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睹物思人，见景生情，是人之常情。但世事总是善变的，时过境迁，物是人非，要懂得放下。 爱别离是人生八大苦之一，因为种种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生离死别，在所难免。只是一个我们所爱的人从我们的生命中消失之后，内心中的苦痛会持续很久，甚至这一辈子，只要想起来，都会掣痛一下。这种苦，佛陀一定也是体验过的，要不然他也总结不出这样的一苦来。 作为医者，我们经常的要面对人世间的这种爱别离之苦。人世间，多少痴情儿女，都难逃爱别离的时刻。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有情众生，为情所困，大自然又不能满足每一个人长生不死的愿望，社会也不能满足每一对情侣终成眷属的愿望。也就只能珍惜每一个当下的时刻，在苦乐参半的生活中，逐渐淡忘内心的苦痛，抚平爱别离带来的创伤。 情深不寿，七情六欲，总是让人辗转反侧，内心难以平静，无论是智者，还是觉者，只要真的有过深情厚爱，一旦爱别离，都难逃爱别离之苦。弘一法师出家多年，只要想起自己的母亲，还是忍不住嚎啕大哭。印光法师跪拜父母三载。一代高僧，也是免不了情爱之苦的。便是佛陀自己，难道真的就做到了爱别离之后不痛苦么？若是如此，他是说不出来那么深刻、那么触动人心、那么有哲理的话的。一个未曾体验过爱别离之苦的人，是难以感悟到至深的人生智慧或曰佛法的。 爱的生离死别，都会让人痛彻肺腑。但生离总好过死别，生离之人尚在世，或可有重逢的机会。死别就是一条不归路，阴阳永隔，除了在梦里，再无相见之可能。古人说“祭如在”，意思是说，祭奠一个人的时候，就如看到这个人在眼前一样，这也是一种寄托哀思的办法。思念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就在我们的脑海之中，也如在我们眼前一样。无论是生离死别，时时怀思均不可避免，且将这怀思权当面晤，聊解心中之痛吧！ 唯至情至性者，方能大彻大悟。无情无欲之人，是行尸走肉，其心中本来无爱恨，何能体验爱别离、怨憎会的苦？若不能体验这苦，又如何理解得了至深佛法？如何获得了人生的大智慧？ 只是真若能始终保持情爱之存在，这大智慧不要也罢。便是佛陀，也是感叹“若使二同，天下莫能为道者矣！”这句话翻译成现在的话，那可不是“若使两情相悦，普天之人，包括佛陀自己在内，也是学不了道的”吗？从佛经中的这句话中，我不揣冒昧地认为，佛陀之所以“断欲去爱，而为沙门”，只不过因为没办法“二同”，无奈之下才断欲去爱而已。若是情投意合之人在身侧，这位古印度丛林中的智者，也未必就愿意放下爱欲，修什么劳什子梵行。 所谓断欲去爱的智慧，实在不过是在没办法得到爱的情况下，作出的次优选择而已，绝非最优的选择。来此世间走一趟，有份温暖的爱，不管这爱是父母之爱、儿女之爱还是夫妻之爱，都比什么智慧和名望强多了。人在大自然的威力之下，不得不匍匐，才是觉悟的真正的原因。因为倘若不匍匐，爱别离之后，接着下一苦“五蕴炽盛”，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五内俱沸”的苦就要来了，而要解脱这爱别离带来的连环之苦的唯一办法，就只有放下。 佛是怕出来的，不是觉出来的，即便这觉，也是在怕中觉出来的。没有这怕而生出的觉，全部只是文字之觉悟，而非发自肺腑的觉悟，那种说说而已的觉悟，是浅表的觉悟，是不牢固的觉悟，是无法面临考验的觉悟。与无此体验者坐而论道，味同嚼蜡。 实在没有办法从爱别离中解脱时，那就等待吧，要么等待时间抚平创伤，要么等待时间带来转机，要么等待时间带走我们的生命。无限的时间总能解决有限的生命带来的种种苦的。我相信时间，才是最大的佛法。

在我们中国，现在有一种怪现象，崇高的情感被沦为耻笑的对象。这是我们整个社会精神文明沦丧的一种体现。我们羡慕西方人，羡慕他们井然有序的社会秩序，羡慕他们的商人充满了社会责任感，羡慕他们的社会制度包容性强，羡慕他们的公民道德高尚。但是一旦事情轮到自己头上时，我们便耻于为崇高之举，总觉得那是出丑卖乖，或者是别人的事情，与自己无关。 然后我们的社会就发展成今天的这副德行。道德沦丧的莆田商人控制了中国绝大多数的民营、部队甚至一些公立医院；同样是道德沦丧的莆田商人们制造了全世界最多的假货。他们本来应该是值得全社会唾弃的败类和人渣。但是当我们自己的身边出现了这样的富贵的人渣时，我们趋之若鹜，羡慕他们取得的所谓的“成功”，并以能接近他们为荣。 莆田商人只是中国商人的一个缩影。我们曾经热烈地拥抱IT业，曾经激情澎湃地以为IT业代表着高科技，代表着未来，可以引领中国企业走上一条有社会责任感的发展之路。但是众所周知，马云靠容许贩卖假货发家，李彦宏靠与莆田黑医疗勾结在一起欺骗患者致富。事实证明，不管是非知识分子创业，还是知识分子创业，我们都走不出道德沦丧的怪圈。 我们的很多宗教人士，过去仅仅只是社会的寄生虫，如今发展成了社会上的声威显赫的巨骗。他们在欺骗整个社会的虔诚的宗教情感，从中牟取声闻利养，致使本来应该是救济人心的宗教，终于沦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中国近代高僧太虚法师，大概要属最近的几百年中，中国佛教界最伟大和最诚实的佛教徒了。他博览群书，不但学习佛经，还广泛地学习科学知识、人文思想，甚至连言情小说都看，最终成为了最诚实的一个佛教徒。在他的大力倡导下，中国佛教终于一度从装神弄鬼的骗子宗教扭转为关注真实的人生的人间佛教。不过遗憾的是，如今的人间佛教，又重新回到了装神弄鬼的套路上去了。满大街的假和尚在明目张胆地行骗，道貌岸然的真和尚在自欺欺人的行骗。致使宗教的公信力，已经掉进了粪坑。 至于说我们的知识界，现在真是乏善可陈。真正的知识分子，在历朝历代，都是社会的“清流”，代表着整个社会的良知。为弱势群体大声疾呼的是他们，痛斥社会各种不良现象的是他们，在民族危亡时刻，铁肩担道义，挺身而出，拯救黎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还是他们。书生虽文弱，但是有铮铮铁骨。正是书生们的这种铮铮铁骨，铸就了一个民族的灵魂。当一个民族灵魂丑恶时，书生们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因为正如孔子所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人类学家莫里斯说：“权力即腐败，但这仅仅是部分真理。极端的屈从同样使人腐败。”当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以世道为借口逃避自己的责任之时，我们应该知道，真正的问题出在我们自己的内心的邪恶和软弱上。任何一种世道，都是善恶相争勇者胜的世道，我们不应该把他人的强横作为自己懦弱的借口。知识分子天然的使命就是批评，而不是阿谀奉承。钳口不言者，不过一个认识字的懦夫而已。 知识分子应该引导整个社会向善良、向公正、向诚实的一面去发展，而不是自己也参与到集体作恶之中。今天，我们有几个所谓的精英，敢说自己不是反其道而行之？老实说，我们今天的读书人，大多数就只是一群油嘴滑舌、性格懦弱的废物而已。更有甚者，为虎作伥，成为腐化社会的败类。比如各种为虚假广告站台的高级知识分子，比如各种帮助有关部门推卸责任信口雌黄的专家，在过去，人们对这种知识分子的称呼是斯文败类。 至于说我们的很多政客，进了监狱的和没有进监狱的，身居其位时，多数喜欢张口就是为人民服务，内心实际上是为人民币服务。所以一个清廉的政治环境，始终是难以达致的。黎民百姓所受的种种苦楚，实在是拜这些尸位素餐者所赐。 这个社会是如此的压制人性善，以至于人性恶明目张胆。渐渐的，我们每个普通老百姓，身上体现出来的，更多的也是人性恶。今天的中国，是全社会性的广泛的腐化。农民种的粮食我们不敢吃，药商销售的药材我们不敢用，建筑商盖的房子我们住得提心吊胆，生病了怕进医院，就连出门，都怕呼吸外面的空气。众生共同造业，我们自己也参与其中，最终造成的结果就是人人害人人，人人害自己。…

今天，是儿子十一周岁生日。2005年的5月13日，儿子在北医三院出生。那一天是我的母亲笑得最灿烂的一天，当她在产房里看到白白胖胖的孙子的时候，母亲笑得合不拢嘴。 图1：刚出生时的儿子和他的祖母摄于北京动物园 图2：刚出生的儿子和他的外祖母摄于北京动物园 十一年前，我在商业上正好处在一个较为艰难的发展阶段，儿子出生的那一天，我还得向我的堂弟借五千块钱去北医三院，给老婆买营养品。儿子的出生，给我们带来了好运，那之后的几年，我的生意做得顺风顺水，在北京买房置业，安家落户，这种平实的幸福一直持续到母亲生病。 图3：两岁的儿子和他的妈妈摄于北京动物园熊猫馆前 然而好景不长，久病缠绵的母亲终于还是病倒了，先是脑溢血，后是胃癌，母亲人生的最后几年，是活在地狱之中。我作为母亲的经济支柱和精神支柱，一直支撑着母亲走到人生的最后时刻。在母亲最艰难的时刻，母亲在河边，希望自尽以求解脱，我泪流满面地跪在母亲面前，恳求母亲再坚韧一些，我一定会想办法战胜折磨她的病魔。这一幕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之中，我最终并未能战胜折磨母亲的病魔，我的母亲终因脑溢血后遗症和癌症的双重折磨，撒手人寰，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 图4：2011年5月13日，已近风烛残年的母亲为自己的孙子过的最后一个生日，第二年的5月3日凌晨，母亲与世长辞，来不及再为自己的孙子过下一个生日。 今天儿子邀请了自己的几个朋友来家中给他过生日，转眼之间，儿子的身高已经过了一米五，成了个半大小子。来参加儿子的生日宴会的儿子的发小们说儿子和我站在一起，就像一对兄弟。 图5：2016年5月13日，儿子十一周岁生日，和发小们一起度过 儿子崇拜自己的父亲，常希望长大后像我一样博学多才，精通多项技能，有出神入化的医术，这是一种自然的精神依归。古人云：课子课孙先课己，教育儿子的过程，也是一种自我教育的过程。我想让儿子成为一个诚实、正直、善良的人，首先自己就得做到诚实、正直和善良。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还不一样，家庭教育更重要的是在于身教而非言传。…

中成药舒肝和胃丸是临床上常用的一种治疗急慢性胃炎的中成药，只要用药得当，其疗效非常确切。

张中行说，人生最重要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两性之爱，是这世上最动人心魄的爱。一个人深入到另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去爱他（她）和被他（她）所爱，这样的情感体验，是一种极致的体验。 一场真爱，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在这样的一场爱中，一个人会为另一个人忘记自我，全身心地付出，心中所思所想，全是对方。真爱是不求回报的奉献，是至为无私的爱。无视一次又一次的被伤害，只要有一线希望在，就愿意即便遍体鳞伤，依然义无反顾地去爱。 真爱就像一面镜子，让人照见自己的足与不足。得到真爱，一个人会获得前所未有的自信；而失去真爱，一个人又会突然感觉整个世界都崩塌掉了。爱总是不会只有快乐，没有痛苦的。在爱的过程中，相爱的双方，会因为种种原因，发生很多次的激烈冲突，感情会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撕裂，所以每一场真爱，都会有死去活来感。唯其有如此之深的痛，才知有如彼之深的爱。 在快乐和痛苦的挣扎之中，一个人会逐渐认识到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爱一个人，总是想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他（她），把自己所有的不足都弥补过来，给对方一个完美的自己。所以，爱，是人成长最快的人生经历之一。失去爱，就会让我们彻底地反省自己，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得到爱，我们的一生就突然有了无穷的活力。 真爱会让人学会慈悲喜舍。对待自己所爱的人，无论他（她）有多么任性，有多么幼稚，有多么无知，我们都愿意去原谅他（她），担待他（她），保护他（她）。我们会愿意为他（她）的快乐而付出，会耐心地等待他（她）的成长。他（她）高兴了，我们也就高兴了。在真爱的人面前，我们的心始终是柔软的，无论它表面上看起来是多么的刚硬。我们做一切，都只是为了让他（她）能过得更好。在一场真爱中，我们的情感会变得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细腻，我们的爱心也会得到提升。 真爱是一个人活着的动力之源，在这世界上，有他（她）让我们牵挂着，我们就知道，我们不是孤单的。因为他（她）的存在，我们可以忍受世间一切苦楚，愿意去奋斗，愿意去等待，愿意去忍耐。真爱可以让一个人的耐力得到无穷的增长。 爱是一种综合的能力，没有人天生就会。只有在一场真爱之中，我们才能学会如何更好地去爱。因为他（她）是我们愿意去爱和我们倾心相爱的，所以我们愿意像个虔诚的信徒一样，对待自己的爱。愿意去改正自己的一切缺点，愿意去为对方修正自己的所有不足。假如没有真实的爱在，一个人是不可能愿意为另一个人耐心地等待和修正自我的。 真爱让我们懂得了让步，我们所爱的那个人，在别人看来有种种缺陷，但是在我们眼中，他（她）却是完美的，我们接受他（她）的缺陷，原谅他（她）的过错，宽恕他（她）给我们带来的伤害，一场真爱会让我们变得无比包容。 真爱还会让我们对人性的善善恶恶有至为深刻的认识，唯有在一场真爱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性中至善的一面，因为真爱是真正无私的爱。也唯有在一场真爱之中，我们才可以看到人性中至恶的一面，因为真爱，让我们有了占有另一个人的念头，让我们产生了贪嗔痴慢疑等种种不良情绪。 当我们在一场真爱中体会过爱别离、求不得、五蕴炽盛时，当我们经历过真爱过程中的患得患失的心理时，当我们为了得到我们所爱的人的心，而不惜一切代价去努力时，我们人性中的恶开始浮现，我们内心中的苦开始产生。…

居卑而后知登高之为危，处晦而后知向明之太露，守静而后知好动之过劳，养默而后知多言之为躁。 ——摘自《菜根谭》 “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无关。”这是钱钟书的人生伴侣杨绛说的一句很令人感动的话。大千世界里的芸芸众生，活在这世上，各有各的诉求，各有各的需要，也各有各的信仰和各有各的认知。我们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无论是否出离尘世，在浩瀚的宇宙，无限的时空之中，我们都是一粒微不足道的微尘。凡夫是这样，伟人也不过如此。能够活在自己的灵魂深处，幸福不向外求，幸福就容易获得了。 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也不可能有两个性情完全吻合的人，追求终极的理解他人和被他人理解，都是徒劳的。一个人要习惯在多数时候，我们得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自得其乐。偶尔有一二知交好友，聊上几句，解解闷，幽默一下，那就是交流的乐趣。再多求，希望有个两情相悦的二人世界，就要看自己是否有福分了。 每一年我都会沉思一次，大概都会发生在春夏之交，每次沉思一两个月，思考自己遇到的各种人生问题，写作一系列的文章，留下沉思的所得，每次沉思都会不同程度地给我自己带来一次提升。这样的沉思一般或因外缘，或因自己内心的躁动所引起。今年的这次沉思，至此基本结束了。有一些以前没有想明白的事情想明白了，以前没有放下的执着放下了。 这次沉思的最大的收获就是让我有了知足的心，老子说“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恒足矣。”知足，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见好不求才叫知足，在一无所有中知足才叫知足。知足是以泯灭一切欲望为前提的，是一种不求任何结果的状态。一切顺其自然，缘来不拒，无缘不求，缘灭不苦，才能叫知足。 知足不但只是停留在对物质生活和对友情、亲情、爱情上的知足，还包括对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方面的知足。知足是一种恒定的状态，不以变换对象，变换领域而发生改变。若在某一方面知足了，但是在另一方面不知足，那还是不知足。 人知足了，也就有了自知之明，不会狂妄自大，也不会妄自菲薄。躲在一个角落里，安静地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爱自己爱的人，享受灵魂深处的快乐。不求闻达，不求外界的承认，也不在意外界的否认，不求鲜花和掌声，也不在意谩骂和批评。以如此心态，平静地过完此生，这样的知足，才是彻底的知足。 人最难战胜的一个人是自己，而非他人。把自己浮躁的心惩治下去，一沉到底之后，就会发现这世上没什么能够困惑得了自己的了。位居卑位，韬光养晦，安静沉默，将自己的人生期许降低到损无可损的地步，也就可以在任何一种状态都能安之若素了。彻底知足所需具备的智慧，几乎是通晓一切至深妙理的智慧。 这次沉思的另一大收获是，在不会出现损伤生命这类严重后果的情况下，不对这世界上的任何人和任何事情，采取哪怕一丝一毫的干涉的态度。参预世事，是我以前的人生态度。不参预世事，是我现在的人生态度。勤奋努力，有所作为，仅仅只为发展和改善自己，以求有利于自己和有缘人。…

沙门问佛：何者多力？何者最明？佛言：忍辱多力，不怀恶故，兼加安健，忍者无恶，必为人尊。心垢灭尽，净无瑕秽，是为最明。未有天地，逮于今日，十方所有，无有不见，无有不知，无有不闻，得一切智，可谓明矣。 ——摘自《佛说四十二章经》 擅远行者不走捷径，成大器者不慕虚荣。 一个人要想做成任何一件真正值得一做的事情，都是需要历尽艰难的，需要付出大量的汗水和心血。忍耐和坚持是一个远行者必须具备的禀赋，当下的虚荣总是对人心充满了诱惑。活在一个浮躁的社会里，如果要想实现一个长远的目标，我们活得在常人看来会有些屈辱，清贫而又默默无闻，没有人，甚至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的人生目标是否能够实现。 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坚持和忍耐，在平淡的生活中，安之若素。耐住寂寞，耐住清贫，耐住孤独，默默地前行。甚至需要耐住各种冷嘲热讽，面对来自家人、人生伴侣、亲朋好友、左邻右舍乃至无关人等的讥笑，要习惯安然不动如泰山。不反唇相讥，不百般辩解，亦不心潮起伏，付诸淡淡一笑即可。如果能够远离人群，尽最大可能地远离人群，因为进入这个嘈杂的世界，除了浪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之外，没有太多的意义。 世人眼中的清高和孤傲有时是一个远行者必须坚持的品性，因为很可能在茫茫人海之中，根本就不可能有我们真正的知音。我们必须在黑暗而漫长的夜晚，一个人独自前行很久，直到走到看到黎明的阳光，才会知道自己的坚持是正确的。 没有强大的精神力量，很难走完一段艰难的探索之旅。在人生的多数时候，除了自己能够安抚自己，别无他人可以帮助我们，寄希望于外界，恰如水中捞月，镜中摘花。理想都是自己的，为理想买单的也应该是自己，没有任何人有义务为我们的理想买单。当我们选择一段长行之旅时，就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把生活和社会关系最简单化处理，往往是我们迫于现实，作出的最无奈和最明智的选择。因为每次当我们抱着希望寻求理解和支持时，最终都会发现，一切均可能只是昙花一现的幻觉。自古至今，鲜有不孤独的理想主义者，每一个理想主义者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苦行僧。在漫长的苦行生涯中，唯有自己孤独的身影，是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的忠实伴侣。 为了实现理想，我们必须努力，必须翻越一座又一座的高山，必须遭遇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必须比常人付出多得多的努力，必须坚持常人不能坚持的原则，必须在看不到光明甚至也很难看到尽头的路上走很久很久。我敢说，这世界上所有的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没有一个人在走理想主义道路时，能够预测到自己何时才能够走完自己的寻梦苦旅，甚至对自己是否能够走完自己的寻梦苦旅也是毫无把握的。 一将功成万骨枯，西行取经的路上，多的是葬身沙海雪原的取经人的尸骸。法显和玄奘这样的最终达到了目的地并且返回故国的取经人，只在少数。…

胡适先生去世后，蒋介石给胡适送了幅挽联： 适之先生千古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中正敬挽 这幅挽联是对胡适先生一生最精辟的概括，胡适行文时激扬文字，慷慨洒脱，但是在自己的人生大事上却恪守了封建社会的种种伦理道德，不敢越雷池一步。 胡适批评儒家的愚孝，对卧冰求鲤这样的所谓孝顺之举，不屑一顾。孔门弟子中，胡适独喜欢具有叛逆精神的子张。但是在自己的婚姻大事上，胡适却顺从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只因为不想违逆自己的母亲，在美国与自己的老师之女热恋的胡适，放弃了自己的爱情，回到中国，与母亲早年定下的小脚女人江冬秀结婚。 学问渊博的胡适，讲学和写作旁征博引，气势磅礴，气度不凡，在中国高树新文化运动旗帜，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极力呼吁中国人解放思想，拥抱自由，然而自己却不肯成为自由主义的践行者，死板地恪守着封建伦理。应了钱钟书先生和他的妻子杨绛开玩笑时说的那句话：理论都是不实践的人制定出来的。 胡适一生，在感情问题上，辜负过三个女子，这三个女子中，以与胡适有过一段婚外情的曹诚英的下场为最惨。曹小胡适十一岁，是胡适的知音，对胡适极为仰慕。胡适也炽热地爱着曹诚英，甚至一辈子都忘不掉这段情。但是当胡适想拥抱爱情，向结发妻子江冬秀提出离婚时，江冬秀激烈反对，拿出菜刀，要把胡适的两个儿子杀了，然后自杀。文弱书生胡适傻眼了，其实曹诚英与胡适刚在杭州度过一段神仙眷属般的岁月，二人还有了爱情的结晶。胡适只得让曹选择了堕胎，然后把曹送到美国去留学。 江冬秀记恨曹诚英的夺夫之恨，在曹走出阴影，与另一青年才俊恋爱后，江冬秀到男方大肆宣扬曹诚英的种种不端行为，导致男方单方面退婚。此后曹诚英一辈子命运畸零，痴情的曹诚英死后还留下遗嘱，让人把自己葬在胡适家乡的路边。…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孟子 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先生说，一个经济人的动力来源，首先是来自于利己主义，但是最终这种利己主义基本都会自觉或者不自觉的发展出利他主义来。这种从利己发展到利他的过程，大概是正常社会里的多数人都会经历的。诚如孟子所说的另一句话：“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人源之于天性的恻隐之心，让多数人在经济条件宽裕时，愿意帮助值得同情的人。 如果一个人再往前走一步，就会从救人发展到救世。人类最令人动容的莫过于救世情怀，这种情怀是一种美好的情感。今天我们所说的很多的概念，比如人道主义精神，人文关怀精神，宗教关怀精神，社会责任感云云，从本质上来说，都是救世情怀。 这种救世情怀，是人类精神世界中至善的部分。人类学家莫里斯认为，人的这种美好的精神，是从原始狩猎社会的部落人在狩猎过程中的互助精神发展而来的。单独的个人是无法战胜自然界的各种挑战，不容易在严酷的大自然中生存下来的，只有当大家团结互助时，才能够从大自然中获取食物，抵抗猛兽。这种精神，甚至在动物界都是广泛存在的。也就是说，人是要在与其他人的合作之中才能生存下来，而在合作中，互助精神是至关重要的。 客观来说，一个人在没有完成自救之前，首先要做的是救己，而不是救人和救世。就是佛陀这样的救世主，也是先要解决自己的精神困惑，之后才能出来给信徒指点迷津。而在经济上的施舍，也是要建立在自己有的基础之上的，诚如佛陀自己所言：“贫穷布施难”，一个人穷，要想在财物上给予他人帮助，是办不到的。一切高尚的慈善之举，都是建立在自己有的基础之上的。 救己固然重要，但是在今天这个分工很细的社会，如果缺乏救人和救世的精神，一个人想救己是很困难的。因为社会分工越细，也就意味着一个人要想维持基本生存，需要与其他人建立的互助关系就越多。在一个互助的世界里，自私自利者是会被社会淘汰出去的。所以，在教育理念先进的西方国家，父母从小就会教育自己的子女学会帮助其他人。 马歇尔还说了另一句话，人类社会中最重要的两件事莫过于发展经济和信仰宗教。但是二者之间，发展经济的重要性又要落后于信仰宗教。说这句话的马歇尔是生活在一个有着广泛的宗教信仰基础的国度，而且是生活在一个宗教信仰相对来说还较为淳朴的时代。如今时过境迁，即便是在一贯有宗教信仰传统的国家里，宗教信仰在新生代中的影响力也已经大大不如以前。 至于说在中国这样一个如梁漱溟先生所言的存在两个极为奇怪的现象——“一是历数千年而不变的封建社会制度，二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人生”的国家里，宗教信仰所能发挥的作用就更是薄弱。更不用说华人世界存在另一个如严复先生所言的劣根性——“华风之弊，始于作伪，终于无耻”。在我们这样的一种文化土壤之中，宗教徒的信仰最终常常沦为他们诓人钱财的工具，这就更加的降低了宗教信仰在救济人心中的作用了。 宗教信仰，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以救世为主要价值观的精神哲学。今天，普世价值观的流行，逐渐代替了旧的宗教信仰。不过因为缺乏像传统宗教训练那样严酷的训练，所以，很多以所谓的普世价值观为个人信仰者，通常都会出现言行不一的现象，在利益的诱惑之下，很容易放弃自己的信仰。…

在民国写思想史的诸位先生中，我最喜欢胡适。这个书生意气十足的思想家，既有天真纯朴的一面，又有宽厚豁达的一面。敢于批评，又能谦虚地接受别人对自己的批评，壮怀激烈而又不失宽容大度。 才华横溢的适之先生，既不热衷名利，亦不甘于碌碌无为。其著作，字里行间，洋溢着先生对各种人生态度的臧否。 如其评论庄子思想时，说“但是后来庄子这种学说的影响，养成一种乐天安命的思想，牢不可破。在社会上，好的效果，便是一种达观主义；不好的效果，便是懒惰不肯进取的心理。造成的人才，好的便是陶渊明、苏东坡；不好的便是刘伶一类达观的废物了。”潇洒飘逸的竹林七贤中的刘伶，被后人誉为“自古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的酒鬼刘伶，在适之先生的笔下，成了达观的废物。 我认为一个知识分子，这样的价值取向是需要的，倘若每个知识分子在精神领域，都是这样一种颓废的避世态度，我们这个社会就荒唐到无可救药的程度了。即如今日，我们的知识分子，多数已经沉沦在拜物主义风潮之中，鲜有有资格出来担当社会的精神领袖，引领一时思潮者。 今天我们读书人虽然很多，但是多成了玩物丧志、纸醉金迷、炒房炒股的有钱的废物，和贪杯好饮的刘伶并无二致。读书人是社会的良知砥柱，如果每个读书人自己都不把良知当回事，也就难怪要斯文扫地了。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充其量不过认识几个字，对道义的担当，几乎是完全没有的。 再如胡适对孔子的评价：“‘知其不可而为之’，七个字写出一个孳孳肯肯、终身不倦的志士”，虽然胡适对孔子的一些过度迂腐的地方略有不满，但是对孔子的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胡适是充分肯定的。 孔子的这种终身不倦的志士的精神，对中国知识阶层的影响是深远的。虽然印度的佛教哲学传入中国之后，中国古代哲学显得相形见绌，但是中国传统的志士精神，却对佛教也进行了大力的改造。如今中国的汉传佛教，便不敢说自己完全与儒家精神没有关联。 晋代的法显法师、唐代的玄奘法师的那种舍身求法的志士精神，正是孔子的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志士精神的真实写照。倘若没有这种志士精神，一个人是很难克服恶劣的自然条件、清贫的生活和同样恶劣的人的惰性的。 胡适本人身上所折射的，也正是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志士精神。在今天的全世界，这种志士精神都已经很少见了，最多的就是各种或达观或悲观或既不达观亦不悲观纯属麻木和扯淡的废物。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下，大师级别的人物很难产生。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之所以能够呈现群星璀璨的局面，与其时志士精神大行其道有很大的关系。 志士精神是一种不易被外界俘虏的独立精神，是一种靠毅力和信仰支撑的终身不倦的上下求索的精神，是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无畏精神，这种精神正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根本精神，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史赖之以延续和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