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漫谈 ⁽⁹⁶⁾

夏秋之交，在中国古代医学中，被称为长夏，长夏季节，很容易发生腹泻。《黄帝内经》的《金匮真言论篇第四》中有言：“故春善病鼽衄，仲夏善病胸肋，长夏善病洞泄寒中，秋善病风疟，冬善病痹厥”。这说明从古至今，人们就已经注意到夏秋之交很容易发生腹泻的现象。长夏季节为什么这么容易发生腹泻呢？这主要是因为这个季节影响肠道的微生物很活跃，霍乱、细菌性肠炎、病毒性肠炎等均易发生在长夏季节。据WHO不完全统计，全世界每年感染性腹泻病例达30-50亿人次，仅5岁以下儿童每年发生感染性腹泻就有约18亿人次，其中300多万人死亡，腹泻时5岁以下儿童的首位疾病和死因，夏秋季节最为多见。俗话说的小儿秋季腹泻，多数是因为轮状病毒导致的病毒性肠炎，这种病毒性肠炎如果处置不及时，常会导致小儿死亡。轮状病毒共分为A-G七个组，其中的A、B、C三组可感染人和动物，其余四组只能感染动物。轮状病毒腹泻主要发生在秋季和冬季，无论卫生条件好坏，几乎所有5岁以上的儿童都感染过A组人轮状病毒。轮状病毒除引起腹泻外，还会导致患者出现发烧和呕吐等症状。除轮状病毒外，诺如病毒也是会引起腹泻的一种常见病毒。诺如病毒常常会引爆聚集性疫情。诺如病毒既无疫苗，亦无特效药物，人群普遍易感，而且一年四季都容易爆发诺如病毒疫情，只是夏秋季节尤其高发而已。霍乱，细菌性腹泻和痢疾的发病高峰一般也是在夏秋季节。霍乱是由霍乱杆菌引起的，霍乱作为甲级传染病，其杀伤力非同小可。大肠杆菌、痢疾杆菌等病原微生物也是在夏秋季节猖獗。一般认为这个季节之所以高发各种病原微生物引起的腹泻，可能与生活方式及饮食习惯有关。因为以上的病原微生物都是以“粪-口”传播为主。夏秋季节自然界水体受污染机会增多，苍蝇等媒介生物大量繁殖，加上人们喜欢在这个季节食用各种生冷食材，导致这些病毒和细菌传播机会大大增加。除霍乱外，多数在夏秋季节传播的病毒和细菌造成的腹泻都是自限性疾病，而霍乱则是被世界各国严密监控的甲级传染病，在现有的医疗条件下，不再容易爆发大规模的霍乱疫情。所以身体壮实的人，在夏秋之交不易发生腹泻或即便发生腹泻，情况也不太严重。但是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如儿童和一些慢性病患者，则应注意，要尽量堵截住各种粪口传播的病原微生物的侵袭。不但要避免食用生冷食品，而且餐具和炊具也要做好高温消毒工作，家中还要做好灭蝇和灭蟑工作，菜要煮熟煮透才能吃，洗菜的器具尽量与餐具分开洗。公共卫生间里的门把手和气溶胶也能传播各种可导致腹泻的病毒和细菌，使用公共卫生间时也要做好个人防护。因为很多病原微生物都属于人畜共染的，所以常见的宠物和家禽、家畜，也是重要的传染源。与动物接触或接触动物粪便时，都要注意个人卫生。由于长期以来，受中医的传统理念的影响，多数中国人在出现大便溏泄时，想到的不是病原微生物，而是“脾虚”等字眼。所以很容易按照健脾的思路滥用药和乱投医，也很容易对导致腹泻的传染源疏忽大意，反复感染病毒和细菌。而有些有害病菌，如产气荚膜杆菌，绿脓杆菌等，一旦侵入人的肠道，能够长期盘踞在肠道之中，大量繁殖，导致患者反复腹胀、腹痛和腹泻。所以很多人是长期被腹胀和腹泻等问题困扰。自从抗生素出现后，人类普遍的使用过抗生素，但是滥用抗生素后，也会导致肠道的有益菌被大量的杀死，出现抗生素引起的腹泻。所以在追查患者的腹泻病因时，也要考虑滥用抗生素的因素。因为夏秋之交的腹泻的病因复杂，所以西医治疗这一季节的腹泻，还是要先明确病因，确定所感染的病原微生物的种类。而中医则多是采用对症治疗的方法，需要医生根据患者的各种症状，对症用药。但治病不如防病，患者自己守住口，勤洗手，不滥用药很重要。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卫生习惯，可以大大的减少罹患夏秋季节的腹泻的概率。

我经常遇到患者和患者家属向我咨询一些偏方的疗效。通常，这些偏方的背后，总会有一个癌症患者康复的奇迹故事，但是以我过去十多年的见闻，没有一例照搬这种偏方抗癌成功的真实案例。 我过去十多年接触到的癌症患者有近十万人，在这么多的癌症患者中，找不到一例可以重复这种奇迹般的疗效的患者，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了。也就是说，这样的创造奇迹的偏方根本不具有可重复性，其背后的抗癌成功的奇迹故事，也很难被验证。 癌症作为世界医学难题，不是那么好对付的。越是信誓旦旦的强调某种抗癌方案的有效率多么高的宣传，越可疑。患者和患者家属应该谨慎的对待这种到处可见的信息，不要把自己康复的希望寄托在这些“奇迹故事”上。否则的话，很容易耽误治疗时机，丢掉宝贵的生命。 我遇到的绝大多数康复者，都是靠综合治疗和患者个人调整生活方式，改变不良生活习惯抗癌成功的。靠单一因素成功的癌症康复者是极少的。任何已经见效的抗癌方案，都是非常宝贵的方案。有一些患者在用的某种方案，明明已经有效，但是偏偏嫌见效速度慢，硬要更换医生和治疗方案，最终都不免耽误了自己。 医生也许会因为个人所学的知识的束缚，存在排斥西医或排斥中医的倾向，但是患者和患者家属，不应该对中西医存在任何偏见。我对纯粹的中医黑很头痛，对纯粹的中医粉也很头痛。我一直强调，治疗癌症应该多学科合作，中西医并用，医养结合，医患共同努力。在患者身体状况尚可的情况下，采取综合手段治疗，是患者存活机会最高的选择。 癌症患者和患者家属最需要寻找的是专业知识过硬，临床经验丰富的中西医师，而非偏方。曾经有个年轻的医生对我说，她在肿瘤科做临床，最大的感受就是癌症患者是一个疾病的综合体——癌症患者身上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身心健康问题，这些问题都有可能导致患者丧生。所以肿瘤科的医生需要见多识广，才能帮助到患者。 一个肿瘤科医生同时能服务的癌症患者，我认为不应该超过三百人。而且这还是年富力壮的中青年骨干医生能够承受的最大的量，年老体衰的医生，服务的癌症患者的数量应该更少才对。因为每个患者都需要医生付出大量的心血，去解决他们存在的各种问题。 我们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我国居民的经济条件并不好，所以医生的配比还不合理，大多数医生接诊的患者远远的超过了医生们能负荷的最大数量。所以诊疗工作很难做得非常仔细，基本无法为患者提供长期的周到的服务，这直接影响了我国癌症患者的生存期——在全球各国中，我国癌症患者的五年生存率是相对较低的。 所以癌症患者遇到一个细心和耐心的医生，是可以多活一段日子的。中晚期癌症患者大多数会死于癌症，地球上还没有一个医生有确切的把握可以保证治好中晚期癌症患者。但是现有的医疗手段，可以延长患者的寿命，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 我认为癌症患者和患者家属，最应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理智的认清现实，调整心理预期，与医生们建立起最理想的长期合作关系，为患者争取最长的生存期和最好的生存质量，而不是四处打听治愈癌症的偏方。…

张仲景为东汉末年的名医，但是《三国志》和《后汉书》等史书上对张仲景只字不提，同时代的华佗则有传记，所以关于张仲景的生平，几乎没有信史资料可供参考。 西晋名医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中提过张仲景：“仲景见侍中王仲宣，时年二十余，谓曰∶君有病，四十当眉落，眉落半年而死，令服五石汤可免。仲宣嫌其言忤，受汤而勿服。居三日，见仲宣，谓曰∶服汤否？仲宣曰∶已服。仲景曰：色候固非服汤之诊，君何轻命也！仲宣犹不言。后二十年果眉落，后一百八十七日而死，终如其言。此二事虽扁鹊、仓公无以加也。华佗性恶矜技，终以戮死。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选论甚精，指事可施用。” 王仲宣是建安七子之一，他不是眉落而死，而是死于建安二十二年的一场大瘟疫。建安七子中的徐幹、王仲宣（王粲，仲宣是王粲的字）、刘桢、陈琳等四人同死于建安二十二年的大瘟疫，这是有信史记载的。从这一点即可判断出，皇甫谧记载的张仲景诊王仲宣一事不大可靠。后人编造张仲景判断王仲宣四十岁当眉落而死，后果应验一事，或许只不过是为神化张仲景的医术的夸大其词而已。但张仲景与王仲宣为同时代人则是真的。 《伤寒卒病论序》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这段文字，刘渡舟教授认为“建安”可能是“建宁”的误写，刘老的这一观点未必正确。张仲景与建安七子的王仲宣为同时代人，所以“建安纪年以来”并无讹误。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东汉末年的桓帝、灵帝、献帝年间，瘟疫连续流行了很多年。 这些瘟疫究竟是不是由同一种病原体造成的？我们不得而知，但存在这种可能。当时瘟疫连年不断，造成了十室九空的劫难。汉末的瘟疫有时是全国性的，有时是局部爆发的，断断续续的闹了近百年，与明代末年相似。张仲景一家自建安纪年以来，死亡了一百多口人是完全有可能的。 刘渡舟教授认为建安年间只有建安二十二年才有一场特大瘟疫，而张仲景序言中说“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刘老据此认为这段文字的意思是说在建安纪年的前十年，张仲景家族中就因为瘟疫死了这么多人不合情理，殊不知建安年间的一些局地爆发的瘟疫也很可怕。 同时代的王仲宣的《七哀诗》中有这样的诗句：“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从王仲宣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因为战乱、瘟疫和饥荒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是多么的深重。只能说建安二十二年瘟疫规模最大，不能说建安二十二年之前的瘟疫杀伤力不强。建安纪年以来，在很多地方，局地爆发的瘟疫造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况且“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的意思也不一定是说从建安元年到建安十年之间的“犹未十稔”，完全可以理解为张氏家族在建安纪年期间，不到十年便死了一百多人。 张仲景生在这样一个瘟疫流行的离乱之世，又身为医生，不可能不为当时的瘟疫所触动。曹植说当时“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曹丕《与吴质书》中也说：“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张仲景与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对当时的瘟疫横行造成的惨绝人寰的悲剧，也是痛彻肺腑的。 所以他在《伤寒卒病论序》中发出这样的悲叹：“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悴其内，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

胡希恕教授写过一篇短文《论方证》，这篇文章写得言简意赅，也写出了中医临床治病的关键。胡老说：“中医辨证，不只辨六经八纲，更重要的是必须通过它们，来辩方药的适应证……。方药的适应证，简称之为方证。某方的适应证，即称之为某方证，如桂枝汤证、麻黄汤证、葛根汤证、大青龙汤证、柴胡汤证、白虎汤证等。方证是六经八纲辨证的继续，亦即辨证的尖端，中医治病有无疗效，其关键在于方证是否辩的正确。不过方证之辩，不似六经八纲简而易知，须于各方的具体证治细玩而熟记之。” 胡老在另一篇文章《论〈伤寒论〉的独特理论体系》中说：“辨证施治，是说明中医以药治病的方法，亦常被称为辨证论治，我以为辨证施治更朴实些。本来嘛，有是证即用是药，还要引经据典的议论一番，干什么？旧社会为了写给富贵老爷们看，显得自家儒气，便于售技讨饭，这种可怜相，现在没必要了。” 胡老是中医界少有的清醒者，看到了数千年来中医的流弊。中医陷入玄谈，而且越谈越玄，其根本在于医生在“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文化圈，历来没有什么地位和尊严。有钱人延医治病，医生想讨好他们，要学会按照儒家士子们的那套行话来谈医论治，讨碗饭吃。久而久之，遂成风气，忘记了中医治病的根本，让近乎玄幻的阴阳五行理论绑架了中医。渐渐使中医越来越脱离实际，按照阴阳五行的逻辑推论，几乎无病不可治，但实际上病哪有那么好治疗的？最后导致很多中医吹的牛皮越来越大，临床疗效越来越不尽如人意，遂使中医显得极为不诚实。 关于这一点，不但在中国是这样，在日本等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地方，也是如此。以至于日本的一些有名的汉方医学家，都不得不同时以儒家文化来包装自己。如浅田宗伯这样的汉方医学界的泰斗，也需要靠儒学来提高自己的身份，因为大家都觉得医术不过是雕虫小技，儒学才伟大。中国古代没有名气的中医，大多要和拨浪鼓的小商小贩一样，摇着串铃穿街走巷，招揽生意。这样的医生俗称铃医，社会地位很低，读书人以沦为铃医为耻。铃医要取信于人，讨碗饭吃，更是要捧儒学的臭脚。 与临床疗效关系最密切的是方证和药证，中医最难学的也是方证和药证。要学好方证和药证，必须下苦功夫记忆大量的方药学知识。所谓的阴阳五行和六经八纲这些理论，一个聪明点的读书人，学习一个月便可以谈得头头是道。但是方证和药证千头万绪，要学好方证和药证，就需要花费特别多的心血。要在临床中熟练的根据方证和药证治病，则更需要下狠功夫将学和思相结合。 常用的中药有四五百种，还有各种不常用的中草药，共有约17000多种。至于历史上的有疗效的方剂，不下10万种。翻阅一下《中药大辞典》和《中医方剂大辞典》，我们便知道一个中医师要想学全这些药物和方剂的适应证和禁忌症，是不可能的。将来有AI技术的帮助，或可办到，单靠人的大脑来学习和记忆，只能学习到有限的一部分。所以中医师也要现实点，学好某一科的疾病的治疗，记忆该科常用的三五百种中药，一两千种方剂的适应证，就已经了不起了。那些靠一两个月就能速成的阴阳五行理论，只能造就一批夸夸其谈的伪中医。 中医的方证和药证从何而来？是圣人们发明的吗？当然不是。黄帝也罢，歧伯也罢，尹伊也罢，神农也罢，都只是古人拉虎皮扯大旗，用来壮自己声势的幌子而已，这些幌子仍然是医生们讨饭糊口的工具。古人将这种现象形象的概括为“借圣人之口立言”。黄帝忙于治国，哪有那么多的时间去研究医学？诚如胡希恕教授所言，中医的方证和药证是“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同疾病斗争的实践中，逐渐积累起来的伟大成果。它有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而绝不是，亦不可能是某一个时代，更不要说是某一个人能创造出来的。” 中国素来有迷信和崇拜权威的传统，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学术上，都喜欢迷信和崇拜权威，所以中国的社会制度和科学技术进步非常缓慢。这是一种思维上的懒惰行为，人们不愿意去探索新事物，不愿意自己动脑子去摸索新办法，只愿意活在圣哲们的光环之下。至于这些借圣哲之口说出来的道理是对还是错，已经不重要了。 多数受到中医文化影响的所谓中医粉，也在这种思维中把自己给耽误了。我经常碰到一些患者，开口就问我：“我脾虚，请问我应该用什么药治疗？我上热下寒，请问我应该用什么药治疗？”有些患者甚至仗着自己看过几本中医书，以一种高傲的态度和医生谈论自己的病情。我很难与他们一一解释，这种求医问诊的方法非常的愚昧，老老实实的向医生描述自己的症状，详尽的将自己的痛苦表述出来，这才是最重要的。 在古代，医生们没有现在这么先进的检查设备，只能凭借患者的口述和医生可以进行的一些简单的检查手段来判断患者应该用什么药。正因为此，传统医学积累了非常丰富且可靠的“方证”与“药证”数据，这些方证与药证才是中医的精髓，是胡希恕教授所说的“辨证的尖端”。在现代医学尚未发达到足以解决一切问题的现阶段，传统中医的“方证”和“药证”能够弥补现代医学的不足，可以不必知道患者真正的病因是什么，但是却能解决患者的问题。…

中医的发展，不是一个时代，更不要说是某一个人的成就。无论是伊尹还是张仲景，都不可能一个人完成这么一个东西。它是从经验来的，所以中医学简单的说就是经验医学，是从疾病斗争中搞出来的。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著名的经方学家胡希恕教授 无论何种学术，理论与事实，欲其相应而无毫厘之差如治数学者，只需专为理论之研究而已足，无所用其经验之知识。至于医学，则非单纯之理论所得而解决之，故不得不求于经验的结合。 ——日本著名的汉方医学家，《皇汉医学》的作者汤本求真 中医的历史很悠久，也很博大精深，直到今天，它仍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外台秘要方》《千金方》《难经》《本草纲目》《医宗金鉴》，这些经典的中医典籍中所蕴藏的养生和治病的智慧，吸引了很多人。 但是中医界向来派系林立，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也是不争的事实。千百年来，很多人都认为自己掌握了中医的真理，每个派系都有不少的门徒，各执己见，唯我独尊，攻讦其他学派的学术观点，导致后来的学习中医者颇难抉择。有一些派系观点极端，流毒无穷，导致很多人丧命。 大千世界的众生是非常复杂的，他们生的病也各有各的不同，凡坚持一种较偏执的中医理念的，都是有问题的，如所谓的扶阳派或滋阴派等。此理易明，这世界上千千万万的人各不相同，怎么可能只有一种体质？昔者，祝味菊老大夫说，人人都说我是扶阳派，这是一种很大的误解，只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擅长用扶阳的方药，所以阳虚的患者来找我的比较多而已，中医又岂止扶阳二字能够概括得了？ 我读中医类书籍二十余年，几乎每天都在不间断的读，还尽量坚持每天都写作——大多数时候写的内容都是我学习中医和运用中医治病的心得。仆虽不敏，但是深信这份毅力也不是每个学中医者都有的。书读多了，就会像何任教授所说的那样，读书既多，反增迷惑，突然有一天水到渠成的就由博返约，由繁到简，豁然开朗了。 这是大多数研究学问者都会经历的一个过程，就如王国维把学问划分的三个境界一样，经历了“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和“为伊消得人憔悴”的两个阶段后，最终要走到“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第三步。 学中医者，最终大多会在经方中找到归宿。所谓经方，很多人不知其义，其实经方二字很简单，就是经验方的意思。按照胡希恕教授的说法，中医是经验医学，中医的经方是古人——而且是文化程度不高的老百姓而非什么圣人在日常生活中摸索出来的治疗疾病的经验方，绝非按照阴阳五行和周易八卦等高深的玄学理论推演出来的神奇妙方。…

中医经方学派特别重视方证和药证，当然很多经方学派中医有一个很不好的地方就是只尊崇张仲景记载的有限的古方，对后世的效验方不屑一顾，这个就有点囿于门户之见了。但是经方学派重视方证和药证，拒绝用阴阳五行的玄谈来解读中医的做法很值得肯定。 胡希恕教授毕生都在努力把经方与《黄帝内经》剥离，胡希恕教授及其弟子的著作是否定《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参考了《黄帝内经》的，也从多方面考证了《伤寒论》序言中的“撰用《素问》”等文字属于后人篡改张仲景的原文，以附丽《黄帝内经》中的阴阳五行和经络学说。 陈苏生教授的《五行平议》和姜春华教授对阴阳五行理论的考证（见姜春华的《中医与科学》），都做了很多功底十足的考据工作，证明阴阳五行学说应用于中医，颇为牵强附会，读者有兴趣可以自己查阅。日本的汉方医学家如吉益为则和汤本求真等，基本上都摒弃了阴阳五行学说。 如果认真去读《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等古代临床著作的原著，我们不难发现，张仲景等临床医生真正所重视的是方证和药证。“有是证，用是药”，“知犯何逆，随证治之”，“桂枝本为解肌，若其人脉浮紧，发热汗不出者，不可与之也。常须识此，勿令误也”，每一个方子都有非常清晰的适应症，有些还有禁忌症，见到了适应症，就用相对应的方剂，效果立竿见影。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张仲景用阴阳五行理论去解释病者的疾病，直到金元时期的成无已开始，后人才开始用自己的语言去解读张仲景的著作，此时离张仲景去世已经有千年之久。这些解读大量的采用阴阳五行的理论，以讹传讹，流毒无穷。把本来是建立在方证与药证的基础之上的，清晰明了的中医临床著作，蒙上了玄学的色彩。 胡希恕教授认为，这是因为古代的中医，要想混碗饭吃，给富贵人家看病，免不了要扯上一些貌似高深的理论来令人家信服，所以才讲辨证论治。胡老认为中医要做的是辨证施治而非辨证论治，不需要这些高谈阔论，辨明了患者属于某某证，直接用某某方就可以了。这种有据可依的治病思路，较之于胡扯阴阳五行理论要可靠多了。所以胡老生前治病时，一般只讲这个患者属于桂枝汤证，那个患者属于小柴胡汤证，直接按证开方就是了。 “真理半张纸，闲言万卷书”，这句至理名言用来形容中医，真是恰当不过。《伤寒论》很薄很薄，但是古今解读《伤寒论》的书汗牛充栋，后人把《伤寒论》越读越复杂。古今注解《伤寒论》的有数百家，这些人注解《伤寒论》的书看一辈子也看不完。 我看过崔永元的一次演讲，主题和“素读”有关。崔永元给“素读”下了个定义：按照人家自己的本来的意思去读人家的书，不要过度解读原作者的意思，把人家一行字读出无数行来，这就叫素读。 崔永元讲了一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真实的事情：他说有一次做节目，他们邀请了一个书法家嘉宾，崔永元看到人家特别激动，因为他之前读过这位嘉宾的书。所以崔永元讲了一大通的书法理论，听得人家嘉宾也很激动，问崔永元从哪里看到这些理论的。 崔永元说，就是从你的某某书中看到的呀。这个嘉宾对崔永元说，我的书中没有这样的话。于是崔永元拿出书来翻阅，果然这个嘉宾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崔永元感慨万千的说，我们现代人已经习惯了按照自己的思维去曲解其他人的意思，不能用“素读”的态度去理解他人。…

如何提高中医临床治病的有效率？虽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有一点却为大家所共同推崇，那就是重视中医的辨证施治。 但是说到辩证，自古至今，中医界有很多的争论，至今仍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其中最为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大多数中医师希望中医不单纯的停留在经验医学的层面，而试图把它拔高为可以用一种高度概括的医理来指导临床的辨证论治思维。只是这种“拔高”是需要极度谨慎的一件事情，因为如果这种拔高是建立在想当然的基础上，那么按照拔高后的理论来指导临床，就会错误百出。 所以中医的各种辨证论治思维，八纲辨证、六经辨证、脏腑辨证、三焦辨证、营卫气血辨证等，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争议。 即如《伤寒论》中的六经辨证，有人说是按照经络学说来辨证的，有人认为《伤寒论》中的六经与《黄帝内经》中的六经不一样，这里的六经只是一个名称，与具体经络无关。 胡希恕教授深受日本汉方医学家吉益为则和汤本求真等人的影响，将六经辨证中的六经用八纲理论来诠释，他认为太阳病属于表阳证，少阴病属于表阴证，阳明病属于里阳证，太阴病属于里阴证，少阳病属于半表半里阳证，厥阴病属于半表半里阴证。 胡老关于表证、里证、半表半里证的描述，则基本上是直接复述汤本求真的原文。汤本求真认为表是指人体的皮肤等表层组织，里是消化器官，半表半里是胸腔和腹腔中的除消化器官之外的器官，胡希恕教授亦是如此来定义表证、里证和半表半里证。汤本求真继承了吉益为则的“万病皆一毒”的学说，提出人体生病多因水毒、食毒和血毒所引起，这种观点在胡老生前撰写的唯一的一篇论文中，也基本上是全文照录了。 胡希恕教授一举推翻了古人对《伤寒论》的各种玄谈式的解读，把中医的经方医学还原为以方证和药证为重点的辨证施治医学，而胡希恕教授生前又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疗效最卓著的老大夫之一，所以他的观点很有说服力。他重视实证，谨慎对待各种臆测性的玄谈，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但是胡老的理论也不能说是十全十美的，他仍然坚守的八纲辨证理论是不是很可靠呢？他对六经的重新定义，以及他对表证、里证和半表半里证的界定是否符合事实呢？这也未必。比如治疗里证的很多方剂，可能用于治疗胡老所说的表证和半表半里证的效果也很好。表证、里证和半表半里证并不能完全和汤本求真氏的描述一致。 所谓辨证施治，其核心是“有是证，用是药”，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患者有什么样的用方或用药指征，就选用什么样的方剂或药物。这种对症下药的用药方法是最简单、最客观，也可能是最有效的方法。胡希恕教授说，方证是辨证施治的尖端，虽然他本人创造性的将六经辨证转化为八纲辨证，但是他也承认，对具体方证的细细把玩才是他取得临床疗效的关键。 据胡老的学生描述，胡老在开方时，常常用桂枝汤证、葛根汤证、小柴胡汤加石膏方证来形容患者的病情。胡老辨证的要点是收集病人的临床症状、舌象和脉象等证据，然后判断这个患者的系列症状与经方中的哪张方子最对应，确定患者属于某某方证。…

刘方柏教授认为要想提高临床医师的疗效，最有效的方法是从“方证”入手，我对他的这一观点是认同的。中医辨证论治的关键是“有是证，用是药”，“随证治之”，用药用方，都需要有“证”。 用今天的医学术语来说，中医讲的辨证论治就是要有用某药或某方的指征，要根据患者一系列的临床表现来决定用何种方剂或中药。 中医之所以特别推崇张仲景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就是因为张仲景的著作是特别重视“方证”和“药证”的。用药用方的指征非常明确，学者掌握了某方的用药指征，临床上遇到了这样的患者，按照用药指征去选方用药，往往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疗效。 最近有个患者找笔者治疗胃癌，除了胃癌外，这个患者还存在一些其他的问题：多年来患者的脖子都是僵硬的，且有顽固的荨麻疹，不爱出汗，一直也没有医生能解决他的这些问题。 这在《伤寒论》中是有条文记载的。《伤寒论》中说的“项背强几几”，就是指患者的颈和背僵硬，不可转动，出现这种指征时，需要用到的是葛根系列的方剂。这个患者不爱出汗，又属于中医的“表实证”，需要用到麻黄，所以在葛根系列的方剂中，他又是适合用含麻黄的葛根汤而不是葛根加桂枝汤，要用葛根加桂枝汤的话，要有“自汗出”的用药指征。抓住了这些“方证”和“药证”后，就知道这个患者是葛根汤的适应证。我就建议他用葛根汤来解决这些问题，同时用复方斑蝥胶囊之类的抗癌药物来预防胃癌复发。 虽然中医强调“秋冬不用寒凉，春夏不用辛温”，还有一些医生强调夏季是绝对不能用麻黄的。但是中医向来有“圆机活法，存乎一心”的说法，所以用药不能拘泥于这样的古训。“存乎一心”这个说法太主观，我觉得还是应该强调客观的“方证”和“药证”，只要具备相应的“方证”和“药证”，不必受各种条条框框束缚，方证对上了，用对了方，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这个患者在服药一个月后再联系我的时候，困扰了他多年的脖子僵硬和荨麻疹的问题就都解决了。这就说明这个患者用葛根汤是对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患者的荨麻疹我并没有去在意，因为葛根汤是解表的方剂，荨麻疹在表证解除后，多能不治而愈，这是笔者在临床中屡次三番见识过了的。所以只抓主要矛盾，不为次要矛盾迷惑，解决了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不管它，它自己也解决了。当然中医的解表类方剂特别多，所以治荨麻疹不可以都用葛根汤一个方，如果都用这一个方，疗效肯定不好，也是要根据患者具体的指征来选择对应的方剂。 说到葛根汤这个方子，我之前还治疗过一个患高血压的司机，也是多年来肩颈不适，脖子僵硬，不爱出汗。这个患者也与葛根汤的“方证”对得上，我也给他用了葛根汤，结果不但脖子僵硬的问题解决了，高血压问题也彻底解决了，从此没再吃降压药，血压也是正常而且稳定的。按照现代药理学的观点来说，葛根汤中所含的麻黄是升血压的，如果我们因为这个药理作用，而把中医的方证抛开，那么这个患者可能就好不了。 中医有没有疗效？中医一定是有疗效的，中医虽然不能解决一切疾病问题，但是它能解决相当多的疾病问题。而中医临床疗效的根本在于方证和药证。笔者本人教自己的学生时，就紧抓方证和药证，时时刻刻提醒他们记住某个方证或药证，这样临床用药时才不至于抓瞎。 方证和药证比脉诊还重要，脉诊是很主观的，而方证和药证却非常客观。抓住了方证和药证，不一定非得号脉才能给患者治病。上文中的这个胃癌患者就因为疫情的原因，根本没法找笔者号脉和面诊，笔者是在网络上通过视频问诊，详细的了解患者的各种症状和体征，然后判断其为葛根汤的适应证，用上葛根汤后就解决了他的问题。…

人类学家通过研究古人的粪化石来了解古人的食谱，粪化石中含有许多东西，如花粉、植物结晶体、羽毛、骨头、毛发以及蛋壳等，这些东西帮助我们了解到我们的祖先日常以什么为食。 毫无疑问，人类的先祖的食谱比今天的人类要广泛得多。在工业文明初期，一些尚存在于世界上的某些角落的食物采集部落（尚未进入农业社会的原始部落）的食谱也非常的庞大。 无论是澳大利亚的土著还是非洲卡拉哈里沙漠中的亢人，都是靠采集自然界的各种野生的动植物为生的。这些食物采集部落的人们虽然不会阅读和写作，但是他们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他们熟悉他们家乡周边的各种动植物。 亢人能用近500种不同类型的动植物作食物、药品、化妆品、毒药和其他用品。由于食谱广泛，发生天旱时，亢人周边的农业部落出现大饥荒，但是亢人们却食物充足。而且亢人的整体健康状况与工业社会居民差不多，他们的寿命并不短，他们也很少患高血压、肥胖症、静脉曲张、溃疡、大肠炎之类工业社会常见病。 美国德州农工大学人类学家Vaughn M Bryant在德州西南的一处考古现场进行野外挖掘时，整理出了生活在该地区的史前人类的食谱，他决定自己也按照这一食谱进食。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增加锻炼，骑自行车而不是开车去上班，爬楼梯而不是坐电梯回家，这一改变让他的身心变得比过去健康了许多。他没有采取任何节食措施，但是三个月内体重减掉大约30磅。此后的四年中，他再也没有患过大病，那些曾经困扰他多年的现代病不治而愈了。 人类在进化的同时，也在不断的退化，社会的进步并不代表人们的健康状况和幸福指数也在进步。生产效率的提高可以让地球养活更多的人，但是这种进步对人类身心健康并不一定总是有益的。 那些生活在采集社会的人们过的生活也比我们更舒适，他们每天用来收集食物的时间只需要一两个小时，其他时间大多是自由而闲适的，不用像我们一样朝九晚五的工作。他们的活动量也较现代都市人大。在他们的世界里，不存在过去，也不存在未来，他们只关注现在。所以他们没有焦虑和忧愁，不存在现代人普遍存在的心理压力。 我们现代人对美味食物的追求，正在让那些对身体健康更有益的食物从我们食谱中消失。那些曾经广为人知的可以药食两用的菜果，变成了无人问津的野菜和野果。我们甚至不再知道它们的名字，更遑论食用它们。…

时不时有人问我应该怎样学中医，承蒙这些读者看得起，他们错误的认为我有资格来为他们指点迷津，甚至还有一些读者希望我能开网课，给他们上中医课，但我深知自己能力有限，最应该做的是藏拙而非好为人师。 我今天不揣冒昧的写这篇文章，也仅仅是交流一下自己的一点不成熟的心得，写出来供方家指正，绝不敢以好为人师的姿态来指点他人。 我个人学习中医是因为热爱，但是我热爱的并不止中医，我也热爱现代医学，还热爱与人的心理相关的精神哲学和心理学等。只是我没有现代医学和精神医学的实践机会，所以平时写文章不敢乱写太多中医之外的东西。医学是一门实践的学科，倘若缺乏实践经验乱写，就容易误导读者，有些读者阅读了文章后按照文章中的治疗方案尝试着治疗自己，就会害了他们。 我的公众号有五万多关注者，网站也有一些长期读者，有些文章的阅读量很大，所以我对自己写作的东西很小心。我所知的有限，未知的无限。平时写作的东西，更多的像是一种读书笔记，写出来首先是供自己加深记忆用的，然后才是分享给读者朋友们。 一些老前辈们提到的学习中医的心得是肯綮之言，以前我读不懂，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体会越来越深刻了。 比如说任应秋教授曾说过，人要年过六十才真正懂中医。我以前对这句话不太服气，觉得任老未免有点倚老卖老。随着自己身体上的毛病越来越多，我才深刻的体会到任老的话很有道理。人只有经历了从年幼到成年，从盛壮到衰老的过程，才知道人的身体是怎么回事，知道中医是怎么回事。 我们常常说中医是一种整体医学，过去多将这个整体解释为人体的各个脏腑和经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与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三层意思。 在这里请容许我狗尾续貂一句：人的一生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中医所研究的恰恰是人的一生，中医的“治未病”思想是需要人在年轻的时候为自己年老时的健康做好预防工作的。 《菜根谭》中有句话：“老来疾病，都是壮时招的；衰后罪孽，都是盛时造的。”这句话是至理名言，许多人看似到老年才出现老年病，其实这些所谓的老年病，都是人从出生到老这整个过程中养成的种种不良习惯日积月累造成的。不良习惯的危害很大，它就像飞机的航线偏离了非常微小的一个角度，这点小偏离，可能会导致我们目的地是广州，最终却飞到了上海。但是我们平时是觉察不出来不良习惯的坏作用的，只有到得了场大病才会知道。 所以任老讲人要年过六旬才懂中医，很有道理。中医强调人要精神内守，节制房欲，不要耗竭自己的元气，遵循四时规律去生活。这些在年轻人看来都是不可接受的，只有等到老了，身体吃亏了才能醒悟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