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医学思想》：症状是沟通各种医学的桥梁

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最耳熟能详的医学模式有两种，一种是中医，另一种是西医。其实这个世界上很多民族都曾经有自己的传统医学，印度的古典医学“阿育吠陀”甚至被医学界誉为医学之母，它的影响力也不小。

伊朗有波斯医学传承，古代埃及同样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医学体系，古埃及医学约起源于公元前33世纪，延续至公元前525年波斯帝国入侵时期。该体系包含外科手术、药物治疗及妇科等分支。其医学文献记载于埃德温·史密斯纸草卷、埃伯斯纸草卷等载体，古埃及涉及了颅脑外伤治疗，古埃及的医生们甚至也能诊断出肿瘤类疾病并尝试过治疗。

不过能够延续至今的古代医学，只剩下印度的古典医学和中国的中医了。这与许多因素有关，但是其关键在于这二者仍然有实际的疗效，且在许多疾病上，它们的疗效足以弥补现代医学的不足。今天的西方精神医学类著作甚至大量的使用古印度医学中的内容。

人类虽然肤色、语言和种族不同，但是我们仍然生存在这个星球上的各民族在基因上基本是一致的，我们得的病也大同小异。只不过不同群体在不同疾病上发病率不完全相同而已。古代人和现代人所患的常见病也基本是一致的，只不过在各个时代，疾病谱系中占主流地位的病种不一样而已。

在古代，感染类疾病占多数，没有抗生素和疫苗，人类动辄流行致死率极高的瘟疫，每一轮瘟疫都能大幅削减人口；到了现代，随着医学的进步，传染病的危害越来越小，人均寿命不断增长，与遗传方式、生活方式和年龄关系密切的各种慢性病在疾病谱系中开始占主流。

在有文字记载之前，我们人类经历过一个漫长的史前期，这个时期约长达400万年。直到大概6000年前，人类才开始有了文字记载。我们今天所谈论的各民族的古代医学，都是指有文字记载的。

但在约一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在智力上已经发展得与我们今天的人类基本一致的水平了。此后，虽然人类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知识，但我们的大脑进化的速度却并没有那么快。

起码在过去的一万年里，分布在地球上各个国家的先民们，就曾像今天的我们一样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疾病问题，并且试图探索各种各样的治病方法。这些治病方法分散地记载于各类著作中，有些已经失传了，有些还在。

考古学家发现，人类约在公元前8000-公元前4000年陆陆续续地进入农业社会，在此之前，全球各地的大多数人类都是靠采集狩猎为生的。直到近代，非洲的沙漠地区以及其他大陆的一些不容易开展农业生产的地区，仍然是靠采集狩猎为生的。

这些部落土著的食物来源比我们现代人丰富多了，比如人类学家发现，生活在非洲卡拉哈里沙漠地区亢人对自己周边环境中的动植物的特性和用途比我们现代人熟悉多了。他们食用500多种昆虫和动物以及各种各样的植物块茎和果实，这些食品只含有少量的盐分、饱和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却富含多价非饱和脂肪、粗纤维成分、维生素和矿物质。

再加上他们作为游牧部落民族过着充满运动的生活，所以他们很少患有高血压、肥胖症、静脉曲张、溃疡、肠胃炎、恶性肿瘤等工业社会常见病。

亢人每天花费在寻找食物上的时间只有一两个小时，其他时间都处于闲适状态，因此他们也远离了现代社会常见的焦虑症和抑郁症。

所以尽管他们缺医少药，被现代人嘲讽为落后民族，但是他们的长寿人口所占的比例和医疗条件发达的现代国家和地区不相上下。

甚至他们的生存能力也比现代人强多了。1964年非洲因为干旱而歉收，与亢人部落相近的以农业作物为主要生存来源的班图人食物缺乏，亢人却衣食无忧。后来班图人靠着学习亢人的生活模式而度过了大饥荒。

我们观察亢人，就能看到我们的祖先的影子。亢人把蜈蚣、蝎子、壁虎、蜥蜴也当食物吃，我们今天却对这些东西有本能的畏惧。亢人发现了一些草汁涂抹在箭头上可以在狩猎时使猎物麻醉，也发现了一些动植物乃至矿产有治疗疾病的作用。

不但这些原始部落的土著有这种发现，据研究野生狼群并出版了《重返狼群》的作者李微漪女士称，她在野生狼群中发现狼会利用马勃止血。马勃这种菌类，中医可一点都不陌生呢，因为它就是一种常用的中药，具有止血功能。

我们人类的祖先在400多万年的生活实践中，难道连狼都不如？他们在一万年前摸索并驯化出来的农作物，今天依然是我们餐桌上最主要的食物。为什么他们发现的有治疗作用的天然药物和方法，就要被许多自诩高明的现代人斥为伪科学呢？

按照人类学家的观点，我们这个地球上大多数民族都存在一种基本的认知：我们都认为自己所属的民族是最优秀的，同样，大家也都认为自己民族的文化传承是最好的，现代人则从本能上认为自己比古代人更优越。

这无可厚非，因为我们在实际生活中看到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很多优点，也看到了现代文明确实有很大的进步。但这也造成了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后果，使得我们的认知很狭隘，让我们处于坐井观天，看不到其他人的优点的状态之中。

我们要研究科学，就要跳出文化本位主义思想，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去欣赏各时期和各民族的不同文化。唯有如此，不同时代和不同民族之间才能实现有效的沟通与交融，并在这个过程中，一起实现更大的进步。

在医学这个领域，尤其应如此。我们中国的祖先在这方面其实很开明，中药中常用的两种消肿止痛药乳香、没药来自于非洲；血竭则来自于东南亚；还有许多原产于中东地区的香料，比如肉豆蔻、苏合香、丁香、荜茇、砂仁等，也是从中东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随着这些香料传入中国，传统中医的治疗原则中甚至还多出了“芳香化湿”这一治则。

所以，严格说来，我们常说的中医并不是纯粹局限于中国本土的医学，我们在古代就已经与古埃及医学、波斯医学、古印度医学发生了交融。到了今天，中医最主要的交融对象，也是许多中医粉心中最大的对头，是西医。

各民族医学、古代医学和现代医学、中西医之间有一道共同的桥梁，这道桥梁就是各种疾病造成的临床症状。医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为了缓解人和动物表现出来的各种不适的症状。没有这些不适的症状，医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人类穷尽一切可能，寻找缓解各种症状的办法，积累下来了丰富的经验，蔚然而成世界医学之林。

回到中医这个主题上来，我们常说中医的精髓在“整体论”和“辨证施治”（也叫“辨证论治”）。整体论是一种系统的认知，而辨证论治则是建立在症状的基础之上的具体的诊疗方法。

中医的四诊收集的是病人的各种临床表现，中医师处方开药是根据望闻问切收集到的这些症状的信息来综合判断如何用药的。辨证论治中的证，多年来大家把它的概念搞得模糊不清，我本人在本书中将它明确为症状或者症状群。

某病的症状或症状群一般是固定的，不会是随意发生的。不但不同的人患同样的病，症状会基本一致。就连不同的动物患同样的病，症状也基本一致。这是因为疾病有一些内在的规律，造成的病理反应相差不大。

当然，不同的人之间，存在个体差异，不过这种个体差异不足以导致同种疾病所致的临床症状有根本性的差别。若一种疾病与另一种疾病叠加，则有可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兼见症。许多病人是多种疾病夹杂在一起，他们的症状就更加的复杂。

对这些病人的诊疗就要用到钱学森先生所提倡的系统论的思想，全面去判断患者的病情，制定综合的用药方案。这样的用药方案必定是大而全、很复杂的，这种用药方案的性质从本质上就应该是大复方多靶点的。

我再次强调，我们学习医学之关键，在于辨识各种疾病的症状。我们沟通中西医的关键，也在症状二字。症状非常复杂，但很客观。当病人出现黄疸时，我们能观察到的症状是一目了然的；当病人发生呕吐时，我们能够观察到的症状也是一目了然的。这些不随人的主观意识而发生改变，不容易出错，可以在不同的人中达成统一的认知。

但相同的症状可能是多种疾病的共同表现。比如黄疸可能是急性肝炎的症状，也可能是胆结石的症状，还有可能是胆囊癌或胰腺癌的临床症状。所以单一的症状只能给出初步的判断，要想进一步诊断患者所患的是什么疾病，我们需要结合患者的其他症状，甚至需要借助各种检查手段。

症状还分显性的症状和隐性的症状，显性的症状是可以通过问诊、查体和主诉收集到的信息，隐性的症状是一种疾病在严重状态应有的症状，但因病人处于早期，病情轻微，尚未表现出来。作为医生心中要有数。

那些对显性症状有效的药物，往往对隐性症状一样有效。比如早期的胆囊癌几乎没有可以观察到的症状，但可以治疗胆囊癌的药物，对早期患者和晚期患者都是同样有效的。

现代医学的最大的进步是能够通过各种仪器，在疾病早期阶段做出准确的诊断，为治疗争取时间。所以我们筛查出来的许多早期或中期病人，临床症状不明显。

对这样的病人，医生要能够运用自己所学的医学知识，预判到他们的疾病发展到后期，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我们用传统的医药治疗这些病人的时候，就可以借助现代医学检查手段，早期干预。

当然，上面这段话也并不绝对。我以前跟过一个退休的西医学习了一点西医临床知识，她对我说，她们在乙脑流行期间，看到病人出现乙脑的症状时，就立即抓紧时间给病人用药，而不是等病人的血液检查报告出来，确诊了再用药。因为许多乙脑患者出现了临床症状，查血还查不出来，得过几天才能查出来，但等查出来了再用药就晚了。

所以医学是很难的，临床医生要学的东西很多。

厘清这些关系非常重要，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我们如何组方治病。中医发源于诊断技术还不够先进的古代，又融合了许多其他民族治病的理念和手段。我们常常说中医博大精深，实际上它的另一面就是杂糅繁复，难以理清头绪。以至于很难学好，很难掌握中医临床技巧。

我本人的经验是，把症状作为学习中医的核心和关键，重点学习和记忆某病具有什么样的临床症状，某方和某药能够缓解什么样的临床症状，治病就是寻求这种方剂、药物和症状一一对应的关系。找到了这种对应关系，就可以解决患者的问题。这样去学习，思路就清晰了许多，不至于陷入歧路亡羊的困惑之中。

比如，在古代，我们的古人不知道黄疸是胆囊结石、胆囊癌或肝炎所致，但他们也发现了金钱草、茵陈、虎杖、栀子等中药可以治疗黄疸，茵陈蒿汤有很好的治疗黄疸的作用。我们今天用现代药理学的方法去研究这些药，有些能够研究明白其治病作用的机制，有些还没能研究出来。但无论是否研究明白，都不妨碍我们用这些药来缓解患者的症状，减轻患者的痛苦，医疗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减轻患者的痛苦吗？

如果能够在这个过程中，保障了医疗的安全性、有效性和经济性，那就更完美了。我倡导中医大复方多靶点特色疗法的最主要的出发点，就是为了此。

我在学西医生理学这门课时，听过罗自强教授的网课，他在讲课时说过一句话，他说用不了多久，同学们今天听课时学到的东西，基本都忘记个差不多了。但我们学习这么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培养一种思维方式，一种用证据来说话的思维方式，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认为罗教授这段话讲得非常好，我撰写这部书的主要目的，也不是为了让读者从中学到具体的某一个或几个方剂的作用。我最希望的是，读者朋友们能从我的文字中学会一种探究医学本质的思维方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举一反三，在更广泛的领域去探究其他疾病的治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