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 ⁽¹⁹⁾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人类天性中本有的良善之心，是这个社会中善的一面赖以存在和弘扬的基础，但是到了佛教那里，一个人行善，成了积累福德收获回报的资粮。而佛教徒向社会众生循循善诱时，也是强调行善有各种福报，布施有各种福报，斋僧有各种福报，供养三宝有各种福报，这种一目了然的功利主义，逊色于不带有功利主义的人文关怀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远矣。 因为一个人行善，希图福报，就成了“市恩”，市恩者，以恩为商品，进行交易也，而且多数宗教所宣扬的市恩，还算不上等价交换，简直就是一种一本万利的交易，不无利用人的贪婪福报之心的嫌疑。最后演变成众生信仰宗教，行善施恩之时，就想着收获福报，或者是希望成佛，或者是希望过上富足的生活，或者是希望免灾。 当然，这帐是不好算到各种宗教的教主的头上的，因为正如法国哲学家勒庞所言，一切宗教的教主，都是被后世的宗教家，用来宣扬宗教的工具，各宗教的教义中多数已不是教主本人的真正意思，教主看起来受万众景仰，实际不过成了职业教徒们手中的傀儡而已。 我们不能不承认佛教宣扬的福报论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其流弊也是无穷的，最终导致大家行善积德时，首先想到的是回报。这与投资做一项生意，以小博大，并无二致。更有甚者，一些不良的佛教徒或者骗子，利用这种信仰，诳人钱财，乃至于骗色，害人性命。所以我们古人说，自古地狱门前僧道多，正是因为信仰的大旗，很容易成为招摇撞骗的幌子。 一个人助人为乐，若是出自天性，那该多么美好。对于天性喜欢作恶的人，宗教的教诲，并不容易使他悔悟，只有现实的打击，才能让浪子回头。社会阻止作恶的行为，一要靠法治，二要靠舆论监督。这两者的惩恶的效率，是胜于宗教的。 与福报论相比，我们似乎更应该培养大众的不求回报的社会责任感，人人生在这个社会，对这个社会是负有一定的责任的，不应该逃避自己的责任。行善既是我们的天性，也是我们的义务。佛教这种落后的福报论，这种以交易为目的的种福得福论调，应该逐渐受到淘汰，被更为阳光的人道主义精神取而代之。 我个人行善，若有人来告诉我，你行善有福报，我会觉得这是对我人格的最大侮辱。我行善不是为了福报，是因为确实同情我所帮助的人。驱动我帮助他们的，是我对他们的命运的深深的同情心。若将这种同情心，丑化为一种需要回报的“市恩”行为，实在是对我们本性存在的良善之心的羞辱。 对这个社会来说，行善是一种高尚的行为。人性恶普遍存在，行善得福报，并非必然的规律。今天我们帮助的对象，明天反咬我们一口的事情，多有发生。善人无好报，坏蛋乐翻天也是常有的事。这种事情并非什么福报论可以自圆其说得了的。行善是人自己发自内心的想去做，又何必在乎行善反遭恶报呢？ 善恶有报只是一种或然的规律，而非必然的规律。一个理性的人应该认识到这一点，而不是天真幼稚的认为，人人都会知恩图报。唯有明知如此，仍然坚持正义和良善，才是我们应该做的。至于惩恶，更应该相信法治的力量。地狱是不存在的，靠地狱纯属自我麻痹，靠法律远比靠地狱有意义。作恶者，就该绳之以法。 子思说：“自诚明，仁也；自明诚，智也。”那天生的仁义之人，本性中自有一种真诚，让他明白事理，为善去恶。而那种等而下之的智者，却需要在明白事理之后，才会选择真诚。仁者的真诚是不假思索，天性使然的。智者的真诚是建立在所谓的悟性和智慧之上的。智慧是没有天性憨厚那么可靠的。所以一个憨厚的人，常常不会计较太多，自动自发的助人为乐。而一个所谓的明理悟道之人，去行善之时，内心就有计较，这两者之间，差别很大。 我们的教育，应该培养大量的不假思索的“仁者”，从孩童之时，就培养孩子们的真诚和正气，而不是培养大量的“智者”，弃智绝圣，一切发自天性，才是牢固的品性。用所谓的智慧和悟性，乃至宗教信仰中所谓的福报论，均不过是次一等的功利主义而已。 所以我们中国，最多的就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即便从事所谓的公益事业，也不免朝着功利主义这条道路走，虽然说这么做总比不做要好，但是从文明的层次来说，还是有待拔高的。 自古至今，真正的能铁肩担道义者，只有那些自幼便真诚、正直、善良、勇敢的人，这种天性在人的童真之中处处可见，着力培养，长大成人后才能发自内心的行善弃恶，不求任何回报。 这些年佛教借助网络，在中国社会，用近乎传销的方式在发展信徒，搞得很多家庭家破人亡，实在是很令人反感。而且佛教徒一旦学佛之后，就完全的无逻辑可言，他们认为，除了信仰佛教的轮回和报应以及各种福报论之外，人就不可能有向善的心，真是胡扯到家了。 我看大多数非宗教徒的善良一点也不比那些自我标榜为修善之人差，甚至可以说比他们更加的善良，起码，这些非宗教徒并不诅咒其他人得恶报。

我个人对佛陀释迦牟尼的大部分哲学观点是认同并且倾佩的，但是对其提出的三世轮回和因果报应思想却非常的不以为然。也许这位古印度丛林中的智者，只是因为自幼便受过这样的宗教信念的熏陶，或者他只是希望通过推崇这样的一套思想，来实现其改善人间的愿望。但从实际结果来看，佛陀自欺欺人的熬制的这碗心灵鸡汤却是相当有毒的。 这种精神鸦片麻痹了很多人，使得他们成了阿Q一样的人，将自己在人生中遭遇的种种不公，期待于冥冥之中的这种三世轮回的因果报应规则，为其声张正义，而放弃了自己捍卫自己权益的努力，自欺欺人的靠着精神上的自我安慰过活。 佛教对我们中华民族的影响是深远的，佛教文化已经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佛教的三世轮回和因果报应思想已经融进了国民的血液，无论是不是佛教徒，都受其影响。很多人恨恨不已时，会用一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或者“恶人自有恶人磨”来排遣自己的怨愤。 我个人并不提倡冤冤相报，但是看到社会上恶势力横行霸道，而受害者却总是靠着这种精神鸦片麻醉自己，而不是奋起自卫时，内心感到无比悲凉。以前我总是喜欢打抱不平，仗义执言，打抱不平多了之后，我发现，我所帮助的对象，只要他们的性格始终是懦弱的，你帮助了他这一次，下一次他们的利益和人格受到侵害之时，他们仍然是这样的态度。 我们常说中国人习惯了“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家屋上霜”，我看多数中国人连门前雪都未必肯自扫，而是习惯了忍气吞声，最后那嚣张的恶势力越发的有恃无恐。所以在历朝历代的中国，极权、贪官、奸商、地痞恶霸或者明火执仗、或者巧言令色的侵犯老百姓的利益，却很少有老百姓敢于站起来维护自己。在中国发财致富很容易，只要突破常人突破不了的道德底线，就可以了。而在中国，突破道德底线的危险，远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因为我们中国人太懦弱了。 国民性格中的这种懦弱，导致我们中国人对英雄非常崇拜，多数受害者幻想有个英雄能站出来为他们仗义执言。最终一旦有了一个所谓的英雄站出来后，中国人便又极容易陷入盲目的个人崇拜，像文革这种事情的发生，便是一个例证。 我们国民的这种性格，导致我们难以建立起理想的公民社会。在一个理想的公民社会里，公民有维护社会正义的义务，公民的权益也要靠自己维护。 梁漱溟先生说：中国文化中有两个奇怪的现象，一是没有宗教的人生，二是历两千多年而不变的封建制度。我个人认为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中国人的人生是有宗教信仰的，只是他们所信仰的，看起来并不像西方人那么明显。如果我们在公开场所，批判中国人的很多传统的信念，那么我们马上会成为众矢之的，就像捅了马蜂窝一样，受到一群马蜂的围攻，这正是信仰的表现。 比如这篇拙文，实属平和之作，但是一经发布，谩骂之声将不绝于耳，原因无他，踩着了一群盲信的佛粉的尾巴。以至于老夫写作这么多年，若非心理承受能力超强，早已被骂得吐血身亡。被骂多了倒也蛮好，老夫写作，渐渐的就从早年的拘谨，转变成后来的肆意汪洋，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了。 我个人虽然提倡宽容，但是这种宽容是建立在彼此不作恶的基础上的宽容，对于作恶者，那是一定要打击的。全社会容忍作恶者，最后作恶者就一步步坐大，其势力终于难以撼动。就像莆田人开的黑医疗机构，居然几十年打不掉。这其中的原因，既有政府失职，也有普通老百姓不作为。一个人自己受害了，自己的权益都不去维护，等谁来当救世主救你呢？凡是不作为者，受害多少有点活该。 因果报应这种规则，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的那样，确实在一定的程度上存在，但是绝对不是铁律。善不受善报，恶不受恶报的事情很多。人若将自己受害的事情，寄望于冥冥中善恶有报的轮回规则来替自己找回公道，是十足的愚昧和懦弱。 晋宋间的高僧道生大师，撰写过一部《善不受报论》，提出善不一定会受到善报，十恶不赦之人一样可以成佛。此论一出，佛教界一片哗然，生公被攻击得体无完肤，甚至受到群僧的驱逐。生公倔强，坚持己见，换个地方依旧传播自己的这一套理念，并且强调顿悟可成佛，生公的思想，最终便发展成了中国的禅宗。 《大涅磐经》被译成中文的那一天，佛教徒才发现，原来生公所言，正是佛陀自己的意思。我相信今天的中国佛教界，不会有多少佛教导师愿意向其信徒推荐生公的《善不受报论》的。因为我们当下的佛教大师们，正在乐此不疲的推广三世轮回的因果报应论呢。不推广这些，他们靠什么收信众的供养呢？古代禅宗的和尚们，是很有骨气的，他们是靠自食其力，自力更生过活，不肯当社会的寄生虫的，所以他们所言所行，直率得很，不以惑众为目的。 一个人若仅为大度展现出来的忍让，是令人敬佩的。但是一个人若是因为懦弱而在自己利益甚至生命受到侵害时，依然忍让，不知站起来维护自己，是愚蠢的。须知，正是因为我们的不作为，那侵害我们利益的人，非但可能不会受到报应，反而会过得比我们滋润自在多了，人只能靠自己保护自己。什么三世轮回的因果报应规则，纯属扯淡而已。

一时心动，胡乱写了一篇《学佛当知佛有害的一面》，发在今日头条上，不曾料到，竟然成了一个热贴，阅读量瞬间过万，几个小时阅读量达到三四万，而且仍然在继续被疯狂转发中。大概这帖子和我以前写的其他的热门文章一样，最后会有大量的读者会读到。 帖子下面的评论中，正如我所料的一样，污言秽语的回复占了绝大多数。我接触佛教这么久，深知中国佛教的种种乱象，所以也不足为怪了。看了评论后，一笑置之。早已没了嗔怒心，铺天盖地的谩骂，却也在我心中泛不起涟漪。中国佛教徒的素质低下到如此程度，是中国佛教界的悲哀。不能让佛教徒成为“不恶口”的人，是中国的佛教导师们水平欠缺的力证之一。 正如太虚大师当年所说的那样，我们中国，口口声声在走大乘佛教路线，结果却都修成了自了汉式的小乘佛教的局面，甚至还远远不及。而南传的上座部佛教国家，所修的是小乘佛教，结出来的却是大乘佛教的果。中国佛教徒个个无视戒律，嗔怒心很严重，动辄恶口，比一个正常的社会人的表现都要恶劣。 这其实正是我要说的，学佛有害的一面，人学着学着，都学得偏激和狭隘了，只是行文仓促，未能展开。我们中国的佛教界，一直在盲信，排斥独立思考，要求入佛见，灭我见。无我见，如何能灭我见？无我见，如何能知佛见？佛见就不是我见？活着的佛陀，应机说法，因材施教，何来定见？ 人首先需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要能感知佛陀的情感历程，然后才能理解佛陀的思想。但是遗憾的是，我们中国佛教界存在的最多的就是缺乏独立思考精神的佛教信徒。他们将独立思考者斥为我见深重之人，殊不知自己的这种认知也是一种我见，而且是一种非常狭隘的我见。 佛不能渡我们，人要自渡，自渡的过程中，靠的就是一个又一个的我见。动一念，灭一念，在破旧立新的过程中，不断的拔高自我，增进自我的智慧。若是照本宣科，正如刻舟求剑。佛教沦为现在这种境地，一些学佛者痴迷进去后，完全失去自我，比没学佛之前更迷惘，心力衰弱，亦一憾事也。 婆娑世界，诚如罗素先生所说的那样多姿多态，他人的信仰是他人的信仰，我们的阐述是我们的阐述，各行各道，灵魂的沟通，是极为困难的。一个写作者，只需要本着自己的真心去写作，无需为噪音干扰。保持自己的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继续前行就是了。 季羡林先生治佛教史，揭了佛陀的几个伤疤，招来中国佛教信徒们铺天盖地的谩骂和恶毒的诅咒，一代国学大师，惨遭围攻。宗教徒一旦陷入狂热的信仰状态，就毫无理性可言，是容不得他人对其所崇拜的偶像有任何基于事实的批评的。 中国有句古话，百无一用是书生，其实这句话是错的。真正有风骨的，还只有书生们。胡适为人围攻，但是依然故我的力推新文化运动，季羡林被天下佛教徒围攻，也丝毫不改其志。国乱之时，提一支劲旅，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的，也大多是这些傻楞蠢的书生们。因为唯有他们，是真正的心系苍生者。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没有人能够阻挡文明向前进化，一切文明，都是在批判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作为知识分子，要敢于发声，敢于批判，敢于担当，唯有如此，才能不辜负前贤们的启迪。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写作到底，死而后已。

禅宗二祖慧可禅师得道时有如下一段关于安心的公案： 慧可向达摩祖师问道：“诸佛法印，可得闻乎？” 达摩回答：“诸佛法印，匪(非)从人得。” 慧可听了不明其意，追问达摩祖师：“我心未宁，乞师与安。” 达摩回答道：“将心来，与汝安。” 慧可沉吟了好久，回答道：“觅心了，不可得。” 达摩于是回答道：“我与汝安心竟。” 慧可听了达摩的回答，当即大悟。从此得传达摩祖师的衣钵。 按照佛教的说法，心属于本来无一物的东西，因为人有了无数的妄念，所以心才不得安。一旦断掉这无边的妄念，心自然而然也就安了。只有明白这些妄念非心之本质，才能豁然而悟道。但是要想明白这一点，却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出世学道之人安心尚且很难，活在俗世之中的人，就更难安心了。社会这个大染缸，只要踏足进去，就很难独善其身，贪、嗔、痴、慢、疑随时都会在心中泛起。 人是一种有思维能力的动物，叔本华曾说，人这种动物仅仅比其他物种多了一点点意识，但是这一点点意识却让我们多了无穷的痛苦。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心”，也就是西方哲学、心理学中常常提及的人的思维、思想和意识之类的概念。 若将二祖慧可安心开悟的这段公案理解为心不存在，那就过份的偏颇了。一个活着的人是不可能没有思维和意识的，人要强求自己修炼到没有思维和意识的程度，做到无心，那不是在学道，是在走火入魔。但是人却可以将心中的各种妄念扫荡掉。 何为妄念？人非因本心而生的各种念即为妄念。受他人、受物质、受舆论、受偏见、受情绪影响产生的各种杂念即为妄念。儿童是妄念最少的人，是最天真的人。我的愚见，多数成年人在自己一生中的某一时刻都会回到这种天真的状态之中，这是一个返璞归真的过程。是在历练人生时，顿悟到各种杂念皆属虚妄后，放下一切精神负担，重归本心了。 一般来说，精神负担越少，人的心也就越能安下来了。生活在俗世之中，对财色名望的贪恋越少，对世界、对他人的偏见越少，尽可能的接近“与世无争，与人无怨”的状态，心也就越安了。

佛教将人生的痛苦概括为八种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蕴炽盛。而六度，是佛教的六种修行方法，度，是梵语的波罗蜜多，字义是“到彼岸”，也就是六种修行得道的方法：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 人生八苦中生老病死的苦是大自然安排的，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蕴炽盛的苦则是我们自己内心滋生的。爱别离，就是与所爱的人生离死别；怨憎会，是与所恨的人共处一起；求不得，是内心的种种欲望得不到满足；五蕴炽盛是各种不良情绪交杂在一起：焦虑、恐惧、怨恨、愤懑等等。人生若处在这八苦之中，实乃煎熬。 我们身处俗世之中，难免会或多或少的要受受这八苦。君不见，熙来攘往的人群中，很多面孔都是愁容满布，情志不舒；君不见，职场商场中，多少菁英份子人未老头先白；君不见，医院里来来往往的患者和患属是多么的焦虑和痛苦。没有人能避开这八种苦中的几种或者全部。 我们就活在这种种痛苦之中，挣扎、折腾、浮浮沉沉、起起落落，无有终止之期。现在奔波在大都市里的人，一天所干的事情中，最少有一半不是自己内心所愿意干的。说出的话中，有相当一部分，也不是自己内心想说的话。所交往的朋友中，又有多少是愿意倾心相交的呢？多数人强颜欢笑的时刻居多，内心深处彷徨不安。 之所以有这些苦，是因为心中爱欲交错，难舍难断。因爱故生忧，因欲故生怖。我们无法好好的活在当下，时刻因为爱和欲望的难以满足而心生忧惧。对多数人来说，“此时此刻”的生活其实还不足以令其忧惧不安，但是他们却充满了对未来的担忧，以至于丧失了安住在当下的人生乐趣。尤其是当外界风波不息时，内心更是浮沉不定。 生活是由无数个当下的片段组成的，错过了每一个当下，就等于错过了享受生命的机会。佛教提倡的是随时“安住”的生活态度，随遇而安，随缘而安，无分顺境逆境，一概不惊不怖，无忧无虑。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常修六度。 用布施来修炼自己能舍之心，用持戒来戒断与外界恶缘的粘连，用忍辱来解决与他人的争端，用精进来不断提高自我内心的力量，用禅定来修炼自己的定力，用般若（智慧）来扫除内心一切阴霾。我们要想从人生八苦之中超脱出来，就要有断、舍、离的智慧。断掉各种牵挂，舍弃荣华富贵的诱惑，离开人间的是是非非，以一种闲庭散步的态度，随缘度过此生。色身需要食养，固然需要谋生，但是却也不必因为谋生而深陷欲海之中，难以自拔。 佛教常常强调我们所追求的很多东西，都如镜花水月一般虚妄。所以提倡一个人少欲寡求，超过自己生存需求的东西，都可施舍出去，以扶危济困。断掉对“占有”的热爱，人的心可以清澄和善良很多。人生往往是因为希望占有的太多，所以才会为失落情绪所折磨。一个人若活得与世无争，也就无所谓烦恼了。

一个佛教信徒，对待这世界的态度，用最精炼的两个字来形容，就是随缘。缘份来时，顺应之，去时，不强留。缘份不足时，不攀缘，因为攀缘是一件很累心的事情。攀缘意味着，我们将不得不牺牲我们自己的一些东西，放弃部分真实的自我，伪装一番，去取悦其他人或者取信其他人。 要真正的随缘，就要能放下，放下对外界的种种执着，四大是否皆空其实不必在意，它空也好，不空也好，我们都不在乎它。那么它是空还是不空，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可言。放下后，就没有羁绊，没有牵挂，不用老惦记着自己需要戴上什么样的面具去做人。随时随地，以真实的自我，面对任何人。这样的人生，是自在的人生，是适意的人生。 我们不需要脱离世俗才能超越红尘，实际上，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都是需要维持的，与人基本的交往，也是需要维持的。正如陶渊明所言，心远地自偏，如果我们内心放下了对这世间的种种执念，即便身在闹市，内心也是清凉的。 我不知他人是否生来就没烦恼过，我自己是在烦恼之中学会解脱烦恼的。我一直生活在周边人的追围堵截之中，但是自己就像一匹野性十足的豪猪，奋力挣扎。终于有一天，我旁边的人发现，这只豪猪他们逮不住，于是也就放弃了对这只豪猪的围捕。我也得以在荒野之中，不羁的奔跑，而烦恼也远离我而去。 随缘，不是不在意他人，而是不在意他人虚妄的一面。珍惜每一个人的生命，珍惜与每一个人之间的缘份，是应该的。但是，若因为太珍惜，而接受其他人的一切，并为其左右和奴役，那就大错特错了。其他人追求什么样的人生价值，我们无权评价其价值观的优劣，更无权去改变他们，但是却有权不为其绑架。随缘所随的乃是一种若即若离的缘份，你我若情投意合，便在一起。若貌合神离，便不靠近。若是貌合神离，依然靠近，那就不是随缘，而是攀缘。从随缘发展到攀缘，便不再自在。所以人间最难相处的夫妻关系中有句经典名言：相爱容易相处太难。 每个人从内心深处都想活得自在，活得洒脱，之所以不能活得自在和洒脱，与其虚妄的欲望有关。人最难控制的就是自己内心深处的欲望，因为这欲望就像发酵的面粉，总在不断的膨胀。解决了自我不断的膨胀的欲望，也就从烦恼中解脱了。任何时候，对人对事，保持一半的热情，一半的冷淡，去留随意，也就不会因为强求获得而去攀缘谁了。也唯有这样，真正的自在人生才能实现。

前天，一个肝癌患者到北京301医院里来看病，顺便也看了看我，希望我能给他一点指导。承蒙他看得起，我就冒昧的直言不讳了几句。指出他的心病重于身病，治病先应治心，医身先应医性。 在交谈中，他对太多事情愤懑不平。性格执着，易怒易躁是很多癌症患者的通病。我给他开的第一剂药是学会放下，放下心中五毒贪嗔痴慢疑，佛教中说，人因为心为浊欲蒙蔽，所以会有贪婪、嗔怒、痴迷、傲慢和多疑等五种毒，这五种毒导致一个人为人处世时，内心时时刻刻充满了不安和焦虑，生活过得浮躁波折。而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疾病与人的情绪直接相关，倘若不能把这些不良的情绪根治掉，病就很难好。而一个癌症患者，生命危在旦夕，总去做这些危及自己生命的事情，就是不折不扣的在犯傻。所以我跟他说，当他下次生气的时候，记得提醒自己：我怎么如此傻逼，把自己往鬼门关上送。这番谈话对患者影响很大，离开后，患者把自己的网名改为五毒俱全，显然，他在开始反思。 我并不主张癌症患者求神拜佛以求神仙的保佑来治疗自己，但是常常向患者推荐佛学知识，让其治疗自己的心。一个人病了，是要反思自己得病的原因的，除了不良的生活习惯之外，不良的情绪也是重要的致病因素。而不良的情绪并不产生于外界，而是内生于自己的性格。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唯有生死考验，或可使人猛地回头是岸，痛改前非。 人常常以为自己很智慧，自信满满，这首先就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病。这个世界很大，但是人们常常把他看得很小，而自我很小，人又常常容易把他看得很大。这种反差就会导致人滋生烦恼，一个人正确的看待自己的认知和世界的本原存在的距离，正确的评估自己，有利于在是非和烦恼面前放下自我，从而不产生不良情绪。医生在治病，不良情绪在致病，这样一拉一扯，希望病能治好，那也是难为医学了。 病了，除了贪嗔痴慢疑之外，还有惊恐不安，这本身就是极为危险的情绪失衡状态，如果仍然卷入人间是非，给自己制造事端，就更加的危险了。佛法教人淡定超脱，实乃治病的第一良药。佛教中常常说，把自己的某种不良情绪对治掉，对治者，对境治心也。每当我们心中起了妄念时，首先应该想到的是，我自己又错了，又与自己过不去了。而不是想着，这世界真可恨，那家伙真可恨。因为只要这样想着，这情绪就又起来了。 老僧们之所以能入定，乃是因为这外界，已经完全无法撼动他们的内心。他们日复一日的对治自己心中的贪嗔痴慢疑，已经淡定超然到对任何世间事都可以付诸于淡淡一笑的境界了。如此，又怎可能会身心不安以至于恶疾纠缠呢？

是非以不辨为解脱是什么意思呢？这里有个典故，是关于中国佛教史上鼎鼎有名的寒山和拾得大师的。 有一天寒山问拾得：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如何处治乎？拾得回答说：只是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 寒山和拾得的一问一答，成了佛教中一副经典的对联。而他们所提及的问题也是我们在这世间经常会碰到的。那就是，当他人因为不理解我们，而辱骂、诽谤、污蔑、嘲讽我们时，我们该如何应对？ 拾得在这里提到的解决办法就是佛教的“是非以不辨为解脱”思想，保持自己内心的平静，直接超脱这纷争，让时间去对付它。 台湾的星云大师说，面对来议论我们或者诽谤我们的人，只有一个字是最好的应对措施：聋。聋了就听不见别人在议论或者评价我们什么，这里的聋当然不会是真的聋了，真的听不见别人在说我们什么，而是充耳不闻，任人评说。 罗素先生曾说，我们之所以活得不幸福，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对舆论有恐惧心理。红尘之中，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一个孤独的个体，很少有人能够从我们所处的群体社会中彻底超脱出去，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为别人所议论。如果我们太在意别人的看法，我们就要陷入无穷无尽的烦恼之中。 存在主义大师萨特有句名言：他人即地狱，从这个角度来说，一个人获得的肯定越多，自己活得也就越累，因为他是在为他人而活，是活在地狱之中。 很多人的躯壳之下，承载的不是自己的灵魂，而是为了获得他人的肯定，表演出来的一个完全不符合自己的意愿和性情的虚假的“自我”。所以很多人活了一辈子，只是在为别人而活。 如果我们能够有点佛教的是非以不辨为解脱的精神，也就不会因为畏惧他人的看法而改变自我了。那时候活出来的才是真正的自我。

一 近年来，我一直在用生命证悟佛教教义，亲人的离世以及经我治疗过的患者的离世，无不给我带来巨大的心灵触动。死亡使我对佛教的“生死事大、无常迅速”、“人命只在一呼一吸之间”、“爱别离”等思想有深刻的领悟，亦使我明白所有的荣华富贵不过狗屎一堆，人间种种因此而产生的执着、虚荣、歧视和你死我活的争夺实足可笑和可叹。 佛陀舍王子之位而出家与其说是厌倦了富贵，勿宁说是为人类争夺富贵带来的巨痛所震慑。佛陀时代，古印度各国都在为攻城掠地而不惜对异国屠城灭族，释迦族在佛陀在世时即为人所灭。当佛陀释迦牟尼看到尸积如山的族人，听到五百释迦族妇女长宣佛号，哀痛求救时，佛陀之心中岂无巨痛哉？他不舍弃王位出家的话是否也会成为被屠杀的尸体中的一具呢？ 这样的甚深微妙法，唯有在大悲大喜后才能真正的领悟，佛陀感于世人为追逐利益而残杀同类，感于种种人生痛苦，才倡导“慈悲为怀、乐施喜舍”和“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的人生主张，外求人与人之间的和平，内求自我内心的和平。佛陀没有能力保佑任何人求财得福，去病消灾，唯能感召信仰者智慧的活着，不为愚昧无知的追求和欲望折磨，如此，才能在自己心中建立起一块净土和乐土，才能不让风波不息的外界的一起一伏破坏我们内心的安宁和幸福感。 二 佛教在与对手的辩论中吸收了对手的智慧。佛陀生前，印度思想界特别活跃，沙门思潮中号称有九十六外道，佛陀通过辨论一一挫败他们，建立了原始佛教。龙树菩 萨，又是一个能言善辩的佛教大师，挫败无数论敌后建立中观思想，佛教大乘的空宗因此而产生。玄奘法师才华震烁中印两国，在印度求法期间，挫败各种挑战者， 同时从他们那里吸收了大量思想营养，使大乘有宗理论因之完善。 佛教重视因明学，从一开始佛教理论就充满了辨证法的味道，这样的宗教思想体系最令人惊叹的地方，就是它似乎永远都有自我更新和升级的能力。因此才会有一代又一代的佛教宗师出现。佛法建立在般若的基础上，般若即是人的智慧。而人的智慧是无穷的，佛法也将会是无穷的，只要达到解脱的目的，任何方法都是佛法。 佛教有个譬喻，修炼佛法以到达解脱的目的，就像一个人顺着手指向的方向看到了月亮，我们要看到的是月亮而非手指。又有一个譬喻，佛法就像船，我们的目的是 坐船到达彼岸，如果我们达到了彼岸，我们坐的船也就不再有意义了。我们要实现的目的是解脱，佛法只是这个目的的工具，一旦解脱，借助什么样的修炼方法是不 重要的。 三 佛陀生前从未提倡偶像崇拜，开创了佛教依理依戒不依师的传统，佛陀认为人人皆可练成佛的境界。《金刚经》中佛陀又否定了自己说的一切法，强调只要最终断尽无明和烦恼，所有法都是正确的又都不再有意义。 这为后世佛教的拓展开创了一个无限的空间，导致佛学著作汗牛充栋，佛教门派多如牛毛，以致达到“佛学号称难治”的程度。《法华经》曾试图融合各派，将之统一于“一佛乘”，但现实中的分歧却远没那么容易消除。 对于上根上智之人来说，佛学就是一其乐无穷的思维游戏。对于多数信众来说，佛教最大特色就是包容性强，号称八万四千法门的佛教之门真可谓广大，足以容纳各种异见分子。 即便是对佛法毫无所知的人，佛陀也是敬重的。《四十二章经》有言“不轻未学难”，这是佛在要求弟子们不能轻视未学佛法的人，这是何等的气度。 四 佛教令人敬佩的的地方在于它批评自我，不苛求别人。它宽容，别人侮辱我们时，佛陀要求弟子们忍辱，同时还要坚持以德报怨，舍己为人。这样的精神在理论上说终究会帮助我们化解恩怨，赢得别人的尊重。 这是一种牺牲精神，但从古到今，包括佛陀在内，从无一人百分之百做到了，佛陀对其堂兄弟提婆达多就不够宽容。我们尽力要求自己做到这一点就好，偶尔没做到事后要知忏悔，正如佛陀终究宽容了提婆达多一样。圣人并非无过错，但他有过错一定会知过即改。 五 宗教徒令人钦佩的地方在于其精神力量。在科技不发达的年代，真正引领中国走向世界的，正是佛教徒。法显、玄奘、义净、智猛这样的佛教徒，不畏艰险，翻雪山，穿大漠，九死一生的西行求法才打通了丝绸之路，使中印文明实现交流。 这些游方的僧人们才智和毅力都超群，对佛教的信仰和救世的情怀指引他们前行。从这个角度说，他们是伟大的，令人敬佩的，值得我们学习的。也许只有在宗教徒身上，我们才能看到人性中令人如此感动的一面。 六 真正的慈悲是建立在惭愧心的基础上的，不断的自省，不断的发现自己的问题，以减少自己对他人对社会对公众的伤害，同时尽一切可能同情和帮助别人。如果不能做到后者，起码要做到前者。若自傲于自己或自傲于自己的信仰，却伤害了别人，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均非慈悲。 七 佛教是不是只有益处而无害处？绝对不是！仅就其沿袭的古印度沙门思潮中的轮回报应说，就造就了人间无数的歧视。 一个人不幸生了重病，旁边常有人会幸灾乐祸的说这是遭报应了，而患者本人实际上可能是极善良正直的一个人。现代医学告诉我们疾病的真正病因不是报应，找到病因就能把病治好了。…

势利纷华，不近者为洁，近之而不染者为尤洁； 智巧机械，不知者为高，知之而不用者为尤高。 ——《菜根谭》 《红楼梦》中有个对子：“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作为一个父亲，我很少教育我的孩子“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观念，从我有限的几十年人生经验来看，善恶有报的理念并不一定正确。人性天然的存在缺陷，易忘恩，易记仇，易为功名利禄诱惑而不顾道义，指望善恶有报不利于自己内心的平和，反倒是洞穿了人性的弱点，更加的容易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保持内心的波澜不惊。 早在晋宋年间，就有位高僧竺道生大师大胆的提出了“善不受报”、“一阐提那（佛教中认为十恶不赦者）皆可成佛”等公然挑战了当时佛教界的观念。 我喜欢竺道生大师的坦承，不错，善并不一定有善报，恶人也不一定不能修成正果。世事变幻莫测，善恶转变常常只在一念之间。一个人太相信道德的力量，就避免不了要掉进无数的人际陷阱之中。 道生大师更像是佛教中的存在主义者，而非理想主义者。存在主义者承认和接受不完美的现实，理想主义者追求将世界改造为理想国。实践证明，人类社会是不可能被改造成理想国的。 作为个人，我努力坚守各种道德底线，但是实事求是的说，有时候这种坚守颇受考验，我并不是每一次都能通过这种考验。我相信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与我处在同样的境地。 我期望自己百分之百的通过这类考验，因为每在这种考验中失败一次，我的内心深处都会留下一道疤痕，这道疤痕时不时的提醒我，我的品行有玷污之处，这种提醒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我甚至怀疑，每个人在面临这种情况时，都或多或少的会和我一样，内心深处埋藏着愧疚和沉重。 我更倾向于让我自己的孩子清醒的认识到，这种人性缺陷在人群中普遍的存在着，不仅存在于其他人身上，也存在于我们自己身上。既然存在这样的缺陷，那么所谓的善恶有报就不一定正确。 我们与人交往时，不要有过高的期待，因为通常过高的期待，都会带来深深的失望。如果能够认识到人性存在缺陷，认识到我们自己和其他人，或者说其他人和我们自己一样都会受人性弱点驱使，作出各种并不完美的选择，那么在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后，也就能从同情和理解的角度，将这种不良情绪释放，进而实现宽恕他人、放下仇恨的目的——而仇恨情绪，正是人类精神痛苦的重要源头之 一，佛教称之为“嗔”，是人最难戒掉的一种恶习。 佛教强调“悲智双运”，一个人仅有慈悲心，只解决了一半的精神问题，另一半还需要靠这洞穿人性的智慧。唯有看破，方能放下。一个人看不破，始终还是做不到真正的放下，从心底里看不破，即便表面上温和谦让，内心始终还是纠结着记挂着。心是方寸之地，如果久为不良情绪占据，精神上的快乐和幸福就遥遥无期。 所以，对于人类爱玩的种种把戏，诸如欺骗、蛊惑、暗算等等所谓的智巧机械，我们都知道会更好。如果能够达到一目了然的火眼金睛状态，那就更理想了。了解这些智巧机械，不是为了使用它们，而是为了在别人对我们使用这些智巧机械时，尽量的躲开，同时尽可能最大程度的理解、同情和宽恕该人——因为此人，尚不能摆脱自己的各种人性恶，其人生是有缺陷的，这样的人还不明白真正幸福 的人生是什么样子的。

现代化生活，看起来体力活儿不多，但是精神压力很大，尤其是在一二线城市工作和生活的年轻人，压力更大。久而久之，很容易因为过大的压力而导致抑郁成疾。身心健康是连在一起的，心理压力过大甚至会引起身体上的病变，如患胃溃疡等疾病。 移动互联网的出现，给我们带来极大的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小的困扰，我们每天被各种信息包围，其中有很多信息并不令人感到舒服。无论是新闻报道，还是来自亲朋好友的博客、微博和朋友圈，都会有不少的信息影响到我们的心情，更不用说在现实中还要遭遇种种不快。 佛教的闭关和打坐对医治这种“心病”是颇有功效的，每隔一段时间就抽出几天时间，或者每天抽出一小段时间，远离这一切，静坐参禅，摒除一切杂念，体验一下僧人们日常修行的“禅定”功夫，对保持我们良好的心态是有帮助的。 禅定是佛教中六种修行方法之一，因为禅宗的影响，佛教的六度（即最常见的六种修行方法：持戒、忍辱、布施、禅定、精进、般若，也叫六波罗蜜多）中以禅定最受我们中国人喜爱。 禅定，表面上看来，貌似只是在参禅打坐，实际上却是一种自我心灵 疗伤的过程。禅宗六祖慧能的《坛经》中是这样来定义“禅定”的：外离相曰禅，内不乱曰定，也就是一个人处于超越了外界，内心安定不乱的状态。在承受了工作 和生活带给我们的疲惫之后，坐下来，盘腿打坐，放空大脑，进行一次放松身心的禅定后，人的精神面貌会大有改观。 日本年轻人中现在颇为流行一种叫断舍离的观念，日本受中国禅宗文 化影响甚深，这种断舍离思想就是从中国的禅宗文化中衍生出来的一种现代理念。断掉诱惑，舍弃名利，远离纷争，回归一种简单、真实、自然的生活，可以体验到 内心真正的快乐。这种快乐不需要建立在虚荣的基础之上，无需拥有富足的物质条件，也不用在意世俗所称道的成功，乃是一种天然的容易获得的快乐。 有些人说他学习佛教的修行方法之后身体状况大有改观，其原因正在 于此。我们焦虑的情绪，是很多疾病的源头，有差不多一半的疾病是由各种不良情绪带来的。佛教虽然并非尽善尽美，但是偶尔的学习一下，让自己的心灵出离一下 红尘世界，享受一顿这样的精神美餐，也是人生的快事之一。 在我接触过的年轻癌症患者之中，很多患者在知道自己患病后反思自 己过去的生活，都会觉得自己过去陷入名利纷争太深，过于忙碌，以至于将自己的身体折腾垮掉，直到身体崩溃后才追悔莫及。胃癌、淋巴瘤、乳腺癌等多种癌症确 实与心理状态密切相关，不良的心理状态是包括这类癌症和心脑血管疾病在内的众多重大疾病的诱因之一。 所以偶尔的参禅打坐，甚至是去寺院里向那里的和尚和尼姑们学习一下参禅打坐，进行禅定修行，是对治我们身染的现代病的一剂良药。

弘一法师妻子：法师，请告诉我，什么是爱？ 弘一法师：爱，即慈悲。 ——电影《一轮明月》台词 有个基督徒朋友结婚的时候，邀请我们一家参加他的婚礼，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基督教的婚礼，在神圣的婚礼现场，牧师平缓而又庄严的念了如下的一段话：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这是《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中的一段话，是基督教徒婚礼现场牧师必念的祝词之一。我坐在教堂的长 凳上听到这段话的时候，感到有股触电的感觉。我是个佛教徒，以前很少接触基督教义，但在这个场合听到牧师如此庄严的念这段话后，我对基督教义肃然起敬，并 鼓励同去参加婚礼不怎么理解佛教的妻子尝试信仰基督教。 我是一个开放的人，并不会因为自己是佛教徒而欣赏不到基督教的美好。真正的佛教教义并不好理 解，一个佛教徒要想修行到一定的程度，达到改变自我的目的，可能需要经历很长一段时间的学习。而要想学好因明学，深入理解佛教的真俗二谛和缘起性空学说， 对佛教有根深蒂固的认识和信仰，则更需要一定的哲学与逻辑基础，以及十分可观的阅读量，甚至还需要相当深厚的人生阅历。当然，一旦理解了，这种信仰将如磐 石般坚固，不可动摇。它给信仰者带来的内心的平安喜乐也会如磐石一样可靠。 于一般人而言，基督教教义似乎更浅显易懂和容易接受。同为世人人生导航的教义，基督教和佛教应是难分伯仲的。接受宗教熏陶的最大好处在于宗教徒能以平和的心态生活，不容易被风波不息的外界左右而时时不安，这是我对宗教作用的切身理解。 濮存昕主演的弘一法师的电影《一轮明月》中，法师出家后，法师在俗时的妻子问法师什么是爱，法师回答说：爱，即是慈悲。这是一个佛教徒对爱的诠释，这诠释比《圣经》中的这段话要概括很多，这精炼而成的二字实是爱的真谛。唯有懂得慈悲者，才懂得真正的爱。 那么什么是慈悲？ 在《大宝积经》中有这样的一段经文：“佛告弥勒菩萨言，菩萨发十种心：一者于众生，起于大 慈，无损害心。二者于众生，起于大悲，无逼恼心。”慈即是不损害，悲即是不逼恼。慈悲合而言之，很像是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佛教的慈悲为怀，在 此基础上更进一层，悲悯众生的苦楚，悲悯他人内心深处的痛苦，同情他们，抚慰他们，帮助他们，然而绝不在他人的伤疤上撒盐，不去惹恼他们，激怒他们。这与 老子提倡的天道的“利而不害”十分的相似。 张中行曾说，人世间最重要的感情来自于男女之间，我很认可他的这句话。情感纠葛几乎遍布人世 间的每一个角落。世间万苦，人心最苦。人生最可怕的，莫过于陷入经济或健康困境之后，再陷于情感纠葛之中。但现实往往很难遂人之心愿，它在很多时候就是会 让这一切一起到来。这根于我们很多人缺乏处理男女关系的智慧。 因此，佛教的经文中对男女之间的关系避如蛇蝎。佛经中说“因爱故生忧，因爱故生怖，若离于爱者，无忧亦无怖”,又说“使人愚蔽者，爱与欲也”，“人以爱欲交错，心中浊兴，不见道故”，“爱欲断者，如手足断，不可再续”。 男欢女爱，最怕的是共苦的日子，寻常百姓都知道贫贱夫妻百事哀，一到共苦的日子，互相之间的埋怨就会多起来，埋怨一多，五蕴炽盛，过去的甜蜜就会变成爱恨交错甚至劳燕分飞。 但我等凡夫，落入红尘，又不可避免的要与爱打交道，如何做到不为爱所伤，不因爱而伤人，就是我们每天都要面对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以为慈悲与惜福或是爱的艺术中最高的境界。 弘一法师曾经礼印光法师为师，在弘一法师与印光法师共处的一段日子里，印光法师对弘一法师 说，人要惜福啊。印光法师见桌子上有一粒饭，一定会捡起来吃。施主送给印光法师的银耳，印光法师认为自己无福消受，转赠给一位更年迈的师太。印光法师的这 种严格自律，对一点一滴的“福”都如此珍惜的态度，深深的感动了弘一法师，也深深的感动了我。…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这句已经难以查出原始出处的箴言因为乔布斯的推崇而盛行于世，“初心”这个概念源自于佛教《华严经》中一再提到的“初发心”。不过在整部《华严经》中均没有“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这八个字，世人以讹传讹，皆以为此箴言出自《华严经》。 日本曹洞宗禅师铃木俊隆撰写了一部《禅的初心》，铃木俊隆是近代将禅宗思想传播到西方的先行者之一。据说铃木俊隆对乔布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乔布斯正是在接触了铃木俊隆的禅学之后，才喜欢上佛教的。 曹洞宗源于中国禅宗六祖慧能，是慧能系南宗发展出的禅宗五大宗派之一。铃木俊隆一生强调坐禅，将守住“初心”视为修行的法宝。《华严经》的第十七品为《初发心功德品》，在这一品中，佛陀对菩萨的“初发心”极力赞叹，认为菩萨“初发心”的功德胜于其他一切功德，初发心菩萨即已等同于三世诸佛。 佛陀提及的初发心，后来被称为“初心”，佛教中的“初心”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译为汉文为“无上正等正觉”，是最高的智慧觉悟。获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一个人就能超脱生死，得一切智，法喜圆满。这样的 “初心”非常难得，《智度论》甚至认为“唯佛一人智慧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华严经》中将“菩提心”喻为“种子”：“菩提心者，名为种子，能生一切诸佛法故。发此心者，须识其体。体有二种，一曰当体，二曰所依体。其当体者，所谓悲心、智心、愿心，此三种心，乃是当体。所依体者，自性清净圆明妙心，为所依体。性自具足，号如来藏。惑不能染，智无所净，虚寂澄湛，真觉灵明，能生万法，号一大事。但由群生久迷此信，唯认攀缘六尘影像，乍起乍灭虚妄之念，以为自心。一迷为心，决定惑为色身之内。不知色身外洎山河，虚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 佛教中常提及的“悲智菩提”、“悲智双运”等概念亦源于此，《华严经》被认为为万法之源，佛陀的重要思想在《华严经》中都能找到。在《华严经》中，佛陀对菩萨的“初发菩提心”的解释非常的具体，将“菩提心”分为体用两种，即“所依体”和“当体”，体为“自性清净圆明妙心”，用为“悲心、智心、愿心”。我们常听人说“明心见佛”，这里所明的就是“自性清净圆明妙心”，它是一切正觉的根源。而菩萨的慈悲、智慧以及各种普渡众生的大愿心，不过是这一种子生出的苗，如果没有这颗种子，徒有苗，则徒有其表，是不中用的。因此佛陀才在《华严经》中一再说所有功德均不及“初发心”的功德的千万分之一。 初心之所以容易动摇，是因为我们在前行的过程中会遇到种种困境。不仅仅只是佛教信徒难以守住“初心”，普通人做事的“初心”也是极容易动摇的。有内外两种因素会动摇我们的“初心”，内就是佛教中常常提及的人的“自性”，外则是外界的环境，但是最关键的还是内在的自性。人性缺陷诸如懒惰、贪婪等等是“初心”最大的敌人，外界的环境则犹如催化剂，在“初心”嬗变的过程中起到了提速的作用。 六祖坛经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时有风吹幡动。一僧曰风动，一僧曰幡动。议论不已。慧能进曰：‘非风动，非幡动，仁者心动。’”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说，当然是风吹幡动，但是六祖慧能法师却说是人的心在动，这是一种隐喻， 隐喻我们“如如不动”的“初心”在外界环境的干扰下，未能保持不变。 现在很多人来引用“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这句箴言，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但是多数将“不忘初心”误解为不能忘记自己最初的理想或者心愿。如果这样来理解这句话，非常的容易出问题。比如有一些人的初心是想把自己的仇人杀掉，是不是也应该鼓励他“不忘初心”？一个人的“初心”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应不应该继续坚持？ “觉今是而昨非”是很多人常常会有的感觉，一个人的思想发生了改变之后，理想和愿望自然而然的也就发生了调整，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假如这种改变是正面的，完全应该“忘掉初心”，而不必对“初心”念念不忘。假如这种改变是负面的，那就应该往后退。唯有一个人如佛陀所说的那样，发的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类的“初心”，才有“不忘初心”的必要性。

司马道信，永宁县（又名广济县，今湖北省黄冈地区武穴市梅川镇）人，其父司马申为永宁县立县的第一任县令，祖籍河南温县。当时的县城在今天的武穴市梅川镇，梅川镇为黄冈地区的蕲春县通向黄梅县的必经之路。 道信禅师名义上为禅宗的第四祖，但是根据后世学者的研究，道信禅师才是中国禅宗的实际创建者。在道信禅师之前的一祖达摩、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均只是四处游方 的楞伽师，而且因为行为怪癖，受到政府敌视，慧可甚至被当作妖僧杀掉了。直到道信禅师才创立了以觉悟为主的中国禅宗的理论体系和宗教组织。 道信禅师同时是一位医生，是最早的科技工作者之一，据说他还著述了《本草集成》，至今武穴市的许多青草医所用的中药材都与道信禅师有关。他生前发明了原始的 人工降雨方法，道信禅师通过发动群众，在山顶大量焚烧柴禾制造烟雾，影响云层降雨成功，可见道信禅师不是一个拘泥不化的人。他在世时，深受本地群众敬仰。 道信禅师道德高尚，持戒精严，不慕权贵，唐太宗曾三次下诏请道信禅师进京接受朝廷的供养，均为道信禅师拒绝，最后一次甚至甘愿引颈受戮也不愿去皇帝那里受供养，当然使者并没有那么鲁莽真的去杀了这位民声很高的高僧。 道信禅师的这种品格明显高于同时代的依附权贵生存，甚至借助朝廷力量排斥异己的玄奘大师。道信禅师的这种作派为其弟子禅宗五祖弘忍禅师继承，弘忍禅师一生也是屡受皇帝诏见而拒不受诏，甘愿在黄梅一边躬耕南亩，自给自足，一边讲学授徒。 道信禅师创导了中国本土佛教自力更生的农禅并举的宗风，僧人通过开垦荒地，自立自强，完全实现了自食其力。经济上不依赖社会大众，也不依赖高层的支持，能够 独立生存。这一物质基础使得道信禅师开创的禅宗不像其他宗派一样，需要用那么多的神话与谎言去欺骗信众以获得信众的供养，所以更注重对般若（智慧）和禅定 的追求。中国封建时代曾历经五次灭佛运动，但禅宗均因这一自力更生的作风而得以幸免于难。道信禅师开创的禅宗宗风对中日韩佛教影响十分深远。 由于我本人也是湖北省黄冈地区武穴市人，与道信禅师为同乡，所以对道信禅师生存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非常熟悉，容易认同道信禅师创导的禅宗宗风。孔子说，礼失而求诸野，在我的家乡，至今仍然有一些风俗习惯，与道信禅师有关。 比如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本地的很多祖传的医生们行医仍然属于义诊性质，我的村子是我们本地最大的集族而居的村庄之一，一个村子里就有好几个老医生，不 求名利，自己劳动养活自己的同时，悬壶济世，诊疗治病分文不收，这种医风直接影响了如今同样学医治病的我。这也是道信禅师当日悬壶济世时的作风。我很怀疑 这里古代的民风一直是如此的淳朴，这些义诊的医生们多数并不是佛教徒。 本地的一些土话，如“出坡”等，已经成为佛教术语，道信禅师第一个将僧众劳动称为“出坡”，湖北黄梅和武穴两地，也有不少村庄将到农田里劳动称为出坡。因为黄冈本地丘陵多，多数农田为山坡后的梯田。究竟是道信禅师借鉴了民间的土话还是民间借鉴了道信禅师创造的“佛教术语”？已经无从稽考。我个人更倾向于认为是道信禅师借鉴的民间土话。 在最初，禅宗不像佛教的其他宗派那样，爱装神弄鬼，糊弄信众。尽管今天的佛教禅宗已经名存实亡，与道信禅师初创禅宗时大相径庭。因为今天的禅宗寺庙也沦落为要靠信众供养才能生存的地步，所以反而不如道信禅师初创禅宗时那么纯粹。 禅宗提倡“即心即佛，离心离佛”，心是三位一体的核心，一行三昧均离不开心的觉悟。禅宗实际上否定了繁琐的业报轮回、修行积福等思想，将佛教的修行和印证过程极大的简化，将修行变成了一件直指人心的干脆利索的事情。 五祖弘忍之后，禅宗发展为以慧能为主的“南顿（悟）”和以神秀为主的“北渐（修）”两大学派，但是其要旨皆归于四祖司马道信大师的禅定安心法门。道信大师生前已经有共住僧众门徒五百余人，到五祖弘忍时，禅宗门下弟子更多至上千人。 弘忍大师后来从四祖寺所在的双峰山搬到了五祖寺所在的东山，我个人认为其原因是因为当时禅宗门徒越来越多，双峰山一带的土地已经不够用了。而彼时黄梅刚好有一个大地主愿意将其更为广阔的一片山地让给弘忍大师，所以弘忍大师就到那里建立了新道场。 四祖寺所在的双峰山（又名破额山）和五祖寺所在的东山相距并不远，两个地方我都曾经多次去过。东山比破额山更巍峨，辐射的面积也更宽阔，适合建设更大的道场。道信禅师在世时，曾经希望在离其家乡梅川不远处的匡山（今武穴市余川镇太平山，距梅川镇约十公里）建设道场弘法。 太平山也是我一直很向往的老年隐居之地，不过太平山海拔太高，并不适合开辟接近众生的弘法道场。在我们本地有“一尖二尖，伸手摸天”的俗语，一尖二尖，是太平山的两个最高的山峰。至今，太平山深山老林仍然是一片原始森林。所以最后道信禅师放弃了太平山，选择了更接地气点的双峰山。 在这里，道信禅师广开佛教修行的方便法门，教导门人弟子莫与人共语，亦莫读经，但在衣食住卧行等日常生活中去悟道修行。当代禅宗的复兴者净慧法师将这种“生 活禅”的思想与“人间佛教”思想结合，创造了一种别具一格的禅宗修行方法。在佛教界，尤其是湖北和河北佛教界，还是颇有影响力的。 道信禅师的著作《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已经包含了禅宗的基本思想，到六祖慧能与其弟子神会著述的《坛经》是直接继承了道信禅师的禅定思想的。慧能用“外离相曰禅，内不乱曰定”高度概括了禅定的真正目标。这种质朴的思想，已经完全脱离了封建迷信。 我至今仍然对禅宗情有独钟，或许正是因为禅宗的佛教徒相对其他宗派来说，更诚实一些，更像是在说人话而非说天书。

我已经多年没有上天涯了，天涯论坛是中国人心声的大杂烩，热闹、烦嚣，真实的众生心态在天涯上一览无遗。最近因为去龙泉寺修行，遇到了在龙泉寺出家多年的天涯杂谈的前版主“老蛋”，现在的龙泉寺高僧贤书法师，一时兴起，又上天涯看了看。 天涯论坛，尤其是其中的关天茶舍版块现在俨然已成批驳佛教的一大热地。其中不乏已经接触佛教多年的前佛教徒，反戈讨伐佛教，这是非常有趣同时又发人深省的一个现象，尤其值得佛教界反思佛教的教育和教学方法，修正教理教义。 从古至今，佛教在中国都缺乏民意基础，中华民族是这样的一个民族：理性、功利、世故，所以世俗生活始终是中国人最热爱的。中国社会一直以世俗社会为主，很 少给精神信仰留有余地。一个中国年轻人出家，会在其家庭掀起一场惊涛骇浪，几乎所有的亲朋故友都会出动，试图阻止这个年轻人的“糊涂举动”。 佛教也确实不近人情，其奉行的禁欲主义在中国人看来是泯灭人伦，尤其与中国社会广泛信仰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宗接代理念有着极大的冲突。所以中国人虽然也去庙里拜佛，但是却鲜少有人愿意自己家人中出现真正的佛教修行者。我个人希望佛教改革，不要奉行如此严酷的禁欲主义，因为这太违背人的本能了，所以我自己是坚决不会出家当和尚的。 这种强大的舆论氛围，造成了罗素先生所说的“舆论恐惧”，导致很多人在踏入佛教门槛时，内心都会哆嗦几下。 同时也造成了部分佛教信徒较为悲惨的命运，因为他们的修行将不得不遭遇舆论的指责和家人的干扰。假如修行者没有强大的精神力量和成熟的心智的话，是很难在这种困扰之中不受影响的。 但是中国人又为佛教的教义吸引，即便如季羡林先生所言，佛教教义过度的消极和悲观，却也无法改变佛教对中国人的强大的吸引力，这一点就连季羡林先生自己也 不得不承认。因为有一个事实是无法否认的，人生确有悲观的一面，尤其是人的生命有终点这一点，对于乐生的人类来说，就是无法绕开的一个最悲观的结局。我们 想一直活下去，但是我们偏偏会死，有些人甚至还不得不在预期寿命未达到之前就结束生命，比如遭受疾病的困扰或者飞来横祸。 只要经历过几场生死离别，鲜少有人不为死亡震撼，乃至对死亡产生恐惧。宗教训练的目的之一，就是让人类对不得不面临的死亡不必再畏惧，所以宗教信徒在死亡前往往表现得比一般人平和、从容、淡定。而一些虔诚的宗教信徒认为这是神或佛在显示力量，是死者往生天国或乐土的证明。 这种说法却也难以有十足的说服力，一个人在一辈子中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考虑死亡的问题，迎接死亡的来临，相信死后可以去一个更好的地方，去世前淡定一些，是 不足为怪的，这是精神训练产生的正常效果之一。另一些比较理性的教徒会说，佛是觉悟者，明了肉身生死之不可避免，对待生死已经淡然，这也不过是精神训练成 功产生的效果而已。 我们乡下的老人们不信任何宗教，但是在活到八九十岁的时候，已经对生死淡然了，等到死亡来临时，同样能够像宗教信徒一样，淡定而又安详的离开人世，有些甚至能够预知自己的死期，无任何痛苦和留恋。因为这一天，他们早已在心中预备好了，他已经事先做够了心理训练。 生死事大，无常迅速，这是佛教教义中最重要的一条，佛教也以了脱生死为第一修行之目的。佛教为了安慰乐生的人类，满足人类追求永生的欲望，制造了很多神话 或者创立了精神或思想不灭的学说。这样的学说，与其说是佛教创造的，不如说是我们人类先民们自己所期望的。因为早在佛教出现之前，形形色色的类似思想就存 在于人类生活之中。即便中国号称没有宗教基因，中国民间传统中亦有类似的现象存在。我们祭祀祖先，崇拜生殖，强调“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蕴藏着期望生命延续的目的在内。 直到最近的几百年，人类才逐渐认清了个体生命是无法以任何形式延续下去的现实，宗教生存的基础也就土崩瓦解了。不但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乃至其他的小 宗教，都遭遇了同样的问题，除了极少一部分迷信者外，多数信众虽然依旧进行各种宗教仪式，但是却再也不像几个世纪以前的人们一样，虔诚的相信各种神佛们的 超能力的存在了。 我认为，至今仍然宣扬前生后世的宗教教育注定要失败，因为这没有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是罔顾科学发展带来的民智已开的现实。霍金这个基督教徒已经明确的宣 示自己不相信上帝的存在。但是宗教的教化人心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正如经济学家马歇尔所言，宗教在人格培养方面的作用无可替代。而社会良序和公德的建立， 有赖于多种途径，宗教训练是其中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宗教是有存在的必要的，宗教的教义中，有大量的有益身心的内容。 宗教的强化训练的方法是最有效的约束人心的方法，佛教的早晚课，基督教的礼拜，都是在不断的重复训练。这和程序员不断的写代码以至于终于对代码熟练于心， 技术工人不断的实际操作终于对技术掌握得滚瓜烂熟，医生不断的治病而臻于妙手回春的境界是一样的道理，精神训练也有赖于不断的重复和强化训练。良好的品德 和强大的心理素质，不借助这样的训练是无法实现的。 至于宗教教义，尤其是佛教的哲学体系，除了少数喜欢思考且有足够余暇的人，有深入研究的必要之外，其他需要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的绝大多数普通大众，完全没…

（一） 2015年6月25日 北京市海淀区凤凰岭景区里的龙泉寺，是我曾经皈依的寺庙。皈依后我虽然对寺中的很多现象并不是很满意，但是还是很喜欢我的皈依师学诚法师营造的这座大概要算中国眼下最开放的佛教道场。到这里皈依的信众思想各异，所信仰的“佛法”其实也是各异的。我相信这里两万多皈依信众，每个人心中佛法的标准都是不一样的，这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也不会有两个信仰完全一致的人。但是大家都团结在“佛陀教诲”四字之下，和睦相处。 我最开始是参与了龙泉寺学修处和文宣组里的一些活动的。但是与那里的同修们接触后，我发现我很难接受他们所宣传的内容，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法执”吧。不过 我并不打算将这“法执”消除掉，因为作为一个行过医治过病的人，我在医疗第一线上深切的感受到了佛教的一些观念给一些不幸的人带来了雪上加霜的伤害，甚至危及到个别患者的生命。 同时见多了生死之后，我对于一些佛教徒对人临终前的一些行为的解释也觉得颇为荒唐。他们所提到的某些高僧会“预知时至”的现象在一个医生看来是再平常不过 了，很多患者临终前都会感知到自己大限将至，这与人临终前已经感知到自己器官衰竭有关。至于说部分佛教徒认为的某些佛教徒临终前心态平和是佛陀接引显示神迹的效果，我也难以苟同。我们在临床实践中，看到的相当大一部分的非佛教徒也是可以这样的。 我的母亲和岳父临终前，均是很超脱和淡然的。他们算不上佛教徒，我的岳父去世前两年已经因为自己身体状况，预知自己大限将至，向我托付后事。临终时甚至是一笑而逝，走得极为洒脱，他一辈子都是不信佛的，但是他是个超级豁达的人，对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佛教界对佛教徒临终前的一些现象的神化，我个人认为纯属一种艺术加工，反应的不是事实。这种艺术加工本身无可厚非，但是用之于证实三世六道轮回思想则颇为无力。 如果没有对部分人造成伤害的话，我个人对各种观念均能保持宽容和无所谓的态度，并不会太在意它们的存在与否。但是一些观念，比如三世六道轮回思想，是确实给人造成了实际的伤害的。我认为这是值得佛教界检讨和反省的，若一味的漠然和回避，甚者找各种借口自圆其说，实有违人道主义精神，也有违佛教的慈悲精神，并且容易造成世俗社会与佛教界的对立。 我最难接受的是，一些虔诚的宗教徒们把自己未能证实的各种鬼神学说当作真理到处传播，即便其理念对他人造成伤害也在所不惜。我所治疗的部分患者，尤其是一些绝症患者，深受这些奇谈怪论所害。他们或因为迷信而延误治疗，或因为轮回报应思想在中国的广泛存在而深受歧视——有些幸灾乐祸的人会嘲笑他们生病是因为作孽太多遭到报应。 在这个问题上，虔信佛教理论的佛教徒们不会跟其他人讲道义，也表现得很没有理智和同情心，与其一贯崇尚的反省精神和慈悲精神背道而驰。 我是从七岁开始，在祖母的要求下，按照拼音字母，一字一句的教一字不识而又虔信佛教的祖母念经的。到现在接触佛教三十年了。但是实事求是的说，迄今为止， 我没有找到一个襟怀、气度和见识可达到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那样的广度和高度的佛教大师。这大概是因为宗教始终还只是人类社会中的一个分支，一个宗教家很难像一个社会学家那样，视野宽阔和实事求是的看待世间的一切的。 所以我想我还是应该多读人类学和社会学类书籍增长见识，开阔胸怀，佛经从此可暂置一边，偶尔兴起时会翻阅一下。尽管我本人从佛教中获益良多，受到了良好的宗教训练，学会了佛门礼仪、自律和及时反省与忏悔，学会了有过即改，也变得更勤奋和更有韧性。这训练我还打算坚持一段时间，直到我自己满意为止，但却绝非去追求达到部分佛教大师们所描述的境界。未经理性思考和实践验证的东西我不打算把它们当真理，更不打算以这些去糊弄别人。我虽愚昧无知，但不喜欢自欺欺人。 因此我离开了龙泉寺文宣组，离开了学修处，不打算接受，更不打算宣传三世六道轮回说，对佛教的福报论也持有异议，而这些恰是龙泉寺核心层仍然在宣传的内容。有些法师以福报论为工具，不断的敛财自肥，鼓励人倾家荡产的支持佛教，这些都令我感到很痛心。当然，我的皈依师学诚法师不是这样的人，如果他是这样的一个法师，我也不会皈依在他的门下。 我这种人，在佛教界会被批评为有“法执”的人，属于所谓的智慧还不够圆满者，甚至一些虔信的佛教徒根本不承认我为佛教徒，但是我不打算改变自己。说人有“法 执”，容易演变成一种诡辩和党同伐异的工具，为各种不正当的目的，或者虽然目的正当，但是实际却造成其他人受到身心伤害的行为作掩护。我曾写信呼吁过我的皈依师学诚法师正视佛教的一些问题，不过也不知道他有没有看到这封信，更不知道他看到这封信后是否反感。 为了避免陷入争执，我离开了理论探索氛围浓厚的学佛小组，来到了龙泉寺的各种工地，戴起了安全帽，当起了小工，和工地上的同修们一起，沐染龙泉寺继承自南山律宗的道风。默默的改正自己的各种不良的习性，养成断除自己的烦恼的好习惯。我将这种行为戏称为“劳动改造”，所谓劳动改造，就是通过劳动来改造自己， 与劳改犯是一样的待遇，所以用劳动改造也是恰当的。 佛教里管这样的体力劳动叫出坡。每次出坡前都需要念诵“出坡偈”，由共同出坡的法师中的某位德高望重者带领大家，围成一圈，双手合十，念诵“出坡偈”：从朝寅旦直至暮，一切众生自回护，若于足下伤身命，愿汝及时生净土。嗡，意帝律尼唆呵。偈语口中出，心念顿受教，出坡为培福，直指大悲心。收坡时还要念“回向偈”：愿此殊胜功德，回向法界有情，尽除一切罪障，共成无上菩提。 龙泉寺里一日出坡两次，上午出坡的时间是八点一刻开始，十一点左右就收坡了。下午出坡的时间是两点开始，四点或者四点半收坡。有时寺里有晚餐供应，按照佛教规定是要过午不食的，但是有时候体力消耗过大，晚餐不吃会受不了，所以就有变通的晚餐——被称为“药石”的晚餐。 出坡的僧人中有很多是正在持止语戒的。佛教认为，一个修行尚未圆满的人，会因为内在的贪、嗔、痴、慢、疑等原因，在与人相处的时候，容易造口业。亦即所谓的两舌、恶口、妄言、猗语。根据我自己的人生体验，这是非常的符合事实的。所以一些定力还不够的同修会止语以避免造成口业，我在出坡时与某些法师交流时， 法师正在止语，不回答我的问题又不礼貌，于是就变通一下，用手指在我的手臂上写字来代替说话，这种情形，很有意思。 我在2009年前后，曾经止语过好长一段时间，人变得沉默很多。但是现在开始工作养家，想止语是不可能的了。尤其我要从事的工作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沟通工作，就更加的无法避免说话了。只好尽量时不时的提醒自己说话不要伤害到别人，不要夸大事实，也不要自欺欺人。以诚敬谦和的态度与人交流， 这样可以最大程度的少犯口业和赢得大家的谅解。 龙泉寺的工地上除了出坡的僧人和居士们外，还有不少专业的建筑工人，这两部份人是分开劳动的。建筑工人从事专业的工种，佛教徒们从事一些粗杂的小工活儿。 当然也有法师参与专业的建筑工作，比如寺里就有法师会开挖掘机，自己操作挖掘机。看着穿着黄色僧袍的法师坐在驾驶室里操作挖掘机，那种情形是颇为有趣的。 但是多数法师和居士们还是只能从事一些粗重的杂活儿，所以分开组织是有必要的。…

我的祖母一辈子信佛，我七岁开始对着汉语拼音教她念经。她经常到各个寺庙里去拜佛，从庙里带回来很多手抄的佛经，庙里的和尚告诉她，念这些经会有福报。她对此深信不疑，不管这些经她懂不懂。大概这种信仰是从祖母的长辈那里继承来的，然后又传到了我姑姑那里。我的姑姑今年七十多岁，受我祖母影响，她从一出生下来就开始吃素信佛。幸运的是，到我这一代，再没有人像祖母那样的一味的愚昧的信佛了。 我的故乡湖北黄冈这个地方，是个佛教气息很浓厚的地方。“蕲黄禅宗甲天下，佛教大事问黄梅”，我的家乡就是古代的“蕲黄”（亦称黄州）——今天的黄冈地区。 我们县古名广济，上世纪八十年代成为黄冈地区的一个县级市——武穴市，我们县是现在的蕲春（古名蕲州）和黄梅两县的中间地带。这个县名是从 “佛法广大，普济众生”这句话中提炼出来的。 按县志的说法，我们县在古代有“小西天”的称谓，到处都是寺庙。如今县里的几个镇，还有好几个不是以某某庙某某寺命名，就是以某某塔命名。中国禅宗的实际创建者——四祖司马道信就出生在我们县的古县城，今天的梅川镇，镇上还有四祖司马道信生前的遗存。如今的四祖寺建设在我们县与黄梅县交界的地方。 我们与佛教净土宗圣地庐山只有一江之隔，从东晋慧远大师在匡庐一带传法以来，湖北的黄州（今黄冈）和与之隔江相望的江西九江庐山地区就是中国的佛教文化中心之一。据说慧远大师最先驻扎的是我们县的一座名山匡山。以前所谓的匡庐胜景，匡山和庐山是并称的，匡山就在我们县境内。中国文化史上颇有盛名的苏轼是在黄州跟随佛印和尚学佛的，明末最叛逆的思想家李贽也是在黄州府的麻城讲学。近现代的熊十力、汤用彤等佛教文化研究中的佼佼者亦是黄冈人。 对中国佛教影响最大的禅、净二宗均发源于此地，可见这里的佛教气息是非常浓厚的。黄冈这个地方有很多令人不可思议之处，黄冈当代对中国影响最显著的是黄冈中学的教育。但是往前一百年，黄冈这个地方对中国最大的影响是这里的几个如今被称为“将军县”的革命中心。林彪、李先念、董必武等人均是黄冈人，铁骨铮铮的闻一多也是黄冈人，科学家则有李四光这样的人物。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毕升和《本草纲目》的作者李时珍都是黄冈人。 我离开故乡接触到更多的其他地方的人之后，渐渐的体会到了黄冈人与其他地方人有很大的不同之处。我现在意识到，导致这个地区与众不同的，是这里的文化传承。有人认为黄冈人很聪明，其实黄冈人并不见得比其他地区的人聪明多少，但是黄冈人身上有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其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很多黄冈人有一种强烈的名为“救世”实为干预世事的冲动。这样的一种冲动导致黄冈人无论是工作还是学习，都十分的努力。 这种冲动与黄冈地区的历史传承有关，黄冈地区自古至今一直战乱频仍，战争给这里带来了太大的痛苦。假如不干预这世界，这世界会荒唐到再次发生战乱的程度，而作为兵家必争之地的黄冈，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成为最血腥的屠杀场。 黄冈在历史上是移民中心。因为地处吴头楚尾的黄冈有长江这个天堑存在，在古代经常是最激烈的战场。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是在黄冈附近打的。元末明初，朱元璋和陈友谅打得最苦的几仗也是在黄冈这一带打的。太平天国最残酷的几次战争还是在这一带打的。铁锁横江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战争事件，锁的就是黄冈地区武穴市田镇所在的长江段。 故老相传，太平天国战败时，一些逃亡的太平天国将领曾经将太平天国的一包宝藏扔进我们村的池塘。以前这只是一个传说，结果前几年，我们村的一个幸运儿——我的一个发小无意间收获了这包宝藏，偷偷卖掉了这批希世之珍，一夜暴富。然后其家财在最近的几年，被本地的流氓地痞算计个精光。 之所以中国的十大将军县有三个出在黄冈，还有一个紧挨着黄冈，也是因为这里是兵家的必争之地。每次大型战争之后，黄冈的人口就锐减一次，多的时候，黄冈几成焦土，十个人中最少有九个人死于战乱。每次大的战乱之后，国家就会从各地迁徙移民至此。下次大的战乱发生，这里的居民再次被屠戮殆尽。 前两年我们村修族谱的时候我对我们本地的移民史有过一次了解，我们家族大概是在明朝洪武年间移民到黄冈的。移民给本地带来了各种文化，移民也造就了黄冈人勤奋好斗的品格，移民一无所有，来到此地，总不免要侵犯本地人的权益，所以奋斗和争斗都是难以避免的。 民国时期中国最严重的户族械斗就发源于我们村，周姓为我们本地最大的姓之一，势力很大，而我们村是附近几个县周姓最大的宗族聚居地。我父亲小的时候，我们村与隔壁村械斗时一次性打死了隔壁村八个村民，以至于两村成为世仇。这种仇恨一直延续到我上中学时期。我上小学时，还经常发生他们村的人在我们村过路和我们村的人在他们村过路时，遭到群殴这样的事情。直到改革开放后，年轻人纷纷外出谋生，才渐渐没有了这些械斗。 黄冈同时具备尚文与尚武之风，从岳飞的部队里传出的岳家长拳在黄冈非常流行。我的父亲和四叔都是本地有名的民间武术家，精通岳家散手。我们村原来还有一个水平非常高的骨伤科大夫，也是武术高手，据我父亲说，他曾经以一根扁担打趴了隔壁村围攻他的十几个人。 我现在对这位老人仅剩的印象就是小时候晚上常常去他家玩，一群来自十里八村的村民排起队来找他治骨伤科的疾病，他一概免费给人治疗，推拿接骨水平超群。白天他自己下田干活养活自己。他曾经迫切的希望把自己的医术传给我的父亲，因为他觉得我的父亲天资过人，可以传承他的这手医术。 可惜我的父亲那时候疲于养家糊口，没有多少精力跟随他学习这门济世活人之术。这个老人的医术基本上算是断传了。他的大儿子尚在世，论辈分是我的族伯，这位族伯继承了他的父亲一星半点的 医术，但是水平远没有他的父亲那么出色。 我的父亲对武术的兴趣很浓，在我小的时候，我的父亲就要求我和我哥哥跟随他习武，父亲希望他的两个儿子文武双全。我的哥哥对学武很痴迷，练站桩的时候一本正经，练硬气功时猛得很，敢用砖头砸自己脑袋，而且他还特别喜欢找两根木棍，一根给我，一根他自己拿着，强迫着我跟他“比武”。 我则更喜欢唱戏，我的父亲琴棋书画武术戏剧中医都懂一点，不过他只肯教我们习武，逼着我们读书考大学，不肯教我学唱戏。我对习武完全没兴趣，被逼着站桩的时候就摆摆架势，等父亲一走开，我就自己找乐子去了。 我小时候，我父亲是我们本地的一个名人，结识了各种三教九流人物。我家里还住过专门的中药药工，我记得我是从那时候开始对中药的炮制有了直接的接触的。那些用来碾磨中药的药碾子让我感到很新奇，后来不知何时被当废铁卖掉了。我小时候我们村也有一次大型的修族谱活动，修族谱的人中有几个住在我家，我有幸看到过中国古老的活字印刷设备。我和我的几个发小还从那些修族谱的人那里，偷了些活字印刷的字模当玩具玩。 我父亲对佛教徒是很反感的，尤其是和尚，因为那些和尚骗了我祖母不少钱。所以我父亲对他们很不客气，每次在家中见到和尚，总是铁青着脸直接下逐客令。祖母在家里斋僧布施，要躲着我的父亲和四叔。 如今我回想起来，那些和尚确实骗钱骗得很厉害，我的祖父原来还有一些古董，也被这些和尚骗走了。我们村有很多和我的祖母一样的佛教信徒，都会把自己的财物供养给和尚们以换取所谓的福报。 我和我哥哥喜欢与我们本地的和尚交往。有一次我哥哥去我们那里的一个庙里找一个年龄上相差不大的武僧聊武术，和尚从裤子口袋里拿东西时无意间掉出了一个避孕套，被我哥哥看到，两人都很尴尬。这庙里的另一个我们很熟悉的和尚在前几年卷款二百多万潜逃了。我父亲年轻的时候大概也见惯了这类事情，所以对和尚很没有好感。 住在我家隔壁的一个和我祖母年龄差不多的老奶奶，和我祖母交情很好，她跟我祖母，还有另一个老太太，是我们村佛教信徒中牵头的人。她们都一辈子吃素念经，斋僧布施。可惜这个老奶奶老了的时候，家里迭遭不幸，他的二儿子死于癌症，小儿子得了尿毒症。她自己照看孙儿孙女时，一个小孙女不小心掉进水井里淹死了，她自己一阵慌乱之后，也跳进水井里自杀了。她家的水井后来被填埋了，那水井就在我家后院墙脚下，直到现在，我回老家时，晚上还是怕到那侧的院墙下。 如今回忆起这些幼年时的经历，我就逐渐的找出了影响我自己成长的种种文化因素。这些东西有的有益，有的有害。我现在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就会对自己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这一切进行反思。 我觉得黄冈这个地区的文化根基是一种乱世流民文化，一到乱世的时候，会有不少的优秀人才从这里冒出来。到了太平时期，黄冈冒出来的人就有些与其他地区的人格格不入，因为这里的民风中有一种革命精神。说不好听点，就是这里产出的很多人是一群亡命之徒。我以前不是很理解为什么我自己经常会有一种亡命的精神，到了义愤填膺的时候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对一切都无所畏惧。现在知道，这是从大环境中习染而得的亡命徒的精神。 佛教之所以在此地昌盛起来，或许与这里的血腥历史有关，是古往今来的黄冈人应对战乱的另一面。毕竟，与苦难抗争，一是不一定能够战胜苦难，二是即便战胜了苦难，付出的代价也会很大。在经历了巨大的伤痛之后，需要在宗教中寻求精神的慰籍。…

歌德称谈艺之“见”曰：“能入，能遍，能透”，遍则不偏，透则无障，入而能出，庶几免乎见之为蔽矣。 ——钱钟书《管锥编》 在《佛说四十二章经》中，有这样一段经文：“饭千亿三世诸佛，不如饭一无念无住无修无证之者”，因为佛陀在世时没有留下任何亲自写作的著作，这段经文是否佛陀自己所言，是值得存疑的（其实所有佛经都值得存疑，后人托名所作，代圣人立言的太多，就如中国的《黄帝内经》一样，明明是后世无名氏所作，非得拉黄帝 来做虎皮）。如果这确实是佛陀亲自所言，则佛陀这个人是非常可爱的。如果结合《金刚经》的思想来看，这句话是很符合佛陀的原意的。 思想一旦成为教条，就难免弊端百出。很多思想家，其最初的愿望多类似于佛陀的“求解脱”，解脱为目的，达到目的即为思想的首要价值，一旦达到“解脱”这个 目的之后，思想就应该被当作负担，毫不犹豫的扔掉。也就是说，思想本身的价值在于将人从各种邪见的樊笼之中解脱出来，而非将思想本身当作另一座樊笼，用来将人从一个樊笼里圈进到另一个樊笼里。佛经中将这种意思用“筏喻”来形容，佛法好比船筏，渡人出苦海，达到解脱的彼岸为最终的目的。一旦到岸，就不该再负 舟而行。从这个角度来说，一个“无念无住无修无证”，但却可以保持平常心，无烦恼的人，确实比一个苦修佛法，最后才达成这种状态的人幸运。毕竟在这世上， 再没有什么比内心的安宁和幸福更令人羡慕的了。 这与钱钟书先生提倡的“入而能出，庶几免乎见之为蔽矣”的观点颇为相似，著名的人类学家德斯蒙德·莫利斯在其“裸猿”三部曲中的《人类动物园》中，形象的将人类社会的各种思想、习俗、成见比喻成人类为自己构建的围墙，人类生活在这种围墙之中，就如动物生活在动物园中一样，处处受限，毫无自由可言。 多数思想家本人不是专制主义者，但是其追随者却扮演着专制主义者的角色，就像尼采和希特勒一样。原因在于，思想家本人仅仅只是将其思想当作解放自己的一种 工具，但是其追随者却将其思想当作解放人类的法宝。真理往前一步就是谬论，思想脱离个性化，走向一统化，也就成了暴政。无论一种思想多么的倡导善意，但当 其信奉者试图将其推广向一切人，试图用其在人类社会建立理想国时，它就变得丑恶不堪，因为这样的行为的本质已经是党同伐异，而非解放人性。 社会上的每个个体的自由都应得到充分的尊重，其自由首先就包括其思想和信仰不被强制改变的自由。信奉一种观念并将其推广，是要冒巨大的风险的。我在行医的 过程中，碰到过一些笃信某种医学观念的同行，罔顾患者的现实情况，执意以其盲信的医学理念为指导思想，治疗患者，其结果是这些患者被治疗得每况愈下。可悲 的是一些患者本人，因为受一些医生的医学理念影响，也盲目的相信和服从，其结果是很多患者因此而死于非命。 一个医生解放思想，尊重现实，就能造福患者。一个政治团体，解放思想，尊重现实，就能造福很多人。一个思想者，解放思想，尊重现实，就能造福其自己和身边 的人。我在龙泉寺里，听到一个法师自己说的故事，他出家后有一次跟他家人交流，他的家人告诉他，他出家后的那段时间，他的家人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因为其 出家前，对其家人横加干涉，试图将其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其家人身上，导致家人极为痛苦。 这件事让我意识到，如果我自己也对家人进行干涉，用自己所学到的各种“思想”来解放我自己的家人的话，我可能同样给我自己的家人带来巨大的痛苦。推而广 之，如果我用自己的“思想”去解放他人，帮助他人解脱的话，那么我可能也成了一个很讨人厌的家伙。思想暴力对他人的伤害，一点也不比刀枪剑戟带来的伤害 轻。要不然十字军东征、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冤魂了。 以前有个朋友告诉我，阐述自己的思想时，应该保持一种“说者自说，听者自听”的态度，一个人若像个推销员推销产品一样的推销自己的思想，努力游说其他人接 受自己的观念，那实在是很不明智，也很不人道的。我们写文章，阐述思想，要有被一部分人当狗屁对待的心理准备。实际上也确实如此，每种思想只在部分有共鸣 者身上能够得到响应，对其他人来说，本来就是一钱不值的狗屁。若将这一钱不值的狗屁推而广之，以之建立理想国。自己是舒心快意了，可有没有想过那些反对者 的感受呢？ 我大学时候的辅导员有一次跟我聊天时说：你读那么多的书，吸收那么多的思想，那些思想互相冲撞，你该如何选择？我当时没有想清楚应该如何回答他，在我快到四十岁的时候，我想明白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忘记一切。 这看似非常荒谬，学习思想的目的是为了忘掉思想，还不如当初就不学。谁说不是这样呢？人生识字忧患始，一个书呆子的大脑，固然容纳了令人可怖的大量知识， 但是这些知识所构建的条条框框，制造的各种樊笼，也足够他自己受的了。解救他自己的最好的办法，那就是忘掉这些思想，做到钱钟书先生所言的“入而能出”，…

每一种信仰都是一种人生选择，不同的人选择了不同的信仰，这是因为各人机缘不同，导致大家有各种不同的人生选择。有些人选择信仰宗教，有些人选择信仰俗世 生活中的某种主义，只要无害于他人，有益于自己的身心，任何信仰都是好的。在我看来，所有信仰，都是人类自得其乐的一种方式，不应有高下之分。 对于信徒来说，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源自信仰的内在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在宗教信仰者身上，体现得要比其他信仰者身上更为明显。因此，一定程度上，宗教徒比常人更偏执。 犹太教徒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佛教徒相信自己追求的佛道“无上正等正觉”，是宇宙的终极真理；道教徒也相信自己信奉的道才是至高无上的道；伊斯兰教徒甚至不惜为清除异教徒而发起圣战。 不但如此，每种宗教内部都会分裂成各种教派，有时甚至演变至水火不容。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了著名的“文明冲突论”，认为21世纪人类的主要矛盾将体现为各种文明间的冲突。今天世界上的各种战乱，从根源上来说，确有一部分是来自各种文明间的冲突。 罗素先生说，世界是多姿多态的，人生乐趣也正是来自于这种多姿多态。学会与其他人共存，就需要各种信仰者放弃自己源于信仰的内在的优越感。但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十字军东征以及各种圣战即是其有力证明。 我个人选择了皈依佛教，但是我欣赏佛教之外的一切科学和文明，甚至其他宗教。在皈依佛教的同时，我同样保持着对医学、哲学、科学的热爱，并且还将坚持不懈的学习这些。仅将佛教作为自己的人生选择，秉承佛教徒应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当然这一点在不同的佛教徒看来也是有差异的，也许我个人所秉承的人生观和价值 观在其他佛教徒眼中同样是异端），即便有一天我成了专职的佛教徒，我亦希望自己能保持这样的态度。 我不希望自己被人视为异端，同时也不愿意视任何人为异端。不鼓励他人改变自己的信仰，去和我一样信仰佛教，亦不主张佛教信仰比其他任何信仰更崇高更优越。即便在佛教信徒内部，也不愿意因为自己的个人倾向而否定其他人的见解和选择。 信仰仅为对自己提要求，而不要求其他人。更不应因为信仰，而在内心深处，产生优越感，将自己凌驾于其他人之上，这对于他人来说，是一种不尊重和冒犯。佛教常常强调佛陀只渡有缘人，所有的信仰，从实质上来说，都只能感召同一类人。并且在这同一类人中，还存在各种分歧，要不然不会有那么多的教派之争和路线之争。 真正的宽容需要放弃各种自我优越感，自我优越感是一场人生灾难。中国近代高僧印光大师曾说，人人皆是菩萨，只我一个是凡夫，这样的人生态度值得我学习终生并且将其落实到每一个细节之中。佛陀为了消除教徒们的“贡高我慢”和“执着”（即俗话说的傲慢与偏见），要求佛教徒着“坏色衣”（穿得朴素甚至破旧）， “乞食”为生。这样做，一方面固然是希望佛教徒们对俗世生活中的声色犬马不迷恋，另一方面亦是希望通过这些行为，锻炼信徒们的心智，让大家放弃自我内心深处的优越感。《佛说四十二章经》中，佛陀提及的人生二十难中，就有“除灭我慢难”这一条。傲慢之所以难以“除灭”，是因为它常常潜伏在我们的潜意识中，不 易被我们自己发觉。 佛陀出家前为王子，身处人类利益争夺的漩涡，见惯了各种战争和争端，出家后，佛陀的亲族释迦族遭毗琉璃王入侵。佛陀曾试图阻止这场杀戮，先后阻止了三次， 但是终于还是阻止不了悲剧的发生，最终释迦族的城邦还是为毗琉璃王所灭，这很像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种种乱象。释迦族之所以种下这一灭族的祸根，原因之一是因为释迦族当年歧视并羞辱毗琉璃王的父亲波斯匿王。 对于因优越感带来的歧视这种现象，佛陀深恶痛绝，所以佛陀提及的人生二十难中同样有“心行平等难”这一条。佛陀所生活的古印度，存在种姓制度，不同种姓被标记上了不同的阶层符号，造成种种歧视和由这些歧视引起的争端和杀戮，这种种姓制度至今仍然无法从印度社会中根除。 当时掌握社会权柄的婆罗门和“刹利”阶层（武士阶层，各种武装集团）勾结在一起，婆罗门以其神权，授予“刹利”阶层跑马圈地的特权，而“刹利”阶层则以其武装力量保护婆罗门，贫民阶层惨遭侵害和杀戮。佛陀对此很是反感，才会舍王位而出家。 所有歧视，从根源上来说，皆是来自于优越感和特权意识，佛陀出家后对此亦有很深的感受。在恒河流域，沙门思潮由来已久，到丛林中跟随智者们学习是古印度恒河流域教育体系中的一环。当时流行于沙门界的思想，主要是通过口口相传的各种奥义书。 古印度的奥义书，徐梵澄先生曾翻译过一部分，有兴趣者可以看看徐梵澄先生的著作以了解佛陀思想的渊源，这有助于更深的理解佛法。顺便一提，婆罗门教义也值得了解一下，这对理解佛经中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神话传说和神迹是有帮助的，在当时的古印度，不借助这样的工具来布道是行不通的。 佛陀最初出家修习的是沙门中的苦行，因为苦行在当时古印度沙门思潮中很时髦。苦行并没有解决佛陀的烦恼，佛陀放弃了苦行，追随佛陀出家的阿若憍陈如等五人因此离佛陀而去。佛陀证道后，开始向他们讲述自己的感悟，这五人接受了佛陀的思想，重新追随佛陀，成为佛陀最早的弟子，这在佛教典籍中记载为佛陀初转法轮。 阿若憍陈如等五人，是佛陀的父亲净饭王的下属，最初是被派到丛林中劝说佛陀放弃修行，回家继续当王子的。这样的五个人为苦行沙门思潮影响后，也曾以佛陀为异端。佛陀这样的丛林思想革新者在最初传法时，遭遇到的其他教派的排斥是可想而知的。因此佛陀提“心行平等难”，实在是自己切身的感受。 顺便一提，至今我国部分寺庙还特别强调苦行，有一些佛教徒甚至燃指供佛，一些僧人把自己的指头蘸上油，烧着了来供佛，这种行为与佛陀创造佛教的初衷是相左的。我虽然觉得不应该批评别人的修行方式，但是任何伤害自己身体的行为，似乎都不大安全，不宜鼓励。如果发展到极致，自焚或者自杀以供佛，那就更加的走入极端了。佛陀非但没有鼓励徒众这么做，相反是极为反对的。佛陀自己靠苦行来修道，不但没有证悟，反而因为营养严重不良，差点死了，若不是佛陀结束苦行，接受了牧羊女的供奉，只怕后世也就没有佛教了。 佛陀的堂兄弟提婆达多就是坚持苦行路线的，并且试图在僧团内建立苦行制度，以至于分裂了僧团，带走了很大一部分信徒。提婆达多的信徒，一直到玄奘法师到印度求法时还存在，并且为数众多，甚至至今印度丛林中仍然有苦行僧。 后世佛教徒提到的五逆罪之一的“破和合僧”罪，就因为提婆达多与佛陀的冲突而产生的。前不久我看到一篇文章，里面诅咒提婆达多。我想佛陀并不会欣赏和鼓励这种行为，佛典中记载佛陀虽然不同意僧团苦行，但是也为提婆达多授记了，认为提婆达多后世也将成佛。 佛陀所提到的提婆达多在地狱修炼，绝非恶意的诅咒，这是因为苦行僧们以苦为乐，下地狱对提婆达多来说，正合他的心意，苦行僧们希望通过肉体受苦来获取精神的解脱。现在很多佛教徒动辄诅咒批评佛教的人下地狱，这种行为很不好，这让对佛教不理解的人畏惧与佛教徒打交道，觉得佛教徒心胸狭隘。 佛陀心态平和，秉承宽容的态度，平等的对待众生，并没有因为证悟菩提而有丝毫的傲慢和蔑视众生的心理。对于众生对佛陀的误解，佛陀提倡的是持戒忍辱，温和应对，继续行道的精神，绝非以牙还牙。甚至对于佛教中常常提到的外道，佛陀也并没有居高临下的排斥。 除了苦行的提婆达多外，至今仍然在印度有大量的信徒的耆那教，亦是佛经中提到的外道之一（佛典中称之为“尼乾外道、无系外道、裸形外道、无惭外道”），其 教义也是从古印度众多奥义书中淬炼精华而成的。客观的说，耆那教的教义也是很有意义的。耆那教主张的“非暴力，诚实语，纯洁行，不偷盗，不执着”的核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