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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发展至今，全球人都深受影响。从2020年初到现在，全球寻求心理支持的人急剧增多。世卫组织最近公布的一些数据显示，疫情发生后的第一年，全球焦虑症和抑郁症患病率上升了25%。世卫组织发布的一份科学简报称，对这种增长的一种解释是，疫情导致的社交孤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心理压力。孤独、对感染的恐惧、自己和亲人的痛苦或死亡、丧亲之痛后的悲伤以及经济上的担忧，都可能与疫情后高发的焦虑和抑郁情绪有关。 新冠肺炎对神经系统的损伤也会导致部分患者在痊愈后出现抑郁症和阿尔兹海默症等后遗症。2022年3月15日，发表在 Lancet Public Health杂志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新冠肺炎重症患者与常人相比患抑郁和焦虑风险升高50%～60%。另外，世卫组织还指出，过度疲劳导致疫情发生后许多卫生工作者产生自杀念头，辞职的则更多。因为疫情的影响，精神健康疾病服务也遭到了干扰，包括预防自杀在内的心理健康救生服务在疫情期间遭到严重干扰。所以疫情所引起的精神健康问题，我们目前还只看到了冰山一角。 对中国民众来说，2020年上半年和2022年都会是非常难熬的阶段。最近这段时间，奥弥克戎在我国香港和大陆多地迅速发展，已经影响了许多人的工作和生活，也导致很多人心理健康状况堪忧。 也许你也和我一样受疫情、战争、天灾、经济衰退等负面消息影响，心情不像之前那样美好，这说明我们大家都是正常人。我列举以上的数字并非为了加重大家的恐慌心理，而是在告诉读者朋友们，我们并不孤单，全球所有人和我们的感受基本相同。正常的情绪反应是我们在大自然中生存时形成的自我保护机制，当草原上出现了威胁羊群生命的猛兽时，羊群会恐慌和四处奔跑，因为只有这样它们才能逃脱危险。如果我们在疫情、战争、天灾和经济衰退中没有这些负面情绪，反而说明我们不大正常。 托尔斯泰说过一句经典名言：当我们理解一切的时候，我们便能原谅一切。在我看来，当我们理解一切的时候，我们不只是可以原谅一切，我们也可以放松许多。在当前这种持续紧张的局面下，我们要让我们的心智成长，学会理解。病人在心理医生那里寻求帮助，心理医生首先会帮助病人理解自己的心理疾病，因为仅仅理解就已经能缓解一半以上的痛苦。 疫情发生后，我的收入锐减一半以上，在最初的那段日子里，我也曾担忧过，毕竟上有老，下有小，我也需要养家糊口。但是不久我便理解了这是大势所趋，日子是会比过去艰难一些，而且这种状态会持续很多年。但是还没有到过不下去的时候，基本的食物和水的供应是不成问题的，情况不管如何糟糕，也不至于饿死。 社交阻隔导致我们和亲人们会面不太容易，但后来我意外的发现，亲人们的沟通反而比以前多了不少，因为电话比过去打得多。我在老家装了摄像头，每天都能在摄像头中看到家里的老人们，并和他们聊几句。所以只要我们想和亲友沟通，总是能想到办法和我们关心的人进行亲情和友情互动。…

世卫组织提出健康的四大基石为：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健康。前三项容易操作，因为其标准很客观，但最后一项心理健康就不太容易把握。 世卫组织对心理健康的定义为：.具有健康心理的人，人格是完整的；自我感觉是良好的；情绪是稳定的，且积极情绪多于消极情绪；有较好的自控能力，能保持心理平衡；能自尊、自爱、自信，有自知之明。一个心理健康人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有充分的安全感，且能保持正常的人际关系，能受到他人的欢迎和信任。心理健康的人对未来有明确的生活目标，并能切合实际的不断进取，有理想和事业上的追求。 世卫组织的这个心理健康标准并非毫无争议，这是参照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来制定的一种心理范式，很西方化，有基督教新教主义的影子。其实在不同文化环境中长大的人，其心理健康的标准并不完全一样，心理学研究已经发现了这一点。 重视整体观的东方人和重视分析的西方人不但在思维方式上不一样，对幸福生活的认知也是不一样的。东方人可能更认可陶渊明和苏东坡式的豁达自在和顺应天然的生活方式，并不一定会把生活目标和不断进取的精神看得多重。 在萨摩亚等太平洋岛国，父母教育子女有一个传统，他们总是喜欢把小孩逗兴奋后，再突然让他们情绪低落下来，让他们认识到所有的欢喜最后都会是一场空。这些孩子从小就接受了低欲望训练，长大后反而不容易因为生活遭遇挫折而产生失落情绪，幸福指数很高。 佛教常讲四大皆空，在佛教信仰盛行的地方，人们也是以低欲望为心理健康的标准。像笃信上座部佛教的斯里兰卡这样的地方，国民未必重视理想和事业，但是他们信仰虔诚，虽然国民并不富裕，但斯里兰卡却是全球幸福度最高的国家之一，而发达国家瑞士却是全球抑郁症患病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所以心理健康的标准不好制定，我们应该放宽心理健康的标准。否则的话许多人对号入座后，会发现自己心理不健康。一些本来活得好好的人，反而会因为发现自己与这种西方范式心理不相符而惴惴不安，滋生苦恼。 生理学教科书告诉我们，新陈代谢、兴奋性、适应性和内稳态是人的四大基本特征，这四者是一个整体，共同维系我们的健康。其中兴奋性、适应性和内稳态和人的心理都有一定的关系。 人如果缺乏兴奋性，生活将会是消极的；但是如果一个人始终处于兴奋状态，神经系统的负荷就很大，容易崩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适应性越强的人生存能力越强，人的适应性是大脑和身体协调发展的结果。内稳态则是维护我们生命的关键，过与不及两种状态都会导致身心生病，只有处于中间状态才能让我们的身心健康。从生理指标来说，无论是体温、人体ph值，还是胆固醇或血糖指标，亦或各种激素水平，都宜处于中间值而非过高或过低，否则的话人就无法保持稳定的状态。人的心理也如此，只有当我们大脑各分区协调一致，本能、情绪和理性互不冲突，我们才不至于生活在紧张不安之中，从这里我们似乎可以看出中国中庸哲学的影子。 所以我认为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这样的：人管控压力和稳定情绪的能力对健康至关重要。如果我们能够管控好自己的压力，让其成为可承受的压力而非毒性压力，并且能够稳定我们的情绪，避免出现过激情绪，则我们的心理就是健康的。这样我们就能够处于一种可持续的内稳态，不至于因为压力和不良情绪而过度消耗自己的生命。…

今年大年初一，我给我四叔打电话拜年，顺便和他聊了一些家常。我们家族中有一些涉及到我家的矛盾，基本上都是父亲兄弟四个的积怨引起的。我对我四叔说，因为疫情的原因，我现在不能回家，但是我希望我能代表我自己一家宽恕一切，同时如果我们家人有做得不对的地方，也恳求家族中的其他成员宽恕我们一家，用亲情来消除所有积怨。 四叔对我的表态持非常肯定的态度，他对我说当一个人选择了原谅而非仇恨的时候，自己会轻松许多。我四叔接受的学校教育虽然不多，但是却读了不少书。四叔家是我的第一个图书馆，我在小学阶段就把中国古典文学经典读完了，因为四叔家藏了大量中国古典文学著作。 小学高年级的时候，我又因为我哥哥酷爱买书，把我哥哥当时能买到的世界文学名著也读完了。我们那个年代的农村没有别的精神生活，读书是唯一的消遣，阅读帮我们打发了不少无聊时光。我哥哥实际上也深受我四叔影响，他的阅读习惯也是被我四叔家的藏书培养起来的。 我四叔年轻时脾气不好，他为人过于直爽，又有侠义心肠，所以经常因为一些自己看不惯的事情拍案而起或为那些被人欺负的人打抱不平，有时不惜与施暴者动武。而且因为他习武有成，十里八村很难找到对手，大家都怕他。这让他解决问题的时候缺乏耐心，更喜欢别人听他的。他的目光锐利如电，不要说动手打架，仅以冷峻的目光盯着人家就能让人心中犯怵。 我父亲兄弟四个性情很相近，他们都不是坏人，甚至可以说都充满了正义感，但是却又都不善忍让。我父亲也习武，但是他年轻时就像是家族中的族长，擅长通过说理来为家族成员以及村里的村民排忧解难。他读过一些书，当过几年村干部，在村里德高望重。他从村干部的位置退下来后，村民们有纠纷还是到我家里找我父亲评理，所以他就像村里的法官一样，为大家调解矛盾和裁决是非。在我小时候，我们家里一到夜里就很热闹，许多闹矛盾的村民到我家去请我父亲为他们调解矛盾，我父亲调解后给出的意见总能让大家心服口服。 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我父亲兄弟四个最后都走向了极端，他们在家庭生活中不太懂得尊重别人的想法，都太看重自己的判断和感受了。久而久之就发展成一种威权主义风格，总希望别人服从自己的意见而非倾听其他人的表述。兄弟四个都如此，互相之间的争执自然就多了起来。彼此之间习惯了用威权主义的这一套来交流，经常就要闹不愉快，互相不能原谅。 这样的交流方式在中国司空见惯，可能在全球也是如此，威权主义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总有人以抷救世界的名义对他人横加干涉。这种彼此互不相让，每个人都希望对方服从自己的交流方式最后很容易发展为仇恨和暴力。因为这不是一种基于尊重、理解和宽容的沟通模式，而是一种要求其他人服从自己的命令的沟通模式。 无论这种沟通模式看起来多么正义，其本质都难逃暴力的影子，而且往往交流的双方都错误百出但是自己却没有自知之明。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我们习惯称之为“家长式”管理模式，我们的家长最爱批评的就是自己的孩子“不听话”，他们总要求孩子服从。 从小我就对这种模式很反感，我相信大多数孩子都如此。今天新生代的孩子们敢于反抗自己的父母，所以这种情形似乎在扭转。我是直到三十岁后才意识到在这样的教育模式中长大后，我们会不擅长与人沟通和合作，最后都成了单打独斗的英雄，在一起合作时则矛盾重重，互相倾轧——每个人的心中都很容易对其他人产生憎恨心理，总有用暴力语言或暴力行动解决问题的冲动。这实际上让大家都很不舒服，原谅他人虽然会让自己舒服很多，但大多数人一辈子都做不到原谅别人，因此也就不能放过自己。 憎恨情绪和暴力冲动既会伤害别人，也会对自己造成很大的伤害，许多人因为这种负面情绪过得很不快乐。佛教说人生有八苦，其中之一是“怨憎会”。“怨憎会”是指两个互相憎恨的人在一起，佛陀认为互相憎恨的人在一起时内心中产生的种种痛苦是人生最痛苦的事情之一。…

患者雷某，男性，湖北省荆州市松滋市王家桥镇人，52岁。2021年12月中旬在荆州市中心医院（住院号：21846890）确诊为非霍奇金B细胞淋巴瘤，符合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小淋巴细胞淋巴瘤特征。双侧颈部淋巴结增大、双侧锁骨淋巴结增大、双侧腋窝淋巴结增大、双侧腹股沟淋巴结增大，右下肺结节（考虑增殖灶或肺内淋巴结）、双肺气肿、肝脏多发囊肿。 西医认为该患者目前无较好的治疗手段，先不予治疗，待病情更严重时再采取措施。患者在本镇一郑姓医师处治疗其他疾病时，告诉郑医师自己患有淋巴瘤和白血病。郑医师对笔者有所了解，曾经介绍过好几例本地患者在笔者处治疗，皆有一定的疗效，所以劝说此患者找笔者试试。 由于疫情原因，笔者已暂停所有面诊，所以笔者只能与该患者通过网络视频远程问诊。2022年2月23日初次视频问诊得知此患者前些年常年陪人通宵打牌，抽烟喝酒，作息极不规律，身体受到很大的影响。近年来很容易感冒，晚上睡觉盗汗严重，现因白血病所致，口腔经常有血泡，刷牙时牙龈经常出血，头晕乏力。此前在本地找过中医师治疗，该中医也没有好办法，只是建议患者自购冬虫夏草服用，提升免疫力。 患者虽经郑医师推荐，但是就诊的西医主治医师告诉他，中医治疗不会有效，不建议患者寻求中医师的帮助。所以该患者犹豫不决，对这样的远程诊疗也没有信心。但病已至此，也没有别的办法，所以最终还是决定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服用一段时间中药看看。 根据患者既往的生活习惯，笔者认为患者的情况属于常年的作息不规律导致的虚劳性疾病伴随中医的瘰疬证。所以决定用明代陈实功的和荣散坚丸加味、清代程仲龄的消瘰汤加味为主治疗其白血病和淋巴瘤，用明代周慎斋的百合固金丸治疗其盗汗证，再用中成药生脉饮口服液治疗其头晕。以上几种药组合成一个完整的思路，对患者进行标本兼治。此方案也较经济，每月的药费仅二三千元，比服用西黄丸等名贵药合算多了。 服药至2022年3月5日，患者不再盗汗，牙龈不再出血，口腔不再有大血泡，头晕现象消失，体力明显改善，信心大增。患者很欣喜的联系笔者，告诉笔者疗效令他大感意外，他也因此而改变了自己对中医的看法。 此患者目前尚在进一步的治疗中，后续是否能治疗出更好的疗效尚不可知。但经交流，得知患者现在作息调整得较好，再也不熬夜打牌，每天坚持在村里散步锻炼身体，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转变，所以还是有更好的希望的。 中医治疗癌症和白血病这类顽疾，需要了解患者整体情况，根据患者的家庭遗传基因、多年的生活习惯、工作习惯、压力状况综合判断患者的病因，然后对症用药。 对症支持治疗是中医最大的特色，也是中医最有临床疗效的地方。中医方证学派向来最重视的就是患者的各种症状，而非脉象等与医师主观意识关系太强的不可靠因素，方证学派的代表胡希恕教授说方证是中医辨证论治的高端和高难境界。中医临床问诊时要详细，只有把患者患病的来龙去脉找清楚了，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选择适合患者的方剂。方与证的对应关系找对了，则用的药方就能起到令人意想不到的疗效。所以学习中医者，平时应在记忆方证上下功夫。某一类型的疾病有许多可以共用的方剂，我们记住这些方剂的适应症，临床就不会乱了手脚。 另外，年轻中医师需要耐心读书和钻研医术，只要我们治疗出实际的疗效，通过口碑相传，会自然而然积累许多患者。笔者近年来接收的患者超过90%的是笔者曾经治疗过的患者或其身边人介绍而来的。这种治疗出实际疗效来的患者介绍的新患者通常都与医生有一定的信任基础，与其他渠道寻医问诊的患者相比，这些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度和依从度更高。…

我曾经治疗过一个黑色素瘤全身多发转移的患者，这个患者是浙江人，他也是我这辈子最好的朋友之一。他是一个非常慈悲而又努力的人，生病后依然马不停蹄的做着高强度的工作，这也是他最终治疗失败的重要原因。 他是做金融的，好的时候年收入有几千万。他乐善好施，捐助一些穷困患者时动辄为一个人捐款十万甚至更多，这是我见过的最慷慨的人之一。他很想在北京郊区为我寻找一片可种植药材的土地，还曾与我讨论过这个问题。他告诉我他在门头沟找到了一块三百多亩的地，他想租下来转赠给我，让我把那里当作一个中药材种植和研究基地。我告诉他这对我的研究并无多大好处，只会分散我的精力，让我无法集中注意力进行更有益的研究，因为我的优势在于思考与临床实践，不在于种植药材。他听后觉得我所言有理才作罢。 他有非常宏伟的志愿，他希望在中国建立真正帮助癌症患者的慈善机构，解决他们的经济困难，为他们提供最好的服务。他经常奔波于中国、北美和欧洲地区，拓展自己的事业。因为他无儿无女，而且已经是癌症晚期，所以他的心愿就是把自己赚的钱用于帮助癌症患者，尤其是那些儿童癌症患者。 我用中成药西黄丸、复方斑蝥胶囊、平消片和我自己给他配置的一种药，将他腹股沟处的转移瘤治疗得缩小了80%左右。在腹股沟肿瘤缩小之前，他走路有困难，缩小后他可以行动自如。 他在找我做中医治疗后不久，决定中西医结合治疗，到美国MD安德森癌症中心去接受美国医生的治疗。众所周知MD安德森癌症中心是世界肿瘤医学的天花板，因为他有这样的经济条件，而且我那时候也确实对MD安德森癌症中心充满了敬畏之情，所以很为他能够得到更好的治疗而感到高兴。毕竟他当时才刚刚40岁，如果能有更好的方法救他一命，应该去尝试一下。 但不幸的是他在那里的治疗很失败，他在接受了免疫治疗后一下子衰老了许多——这是我第一次从实践中见证到抑癌基因会加速人的衰老。他也在那里做了精准放疗，之后又采取了先进的溶瘤病毒治疗。溶瘤病毒治疗让他的肿瘤在一周左右的时间迅速发展，他的腹股沟很快就被肿瘤长满了。 我在治疗他期间，一直在劝说他从高强度工作中解脱出来。他在见我的时候还同时在茶室里安排了好几桌客人，匆匆看完病后还需要一桌一桌的谈各种商务上的事情。他在生病后依然改变不了透支自己生命的工作习惯，他在美国治病期间，也经常飞到欧洲和加拿大等地继续开拓事业。 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里，他终于醒悟自己一直都在透支自己的生命。当然，透支生命的方式不止疯狂工作一种。很多人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透支自己的生命，有的沉浸在某种恶习中，有的沉浸在负面情绪中不可自拔，这些都会大幅度地缩短一个人的寿命。 我另外有个关系很要好的淋巴瘤患者年龄也只比我大几岁，我们交往时也很投机，我给他治疗的效果并不算差。但是他经常熬夜和抽烟，他是一个公安干部，在日常工作中已经习惯了熬夜，这种习惯对他来说是非常大的消耗。他的爱人总恳求我劝说他不要熬夜，不过即便我要求他不熬夜，他依然做不到，所以最后他也很悲剧的遭遇反弹和复发。 每个人能承受的压力都有个最大值，这个最大值因人而异，我们的身体和心理素质决定了我们能承受多少压力。我们要为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压力设置一个阀值，达到了阀值时就得给自己喊停。这也是为什么我经常清理自己的微信好友，控制好友数量的原因。我们无须强大到无所不能，也不用活得完美无瑕，不必因为在乎别人对我们的评价而过度消耗自己。我从事的这个职业让我对社会大众对我们的道德绑架有很深的体会，总有人希望我们像圣人一样，完全罔顾我们也是血肉之躯。如果我们感到工作和生活不能让我们轻松愉悦，就应毫不犹豫的摆脱它，尤其是在生病之后更应如此。…

有个抑郁症患者这样描述自己看医生的经历：有一次她去看一个医生，向医生诉说自己的苦楚，医生默默地听她倾诉，听完后充满了同情心的深深叹息了一声。这声叹息让患者热泪盈眶，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理解和关爱，她的病从那一刻开始出现了重大转机。 这个患者之前也找过不少医生，但那些医生认为她既然能把大学和研究生都读完，说明她的病并不严重。那些医生不知道她读大学和研究生付出了多少的艰辛，只是按照常识去判断一个人如果能够完成这些人生任务，说明他还不至于太糟糕。只有这个医生叹息完了后说了句：“你可真不容易，这一路一定付出了许多人想象不到的代价。”这句话让这个患者有了知遇之感，瞬间对这个医生产生了无比的信任和亲近感，之后的治疗就顺畅多了。 任何人都需要有人接纳和理解自己，这世界上哪怕只有一个人接纳和理解我们，我们便不会再有孤独之感，我们会有了战胜疾病的勇气——一个人一旦有了战胜疾病的勇气，治疗就会容易很多。 前不久有个患者的儿媳告诉我，她的婆婆非常执拗，过去一年与自己的儿子打了三次架。对我这个几乎从不与自己的母亲红脸的人来说，母子打架是永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我还是很理解这对母子的行为。 我对这个患者的儿媳说，如果我母亲这样执拗的话，我首先就会想到这可能是因为老人家的下丘脑出了问题，所以存在情绪障碍。实际上这个老人家正是丘脑处发生梗塞，可惜的是家人缺乏医学常识，只想着去扭转老人的坏脾气，甚至发展至暴力冲突，结果把事情搞得越来越糟。当然，从医学角度来说这位老人的儿子可能因为遗传原因和家庭环境影响，下丘脑也存在某种程度的损伤，他才会控制不了情绪与自己的母亲发生暴力冲突。 也许我们的家人存在各种各样的情绪问题，以至于全家人都不能接纳他们，在这样的时刻我们首先要想到的是他们是不是生病了，或者是不是太累了。我们要接纳他们，让他们放松下来，而不是激惹他们的情绪，和他们处于紧张和对立状态。只有当我们接纳他们，体谅他们并且愿意理解、关爱和抚慰他们，他们才会解除“战斗－逃跑”模式，愿意和我们沟通而非对抗。 未成年孩子身上可能也会出现种种不如意的情况，以至于和父母不断的冲突，反抗父母的管制，甚至不理会父母。遇到这样的情况，父母最佳的处理办法就是首先接纳孩子，然后再与他们沟通，而非说教甚至暴力教育。只有当孩子觉得自己被父母接纳的时候，他们才会愿意与父母沟通。当他们觉得自己的父母不理解不接纳他们的时候，孩子们会产生本能的逆反心理。 我的儿子存在偏科现象，文科成绩不如理科，孩妈有时候会焦虑。有一天我感受到她又在为这个问题焦虑了，我就故意在客厅里对孩妈说我们儿子理科成绩既然都很好，数学和物理学得那么出色，说明他的学习能力不差。只要学习能力不差，我们就不需要担心他今后的发展，毕竟他将来在社会上生存时最需要的是学习能力而不是现在的这点成绩。而且我相信学习能力强的孩子学习各门功课都不是难事，孩子目前文科成绩不理想，只是因为还没有找到兴趣点，如果找到了，他一定能学好。 我讲这些话时，我的儿子在房间里能够完完整整的听到，这段话让他大有知遇之感，他因此而愿意与我们沟通而非抵触我们对他的说教。在这种情况下，我告诉孩子文科对一个人非常重要，应该好好学，我以他的师公（也就是我的恩师）的个人涵养为例，我告诉孩子他的师公之所以令我们这些跟他读过书的学生这么尊敬，是因为他阅读了许多文史哲方面的经典著作，这些书滋养了他的心灵，让他成了一个温润如玉的谦谦君子和智者。我的儿子对我的这段话产生了好感，愿意多花点时间学习文科。实际上孩子的成长要靠自己，父母帮不了他们，我们最多只能启动他们学习的意愿​，在具体学习过程中对孩子指手画脚只会适得其反。 接纳最初源于被接纳，很多患者其实并不是不能接纳别人，而是不能接纳自己，所以才会出现种种情绪问题。而他们之所以不能接纳自己，是因为他们在幼年时期不被父母接纳。他们首先需要有个人接纳他们，把他们从自我囚禁和自我批评的状态中释放出来，然后他们才能接纳自己，再逐步实现心灵成长和自我疗愈，最后才能接纳别人，接纳整个世界。所以被接纳是非常关键的第一步。…

在日常诊疗工作中，我发现许多人陷入错误认知中一辈子都不自知，真正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这种现象不但存在于认知障碍患者身上，同样存在于正常人身上，甚至也存在于我自己身上。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唯有不断学习。 我长期服务的患者达三千余人，每个月诊疗人次约150——这主要是因为我在严格的控制自己的工作量，我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每天诊疗超过5人次，效果便会大打折扣，那会让我没有耐心去倾听患者说什么。所以我总在控制微信好友的数量，每天都会删除二三十个并非找我治疗癌症的好友，以确保我的好友数量不要超过3500人，超过了这个数字我就会压力重重。 而且我现在也逐渐的不再接收那种对我的信任不够坚固，或者到了终末期才决定把自己交给我来治疗的患者，这最后的一棒给医生的压力太大。如果我接收太多的这类患者，我自己将会崩溃，对其他找我的患者并不公平。 对这三千余人，我一直在鼓励他们学习，向他们推荐值得阅读的书籍。并不断地发朋友圈鼓动他们阅读——对于重病和慢病患者来说，自己不积极学习相关知识，仅靠医生的帮助是不现实的。有许多患者想找医生倾诉自己的心声，但医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倾听。 医生单次的诊疗根本不足以解决一些根深蒂固的问题，比如急躁、焦虑、抑郁和失眠问题，这些问题的病因盘根错节，非常复杂。医生能指导患者朝着正确的方向努力就已经不错了。指望医生每天二十四小时的照护是不现实的，而且多数患者也付不出高昂的治疗费，大家要通过学习相关知识进行自助式治疗。 我服务的许多患者是中青年人，在这群患者中有不少人有希望长期生存，几十年后他们可能会成为抗癌明星。如果他们希望长期生存的话，学习相关知识是必须的，因为未来的几十年他们用得上这些知识。 人的行为是由认知决定的，而知识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认知，知识是我目前所知的对人的认知作用最大的东西。学习知识，我们才能刷新自己的认知，纠正自己的错误，并且疗愈自己。荀子曰：“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学习能启发更有益的思考，固执己见者往往不学无术。 荷兰脑科学家迪克 · 斯瓦伯教授说人和人的最大区别在于大脑，大脑决定了我们的认知，认知决定了我们的行为，所以他为自己的成名作取名《我即我脑》。佛教修行法门众多，关键者为六度（持戒、忍辱、布施、禅定、精进、般若），但是佛陀说般若才是最重要的，佛陀所说的般若实际上也是指认知。一个人的认知发生了改变，整个人将会脱胎换骨。…

我们一天会接收到多少条商业广告？海洋地理学家雅克 · 库斯托为我们做了一次有趣的实验，他在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在巴黎散步的过程中，记录自己会遇到的广告次数。他说：“每当我遇到人们向我推销我不需要的东西的时候，我就按一下计数器，结果一天下来，我总共按了183次。”在大学营销学课堂上，教营销的老师挥舞着手臂，激情澎湃地对学生们宣讲：“如果你们要想说服他人购买你们推销的产品和服务，你们必须得想尽办法让他们处于激动状态——让他们感动、兴奋、紧张、抑郁、焦虑或恐惧，因为人在平静的状态下是不会有掏钱购买的欲望的。”我们今天的社会已经陷进了消费主义的深坑，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会被各种各样的广告包围，许多人在向我们推销商品和服务。我们常常在他人的说服下突然觉得自己确实需要某种商品或服务，真正掏钱购买了之后，就会把这些东西搁置在一边，过段日子便忘记了我们购买过它们。各种节日更是消费狂欢时刻，情人节和妇女节的鲜花价格飙升，我们要不要给自己的伴侣也买一束价值288、388、588、1888、16888的鲜花，以表示我们在意她们？如果不买的话，她们会不会失落？会不会跟我们闹情绪？别人的孩子穿着Nike和Adidas甚至更好的球鞋和运动服，我们要不要也给我们的孩子买一套？同学买了辆豪车，我们是不是也要买一辆？我们要不要住进更宽敞和更舒适的房子里？深夜，我们在为自己的赚钱能力不足而焦虑不已，难以入眠。我们抱怨命运对我们不公，想尽各种办法去赚钱，即便节假日也无心休息。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去锻炼身体，也没有时间陪伴爱人和孩子出去看看风景。生活中尽是压力重重的事情，我们内心充满了沮丧的情绪，久而久之我们抑郁了。我们抱怨一切，抱怨家人对我们不够体贴，甚至也抱怨马路上的路人们太吵。消费主义就像一只无形的手，把大多数随波逐流的人拿捏得死死的。国家在制定各种各样刺激消费的政策以促进经济的发展，缓解政府的压力；商家也开展各种促销活动，叫卖声伴随着歌舞表演刺激我们的耳朵和眼球；左邻右舍买到了新的东西总不忘向我们炫耀一番，这令我们感到自己很失败。雅克 · 库斯托是个书呆子，他在《消费者社会是我们的敌人》一文中浪漫的希望政府和社会能够建立起抵抗消费主义浪潮的机制，殊不知消费主义正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政府若不依靠消费主义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政权就会岌岌可危。抵御消费主义浪潮的只能是我们个人，不可能依靠社会的力量。我从不参加同学聚会，也拒绝加入各种同学群，甚至讨厌那些爱炫耀的人到访我家——我曾“不近人情”的把熟人中那些搞传销和爱炫耀的人从自己的通讯录中拉黑了，让他们无法联系到我。只为我不想和他们一样沉浸在消费主义的漩涡之中，不愿意和他们为伍，不愿意让他们焦虑的情绪感染我，我的生活不需要这些噪音，我不认为这些熟人是值得我珍惜的朋友。疫情发生后，推特上兴起了一股浪潮，我不记得这股浪潮具体名字是什么，大致的主题是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我们拒绝浪费它。现在欧美和亚洲许多国家的职员掀起了一波辞职浪潮，原因无他，疫情让这些人认识到了过去为了迎合消费主义而去过的生活太辛苦，太不值得了。如今他们想过简单朴素的生活，他们不需要那么多钱，不需要工作得那么辛苦，不需要为孩子购买昂贵而又不值得的附加教育服务——众所周知，这种教育服务非但不能带来实际的效果，反而让孩子活得更痛苦。在商业时代，医疗也是一种消费，而且是一种高消费。各种各样昂贵的医疗服务都会有人愿意购买，但是治疗效果可能还不如自己调节饮食和作息规律后达到的效果好。但又有谁愿意沉下来想一想呢？在这个充满了广告噪音的时代，我们的智商明显不够用，总有人能够利用人性的弱点来说服我们购买商品或服务。我们最宝贵的时间就这样浪费掉了，生命是什么？生命其实就是属于我们的每一分每一秒时间。生活压力大是我在工作中遇到的最多的字眼，但是为什么我们会有那么大的压力？真的是我们吃不饱穿不暖吗？对当下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温饱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在于我们无法让自己的内心安宁下来，无法让自己从消费主义的陷阱中逃脱。如非绝对之必要，我现在不消费。对我来说，除了食物是绝对之必要外，其余的都已经不是绝对之必要了。衣服不用买了，衣柜里的旧衣服足够穿，一部手机我可以用十年不用换。我经常穿着二十块钱一双的老北京布鞋，这鞋子还挺耐穿。清淡饮食也花不了多少钱。我不必被这个充满了噪音的社会牵着鼻子走，任何传统或新造的节假日对我来说都是普通的日子。这个世界上有一群人在过这样的生活，他们甚至尽可能的少用电和燃气，这样的话他们的花费就更少，对地球也更友好。不跟随潮流走，不被消费主义浪潮淹没，我们才能有真正的自我，也才能活得更轻松愉悦。大多数人活得太被动了，因为他们一生都在追逐各种各样的潮流，他们被大环境牵着鼻子走，他们无法忍受周边的人看不起自己——实际上没有人真正的关注我们，只不过我们自己觉得他们在耻笑我们而已。如果一个人能够成功抵御消费主义，他的压力起码减轻三分之二。那些心无旁骛的学者和科学家们之所以比大多数人优秀，只不过是他们不受消费主义影响，躲进了自己的书斋，把世界隔绝在外，沉浸在自己的事业之中了而已。我们大多数人的智商不比他们差，普通人不及他们的是抵御外界诱惑的定力。

癌症可治愈吗？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受流行观点的影响，认为它是不可治愈的。因为在实践中总是功亏一篑，我们原以为有些癌症患者不会复发，但是他们复发了，复发的原因非常令人困惑。 但是我也不断地遇到抗癌明星，他们患癌几十年，治疗后未再复发，有一些抗癌明星甚至能活到100多岁。比如原中顾委委员苏毅然1977年确诊为胃癌，生存至2021年，终年103岁，癌后生存44年。 我自己在实践中也遇到少数患者经治疗后长期无癌生存，其中有部分是我自己治疗的患者，所以我对他们的情况知之甚深。虽然我一直不肯对外宣称我已经治愈了他们——这主要是怕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让其他患者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给我施加太大的压力，但是我怀疑我治疗的这些疗效较好的患者最终会生存几十年，活到非常高龄。 我发现这些康复的患者有以下三个共同特征：一是坚持素食为主的饮食习惯，二是情绪比其他患者更稳定，三是生活简单。由于我治疗的多是在国内生活的癌症患者，符合以上三条的患者大多是佛教信徒，所以我见过的效果良好的康复者中佛教信徒居然占了80%以上，这让我对佛教信仰不得不刮目相看。当然我也认识一个生活在美国的华人癌症康复者，她是信仰基督教的，她的平静也令我印象深刻。 以上三点都非常不容易做到。我国的癌症患者在确诊为癌症后，大多数都会认为自己是虚弱所致，所以都想尽办法补充动物蛋白——尤其是在手术和放化疗过后，很多患者更是服用各种补品和保健品，医嘱也如此。有一些甚至能买到稀有动物（如穿山甲等）来进补，结果是这些患者复发和死亡的速度普遍比其他患者快多了，说他们是把自己往鬼门关送一点也不夸张。 至于情绪稳定问题，那更是难上加难，被确诊为癌症对许多患者来说无异于被判死刑。这样的晴天霹雳让本来没有心理问题的也有了心理问题，既往已有心理问题的更严重。在现代社会中，生活简单就更难做到了。各种流行的思潮和广告，早已经让大多数人失去了自我，成了消费主义的奴隶，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生活简单谈何容易！ 癌症是众病之王，是一种病因非常复杂的疾病，人的遗传基因、生活习惯、环境和食物、成长经历都出了问题之后才会发生癌变。有许多携带原癌基因和长期接触致癌物的人并不发生癌变，是命运之神的眷顾还是另有原因？遗憾的是无论是现代医学还是传统医学，都没把癌症当作一个系统的问题来对待，而是用简化主义的办法，把它视为一种简单因素造成的疾病。 我认为全球目前真正堪谓癌症治疗师的还没有一人，因为所有医师都没有把患者当作一个复杂的整体来对待，而只是学到了解决患者的某个局部问题的一技之长。这显然是不够的，癌症患者是全方位地出了问题，光靠解决单方面的问题怎么可能治愈呢？治愈癌症需要从患者的身心灵全方位着手。简言之，我们需要让患者改头换面重生一次。 进入现代以来，我们在认识世界时习惯了简化主义，我们认识到某种基因突变或致癌物可能会导致癌症，我们也认识到某种不良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导致癌症。但当我们尝试着去解决患者的某个基因缺陷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疗效并不如我们预料的那么理想。因为激发某种疾病的可能不止一种基因，而是一组基因发生了突变，并且同时还有其他的非基因因素在发挥协同作用。对人体内存在的生物化学反应，以及这些生物化学反应之间又如何互相影响，我们目前只掌握了一些皮毛知识。现代医学建基于这一点皮毛知识之上，毫无疑问，这种粗浅的认知与真相相距甚远。 一个活生生的人存在许多互相关联的问题：营养问题、情感问题、精神压力问题、人际关系问题、经济问题、生活习惯问题、教育与信仰问题，这些问题每一个都非常复杂，而且它们之间还互相影响。…

首先，我得对健康的人际关系下一个定义，我在这里提到的健康的人际关系是指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我们交往的对象都有益的关系，这里的有益是指对身心健康有益。爱人、家人、朋友、师生、同学、亲戚之间要想能长久地融洽相处，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不给彼此带来太多的负担，同时又能互助友爱。 位居各种人际关系核心的亲人、爱人和至交（这里的至交可以是师生、同学，也可以是知己）则会将爱发展到更深层次——无论生老病死都不离不弃，在最困难时刻互相守望。对每个人来说，这种最核心的人际关系才是最重要的，它在我们所有的人际关系中所占的比重超过95%。 全球各国的大型流行病学调查数据都支持这一结论：有亲人支持和有亲密关系的人普遍比缺乏亲人支持，缺乏亲密关系的人更长寿。那些有伴侣陪伴的老人们不但寿命更长，生活质量更高，自理能力也更强。 所以当人拥有这样的亲密关系的时候，有无其他人际关系并不重要。虽然每个人实际上都需要这种关系，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并非所有人都能有幸拥有这样的关系。泛泛之交也可以稍微缓解一下心中的寂寞，但是在需要爱人或亲人照料的时候，泛泛之交是无法替代的。因为需要做出重大牺牲的时候，只有那些深爱我们的人才肯为我们付出。 在最核心的人际关系中，爱情又是重中之重。张中行先生说人生最重要的关系莫过于男女之间的关系——当然对同性恋来说，也可以是同性爱人之间的关系。罗素认为人在一生中大多数时候都会是孤独的，爱情的重要意义在于情侣在一起可以驱除这种精神上的孤独。在罗素看来，性爱固然重要，但却并非爱情中的首要因素，互相陪伴才是最重要的。我们中国人用一句形象的俗语来形容罗素的这种观点——少年夫妻老来伴。 倘若我们核心的人际关系是完整并和谐的，则我们一生的幸福指数会相当高。如果我们核心的人际关系是不完整和不和谐的，则我们一生都难免孤独。 爱首先来自于父母对子女的天然之爱，一个被母亲亲密的爱抚，被父亲充分保护的小生命就像一粒完好无损的种子，最终会长成爱的参天大树。但是一个被父母嫌弃或疏忽的孩子则毕生都缺乏安全感，很难与其他人建立起亲密关系，甚至可能出现一般性的心理疾病或比较严重的精神疾病。 有些人的命运从出生的那一刻便注定了是悲剧，父母不相爱，或孩子不是父母期待的上帝恩赐的礼物——在重男轻女的家庭中，女孩往往会让父母和祖父母失望，这些都会给人留下心理阴影。 在我出生的年代，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因为那时候大搞计划生育。中国人又有生儿子传宗接代的传统，所以农村许多家里偷偷摸摸的生了几胎女儿，还想继续生儿子，这些家庭中的女儿没有得到善待。父母和祖父母对女孩的照料不够，她们长大后普遍地缺乏安全感和自信，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另外，男女两性在人际关系中的角色也不同，女性需要承担更多的照料家人——尤其是照料子女的责任。这导致妈妈们普遍更焦虑和抑郁，我国焦虑症患者中男女比例约为1：4，抑郁症患者中男女比例约为1：2至1：3.女性所患的肿瘤也与情绪关系更大，男性癌症则与不良生活习惯的关系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