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 ⁽¹⁹⁾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人类天性中本有的良善之心，是这个社会中善的一面赖以存在和弘扬的基础，但是到了佛教那里，一个人行善，成了积累福德收获回报的资粮。而佛教徒向社会众生循循善诱时，也是强调行善有各种福报，布施有各种福报，斋僧有各种福报，供养三宝有各种福报，这种一目了然的功利主义，逊色于不带有功利主义的人文关怀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远矣。 因为一个人行善，希图福报，就成了“市恩”，市恩者，以恩为商品，进行交易也，而且多数宗教所宣扬的市恩，还算不上等价交换，简直就是一种一本万利的交易，不无利用人的贪婪福报之心的嫌疑。最后演变成众生信仰宗教，行善施恩之时，就想着收获福报，或者是希望成佛，或者是希望过上富足的生活，或者是希望免灾。 当然，这帐是不好算到各种宗教的教主的头上的，因为正如法国哲学家勒庞所言，一切宗教的教主，都是被后世的宗教家，用来宣扬宗教的工具，各宗教的教义中多数已不是教主本人的真正意思，教主看起来受万众景仰，实际不过成了职业教徒们手中的傀儡而已。 我们不能不承认佛教宣扬的福报论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其流弊也是无穷的，最终导致大家行善积德时，首先想到的是回报。这与投资做一项生意，以小博大，并无二致。更有甚者，一些不良的佛教徒或者骗子，利用这种信仰，诳人钱财，乃至于骗色，害人性命。所以我们古人说，自古地狱门前僧道多，正是因为信仰的大旗，很容易成为招摇撞骗的幌子。 一个人助人为乐，若是出自天性，那该多么美好。对于天性喜欢作恶的人，宗教的教诲，并不容易使他悔悟，只有现实的打击，才能让浪子回头。社会阻止作恶的行为，一要靠法治，二要靠舆论监督。这两者的惩恶的效率，是胜于宗教的。 与福报论相比，我们似乎更应该培养大众的不求回报的社会责任感，人人生在这个社会，对这个社会是负有一定的责任的，不应该逃避自己的责任。行善既是我们的天性，也是我们的义务。佛教这种落后的福报论，这种以交易为目的的种福得福论调，应该逐渐受到淘汰，被更为阳光的人道主义精神取而代之。 我个人行善，若有人来告诉我，你行善有福报，我会觉得这是对我人格的最大侮辱。我行善不是为了福报，是因为确实同情我所帮助的人。驱动我帮助他们的，是我对他们的命运的深深的同情心。若将这种同情心，丑化为一种需要回报的“市恩”行为，实在是对我们本性存在的良善之心的羞辱。 对这个社会来说，行善是一种高尚的行为。人性恶普遍存在，行善得福报，并非必然的规律。今天我们帮助的对象，明天反咬我们一口的事情，多有发生。善人无好报，坏蛋乐翻天也是常有的事。这种事情并非什么福报论可以自圆其说得了的。行善是人自己发自内心的想去做，又何必在乎行善反遭恶报呢？ 善恶有报只是一种或然的规律，而非必然的规律。一个理性的人应该认识到这一点，而不是天真幼稚的认为，人人都会知恩图报。唯有明知如此，仍然坚持正义和良善，才是我们应该做的。至于惩恶，更应该相信法治的力量。地狱是不存在的，靠地狱纯属自我麻痹，靠法律远比靠地狱有意义。作恶者，就该绳之以法。 子思说：“自诚明，仁也；自明诚，智也。”那天生的仁义之人，本性中自有一种真诚，让他明白事理，为善去恶。而那种等而下之的智者，却需要在明白事理之后，才会选择真诚。仁者的真诚是不假思索，天性使然的。智者的真诚是建立在所谓的悟性和智慧之上的。智慧是没有天性憨厚那么可靠的。所以一个憨厚的人，常常不会计较太多，自动自发的助人为乐。而一个所谓的明理悟道之人，去行善之时，内心就有计较，这两者之间，差别很大。…

我个人对佛陀释迦牟尼的大部分哲学观点是认同并且倾佩的，但是对其提出的三世轮回和因果报应思想却非常的不以为然。也许这位古印度丛林中的智者，只是因为自幼便受过这样的宗教信念的熏陶，或者他只是希望通过推崇这样的一套思想，来实现其改善人间的愿望。但从实际结果来看，佛陀自欺欺人的熬制的这碗心灵鸡汤却是相当有毒的。 这种精神鸦片麻痹了很多人，使得他们成了阿Q一样的人，将自己在人生中遭遇的种种不公，期待于冥冥之中的这种三世轮回的因果报应规则，为其声张正义，而放弃了自己捍卫自己权益的努力，自欺欺人的靠着精神上的自我安慰过活。 佛教对我们中华民族的影响是深远的，佛教文化已经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佛教的三世轮回和因果报应思想已经融进了国民的血液，无论是不是佛教徒，都受其影响。很多人恨恨不已时，会用一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或者“恶人自有恶人磨”来排遣自己的怨愤。 我个人并不提倡冤冤相报，但是看到社会上恶势力横行霸道，而受害者却总是靠着这种精神鸦片麻醉自己，而不是奋起自卫时，内心感到无比悲凉。以前我总是喜欢打抱不平，仗义执言，打抱不平多了之后，我发现，我所帮助的对象，只要他们的性格始终是懦弱的，你帮助了他这一次，下一次他们的利益和人格受到侵害之时，他们仍然是这样的态度。 我们常说中国人习惯了“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家屋上霜”，我看多数中国人连门前雪都未必肯自扫，而是习惯了忍气吞声，最后那嚣张的恶势力越发的有恃无恐。所以在历朝历代的中国，极权、贪官、奸商、地痞恶霸或者明火执仗、或者巧言令色的侵犯老百姓的利益，却很少有老百姓敢于站起来维护自己。在中国发财致富很容易，只要突破常人突破不了的道德底线，就可以了。而在中国，突破道德底线的危险，远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因为我们中国人太懦弱了。 国民性格中的这种懦弱，导致我们中国人对英雄非常崇拜，多数受害者幻想有个英雄能站出来为他们仗义执言。最终一旦有了一个所谓的英雄站出来后，中国人便又极容易陷入盲目的个人崇拜，像文革这种事情的发生，便是一个例证。 我们国民的这种性格，导致我们难以建立起理想的公民社会。在一个理想的公民社会里，公民有维护社会正义的义务，公民的权益也要靠自己维护。 梁漱溟先生说：中国文化中有两个奇怪的现象，一是没有宗教的人生，二是历两千多年而不变的封建制度。我个人认为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中国人的人生是有宗教信仰的，只是他们所信仰的，看起来并不像西方人那么明显。如果我们在公开场所，批判中国人的很多传统的信念，那么我们马上会成为众矢之的，就像捅了马蜂窝一样，受到一群马蜂的围攻，这正是信仰的表现。 比如这篇拙文，实属平和之作，但是一经发布，谩骂之声将不绝于耳，原因无他，踩着了一群盲信的佛粉的尾巴。以至于老夫写作这么多年，若非心理承受能力超强，早已被骂得吐血身亡。被骂多了倒也蛮好，老夫写作，渐渐的就从早年的拘谨，转变成后来的肆意汪洋，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了。 我个人虽然提倡宽容，但是这种宽容是建立在彼此不作恶的基础上的宽容，对于作恶者，那是一定要打击的。全社会容忍作恶者，最后作恶者就一步步坐大，其势力终于难以撼动。就像莆田人开的黑医疗机构，居然几十年打不掉。这其中的原因，既有政府失职，也有普通老百姓不作为。一个人自己受害了，自己的权益都不去维护，等谁来当救世主救你呢？凡是不作为者，受害多少有点活该。…

一时心动，胡乱写了一篇《学佛当知佛有害的一面》，发在今日头条上，不曾料到，竟然成了一个热贴，阅读量瞬间过万，几个小时阅读量达到三四万，而且仍然在继续被疯狂转发中。大概这帖子和我以前写的其他的热门文章一样，最后会有大量的读者会读到。 帖子下面的评论中，正如我所料的一样，污言秽语的回复占了绝大多数。我接触佛教这么久，深知中国佛教的种种乱象，所以也不足为怪了。看了评论后，一笑置之。早已没了嗔怒心，铺天盖地的谩骂，却也在我心中泛不起涟漪。中国佛教徒的素质低下到如此程度，是中国佛教界的悲哀。不能让佛教徒成为“不恶口”的人，是中国的佛教导师们水平欠缺的力证之一。 正如太虚大师当年所说的那样，我们中国，口口声声在走大乘佛教路线，结果却都修成了自了汉式的小乘佛教的局面，甚至还远远不及。而南传的上座部佛教国家，所修的是小乘佛教，结出来的却是大乘佛教的果。中国佛教徒个个无视戒律，嗔怒心很严重，动辄恶口，比一个正常的社会人的表现都要恶劣。 这其实正是我要说的，学佛有害的一面，人学着学着，都学得偏激和狭隘了，只是行文仓促，未能展开。我们中国的佛教界，一直在盲信，排斥独立思考，要求入佛见，灭我见。无我见，如何能灭我见？无我见，如何能知佛见？佛见就不是我见？活着的佛陀，应机说法，因材施教，何来定见？ 人首先需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要能感知佛陀的情感历程，然后才能理解佛陀的思想。但是遗憾的是，我们中国佛教界存在的最多的就是缺乏独立思考精神的佛教信徒。他们将独立思考者斥为我见深重之人，殊不知自己的这种认知也是一种我见，而且是一种非常狭隘的我见。 佛不能渡我们，人要自渡，自渡的过程中，靠的就是一个又一个的我见。动一念，灭一念，在破旧立新的过程中，不断的拔高自我，增进自我的智慧。若是照本宣科，正如刻舟求剑。佛教沦为现在这种境地，一些学佛者痴迷进去后，完全失去自我，比没学佛之前更迷惘，心力衰弱，亦一憾事也。 婆娑世界，诚如罗素先生所说的那样多姿多态，他人的信仰是他人的信仰，我们的阐述是我们的阐述，各行各道，灵魂的沟通，是极为困难的。一个写作者，只需要本着自己的真心去写作，无需为噪音干扰。保持自己的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继续前行就是了。 季羡林先生治佛教史，揭了佛陀的几个伤疤，招来中国佛教信徒们铺天盖地的谩骂和恶毒的诅咒，一代国学大师，惨遭围攻。宗教徒一旦陷入狂热的信仰状态，就毫无理性可言，是容不得他人对其所崇拜的偶像有任何基于事实的批评的。 中国有句古话，百无一用是书生，其实这句话是错的。真正有风骨的，还只有书生们。胡适为人围攻，但是依然故我的力推新文化运动，季羡林被天下佛教徒围攻，也丝毫不改其志。国乱之时，提一支劲旅，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的，也大多是这些傻楞蠢的书生们。因为唯有他们，是真正的心系苍生者。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没有人能够阻挡文明向前进化，一切文明，都是在批判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作为知识分子，要敢于发声，敢于批判，敢于担当，唯有如此，才能不辜负前贤们的启迪。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写作到底，死而后已。

禅宗二祖慧可禅师得道时有如下一段关于安心的公案： 慧可向达摩祖师问道：“诸佛法印，可得闻乎？” 达摩回答：“诸佛法印，匪(非)从人得。” 慧可听了不明其意，追问达摩祖师：“我心未宁，乞师与安。” 达摩回答道：“将心来，与汝安。” 慧可沉吟了好久，回答道：“觅心了，不可得。” 达摩于是回答道：“我与汝安心竟。” 慧可听了达摩的回答，当即大悟。从此得传达摩祖师的衣钵。 按照佛教的说法，心属于本来无一物的东西，因为人有了无数的妄念，所以心才不得安。一旦断掉这无边的妄念，心自然而然也就安了。只有明白这些妄念非心之本质，才能豁然而悟道。但是要想明白这一点，却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出世学道之人安心尚且很难，活在俗世之中的人，就更难安心了。社会这个大染缸，只要踏足进去，就很难独善其身，贪、嗔、痴、慢、疑随时都会在心中泛起。…

佛教将人生的痛苦概括为八种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蕴炽盛。而六度，是佛教的六种修行方法，度，是梵语的波罗蜜多，字义是“到彼岸”，也就是六种修行得道的方法：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 人生八苦中生老病死的苦是大自然安排的，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蕴炽盛的苦则是我们自己内心滋生的。爱别离，就是与所爱的人生离死别；怨憎会，是与所恨的人共处一起；求不得，是内心的种种欲望得不到满足；五蕴炽盛是各种不良情绪交杂在一起：焦虑、恐惧、怨恨、愤懑等等。人生若处在这八苦之中，实乃煎熬。 我们身处俗世之中，难免会或多或少的要受受这八苦。君不见，熙来攘往的人群中，很多面孔都是愁容满布，情志不舒；君不见，职场商场中，多少菁英份子人未老头先白；君不见，医院里来来往往的患者和患属是多么的焦虑和痛苦。没有人能避开这八种苦中的几种或者全部。 我们就活在这种种痛苦之中，挣扎、折腾、浮浮沉沉、起起落落，无有终止之期。现在奔波在大都市里的人，一天所干的事情中，最少有一半不是自己内心所愿意干的。说出的话中，有相当一部分，也不是自己内心想说的话。所交往的朋友中，又有多少是愿意倾心相交的呢？多数人强颜欢笑的时刻居多，内心深处彷徨不安。 之所以有这些苦，是因为心中爱欲交错，难舍难断。因爱故生忧，因欲故生怖。我们无法好好的活在当下，时刻因为爱和欲望的难以满足而心生忧惧。对多数人来说，“此时此刻”的生活其实还不足以令其忧惧不安，但是他们却充满了对未来的担忧，以至于丧失了安住在当下的人生乐趣。尤其是当外界风波不息时，内心更是浮沉不定。 生活是由无数个当下的片段组成的，错过了每一个当下，就等于错过了享受生命的机会。佛教提倡的是随时“安住”的生活态度，随遇而安，随缘而安，无分顺境逆境，一概不惊不怖，无忧无虑。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常修六度。 用布施来修炼自己能舍之心，用持戒来戒断与外界恶缘的粘连，用忍辱来解决与他人的争端，用精进来不断提高自我内心的力量，用禅定来修炼自己的定力，用般若（智慧）来扫除内心一切阴霾。我们要想从人生八苦之中超脱出来，就要有断、舍、离的智慧。断掉各种牵挂，舍弃荣华富贵的诱惑，离开人间的是是非非，以一种闲庭散步的态度，随缘度过此生。色身需要食养，固然需要谋生，但是却也不必因为谋生而深陷欲海之中，难以自拔。 佛教常常强调我们所追求的很多东西，都如镜花水月一般虚妄。所以提倡一个人少欲寡求，超过自己生存需求的东西，都可施舍出去，以扶危济困。断掉对“占有”的热爱，人的心可以清澄和善良很多。人生往往是因为希望占有的太多，所以才会为失落情绪所折磨。一个人若活得与世无争，也就无所谓烦恼了。

一个佛教信徒，对待这世界的态度，用最精炼的两个字来形容，就是随缘。缘份来时，顺应之，去时，不强留。缘份不足时，不攀缘，因为攀缘是一件很累心的事情。攀缘意味着，我们将不得不牺牲我们自己的一些东西，放弃部分真实的自我，伪装一番，去取悦其他人或者取信其他人。 要真正的随缘，就要能放下，放下对外界的种种执着，四大是否皆空其实不必在意，它空也好，不空也好，我们都不在乎它。那么它是空还是不空，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可言。放下后，就没有羁绊，没有牵挂，不用老惦记着自己需要戴上什么样的面具去做人。随时随地，以真实的自我，面对任何人。这样的人生，是自在的人生，是适意的人生。 我们不需要脱离世俗才能超越红尘，实际上，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都是需要维持的，与人基本的交往，也是需要维持的。正如陶渊明所言，心远地自偏，如果我们内心放下了对这世间的种种执念，即便身在闹市，内心也是清凉的。 我不知他人是否生来就没烦恼过，我自己是在烦恼之中学会解脱烦恼的。我一直生活在周边人的追围堵截之中，但是自己就像一匹野性十足的豪猪，奋力挣扎。终于有一天，我旁边的人发现，这只豪猪他们逮不住，于是也就放弃了对这只豪猪的围捕。我也得以在荒野之中，不羁的奔跑，而烦恼也远离我而去。 随缘，不是不在意他人，而是不在意他人虚妄的一面。珍惜每一个人的生命，珍惜与每一个人之间的缘份，是应该的。但是，若因为太珍惜，而接受其他人的一切，并为其左右和奴役，那就大错特错了。其他人追求什么样的人生价值，我们无权评价其价值观的优劣，更无权去改变他们，但是却有权不为其绑架。随缘所随的乃是一种若即若离的缘份，你我若情投意合，便在一起。若貌合神离，便不靠近。若是貌合神离，依然靠近，那就不是随缘，而是攀缘。从随缘发展到攀缘，便不再自在。所以人间最难相处的夫妻关系中有句经典名言：相爱容易相处太难。 每个人从内心深处都想活得自在，活得洒脱，之所以不能活得自在和洒脱，与其虚妄的欲望有关。人最难控制的就是自己内心深处的欲望，因为这欲望就像发酵的面粉，总在不断的膨胀。解决了自我不断的膨胀的欲望，也就从烦恼中解脱了。任何时候，对人对事，保持一半的热情，一半的冷淡，去留随意，也就不会因为强求获得而去攀缘谁了。也唯有这样，真正的自在人生才能实现。

前天，一个肝癌患者到北京301医院里来看病，顺便也看了看我，希望我能给他一点指导。承蒙他看得起，我就冒昧的直言不讳了几句。指出他的心病重于身病，治病先应治心，医身先应医性。 在交谈中，他对太多事情愤懑不平。性格执着，易怒易躁是很多癌症患者的通病。我给他开的第一剂药是学会放下，放下心中五毒贪嗔痴慢疑，佛教中说，人因为心为浊欲蒙蔽，所以会有贪婪、嗔怒、痴迷、傲慢和多疑等五种毒，这五种毒导致一个人为人处世时，内心时时刻刻充满了不安和焦虑，生活过得浮躁波折。而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疾病与人的情绪直接相关，倘若不能把这些不良的情绪根治掉，病就很难好。而一个癌症患者，生命危在旦夕，总去做这些危及自己生命的事情，就是不折不扣的在犯傻。所以我跟他说，当他下次生气的时候，记得提醒自己：我怎么如此傻逼，把自己往鬼门关上送。这番谈话对患者影响很大，离开后，患者把自己的网名改为五毒俱全，显然，他在开始反思。 我并不主张癌症患者求神拜佛以求神仙的保佑来治疗自己，但是常常向患者推荐佛学知识，让其治疗自己的心。一个人病了，是要反思自己得病的原因的，除了不良的生活习惯之外，不良的情绪也是重要的致病因素。而不良的情绪并不产生于外界，而是内生于自己的性格。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唯有生死考验，或可使人猛地回头是岸，痛改前非。 人常常以为自己很智慧，自信满满，这首先就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病。这个世界很大，但是人们常常把他看得很小，而自我很小，人又常常容易把他看得很大。这种反差就会导致人滋生烦恼，一个人正确的看待自己的认知和世界的本原存在的距离，正确的评估自己，有利于在是非和烦恼面前放下自我，从而不产生不良情绪。医生在治病，不良情绪在致病，这样一拉一扯，希望病能治好，那也是难为医学了。 病了，除了贪嗔痴慢疑之外，还有惊恐不安，这本身就是极为危险的情绪失衡状态，如果仍然卷入人间是非，给自己制造事端，就更加的危险了。佛法教人淡定超脱，实乃治病的第一良药。佛教中常常说，把自己的某种不良情绪对治掉，对治者，对境治心也。每当我们心中起了妄念时，首先应该想到的是，我自己又错了，又与自己过不去了。而不是想着，这世界真可恨，那家伙真可恨。因为只要这样想着，这情绪就又起来了。 老僧们之所以能入定，乃是因为这外界，已经完全无法撼动他们的内心。他们日复一日的对治自己心中的贪嗔痴慢疑，已经淡定超然到对任何世间事都可以付诸于淡淡一笑的境界了。如此，又怎可能会身心不安以至于恶疾纠缠呢？

是非以不辨为解脱是什么意思呢？这里有个典故，是关于中国佛教史上鼎鼎有名的寒山和拾得大师的。 有一天寒山问拾得：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如何处治乎？拾得回答说：只是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 寒山和拾得的一问一答，成了佛教中一副经典的对联。而他们所提及的问题也是我们在这世间经常会碰到的。那就是，当他人因为不理解我们，而辱骂、诽谤、污蔑、嘲讽我们时，我们该如何应对？ 拾得在这里提到的解决办法就是佛教的“是非以不辨为解脱”思想，保持自己内心的平静，直接超脱这纷争，让时间去对付它。 台湾的星云大师说，面对来议论我们或者诽谤我们的人，只有一个字是最好的应对措施：聋。聋了就听不见别人在议论或者评价我们什么，这里的聋当然不会是真的聋了，真的听不见别人在说我们什么，而是充耳不闻，任人评说。 罗素先生曾说，我们之所以活得不幸福，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对舆论有恐惧心理。红尘之中，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一个孤独的个体，很少有人能够从我们所处的群体社会中彻底超脱出去，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为别人所议论。如果我们太在意别人的看法，我们就要陷入无穷无尽的烦恼之中。 存在主义大师萨特有句名言：他人即地狱，从这个角度来说，一个人获得的肯定越多，自己活得也就越累，因为他是在为他人而活，是活在地狱之中。 很多人的躯壳之下，承载的不是自己的灵魂，而是为了获得他人的肯定，表演出来的一个完全不符合自己的意愿和性情的虚假的“自我”。所以很多人活了一辈子，只是在为别人而活。 如果我们能够有点佛教的是非以不辨为解脱的精神，也就不会因为畏惧他人的看法而改变自我了。那时候活出来的才是真正的自我。

一 近年来，我一直在用生命证悟佛教教义，亲人的离世以及经我治疗过的患者的离世，无不给我带来巨大的心灵触动。死亡使我对佛教的“生死事大、无常迅速”、“人命只在一呼一吸之间”、“爱别离”等思想有深刻的领悟，亦使我明白所有的荣华富贵不过狗屎一堆，人间种种因此而产生的执着、虚荣、歧视和你死我活的争夺实足可笑和可叹。 佛陀舍王子之位而出家与其说是厌倦了富贵，勿宁说是为人类争夺富贵带来的巨痛所震慑。佛陀时代，古印度各国都在为攻城掠地而不惜对异国屠城灭族，释迦族在佛陀在世时即为人所灭。当佛陀释迦牟尼看到尸积如山的族人，听到五百释迦族妇女长宣佛号，哀痛求救时，佛陀之心中岂无巨痛哉？他不舍弃王位出家的话是否也会成为被屠杀的尸体中的一具呢？ 这样的甚深微妙法，唯有在大悲大喜后才能真正的领悟，佛陀感于世人为追逐利益而残杀同类，感于种种人生痛苦，才倡导“慈悲为怀、乐施喜舍”和“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的人生主张，外求人与人之间的和平，内求自我内心的和平。佛陀没有能力保佑任何人求财得福，去病消灾，唯能感召信仰者智慧的活着，不为愚昧无知的追求和欲望折磨，如此，才能在自己心中建立起一块净土和乐土，才能不让风波不息的外界的一起一伏破坏我们内心的安宁和幸福感。 二 佛教在与对手的辩论中吸收了对手的智慧。佛陀生前，印度思想界特别活跃，沙门思潮中号称有九十六外道，佛陀通过辨论一一挫败他们，建立了原始佛教。龙树菩 萨，又是一个能言善辩的佛教大师，挫败无数论敌后建立中观思想，佛教大乘的空宗因此而产生。玄奘法师才华震烁中印两国，在印度求法期间，挫败各种挑战者， 同时从他们那里吸收了大量思想营养，使大乘有宗理论因之完善。 佛教重视因明学，从一开始佛教理论就充满了辨证法的味道，这样的宗教思想体系最令人惊叹的地方，就是它似乎永远都有自我更新和升级的能力。因此才会有一代又一代的佛教宗师出现。佛法建立在般若的基础上，般若即是人的智慧。而人的智慧是无穷的，佛法也将会是无穷的，只要达到解脱的目的，任何方法都是佛法。 佛教有个譬喻，修炼佛法以到达解脱的目的，就像一个人顺着手指向的方向看到了月亮，我们要看到的是月亮而非手指。又有一个譬喻，佛法就像船，我们的目的是…

势利纷华，不近者为洁，近之而不染者为尤洁； 智巧机械，不知者为高，知之而不用者为尤高。 ——《菜根谭》 《红楼梦》中有个对子：“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作为一个父亲，我很少教育我的孩子“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观念，从我有限的几十年人生经验来看，善恶有报的理念并不一定正确。人性天然的存在缺陷，易忘恩，易记仇，易为功名利禄诱惑而不顾道义，指望善恶有报不利于自己内心的平和，反倒是洞穿了人性的弱点，更加的容易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保持内心的波澜不惊。 早在晋宋年间，就有位高僧竺道生大师大胆的提出了“善不受报”、“一阐提那（佛教中认为十恶不赦者）皆可成佛”等公然挑战了当时佛教界的观念。 我喜欢竺道生大师的坦承，不错，善并不一定有善报，恶人也不一定不能修成正果。世事变幻莫测，善恶转变常常只在一念之间。一个人太相信道德的力量，就避免不了要掉进无数的人际陷阱之中。 道生大师更像是佛教中的存在主义者，而非理想主义者。存在主义者承认和接受不完美的现实，理想主义者追求将世界改造为理想国。实践证明，人类社会是不可能被改造成理想国的。 作为个人，我努力坚守各种道德底线，但是实事求是的说，有时候这种坚守颇受考验，我并不是每一次都能通过这种考验。我相信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与我处在同样的境地。 我期望自己百分之百的通过这类考验，因为每在这种考验中失败一次，我的内心深处都会留下一道疤痕，这道疤痕时不时的提醒我，我的品行有玷污之处，这种提醒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我甚至怀疑，每个人在面临这种情况时，都或多或少的会和我一样，内心深处埋藏着愧疚和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