衰落，看到来自全世界各地的移民在美国经历的起伏跌宕的人生，这一切令这位研究历史学与社会学的教授印象深刻。他思接千载，文通古今，想的是为人类探索安顿无数普通人的身心的社会问题，对自己的残疾和自己一生遭遇的苦难，早已经看得轻如鸿毛了，他对自己的生活无比满足，笔下流淌的是他对人类未来的忧思。 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人生经历也是如此，如果以今天的医学标准来衡量，年轻时期的释迦牟尼是一位重度抑郁症患者，精神科医生或许会对他使用抗抑郁药物。但是释迦牟尼放下了自己王子的身份，走向了丛林，冥思苦想了十余载，希望从困扰着他自己的精神痛苦中走出来。最终使他真正的从这痛苦中走出来，转而成为一个快乐的精神导师的，是他顿悟到的一些道理。这些道理并非释迦牟尼的一些“小我”的问题，而是他看到的人类身心领域存在的普遍性问题——他致力于为人类找到精神痛苦的解脱之道。以佛教术语来说，他从小乘之路走向了大乘之路，一个自了汉成了普渡众生的菩萨，在这个过程中，他终于摆脱了一切烦恼。 深入的了解古往今来的人类所遭受的各种苦难之后，我们便会明白，我们个人所遭受的一切，皆是难以摆脱的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倘若我们愿意继续往前一步，我们便应该和我们的祖祖辈辈们一样，努力为我们的后来者摆脱我们曾经遭受的各种苦难做点什么。 当一个人明了这个道理后，他便不会再对生活有过高的企求，生命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礼物，仅仅活着，已经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我们会为活着的每一天赞叹，我们所见到的每一处风景，触摸到的每一片土地，皆能令我们发自内心的快乐；一朵鲜花的芬香，已经足以令我们陶醉；一只蝴蝶飞过，亦能令我们欣喜。

淘书的快乐，只有热爱淘书的人才能体会到。袁枚曾说书非借不能读也，照我看，对我们这些爱淘书的人来说，书也是非淘不能买也。多金的买书人进了书店，自然是不必考虑价钱，也不必考虑自家书房的容纳能力，一顿狂扫，速战速决，不假思索的买回一大堆书。 而我这样的抠门的淘书人，则更喜欢找一个大块的时间，走进一家书店，东逛逛，西逛逛。从琳琅满目的书架上挑出一本看着顺眼的书，翻阅一番，觉得这本书很合自己的心意，价格又承受得起的话，就先把它拿上，一会儿结账的时候再来个二次挑选。如果觉得某本书不是自己所喜欢的，就把它放回原处，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 这样淘着淘着，淘上大半天，就有了不少中意的目标。算一下总价格，往往是超出了预算的，这时候就免不了要忍痛割爱几本。于是在结账前又来个二次选择，选来选去，最后决定把选剩下来的买下。临到结账时，可能又有些后悔，觉得放弃的某本书或某几本书实在也很喜欢。内心挣扎一下，想一想这个月是不是可以在某项开支上省一省，把书买下来。这种挣扎往往要持续到在结账处排队结束，正在那里愣着的时候，收银员催促一声，也可能就咬咬牙，把几本本来打算砍下去的书都买下来。或者挑出几本放在收银台，表示不要，把其余的结账了。 有时一整天都没什么事，就会把这一天的时间都耗在书店里。选几本书，找个角落好好的读一读，读着读着就读入迷了。天下的书店几乎都差不多，快打烊时，就会送上一曲萨克斯演奏的《回家》。一听到这音乐，淘书客们便知道书店在催我们快点做决定，尽早买单走人了。 我小时候在乡下长大，村里没有书店，要想买书，就得走到镇上去，镇上有个小书店。我也没有多少钱，买不起很贵的书，买什么书自己也做不了主，因为我去书店，多半是和我哥哥一起去的。他看中了某本书后，就极力的想买，而我看中的书，他会批评一番后，觉得没有买的价值。最后往往是我听他的了，毕竟他比我大三岁。偶尔他也会照顾一下我的情绪，满足一下我的心愿。那时候我觉得有点吃亏，但是长大后才觉得这样买书实在是很有好处，有个比我心智更成熟点的哥哥带着我，我也能读点“上档次”的好书。我跟着我哥哥的脚步，读了不少精彩的文学名著。 到我上初中后，我才有了自己独立自主的淘书的权利。因为那时候我哥哥在县城上高中，我在镇上上初中。镇上的新华书店离我们学校并不远，有时间的时候我会去书店里淘几本想看的书。但是我不记得自己去淘过多少次书，初中时太贪玩了，课余时间大多耗在乒乓球台上——虽然球技实在不怎么样，但是却酷爱打乒乓球。 上高中开始渐渐的爱上了淘书，那会儿生活费不多，自己没有能力大量的买书，所以在书店里淘书的时候，总是选了又选，结账时也少不了与老板磨磨嘴皮，让老板便宜几块钱。我看天下最有耐心的老板就是书店的老板们了，他们从不会嫌弃他们的顾客左挑右拣的，只要还没到打烊时间，也不会去催促顾客结账。有些顾客逛了一天，一本书都没买，他们也不会抱怨。 我的大学岁月是很悲催的，家中两个孩子上大学，我父母实在是承担不起我们的学费和生活费，所以我买书更是慎之又慎。我那时候吃饭都成问题，多数时间是在学校里打二两饭或买一两个馒头，就着学校食堂里免费的汤，打发了自己的胃。所以有一次我看到新闻说厦门大学有个传统，免费给学生供应米饭时，有点儿热泪盈眶。后悔自己没有考到厦门大学去，考到厦门大学，好歹不会饿肚子。但是淘书这种习惯，一旦养成，就不太容易戒掉。所以那会儿我就自己找勤工俭学的机会，赚到了点钱的时候，会抽出一点时间去书店里过过瘾。虽然每次只能买一二本价格相对便宜的书，但是已经足慰我心了。 那会儿我已经对书店的质量有了鉴别能力，选择的是一些档次较高的书店——书店的档次高低不是说它的外表，而是书店老板对书店读者群的定位。有些小书店的老板就只是卖卖学生用书，或者卖点最大众的读物，比如各种武侠小说、言情小说之流。有些书店老板会卖一些有深度的专业性书籍，这类书店通常会在一个固定的读者群体中小有名气。到这样的书店里更容易找到我们喜欢的书。我常去的一家书店的老板，颇有文化，他家书店卖的书明显的比其他书店里的书有深度。而且老板人很温文尔雅，碰上老顾客在他们书店挑书时，还会奉上一杯热茶，就像是在招待老朋友。 学校图书馆弥补了钱少的不足，所以没事的时候我愿意在图书馆里泡着，用自己的借书证借书。只是学校图书馆的库存有限，更新速度也跟不上外面的书店。这些年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想必多数大学在这方面应该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林语堂在他的《生活的艺术》一书的开头写道：“中国的哲学家是睁着一只眼做梦的人，是一个用爱和讥评心理来观察人生的人，是一个自私主义和仁爱的宽容心混合起来的人，是一个有时从梦中醒来，有时又睡了过去，在梦中比在醒时更觉得富有生气，因而在他清醒时的生活中也含着梦意的人。他把一只眼睁着，一只眼闭着，看透了他四周所发生的事物和他自己的徒劳，而不过仅仅保留着充分的现实感去走完人生应走的道路。因此，他并没有虚幻的憧憬，所以无所谓醒悟；他从来没有怀着过度的奢望，所以无所谓失望。他的精神就是如此得了解放。观测了中国的文学和哲学之后，我得到一个结论：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人物，是一个对人生有一种建于明慧悟性上的达观者。这种达观产生的宽宏的怀抱，能使人带着温和的讥评心理度过一生，丢开功名利禄，乐观知命地过生活。这种达观也产生了自由意识，放荡不羁的爱好，傲骨和漠然的态度。一个人有了这种自由的意识及淡漠的态度，才能深切热烈的享受快乐的人生。” 林语堂先生的总结太到位了，所以我不惜大段的引用他的文字。西方人站在自己的视角上，总觉得中国人活得不够自由。但是西方人所谓的自由，在中国哲人的眼里，只不过是一种很肤浅的自由。真正的自由，乃是在看透了世间的一切后，根植于内心深处的豁达自在。这种自由使人可以放浪形骸之外，不受任何事物束缚。这也可以说是中国人的生活美学，活到极致潇洒的中国人，明白自己只不过是天地间的一个过客和寄居者，对世俗社会所在意的功名利禄，抱着一种嗤之以鼻的态度。这种态度使得他能够超然物外，不受任何束缚，来去自如。 林语堂先生的这段总结稍嫌啰嗦，倘若一个人在中国古典文学方面有点造诣的话，他可能更喜欢用布袋和尚的一首偈诗来表达这意思：“一钵千家饭，孤身万里游。青目睹人少，问路白云头。” 这首禅诗写得洒脱自在，布袋和尚对人生的感悟是如此的彻底——茫茫天地间，孤身一人，托钵行游。对这红尘世界的人情世故，统统不屑一顾，向白云尽头去寻路。这样超然物外的人生态度，正是林语堂先生所说的“带着温和的讥评心理度过一生，丢开功名利禄，乐观知命地过生活。” 中国人的生活美学于此可见一斑，中国哲学家是一种把人生的本质看得极为通透的达观主义者。他们甚至懒得长篇大论的讲道理，中国人喜欢写诗歌来表达自己对生命的感悟，这或多或少与中国人崇尚朴素简洁的美学观有关。长篇大论的著作让人看着觉得累，短小精辟的诗句却令人印象深刻。中国的诗人很喜欢用几句简单的诗词来表达深刻的哲理，让人分辨不出他们究竟是文学家还是哲学家。 中国的诗歌常常带有一种对现实世界的温和的嘲讽。比如明代的一位词人杨慎有首《临江仙 · 滚滚长江东逝水》，它是这样的嘲讽历史上的那些英雄人物（今天我们也称之为成功人士）：“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谈笑中。”类似的诗句还有元稹的《行宫》：“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 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这些诗句把大人物们写成了小人物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和笑柄。事实也确实如此，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得了中国人把风流人物当笑话看。 如果我们对中国的文言文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的话，我们便会无法遏制的热爱这样的文字，热爱它的节律和意境之美，更热爱它所包含的深刻的人生哲理。 在这种并不尖锐的嘲讽中（敦厚的中国人即便是在嘲讽他人，也不喜欢用尖酸刻薄的言辞），中国的哲学家们把古往今来的那些风云人物的人生价值完全否定掉了，他们身上剩下来的那点东西也就丝毫不值得其他人羡慕了。中国唐代诗人杜甫写得更直白：“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我们常说中国的文人相轻，其实中国文人未必真的是相互轻视，他们只不过是从骨子里蔑视这世间的一切虚荣的东西——甚至蔑视自己年少轻狂时的精神追求。比如杜甫写这样的诗歌，他并非在傲慢的认为“王杨卢骆”们“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他同样认为他自己也难逃这样的命运，他只不过是借着这种嘲讽来揭示这深刻的人生哲理罢了。…

张锡纯的《屡试屡效方》中有一张名为“十全育真汤”的方子，这张方子张锡纯用来治疗中医所说的“虚劳”和“劳瘵”（痨瘵，瘵字念zhai，四声）。“虚劳”和“痨瘵”是中医病名，属于虚损性质的病变，有人认为“痨瘵”是肺结核，实际上痨瘵不一定是肺结核，很多慢性病晚期出现的症状很像“痨瘵”。过去没有现代这么先进的医学设备，检查不出明确的病因，只能根据症状来对疾病命名，并给患者进行对症治疗。 十全育真汤的组成为：野台参四钱，生黄芪四钱，生山药四钱，知母四钱，玄参四钱，生龙骨（捣碎）四钱，生牡蛎（捣碎）四钱，丹参二钱，三棱钱半，莪术钱半。张锡纯是清末民初人，按照当时的度量衡和现在的标准度量衡的换算标准，这里的一钱换算成现在的3－4克比较合适，我倾向于4g。 张锡纯的这张方子是用来煎汤服用的，每日一剂，以上用量为成人用量。煎药时龙骨和牡蛎需要先煎半个小时左右，因为这两味药属于石质和介类药，先煎半个小时能够溶解得充分一些。 但是龙骨这个药，现在不怎么建议用，笔者建议把它换成浮海石或鳖甲，中药材龙骨是古代动物的化石，这些都属于珍贵的文物资源，受到法律保护。现在中药材市场的龙骨不再是传统中药龙骨，而是其替代品。 张锡纯的原著中说“十全育真汤”治“虚劳，脉弦数细微，肌肤甲错，形体羸瘦，饮食不壮筋力；或自汗，或咳逆，或寒热不时，或多梦纷纭，精气不固”。他对这张方子的加减方法也有标注：“气分虚甚者，去三棱、莪术，加生鸡内金三钱；喘者倍山药（山药用量加一倍的意思，下同），加牛蒡子三钱；汗多者以白术易黄芪，倍龙骨、牡蛎，加山（茱）萸肉（去净核）、生白芍各六钱。若其汗过多，服药仍不止者，可大用龙骨、牡蛎、（山茱）萸肉各一两煎服，不过两剂，其汗即止，汗止后再服原方；若先冷后热而汗出者，其脉或更兼微弱不起，多系胸中大气下陷，细阅拙拟升陷汤后跋语，自知治法。” 大多数的癌症晚期患者有中医所说的“肌肤甲错，形体羸瘦，饮食不壮筋力；或自汗，或咳逆，或寒热不时，或多梦纷纭，精气不固”的症状，所以这张方子可以用来治疗晚期癌症。而且张锡纯的这张十全育真汤中所用的药，大多属于现代中医抗癌时常用药，张锡纯组建“十全育真汤”的思路也为当代中医所沿袭，十全育真汤属于一张兼顾扶正与祛邪的综合性方剂。 方中的野台参（现在已经很少见了，属于珍稀药材）、生黄芪和生山药均属于扶正类药物，有补益气血和健脾益肾之功；知母滋阴清热，玄参凉血消肿，龙骨和牡蛎软坚散结，丹参、三棱、莪术则有活血化瘀、破积聚的作用。诸药合用，就很对癌症患者的症，尤其适合晚期癌症属气虚血瘀、阴亏津枯的患者。 现代中医中有不少医生以张锡纯的这张经验方为基本方，根据患者具体的情况，加一些药或减一些药进行治疗——中医的专业术语叫加减化裁，这个加减化裁的程序很重要，实际上这是在用基本相同的一种治疗思路对不同患者采取个性化治疗的一个过程。 十全育真汤确实有一定的抗癌作用，其所用的三棱、莪术现在都是经典的抗癌药对（中医把两种或多种可以起协同治疗作用的药放在一起使用叫药对或对药，施今墨先生的弟子还专门编了一本《施今墨对药》），从莪术中提炼出来的莪术油现在被制成了西药，常用于癌症的介入治疗。莪术的醇提取物也被制作成榄香烯注射液，多用于晚期肺癌、胃癌和脑转移瘤的治疗，也常用于癌症并发症胸水和腹水的治疗。若从现代药理学的角度来看这张方子，则这张方子是通过抑制肿瘤血管生成，摧毁肿瘤供血系统来实现抗肿瘤的效果。 由于肿瘤是一种本虚邪实的疾病，所以既需要扶正固本，也需要祛邪消瘤。有经验的临床中医师会在治疗时认真评估患者的身体状况，并据此来掌控扶正和祛邪的力度。张锡纯说“气分虚者，去三棱、莪术，加生鸡内金三钱”，就有这个意思，但是生鸡内金煎入汤方中有鸡屎味，常使人作呕，所以笔者本人还是建议用炒鸡内金或单独服用鸡内金片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