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论 ⁽⁶⁾

大柴胡汤和小柴胡汤是东汉名医张仲景《伤寒论》中的两张名方，部分癌症患者出现癌热时，可根据患者的情况，选用大柴胡汤或者小柴胡汤进行治疗。 柴胡汤系列方剂主要功效为和解少阳，柴胡汤发汗力度轻，用起来很安全。在实践中，相当一部分患者出现癌热时，可用小柴胡汤解决问题。 大小柴胡汤是笔者在治疗癌热或者癌症患者因各种不明原因出现的发烧等情况时使用频率最高的处方。 只要患者的症状与柴胡汤适应症相符，用大小柴胡汤效果非常好，常常只需要一剂汤药即可退烧。 中成药中也有大小柴胡汤的颗粒制剂，可以冲服。但是效果没有自己煎药好。 小柴胡汤处方： 柴胡24g，黄芩9g，人参9g（一般用生晒参，亦可用党参15－30g代），炙甘草9g，半夏9g，生姜9g（切片），大枣4个（掰碎） 小柴胡汤的适应症：在张仲景的《伤寒论》中，小柴胡汤主治少阳证、妇人中风、热入血室等病，可解决患者出现的往来寒热（时冷时热），胸肋苦满（两肋胀满），嘿嘿不欲饮食（食欲不振），心烦喜呕，口苦、咽干、目弦，舌苔薄白等症状，此类患者的脉多为弦脉。 临床上，癌症患者出现各种不明原因的发热时，无论西医诊断为何种疾病，只要见到上述症状中的一种或者几种兼见，均可以用小柴胡汤解决。 癌热患者很多并非一天到晚都热，一般都会是下午或者傍晚时候较热，这段时间也是一般人一天中体温最高的时间。…

循证医学，又称实证医学，是统一利用科学方法获取证据，来确认医疗成效的一种尝试。时至今日，循证医学尝试对各种医疗方式（包括放弃治疗）的相关风险和疗效进行评估。根据循证医学中心的说法，“为着对病人个体的医护目的，将目前所能获得的最佳证据加以尽责的、明白的和明智的应用，即为循证医学。” 循证医学是现代医学的主流方向。 最原始的临床中医，所走的路线与现代的循证医学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伤寒论》的作者张仲景可谓循证医学的鼻祖。《伤寒论》这本书之所以在历朝历代受到重视，与《伤寒论》创导的重实证的辨证思想有非常重要的关系。从《伤寒论》的条文来看，张仲景是一个医疗经验相当丰富的临床医生，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正因为张仲景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临床医生，所以张仲景在《伤寒论》中处处强调病人的症候。古代没有现代这么发达的检测仪器，临床医生只能靠临床观察病人的各种症状来判断病人所患的疾病，和应该采取的治疗措施。 《伤寒论》的六经辨证将各类伤寒疾病分门别类，统以六经症候概括之，在每一经的症候群下，又有更细的分类。如太阳病中，有太阳中风和太阳伤寒。后世医家更将太阳病细分为太阳经证、太阳腑证、太阳脏证。每一次的细分均是严格按照具体症状的不同来区分的。 这种将疾病分类辨治的方法，非常的科学，针对不同的症状采取不同的医疗措施（含处方、针灸方案等），操作性极强，标准客观，这与后世所言的中医的标准是唯心的论调，是大相径庭的。 但是遗憾的是，中医在发展的过程中，掺杂了太多的中国古典哲学思想。部分并非临床医生的医学专家，由于所受的教育影响，将中国古典哲学思想过度纳入到中医著作之中，有一些甚至沦为诡辩，完全不重视实际临床数据，遂使中医的发展逐渐偏离临床，偏离实证。其余毒之所及，直至今日依然不衰。 我在最初学习中医的时候，随着读书渐多，对中医越来越迷惑，深以中医的学习为难。按照中医的各种理论指导临床，失手颇多，渐渐对中医丧失信心。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沉淀之后，开始从简单入手，从能读懂的实证数据分析进入，并以这些能读懂的内容指导临床，临床疗效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自此意识到，中医的糟粕之多之繁复，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 从此像是打开了一扇学习中医的门，具备了在中医古籍中沙里淘金的能力。对于中医著作实用价值的高下，也有了鉴别的能力。兹不揣冒昧，希望就我个人学习《伤寒论》和临床治病的心得，集腋成裘，写成系列文章，抛砖引玉，以期能够得到方家指点。 窃以为，今后中医的发展，必须要走遵循科学精神的循证医学的路线。而中医要走循证医学的路线，就要在继承张仲景撰写《伤寒论》的实证精神的基础之上，更上一层楼，将这一重视实证的精神发挥得更彻底，更现代化。建立起完备的中医实证数据库，聚合大量第一线中医的临床经验，将实证精神和群体智慧相结合，或许能够使中医再次焕发光彩，为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正常人体如无外界刺激不会生病，无论这外界刺激是中医所说的内因、外因、不内外因，还是西医所说的病毒、细菌和变异细胞，其对于人体的作用都是有害的，正因为有这些有害的刺激人才会生病。医学的根本目的，在于矫正有害刺激对人体的不良作用，促使人体重新恢复正常的新陈代谢功能。 西医尝试杀灭病毒、细菌和变异细胞以达到恢复人体健康之目的，中医则更重视利用人体天然的疏泄和排异能力，将各种致病因素通过多种途径排出体外，致病因素一经排除，人体自然重新康健。本不需要大张旗鼓的对病毒、细菌和变异细胞进行各个击破式的剿灭。 到目前为止，人类发明的各种剿灭病毒、细菌和变异细胞的药物，大多对人体正常细胞和正常组织有毒副作用。所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生病之人本已体虚，过度杀伐正常细胞或伤害人体重要器官，常致病人不死于病，而死于药。有数据显示，中国每年因吃错药而枉死的病人数量多达20万。 因此中医治则有异于西医，中医强调人体的疏泄与排异能力的恢复，中医祛邪三大法“汗、吐、下”均为排异过程，通过发汗、催吐和利大小便，将致病因子排出体外，即便略有余邪尚存于人体，亦可通过人体的正常免疫力和疏泄能力将其彻底击退。所以治腹泻不止之痢疾用大黄，居然也有奇效。中医治病，常常强调展布气机，使人体五脏六腑升降功能恢复正常。中医强调的升降功能与现代生物科学发现的人体的新陈代谢功能十分接近。 日人汤本求真将人体致病因素概括为三毒：水毒、食毒与血毒，按汤本氏的说法，治病之要，在于将这三毒排出体外。至于这三毒中所含的究竟是什么毒素，一则古人尚没有发达的化学知识，不能仔细辨认；二则亦无此必要，人体是大自然惠赐的，大自然为人体设置了无数的窍：传统的七窍以及汗腺等，均是人体最好的疏泄和排异器官，只要利用一定的办法，促使各种致病因素从人体的汗腺、嘴巴和排泄器官排泄出体外，则疾病自可休矣！直至今日，对于急性药物中毒，催吐、催泄和利尿仍为医生们的上上之选，无论中医西医，概不例外。 中医之扶正疗法，以笔者见之，亦为促进人体正常疏泄与排异能力而设。久病体弱之人，五脏六腑乃至汗腺无法正常运转，疏泄和排异能力下降，强以催吐、利尿、发汗和致泄剂治疗，则极容易导致病人水液、血液和营养流失严重，以至于身体更加虚弱。若见此类病人，以补益类药物或食品，加强病人五脏六腑的正常运化能力，则病人的得自于大自然的疏泄和排异能力亦能够得到恢复。病毒可以逐渐排出体外。 对于这类病人，即便因病邪过于沉重，不得不施以催吐、利尿、发汗和致泻剂，亦必须严格把握尺度，即中医所强调的“中病即止”，一击成功，不追穷寇，虽仍有余邪在体内，亦只能缓慢调理，通过正常的大小便和汗腺慢慢的排出体外，切不可急于求成，导致人体短期内流失过多水液、血液和营养，以至于正气衰弱，免疫功能受损，病情反而转重，甚者性命危在旦夕。所以后历代名医都有强调，一旦病人气机得展，升降功能恢复正常，药就应减服或停服，完全可以通过控制饮食和加强运动，将余邪排出。 医圣张仲景于汗法有独到之处，其《伤寒论》不断强调不可以过度发汗，只可以微微似有汗出，如见病人大汗出，则要求医者以粉扑之，以阻汗出无度。至于病人已有汗出，则要求病人“不必尽剂”，已经煎好但还没喝完的药都需要泼掉了。可见张仲景在此问题上极为谨慎。而病人一旦有邪出之迹象，仲景即认为该病人“为欲解”，即病人已有自愈之苗头，此时或建议病人自调理，或用轻缓之药稍加引导，加快病人身体自身的疏泄与排异进程。 桂枝汤为《伤寒论》第一方，是非常有深意的。 此为医圣垂范后世之举，在《伤寒论》的许多条文下，张仲景都注明病人应如桂枝汤法调理。桂枝汤不以发汗见长，近代临床大师李士懋甚至认为桂枝汤并非发汗之解表剂，而只是一个调和营卫的补益剂（相关论述见李士懋所著《汗法临症发微》），李老在临床实践中发现单纯的桂枝汤是发不出汗的，必借助“饮热粥”和“温覆”两种辅汗手段，病人才能微微似有汗出。此论颇有振聋发聩之意义。…

辨证论治的思想是张仲景最先贡献出来的，所以称张仲景为医圣实不为过，历朝历代的中医师都要算张仲景的徒子徒孙了。辨证论治发源于张仲景，这是老生常谈，其实辨病论治同样发源于张仲景。 我们知道，《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是张仲景的两部杰出的医学著作。《伤寒论》的特点是讲“同病异治”，也就是同样的“病”，治疗方案不一样。《金匮要略》在讲“异病同治”，也就是说，不一样的“病”，治疗方案一样。其实这两者结合，就是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 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的核心在于辨，辨者，辨认也，也就是认识和分辨。古人说，当医生有两难，一难在不知病，二难在不知药。不知病是对病的认识不到，不知药是对药物的用途认识不到。一个医生，如果对疾病和药物的用途认识不清楚，那么临床就很害人了。 这个“证”字，历朝历代医学家解释不一样，现在有些医学家认为这个证等同于“症”，我个人认 为这种认识是错误的。这个“证”就是“证据”的“证”，不是什么通假字。古人用字很考究，“症”这个字明明存在，弃而不用，去用“证”字，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尤其是医学著作这么严肃的著作，张仲景写作的时候态度是很严谨的，在这个关键性的字上用通假字，可能性不大。 合而言之，辨证论治就是通过一系列的证据去辨认疾病，在此基础上对病人进行治疗。一个患者生病了来求医，医生应该怎么处方，根据什么处方？这就需要辨证和辨病，要辨认清楚患者属于什么样的一种状况，适合用什么样的药，就需要收集患者所有的用药指证。 我们中国的中医学家有好大一部分，喜欢玄而又玄，有些将中医直接讲成“道”，你要叫他进一步讲“道”是个什么东西，它自己也说不清楚。于是套用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来搪塞，摆出一副不可say的架势来，其实是他自己也说不清楚。这叫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自己稀里糊涂，还想通过他表述来让别人清楚明白，这是办不到的。 中医传到日本，在日本受到很大的欢迎。日本的医学家对中医的应用特别讲究“证”，腹有腹证， 脉有脉证，药有药证。判断一种疾病，用一种药，一定需要有可以说得出来的证据，没有的话就不乱讲，不乱开方子。这种研究方法固然有不足，但是却切合临床精神。一个医生做临床，若是重视理论胜于重视客观实际，有点把人命当儿戏。 合而言之，辨证论治就是辨认证据进行判断和治疗。辨病论治就是辨认疾病，进行治疗。辨证论治不一定就等于辨病论治，辨证论治很多病在一起我认为是一种“证”，比如病人可能有胸膜炎，有肋膜炎，在中医辨证的时候可能统统归于少阳证。用柴胡汤系列方剂统治了。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不应该孤立起来。有时候辨病论治治疗效果欠佳，有时候单纯的辨证论治也是治不了病。…

循证医学，又称实证医学，是统一利用科学方法获取证据，来确认医疗成效的一种尝试。时至今日，循证医学尝试对各种医疗方式（包括放弃治疗）的相关风险和疗效进行评估。根据循证医学中心的说法，“为着对病人个体的医护目的，将目前所能获得的最佳证据加以尽责的、明白的和明智的应用，即为循证医学。” 循证医学是现代医学的主流方向。 最原始的临床中医，所走的路线与现代的循证医 学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伤寒论》的作者张仲景可谓循证医学的鼻祖。《伤寒论》这本书之所以在历朝历代受到重视，与《伤寒论》创导的重实证的辨证思想有非 常重要的关系。从《伤寒论》的条文来看，张仲景是一个医疗经验相当丰富的临床医生，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正因为张仲景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临床医生，所以张仲景在《伤寒论》中处处强调病人的症候。古代没有现代这么发达的检测仪器，临床医生只能靠临床观察病人的各种症状来判断病人所患的疾病，和应该采取的治疗措施。 《伤寒论》的六经辨证将各类伤寒疾病分门别类，统以六经症候概括之，在每一经的症候群下，又有更细的分类。如太阳病中，有太阳中风和太阳伤寒。后世医家更将太阳病细分为太阳经证、太阳腑证、太阳脏证。每一次的细分均是严格按照具体症状的不同来区分的。 这种将疾病分类辨治的方法，非常的科学，针对不同的症状采取不同的医疗措施（含处方、针灸方案等），操作性极强，标准客观，这与后世所言的中医的标准是唯心的论调，是大相径庭的。 但是遗憾的是，中医在发展的过程中，掺杂了太 多的中国古典哲学思想。部分并非临床医生的医学专家，由于所受的教育影响，将中国古典哲学思想过度纳入到中医著作之中，有一些甚至沦为诡辩，完全不重视实…

大青龙汤是张仲景的《伤寒论》中的一张经方。原方为：麻黄六两（去节），桂枝二两（去皮），炙甘草二两，杏仁四十枚（去皮尖），生姜三两（切），大枣十个（擘），石膏如鸡子大（碎）。上七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取滓，温服一升，取微似汗。 《伤寒论》中提到大青龙汤的适应症为：太阳中风，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烦躁者，大青龙汤主之。若脉微弱，汗出恶风者，不可服之，服之则厥逆，筋惕肉瞤，此为逆也。伤寒，脉浮缓，身不痛，但重，乍有轻时，无少阴证者。 大青龙汤和麻黄汤一样，均为发汗峻剂。用之不当，可致汗出亡阳，患者非但不能痊愈，反而迅速 转为危重，所以临床中很多医生对其畏惧不敢用。大青龙汤主治是内热表寒之证，畏寒发热为外感风寒后出现的表证，需用辛温之品祛除风寒。烦躁为里有热，里有 热可能是患者本身就有郁热，无火不伤风，有些患者正是在内有郁热，表里不和，营卫不通的情况下易感风寒的。也有可能是外感风寒后，风寒化热。以至于寒固于 外，热郁于中。 里热严重会伤及气分，患者表现出烦渴、大便秘结、腹痛、恶心、呕吐、打嗝等现象。因为患者汗 不出，不宜用白虎。内有热，单独用麻黄汤，全部是辛温之品，没有清解内热的药，患者服用后虽然会发出汗来，但是因为辛温助热，里热会更加严重，表解里不 解，病情仍然是无法缓解。所以在麻黄汤的基础上，加了清气分热的生石膏，且量较大，如鸡子大的生石膏。 犬子最近感冒，因为年幼，不肯服中药汤药。开始用西药治疗，治疗三天后更加严重，服用布洛芬等退烧药一滴汗也发不出来，体温持续升高，高时烧到了40度，且持续不退。烦躁不安，整夜不眠，便秘口臭，鼻塞严重，流涕口渴。用针灸拒不配合，无奈之下，只好逼着他服用汤药。所处处方为大青龙汤加味天花粉和辛夷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