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医论 ⁽¹⁸⁵⁾

学医之要，一要知病，二要知药，这两者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学医先要学病理和药性，疾病的种类之多，数不胜数，同一种疾病有很多不同的症状，同一种症状也会是很多疾病都会有的共同症状，非博学不足以明辨。除手术外，治病最主要的手段还是要靠药，熟悉药理和药性，才能得心应手的对付疾病。 学医要博学多知，舍此无其他捷径可走，医学水平只能靠日积月累，时不时的阅读医学文献，才能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见识。多临床，才能提高自己治病的水平。不读书，临床水平难以提高；不临床治病，所读之书不易被消化吸收。 学医不能有门户之见，看不起中医的西医，看不起西医的中医，都不是好医生，一个人有志于学医，应该尽量贯通中西医。所有的医疗技术，都有很大的局限性，对重大疾病，人类的全部医学技能加起来，也还对付不了。医生没有任何理由妄自尊大。医疗的不确定性很高，很少有医生的临床疗效能够超过60%，多数医生都只有30－40%的临床疗效。也就是说，十个病人就诊于同一个医生，一般来说，只有三四个会有运气得到正确的治疗。其余的患者，都可能会被错误的治疗。这种现实状况决定了医生应该谦虚好学，不断的拓展自己的视野，提高自己的临床疗效。 有关病理的著作和有关药学著作，要常备案头，日夜翻阅，有所收获，就尽可能记录下来。医学知识的积累，靠的是一点一滴的积累这些零碎的知识。积少成多，才能见多识广，见多识广，临床疗效才会得到提高。

妇科肿瘤患者，不拘所患的是哪一类肿瘤，我现在都在尝试从郁论治，结果效果比以前治疗的要好。 在接诊女性患者时，我发现女性患者有个特点，不管是滔滔不绝还是默不作声的患者，都容易抑郁。女人天生就是忧郁的，不如男性那么有自信，到了关键时刻也没有男性那么洒脱。患病后的妇女一般出现抑郁情绪。 并且中医讲女子以肝为先天之本，肝郁这种现象在我治疗的女性癌症患者身上普遍存在。我对女性患者上来都喜欢用点柴胡、郁金、玫瑰花之类的疏肝解郁，组方时有时容易考虑柴胡系列方剂为汤头组方，见效比以前迅速。 在我治疗我自己老婆月经不调时，开始时空军总医院的医生开了四物汤和益母草颗粒，无效。我为其处方四物汤加味益母草，再加一味柴胡，总共六味药，比空总开的就多一味柴胡，二顿药下去，月经顺利得调。 当然在她这个病例上，我现在反思觉得用玫瑰花代替柴胡疏肝解郁效果可能更好，但是在传统的调经药上加味柴胡后疗效如此迅速，可见对于女性来说，治疗时适度的疏肝解郁是非常重要的。 在治疗二例乳腺癌患者时，我均采用疏肝解郁、软坚散结的思路为主，两例肿瘤缩小的速度都超出了我自己的预料，没有一例肿瘤缩小花费的时间超过了两个月，其中一例疑似治愈，另一例肿瘤正在持续缩小。在对一例宫颈癌患者止痛时，我用柴胡疏肝散加味，有效。后请教另一有经验的医生，该医生认为用柴胡不对，去掉柴胡，失效。 治疗女性患者时，疏肝解郁不是绝对必须的，但是当病人出现情绪烦躁、抑郁时，适度的疏肝解郁，效果相当显著。看似与肝郁无关的症状，在加味解郁药后，疗效得到了明显地提高。

传统中医在借助现代科技手段之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中医药与现代科技的结合，有很大的进步而非退步，尽管一些传统的疗法或者中药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从总体上来说，中医药事业在当代突飞猛进是不争的事实。中医药融入现代医学之中，是不可逆转的大潮流，我们应该欢迎中医的进步，而非无病呻吟的哀叹中医已经完蛋了。 我极为反感那种倚老卖老，怀念国故的人，总希望回归到历史中去。作为一个研究中医已经长达十七年的人，我阅读过大量的中医文献，接触到的老一代的中医师也很多。我的祖父和父亲一代的长辈告诉我，在他们小的时候，全村五十岁以上的老人没有几个，村子里召集元老耆宿进行重大的宗族性活动时，五十岁以上的老人坐不满一桌，而如今，八十岁以上的老人比比皆是。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人均寿命一直在不断的提升。 中医药非常有价值，因为中医药是我们的先民在生活实践中，发现的确有实效的对抗疾病的手段。我们人类离彻底摆脱疾病的折磨，还有很漫长的道路要走，从中医药中汲取智慧，研究中医药，在中医药领域实现创新，对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对人类的健康事业，都是有益无害的。 在中医名医张仲景生活的时代，瘟疫流行时，张仲景的家族三分之二的人口因为瘟疫死亡，张仲景亦束手无策，张仲景的《伤寒论》虽然可贵，但是客观的说，它的方剂的有效率并不高。金元时期，李东垣为一代名医，其师刘完素、张元素都是中医领域的巨匠，而当时的一场瘟疫，仅京都一地，数月之间就死亡一百多万人，可见当时整体的医疗水平，也是极为低下的。那么他们所发明的医术和医理，都还是很初级的水平，需要重新审视和改进，才能使中医药发挥更好的疗效。 我们新一代的年轻人，投身到中医药研究事业之中，只有敢于突破陈规，挑战权威，才能有所创新。传统中医药的有效率并不高，这是不争的事实。一个老中医，如果其临床有效率可达到百分之四十，就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中医师了。这里的有效率还不等同于治愈率，有效率是一时之间能取得的疗效的概率，而治愈率是患者被彻底根治的概率。 一个从事医药卫生事业的人，不应该满足于这么低的有效率，这也不符合患者的期望。提高临床疗效，应是一个医者终生不倦的追求。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我们固守传统中医药的一切，惰于进步，是愚昧落后的表现，而非珍爱祖宗们的传承。中医药事业需要的不是铁杆的捍卫者，而是有建设性的破坏者。

气机学说是中医基础理论中的一项重要的理论，气机学说在临床中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中医认为人体气机不息，人的生命就能维持，健康就可以得到保证。气机一旦壅塞、紊乱或者下陷，人就会陷入生病状态，严重时就会危及人体生命。人体内的气机应该周流不息的运动，人才能健康的活着。所以在治疗疾病时，有经验的中医师很重视疏调患者的气机。一些严重的疾病，如癌症引起的胸水、腹水、疼痛等，也是有希望通过疏调气机得到缓解甚至消除其相应的症状的。而中国古代的气功养生，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理论基础正是中医的气机理论。 人体的精气，通过升、降、出、入等四种形式运动，升，就是由下往上升；降，是由上往下降；出，是由内往外出；入，是由外往内入。这样的精气的运动，从不停息，一旦停息，人就危亡顿至。我们虽然很难用现代科学理论来精确的诠释中医的气机理论，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这一理论符合我们对人体直观的感觉。这一理论有些类似现代医学所说的新陈代谢、呼吸功能、排泄功能、神经官能的综合体，但是又不完全等同于它们的综合体。 人体是个闭合的循环体，气机在人体中通畅无阻时，人的胃纳正常、大小便正常、呼吸通畅，整个人神清气爽、精神愉悦。但是如果气机在人体受到阻碍，那么人就会处于各种不适状态，身心都处于无法发挥其正常功能的状态。这时候人就很容易生病，甚者日渐严重。 气机的升降出入，以平衡状态为最佳，轻清者上升，重浊者下降，有入有出，这样才能始终循环不息。如果重浊者横梗于上，轻清者滞留于下，那么出入就有困难。尽管我们希望气机始终是畅通无阻的，但是有多种原因会导致一个人气机并不畅通。此时，用中医的梳调气机的办法，用一些行气之药，诸如香附、枳壳、陈皮、杏仁、厚朴、苍术、蝉衣、大豆卷等，使得该下降的下降，该上升的上升，人体这台机器就又能恢复正常。这样就不必一定要借助利尿和通便剂来解决患者的问题，利尿和通便剂都是很伤人体正气的。 人体自身的吸收和疏泄功能一旦恢复正常，那么正常的饮食、呼吸和排便等，就能缓解掉一部分疾病。是以赵绍琴教授治疗胸腹水时，首重梳调气机，疗效卓著又不至于对患者身体造成重大伤害，可以最大程度的安全有效地解决患者的痛苦，延长患者的寿命。 气机学说是一种很精巧的学说，梳调人体气机，也是一种很精巧的治疗方法，这是中医的整体观的优势之一。学好气机理论，在临床上巧妙运用，可以为患者带来很大的帮助。

普通老百姓的一种错误的认识是，中药毒性小，西药毒性大。其实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中药的副作用是很大的，有些中药的副作用是致命的，可以迅速致人死亡。 从我母亲生病以来，我四处求医问诊的同时，也潜水在医疗圈和病友圈里耳闻目睹了很多事情。西医院的确有大量的滥用药现象，中医界一点也不比西医院逊色。一些中医师，动辄以峻猛的中药给患者服用，患者迅速死亡，但是该医生不会去追踪患者服药后的真实情况，或者可能明知有这些现象，依然隐瞒真实数据，捏造数据，制造论文，以助评职称，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造成其他学医者从这些论文中看到一些数据后，信以为真，也效仿起来，滥用药就普遍了。 一个医生文章写得再牛逼，我现在都是不会轻易相信的，尤其是还活着的医生，我在肿瘤圈见多识广，遇到的人很多，各种高大上的名医们治疗失败或者治疗造成严重后果的患者和患属，我都见到过，渐渐的就对其中的一些知名中医教授撰写的论文失去了兴趣，因为它们的文章造假！医学文献造假非常可怕，但是在中国当今学术界，不造假的名医们恐怕是不多的。 药物滥用，对一些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药物，使用后缺乏跟踪，这些导致一些医生执迷不悟，唯教条是从，唯理论是从，写出来的文章洋洋洒洒，雄辩得很，只是受害者看着就咬牙切齿的痛恨。秦伯未教授评价赵绍琴教授时曾说赵绍琴教授是“平正轻灵一良医”，我现在对平正轻灵的用药原则颇为在意，尤其是在西医大行其道，患者已经因为西医而元气大伤的时代，中医师治病，滥用一些力度太大的药物，会加速患者的死亡。 网上所流传的一些抗癌的中医医案，查无实据，用药量非常大，比如四川某老中医的抗癌医案中，动辄将喜树果用到100g，重楼用到50g到100g，我曾仿效过，自己品尝品尝，差点没被毒死。这种药典中用量不足6g的药，放大用量到50g到100g，毒性可以毒死几头牛，这样的滥用药物会造成大量的死亡事件发生的。 有毒药一定要注意量，对晚期病人一定要慎用毒药，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希望学医者不要轻易拿人命当儿戏，著文写作也应实事求是，别误导其他人，尽量减少因为医疗而导致的伤亡事件的发生。

1998年，我高考失利，填报的第一志愿未能录取，由于分数较高，被自由择校到一所工科大学，虽然也是一所一本线的重点大学，但是所学的专业是机械工程及其自动化，老师告诉我，我们学校的机械工程专业在全国是排在前几名的，好好学，很有前途。但是我很难想象自己毕业后拿着扳手钳子在车间里度过自己余生的日子，那不是我要的理想人生。 上大学的第一个月，我开始在学校的图书馆里借各种医书读，一次能借六本大部头，一大堆码在床头，也不去上课，常常在宿舍里埋头读医书。我们学校没有医学院，但是图书馆里却有不少医学书，这一点真值得赞扬。不过我的院系领导和我的辅导员看到我就很头痛，别的学生上课的时候，学校的行政领导在宿舍里查卫生时，总是看到我一个人在宿舍里看书和写作，就会批评我。那时的老师和家长们，对学生的个人兴趣、爱好和志向不是很重视，只重视文凭，所以他们难以理解我，我也难以理解他们。多年后，我回到母校，与当年不理解我的师长再见面时，互致歉意，终于达成了以前不能达成的互相理解。但是当时，学校的环境对我来说，是一种煎熬，所以我非常的不希望自己浪费时间和金钱在学校里，摧残自己的青春。 我属于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大学生活只过了不到一个学期，就坚决以各种借口休学和退学，我希望走我自己的路，不希望有任何羁绊，对学历已经满不在乎。在1998年，中国人还普遍重视大学文凭的年代，我的做法引起了轩然大波。我的父母，我的亲友，我的师长还有我的同学们都在劝我回头。但是我却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离开了学校。尽管我的父亲不但在经济上封锁我，还不让我回家，以不认我为子来威胁我。仍然没能阻挡我对自己道路的坚持。 我在北京，没有文凭，凭着能写一手不入流的文章的能力，终于站住了脚，生存下来了。我最初来北京时，租住在圆明园附近的树村，那是一个流浪艺术家、作家和思想家聚集的地方，住着一群最有理想主义的文艺青年，我混迹在他们中间。后来搬家到国家图书馆正对面的五塔寺村的一间小平房，那是一群据说是自由学者居住的地方。在那里，我可以步行几分钟就到国家图书馆读书，我在这里度过了近十年的快乐时光。后来我自己在北京买房，也选择了在国家图书书馆附近买房，我想我这一生恐怕很难离开这片区域，皓首穷经，笔耕不辍，会是我的宿命。因为在这种生活中，我找到了真正的我自己——一个真实的，对知识有着永远的渴望和热爱的自己。 我以前喜欢在天涯等大型社区写作，后来喜欢在新浪写博客，现在哪儿也不喜欢去了，就喜欢写些文章发在自己的网站上，但是还会维系一下在天涯和新浪这些地方建立的关系。我以前也是个愤青，现在渐渐的远离红尘，回归书斋，只喜欢读一些医学、佛学和人文社科方面的一些著作。人到中年，越来越不喜欢到烦嚣的人群中去，而愿意安贫乐道的把自己最想干的一些事情干了。虽然生命中有意义的事情不多，但是我也不希望自己临终前还会很遗憾的感慨自己这一生空度过了。 从我母亲患癌后，我对医学的钻研就日益专注了。历史上的名医，很多都有类似于我的这种人生经历，均是有感于自己遭遇的丧亲的切身之痛，而投身入医学研究之中，再不回头，终于成就为一代大医家。我对于成就为大医家毫不感兴趣，但是对于疾病却耿耿于怀。 这几年，我的人生在逆乱中有过各种挣扎，我一直徘徊在经商和学医的斗争之中。因为要养家糊口，我得经商。但是我对经商已经不再热爱，过去那颗对繁花似锦的外界很热衷的心也冷却下来了。人际关系越来越简单化，人生目标越来越小。这些年，我一件新衣服都不愿意去买，穿着旧衣服旧鞋子，袜子破了好几个大洞也不愿意扔了，鞋子也是补了再补，吃着粗茶淡饭，除了购买医书和生活必需品，不愿意乱花一分钱。真正的进入到了安贫乐道的状态。 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家人和我一样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挣扎，渐渐地接受了我对自己人生理想的坚守。我所遭遇的一切令我对医学的热爱刻骨铭心，与多数在医生的岗位上谋碗饭吃的人不一样。对他们来说，医生是职业，对我来说，医学是灵魂深处的需求。因此，虽然要冒着各种不可预测的风险，我仍然义无反顾的在医学的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深。古今中外医学典籍，莫不搜罗和研究。 因为疾病，带走了我的亲人们。 医学让我认识到了人类的渺小和生命的脆弱，也让我认识到了功名利禄的虚幻，医学让我放下了狂妄，也让我放下了对物质的欲望。医学让我回归到了一个最简单和最纯粹的人，医学让我有了新的人生体验。学医和治病的经历，改变了我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医学一直在不断的进步，一个临床医生需要不断地学习才能跟上医学的发展。笔者接触了大量的患者，看过他们的医嘱之后，深感医学知识过时的问题在临床医生中相当普遍。有一些医嘱尚停留在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的水平上，而当时对某些疾病的认识现在证明是错误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这些医生学医时的教材与现行的教材不一样，而这些医生的医学知识还没有及时更新过来。 笔者曾经读过一篇美国报道，该报道报告了美国的一项社会调查，这项调查表明，在美国，有超过一半的肿瘤科医生肿瘤知识严重不过关，对很多肿瘤医学方面最新的常识性问题都缺乏了解。这种现象相信在中国一样普遍存在。 比如最新的一项医学报道表明，长期以来，医学界认为的降低胆固醇的指南出现了严重的错误，导致千百万人被误诊而服用完全不必要服用的降胆固醇的他汀药物（statin drugs）。目前，很多的心血管科的医生肯定还是停留在过去的认上，按照目前广泛流行的用药指南来用药，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就笔者自己所亲见的经验来判断，神经内科的医生给大多数的脑血管疾病患者服用阿司匹林，也是不必要的。这样的用药不但不能降低这些患者脑卒中的风险，反而会导致患者出现胃出血，这种治疗方针同样是值得商榷的。我家三个中风患者，都是在服用阿司匹林的情况下突发脑卒中去世的。而我岳母的亲姐姐，同样是这样的患者，发病后我给她开出加味逍遥丸替代阿司匹林，至今已经三年，仍安然无恙。 有时我看到一些患者的出院小结上开出的医嘱中，对患者病情的处理方案与我自己阅读到的最新的医学文献完全相反，比如建议有肝硬化和乙肝背景的肝癌患者多进食高蛋白，这种在现在已经是被很多医生怀疑甚至抛弃的医学观点，仍然在大量的临床医生的医嘱中出现。以至于有些患者在进食高蛋白食物后，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时，不知所措。 有时一些地位极高的老专家甚至是院士，同样出现这样的问题。笔者在亚马逊上购买某知名院士的医学著作时，看到下面有部分读者评价说该院士的医学观念过时了，当时不以为然，买来翻阅后发现真是这样的。笔者曾读到一篇讨论院士退休方面的文章，其中某院士的话令笔者印象很深刻，该院士坦诚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已经陈旧了，再学习新知识也有心无力，所以他建议院士应该退休。 医学的发展日新月异，医学知识的过时也就成了必不可避免的问题。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要想达到最理想的治疗效果，都很有必要去接触最新的医学知识，尤其是经过严肃考证的循证医学的最新观念。 几十年前，在中国，中西医结合能将肝癌患者治疗到生存期超过一年，已经足以上医学杂志去发表论文，交流经验了。但是现在很多的肝癌患者生存期超过五年以上。医学一直都没有发展到最理想的地步，医生只有不断地学习，才能为患者争取最佳的疗效。

2013年旧作 张景岳说，为医要有“鹰之眼，狮之胆”，言下之意是，医生一要辩证准确，二要胆量足。我认为这是临床中医师提高治癌疗效的关键所在。 辨证准确需要多读书，多临床，临证时多思考，积累临床素养。临床素养和辨证能力，绝非一两句话可以概括得了，必须是医者多读医书，勤于实践、思考和总结的结果。 辩证要准，其中很关键一点是要学会抓住主要矛盾，很多患者给我看他们就诊的一些临床中医师的处方，看完后不免啼笑皆非。比如治疗肿瘤的处方，全是补肾的药，此纯属扯淡也。有肿瘤时当消除肿瘤，无肿瘤时当积极抗癌，一张补肾的方子就能治癌抗癌？ 虽然说南辕北辙，理论上也可以最终到达终点，因为地球是圆的。但是癌症发展何其迅速？这样拐弯抹角的治疗岂不耽误了病人有限的岁月？ 临床中医师对病人进行辩证，不可陷入诡辩的圈子，不可自己把自己迷惑住了。病人大多有不少基础疾病，治疗病人致命之疾病时，要抛开基础疾病的干扰，单刀直入，直捣黄龙，只要基础疾病不至于致命，就不必理会它。 最多在用药时考虑一下药物的副作用是否会造成病人的基础疾病发展成致命之疾病，适度的兼用几味药去对付一下基础疾病。且基础疾病能对付就对付，对付不了就搁置，向病人直言相告。否则绕进这个圈子，最终必然辩证混乱，延误病人的治疗时机，致使病人迅速亡故。 这是我今年治病时最大的心得之一。去年我治病的时候常常容易为病人的基础疾病迷惑，以至于轻重兼顾，疗效欠佳。有时甚至被基础疾病的种种症状牵制，辩证时进入一个不断恶性循环的圈子。 其实治病只要抓住主要矛盾，对付主要矛盾即可。基础疾病不治愈，病人虽然痛苦，但是终究保住 病人一条性命。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心头之患得解，之后再渐渐去对付其他基础疾病，术业有专攻，其他基础疾病我们治疗不了的话，让病人去找更专…

很多晚期患者已经到了虚不受补的程度，吃补药吃下去后反而很不好。我接诊的我自己母亲之外的第一个患者是个肠癌临终患者，当时西医认为该患者已经只剩下最后一两周的生命，实际上该患者后来在中药的维持下生存了将近两个月，我认为当时该患者的女儿处置失当，假如没有处置失当的话，这个患者的寿命会更长。 患者女儿向我求助的时候，该患者吃任何止痛药均无效，西药止痛不但不能见效而且副作用非常明显。我为其开了一张大处方，药味大概是三四十味，因为那时候没有记录处方的习惯，现在记不清处方。大概两周后，该患者的癌痛和癌热被控制住，从卧床不起到能够下楼去晒晒太阳，饮食转佳。 不过该患者的女儿是个西医的护士，看到自己母亲骨瘦如柴时心理非常着急，希望我能让她妈妈长点肉。对此我实在是无能为力，接着治疗了一段时间后，她带着她的妈妈去医院里输脂肪乳和氨基酸。输营养液后，不到几个小时，患者呼吸困难，患者女儿向我求助，我表示无能为力，因为我在北京，患者在四川，无法急救。电话结束后几个小时，患者去世。 终末期患者心肺功能不好，营养需要血液运载到全身，而心脏是血液周转全身的泵，超过了心脏运载能力的营养对心脏是个巨大的负担，所以直接导致病人容易出现心肺衰竭等情况，补益过度严重时可致命。 这种因为输营养液而造成心肺衰竭的情况，后来我还碰到了好几例。有一内蒙的肺癌患者，在医院里输营养液时，就出现心肺衰竭、呼吸急促的现象，患者儿子打电话求救于我，我让他叫医生停止输液，营养液一停，患者顿感轻松，呼吸开始平稳。也有一些患者是因为服用人参或者一些补力强大的藏药而心肺衰竭的，所以中医中有“人参杀人无罪，大黄救人无功”的说法。普通人按照常识觉得患者虚弱时就应该补，补药吃多了补死了，不会怨怪补药，只会觉得自己家人病得太重。而大黄这类的泻药，对于患者实为救命之药，但是药性凶险，就算救人一命，也为人所忌惮，不会记得它的功劳。 历代中医对这一类患者的认识是这类患者属于虚不受补，很多其他慢性病患者也是这种情况。虚不受补时，补益就要慎重，补重了患者就会受不了。李东垣对这类患者组方用药时，药量非常轻，重视病人脾胃功能循序渐进的恢复。 我曾在焦树德老中医的书上看到焦治疗某妇女，也是类似情况，病人虚不受补，熟地等药用到了二三钱就受不了。后来焦老就采用小剂量给药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药量轻至少到五分、一钱的量，方子组分不改动，只在药量上调整一下，结果该病人数年痼疾得愈。 在蒲辅周的医案中也曾看过类似医案，病人身体不行，不堪承受药力，先后寻医问诊多年，对二百多种中药过敏，蒲辅周就将资生片的药量减少到正常用量的三分之一，结果病人逐渐的痊愈了。另据岳美中转述，蒲辅周在治疗某体虚感冒患者时，用玉屏风散也是用量极小而痊愈。 现在很多慢性病患者，吃药时反应很不好，补药吃下去之后受不了，但是病人确实又虚得不行。这时候其实可以考虑按照虚不受补，用药宜轻的思路来治疗。赵绍琴在治疗慢性病体虚患者时，常常参的用量小到只有0.5克，白术的用量小到3克，陈皮的用量小到1克，用微量进补法，效果很好。 《理虚元鉴》…

一个西医老专家，患了恶性淋巴瘤后，毅然选择了中医治疗。一个中医老专家，患了食道癌后，毅然抛弃中医，选择了西医。这两个老专家，一个是我的患者，一个是一个网友的老爸。从医一辈子，而后深知“医”是个什么东西。越了解的东西，越不信任。 生死关头，中医选择西医，西医选择中医。大概都与自己过去行医时，大量的见闻有关吧。 医学还是很幼稚的，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都很幼稚。还远远达不到人类期望的水平，这世上没有医生可以对重大疾病手到拈来。“为不治”、“为难治”、“XX日死”、“最长生存期XX个月”，中医和西医的医著之中，既然有大量的这类文字留下来，必是临床医生们统计了无数的病例后得出的经验。 虽然有在常规之外者，但是个案永远是个案，在循证医学中，个案只能是第五类证据，没有什么说服力和科学价值。所以直接接触医学者，反而对医学没有一般的老百姓那么迷信。我学中医，很多时候要苦口婆心的劝说部分中医铁杆粉丝放弃对中医的迷信的态度。 我相信见闻医疗本身杀人如麻的事实的，不会只有我一个人。要不怎么从古至今，都会有庸医杀人这种说法呢？医生若真的大罢工，医院里病死率恐怕要降低很多。 如何让自己接受医学是有局限性的观念，放弃对医学的迷信，正确的取舍和自觉的抵御过度治疗， 这是一个颇令人费脑筋的问题。因为迷信医学而执着于医疗本身，最终导致生存期反而缩短，这样的病人真是太多了。没有几个人能够坦然、从容的面对死亡。因此，在最后的时刻，即便是一根稻草，也相信它能够救命。 治疗会上瘾，会成为病人挥之不去的心瘾，不治疗会让病人胆颤心惊。最后时刻的放弃，也会令家属内心承受着极大的道德谴责。自有医学以来，人生谢幕离场真不容易，想潇洒一点走，但是却遭遇各种挽留，挽留下来度过一个又一个痛苦的日子。 我对医学的信任有限，越是学医越是在重大疾病上不相信医学能够帮多少忙。我相信今后，医学造福人类，更重要的领域应该是预防医学。对健康与亚健康人进行干预，防止绝症的发生，这应是卫生事业发展的重点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