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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2017年被授予“国医大师”称号的王世民教授，1935年出生于河北省元氏县泜屯村（今苏阳乡纸屯村），其曾祖父王长宝为当地名医，当地乡民曾赠其曾祖父一块“佩德神医”的金字匾额。受其曾祖父的影响，王世民从小就立志长大后当医生。 1953年春，王世民的母亲因外伤未及时治疗，感染破伤风，不幸去世，当时正在上中学的王世民深受打击。 祸不单行，少年丧母之痛让王世民心力交瘁，自己也患了面神经麻痹。屡经中西医治疗，针灸从头扎到脚，也用了许多治疗中风的方剂，效果均不佳，历时两年，病情未能缓解。 这种锥心切肤之痛让王世民更加坚定了学医济世的决心，1956年，王世民高考时，毅然报考了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并被录取，成了该校第一批大学生。历经六年寒窗苦读，于1962年顺利毕业。实习期间先后师从陆石如、孔嗣伯、刘渡舟、谢海洲、印会河等名家，得到了这些老大夫的悉心指点，学问日有长进，经验日渐丰富。 毕业后王世民被分配至山西省中医研究所（今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第二年，被指定为山西四大名医之一的白清佐之徒弟，侍师襄诊，抄方、记录医案。并继承和整理白清佐老先生的临床经验，深得其真传。 在山西工作期间，王世民始终与刘渡舟、谢海洲、印会河等老师保持密切联系，请教问难，探讨学术，分析病情，发表文章，并从事中医类专著的编撰工作。先后协助中医儿科学家孙华士先生整理校定了《小儿药证直诀释义》《幼科金针》，协助印会河先生整理《中医内科新论》，还整理了《谢海洲临床经验辑要》《谢海洲医学文集》，协助刘寿山先生完成了《中药研究文献摘要》第二、三编的部分内容。 王世民教授一边从事中医文献编撰和整理工作，一边在山西中医药大学教学，同时还从事临床实践工作，教学研与临床相结合，打下了厚实的理论功底，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在对方药深入系统研究的基础上，王世民教授总结出“方对证，药对症”的临证思路，认为方剂的功效是方中各药物经过配伍组合而成的“合力”，定向地作用于某一病证而发挥的作用。并不是某一味药的作用，亦非是各药物作用的简单堆砌，药有个性之特长，方有合群之妙用。药物是组成方剂的单位，方剂是药物运用的更高形式。 王世民教授对中医方剂学的现代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长期的临证、教学、科研中，王世民感到只有探明方药的物质基础，才能最终揭示方剂产生疗效的真谛。很多古方名方组方严谨，疗效肯定，但有关其疗效的说明和机制的阐述大部分停留在过去直接观察所得到的宏观认识上，要想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探明微观机制，要想使古老的中医方剂配伍理论发扬光大，被世界所接受，必须进行实验研究。 对药物和方剂的功效的研究是王世民教授毕生工作的重点，他将其思想浓缩为“方对证，药对症”这六个字，笔者认为，这六个字才是中医真正的精髓。…

2026年5月31日，《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布了美国多所医学院校共同参与的一项关于晚期胰腺癌新药daraxonrasib的临床试验研究报告，这项研究报告也在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芝加哥年会上公布了。 该临床试验项目共招募了500名已转移且五其他有效治疗方法的晚期胰腺癌患者，将其随机分成两组，对其中一组使用一种名为daraxonrasib，另一组继续化疗。结果发现，口服daraxonrasib组的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从约7个月延长至13个月，存活时间延长了近一倍。对照组化疗组的中位生存期只有6.7个月。 参与研究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医生温伯格（Zev Wainberg）指出，这是首款在这类患者身上显示出明显优于化疗的药物。 另一位参与研究的亚利桑那大学癌症中心医生施罗夫（Rachna Shroff）说，她从事胰腺癌治疗16年来，首次看到研究结果时甚至落泪。她指出，不少患者能够持续接受治疗，并从中获得持久且有意义的益处，疼痛减轻，生活质量也有所改善。 胰腺癌号称癌症之王，是死亡率最高的癌症之一。胰腺癌早期症状不明显，多数患者一发现即进入晚期，所以错失了早期手术根治的机会。 超过九成胰腺癌与KRAS（Kirsten Rat Sarcoma…

应该是因为天太热了，本周一第二节课，我们班一个女生在课堂上突发疾病，呼吸困难，手足抽搐，无法动弹，四肢冰凉。老师发现了，终止了讲课，后来，我们把她送到医院了。 周二，天气预报播报的本地气温是37度，但体感温度似乎有39度左右，部分同学的手机上显示的教室内的温度更高达40度，人在这样的高温条件下热得昏昏欲睡。 我们的教室里没有空调，热得更像蒸笼一样，风扇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周二的第三四节课，上课的老师都热得吃不消。周二下午和晚上，全校停课避暑。 年近五旬的我，本来用不着在这样的环境里吃这个苦的。但我对此行无怨无悔，尤其是最近，我在这里开启了我梦寐以求的一些基础医学研究，更让我觉得自己的这次人生选择简直太有意义了。 班里有个孩子有一次拿一些中年人的搞笑视频来对我说，叔，您本该去过这样的生活啊，何苦到这里来和我们卷？ 少年不知人世苦，笑问老叔何所求。 小时候我很希望长大后当一个科学家，从事科研工作。我做心理测试的时候，测试结果也显示我最适合从事的工作是研究员的工作。 但我们这些70年代出生于中国农村的人，年轻时因为家国之原因，许多人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梦想去为生存问题奋斗。那时候我们的国家实在是太穷了，还没有力量支撑一大批人做科研。我们自己的家庭也实在是太穷了，填饱肚子都成问题。 而科研是最吃经费的事情，一项动物实验的花费少则数万，多则几十万。还不一定能够成功，搞不好做几年的实验都会打水漂。 如今，国家实力比以前强了太多，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比以前高了许多，很多家庭都不再像以前一样无法为孩子的理想提供经济支撑。年轻人再想做科研，条件好了许多。…

据《卫报》报道，今年在芝加哥举行的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年会上提交的两项由休斯敦的MD安德森癌症中心牵头开展的研究，分析了美国1800多万名18至50岁成年人的健康数据。研究显示，过去30年，年轻人患上癌症的病例增加了近80%。 全球早发性癌症病例从1990年的182万起上升到2019年的326万起，而40多岁、30多岁及更年轻人群的癌症死亡率上升了27%。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年轻人不规律的睡眠模式可能与年轻人患癌风险升高有关联。 研究人员发现，睡眠习惯不佳的人更容易患上早发性肠癌、乳腺癌、子宫癌或卵巢癌。在某些情况下，被诊断为失眠的50岁以下人群，在五年内患癌的概率是一般人的三倍。 研究人员称：“这些发现显示，睡眠紊乱可能是早发性癌症风险分层中一个具临床意义且潜在可改变的风险因素，值得进一步研究。” 笔者认为，上述研究也可能存在另一种解释：睡眠差或许是身体发生早期癌变的征兆之一。无论是两种解释中的哪一种，都意味着睡眠差和癌症存在一定的关联。 随着人类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当代年轻人的作息规律与其父辈和祖辈有很大的不同，现在很少有人仍然坚持早睡早起的作息习惯，晚睡晚起者居多。 年轻人的睡眠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因素的干扰，工作压力大/越来越丰富多彩的夜生活和电子产品的广泛使用，都正在扰乱人类长期以来形成的自然作息习惯。 这些因素导致许多人存在睡眠问题，失眠与癌症、肥胖、糖尿病、抑郁症、老年痴呆症等慢性病都存在一定的关联。人类想更健康的活着，需要调整好作息习惯。 安德森癌症中心的这两项研究也为癌症的治疗带来了一些新的思路：一是应对失眠者开展更多的癌症早期筛查项目，以更早地发现他们身上可能存在的早期癌症；二是治疗癌症时，或许也应该考虑采取有效的措施，改善患者的睡眠质量，应将治疗失眠纳入癌症的综合治疗目标之一。 笔者多年来在临床实践中，也确实发现了癌症患者中的失眠者的比例比普通人群更高。如果能够有效的改善癌症患者的睡眠质量，对控制其病情的进展有一定的帮助。…

现在互联网上许多人鼓励癌症患者抗癌时要有乐观的心态，这是一件好事。但一部分人过度强调乐观心态的重要性，甚至夸大乐观态度的作用，这就有些过头了。 得了癌症，很多人会惊恐、紧张、焦虑和抑郁，对于这样的患者，确实有必要给予足够的鼓励，让他们走出对癌症的恐惧，卸下心头的压力。但另一部分患者，似乎被宣扬积极心态可以抗癌的论调洗脑了，相信靠积极的心态与有限的治疗或某种功法就可以抗癌，拒绝或害怕规范的抗癌治疗，这就很有问题。 虽然规范的抗癌治疗的确也不是百分之百的有效，但是全世界医生共同从临床数据中得出的医疗指南，比单独的某一个“大师”得出的结论还是要靠谱多了。按照规范的医学指南进行的综合治疗的患者总的治愈率是最高的，生存期也是最长的。 乐观的心态结合规范的治疗，才是癌症患者抗癌成功的最大保障。一味强调积极乐观的心态的作用，忽视规范的治疗，这是一种偏执，不是智慧。乐观过了头不叫乐观，叫失去理智了。 我为什么要写这样的文章来提醒各位癌症病友呢？是因为在现实中确实存在许多这样的“乐观主义者”，他们相信纯粹靠乐观主义就能打败癌症。可能他们的亲友也想竭力减轻他们的心理压力，所以对病情有所隐瞒，同时在劝慰患者要乐观时又用力过猛，再加上网上的一些不负责任的人的鼓吹，这导致患者在后续的治疗时，容易对规范治疗和综合治疗方案产生抗拒心理。最终造成无数悲剧。 老版电视剧《红楼梦》中林黛玉的扮演者陈晓旭女士就犯了这个错误，她过度的相信积极的心理暗示对癌症的作用，排斥规范的抗癌治疗，最终很不幸的早逝。 除了对心理暗示有执着的迷信，还有一部分患者对中医调理也有执着的迷信。我都是建议患者在规范的治疗中纳入中医，而不是完全迷信中医调理的单独作用。但因为我本人是以中医而为人所知的，所以很多患者想当然的认为我和他们在网上看到的一些鼓吹单独靠中医调理就能抗癌的人一样，这种认识是大错特错。 我在实践中见识了很多号称靠中医调理就能治愈癌症的，只不过遗憾的是，他们实际成功的案例很少，成功的比例太低，甚至不能排除那些成功的患者是别的因素的共同作用（比如采取了放化疗）所致的。中医调理有一定的意义，但在癌症治疗中，无论是用西药还是用中药，抗癌治疗才是主流，调理只是陪衬。把二者的重要性倒过来，势必会误导患者最终错失综合治疗的最好机会。 所以我希望各位癌症患者朋友，在保持乐观心态的同时，也一定要理性对待自己的医疗方案，选择规范的综合治疗方案，不要迟疑。规范的综合治疗方案是胜算最大的方案，如果说抗癌是一场赌博，那么这种综合治疗方案是赢面最大的。 只有失去了最佳治疗机会的患者，才有必要把最后的一线希望寄托在积极心态出奇迹上，其他的患者都应优先考虑规范的综合治疗方案。也只有基础疾病多，身体各器官功能已经很差的患者，才应选择最保守的治疗方案。奇迹确实存在，但是其概率太低，把希望寄托于渺茫的奇迹，很不理智。

《卫报》5月27日报道，瑞典隆德大学的研究员所做的一项涉及超过60万名病患的研究发现，成年后体重增加会使患癌风险提高4倍。 研究者在受试者17岁至60岁期间，平均进行四次体重测量，对象包括超过25万名男性和近38万名女性。研究还追踪了他们直至2023年的癌症确诊情况。 研究员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欧洲肥胖大会上发表的报告显示，癌症风险的增加，无论是总体风险还是多种特定癌症的风险，都与成年早期较高的初始体重以及成年期间体重的增加有关。 在30岁之前肥胖的男性患肝癌的风险是体重正常者的五倍，患胰腺癌和肾癌的风险是其两倍，患结肠癌的风险则增加58%。 在30岁之前肥胖的女性患子宫内膜癌的风险是体重正常者的四倍半，患胰腺癌的风险增加67%，患肾癌的风险是其两倍，患脑膜瘤的风险则增加76%。 体重增加最多，即平均增加32公斤的人，患癌风险比体重增加最少，即平均增加8公斤的人群高出7%。与体重增加最少的人相比，体重增加最多的男性患肝癌的风险高出近三倍，患食管癌的风险则高出两倍多。体重增加最多的女性患子宫内膜癌的风险则是体重增加最少者的近四倍，患其他癌症如肾细胞癌的风险也显著更高。 肥胖可能导致13种不同的癌症，并被认为与另外八种癌症有关，但关于体重增加的幅度以及在人生哪个阶段增加对癌症风险有何影响，目前所知不多。 虽然这些研究足以警醒世人，但是控制体重却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全球大多数国家的肥胖率在二战后都显著飙升，这也导致人类流行病谱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与肥胖密切相关的糖尿病、癌症和抑郁症的发病率都有所升高。 肥胖与经济条件和社会状况密切相关，经济条件越好，社会越稳定的年代，肥胖率普遍较高。 医学界已把肥胖视为慢性代谢疾病，认为它不只是体型变大，而是身体长期失衡。治疗思路也正从“少吃多动”转向综合管理，并探索结合机制以提升疗效。越来越多的医学研究人员投入到肥胖的研究之中，我们期待在这方面的研究会有更多的突破性进展。

反复感染肺病且极难治愈？无明显诱因的存在胰腺功能不全或不孕症？这些疾病看似毫无联系，但实际上都可能与CFTR基因突变有关。 CFTR基因是位于人类第7号染色体长臂3区1带（7q31），全长约250 kb，包含27个外显子，编码囊性纤维化跨膜传导调节因子（CFTR蛋白）。 CFTR基因是人体内一个至关重要的功能基因，由其编码的CFTR蛋白主要在上皮细胞膜上发挥氯离子通道的作用，负责调节氯离子和碳酸氢盐的跨膜转运，从而维持体液和电解质的平衡，影响黏液、汗液、消化液等分泌物的黏稠度。 目前已发现的CFTR基因突变超过2000种。根据对蛋白功能的影响机制，主要分为六类：影响蛋白合成（I类）、影响蛋白加工与运输（II类）、影响通道门控（III类）、影响通道传导性（IV类）、减少正常蛋白产量（V类）以及降低蛋白稳定性（VI类）。其中，‌F508del缺失突变是最常见的类型，约占全球患者突变类型的70%‌。‌‌ 当CFTR基因发生突变后，会造成氯离子转运障碍，气道黏液浓稠，容易反复发生肺部感染，并引发囊性纤维化。 诊断CFTR基因突变的金标准是CFTR基因检测，有慢性肺部疾病、胰腺功能不全、不育（尤其是CBAVD）等临床表现的患者或家族史者，应考虑做CFTR基因检测。 检测的方法是采集外周血对CFTR基因全序列进行测序，检测到双等位基因致病突变结合临床表现即可确诊CF。 CFTR基因检测可为精准医疗提供依据，目前，针对特定突变类型（如G551D）的CFTR蛋白调节剂（如伊伐卡托）已应用于临床，能直接改善蛋白功能，为患者提供针对病因的精准治疗。这是分子生物学为现代医学作出的贡献，也为这类患者带来了福音。‌‌‌

昨天傍晚在上康复医学的实训课时，我忽然收到了我们学校创新实验室的老师发给我的信息。他告知我，我申请在学校开展的一项药理实验可以做了，他约我去实验室面谈一下。 这个消息令我非常开心，从我萌生这种在学校实验室做药理试验的念头，到和任课的微生物老师交流，再到与学校实验室的主管老师交流，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我本以为这个申请不会通过，但想不到最后的结果令人满意。 上完实训课后，我去学校创新实验室和老师聊了一个多小时，我们探讨了试验的设计思路和执行的计划。因为晚上还有另一项生理学方面的试验要做，所以虽然我们谈得意犹未尽，最后还是结束了交谈。为了尽快促进这项试验的开展，我承诺承担这项试验的一些费用，因为如果向上申请资金的支持，这项试验不知道要拖到何时，甚至根本没有开展的希望。 结束后，我在赶往食堂的路上，给岳母打了个祝贺电话，因为昨天是她的生日。我顺便问了一下她的身体状况，岳母告诉我，我为她设计的新的治疗方案见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老人家为多种与衰老相关的慢性病折磨着，但又难坚持服药。受此前不久我尝试的安神枕头的思路的启发，我为她配制了一个特殊的药枕。用药枕的第一夜，她就看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这种改善现在正在持续。 她很高兴，我也很高兴。这是我在今年开始尝试的一种新的治疗疾病的思路，我将继续在这个方向上探索下去，争取用它来解决更多的疾病问题。 作为一个有丰富营商经验的人，我也从这里看到了一条新的创收之路。我目前已经把我的一些创新性的研究在小范围内开展试验，待到看到更为确切的效果后，我会把它推广开。 我有一个成熟的商业执行团队会把我的一系列计划执行好，后半生我想以商养医，靠着商业利润支撑我的医学研究，成为一个真正的gentleman scientist。 作为一个体制外的人，我无法获取政策资源上的支持。要想实现自己的一些医学研究梦想，就要靠自己创收来提供经济上的支撑。…

（全文约一万字，阅读需要耐心。） 精神疾病历来都是一种难以治愈的疾病，但也偶然有自我疗愈的个案出现，美国华盛顿大学心理学家马莎·林内翰（Marsha Linehan）博士就是这样的一个个案。她不但治好了自己的边缘型人格障碍（一种严重的精神疾病），而且还开创了一种独特的心理治疗方法：辩证行为疗法。她写了一本以《辩证行为疗法》为名的书，介绍自己的这种心理治疗方法。 Marsha Linehan博士自述，她是在学习禅宗的过程中，发明辩证行为疗法的。如果读者有一定的佛学功底，就不难看出，Marsha Linehan博士的著作的确充满了禅宗的色彩，而且是中国禅宗“北渐”学派思想的衍生物。 中国禅宗还有一个大的派系，那就是以六祖慧能为代表的“南顿”学派。因为慧能最初传教的地方主要在中国南方地区，而其主张的顿悟学说与北渐学派主张的渐修学说大不相同，所以这一学派被称为“南顿”学派。南顿北渐的创始人是师兄弟关系，他们都是禅宗五祖弘忍法师的弟子，南顿的始祖慧能法师是北渐的始祖神秀法师的师弟。 五祖弘忍法师是唐代人，曾在今黄冈地区黄梅县的东山修建道场传法。如果我们今天到黄梅县去旅游，在进入黄梅县境就能看到一些大招牌上写着两首诗。 其一为：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勤勤常拂拭，莫使惹尘埃。…

最近我在学习的过程中，被A群乙型溶血性链球菌和由它诱发的一系列疾病深深吸引住。原因是这种感染链球菌所致的疾病起码与我的两位亲人有关，其中之一是我儿子，另一位是我的一位姑父。我儿子是因为这种链球菌诱发过急性扁桃体炎，我的这位姑父则是被风湿病困扰了一辈子，我之前只知道他所患的是风湿病，却不明白风湿病的诱因是链球菌。 链球菌是最常见的致病菌，几乎每个人都感染过链球菌，尤其是A群链球菌。我们绝大多数人在儿时都曾感染过这种细菌，我们不但感染过，基本还都反复感染，因为这种细菌在自然界中广泛存在。 一部分人感染链球菌后会留下后遗症，链球菌感染最严重的后遗症是风湿病和心瓣膜病。当我深入了解A群乙型溶血性链球菌所致的风湿病和心瓣膜病后，发现它们虽然不像癌症一样致命，但也是极难治疗的疾病。在现有的医学体系中，找不到根治它们的方法。 这使我萌生了攻克这种疾病的念头，因为我曾偶然找到了迅速治愈链球菌感染所致的扁桃体炎的草药佛甲草。十多年来，我一直想把这种学名佛甲草的植物的药理研究明白，但一直都未能如愿。我花了好几年时间才终于找人认出了这种无名小草，之前想通过试验的方法来研究它却不知从何下手，今年在学校学习到的专业知识让我又一次重燃了希望的火花。 我去年来学临床医学时，曾遇到过一个年龄和我差不多大的西医，她为她的孩子的病来找我。她干了二十多年的西医临床工作，当自己的孩子为神经母细胞瘤这种儿童肿瘤之王折磨时，她也是束手无策。 在闲谈中，她对我说，西医能把许多疾病的病因研究得明明白白，但是却治疗不了，这是一种悲哀，她把最后的一线希望寄托在中医上。而我深耕中医多年，对中医有与她对西医同样的无力感。虽然我们曾偶尔治愈过少数病人，但多数时候也是眼睁睁地看着患者的病情恶化，有时甚至在自己的至亲骨肉遭受折磨时也毫无办法。 昨天上《医学伦理学》这门课程时，我看到了教材上写的王振义院士的故事，心中很感动。这位老大夫一辈子都在治疗和研究血液病，发明了全反式维甲酸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办法，并无私的放弃这种药物的专利权，让广大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患者能够用上便宜药，造福了无数的患者。 我看到暮年的他白发苍苍，一边在医院病房里吸着氧，一边略带气促地回答记者的提问，他说当一种以前无法治愈的疾病，找到了治疗方法时，身为医生的他，内心深处无比欣慰，这比巨额的经济回报更有意义。 这段对话感人至深，我想这世上有许多的医生和他有相同的想法，起码我自己是这样的。只是我们可能穷尽一辈子的努力，也未必有这样的机会。发明一种疗效确切的药物或治疗方法，解除受某个疾病影响的无数患者的痛苦，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事情啊！ 我因为热爱而学过中医学，学过精神病学，如今在学临床医学（西医）。经过这么多年的学习，我最为深切的感受是，世上的医学难题太多，人类的医学水平还太浅，在难治性疾病面前，我们大多数时候都是束手无策的。医生们能治愈的，大多数都是自限性疾病或一些不太复杂的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