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杂谈 ⁽¹¹⁶⁾

癌症患者经常会出现顽固性的腹泻，诱发癌症患者腹泻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既有肿瘤发展导致的腹泻，也有患者自身体质造成的腹泻，甚至还有些腹泻是治疗带来的副作用。如一些患者经手术、放疗、化疗、中药或者口服靶向药物等治疗后，诱发了腹泻。首先是很多肿瘤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可以造成肠黏膜损伤，进而出现不规则的腹泻。如部分肠癌、神经母细胞瘤、胃泌素瘤患者，就很容易因为肿瘤的原因出现腹泻。其次，有一些患者属于脾肾阳虚或其他原因导致的痰湿体质，在未诊断出肿瘤之前即长期有腹泻的现象，比如西医诊断的结肠炎患者。治疗原因造成的腹泻也很多见，手术、放疗、化疗、中药和靶向药物均可造成部分患者腹泻。胃肠道肿瘤经手术切除掉部分肠段后，肠道功能改变，就容易出现腹泻。化疗药物对肠壁有毒副作用，可以干扰肠细胞分裂，引起肠壁细胞坏死及肠壁炎症，形成腹泻。腹部、盆腔或腰部脊柱的放疗，容易导致放射性肠炎，继发肠黏膜萎缩，引起急性渗出性腹泻，放疗的副作用有时不会马上出现，部分患者甚至会在放疗后多年才出现放疗的后遗症。靶向药物Tarceva、Sorafenib等的副作用也会引起腹泻等不良反应。中药的苦寒性药物以及部分有肝肾毒副作用的药物也会引起患者出现腹泻的反应。癌症患者的腹泻一般较缠绵，病程很长，久病之后更会出现寒热夹杂等复杂的病情，治疗极为棘手。西医常规对症治疗腹泻的用药是苯乙哌啶、易蒙停、阿托品、蒙脱石散等，但是此类用药对顽固性的腹泻患者，很少有根治性的作用，长期服用会有一些副作用。中医治疗腹泻是需要辨证论治的，应该根据每个患者具体的情况，具体地去分析其腹泻的原因，对症下药。无法贸然给出一个统一的治疗腹泻的方案来，也无法根据西医诊断出的某个病名，开出相应的中药方剂。首先我们需要了解患者既往的体质特点，如果患者属于脾肾阳虚体质，则首当温补肾阳，如果患者属于湿热型体质，又当以祛除湿热的思路治疗。尚有一些患者的腹泻属于严重的器官损伤，此时可能各种治疗方法均无法缓解患者的病情，便当如实告知患者和患者家属。但无论造成腹泻的原因是什么，中医治疗腹泻的思路都是有一定之规的。兹就笔者多年来的阅读和实践经验，谈一谈笔者对腹泻的辨证论治的思路。 腹泻从中医来说，大致的证型有风寒内侵、脾虚泄泻、肾虚泄泻、湿热泄泻等四种。 风寒内侵的患者一般兼有表证，或此前有受风寒所伤的病史，此类患者多同时有畏寒的现象，应以葛根汤或桂枝加葛根汤等方剂治疗。葛根系列的方剂治疗腹泻，颇为常见。桂枝加葛根汤和葛根汤均有“自下利”（即腹泻）的症状，但是此类患者之所以腹泻，其问题的根源不在于“里”，而在于“表”，这些患者都属于表虚不固，病邪入里造成的，所以治疗还是以辛温发表的思路为主，适度加入有止泻作用的葛根，即可达到治疗其腹泻的作用。 葛根汤方：葛根20g，麻黄15g，桂枝10g，白芍10g，炙甘草6g，生姜5－7片，大枣5－7个。 桂枝加葛根汤方：葛根20g，桂枝10g，白芍10g，炙甘草6g，生姜5－7片，大枣5－7个。 如果患者不容易出汗甚至完全无汗，畏寒严重，则用葛根汤。如果患者易汗，畏寒，则用桂枝加葛根汤。用葛根汤，患者发汗后，不可再用葛根汤，而是应续服桂枝加葛根汤善后。久泻的患者，用完解表的葛根汤或桂枝加葛根汤后，尚不能完全止泻，则需要用中成药玉屏风颗粒善后。 脾虚泄泻的患者，多有水湿内停的症状，除了腹泻之外，尚有舌苔胖大、水滑、有齿痕等症状，其人长期大便溏、软、不成形。此类患者的治疗应该以参苓白术颗粒、四君子汤、六君子丸、香砂六君丸等有健脾止泻作用的方剂为主进行治疗。如在夏季，脾虚内湿与夏季的湿邪和夏季常食用的生冷瓜果等食物的副作用夹杂在一起，患者常常会出现湿热夹杂在一起的腹泻，甚至会出现上吐下泻的症状。这时候可以用藿香正气丸、平胃丸、香砂平胃丸等治疗。肾阳虚衰的患者，多容易出现腰酸腿软、长期腹泻甚至五更泄的现象，对这类患者的治疗应该以温补肾阳，兼顾止泻的思路进行治疗。代表方剂为四神丸、桂附地黄丸、固肠胶囊、金匮肾气丸等。湿热体质或者湿热之邪造成的腹泻多发病急，日下几十行，有明显的食物过敏史、药物过敏史等原因。此类患者的治疗，应以黄连系列的方剂为主。成药用黄连素片、复方黄连素片、腹可安片、香连丸等，汤剂有黄连解毒汤、葛根芩连汤等。黄连解毒汤方：黄连6g，黄柏6g，黄芩9g，栀子9g。葛根芩连汤方：葛根15g，黄连9g，黄芩9g，炙甘草6g。千方易得，一效难求。顽固性的腹泻治疗起来并不容易，笔者治疗顽固性的腹泻，也是经常屡次失败。但是用中医的辨证论治，也解决了不少的患者的腹泻问题。患者一旦出现腹泻等急性症状，患者本人和家属情绪急躁，易激惹，医者治疗时尚须小心翼翼。

多数癌症患者最终不可避免地会因为癌症而走向死亡。现代人应对死亡的经验越来越缺乏，以至于很多患者家属在患者临终前手忙脚乱，少数患者家属无法接受患者即将离世的现实，仍然不顾一切地抢救患者。 其情可悯，但是行为是不理智的。 病人即将死亡时，有一系列的征兆，看到这些征兆时，家属应该尽量为患者预备好后事，而非一味地抢救。 现代社会里很多人最终是在医院里告别人世的，临终前的最后一刻也是在“抢救”着。很多亡者的讣告上写着“因病经治无效死亡”，这样的对待死亡的态度并不可取。 生老病死是正常的自然规律，理性对待死亡是每一个人的人生必修课之一。过去，多数人是在自己家中的床上去世的。在现代社会里，人们习惯把自己亲人最后的几十天交给了医院。以至于大多数患者在人生最后的几十天里，花掉了这辈子医疗总费用的一半以上。 医院的功能本应该是救治病人，但是现在医院的功能在无限拓展，处理丧亡也成了医生的日常工作，这为医患纠纷埋下了很大的隐患。 据我所知，多数一线临床医生，并不愿意冒着医患纠纷的风险去做临终前的治疗。他们更希望患者家属们能够理性一些，自己去应对患者的死亡，而非让患者家里落个“人财两空”的结局。因为在最后的这种时刻，医生所能做的十分有限。 医院收取昂贵的临终关怀治疗的费用，但是却不能给患者带来多少实际的帮助，患者也不得不在最后的这段日子里，躺在缺乏亲情关怀和人身自由的病房里，这对患者本人来说，并不是最好的选择。 更好的选择也许是我们的祖先们一直在遵循的病死老死在自己家中的方式。儿孙绕膝，全家人为患者做好最后一刻的准备，有信仰者按照自己的信仰来进行一系列的临终前的仪式。这不但能够陪伴和安抚即将离世的亲人，同样也能陪伴和安抚那些悲伤的家属。 我记得小时候，我爷爷辈的有几个亲人去世前，家中所有的重要的亲人们都会放下工作，日夜守在老人面前。…

最近，在癌症患者群体中流传着美国老人Joe Tippens服用狗药（兽用驱虫药“芬苯达唑”，英文名：Fenbendazole）抗癌成功的故事。 Joe Tippens是一位大型私募基金公司的股权合伙人，2016年他被诊断为患有小细胞肺癌，这是恶性程度最高的一种肺癌。 Joe Tippens的肺癌一经发现，便是晚期。按照他自己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说法，他的pet-ct片子看起来就像是点亮了的圣诞树，癌症已经扩散到全身各处。他的肝脏、胰腺、膀胱、胃、脖子和骨头里都出现了转移癌，他被医生告知为仅剩下三个月的寿命。 Joe Tippens去美国MD艾德森癌症研究中心求助，那里的医生对他的病情很不乐观，只能告诉Joe Tippens要坚强。后来Joe Tippens被医生安排进入一项临床试验组，医生们告诉他，如果该项治疗有效，也许他能活一年。 Joe Tippens接受了这样的打击后，对自己做出了三个承诺：“首先，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短期挑战，承诺绝对会去积极地面对；其次，把解决不了的那部分交给老天爷，不去多想；第三，每天至少让一个人在医院里开心大笑。”Tippens在自己的博客写道：“‘态度决定一切’一直是我的座右铭，而我现在可以说谢天谢地，我坚持了这三个承诺。”…

一直以来，总有晚期或终末期癌症患者和患者家属对我寄予很高的期望，希望我能为他们创造奇迹。 为病人创造奇迹也是我的愿望，我相信每一个学医的人，都发自内心地希望为病人创造奇迹，同时自己也能从帮助病人摆脱病魔的过程中收获自信和快乐。 但是现实总是残酷的，绝大多数的晚期癌症患者，尤其是终末期癌症患者，都是没有希望被治愈的。在患者及其家人过高的期望值面前，医生们往往被吓住了，变得极为谨慎，不敢轻易收治病人。 因为对这类患者的治疗，绝大多数时候会以失败告终，医者满足不了患者及其家人的愿望，继续治疗会导致患者家里人财两失，很容易出现医疗纠纷。所以除非是熟悉的病人，否则的话，医生是不太敢接诊这样的患者的。 每次碰到这样的患者与患者家属时，我都希望能有时间与他们进行一次恳谈，安慰他们，同时劝说他们降低期望值，理性一些。不要把医学，更不要把我自己想象得太神奇。我没有起死回生的能力，我虽然偶尔治疗成功了少数病人，但是也有千万例失败的案例。 从现实的角度来说，对晚期和终末期患者，不要追求治愈，更不要有太多的治疗，而是应该只做有限的治疗。把更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用于陪伴病人相对快乐地度过人生最后的这段艰难的里程。家人们对患者多些陪伴，将来就会少些遗憾。 据新加坡的医疗机构统计，多数病人在医院里花费最高的时候，是人生最后的几个月。最后几个月的医疗花费，占了病人一辈子医疗总花费的70-80%左右。 这是一件相当不值得的事情，我们花掉一大笔的钱，去换取几个月的生命——实际上这几个月的生命也未必是医生们争取来的，也许不治疗，病人也能存活几个月。 甚至日本有一些医生统计显示，如果家人陪伴到位，病人心情愉悦，一些晚期癌症患者不作治疗，也能延长几个月的寿命，这种陪伴的效果，比抗癌药的效果都要好。 当然，做适量的减轻患者痛苦的治疗，对改善晚期癌症患者的生存质量是很有好处的。甚至有部分患者在姑息治疗的帮助下，可以延长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寿命。但不顾一切地治疗，只会适得其反。…

去年9月份，我去浙江绍兴我的一个患者兼好友的老家祭奠他。我在他家住了一个晚上，他留下来的空荡荡的房子里，只有我一个人，故友已逝，但是他书架上的书尚存。 夜里我住在他生前睡过的床上，老实说心中多少有点发怵。所以睡得不是很踏实，就起来在他的书架上翻阅他留下来的各种关于癌症的书。看到了一度在日本医疗界掀起轩然大波的近藤诚医生的著作，还有有关葛森疗法的书。 我的这位患者兼好友是一个非常友善的人，他因为找我治病才认识我并与我结交。他慷慨大方，做事果断，也很有眼光。他生前赚了不少钱，有要在中国建立公益性抗癌组织的雄心壮志。 他是一个恶性黑色素瘤患者，也是近藤诚的忠实粉丝。在很长一段时间，他排斥癌症的正规疗法。但是在他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他却不得不在美国艾德森癌症研究中心接受那里的正规疗法——因为他的家人不再同意他固执己见。并最终因为在那里采用了溶瘤病毒疗法，病情迅速发展去世。 他的治疗不能说没有效果，但是不得不说，他是近藤诚的受害者。他最初找我治疗时，我联合使用复方斑蝥胶囊、平消片和西黄丸等几种成药，以及汤药，很快就把他腹股沟一个很大的转移病灶缩小了很多。他的生活因此不再受影响，此后他去了北美——他在美国休斯敦有自己的房子和土地。 因为他长期从事金融和投资工作，所以病情缓解后，他闲不住，到了北美后又去了欧洲和南美，到处寻找投资机会。而且还在想着为我租赁一大片土地，供我种植中药材，邀请我和他一起为他的庞大的抗癌公益计划奋斗。 他很年轻，得病时才40岁，他非常希望能根治掉自己的癌症。经济上又很宽裕，所以他能接受当今世上任何昂贵的治疗。但是看得出，他对近藤诚的癌症不用治疗的理论和葛森疗法的理论很着迷。所以无论是中医的抗癌药还是西医的抗癌药，他都在病情缓解后停止使用了。 当他去世时，他的家人把他剩下的各种中西药都给了我，我才发现他虽然找医生开了处方，也买了药，但是却根本不怎么服药。 令人遗憾的是，他的病在他这种按照近藤诚的对癌症不作为的思想的指导下，迅速地发展。直到后来，发展到终于出现了广泛性的转移，而且他的行动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的时候，他才愿意接受积极的治疗。 只是为时已晚，那时候无论是PD－1还是中药，抑或是后来他在家人的坚持下不得不接受的化疗，都对他作用不大。…

中国有句古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久贫家中无贤妻”，最近我在照顾父亲，对这句话多少有点体会。 我的父亲略有老年抑郁的倾向，同时也有顽固性的便秘，而且还有冠心病，他一生性格都偏急躁，所以照顾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他练了几十年的“真气运行法”这种气功，这次来到我身边时，依然相信“真气运行法”可以帮助他解决便秘问题。尽管我一再告诉他，那种气功对促进肠蠕动没有太大的好处，只会加重便秘，不会改善便秘，他依然很顽固地相信自己。直到他一练气功，刚缓解的便秘真的又加重了才肯相信。 我让他把锻炼方式改为慢跑，他一辈子都没有慢跑的习惯。他总是相信打拳和练气功可以强身健体，作为一个出身于武术世家的人，我看到我父亲和四叔练了一辈子的武术和气功，也没有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所以对这种不太科学的强身健体的方式并不推崇。 我只好不管有多忙，都坚持带着他慢跑来解决他的便秘问题，而且态度强硬地要求他接受。虎老怕猫，父老怕子，父亲可能也有点惧怕我的强硬，所以不好再顽固下去了，这是我一辈子中看到的父亲最肯听别人的话的一段日子。 慢跑，加上补充益生菌，多吃蔬菜水果后，他的便秘改善了很多。但是他仍然没有养成慢跑的习惯，我只能在非常忙的情况下，仍然每天坚持陪着他在公园里跑步。 让父亲怕看我的脸色，实在让我感到万分的惭愧。但是作为一个照顾者，我没有更好的办法把一辈子强硬和顽固的父亲改变过来。 我也没有能力把很多患者非常顽固的恶习改变过来，起码有三分之一的肺癌患者，一边经我治疗，一边抽烟——戒烟对他们来说，比杀他们还难受。还有几个肝癌和肝硬化患者，一边到处求医问诊，一边顽固地保持着每天美酒佳肴不断地生活。 我曾经治疗过一个肝硬化腹水的患者，很不容易把她的腹水控制住，但是她每天三顿不离酒，很快就又复发了。他的亲人说，医生，你就顺着她点吧，她不开心，不喝酒更加难受，在药上再想想办法吧，酒就别戒了。 疾病与不良习惯是孪生姐妹，病难治，不良习惯也难改过来，人心更加难以改变。病人身边的人，也非常难把握好对待病人的态度和尺度。但总的来说，还是有一些底线不可迈越的。我曾碰到过把自己的亲人抛弃在医院的家人，虽然这样的人很少，但是这么做的确有违人伦。…

2019年6月23日，原中山六院副院长，著名的结直肠癌专家王磊教授，因患胰腺癌治疗无效去世，享年50岁。像他一样，既是抗癌名医，又是癌症患者的医生，还有福建的潘明继教授、浙江的何任教授、北京名医孔嗣伯教授、上海的张镜人教授等。 这些罹患癌症的抗癌名医中，有的抗癌成功，如潘明继教授和何任教授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自己，都得享高龄，尤其是何任教授，患癌几十年，九十多岁才去世。也有的抗癌失败，如王磊教授和孔嗣伯教授等，均生存期较短。王磊教授是用西医治疗自己，孔嗣伯教授患肺癌后，用中医治疗了自己三年，最终都抗癌失败，为癌症夺去生命。 抗癌名医与自己所患的癌症抗争，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这充分地说明了癌症很难对付，同时也证明了医疗存在天然的不确定性——哪个抗癌名医不想治好自己呢？他们的医学专业知识丰富，但是照样帮助不了自己。如果有一天我自己罹患癌症，我同样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能力把自己治疗出好效果来。 经常有患者问我，我有没有把握控制住他们的癌症的发展，我都尽量在如实回答与照顾他们的心理之间，选择一个比较“滑头”的回答。 从心底里说，我希望如实回答说自己没有任何把握，但是为了不摧毁他们已经很脆弱的内心，我会告诉他们还有希望——实际上也确实有部分患者是有希望的。而那些有希望的患者之所以治疗见好，一半的确与医生的医术有关系，另一半更是因为他们的运气好。 韩国有个名医说过一句话，拯救病人的是上帝，医生只是在病人和上帝之间搭建了一座桥。医生对病人治疗有效，既是医生的运气，也是病人的运气，医生贪天之功据为己有是不妥的。 抗癌的医生死于癌症，我非常理解。可能不止在中国，在全球各地，医生的工作压力都很大，抗癌的医生尤其如此。直面生死时，紧绷的神经，高强度的工作，因不被部分患者和患属理解和体谅时需要提高的警惕，都能让人身心透支。 我十多年没有发作的哮喘，在近两年频频有发作的迹象，尤其是近来，越来越明显。如果我能充分地休息几天，症状就会大幅减轻。但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有时我能否好好地休息，完全不由我自己决定。那么多的长期维护着的患者们，将一线生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我想停下来已经是不可能了，只能尽可能调整自己的作息规律。我因此也不得不设置必要的门槛，削减自己的工作量。 我相信王磊教授之所以这么年轻就得了胰腺癌，并早早离世，与他生前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是不无关系的。 近期我把我的父亲接到我身边来生活了，因为我们村子里现在越来越冷清了，老人一个人生活在那里，非常的孤独。他在我身边生活，同样很孤独，为了让他不那么孤独，我抽出了一些时间陪伴他，带他出去散步，为他设计他的老年生活。…

由于我诊治的神经母细胞瘤患儿较多，得以接触到大量神经母细胞瘤家庭，所以对这种疾病的流行情况有所了解，我治疗的神经母细胞瘤患者中有很多来自我的家乡——湖北黄冈。 我没有详细地在湖北省做调查，并不知道黄冈是不是湖北省神经母细胞瘤发病率最高的地方，但是从我的直观来看，来自黄冈的神经母细胞瘤患儿确实很多。有一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会接触到来自黄冈的神经母细胞瘤患儿，有时一天不止一例。 有些患儿的家长告诉我，在武汉市儿童医院，黄冈籍的儿童肿瘤患者占了一个很大的比例。据说有40%左右的儿童肿瘤患者来自黄冈，湖北省其余各地区的患儿远没有黄冈地区的多。 这种直观的印象并不严谨，但是它也可以反映出一个很严峻的问题，那就是我的家乡的确“病了”，而且病得不轻。 以我自己的直观印象，我们村这些年每年都会有不少人死于癌症——胃癌、食管癌、肝癌、肺癌是最常见的几种死因。我之前很少关注黄冈的儿童肿瘤患者，但是现在接触到的黄冈籍的儿童肿瘤患者越来越多，对这个问题就有了很直观的印象。 一般来说，以下因素与罹患神经母细胞瘤有关：早产儿和低体重儿，怀孕前或怀孕中使用性激素者，怀孕期间每日饮酒史，父母从事与电子相关的职业。真正导致黄冈地区神经母细胞瘤高发的原因，可能与本地的外出务工者很多在电子厂上班有关。 黄冈人非常的勤奋，可以毫不谦虚的说，黄冈人几乎是我见过的最勤奋的一个群体。即便是在以勤奋著称的中国，黄冈人在勤奋上都要算得上是名列前茅的。黄冈有很多人早些年就外出务工了，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女性，一多半进了东莞和深圳等地的电子厂。这不难解释为什么黄冈地区的神经母细胞瘤会如此高发。 而本地之所以有如此之多的肺癌患者，则与黄冈地区吸烟的人太多，空气污染严重有关——以我长期在黄冈和北京两地居住的亲身体验，我感觉黄冈地区的空气质量比北京差多了。这些年黄冈地区空气污染严重，一年到头，很少有蓝天白云的日子，与二三十年前已经大不一样了。 而本地的胃癌和食管癌之所以高发，则与黄冈地区习惯吃腊鱼腊肉等腌制食品有很大的关系。我在老家最感头痛的就是吃这个问题，随着大家生活条件的改善，腊月年货备得越来越多，腊鱼、腊肉、腊鸡、板鸭等腌制食品很受欢迎。所以黄冈地区的胃癌和食管癌发病率非常高，我村几乎一半以上的癌症患者是胃癌和食管癌。 肝癌则与乙型肝炎的流行有关，我高考体检时，我们班有大概四分之一的学生被检出乙型肝炎。我至今仍然记得我们小时候接种疫苗时，大家都是共用针头的。乡下的赤脚医生给我们打针，用一个铁质的饭盒在酒精灯上煮针头，就算是消毒了。接种疫苗的孩子多的时候，非常的草率。我现在感到庆幸的是，那年代我们那里艾滋病还没有流行起来，假如那时艾滋病流行甚广，这样接种疫苗，不知道有多少人要冤死了。…

因为最近在写作一本书，为了获得更翔实的资料，我又阅读了很多癌症方面的医学专著，其中就有悉达多·穆克吉（Siddhartha Mukherjee）写的《The Emperor of All Maladies---A Biography of Cancer》（中译名《众病之王——癌症传》。 悉达多·穆克吉是一名印度裔美国医生、科学家兼作家，除了《癌症传》之外，他另外有一本成名作《基因传》，写得也很好。…

罹患癌症非常可怕，观察与治疗这种疾病，也同样令人毛骨悚然。 ——悉达多·穆吉克《众病之王：癌症传》 无论是治疗癌症的医生还是罹患癌症的患者，抑或是患者家属，一旦沉浸在癌症之中，就会像是被判了无期徒刑一样，癌症会把我们的一切都吞噬、消耗和毁灭掉。理想、激情和快乐的能力，会被癌症摧毁得一点也不剩。 亚历山大·索尔尼琴写过一部小说《癌症楼》（Cancer Ward），小说的主人公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卢萨诺夫在45岁那一年被诊断为患了恶性肿瘤。随即他便被发配到一所位于寒冷的北方的医院，穿上了病号服。从此他发现自己就像进入了癌症劳改营一样，没有自由、没有尽头。 其实这种感觉不仅仅只有癌症患者有，治疗癌症的医生也有。照顾癌症患者，并不是一件好干的活儿。医生一定要有医疗之外的生活，否则迟早会崩溃掉。我也一直在鼓励我治疗的每一个患者早日回归社会，因为倘若他们脱离社会太久，一直沉浸在癌症之中，他们的生存期和生存质量将会急剧下降。 在医院接受治疗的癌症患者就像进入了监狱一样，从医院里出来需要向医生请假，如果主治医生没批准就擅自离开病房，护士站会不停地催促患者早点回去。 而癌症的治疗并不容易，很多患者、家属和医生都饱受挫折。一次又一次的点燃希望，又一次接着一次的失望，再坚强的病人、家属和医生也有被摧毁的时候。 现代人在死亡面前变得比古人脆弱，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大家把自己的亲人的临终关怀交给了医院，致使大家缺乏死亡教育。 从某种意义来说，用医疗技术去延缓死亡，是一种昂贵的惩罚，违背人道主义精神。我见过太多的终末期病人，或其家属，在苦苦地恳求医生再努努力去创造根本不可能创造得出的奇迹。到这时候，治疗纯粹只是一种精神安慰加肉体上的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