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景 ⁽²²⁾

要了解一代医圣张仲景，需要以他的同时代人作为参照。张仲景的生卒年份虽然不详，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是建安时代的一位医生。 在建安纪年之初，张仲景即已行医。关于这一点，一者有张仲景《伤寒论》的序言为证，张仲景在序言中提及建安年间的瘟疫导致其家族成员大量伤亡，仲景颇有所感，故发奋研究医学以济世活人；二者有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的序言为证，《针灸甲乙经》的序言中记载过张仲景为建安七子之首的王仲宣诊病的事迹，所以仲景与王仲宣是同时代人。 皇甫谧生于公元215年（建安二十年），卒于公元282年。他对建安时代的事情有所了解是再正常不过的，只是他为神化张仲景的医术，有夸大其词的言语。这或许是当时医林中以讹传讹，传到皇甫谧的耳朵中，以至于皇甫谧也相信张仲景提前预测到王仲宣四十岁后当“眉落而死”的传说。 我在前几天的文章中已经指出过，王仲宣并非“眉落而死”，而是死于公元217年（即建安二十二年）的一场大瘟疫。这不但有正史的记载，还有和王仲宣交往频密的同时代文人曹丕等人的文章为证，所以王仲宣“眉落而死”的传说肯定是错误的。王仲宣体弱多病，张仲景给他看过病或许确有其事，但是张仲景预料王仲宣“眉落而死”，之后果然应验这样的奇迹不存在。 张仲景的医术传人是西晋太医令王叔和，王叔和约生于建安十五年。王叔和编次《伤寒论》时，对张仲景的称呼是“师”。从张仲景和王叔和的生卒年代来看，王叔和师从过张仲景的可能性很大。《伤寒论》的部分文字出自张仲景之手，部分文字出自王叔和之手。 因为缺乏正史的记载，同时代人的文章和笔记中也没有记载张仲景具体的生卒年份，所以张仲景的真实生卒年份很难搞清楚。但是在建安时代，张仲景已经在行医，则是可以确定的事实。 建安是东汉末年汉献帝的第五个年号。提到建安时代，很多人或许不熟悉，但是提到三国时期，则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知道。建安时代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三国时期，张仲景是与曹操、曹丕、刘备、诸葛亮等人同时代人。 建安时代是一个战乱频仍，瘟疫横行，民不聊生的时代。 当时的瘟疫流行到了什么程度呢？张仲景说他自己的家族中二百多口人，不到十年，因为瘟疫而死了三分之二。文学史上鼎鼎有名的“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等七人），在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一下子因为瘟疫死了五个（笔者在前一篇文章中说死了四个，乃统计错误）：陈琳、王粲、徐干、应玚、刘桢。而阮瑀（即竹林七贤中的阮籍的父亲）死于公元212年，孔融死于公元208年。也就是说建安二十二年的瘟疫，把当时还活着的建安七子一网打尽了，可见其惨烈程度！ 我们也知道这个时期是军阀割据，三国混战的时期，瘟疫加上战乱和饥荒，导致当时很多地方的人口已经死绝了。…

小陷胸汤出自《伤寒论》，《伤寒论》中原文为“小结胸病，正在心下，按之则痛，脉浮滑者，小结胸汤主之。” 小陷胸汤原方为：黄连一两，半夏半升（洗），栝楼实大者一枚。现多用：全瓜蒌30g，川黄连6g，法半夏10g。 小陷胸汤证的症候特点是心下（胃脘）硬满，按之疼痛，脉象浮滑，痰热凝结，痰稠色黄，胸膈不畅或疼痛。一般胃炎、冠心病、慢性呼吸道疾病等疾病常见这些症状。 本方中的瓜蒌（栝楼）有清肺润燥化痰，理气宽胸，消痰散结，润畅通便的功效，常用于痰热咳嗽，燥痰咳喘，胸痹，结胸，乳痈肿痛，肺痈，肠痈，肠燥便秘等。 黄连的主要功效为清热燥湿，泻火解毒。常用于湿热痞满呕吐、泻痢、黄疸，也可用于热病高热烦躁神昏，内热心烦不寐，胃火牙痛，口舌生疮，肝火犯胃吞酸，血热吐衄，痈疽肿痛，目赤肿痛，耳道疖肿，湿热疮疡等。 半夏的主要功效为燥湿化痰，降逆止呕，消痞散结。可用于痰多咳喘、痰饮眩悸，风痰眩晕，痰厥头痛，胃气上逆的恶心呕吐，胸脘痞闷，梅核气，瘿瘤痰核，痈疽肿毒等。 三药合用，用清热消痰，宽胸理气，散结止痛之功。古人认为瓜蒌可以用来治疗胃脘和胸脘疼痛，甚者疼痛牵掣背部，这种症状在胃炎和胃溃疡、冠心病和肺阻塞等慢性病中均有。所以小陷胸汤的适应症范围很广，以上各种疾病只要有相应的症状，均可以考虑用小陷胸汤。 本方在胃癌和肺癌患者中，也是常用的一张基本方。本方中的三味药瓜蒌、黄连和法半夏均有一定的抗肿瘤作用。另外，本方也有很好的健胃作用。对因为饮食不节造成的胃脘胀满、疼痛和大便秘结，也有较好的疗效。

本文是根据昨天我给我的学生们上的一节课的讲课内容整理而成的，因为我个人的水平有限，且工作很忙，一直都是不备课直接讲课，所以内容中不免有不少不到位的地方，盼方家指正。 我今年主要给我的学生讲伤寒论，讲课内容已经讲到了《辩太阳病脉证并治法中》的结尾——太阳病经证之膀胱蓄血证，此证的适用方剂是中医的活血化瘀名方抵挡汤（丸）。我在讲课时，一并展开，将中医消法中的活血化瘀法的发展沿革也给学生介绍了一下，所以到最后，这节课的内容实际上变成了一节介绍中医活血化瘀法的课程。 《伤寒论》中关于低档汤和抵挡丸的原文内容如下： “太阳病六七日，表证仍在，脉微而沉，反不结胸，其人发狂者，以热在下焦，少腹当硬满，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所以然者，以太阳随经，瘀热在里故也。抵挡汤主。 抵挡汤方： 水蛭30个（熬），虻虫30个（熬，去翅足），桃仁20个（去皮尖），大黄三两（酒浸） 上四味为末，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不下再服。 太阳病，身黄脉沉结，少腹硬，小便不利者，为无血也；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证谛也，抵挡汤主之。 伤寒有热，少腹满，应小便不利；今反利者，为有血也，当下之，不可余药，宜抵挡丸。 抵挡丸方：…

桂枝汤被誉为中医群方之冠，是因为桂枝汤是《伤寒论》中的第一方，同时也是临床应用最为广泛的一张方子。刘渡舟教授认为桂枝汤在外能调和营卫，在内能够调和气血，调和脾胃。桂枝汤中的五味药，是生活中常用的调料，均有不同程度的健胃作用。桂枝汤之所以有这么广泛的作用，归根结底，是因为其有调和阴阳的作用。 近年来，笔者本人颇喜欢用桂枝汤治疗肠胃病，并且发展出一系列的衍生方，用来治疗根源于肠胃病的一些变证，效果尚可。兹撰此文，介绍笔者用桂枝汤和桂枝汤加味治疗脾胃病的经验，供方家指正。 桂枝汤的组方是：桂枝9g，白芍9g，炙甘草6g，生姜3－5片，大枣3－5个（掰碎）。伤寒论原文：桂枝三两（去皮），芍药三两，甘草二两（炙），生姜三两（切），大枣十二枚（擘）。一汉两相当于现在的15克左右，但是实际上在现代临床时，大多数医生是按照一两折合3克或5克来换算的，效果并不差，日本人用药时用量甚至更轻。 桂枝汤非常适合用来解决因为过用寒凉和生冷的食物或药物后，引起的脾胃不和、纳呆、大便不调、呃逆、胃痛、腹痛、腹泻、恶心、呕吐等症状。尤其是长期服药的患者，出现这类症状时，就很适合用桂枝汤来治疗。癌症患者无论是服用中药还是西药，只要服用的时间过长，均会不同程度的损伤脾胃，投以桂枝汤，多能解决脾胃问题。 笔者近期治疗内蒙古一肺癌患者，该患者长期服用笔者给予的小剂量的以毒攻毒的抗癌中药后，肿瘤虽然大幅度的缩小，但是也出现了食欲不振、胃口不佳、恶心反胃的现象。笔者开始时建议他使用归脾丸等健脾胃药，开的汤方中也使用焦三仙、鸡内金等健脾胃药，均效果欠佳。后笔者想了想，决定投以桂枝汤原方，仅服用了两天，患者的胃口恢复正常。 某患者化疗后食欲不振，求助于笔者，笔者也是直接投以桂枝汤，不到三日，食欲恢复如常，一并解决了患者的呃逆和大便稀溏的症状。 这可能是因为无论是用西药还是用中药，时间长了，都会对患者的脾胃造成损伤，其中以虚寒性的肠胃炎、胃溃疡为多见，桂枝汤可以解决这类问题。不过桂枝汤用于解表时，需要在服药完后服用热稀粥和盖被，辅助取汗，但在治疗脾胃病时，不需要这些辅助措施，因为没有表证，无需发汗，只要用桂枝汤和解阴阳，振奋脾阳之气即可。 《神农本草经》中说桂枝可以治疗咳逆上气、喉痹、结气，《伤寒论》中用桂枝加桂汤治疗逆气上冲的奔豚病。这说明桂枝有治疗气逆和气滞的作用，脾胃病是最容易引起气逆和气滞的症状的。现代临床中药学的教材多将桂枝归于解表药一类，致使桂枝的这些功效被忽视了 肠胃病，如果出现腹痛剧烈，则可以加大芍药的用量，白芍药止痛之功效非常明显，如患者剧痛需大剂量使用时，白芍可以用到60克或以上。 芍药甘草汤就是用芍药的止痛缓急的作用，现代中成药中的复方黄连素中也含有白芍，主要也是用到白芍的止痛之功。根据笔者的经验，腓肠肌引起的痉挛性疼痛，用白芍的效果很好，这大概就是传统中医所说的白芍的“柔肝止痛”的功效。…

防己黄芪汤出自张仲景的《金匮要略》，主治“风湿脉浮身重，汗出恶风者”。原方为：防己一两，甘草半两（炒），白术七钱半，黄芪一两一分，煎药时酌情加入生姜和大枣若干为引。 本方是一张治疗风湿痹痛的经典名方，以遍身疼痛沉重，脉浮，汗出怕风为适应证。 笔者常常将此方加味后，用于治疗癌症患者的各种积液，如胸腔积液（胸水），心包积液，腹腔积液（腹水），盆腔积液和脑积水等，常常有效。 笔者常用的基本方为： 生黄芪30g，汉防己30g，茯苓30g，猪苓10-30g，车前子10-30g，车前草10-30g，怀牛膝10-15g，炒白术10-30g，大蓟20g，小蓟20g，薏仁60g，藤梨根30g，石韦30g，墨旱莲6g，女贞子6g，沙苑子6g，菟丝子6g，黄精15g，厚朴15g，党参30g，法半夏6g，炙甘草6g，生姜7片，大枣7个，焦三仙各10g，此外还可以对阳虚患者加入桂枝或肉桂10-15g。 为什么要这样组方呢？ 此方以防己黄芪汤为主，方中的药大多有利水的作用，但是相对于十枣汤之类的含有甘遂和大戟等峻猛的利水药，其药性要温和很多。 除了利水的药，我的这张经验方中，还加了不少滋补药，如党参，黄精，墨旱莲，女贞子，沙苑子，菟丝子等。除此之外，本方还合入了有良好的消腹胀作用的人参半夏厚朴生姜甘草汤。 需要注意的是，此方在使用时，方中的汉防己不要用广防己代替，因为后者为马兜铃科植物，对肾脏的伤害较大。 以我多年的经验，癌症患者出现积液问题时，多数身体已经很虚弱了，是不宜用峻猛之药的。并且利水的同时，还应该补气补肾，否则会犯“虚虚之祸”。…

大柴胡汤和小柴胡汤是东汉名医张仲景《伤寒论》中的两张名方，部分癌症患者出现癌热时，可根据患者的情况，选用大柴胡汤或者小柴胡汤进行治疗。 柴胡汤系列方剂主要功效为和解少阳，柴胡汤发汗力度轻，用起来很安全。在实践中，相当一部分患者出现癌热时，可用小柴胡汤解决问题。 大小柴胡汤是笔者在治疗癌热或者癌症患者因各种不明原因出现的发烧等情况时使用频率最高的处方。 只要患者的症状与柴胡汤适应症相符，用大小柴胡汤效果非常好，常常只需要一剂汤药即可退烧。 中成药中也有大小柴胡汤的颗粒制剂，可以冲服。但是效果没有自己煎药好。 小柴胡汤处方： 柴胡24g，黄芩9g，人参9g（一般用生晒参，亦可用党参15－30g代），炙甘草9g，半夏9g，生姜9g（切片），大枣4个（掰碎） 小柴胡汤的适应症：在张仲景的《伤寒论》中，小柴胡汤主治少阳证、妇人中风、热入血室等病，可解决患者出现的往来寒热（时冷时热），胸肋苦满（两肋胀满），嘿嘿不欲饮食（食欲不振），心烦喜呕，口苦、咽干、目弦，舌苔薄白等症状，此类患者的脉多为弦脉。 临床上，癌症患者出现各种不明原因的发热时，无论西医诊断为何种疾病，只要见到上述症状中的一种或者几种兼见，均可以用小柴胡汤解决。 癌热患者很多并非一天到晚都热，一般都会是下午或者傍晚时候较热，这段时间也是一般人一天中体温最高的时间。…

循证医学，又称实证医学，是统一利用科学方法获取证据，来确认医疗成效的一种尝试。时至今日，循证医学尝试对各种医疗方式（包括放弃治疗）的相关风险和疗效进行评估。根据循证医学中心的说法，“为着对病人个体的医护目的，将目前所能获得的最佳证据加以尽责的、明白的和明智的应用，即为循证医学。” 循证医学是现代医学的主流方向。 最原始的临床中医，所走的路线与现代的循证医学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伤寒论》的作者张仲景可谓循证医学的鼻祖。《伤寒论》这本书之所以在历朝历代受到重视，与《伤寒论》创导的重实证的辨证思想有非常重要的关系。从《伤寒论》的条文来看，张仲景是一个医疗经验相当丰富的临床医生，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正因为张仲景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临床医生，所以张仲景在《伤寒论》中处处强调病人的症候。古代没有现代这么发达的检测仪器，临床医生只能靠临床观察病人的各种症状来判断病人所患的疾病，和应该采取的治疗措施。 《伤寒论》的六经辨证将各类伤寒疾病分门别类，统以六经症候概括之，在每一经的症候群下，又有更细的分类。如太阳病中，有太阳中风和太阳伤寒。后世医家更将太阳病细分为太阳经证、太阳腑证、太阳脏证。每一次的细分均是严格按照具体症状的不同来区分的。 这种将疾病分类辨治的方法，非常的科学，针对不同的症状采取不同的医疗措施（含处方、针灸方案等），操作性极强，标准客观，这与后世所言的中医的标准是唯心的论调，是大相径庭的。 但是遗憾的是，中医在发展的过程中，掺杂了太多的中国古典哲学思想。部分并非临床医生的医学专家，由于所受的教育影响，将中国古典哲学思想过度纳入到中医著作之中，有一些甚至沦为诡辩，完全不重视实际临床数据，遂使中医的发展逐渐偏离临床，偏离实证。其余毒之所及，直至今日依然不衰。 我在最初学习中医的时候，随着读书渐多，对中医越来越迷惑，深以中医的学习为难。按照中医的各种理论指导临床，失手颇多，渐渐对中医丧失信心。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沉淀之后，开始从简单入手，从能读懂的实证数据分析进入，并以这些能读懂的内容指导临床，临床疗效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自此意识到，中医的糟粕之多之繁复，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 从此像是打开了一扇学习中医的门，具备了在中医古籍中沙里淘金的能力。对于中医著作实用价值的高下，也有了鉴别的能力。兹不揣冒昧，希望就我个人学习《伤寒论》和临床治病的心得，集腋成裘，写成系列文章，抛砖引玉，以期能够得到方家指点。 窃以为，今后中医的发展，必须要走遵循科学精神的循证医学的路线。而中医要走循证医学的路线，就要在继承张仲景撰写《伤寒论》的实证精神的基础之上，更上一层楼，将这一重视实证的精神发挥得更彻底，更现代化。建立起完备的中医实证数据库，聚合大量第一线中医的临床经验，将实证精神和群体智慧相结合，或许能够使中医再次焕发光彩，为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伤寒论》是中医经典著作之一，全称是《伤寒杂病论》，包括《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书。张仲景的《伤寒论》将中医临床提高了一个很大的档次，我认为这其中，真正值得我们学习的是张仲景撰述《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时的学术态度，而非《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本身。但就《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本身而言，它们的确是不错的医学著作，可是论对疾病的认识和治疗水平，只能说还是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 我这么说，在中医圈子里会引起很多人的抗议。因为据我所知，学中医的很多深陷在《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之中，并且创造了一个张仲景所不知道的门派——经方派。经方派是中医领域内最目空一切的门派，经方派的门徒们往往表现得狂傲、偏执。 中国人历来有是古非今的崇拜权威的传统，所以一旦某个人被造神了，其余人只要敢质疑这座神，就会有无数的信仰者恨不得用唾沫星子淹死质疑者。经方派在遭遇疑难病症时，在实践上虽然也不是完全没有效果，但是效果未必有他们自己自信的那么显著。 金元时期，一代名医李东垣遭遇了一场战后的大瘟疫，当时帝都四个城门，每天每座城门往外抬出棺材两千多具，基本上都是死于这场瘟疫的死者。城内的伤寒门徒们整天在研究用《伤寒论》或者《金匮要略》中的那张方子可以救治这些病人。结果是毫无结果，李东垣痛恨这种崇古的作风，研制了一张名为普济消毒饮的名方，力挽狂澜。 李东垣属于中医的创新者，李东垣的母亲患病，找了一堆的中医治疗，一直治疗到死，医生们连李东垣的母亲得了什么病都不清楚。一代富商巨贾李东垣愤然自学中医，最后成为金元四大家之一。这种勇于突破陈规，重视实践的精神，正是一个医生最应具备的不迷信权威，实事求是的精神。 我相信张仲景本人并不希望后世医学家们奉《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为圭臬，人体复杂，在治疗疾病这个问题上，任何一个医生或曰医学家的经验都是非常有限的。一旦陷入门派的束缚之中，就没有办法在更大的范围内拓展自己的思路和疗效。 一个人学中医，一定要学习《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但是却完全不能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束缚，也不能为中医的传统理论束缚。传统的中医临床有效率并不高，一个老中医，临床有效率达到30%已经算不错的中医师了，这么低的临床疗效，说明我们的中医理论窟窿还很大，也还很多，需要继承者对中医药和疾病有更深入的研究，不断的发展中医药的理论，为提高临床疗效而努力。 实践证明，现代中医借助科技手段对中药的药理和毒理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从传统中药中提取的制剂，对一些经现代医学手段确诊无误的疾病，有接近百分之百的临床疗效，这种进步是值得肯定的，是我们这些中医药研究者应该学习的榜样。

正常人体如无外界刺激不会生病，无论这外界刺激是中医所说的内因、外因、不内外因，还是西医所说的病毒、细菌和变异细胞，其对于人体的作用都是有害的，正因为有这些有害的刺激人才会生病。医学的根本目的，在于矫正有害刺激对人体的不良作用，促使人体重新恢复正常的新陈代谢功能。 西医尝试杀灭病毒、细菌和变异细胞以达到恢复人体健康之目的，中医则更重视利用人体天然的疏泄和排异能力，将各种致病因素通过多种途径排出体外，致病因素一经排除，人体自然重新康健。本不需要大张旗鼓的对病毒、细菌和变异细胞进行各个击破式的剿灭。 到目前为止，人类发明的各种剿灭病毒、细菌和变异细胞的药物，大多对人体正常细胞和正常组织有毒副作用。所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生病之人本已体虚，过度杀伐正常细胞或伤害人体重要器官，常致病人不死于病，而死于药。有数据显示，中国每年因吃错药而枉死的病人数量多达20万。 因此中医治则有异于西医，中医强调人体的疏泄与排异能力的恢复，中医祛邪三大法“汗、吐、下”均为排异过程，通过发汗、催吐和利大小便，将致病因子排出体外，即便略有余邪尚存于人体，亦可通过人体的正常免疫力和疏泄能力将其彻底击退。所以治腹泻不止之痢疾用大黄，居然也有奇效。中医治病，常常强调展布气机，使人体五脏六腑升降功能恢复正常。中医强调的升降功能与现代生物科学发现的人体的新陈代谢功能十分接近。 日人汤本求真将人体致病因素概括为三毒：水毒、食毒与血毒，按汤本氏的说法，治病之要，在于将这三毒排出体外。至于这三毒中所含的究竟是什么毒素，一则古人尚没有发达的化学知识，不能仔细辨认；二则亦无此必要，人体是大自然惠赐的，大自然为人体设置了无数的窍：传统的七窍以及汗腺等，均是人体最好的疏泄和排异器官，只要利用一定的办法，促使各种致病因素从人体的汗腺、嘴巴和排泄器官排泄出体外，则疾病自可休矣！直至今日，对于急性药物中毒，催吐、催泄和利尿仍为医生们的上上之选，无论中医西医，概不例外。 中医之扶正疗法，以笔者见之，亦为促进人体正常疏泄与排异能力而设。久病体弱之人，五脏六腑乃至汗腺无法正常运转，疏泄和排异能力下降，强以催吐、利尿、发汗和致泄剂治疗，则极容易导致病人水液、血液和营养流失严重，以至于身体更加虚弱。若见此类病人，以补益类药物或食品，加强病人五脏六腑的正常运化能力，则病人的得自于大自然的疏泄和排异能力亦能够得到恢复。病毒可以逐渐排出体外。 对于这类病人，即便因病邪过于沉重，不得不施以催吐、利尿、发汗和致泻剂，亦必须严格把握尺度，即中医所强调的“中病即止”，一击成功，不追穷寇，虽仍有余邪在体内，亦只能缓慢调理，通过正常的大小便和汗腺慢慢的排出体外，切不可急于求成，导致人体短期内流失过多水液、血液和营养，以至于正气衰弱，免疫功能受损，病情反而转重，甚者性命危在旦夕。所以后历代名医都有强调，一旦病人气机得展，升降功能恢复正常，药就应减服或停服，完全可以通过控制饮食和加强运动，将余邪排出。 医圣张仲景于汗法有独到之处，其《伤寒论》不断强调不可以过度发汗，只可以微微似有汗出，如见病人大汗出，则要求医者以粉扑之，以阻汗出无度。至于病人已有汗出，则要求病人“不必尽剂”，已经煎好但还没喝完的药都需要泼掉了。可见张仲景在此问题上极为谨慎。而病人一旦有邪出之迹象，仲景即认为该病人“为欲解”，即病人已有自愈之苗头，此时或建议病人自调理，或用轻缓之药稍加引导，加快病人身体自身的疏泄与排异进程。 桂枝汤为《伤寒论》第一方，是非常有深意的。 此为医圣垂范后世之举，在《伤寒论》的许多条文下，张仲景都注明病人应如桂枝汤法调理。桂枝汤不以发汗见长，近代临床大师李士懋甚至认为桂枝汤并非发汗之解表剂，而只是一个调和营卫的补益剂（相关论述见李士懋所著《汗法临症发微》），李老在临床实践中发现单纯的桂枝汤是发不出汗的，必借助“饮热粥”和“温覆”两种辅汗手段，病人才能微微似有汗出。此论颇有振聋发聩之意义。…

辨证论治的思想是张仲景最先贡献出来的，所以称张仲景为医圣实不为过，历朝历代的中医师都要算张仲景的徒子徒孙了。辨证论治发源于张仲景，这是老生常谈，其实辨病论治同样发源于张仲景。 我们知道，《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是张仲景的两部杰出的医学著作。《伤寒论》的特点是讲“同病异治”，也就是同样的“病”，治疗方案不一样。《金匮要略》在讲“异病同治”，也就是说，不一样的“病”，治疗方案一样。其实这两者结合，就是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 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的核心在于辨，辨者，辨认也，也就是认识和分辨。古人说，当医生有两难，一难在不知病，二难在不知药。不知病是对病的认识不到，不知药是对药物的用途认识不到。一个医生，如果对疾病和药物的用途认识不清楚，那么临床就很害人了。 这个“证”字，历朝历代医学家解释不一样，现在有些医学家认为这个证等同于“症”，我个人认 为这种认识是错误的。这个“证”就是“证据”的“证”，不是什么通假字。古人用字很考究，“症”这个字明明存在，弃而不用，去用“证”字，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尤其是医学著作这么严肃的著作，张仲景写作的时候态度是很严谨的，在这个关键性的字上用通假字，可能性不大。 合而言之，辨证论治就是通过一系列的证据去辨认疾病，在此基础上对病人进行治疗。一个患者生病了来求医，医生应该怎么处方，根据什么处方？这就需要辨证和辨病，要辨认清楚患者属于什么样的一种状况，适合用什么样的药，就需要收集患者所有的用药指证。 我们中国的中医学家有好大一部分，喜欢玄而又玄，有些将中医直接讲成“道”，你要叫他进一步讲“道”是个什么东西，它自己也说不清楚。于是套用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来搪塞，摆出一副不可say的架势来，其实是他自己也说不清楚。这叫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自己稀里糊涂，还想通过他表述来让别人清楚明白，这是办不到的。 中医传到日本，在日本受到很大的欢迎。日本的医学家对中医的应用特别讲究“证”，腹有腹证， 脉有脉证，药有药证。判断一种疾病，用一种药，一定需要有可以说得出来的证据，没有的话就不乱讲，不乱开方子。这种研究方法固然有不足，但是却切合临床精神。一个医生做临床，若是重视理论胜于重视客观实际，有点把人命当儿戏。 合而言之，辨证论治就是辨认证据进行判断和治疗。辨病论治就是辨认疾病，进行治疗。辨证论治不一定就等于辨病论治，辨证论治很多病在一起我认为是一种“证”，比如病人可能有胸膜炎，有肋膜炎，在中医辨证的时候可能统统归于少阳证。用柴胡汤系列方剂统治了。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不应该孤立起来。有时候辨病论治治疗效果欠佳，有时候单纯的辨证论治也是治不了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