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杂文 ⁽¹³⁷⁾

这篇文章的标题是日本医生日野原重明先生晚年一直在宣扬的一种观点，相同的职业使我对他的这种观点非常认可。医生们最主要的使命其实只有两个：一是尽量延长患者的寿命；二是尽可能改善患者余生的生活质量。我们想让患者拥有更多的可支配时间，并在这段时间里活得更有意义些。 考虑到每个人都不过是黄泉路上的预约客，死亡是谁都无法避免的这一事实，我认为适用于我们的患者身上的这些原则，也适用于所有人，包括我自己。 我到现在仍然不敢好为人师，自作聪明地去指导别人如何过好自己的一生，只敢不断地探索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的方法——这也是我为什么在写文章时只愿意剖析我自己，而不愿意过多的议论他人的原因。而且我并不认为自己探索的结果一定对，所以我经常还要请教于我身边的长者和比我智慧的人，获得他们的指点。我也经常在实践中去检验自己的认知，矫正自己的偏见。 但总有一些理念，确实已经深入到我的骨髓之中，不太容易被改变。人总要有一些类似于信仰一样坚定的东西，才能成就自我的特色。 我的祖母和姑姑都是虔诚的佛教信徒，前不久我和我姑姑家的表哥打电话，表哥对我说，我姑姑在文革期间，冒着很大的风险，仍然每天凌晨两三点钟，在万籁俱寂的时刻，烧香拜佛。家人们对她信仰的坚定无可奈何，知道无法动摇她，于是再也不尝试着去说服她放弃自己的信仰。 我姑姑的这种性格是继承我祖母的。我祖母是个小脚的老太太，年过八旬，仍然经常去庙里朝拜。即便在山路上摔过跤，导致重伤也不改变自己的信仰，烧香拜佛让她的内心安宁踏实。过去我不大认可我祖母和姑姑的做法，但在目睹了这个世上很多人一辈子因为缺乏自己的信仰或没有类似于信仰的坚定的信念，而始终处在迷茫和不安的状态之中后，我认可了我祖母和姑姑的做法。 我自己继承了我祖母和姑姑的这一特点，只不过我和她们不一样，我是个坚定的无神论者。我有类似于宗教信仰的东西，但自己不信仰任何宗教——虽然我经常从宗教教义中借鉴一些智慧。我一生都在坚持真实、坦率、勤奋、自律，也在努力使自己做到公平、公正、客观、理性、与人为善和宽容大度，尽可能的多奉献、少索取。并有我自己的人生理想，从上初中开始就为自己的理想奋斗，直到现在仍然没有放弃。我总是坚持不懈地前行，不肯虚度光阴。 在对这些原则的坚持上，我与我的祖母和姑姑并没有什么不同，我可能继承了她们身上的某些基因，但没有继承他们的宗教信仰。她们每天都会拜佛，而我则每天都在磨砺自我。人要成就自我，是不能有间断的，持之以恒的匀速前行很重要。朝三暮四，一曝十寒，都只能收获志大才疏的结局。日拱一卒，厚积薄发，坚持一生，即便我们只有中等的天赋，也能有不小的收获。 这种思维和行为习惯让我受益匪浅，我很少长久地陷入悲伤、焦虑、抑郁、痛苦、迷茫与混乱之中。在经历一段痛苦之后，甚至在被这段痛苦折磨的过程中，我都不会放弃每日努力磨砺自我的习惯。这让正向的力量很容易战胜负面的情绪，把我重新带到积极乐观的生活中来。 我喜欢整理自己的空间，也喜欢整理自己的人生。整理的原则是让一切变得有秩序，不再混乱不堪。也许这略有强迫倾向，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个风波不息的世界里生存，简单而有秩序的人生，更容易让人内心安宁。…

除了不可穷尽的真理以外，没有任何权威。而对真理，一方面，任何人都可以追求；但另一方面，谁也不能说自己掌握了最终的真理。 ——德·卡尔·雅思贝尔斯 我今天看到一个笑话，有人在知乎上提问：“为什么说‘免于被哲学打扰的人生是非常幸运的’？”排在第一的回答是：“你愿意做痛苦的苏格拉底，还是快乐的猪？但实际上很多人并不是痛苦的苏格拉底，而是痛苦的猪。”这个笑话对我来说，比一本像砖头一样厚的专业的哲学书籍更有启发意义。 我二十岁左右，是个不折不扣的盲目乐观主义者，当时我和我哥哥住在一起，我们经常讨论各种问题。我哥哥总是看到事情的不可行性，并因此而认为该事不值得做。而我则总是看到事情积极的一面，所以我总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什么都去尝试一下，失败了就重新找路走。 如今我四十多岁了，再也不是当初的那个愣头青了。而且我还经历过两次抑郁发作，一次是我母亲去世让我陷入非常抑郁的状态；第二次是前不久，我因为生活压力过大，遭遇中年人的情感危机而再次陷入抑郁状态。经历过这样两次抑郁发作，我深切地体会到了在抑郁状态中，那种悲观的反刍性思维带来的痛苦，我因此而成长了许多。 整体来说，我如今仍然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因为我人生的底色就是积极乐观的，这是不可被改变的。如果我的母亲去世都不足以让我从一个乐观主义者转变为一个悲观主义者的话，那么其他的事情大概也打不倒我，毕竟这世上比失去母爱还痛的事情不多。 但是我现在确实认识到人生的实相不是完全积极乐观的，它也有消极悲观的一面。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蕴炽盛这八种苦，每个人都会去经历。要说这些事情也是积极乐观的，只能说这个人精神不正常。精神正常的人在遭遇这类事情时，也会悲伤、痛苦、抑郁和焦虑。医学上并不把这些当作疾病来对待，而只是把它们当作短期的应激反应。 不过人在经历了这样的大悲大喜后，就会有所彻悟。我们会认识到以前的想法有幼稚的地方，过去，当我听到别人说某件事情不可行时，我可能会藐视这种说法，我相信通过个人努力大概率能够做成功。现在我就不一定还那么有把握了，尽管我还会一如既往地去努力。世间万事，消极悲观因素也不容小觑，有些就是我们战胜不了的。一旦发生消极结果，除了接纳，我们别无他法。就像我母亲去世的那一刻，我并不能接纳这个现实，但那又如何呢？人死不能复生，她终究是活不过来了。 不夸张地说，我现在每周都在面临生死，总有一些患者病情太严重，治疗无效要死亡。这种消极的结果，我就必须接纳。如果我不接纳，我就只能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崩溃。人都是会死亡的，今后我还会失去其他的至亲至爱之人，甚至有一天，我自己也要面临死亡，这些也是我必须接纳的。 对自我和自己的人生遭际不能接纳是人生最大的苦，许多人沉湎其中不能自拔，久而久之就成了迁延不愈的抑郁症、焦虑症、躁郁症、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疾病。无法放下过去，我们便无法走向未来。人一旦沉湎在因为无法接纳而导致的反刍性思维之中，思考便是人生最大的灾难。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思考带来的最多的就是痛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免于被哲学打扰的人生的确是幸运的。…

在人生的每一个当下时刻，人既是他未来的形象，也是他过去的样子。 ——奥斯卡·王尔德《自深深处》 每一次孩妈单位组织体检，结果出来后，都会有几个同事查出癌症等重大疾病，年龄基本上都在四五十岁，年轻一点的三十多岁也查出来了癌症。还有一些人的体检报告上显示有中高危结节——这些有一部分也将会在后续的体检过程中被确诊为癌症。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同事已离婚或婚姻亮起了红灯。还有一些同事的亲子关系极为紧张，大人和孩子都处于疲惫不堪的状态。 这些问题统统可以称之为中年危机，在我看来，他们的根源都是一致的，是基因缺陷加上后天不良习惯共同造成的后果。这些结果看似突然，实际上却是很早就埋下了祸根。如果一定要追溯，大概可以追溯到生命早期——也就是人的童年。进一步追溯，则可以看到整个家族几代人的影子，因为人的各种习惯首先是从自己的家庭环境中习得的，有遗传性。医生的一项重要问诊内容，便是追问病人的家族遗传病史。 我们的饮食习惯和行为习惯都是在童年时期在原生家庭中养成的，并终生都难改变。有许多习惯很不好，它们会导致我们在中年时期出现严重的身体疾病问题、情感问题和社会关系危机。 青年时期，我们身体健康，精力旺盛，容貌俊美，许多问题都被掩盖了。但到了中年时期，一些不良习惯日积月累，造成的后果就开始逐渐浮出水面了。这些习惯或会导致我们罹患像癌症、糖尿病、高血压这样的重大疾病，或会导致我们出现严重的人际关系冲突——尤其是和自己的伴侣、孩子和同事之间的冲突。这些都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 人到了这种时刻，就是反思自己的整个生命历程的时刻。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史中，人类的平均寿命一直只有四十岁左右。只有晚近的二三百年，随着现代医学的进步，人类的人均寿命才大幅度提升。现在，我们的人均寿命可以达到七十多岁。在过去时代不曾普遍存在的问题，在我们当代就普遍存在了。过了四十岁后，我们的人生就会在意外或重大冲突中，或结束，或革新。 王尔德说，在人生的每一个当下时刻，人既是他未来的形象，也是他过去的样子。习惯的力量是强大的，人的一生看似不断地在发生变化，实际上只不过是在不断地重复自己的一些固定的习惯而已，所以人一生的行为确实具有极大的相似性。旁人是可以预测到一个人的未来的。 我初中的一位老师也曾对我说，一个人如何对待别人，也就会如何对待你。此时此刻你看不到，那只是时间还没到，时间到了，你就会看到了。他的话和王尔德的话非常接近，我们新交的朋友，最后会如何对待我们，我们只要看看他如何对待他身边的故人就知道了。因为人的行为具有惯性。 从遗传学的角度来说，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一个人的父母如何对待他人，那么这个人也会如何对待他人，因为人的各种习惯是从他们父母那里习得的。…

这两年我很喜欢生物学，经常阅读各种生物学著作，读着读着，就觉得生物比哲学还能启发人心。 根据生物学家们的研究，地球上的生命始于单细胞生命体，单细胞生命体经历数十亿年的演化，逐渐演化出地球上这么丰富多彩的物种来。粗略估计现在地球上有三千多万种物种，还有许多没有被发现的物种，我们人类只是其中的一员，所有的动植物都是由同一个祖先繁衍而成。 我们人类这种多细胞生物，有各种各样的欲望。但其实归根结底，一切欲望只不过是因为生存与繁殖压力所致。细胞需要营养，没有营养，我们的生命无法得以延续。然而细胞所需的营养其实是有限的，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绝大多数人不是营养不足，而是营养过度。比如一个正常人每天所需的蛋白质只不过60克而已，但我们绝大多数人摄入的蛋白质都严重超标，同样超标的还有糖类。过剩的营养不但不会给细胞带来好处，反而会带来很多坏处，制造出数不清的疾病。 生存与繁殖带来的绝大多数压力都谈不上理性，换句话说，我们总是在自己的大脑中不断地夸大各种危险，把它们放大百倍不止，这让我们自己疲惫不堪。我们担心自己或自己的后代会受冻挨饿，我们担心自己会老无所养，我们担心自己生病了没有钱治疗。因为有这些担心，许多人逼着自己做各种超出了身心承受能力的事情。最终就像对自己的诅咒应验了一样，有些人真的就病倒了。他们过度用力地去掠夺和占有，在这个过程中牺牲了健康，失去了平静。 我们也无法以平常心去面对生老病死，许多人在寻求长生不老或延年益寿的办法，不能平静地接纳死亡，尽管死亡是我们必然的归宿，是所有生物都摆脱不了的自然规律。在自然界中，人类可能是最怕死的物种。如果我们消除了对死亡的恐惧，我们的生活将会幸福很多。但绝大多数人无法消除对死亡的恐惧，这恐惧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很折磨人，比如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或亲人离死亡不远时。 我们的一生，要经历的最主要的事情是细胞的分裂和分化。我们从一个受精卵细胞，逐渐变成一个器官齐全的人，全部靠的是细胞的分裂和分化。我们通过细胞的分裂和分化来形成各种各样的组织、器官和系统。我们的呼吸系统帮助我们吸入氧气，呼出二氧化碳；我们的循环系统一刻不停地在向我们身体内的每一个细胞运送氧气、水分和营养，同时将废物带出；我们的消化系统帮我们消化食物，排泄系统则帮助我们排出废物，在这个过程中，那些与我们共生的细菌居功至伟，它们充当着分解者的角色，帮助我们解决了许多问题；我们的大脑和神经系统则帮助我们指挥和支配全身。 这一切都是在我们毫无意识的状态下进行的。我们的身体是这世界上最发达、最精密的机器，直到现在为止，我们人类科学家对我们的身体还充满了未知。我们只是大致知道它是如何工作的，我们还没有能力对我们的身体做根本性的改变。 基因决定我们的体细胞如何运作，基因是一串串编码，我们的体细胞严格按照这些编码来塑造自己，塑造我们人体的各种组织和器官。举个例子，我们之所以是黑头发而不是黄头发，是因为我们有一种或几种基因决定了我们头发的颜色，我们从我们的父母那里继承了这些基因。那些黄头发的人从他们父母那里继承了黄头发的基因，所以他们的头发和我们的不一样。 人类基因库中大概有两万五千多种基因——也有科学家预测人类基因库中大概有3-4万种基因，尚有部分基因未被我们发现。有些基因是袭击过我们的病毒或细菌在我们身体内经很多年的演化后转化而来的。我们被生物学家称为二倍体，因为我们染色体的每一个位置上，都同时存在两份基因，一份来自于母亲，一份来自于父亲。 我们形成生命的过程就像是在做一道排列组合题，我们继承的基因是如此地随机地出现。哪些基因会成为显性基因，哪些基因会是隐性基因，也是一件很随机的事情。所以“我”之成为“我”，完全是一个很随机的现象，我们的命运从一开始就充满了随机性。如果我们能对这一随机性有充分地理解，我们便不会对各种各样的“意外”感到不安，坦然接受这种随机性，可以减少九成以上的焦虑与执着。…

昨晚临睡前，我妹妹向我借生活费。我妹妹是裁缝，我妹夫是装修工人，疫情前，他们夫妻俩每个月的收入加起来有一万多，好的时候有两万多。我妹妹生了两个孩子，他们夫妻俩的收入供养两个孩子是没有问题的，甚至还可以在县城买房买车。但因为疫情的冲击，妹夫的装修业务经常停滞，妹妹所在的工厂也发不出工资，两人还有房贷要还，所以终于到了不得不向我这个哥哥借生活费的程度了。今年除了我妹妹，我的内妹也曾向我爱人借过生活费，她所在的工厂撑不下去，已经提前放假了，工人们没有收入。我的内弟前一段时间肾结石，没有钱治疗，也向我爱人借过。我们在北京，我爱人从事教育工作，收入不受影响，一家三口身体健康，没什么花费，所以情况稍好一些。弟弟妹妹们特别困难时，就会向我们借点钱救济一下。我们家的这种情况，可能是中国许多家庭的缩影。我爱人兄弟姐妹五个，我兄妹三人，我们都属于在计划生育年代超生的大家庭，而且兄弟姐妹相处得都很和睦，困难时还能互相扶携一下——这要特别感谢我们的父母，在那个时代有超生的勇气，让我们不至于孤立无援。我所知的有些人在这段困难时期是靠网贷维持生计的，有的已经陷入网贷的漩涡之中，不能自拔。不止中国存在这种现象，美国人口统计局今年5月初公布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约2560万美国成年人2022年不得不向亲友借钱度日，这个数字明显多于一年前同一时期的1910万人。所以国家实在是到了不得不放开疫情管控政策，以救经济的时候了，因为不是每个家庭都有旱涝保收的收入。我看到有些人还在希望防疫政策退回到此前的坚壁清野状态，这种想法是多么的不切实际。无数的家庭已经处在岌岌可危的状态，穷则思变是古今皆然的通理。社会要想长治久安，必须考虑普罗大众的生存问题，否则就将激起民变。在2022年元旦前后，我曾撰文谈到过，Omicron会是本次疫情的一个分水岭，从2022年开始，全球各国都将不得不改变防疫策略，进入后疫情时代。我们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举足轻重，只有当我国改变了防疫策略，全球才能算得上真正的进入了后疫情时代。所以最近我们的防疫政策转向之举，是全球整体向后疫情时代迈入的一个里程碑。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但疫情并非唯一的影响因素。因为全球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加上人类的不节制行为，在疫情前，我们这个世界就已经存在许多问题，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气候危机都很严重。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到了什么程度呢？如果全世界都按照美国人的生活标准来过生活的话，我们需要6个地球才能养得活全球人；但如果全世界都按照印度人的生活标准来生活的话，我们只需要0.8个地球就能养活全球人。在美国国内，曾经生活得很风光的铁锈地带的许多人也失去了经济来源，不得不放下昔日的尊严，靠社会救济来生活。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不平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也存在巨大的不平衡。所以我们这些年看到民粹主义在全球泛起，有些人斥之为不理性的反智倾向。但社会只有在基本平衡的状态之中才有理性可言，如果严重失衡，有许多人会因为生活艰难而陷入沮丧与愤怒之中，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看到这一点才能称得上是理性，否则只不过是另一种偏执。严重失衡会导致社会处于撕裂状态，仇恨情绪和仇恨语言泛滥成灾，极端思潮抬头，战争和动荡再现人间。这样就会导致社会陷入恶性循环之中，此时此刻，我们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地球人就正处在这种恶性循环之中。二战时，英国首相邱吉尔发表了一场著名的《我们将战斗到底》的演讲，他说：“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将在法兰西战斗。我们将在海上战斗。我们将以越来越强的自信和力量在空中战斗。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保卫我们的岛屿。我们将在海滩上战斗。我们将在敌人的登陆场战斗。我们将在乡村和街巷上战斗。我们将在山间战斗。”如今，全世界撕裂的人们正在以另一种形式再现了邱吉尔的这篇演讲中的场景。纷争无处不在，动荡正在从一个国家蔓延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城市蔓延到另一个城市。IMF预测，明年欧洲约有一半的经济体将陷入衰退之中。全球经济学家普遍对明年的世界经济形势持悲观态度，经济萧条必然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矛盾。所以最起码在明年，我们这个世界还不会迎来和平与繁荣。我们中国放开后，走出疫情也需要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在这段时期，不要抱太多的不切实际的期望。明年也许会比今年好一些，但相信不会好太多。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也变得越来越不知节制了。2022年12月6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市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大会开幕式上说，人类现在是把大自然当作马桶，人类本身已成为一种“大规模灭绝性武器”，人类的行为正在导致地球上的物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锐减，人类的这种行为会让人类自身付出惨重的代价。我们如今生活在温暖湿润的地球表面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的浓度正好适合生物的生存，并有效地防止了地表液态水的过度蒸发。但是在地球形成以后的最初7亿年间，地球大气是以二氧化碳为主的酸性气体，那时候的地球上是无法孕育出生命的。后来是蓝细菌、浮游藻类和绿色植物这些光合自养生物的繁殖和发展，改变了地球大气的组成，才让我们这个星球生机勃勃。但工业革命以来，我们人类正在亲手毁掉这一切。我们贪图的舒适生活，导致了过多的二氧化碳的排放，以至于这些年气候危机越来越深重。今年我们经历了令人难忘的酷暑和干旱，但是相信这还只是刚刚开始。生态系统一旦被破坏，也会陷入恶性循环。2023年，我们可能会见证更多的极端气候事件。疫情只是催化剂，它把人类深层的问题激化出来，让各种矛盾变得比以前更尖锐。在后疫情时代，经济、社会和气候危机，将会与公共卫生问题混在一起，共同考验全人类，导致纷乱和战争四起。作为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我盼望的是和平与安全。中国古话说，宁为盛世犬，不作乱世人。目睹乌克兰和俄罗斯人的现状，我们应该有所警惕，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我们离动荡并不遥远。社会各阶层应该学会妥协、让步和共存，而不是互相剑拔弩张，任何鼓吹对立和仇恨情绪的言论都应该受到大家的抵制。所有人也都应该学会过更节制的生活，自觉地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这样才有可能让我们从这一连串的危机中慢慢走出来。本文放弃版权，任何人皆可自由转载。

小时候，我在乡下，村里人的共识是读书可以改变命运，读书能让我们从乡下人变成城里人，从农民变成文化人，不用再像我们的祖祖辈辈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在地里刨生活，不用靠天吃饭。 长大后，很多人给我们打鸡血，告诉我们读书是为了振兴中华——假如我们是个英国佬，读书的目的就是振兴大不列颠；假如我们是个日本人，读书的目的就是振兴大和民族，总之读书是为了干一番伟大的事业。 结果这个世界因此而变得纷争不断，许多人心怀这样或那样的理想，最后在现实中演变成了争权夺利的高手，又在争权夺利中把自己搞得头破血流。心累了一生后，喟然长叹一句：“人生识字忧患始！” 孔夫子说得更加的冠冕堂皇，他说读书人的最高目标是为了“治国平天下”，我们有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史，在封建时代，我国形成了“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在过去，固然有张载这样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的读书人，有范仲淹这样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读书人（不过据说范仲淹当官后和他自己唱的高调略有不同，他大量购置田产，首先为范氏家族的兴旺打下了根基），更多的读书人读书的目的可能用一句大白话来形容更真实——升官发财！ 以上态度，都是典型的功利主义。不管其目的是好还是坏，都在把读书看作一件很功利的事情。所谓功利，就是目的性很强。如今我们送孩子去学校读书，也很功利，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考个好大学，将来有份好工作，收入丰厚点。老实说，这样带着功利心去读书，读着读着就会让人终生都厌倦读书。 自古至今，只有少数人把读书当作一件为实现心灵自由的事情来做。对这些人来说，读书只是一种乐趣，学历也好，社会地位也好，跟读书没有任何关系。一个不带有功利心，只因爱读书而读书的人会在阅读中收获乐趣，解放心灵，他的视野会变得越来越宽广，心胸也会变得越来越豁达，把人生和世事看得越来越通透。 我上大学时，对大学里的课程一点兴趣都没有，完全不愿意继续读下去，但是我的父母和老师都告诉我，你将来需要大学毕业证这块敲门砖，用它来进入社会，有这张证，你能有碗好饭吃。这句话尤其让我头痛，我从小就酷爱读书，差点因为这种学历教育而扼杀了自己对读书的全部兴趣。幸好我大一就从大学出来了，选择了自己在图书馆里漫无目的地读书。 我从十九岁开始在国家图书馆对面的五塔寺村租了间平房，经常在国图一泡就是一整天，平时打打零工，赚点钱糊口。五塔寺村也有一些像我这样的人租住在那里，他们也经常泡国家图书馆，他们泡图书馆的目的是为了“做学问”，成为受人尊敬的学者。五塔寺里有个“天则经济研究所”，路边贴着“天则所”的招牌，那是茅于轼先生在那里创立的，专门研究学问。他们的房子租金应该很贵，搞得也很高大上，我只有仰视的份。我不知道学问为何物，也对成为任何领域的大师都无兴趣，所以漫无目的，只挑自己喜欢看的书读。 那段日子我过得真像神仙一样快活，我不明白为什么教育会变得如此机械，从来没有一所学校允许学生像我这样的依着自己的兴趣去读书。我们被要求按照考试大纲学习，我们读书就为了应付考试，这事儿我已经忍耐了很多年，不愿意再忍耐了。 我父亲总想把我撵回大学，但是我就是不肯就范。我的老师很好心，像我这样一个在学校里没考过几次试的，他居然也给我弄了个大学肄业证，证明我读过大学。他希望这个证能帮到我一些，只是迄今为止，除了前些年我办出国签证时用过它——签证官看都懒得看一眼，其余时间它都被束之高阁。…

随着气候变暖，科学家们观察到一些动物正在迁徙到较为凉爽的地区，气温持续上升迫使热带森林里的动物们寻找新的家园，它们与其他物种的首次接触将大大提高人类感染新病毒，进而引发另一场大流行的风险。 根据《自然》期刊最新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有至少1万种病毒可能跨物种传染给人类。该研究还预测，到2070年，累积发生的跨物种病毒传播新实例将至少达到1万5000起。该项研究在五年内观察了3139种哺乳动物，用模型推测它们在不同的气候环境下的迁徙，并分析其对病毒传播的影响。参与该研究的科学家认为气候变暖将导致一些人口密度较高的人口中心面临较高的发生瘟疫的风险，瘟疫一旦在这些人口中心出现，将会迅速向全球传播。 另一项最近发表于《科学》期刊的研究则显示，到2300年由于温室气体的过量排放，海洋生物将会大量死亡。若继续按照目前的暖化速度，全球温度将在世纪末上升4.9摄氏度并持续上升，全球的海洋生态系统将经历与二叠纪末的“大死亡”相当的大规模灭绝。 如果我们在大历史观下来看待我们当下的地球人类，我们将会明白我们正走进了一个长瘟疫时代。这意味着瘟疫将会一波接着一波，每间隔数年或十多年出现一波，或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历史上曾经有多次类似的长瘟疫时代，比如明朝末年到清朝初期，就持续发生了一百多年的瘟疫。 通常的规律都是人类进入了一个繁荣发展的时代之后，人口会急剧暴涨。随着人口的暴涨，人类和野生动物之间的距离会越来越近，病菌的跨物种传播变得越来越频繁，瘟疫也就因此而频繁发生。瘟疫肆虐一段时间后，人类因为瘟疫以及由瘟疫导致的战争和混乱造成的死亡率飙升。在这样的灾难模式下，人类的生育意愿会下降——现在是通过医学方法避孕或堕胎，过去不但堕胎，还存在杀婴现象（苏轼就记载了当时的黄州人因为养不活过多的人口而杀婴的现象），人口总数将会大幅度削减，人与自然又能达成一种新的生态平衡。 文明的车轮并不是一直向前的，有时候我们发展的道路会崎岖不平，历史经常开倒车，同样的灾难会不断的轮回。从根源上来说，所有生物的基因都是自私的，为了自身的生存和繁殖，各种生物一直都在不断地抢夺有限的生存资源。有时众生会处于相对平衡状态，有时则会处于严重失衡状态，大自然会用一只看不见的手不断调整这种不平衡。所以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哲学家老子就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我们的命运有相当大一部分并不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物极必反，乐极生悲，盛世不常在，顺境也不常在。我们能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状态，取决于大的历史趋势，取决于我们在历史的曲线上所处的位置。无论是人类的祖先还是今天抑或未来的人类，我们生存在这个星球上都会不断的面临挑战。 与蒙昧时代不同的是，今天我们的科技进步了许多，我们不再会像我们的祖先那样对瘟疫一无所知。尽管阴谋论者也总在制造各种混淆视听的谬论，但大多数头脑正常并具备基本科学常识的人还是会知道瘟疫发生的原因的。 眼下也可以说是我们人类在科学昌明发达时代经历的第一个长瘟疫时代，我们比古人多了许多应对瘟疫的工具。 病毒学家可以监测病毒流行的趋势，通过对前哨人员的监控，人类能够及时发现瘟疫发生的迹象，并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不过遗憾的是人类过去并没有特别重视科学家们的警告，也没有重视疾病的预防和控制，在这方面的投入相当有限。由于全球各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一些贫困落后的人口中心仍然会缺乏相应的疫情监测系统。…

我们一天会接收到多少条商业广告？海洋地理学家雅克 · 库斯托为我们做了一次有趣的实验，他在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在巴黎散步的过程中，记录自己会遇到的广告次数。他说：“每当我遇到人们向我推销我不需要的东西的时候，我就按一下计数器，结果一天下来，我总共按了183次。”在大学营销学课堂上，教营销的老师挥舞着手臂，激情澎湃地对学生们宣讲：“如果你们要想说服他人购买你们推销的产品和服务，你们必须得想尽办法让他们处于激动状态——让他们感动、兴奋、紧张、抑郁、焦虑或恐惧，因为人在平静的状态下是不会有掏钱购买的欲望的。”我们今天的社会已经陷进了消费主义的深坑，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会被各种各样的广告包围，许多人在向我们推销商品和服务。我们常常在他人的说服下突然觉得自己确实需要某种商品或服务，真正掏钱购买了之后，就会把这些东西搁置在一边，过段日子便忘记了我们购买过它们。各种节日更是消费狂欢时刻，情人节和妇女节的鲜花价格飙升，我们要不要给自己的伴侣也买一束价值288、388、588、1888、16888的鲜花，以表示我们在意她们？如果不买的话，她们会不会失落？会不会跟我们闹情绪？别人的孩子穿着Nike和Adidas甚至更好的球鞋和运动服，我们要不要也给我们的孩子买一套？同学买了辆豪车，我们是不是也要买一辆？我们要不要住进更宽敞和更舒适的房子里？深夜，我们在为自己的赚钱能力不足而焦虑不已，难以入眠。我们抱怨命运对我们不公，想尽各种办法去赚钱，即便节假日也无心休息。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去锻炼身体，也没有时间陪伴爱人和孩子出去看看风景。生活中尽是压力重重的事情，我们内心充满了沮丧的情绪，久而久之我们抑郁了。我们抱怨一切，抱怨家人对我们不够体贴，甚至也抱怨马路上的路人们太吵。消费主义就像一只无形的手，把大多数随波逐流的人拿捏得死死的。国家在制定各种各样刺激消费的政策以促进经济的发展，缓解政府的压力；商家也开展各种促销活动，叫卖声伴随着歌舞表演刺激我们的耳朵和眼球；左邻右舍买到了新的东西总不忘向我们炫耀一番，这令我们感到自己很失败。雅克 · 库斯托是个书呆子，他在《消费者社会是我们的敌人》一文中浪漫的希望政府和社会能够建立起抵抗消费主义浪潮的机制，殊不知消费主义正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政府若不依靠消费主义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政权就会岌岌可危。抵御消费主义浪潮的只能是我们个人，不可能依靠社会的力量。我从不参加同学聚会，也拒绝加入各种同学群，甚至讨厌那些爱炫耀的人到访我家——我曾“不近人情”的把熟人中那些搞传销和爱炫耀的人从自己的通讯录中拉黑了，让他们无法联系到我。只为我不想和他们一样沉浸在消费主义的漩涡之中，不愿意和他们为伍，不愿意让他们焦虑的情绪感染我，我的生活不需要这些噪音，我不认为这些熟人是值得我珍惜的朋友。疫情发生后，推特上兴起了一股浪潮，我不记得这股浪潮具体名字是什么，大致的主题是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我们拒绝浪费它。现在欧美和亚洲许多国家的职员掀起了一波辞职浪潮，原因无他，疫情让这些人认识到了过去为了迎合消费主义而去过的生活太辛苦，太不值得了。如今他们想过简单朴素的生活，他们不需要那么多钱，不需要工作得那么辛苦，不需要为孩子购买昂贵而又不值得的附加教育服务——众所周知，这种教育服务非但不能带来实际的效果，反而让孩子活得更痛苦。在商业时代，医疗也是一种消费，而且是一种高消费。各种各样昂贵的医疗服务都会有人愿意购买，但是治疗效果可能还不如自己调节饮食和作息规律后达到的效果好。但又有谁愿意沉下来想一想呢？在这个充满了广告噪音的时代，我们的智商明显不够用，总有人能够利用人性的弱点来说服我们购买商品或服务。我们最宝贵的时间就这样浪费掉了，生命是什么？生命其实就是属于我们的每一分每一秒时间。生活压力大是我在工作中遇到的最多的字眼，但是为什么我们会有那么大的压力？真的是我们吃不饱穿不暖吗？对当下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温饱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在于我们无法让自己的内心安宁下来，无法让自己从消费主义的陷阱中逃脱。如非绝对之必要，我现在不消费。对我来说，除了食物是绝对之必要外，其余的都已经不是绝对之必要了。衣服不用买了，衣柜里的旧衣服足够穿，一部手机我可以用十年不用换。我经常穿着二十块钱一双的老北京布鞋，这鞋子还挺耐穿。清淡饮食也花不了多少钱。我不必被这个充满了噪音的社会牵着鼻子走，任何传统或新造的节假日对我来说都是普通的日子。这个世界上有一群人在过这样的生活，他们甚至尽可能的少用电和燃气，这样的话他们的花费就更少，对地球也更友好。不跟随潮流走，不被消费主义浪潮淹没，我们才能有真正的自我，也才能活得更轻松愉悦。大多数人活得太被动了，因为他们一生都在追逐各种各样的潮流，他们被大环境牵着鼻子走，他们无法忍受周边的人看不起自己——实际上没有人真正的关注我们，只不过我们自己觉得他们在耻笑我们而已。如果一个人能够成功抵御消费主义，他的压力起码减轻三分之二。那些心无旁骛的学者和科学家们之所以比大多数人优秀，只不过是他们不受消费主义影响，躲进了自己的书斋，把世界隔绝在外，沉浸在自己的事业之中了而已。我们大多数人的智商不比他们差，普通人不及他们的是抵御外界诱惑的定力。

最近，俄乌战争爆发后，出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阵营，一个阵营支持用战争解决问题，另一个阵营呼吁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仔细去分析，支持战争解决问题者抱持一种悲观主义思想，认为事情已经糟糕到不用战争解决不了的程度。反对战争者抱持一种乐观主义思想，认为和平手段可以解决各种社会问题。这两者的各种看法都截然不同，所持的价值观也完全不一样，在做重大决定的时候，他们的选择迥然有异。 在我看来，人应该是积极的，心态应该是阳光的，待所有人都应和善而非仇恨谁到要用武力解决问题。我认为“博爱众生，生命至上”这种理念不应该只是医生们的价值观，而应是全民的共识。铭记历史，忘记仇恨，这是更进步的历史观。人类的文明是向前发展，而非往后退的。战争这种非理性的暴力行为在任何年代都不应该引起欢呼声，在文明的二十一世纪，人们应该学会对话解决问题。各囯领导应该竞相为本国民众带来福祉，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好，而非在国内贪腐横行，民生凋敝，矛盾尖锐的时候就发动战争，转移矛盾，否则老百姓有权推翻他们。老百姓只想平安到老，不想看“英雄”和“大帝”们表演。 人都只为自己认为实现得了的理想奋斗，不会为被自己认为不可实现的目标努力。所以乐观主义者为一个积极的目标奋斗，悲观主义者为一个“现实”（实则为消极）的目标奋斗，结果二者都达到了自己的目标。于是他们也都通过实践证实了自己心理预期的正确性，就更加确信自己的思维是理性的。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思维惯性，实际上，在我这样的乐观主义者看来，悲观主义者的理性是残缺不全的。 我们的世界有时候会被悲观主义者主导，比如引爆二战的那群人说到底都是一些悲观主义者。有时候又会被乐观主义者主导——比如结束二战的那群人，我们看到他们身上闪烁着美好而积极的人性的光辉。 在我看来，我们不应该只是消极的极端民族主义者，而应该是积极的国际主义者和人类主义者。如果所有的民族都只关注自己本民族的利益，而罔顾正义，那么最后就无所谓正义，国民们就会成为对其他国家的国民的灾难麻木不仁的好斗分子。极端民族主义者既然眼睛盯着本民族利益，凡是对本民族的利益有影响的事情，不管对其他民族的人是不是残忍的，都不在乎，那就是功利主义者，功利主义者的眼中只有功利，没有真正的正义。 健康的民族主义者应该是通过自己的积极奋斗，努力促进本民族的各项事业发展，提升本民族的福祉，同时又能够对其他民族的人遭受的灾难深表同情和乐于帮助的人。结束二战的正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既做利己的事情，身上又有利他主义精神。这些人是一群积极乐观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是在灾难发生后拯救世界的良药。诺贝尔奖之所以授予理想主义者，也是因为人类中的大多数人其实是在鼓励这样的理想主义精神的。 战争一度使我非常郁闷，但是我很快就又恢复了乐观，无论今天我们遭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我相信大多数人还是会认识到暴力手段只会引发更多的暴力和仇恨，不会解决任何问题，最终还是会走向和平，我们也会为那些无辜的死难者讨回公道，制止住暴力。

科学家和医生应该不应该关心政治？我常常听到一些声音告诉我，你好好学医和搞科研就行了，不要关心政治。这句话实际上是我国传统文化熏陶下的一种独特的扭曲的价值观的反应，这种价值观可以用文采斐然的话来形容——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 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人间盛产对他人的命运漠不关心，甚至蘸人血吃馒头的看客，久而久之，大家习惯了麻木不仁。我在很多重大灾难爆发的时刻，都没有袖手旁观过。虽然个人力量微薄，但是我也知道我发出的声音可以加强与我持相同的价值观的人群的声音的响亮度。我们不能因为害怕别人反对我们而退缩，如果我们认为某些原则不应被侵犯，就要站起来说出来。 据我所知，爱因斯坦、费曼、白求恩和罗素都是和平主义者，毕生都在做自己的研究的同时呼吁和平，反对战争。爱因斯坦甚至和罗素签署了“爱因斯坦－罗素”宣言，在全球发起反战运动。 在一些持相同价值观的人看来，爱因斯坦、费曼、白求恩和罗素做这样的事情非但无损其科学家、哲学家和医学家的形象，反而得到了更多的尊重。因为他们不是对他人的苦难麻木不仁的人，不是拿别人的痛苦当赏心乐事来调侃的人，不是只管自己吃饱喝足，不管他人死活的自私的人。 我国古人说上医治国，医者对所有的生命都是一视同仁的，医生应该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人道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不可能美化任何一场战争。不管这战争是哪个阵营发起的，我们一律反对。 二十一世纪是对话的世纪，没有任何人的生命应该遭到其他人的践踏。如果停留在历史中不断的冤冤相报，全球没有谁的生命会得到安全的保障，因为人类历史写满了仇恨，我们应该战胜仇恨而不是被仇恨战胜。这就是我的立场，不会因为任何原因发生动摇。 我们无法追求持不同价值观的人认可我们——尤其是那些好战分子，他们唯恐天下不乱，也很难说服每个人同意我们的主张，但我们可以大声呼吁，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如果所有的和平主义者都因为担心遭到攻击而噤声，好战分子将会更加有恃无恐，世界会乱成一锅粥。我们必须站出来，让热衷于战争的人感受到来自我们的力量不那么好对付，唯有如此才能减少战争。 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和平能给所有人带来更大的福祉，人类的幸福不应该以利益来衡量，更不应该靠战火来维系。寻求战争之外的办法解决问题才是人类应该努力的方向，战争只会造成苦难。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其他人丧失生命，在战火中流离失所。 尽管有许多人试图阻止我们发出这样的声音，但是我们无所畏惧，我们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加入到和平主义者的阵营，用我们的力量来阻止战争。一人之力虽微弱，无数的和平主义者站在一起组成的力量却不容小觑，我对此坚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