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杂文 ⁽¹³⁷⁾

一个人说话，如果首先考虑的是立场，那么这家伙适合当政客，因为他会受到很多立场相同者的拥戴。一个人说话，如果首先考虑的是理智，那么这家伙适合当学者，缩到一个角落里，随时等着被政客批判。 在中国，人们习惯用“站对队”来形容一个人立场正确。你为谁说话，你的立场是什么，是人们考虑要不要和你在一起的前提条件。至于你说得在不在理，这并不重要，我们的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人情味比真理和正义本身更重要。 我已经很多年不写与政治沾边的文章了，因为这东西很肮脏。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很少有几个是在理智的发言。所以当我们跟随他们起哄的时候，很可能我们会沦为他们的工具。对一切事情，我都已经习惯了观察一段时间后再作判断。 更令人恶心的是，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选择了 一个立场之后，心知肚明自己说的有些话言不由衷，但是为了博取信众，依然信口雌黄，自欺欺人，这就是政客。虽然他们不一定占据着朝野的要津，但是有了信众，他们与那些在朝的政客没有什么两样。一切政客进行政治表演的背后，都有不可告人的个人目的。倘若没有利益的诱惑，一大把噱头十足的“公知”都不会积极得像二十岁的小青年荷尔蒙高涨时一样的兴奋。 我以前在经济和政治领域所写的文章很多，看的更多。时间长了，对公知有了很强的免疫力。有一个叫牛刀的家伙，因为立场正确，选择了站在人数最多的草根阶层，一直喊破嗓子说房价高了，在房价还在低位的时候迷信他的人很多很多。时过境迁，房价一路飙升，很多人眼睁睁的错过了最佳的购买房产的机会。 自从阅读了勒庞的著作《乌合之众》后，我不再愿意在一些哗众取宠的作者写作的文字上浪费哪怕一秒钟的时间。一个理智的写作者和阅读者，应是个孤独的人。因为理智的写作和阅读，都需要缜密的思维，而不是情绪。大众喜欢阅读有情绪的文字，思辨性很强的文字令人昏昏欲睡。所以一旦你决定要思考，就要学会热爱孤独。孤独的写作者，只为自己写作，不为媚任何读者而写作，无论他是雅还是俗。考虑作品的市场的作者，是一个好商人，不是一个合格的思想者。 文字本身是不带任何色彩的，但是运用它们的人让它们有了色彩。文字不会说假话，人会。在人群中倾听别人说话，我们常常要为分辨其言语的真假而烦恼。尽管百般防范，但是还是有无数的人要中招。擅长察颜观色和巧舌如簧的推销员们，总能因为巧妙的站对队而打动听众的心，最终把听众拉到自己的队伍之中。 群众是最容易被操纵的。但是这一本质并不被群众认识，亦不被群众承认。群众的另一个称呼应该是群氓。勒庞说，当一个人投身到广大群众之中的时候，智商会直线下降。从众行为和从众心理总能让人们变得无知且无畏，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我们是渺小和软弱的，所以有时不得不籍对群体的迷信来为自己壮胆。那些远离群众的人是有福气的，因为他们得以规避因为迷信而犯傻。 政客和商人们都喜欢利用人性的弱点，寻找合适的机会捞一把。不管是叫马太效应也好，还是叫羊群效应也好，其本质都是一样的——人类天性中就具有难以挽救的理智缺陷，他们迷信权威，迷信群体的判断和力量，大多数时间都不会独立思考，一半是因为不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另一半是因为强大的从众习惯在起作用。…

所有的成就，都不会是靠运气得来的，人类的智慧，是日积月累、集腋成裘式发展而来的。要想在任何领域上取得一点成就，都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因而，一个要想在某个专业领域上取得成就的人，就必须得有管理自己的时间的能力。管理大师德鲁克曾说，当代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最糟糕的一点就是很难有效的管理自己的时间。 因为摆在我们眼前的诱惑实在太多了，每天，社会交际、阅读新闻、观看电视和电影、玩玩游戏都会占用我们大量的时间。时间是不可再生的资源，一经浪费，就不会再有了。一个人若想在专业领域走得更远一些，就要看牢自己的时间，不要让它就这么被挥霍了。 研究型人才，是不适宜从事交际性的工作的，无论他是否擅长交际，都不应该过多的参与交际。交际注定了要牺牲一部分时间和精力，而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如果过多的被牺牲，所要研究的问题就难以得到充分的关注。 我是到了现在这个年龄的时候才意识到这一点的，人到中年，看到了身边的长辈们纷纷离去后，意识到自己也时日无多，再不认真做点事情，就年华虚度了。所以我越来越厌倦交际了，从各种交际圈子中退出，安静的退居到一个角落里，读书、思考和写作。 人生在世，最宝贵的莫过于自己的生命和时间，把这宝贵的资源花费在不重要的事情上，是对自己不负责任的行为，总有一天会后悔的。

2007年，我在天涯上以“柴生”为笔名进行写作，那时我的学识和个人涵养都很浅，引来很多纷争。其中一位学识和修养过人的网友“00小虎00”一直在旁边护持和指导我写作，指点我读书和做人，补充我欠缺的知识。 他见我与人争论心生烦恼时，在旁边告诉我要“述而不争”，“说者自说，听者自听”，那时候我二十多岁，年轻气盛，血气方刚，很是爱慕虚荣，争强好胜。我努 力想做到“述而不争”，但是却做不到。但是这四个字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以后每次我在网络上或者在现实中跟人开始发生争执时或者争执过后，脑海中就会冒 出这四个字来。 这以后我的生活有了很多剧痛的生离死别的经历，我自己开始忏悔自己以往的种种过失，心态渐渐平和，但是还是难以做到“述而不争”，不过争得越来越少了。到了现在，我基本上已经可以做到述而不争了。 有一次我在龙泉寺开会，贤书法师主持这次会议，开会时大家差不多产生争论时，他始终微笑着，安详而又不失幽默的提醒大家，不要滋生烦恼，在他的主持下，这次会议没有出现纷争，大家讨论问题都很平和，效率很高。 那次会议让我看到了一个修行到位的僧人，是如何做到述而不争的。那次会议我打断过别人的话头，后来我自己想起来就觉得惭愧。虽然没有争起来，插话这种不礼貌的行为也是不应该出现的。 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不向周边世界发出声音是不大可能的，而一旦发话，多数时候会有人向我们表达不同意见。有些人表达方式比较礼貌，另一些人表达方式不够礼貌。这时候是该与人发生争执还是该温和或者沉默应对？这考验的是一个人的修为。 事实是，争不一定能让另一个人改变他的看法，不争不一定不能让另一个人改变他的看法。述引起的争，有时是我们自己错了，有时是别人错了，有时是双方都没错，只是站的立场不一样。 在龙泉寺我学到的另一课是师父学诚法师常常说的一句话：“你有没有替别人想过呢？他既然那样看待问题，必定有他的道理。”这样的思维，很能熄灭人与人之间的纷争，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宽容。…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美国《独立宣言》（1776年）。 热爱东方文化的人常常自诩东方文化比西方文化更古老，更有智慧，他们甚至相信，最终拯救世界的，必定是东方文化而非西方文化。这是一种坐井观天式的文化傲慢，是不了解西方文明，尤其是美国文化本质的狂妄之言。 在文化人类学界有这样一种观点，人类文化就像水，会从高势位向低势位漫延，处在低势位的文化，势必被处在高势位的文化浸润和改造。整个人类史上，也的确存在这样的现象。但是这种观点在当前时代，则因自由主义的影响而受到了质疑。 以美国为例，美国这个国家充分的捍卫个人自由，美国社会的包容性使得美国文化呈现出了人类历史中前所未有的多样文化共同繁荣的现象，美国也从这种文化多样 化中获益匪浅。美国公民的宽容精神和人文关怀精神也是领先全球的，这都得益于美国对公民个人自由的保护。美国从立国开始，即明确的将政教分开，废除贵族制度，强调人人生而平等、自由。这就摧毁了权威主义生存的社会基础。 美国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国民是各种宗教信徒，但是美国的宗教信仰不同于我们中国的宗教信仰，在美国，宗教信仰被认为是个人的，而非组织的。美国的新教徒虽 然也会去宗教场所参加一些宗教活动，但是他们绕开了牧师，只直接面对上帝，这使得美国的专职宗教徒的权威大大下降。信仰个人化，保留了宗教信仰净化心灵的 同时，也最大程度的解放了美国人的心灵。正如杰斐逊所言：每个人的灵魂都交由自己来照料。 美国人之所以如此处理信仰问题，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最初来到美国的很多欧洲人，是受到欧洲传统教会迫害的新教徒，他们因为不迷信权威，而惨遭权威迫害，一些人甚至被迫害致死。这些新教徒们曾经的遭遇，在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上，还广泛的存在。…

您有没有站在他的立场上想一想呢？他那么想肯定有他的道理。 ——学诚法师 在人类学中，有一个“他者”的概念。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属于不同的两种文化，两者互为他者。他者的视角，是否有助于彻底了解一种不同于自己的文化背景的文 化，历来均有争议。人类学家一直在试图尽最大的可能，从他者的视角，把一种文化研究透彻。一个人类学家对他的研究对象进行研究，是要做很久的田野调查工作 的。费孝通先生在研究一些地区的社会文化时，每次田野调查要做好几年，甚至十几年。无怪乎费老自己曾经挺自信的说，像他这样的学者，中国每五十年最多产出 一个。 我以前工作时，有一个比我年长的同事，有一次我在他面前评价另一个同事时，他对我说，不要急于给别人下结论，了解一个人最起码需要五年的时间。如果考虑到每个人都不会是静止不变的话，用五年的时间去了解一个人，还是比较短的。 我在北京龙泉寺学佛时，很多人向我提及龙泉寺的方丈学诚法师最常说的一句话：“您有没有站在他的立场上想一想呢？他那么想肯定有他的道理。”这话给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龙泉寺整体的道风是提倡宽容、和解精神的。我虽然对学诚法师的三世轮回等思想不认可，但是对学诚法师倡导的这种宽容的道风很是倾佩。 人与人之间的摩擦是难以避免的，发生摩擦，遭人误解和辱骂时，如果能够像人类学家那样的去做做田野工作，像学诚法师提倡的那样站在他人的立场上想一想，多数时候能够心平气和。 佛经中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一个人若想达到这样的一种境界，就需要有一种站在自我之外的立场上去考虑问题的勇气和精神。我们的言行是否真的有问题，他人的言行是否有其道理？他人之所以有一种火爆的性格是否是他自己的意愿？佛法强调缘起性空，任何一个人，成就什么样的一种性格，有什么样的…

很多次，我在网上发表文章，写着写着，就有人呼吁我站出来作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这个称呼，让我感到很迷茫。什么叫公共知识分子？公共是不是说我自己拥有了一定的代表权？代表谁？谁让我代表？我一直对自己的言行的价值持谨慎评价的态度，也许我的话就是一坨屎。我不认为任何一个人具有代表其他人发言的权利，尽管我坚决的捍卫每个人的发言权。在我这样一个自由主义者看来，这世 上不应该有啥公共知识分子，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可以你言我语，吵成一锅粥，互相发难、互相质辩。 当然质辩双方得具有真诚的态度，彼此进行有意义的辩论和探讨，那才是对双方都有益智作用的一种交流行为。如果质辩变成了诡辩或者人身攻击，或者一方以独裁者的架势，要求另一方闭嘴，那就没啥交流的意义和价值了。对于真诚的质辩对手，我是由衷的尊重和感佩的。但是对于胡搅蛮缠的狡辩对手或者以一个虚假的身份进行无端谩骂的人，我一般不屑于理会。任其嚷嚷就是了。 这个社会应该是一个群言的社会，每个人都应该有权发表自己的或精彩或不精彩的言论，只要其言论不涉及违法犯罪，其说话的权利就要像伏尔泰所说的那样，得到誓死的捍卫。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最后会沦为某个群体的代言人。因为这世界上不可能所有人都会认可我们的发言，只有那些认可我们的言论的人，才希望我们代 表他们发言，那些不认可我们的言论的人，巴不得我们早点闭嘴。一个人一旦成了公共知识分子，最后就特别的容易为其拥戴者绑架，这些拥戴者需要公共知识分子 一直站在他们的立场上，用他们喜欢的口气，或者按照他们理想的模式发言，我进行网络写作的时间已经很久了，对此是深有体会的。 所以我多数时候会以一种不在乎任何人的态度写作，我就是我，我只代表我，我是个个人，不是什么公共知识分子。我不站在任何其他人的立场说话，我只说我自己想说的话，除了我家人和朋友偶尔可以约束我说话之外，任何其他人要求我怎么说话，我都不会在意。 每个人的权利都需要自己维护，有时候我会为部分弱势群体仗义执言几句，那一定是因为我深深的体会到了他们的苦难，对他们产生了深切的同情，而且确实看到了他们所受到的伤害是不公正而他们自己又是无能为力的，这时候我会站出来替他们说几句话，甚至有时会为他们大声疾呼。除此之外，我不会为任何人说话。每个人的权利要自己争取，每个人的立场只是他们自己的立场，无人有权要求我始终和他是同一个立场。 我之所以秉承这样的态度，是因为我看到，包括古今中外的各种伟人、圣贤在内的任何人的言论，从本质上说也都只能代表他们自己个人的立场，当其言论被广泛化为社会上的一种准则时，其危害就立即体现出来了。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一个人的言论，一旦成了大一统的言论，那最后就会产生专横独裁。如果其言论中有瑕疵的话，那么这种专横和独裁就非常的害人。…

钱钟书这个“狂生”评价那些所谓的研讨会，说它们“其实就是请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吃一些不干不净的饭，花一些不明不白的钱，说一些不痛不痒的话，开一个不伦不类的会”。 这话于我心有戚戚焉，我这一生最怕的就是外出和人吃饭，尤其是有时候不得不跟一些素昧平生的人在同一桌子上吃饭。虽然情况没有钱钟书所说的那么严重，但是这样的聚会也令我感到很不舒坦。 现在聚会吃饭的时候，聊着聊着，大家就喜欢交换联系方式。一般到这个环节我就很踌躇，极不情愿与人交换联系方式。这看起来不像是一个在中国的生意场上混的人，因为据说在中国的生意场上混，就要学会建立起自己的朋友圈，资源互换一下。 我只能从内心底里说，我对此感到很厌倦。两个行业不同、价值观有异的人，既探讨不了专业问题，又彼此没办法理解对方的人生态度，共同语言少之又少，交朋友纯属浪费精力去说违心的恭维对方的屁话。 “朋友”这个词，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词。那种真正做得了朋友的人，必然臭味相投，三言两语，马上就勾搭到一起了。那些做不了朋友的人，在同一张桌子上吃过一顿两顿饭，乃至三顿五顿饭，终究是做不了朋友的。 我也有不少的“朋友”，虽然知交仅几个，但是普通朋友还是不少的。多数也就有机缘见面的时候就见上一面，此后就跟陌生人一样。几乎从不骚扰彼此，真正可以放心大胆的去“骚扰”的，必定是有很深的交情的。有鉴于此，我很不愿意发展自己的朋友圈。 一个人的精力实在有限，在各种社交活动中浪费了自己的大量光阴，就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感受生活中的真正快乐。 所以我现在干脆就对陌生人聚会能避就避，节省下时间陪伴家人或者读读书，写写作。这样的生活很符合我的性情，比山珍海味、高朋满座有意思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