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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有个江苏的放射科医生来找我，她很不幸的罹患了晚期肠癌，在经历了痛苦的手术和放化疗后，她的病情还是没有被遏制住，她希望得到中医的帮助。 在找我之前，她自己也尝试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用各种毒物浸泡的药酒治疗癌症。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她的亲舅舅罹患中晚期肺癌后，拒绝了各种治疗，自己用药酒治疗自己，并且达到了治愈的效果。最开始的时候，她舅舅用壁虎泡酒，后来又加了毒蛇，再后来又加了蟾蜍，到最后，她舅舅泡酒的毒物多达几十种。她的舅舅就这样每次吃饭时，喝上几杯自己用毒物泡制的药酒，最后癌症被治愈了。 她很不幸，她照搬了她舅舅的做法，但是一点效果都没有，她的癌症迅速发展。她的同事对她说，她舅舅也许是误诊，但是她完全不相信，因为她自己给她舅舅做过多次检查，她舅舅的穿刺病理也是她的熟人做的，而且病理还在不同医院里做了三次，结果都证实了她舅舅患的就是癌症。所以她不能接受她舅舅被误诊的说法，她相信她舅舅的确是那些毒药泡酒治愈的。 这是一个很不幸的患者，我对她的治疗也以无效告终，她后来又去尝试了许多其他的办法也无效，最终在2018年底去世。在她去世前，她一直叮嘱我好好研究一下她舅舅的药酒的抗癌原理。 在以前，我可能会很简单的说这是以毒攻毒。但是随着我阅读的文献越来越多，我开始意识到这种治疗方法的作用原理的复杂性。 美国有位著名的毒素科学家Bill Haast从1948年开始不断的给自己注射微量的眼镜蛇毒素，后来他还尝试注射各种其他的蛇毒，最后他甚至一次性给自己注射几十种毒素的混合物。Bill Haast不是发疯了，而是在自己的身体上做人体实验。其他科学家往马身上不断的注射蛇毒，以制造有效抵御蛇毒的抗体，最后从马血中提炼出抗毒血清，用于治疗被蛇咬伤的人类。但是因为这些抗毒血清来自于马，所以它不可避免的掺杂了许多容易引起人体过敏的异质蛋白质。Bill Haast希望用在马身上制造抗毒血清的方法，在自己身上制造抗毒血清。他成功了，他的血清有抗蛇毒的效果。 Bill Haast在本地有人被蛇咬伤又没有合适的抗毒血清的时候，会向这些被蛇咬伤者捐献自己的血液，他的善举挽救了不少人的生命。Bill Haast后来被视为自我免疫的先驱之一。现在全球各地有许多人在尝试这种自我免疫的办法，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是有毒爬虫动物的主人，他们或因为职业需要，或因为个人爱好，养殖着各种毒蛇或毒蜥蜴，他们也采用Bill Haast的办法，不断的给自己注射毒素，以提高自己的免疫力。 到目前为止，这种自我免疫的做法还存在巨大的争议，但是科学界已经开始研究这种现象。Bill Haast一生被毒蛇咬伤过170多次，虽然有几次生命垂危，但他最后都顺利康复了。不但如此，88岁的时候，Bill Haast还宣称他因为受益于这种自我免疫实验，身体非常棒，他的免疫力比一般人强大多了，所以他相信自己能活过100岁，最后他的话果然应验了。…

几乎每个学过中医的人都知道中医有一种治疗方法叫“以毒攻毒”，作为一个成语，“以毒攻毒”这四个字在华文世界里也可以说是妇孺皆知。但是绝大多数人都只能理解其表层的意义，却无法知道“以毒攻毒”背后有非常复杂的科学原理。 毒物是自然界广泛存在的一种东西，人类也已经能够合成许多种毒物。不但有些生物有毒，还有许多没有生命的物质也有毒。自有人类以来，我们便不断的与毒物接触。 毒物甚至促进了我们人类在自然界的演化过程，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人类学教授Lynne Isbell提出了一种名为“Snake Detection Theory（蛇检测理论）”的学说，她认为致命的毒蛇对我们人类的影响十分深远，人类的大脑的演化很可能就是由蛇驱动的。 大约在6000万年前，亚洲和非洲的蛇毒性变得更强，蛇捕食哺乳动物的历史也长达数百万年，哺乳动物为了能够逃避蛇的捕猎，就必须得演化出更好的视觉。而要有更好的视觉，就要有相应的发达的视觉神经系统，这促进了人类大脑的演化。人类的大脑正是在这种演化过程中，越来越大，随着脑容量的增大，人类的智慧也与日俱增。 有毒物也帮助地球维持了生态平衡，帮助我们人类控制了人口的过快增长，蚊子在这方面居功至伟。这并不是说蚊毒很可怕，而是因为蚊子可以作为中间宿主，传播许多疾病，每年造成大量人口死伤。蚊子传播的疟疾每年会带走超过60万条生命，黄热病可以杀死3万人，登革热会造成1.2万人死亡，流行性脑炎会夺走2万余人命，还有基孔肯雅热、西尼罗热、裂谷热、寨卡病毒和其他脑炎，也可以通过蚊子传播。尚有多达4000万之众的人因为蚊子传播的淋巴丝虫病（象皮病）而深受折磨。 蚊子为什么是如此高效的病毒传播者？这得益于蚊毒。蚊子通过向人体注射毒素来达到吸血的目的，蚊子会利用蚊毒中的血管扩张剂、抗凝剂和抗血小板生成剂来确保伤口在蚊子吸血期间保持开放，蚊毒中的抗炎化合物能够防止免疫系统发出人体被蚊子侵袭的信号，大多数时候当我们意识到自己中了蚊子的毒时，蚊子已经扬长而去。蚊子在我们身体制造的伤口，为寄宿在蚊子体内的各种病菌创造了侵入人体的条件。小小的蚊子，简直就是天然的化合物生成大师。 站在人类的立场上看，蚊子是一种很可恶的有害生物，但是从维护自然界的生态平衡的角度来看，蚊子是功臣。如果没有蚊子传播的各种疾病，地球上的人口数量会多得可怕，过多的人口给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可能早已经把我们人类这个族群毁灭掉了。 所以我们人类与生俱来就是与毒物并存于地球上的一个物种，毒物也促进了人类医学的进步。一方面，人在中毒后需要抢救；另一方面，各种毒素也是治病的良药，能治愈许多疾病。人类的医学水平通过治疗中毒和利用毒素治病，不断的得到提升。 举例来说，肉毒素是已知的地球上对人类最致命的毒素——仅仅60纳克（1纳克等于百万分之一毫克）肉毒素就足以杀死一个人，要杀死地球上所有的人类，只需要某个人用手抓一把肉毒素就足够。但是把微量的肉毒素注射到额头上，却能够有效的抹平额头上的皱纹。人类常用来治疗高血压的某些药物，也是从一种蛇毒中提炼出来的。…

傍晚，书桌上最后的一抹夕阳消失了的时候，我站起来伸展伸展身体，透过窗户看向远方。太阳虽然落山了，但是晚霞还在，远方的西山在金色晚霞的映照下，轮廓清晰可辨。附近的一处锅炉房的两个烟囱往外冒出的两缕白烟，不紧不慢的在空中形成了两条烟柱。 这平凡的一幕，让我的内心进入到了寂静与澄明之境。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这个世界对我来说就像这个房间一样安静。此刻，我不需要对话的对象，我很享受这样的平静——就这样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说，眺望远方，任自己的思绪顺其自然的在这浩瀚的宇宙中飘忽不定。似乎在想什么，又似乎什么都没想，不管想没想，一会儿便会忘记自己刚才想的是什么。 我不需要一个为我量身定做的桃花源，也不需要出离这世间，我已经了无困惑，在任何地方都能如此安宁。以前我觉得这世界上有太多的纷争，如今我知道，对我自己来说，一切纷争都已结束。如果一定要我说还有什么遗憾的话，那么我唯一的遗憾是觉得自己以前还不够成熟和慈悲，未能以最平和的心态对待每一个有缘相识的众生。 但这一切也都已经过去，我对过去的事情不再耿耿于怀，对未来亦无任何企求。生命的河流在我眼前静静的流淌，再也不会泛起多大的波澜。 我也不再需要急躁的阅读和写作，我打算在今后的日子里有条不紊的按照自己的计划完成一些系统性的学习和写作任务。如果我不幸在中途离世，我也不会为未能完成计划而觉得遗憾。我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我未能完成的事业如果确有价值，自有其他人接着完成，无须我操心太甚；如果没有什么价值的话，那就让一切随风而去。 我既无意于做一个高尚的人，也无意于做一个卑鄙的人。我在天性的驱使下所做的任何无害于他人的事情，我都不会觉得可耻，哪怕有些事情是自私而非利他的。生而为人，我不想欺骗，也不想委屈我自己，尽管我也乐意帮助他人。我接受真实的自己，也接纳走进我的生命之中的真实的他人。 我不想与任何心存愤激之人走得太近，也不想接触那些自以为是的人。我愿意把我自己的这个安宁的世界保护好，尽管其实已经没有人能够破坏得了它。我知道我唯一要战胜的人是我自己，战胜了我自己，我就战胜了整个世界。如今，我战胜了我自己，也就不需要在意其他。 我不需要脱离亲朋友好友到森林中去悟道，我很享受与他们在一起的快乐，与他们也无争执。我以最平和的态度与他们相处，但是同时保持我自己的独立性。当一个人的内心不再有冲突时，他可以与自己的亲友们也没有冲突，与这个世界上任何其他人也不再有冲突。 所有的对我的嘲讽和谩骂我都会充耳不闻，如果嘲讽和谩骂我能让别人快乐一些，那就满足他们吧，我自己是听不见这些嘲讽和谩骂声的。如果我确实亏欠某人，我一定会做些什么弥补我的过失，以平衡他的内心。 我已经是一个很幸福的人，所以我也希望每一个人都幸福。如果因为我而造成某人不幸，我愿意尽我最大的努力去消除他（她）的不悦。我喜欢与人保持不远不近的距离，这样能最大程度的不对其他人造成伤害。虽然有许多人特别想接近我，但我总是客气的婉拒。我的人生阅历告诉我，适度的距离能避免纠纷的发生，人与人太过亲近会产生很多不必要的矛盾。而且我的社交对象已经足够，没有必要再增多。…

周末的上午，我在家里看书，眼前是我种植的几十盆绿植，有些鲜花正怒放，冬日的太阳洒在我身上，温暖无比。我的内心既安宁，又有淡淡的喜悦，我对这样的生活无比的满足。我很感恩命运赐予了我这一切：它赐予我食物和健康的身体，使我免于饥饿和疾病的折磨；它赐予我阅读和思考的能力，赐予我持续不断的学习的热情，使我的人生既不空虚亦不无聊；它赐予我幽默感和随和的性情，使我在与家人相处的时候总能谈笑风生，其乐无穷；它赐予我反思的力量，让我不断检视自己的所思所为，纠正偏差，避免发生重大的错误。过去的这一周我在阅读的书既有专业的医学类书籍，如《流行病学》《医学史》和《中医名医临证金鉴：肿瘤卷》等；也有许多看似与医学无关的书籍，比如许倬云先生撰写的《说中国》《说美国》和《万古江河》，赖永海先生主编的《中国佛教通史》，爱因斯坦的《我的世界观》，高尔斯撰写的被列为牛津通识读本的《数学》和朱自清先生的《经典常读》，以及我反复翻阅的《菜根谭》，甚至还读了洪升的的剧本《长生殿》。有些书我只是在睡前或上厕所时随意翻翻，有些书我认真仔细的阅读。如果只学医的话，那么我的书斋生活将会枯燥无味。但是如果把一部分时间用于阅读其他的令人赏心悦目的书籍的话，就不容易因为太过枯燥而让我放弃现在的生活，这是我个人保持学习热情的一个办法。当然，与其说这个办法是有意为之，毋宁说它是天性所致。我大学时代的老师有一次和我谈心时问我：“志远，你读这么多的书，这些书中的观点各不相同，这不会让你无所适从吗？”二十年过去了，我只对他的这个问题记忆犹新，对我自己当时的回答却不记得。如果是现在来回答他的这个问题，我可能会有比当时更成熟的答案，因为这些年我的心智比那时候成熟了一些。我在阅读中从未盲从过任何一个作者，一直有我自己独立的思考，这种独立思考的精神让我不可能因为接触到不同的观点而自我冲突。阅读给我带来的好处是无穷的，古往今来的经典著作的作者都是人群中出类拔萃的智者，他们的著作能给我们带来许多启迪，这些启迪足以让我们避免无趣的人生，这才是阅读最大的作用。我每周都会读5-10本书，我的读法是专业书籍有计划的读，其他书籍随心所欲的读，偶尔书中有一些段落令我很受益，我就会尽量记一记。这样读书不受约束，很轻松；同时又能提高阅读速度，拓宽阅读范围。阅读和写作是我与这个世界最主要的交互模式，任何一个看似孤独的人，都不可避免的在与这个世界进行各种各样的交互。爱因斯坦向来都是独立特行的，他说他自己甚至与亲人们都保持一定的疏离，这样他就可以完全独立的思考，而不必因为在乎任何人的看法而影响自己的理智。正是这种独立思考的精神让爱因斯坦有了伟大的发现。但是爱因斯坦也说“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他人的劳动成果之上，这些人有的尚健在，有的已故去。对于我已经得到和正在得到的一切，我必须竭尽全力做出相应的回报。我渴望过简朴的生活，常常为自己过多的享用他人的劳动成果而深感不安。我不认为社会的阶级划分是合理的，归根结底是靠强制手段维系的。我还相信，简朴而平易的生活，对每个人的身心都是有益的”。我对他的这段话深表认同，精神上再独立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我们享受的物质和精神产品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都不是由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而是我们从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中获得的。所以爱因斯坦说“从哲学意义上，人类根本没有任何自由可言，每个人的行为不仅受制于外在压力，还受限于内在需求”，这是一种诚实的态度。在旁人看来，爱因斯坦是伟人，但是在爱因斯坦自己看来，他也是需要从其他的社会成员那里获取帮助的人，他怀着感恩的心理为社会大众服务，以回报其他人对他的付出。无论个人还是族群，从外界汲取物质和精神营养都不可耻。从外界吸收的营养可以促进我们每个个体身体和心智的成长，也可以促进一个民族的发展。许倬云先生在他的著作《万古江河》中说：“随着历史的进展，中国文化的内容与中国文化占有的空间都不断变化：由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中国’，一步一步走向世界文化中的‘中国’。每一个阶段，‘中国’都要面对别的人群及其缔造的文化，经过不断接触与交换，或迎或拒，终于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那些邻居族群的文化，甚至‘自己’和‘别人’融合为一个新的‘自己’。这一‘自己’与‘他者’之间的互动，使中国文化不断成长，也占有更大的地理空间。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经历了数千年，一个多元而复杂的中国文化体系，终于成形。”所以小到一个渺小的个体，大到一个庞大的族群，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阅读也像良药一样，随时治愈我。偶尔，我也会因为外界的影响而产生一些激动的情绪，甚至有时会愤怒或悲伤。但是这样的情绪总能通过阅读调整过来，古往今来的许多智者们都经历过我们在生活中所遭遇的种种苦难，他们也总能以智慧来化解这些苦难带来的伤痛。对我来说，金钱的安慰作用无法与这些智者的启迪相提并论。诚如爱因斯坦所言：“世界上的财富无法促进人类发展，即使它掌握在那些仍想达到此目标的人手中也无济于事。唯有以伟大而纯洁的人物为榜样，才能引发高尚的思想和行为的产生。金钱只能滋生人们的自私自利，并使其不能自持的加以滥用。”金钱之不可靠是因为人的欲望无穷无尽，但是社会却只能满足每个人有限的愿望。哲学家叔本华说“人可以随心所欲，但是却不能得偿所愿”。如果看到人生的这一本质性问题，我们就不会为自己设置过高的期望了，正是自我的过高的期望造成了许多人的痛苦。

有个患儿的母亲联系我，说她孩子的西医主治大夫跟她谈化疗的预期效果时，不是很有信心，医生表示可以化疗试试，但疗效不敢保证，而非像患者家属所期待的信心满满的表示治疗一定会有效。医生的这种严谨的表达方式令患者家属心里发慌，觉得这样的医生没底气。于是她转而问我可否用中医来治疗她的孩子，我的回答是中医治疗的疗效也是无法打包票。同时告诉她每个认真负责的医生，在与患者和患者家属交流的时候，都是非常严谨的，不要因此而对她找的西医主治大夫失去信心。我不知道这个患儿的母亲后来是不是对我也失去了信心，她对医疗的不切实际的期待让她自己内心很受折磨。 有一些医生在疗效上大包大揽，一口承诺绝对有效，或者用恐吓患者和患者家属的方式，说服患者和患者家属接受他们推荐的某种治疗方案，这样的医生反而不可信。医疗存在天然的不确定性，就连最小的毛病，都不存在百分之百的疗效。所以轻率的对预期疗效下结论的，要么是骗子，要么是临床经验不丰富（甚至基本没有临床经验），仅从一些书本上学到点医学理论便想当然的“中西医爱好者”——这样的自我感觉良好者特别多，而且他们往往自高自大的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学到了医学的精髓的人，不把普天下的大多数医生放在眼里，觉得他们都还是医学的门外汉。 有一些人说什么“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号称对某些神医来说，不存在治不了的病，这样的话更加的不可信。不过我冷眼旁观了快二十年，发现很多人相信这样的言论和宣传。最后不但浪费了金钱，还错失了最佳的治疗机会。 我本来以为这样的道理浅显得很，不需要向患者和患者家属讲解，但是在实践中常常碰到一些患者和患者家属对此不理解。所以骗子总能大行其道，他们用非常肯定的语气，让患者对他们的大包大揽信以为真。 罗布希 · 邓格利森在《医学史》中有这样的一段描述医疗界的欺骗行为的话：“深信一些人能获得治愈疾病的能力、让别人患病的能力以及控制自然运转的能力，这些是最古老的迷信。这样的迷信出现在世界的每一个民族中。这种迷信广泛流行的同时证明，人的思想就像是一片可以随意被培育无条件信任的土壤，尤其是在那个蒙昧无知的时代，更是如此。生活中有如此多的恶魔，以至于蒙昧的头脑根本无法预防或者逃离......，他们的骗术就是利用恶魔的威胁或超出社会能给予的对美好未来的承诺。” 罗布希 · 邓格利森的这段话说得很好，他说的这种现象很普遍。无论在哪个时代，也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有很多人利用患者和患者家属病急乱投医的心理，向患者和患者家属作虚假的承诺。一旦治疗失败，这些人会解释自己之前的承诺只是为了给患者和患者家属树立信心。…

对有些人来说，活下去不是一件难事。但是对另一些人来说，活下去就像在惊涛骇浪中行船一样，充满了艰难险阻。 癌症患者就属于后一种人。有些人在确诊为癌症后对命运的这种安排愤愤不平，有些人则在被不幸打击后意志消沉，但如果要想继续生存下去，就要尽快调整自己的心态，充分的调动自己所能用到的各种资源，为自己争取最大的生存机会。 生病了，首先要做的事情是寻求医疗帮助。不过在这个医疗服务已经多元化的时代，患者需要在许多治疗方案中进行抉择，却也并非一件容易事情。抉择意味着我们需要做出正确的判断，但是做出正确的判断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的智慧往往不像我们自己想象的那么可靠，存在于我们脑海中的那些常识和我们接收到的各种新鲜的信息，都不一定正确。 而且，我们往往很难给正确本身下一个正确的定义。这句话看起来很拗口，让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伽利略做了一个著名的铁球实验，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留下来的物体下落的速度与其质量成正比的结论。伽利略在比萨斜塔当着其他的教授与学生的面，把两个质量不一样的铁球从空中放下，一会儿，两个铁球同时着地。在伽利略之前，人们根据自己的常识，相信亚里士多德的判断：重量不一样的物体，在自由落体运动中，速度是不一样的。 根据我们的生活常识来判断，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是对的——如果伽利略不是用两个铁球做实验，而是用羽毛和铁球做实验，那么羽毛下落的速度肯定会比铁球慢。这种在现实生活中被验证了无数次的经验铸就了我们的“常识”，人们做任何判断时，都首先是求助于自己的“常识”。 常识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常识是有限正确的。而科学原理的正确也是有条件的。两个铁球同时落地，是因为空气阻力的差异对两个质量不同的铁球来说，可以忽略不计。但是空气阻力的差异对羽毛和铁球来说，就无法忽略不计。所以用羽毛和铁球来做实验，羽毛落地的速度就不如铁球。但是在真空的环境下，羽毛和铁球是会同时落地的。 所以我们很难给正确下一个正确的定义，常识和科学原理都“正确”。我出生在湖北东部的一个农村，十八岁之前大多数时间是生活在故乡，在我的故乡，还有大量的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在我自己村，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比例很低，所以我们村还会有大量的人相信亚里士多德的判断。但是我现在大多数时间是生活在北京市海淀区，这里可能是中国高级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区域，这里的大多数人早已经在课本上学习过伽利略铁球实验，所以对这里的人来说，他们的常识是在自由落体运动中，速度与质量无关。 可见在不同的人群中，“常识”的具体内容是不一样的，有时他们的“常识”完全对立。而在现实的世界中，我们的社会就是由不同的人群组成的。人们在教育程度、文化背景、个人信仰、经济条件、职业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决定了每个人的“常识”也必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所以这世上存在无数的看似互相矛盾的“正确观点”。我们自己脑海中的那些“正确观点”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这非常的难以判断。有许多人正是相信自己的绝对正确，所以做出了错误的决定，最终葬送了自己的生命。…

​王清任（1768－1831年）是河北省玉田县鸦洪桥河东村人，亦名全任，字勋臣。从他的字可以看出他的父母寄望于他能够从政，建功立业，光宗耀祖。王清任是清代的武庠生（亦即武秀才），后来还捐资得了个千总（武略骑卫）的官衔。他的先祖王凝机是当地的一位名医，王清任小时候一边学武，一边学医，所以长大后颇有胆略，见识过人，且性格光明磊落。 王清任早期在自己家乡行医，后来到北京行医，因为疗效卓著，颇有医名，与皇亲国戚四额驸交好，在四额驸家中住了几十年。因为这些原因，王清任经常被一些高官延请到家中治病。他在当时的地位，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为中央高干治病的医学专家的级别。 王清任之过人之处在于他极有胆略和求实精神，中国过去两千多年有过不少的中医，但是在这两方面能超越王清任的人恐怕还没有。不但过去没有，现在也很少见到王清任这样的勇于求实与创新者。 他到死人堆中去扒拉开人的内脏，以此来研究人体结构，发现了《黄帝内经》和《难经》这些著作中关于人体器官的描述大多不正确。他也敢于冒天下之不韪，在他的著作中，他批评被人过度吹捧的医界圣人和经典。因为他的批评有理有据，所以他的著作一出，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王清任的自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嘉庆二年丁巳，余年三十，四月初旬，游于滦州之稻地镇，其时彼处小儿正染瘟疹痢症，十死八九。无力之家，多半用代席裹埋。代席者代棺之席也。彼处乡风，更不深埋，意在犬食，利于下胎不死。故各义冢中，破腹露肚之儿，日有百余。余每日压马过其地，初未尝不掩鼻，后因念及古人所以错论脏腑，皆由未尝亲见，遂不避污秽，每日清晨，赴其义冢，就群儿之露脏者细视之，犬食之余，大约有肠胃者多，有心肝者少，互相参考，十人之内，看全不过三人，连视十日，大约看全不下三十余人。始知医书中所绘脏腑形图，与人之脏腑全不相合，即件数多寡亦不相符，惟胸中隔膜一片，其薄如纸，最关紧要。及余看时，皆已破坏，未能验明在心上心下，是斜是正，最为遗憾。至嘉庆四年六月，余在奉天府，有辽阳州一妇，年二十六岁，因疯疾打死其夫与翁，解省拟剐，跟至西关，忽然醒悟，以彼非男子，不忍近前。片刻，行刑者提其心与肝、肺从面前过，细看与前次所看相同。后余在京时，嘉庆庚辰年有打死其母之剐犯，行刑于崇文门外吊桥之南，却得近前，及至其处，虽见脏腑，隔膜已破，仍未得见。道光八年五月十四日，剐逆犯张格尔，及至其处，不能近前。自思一篑未成，不能终止。不意道光九年十二月十三日夜间，有安定门大街板厂胡同恒宅，请余看病，因谈及隔膜一事，留心四十年，未能审验明确。内有江宁布政使恒敬公，言伊曾镇守哈密，领兵于喀什噶尔，所见诛戮逆尸最多，于隔膜一事知之最悉。余闻言喜出望外，即拜叩而问之，恒公鉴于苦衷，细细说明形状。” 这段文字详细的描述了他亲自研究人体结构的过程，古往今来的大多数中医从业者，皆不过人云亦云的从《黄帝内经》和《难经》等经典著作中去学习古人描述的人体内脏器官的知识而已，在王清任之前几乎没人怀疑过，更没有人亲自去验证这些描述是对是错。王清任在尸体堆中去研究医学，这种勇气和求实的精神，正是我国中医学界最缺乏的。 我国古代曾经有过解剖学，南宋法医宋慈的《洗冤集录》可以说是最早的与解剖学有关的著作。比他更早的是汉代王莽执政时，曾经让人解剖死刑犯的尸体，研究人体结构，不过当时留下来的文字资料太少。宋慈的《洗冤集录》是一本专门的法医著作，真正涉及人体解剖的知识并不多。王清任的《医林改错》中的人体脏腑图，才是我国最早的可信的解剖学方面的专业资料。 王清任不但观察人体的器官和组织，为了匡正古代医学典籍中对人体“水道”的描述之误，还亲自做动物实验：“后以畜较之，遂喂遂杀之畜，网油满水铃铛，三四日不喂之畜杀之，无水铃铛。” 我们中国很缺乏王清任这样的重视实证的中医，有很多的学习中医者迂腐到了和孔乙己差不多的程度。有时古人写了个错别字，他们迷信古人，不敢质疑，居然也能强加解释，讲得头头是道，甚为可笑。 姜春华教授曾讲过一件小事，他说《黄帝内经》中有句“卫气出于下焦”，这话完全的不合情理，但是历朝历代的注释者却也强行解释它是多么的有道理。后来他采取考据的办法去查证，才发现这句话里“下焦”中的“下”是个错别字，这个字本来应该是“上”，“卫气出于上焦”就容易解释多了。我们历代的学习中医者对经典深信不疑到了连错别字都发现不了的程度，这是很可悲的。…

在历代中医名著中，我最喜欢的不是《黄帝内经》和《伤寒论》这样的被大多数人推崇为经典的中医名著，而是很多人不知道的《医林改错》。姜春华教授说《黄帝内经》和《难经》这样的经典著作“确有矛盾之处，但前人总是曲为解释，统一矛盾，因之捉襟见肘，不能自圆其说。二千年来无人能指其是非，即或有疑亦不敢明言，直至王氏才勇敢而明确指出。” 姜春华教授对王清任的这句评价很中肯，王清任是中国两千多年来惯于因循守旧的中医界极为少见的，敢于用证据来驳倒《黄帝内经》、《难经》和《伤寒论》这种被大多数中医顶礼膜拜的经典的一个另类人物。而且他所批驳的，虽然存在一些错误的地方，但是绝大多数是正确的。 他纠正了中医的许多错误的理念，因此他把他自己的这本薄薄的著作命名为《医林改错》。王清任在传统中医所重视的阴阳、表里、虚实、寒热的八纲辨证思想之外，开拓了不但影响了中医，也影响了西医的“气血”理念。尤其是王清任对血瘀症的研究，直到今天仍然有非常实用的临床价值。王清任创建的33张处方治疗神经系统病变、血管病变和肿瘤等疾病，有独到的疗效。 已故北京四大名医之一的施今墨先生提出要把中医的八纲辨证拓展为十纲辨证，所增加的两纲，正是气血，施今墨先生受到了王清任的影响。王清任的《医林改错》成书于道光庚寅年（1830年），是王清任生前仅有的一部著作。该书短小精辟，阅读速度快的人两三个小时即可读完。王的著作刊刻以来，受到了极大的欢迎。自1830年北京三槐堂书铺初刻到清朝覆灭的80年间，散见的版本多达40余种，至今，在国内可以见到的版本不少于70种。 此外，此书问世后不久，便被翻译成英法日等多种译本，其英译本最早还刊载于英国的《博学会报》上，欧洲科学界称王清任为“近代解剖学家”。王清任最大的贡献在于他通过真实的对人体内脏的观察，指出了两千多年来中医界的各种著作中对人体脏器的认识的错误。可以说是对迷信《黄帝内经》和《难经》者的当头棒喝。 清代咸丰年间的张润的一位朋友之子患病，当时的中医认为这孩子是中风，所以根据传统的中医理论，用了各种风药治疗他，患儿在服药后四肢抽搐，口眼歪斜，命在旦夕。“忽得一良方，一剂稍愈，三服霍然”（忽然得到一张方子，吃一副药就有好转，吃了三副痊愈），他感到非常的惊奇。他又得悉另一个半身不遂十余年的患者，也是得到一张良方后，行走如故。张润对这些方剂感到很好奇，于是细细的追访这两个患者所用方剂的来源，竟同时出自王清任的《医林改错》。这件事对他产生了很大的触动，于是他不惜捐资刊刻《医林改错》。 这里我想讲一个与我本人有关的笑话，曾经有一个对我的文章很不忿的中医爱好者找我辩论，他认为《黄帝内经》不容置疑，当时有个叫张至顺的道长在网络上被炒得很有名，这位中医爱好者举张至顺道长为例，说张老道长就是把道家哲学和中医结合得很完美的楷模。 我刚好对张道长有点了解，就建议这位中医爱好者从张道长的各种访谈中去找找看张道长最推崇的医学典籍是哪一本，后来他告诉我是《医林改错》——这是我早就知道的，我故意让他去找。然后我建议这位中医爱好者花上十几分钟的时间把《医林改错》这本书看一看，哪怕看个开头也好——这本书的免费电子版到处都是，看完后他哑口无言了。他大概这辈子再也不会以张至顺道长为例来证明自己的那些死捧《黄帝内经》的观点了。当然，这两年他也终于醒悟过来，不再以迷信的态度来学习中医了，我个人觉得他的转变多少与王清任的《医林改错》有点关系。 年过百岁的张道长很会做人，他深悉中国人因循守旧的传统很深，不愿意与一些执迷不悟者做口舌之争，但是也不愿意说假话，所以他推荐别人去学习《医林改错》，自己不对中医的传统经典发表令一些铁杆的《黄帝内经》迷们不舒服的言论。读者只要翻开《医林改错》，便会看到大量的用事实依据来批驳中医经典的内容，也就不用张道长自己来批判那些被人迷信的中医经典了。据我所知，张至顺道长早年给人治疗过肝硬化和癌症，且有一定的疗效，所用的汤头主要都来自于《医林改错》。 最近有个白血病兼脑瘤患者的女儿找我咨询一些问题，她的母亲患癌后，她靠自己自学的中医知识为她母亲治疗，维持了她母亲多年的高质量的生活。但是她对自己的中医基础还缺乏自信，承蒙她看得起，她有些不明白的地方，愿意付费咨询我。她治疗她母亲，用的主要就是王清任的“补阳还五汤”等方剂，疗效比她找过的中医师开的方子要好多了。…

每当我有一些应用得非常成熟的经验方的时候，我就会把它写成文章，毫无保留的对外公布。还有一些方子我应用得不是太成熟，或者仍然在不断的改进着，我就会在继续试验一段时间，确定其有一定的疗效，副作用可控的情况下再公布。 有些患者在使用了我公布的方子，解决了他们的问题的时候，会以打赏的方式给我点报酬，另一些患者使用后不会这么做——我对此也很理解，癌症等慢性病需要长期治疗，患者经济拮据，即便有心大方一点也无能为力。我从有能力支付报酬的患者中取得一点报酬，支撑我的开销就足够了。 有些患者对我的做法表示不解，直接问我：“你对所用的处方不保密的话，你靠什么生存呢？”我的生存从来都不是问题，我所求不多，更多的花费是在医学研究上，总有一部分患者愿意支付一些费用来支撑我的生活和研究，这就够了。 我个人认为，我们学习中医和应用中医药治疗疾病，是不应该对自己掌握的医术保密的，活人之术不应该绝于我们自己手中，一定要把它传承下去。通过带学生是一种传承方式，著述是另一种传承方式。 这种想法也是支撑我不断写作的动力之一。另外我学医的初衷是受家人为疾病折磨的激发而产生的，我当初也很期望一些医生们能够公布自己的经验方，供我们参考，所以自己也愿意公布自己的经验方，供其他人参考。 这些年总是时不时的有患者或者患者家属告诉我，他们在看了我写作的某篇文章，并且按照该文的介绍用药后获益，他们因此而感谢我，这让我很感欣慰。当然也有一些没有受益的人骂我，这我就无可奈何了，只能建议这样的读者们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性格太偏激对自己的健康无益。 以我的个性而言，我更喜欢比现在更安静的耕读生活，而不是老这样的抛头露面，因为那样的生活会更轻松，从养生的角度来说，对我自己更好一点。而且说实话，以我和我家人对生活的要求，我不再工作，我们余生也不缺钱——不是因为我们拥有的财富多，而是因为我们需求的实在是少得可怜。 我这辈子还是会一日都不懈怠的继续研究中医药抗癌和原创性的写作——除非生了严重的疾病不得不休息，这一点可能大多数医疗界的同仁做不到。我从小到大已经养成了如此勤奋的习惯，不但别人改变不了我，我自己也无法把自己调整到另一种状态。 中医界的老前辈姜春华教授说他小时候很笨拙，别人嘲笑他。他父亲却说，笨点没关系，勤能补拙，只要能勤奋，笨人也能学到不少东西。姜老后来果真成了中医界的泰斗。我这辈子不敢望姜老之项背，但是却对他父亲说的这番话深表认同。我小时候也不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是靠勤奋学习才多少学到了点东西。 真正的活人之术要靠日复一日的积累才能学好学精，一个人一旦走上这条路，就不应该往后退。虽然前面也许有很多的艰难险阻，但医学可能是这世上为数不多的真正对人有益的学问。…

促使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是我最近在阅读的一些关于“华夏/中国”文明兴衰成败的大历史方面的著作。中医是依附于“华夏/中国”文明体系而存在的一种医学体系，它的起源和兴衰与“华夏/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兴衰历程是一致的。曾几何时，“华夏/中国”在世界上举足轻重时，中医也被世界各国当作学习和引进的对象，流向全世界。而当“华夏/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处于落后挨打的局面时，中医也被当作陈旧落后的历史垃圾，许多激进分子叫嚷着要把它扫进历史的垃圾桶里。 但正如“华夏/中国”文明一样，中医也有很强的韧性，无论遭遇了多少次的挫折和被征服，它都能浴火重生。而且每一次重生后，中医都能焕然一新，融汇和吸纳大量的新知，在薪火相传的同时，实现令人瞩目的继长增高。这其中的关键，在于自古至今，“华夏/中国”文明都有一种如孔子所说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精神。这种精神让中国文化能够不受教条主义影响，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通，发遑古义，融汇新知。所以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医吸纳了随佛教一起流传到中国的古代印度医学和随丝绸之路一起流传到中国的伊斯兰世界的医学知识中的精华，一次又一次的继长增高。 唯其不排斥新鲜的血液，一种文明或科学才能一次次的突破自己，实现继长增高。中医中的许多理念，可以在印度的阿育吠陀（Aryurveda，梵文“生命的科学”的意思，指印度古代医学）中找到影子。中医所用的许多药材也是从古代就开始从海外通向中国的商路流通到中国来，并进而为中国的医生们所使用的——如来自非洲的乳香和没药以及来自印度的曼陀罗等。这说明中医是一个开放的医学体系，一直在不断的向外界吸收新知识。 但“华夏/中国”文明在发展的过程中，亦曾不止一次的滋生过傲慢自大和闭关自守的心理，尤其以汉文化为典型代表的唯我独尊的文化沙文主义曾不止一次的阻碍了“华夏/中国”文明发展的步伐，导致中华民族数次受挫于其他民族（如五胡乱华、蒙元和满清等时期），成为被征服者，错失了许多良好的发展机会。这种狭隘的思想在中医领域主要体现在“经方中医”（或曰汉唐经方，日本称之为古方派）的排他性上。 古老的华夏文化仅限于黄河流域涉及到今天的山西、陕西和河南等非常有限的一片区域内的文化，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如果那时有“中国”这个概念的话）只不过是若干部落组成的一个小国。我们的先民们在华夏大地上不断的拓展，融合了许多民族，甚至吸纳了从商路移民到中国的中东与欧洲地区的民族，才逐渐形成今天这样一个大国。所以中国不同于欧洲的单一民族国家，也不同于美国这样的新移民国家，中国是一个在历史上就不断的以同心圆的方式向外拓展的多民族融合的国家。我们在形成族群的过程中，就不断的在吸纳新的文化元素，各种文化元素互相竞争后又互相融合，生成新的更有生命力的民族文化。 可以这样说，“华夏/中国”文明最大的优势在于它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在中国的“天下”思想中，本无任何国家与民族的界线，华夏民族乐意吸纳一切比自己更先进的文化，促进自己的成长。我们只有有限的几个历史时期是出于政治目的而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拒绝接受外来的新事物的——这样做的结果无一例外的造成我们的文明的衰退。也只有少数华夏子孙不思进取，傲慢自大且冥顽不化。正是在这样的锐意进取的精神下，我们中国的冶炼技术、纺织技术、制陶技术和医药技术才一次次的进步，不但为儒家文化圈各国竞相效仿，亦使欧洲与中东地区的皇室贵族们艳羡不已。 中医要想在新时代继长增高，亦必秉承这种不断进取和海纳百川的精神，从现代科学中吸取营养，促进古老的中国医学朝着更先进和更精准的方向发展。《礼记》中的“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理念，展示的正是中国人锐意革新的胸怀。我们中医人不能守旧不变，不思进取，正如一位哲人所言，如果你不在追求进步，那么你就是在追求退步。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人类一直在追求的梦想也正是“人文日新”，我们华夏民族厚重的人文思想完全能够承载各种革新。我们从旧石器时代发展到今天，随着文明的进步，正在一步步的摆脱大自然的束缚，我们对自己的命运和健康有了越来越多的主宰权。在这个过程中，医学的进步功不可没。若无医学的进步，人类要想主宰自己的健康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所以我相信中医还能继长增高，能够在吸纳新知的过程中推动自己的进步。眼下中医所受的各种批评和非议，以及中医界守旧力量发起的各种对新知的抵触和批判，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去看，都只不过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浪花而已。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无人能够阻挡它发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