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树

（一） 2015年6月25日 北京市海淀区凤凰岭景区里的龙泉寺，是我曾经皈依的寺庙。皈依后我虽然对寺中的很多现象并不是很满意，但是还是很喜欢我的皈依师学诚法师营造的这座大概要算中国眼下最开放的佛教道场。到这里皈依的信众思想各异，所信仰的“佛法”其实也是各异的。我相信这里两万多皈依信众，每个人心中佛法的标准都是不一样的，这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也不会有两个信仰完全一致的人。但是大家都团结在“佛陀教诲”四字之下，和睦相处。 我最开始是参与了龙泉寺学修处和文宣组里的一些活动的。但是与那里的同修们接触后，我发现我很难接受他们所宣传的内容，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法执”吧。不过 我并不打算将这“法执”消除掉，因为作为一个行过医治过病的人，我在医疗第一线上深切的感受到了佛教的一些观念给一些不幸的人带来了雪上加霜的伤害，甚至危及到个别患者的生命。 同时见多了生死之后，我对于一些佛教徒对人临终前的一些行为的解释也觉得颇为荒唐。他们所提到的某些高僧会“预知时至”的现象在一个医生看来是再平常不过 了，很多患者临终前都会感知到自己大限将至，这与人临终前已经感知到自己器官衰竭有关。至于说部分佛教徒认为的某些佛教徒临终前心态平和是佛陀接引显示神迹的效果，我也难以苟同。我们在临床实践中，看到的相当大一部分的非佛教徒也是可以这样的。 我的母亲和岳父临终前，均是很超脱和淡然的。他们算不上佛教徒，我的岳父去世前两年已经因为自己身体状况，预知自己大限将至，向我托付后事。临终时甚至是一笑而逝，走得极为洒脱，他一辈子都是不信佛的，但是他是个超级豁达的人，对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佛教界对佛教徒临终前的一些现象的神化，我个人认为纯属一种艺术加工，反应的不是事实。这种艺术加工本身无可厚非，但是用之于证实三世六道轮回思想则颇为无力。 如果没有对部分人造成伤害的话，我个人对各种观念均能保持宽容和无所谓的态度，并不会太在意它们的存在与否。但是一些观念，比如三世六道轮回思想，是确实给人造成了实际的伤害的。我认为这是值得佛教界检讨和反省的，若一味的漠然和回避，甚者找各种借口自圆其说，实有违人道主义精神，也有违佛教的慈悲精神，并且容易造成世俗社会与佛教界的对立。 我最难接受的是，一些虔诚的宗教徒们把自己未能证实的各种鬼神学说当作真理到处传播，即便其理念对他人造成伤害也在所不惜。我所治疗的部分患者，尤其是一些绝症患者，深受这些奇谈怪论所害。他们或因为迷信而延误治疗，或因为轮回报应思想在中国的广泛存在而深受歧视——有些幸灾乐祸的人会嘲笑他们生病是因为作孽太多遭到报应。 在这个问题上，虔信佛教理论的佛教徒们不会跟其他人讲道义，也表现得很没有理智和同情心，与其一贯崇尚的反省精神和慈悲精神背道而驰。 我是从七岁开始，在祖母的要求下，按照拼音字母，一字一句的教一字不识而又虔信佛教的祖母念经的。到现在接触佛教三十年了。但是实事求是的说，迄今为止， 我没有找到一个襟怀、气度和见识可达到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那样的广度和高度的佛教大师。这大概是因为宗教始终还只是人类社会中的一个分支，一个宗教家很难像一个社会学家那样，视野宽阔和实事求是的看待世间的一切的。 所以我想我还是应该多读人类学和社会学类书籍增长见识，开阔胸怀，佛经从此可暂置一边，偶尔兴起时会翻阅一下。尽管我本人从佛教中获益良多，受到了良好的宗教训练，学会了佛门礼仪、自律和及时反省与忏悔，学会了有过即改，也变得更勤奋和更有韧性。这训练我还打算坚持一段时间，直到我自己满意为止，但却绝非去追求达到部分佛教大师们所描述的境界。未经理性思考和实践验证的东西我不打算把它们当真理，更不打算以这些去糊弄别人。我虽愚昧无知，但不喜欢自欺欺人。 因此我离开了龙泉寺文宣组，离开了学修处，不打算接受，更不打算宣传三世六道轮回说，对佛教的福报论也持有异议，而这些恰是龙泉寺核心层仍然在宣传的内容。有些法师以福报论为工具，不断的敛财自肥，鼓励人倾家荡产的支持佛教，这些都令我感到很痛心。当然，我的皈依师学诚法师不是这样的人，如果他是这样的一个法师，我也不会皈依在他的门下。 我这种人，在佛教界会被批评为有“法执”的人，属于所谓的智慧还不够圆满者，甚至一些虔信的佛教徒根本不承认我为佛教徒，但是我不打算改变自己。说人有“法 执”，容易演变成一种诡辩和党同伐异的工具，为各种不正当的目的，或者虽然目的正当，但是实际却造成其他人受到身心伤害的行为作掩护。我曾写信呼吁过我的皈依师学诚法师正视佛教的一些问题，不过也不知道他有没有看到这封信，更不知道他看到这封信后是否反感。 为了避免陷入争执，我离开了理论探索氛围浓厚的学佛小组，来到了龙泉寺的各种工地，戴起了安全帽，当起了小工，和工地上的同修们一起，沐染龙泉寺继承自南山律宗的道风。默默的改正自己的各种不良的习性，养成断除自己的烦恼的好习惯。我将这种行为戏称为“劳动改造”，所谓劳动改造，就是通过劳动来改造自己， 与劳改犯是一样的待遇，所以用劳动改造也是恰当的。 佛教里管这样的体力劳动叫出坡。每次出坡前都需要念诵“出坡偈”，由共同出坡的法师中的某位德高望重者带领大家，围成一圈，双手合十，念诵“出坡偈”：从朝寅旦直至暮，一切众生自回护，若于足下伤身命，愿汝及时生净土。嗡，意帝律尼唆呵。偈语口中出，心念顿受教，出坡为培福，直指大悲心。收坡时还要念“回向偈”：愿此殊胜功德，回向法界有情，尽除一切罪障，共成无上菩提。 龙泉寺里一日出坡两次，上午出坡的时间是八点一刻开始，十一点左右就收坡了。下午出坡的时间是两点开始，四点或者四点半收坡。有时寺里有晚餐供应，按照佛教规定是要过午不食的，但是有时候体力消耗过大，晚餐不吃会受不了，所以就有变通的晚餐——被称为“药石”的晚餐。 出坡的僧人中有很多是正在持止语戒的。佛教认为，一个修行尚未圆满的人，会因为内在的贪、嗔、痴、慢、疑等原因，在与人相处的时候，容易造口业。亦即所谓的两舌、恶口、妄言、猗语。根据我自己的人生体验，这是非常的符合事实的。所以一些定力还不够的同修会止语以避免造成口业，我在出坡时与某些法师交流时， 法师正在止语，不回答我的问题又不礼貌，于是就变通一下，用手指在我的手臂上写字来代替说话，这种情形，很有意思。 我在2009年前后，曾经止语过好长一段时间，人变得沉默很多。但是现在开始工作养家，想止语是不可能的了。尤其我要从事的工作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沟通工作，就更加的无法避免说话了。只好尽量时不时的提醒自己说话不要伤害到别人，不要夸大事实，也不要自欺欺人。以诚敬谦和的态度与人交流， 这样可以最大程度的少犯口业和赢得大家的谅解。 龙泉寺的工地上除了出坡的僧人和居士们外，还有不少专业的建筑工人，这两部份人是分开劳动的。建筑工人从事专业的工种，佛教徒们从事一些粗杂的小工活儿。 当然也有法师参与专业的建筑工作，比如寺里就有法师会开挖掘机，自己操作挖掘机。看着穿着黄色僧袍的法师坐在驾驶室里操作挖掘机，那种情形是颇为有趣的。 但是多数法师和居士们还是只能从事一些粗重的杂活儿，所以分开组织是有必要的。…

我的祖母一辈子信佛，我七岁开始对着汉语拼音教她念经。她经常到各个寺庙里去拜佛，从庙里带回来很多手抄的佛经，庙里的和尚告诉她，念这些经会有福报。她对此深信不疑，不管这些经她懂不懂。大概这种信仰是从祖母的长辈那里继承来的，然后又传到了我姑姑那里。我的姑姑今年七十多岁，受我祖母影响，她从一出生下来就开始吃素信佛。幸运的是，到我这一代，再没有人像祖母那样的一味的愚昧的信佛了。 我的故乡湖北黄冈这个地方，是个佛教气息很浓厚的地方。“蕲黄禅宗甲天下，佛教大事问黄梅”，我的家乡就是古代的“蕲黄”（亦称黄州）——今天的黄冈地区。 我们县古名广济，上世纪八十年代成为黄冈地区的一个县级市——武穴市，我们县是现在的蕲春（古名蕲州）和黄梅两县的中间地带。这个县名是从 “佛法广大，普济众生”这句话中提炼出来的。 按县志的说法，我们县在古代有“小西天”的称谓，到处都是寺庙。如今县里的几个镇，还有好几个不是以某某庙某某寺命名，就是以某某塔命名。中国禅宗的实际创建者——四祖司马道信就出生在我们县的古县城，今天的梅川镇，镇上还有四祖司马道信生前的遗存。如今的四祖寺建设在我们县与黄梅县交界的地方。 我们与佛教净土宗圣地庐山只有一江之隔，从东晋慧远大师在匡庐一带传法以来，湖北的黄州（今黄冈）和与之隔江相望的江西九江庐山地区就是中国的佛教文化中心之一。据说慧远大师最先驻扎的是我们县的一座名山匡山。以前所谓的匡庐胜景，匡山和庐山是并称的，匡山就在我们县境内。中国文化史上颇有盛名的苏轼是在黄州跟随佛印和尚学佛的，明末最叛逆的思想家李贽也是在黄州府的麻城讲学。近现代的熊十力、汤用彤等佛教文化研究中的佼佼者亦是黄冈人。 对中国佛教影响最大的禅、净二宗均发源于此地，可见这里的佛教气息是非常浓厚的。黄冈这个地方有很多令人不可思议之处，黄冈当代对中国影响最显著的是黄冈中学的教育。但是往前一百年，黄冈这个地方对中国最大的影响是这里的几个如今被称为“将军县”的革命中心。林彪、李先念、董必武等人均是黄冈人，铁骨铮铮的闻一多也是黄冈人，科学家则有李四光这样的人物。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毕升和《本草纲目》的作者李时珍都是黄冈人。 我离开故乡接触到更多的其他地方的人之后，渐渐的体会到了黄冈人与其他地方人有很大的不同之处。我现在意识到，导致这个地区与众不同的，是这里的文化传承。有人认为黄冈人很聪明，其实黄冈人并不见得比其他地区的人聪明多少，但是黄冈人身上有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其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很多黄冈人有一种强烈的名为“救世”实为干预世事的冲动。这样的一种冲动导致黄冈人无论是工作还是学习，都十分的努力。 这种冲动与黄冈地区的历史传承有关，黄冈地区自古至今一直战乱频仍，战争给这里带来了太大的痛苦。假如不干预这世界，这世界会荒唐到再次发生战乱的程度，而作为兵家必争之地的黄冈，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成为最血腥的屠杀场。 黄冈在历史上是移民中心。因为地处吴头楚尾的黄冈有长江这个天堑存在，在古代经常是最激烈的战场。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是在黄冈附近打的。元末明初，朱元璋和陈友谅打得最苦的几仗也是在黄冈这一带打的。太平天国最残酷的几次战争还是在这一带打的。铁锁横江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战争事件，锁的就是黄冈地区武穴市田镇所在的长江段。 故老相传，太平天国战败时，一些逃亡的太平天国将领曾经将太平天国的一包宝藏扔进我们村的池塘。以前这只是一个传说，结果前几年，我们村的一个幸运儿——我的一个发小无意间收获了这包宝藏，偷偷卖掉了这批希世之珍，一夜暴富。然后其家财在最近的几年，被本地的流氓地痞算计个精光。 之所以中国的十大将军县有三个出在黄冈，还有一个紧挨着黄冈，也是因为这里是兵家的必争之地。每次大型战争之后，黄冈的人口就锐减一次，多的时候，黄冈几成焦土，十个人中最少有九个人死于战乱。每次大的战乱之后，国家就会从各地迁徙移民至此。下次大的战乱发生，这里的居民再次被屠戮殆尽。 前两年我们村修族谱的时候我对我们本地的移民史有过一次了解，我们家族大概是在明朝洪武年间移民到黄冈的。移民给本地带来了各种文化，移民也造就了黄冈人勤奋好斗的品格，移民一无所有，来到此地，总不免要侵犯本地人的权益，所以奋斗和争斗都是难以避免的。 民国时期中国最严重的户族械斗就发源于我们村，周姓为我们本地最大的姓之一，势力很大，而我们村是附近几个县周姓最大的宗族聚居地。我父亲小的时候，我们村与隔壁村械斗时一次性打死了隔壁村八个村民，以至于两村成为世仇。这种仇恨一直延续到我上中学时期。我上小学时，还经常发生他们村的人在我们村过路和我们村的人在他们村过路时，遭到群殴这样的事情。直到改革开放后，年轻人纷纷外出谋生，才渐渐没有了这些械斗。 黄冈同时具备尚文与尚武之风，从岳飞的部队里传出的岳家长拳在黄冈非常流行。我的父亲和四叔都是本地有名的民间武术家，精通岳家散手。我们村原来还有一个水平非常高的骨伤科大夫，也是武术高手，据我父亲说，他曾经以一根扁担打趴了隔壁村围攻他的十几个人。 我现在对这位老人仅剩的印象就是小时候晚上常常去他家玩，一群来自十里八村的村民排起队来找他治骨伤科的疾病，他一概免费给人治疗，推拿接骨水平超群。白天他自己下田干活养活自己。他曾经迫切的希望把自己的医术传给我的父亲，因为他觉得我的父亲天资过人，可以传承他的这手医术。 可惜我的父亲那时候疲于养家糊口，没有多少精力跟随他学习这门济世活人之术。这个老人的医术基本上算是断传了。他的大儿子尚在世，论辈分是我的族伯，这位族伯继承了他的父亲一星半点的 医术，但是水平远没有他的父亲那么出色。 我的父亲对武术的兴趣很浓，在我小的时候，我的父亲就要求我和我哥哥跟随他习武，父亲希望他的两个儿子文武双全。我的哥哥对学武很痴迷，练站桩的时候一本正经，练硬气功时猛得很，敢用砖头砸自己脑袋，而且他还特别喜欢找两根木棍，一根给我，一根他自己拿着，强迫着我跟他“比武”。 我则更喜欢唱戏，我的父亲琴棋书画武术戏剧中医都懂一点，不过他只肯教我们习武，逼着我们读书考大学，不肯教我学唱戏。我对习武完全没兴趣，被逼着站桩的时候就摆摆架势，等父亲一走开，我就自己找乐子去了。 我小时候，我父亲是我们本地的一个名人，结识了各种三教九流人物。我家里还住过专门的中药药工，我记得我是从那时候开始对中药的炮制有了直接的接触的。那些用来碾磨中药的药碾子让我感到很新奇，后来不知何时被当废铁卖掉了。我小时候我们村也有一次大型的修族谱活动，修族谱的人中有几个住在我家，我有幸看到过中国古老的活字印刷设备。我和我的几个发小还从那些修族谱的人那里，偷了些活字印刷的字模当玩具玩。 我父亲对佛教徒是很反感的，尤其是和尚，因为那些和尚骗了我祖母不少钱。所以我父亲对他们很不客气，每次在家中见到和尚，总是铁青着脸直接下逐客令。祖母在家里斋僧布施，要躲着我的父亲和四叔。 如今我回想起来，那些和尚确实骗钱骗得很厉害，我的祖父原来还有一些古董，也被这些和尚骗走了。我们村有很多和我的祖母一样的佛教信徒，都会把自己的财物供养给和尚们以换取所谓的福报。 我和我哥哥喜欢与我们本地的和尚交往。有一次我哥哥去我们那里的一个庙里找一个年龄上相差不大的武僧聊武术，和尚从裤子口袋里拿东西时无意间掉出了一个避孕套，被我哥哥看到，两人都很尴尬。这庙里的另一个我们很熟悉的和尚在前几年卷款二百多万潜逃了。我父亲年轻的时候大概也见惯了这类事情，所以对和尚很没有好感。 住在我家隔壁的一个和我祖母年龄差不多的老奶奶，和我祖母交情很好，她跟我祖母，还有另一个老太太，是我们村佛教信徒中牵头的人。她们都一辈子吃素念经，斋僧布施。可惜这个老奶奶老了的时候，家里迭遭不幸，他的二儿子死于癌症，小儿子得了尿毒症。她自己照看孙儿孙女时，一个小孙女不小心掉进水井里淹死了，她自己一阵慌乱之后，也跳进水井里自杀了。她家的水井后来被填埋了，那水井就在我家后院墙脚下，直到现在，我回老家时，晚上还是怕到那侧的院墙下。 如今回忆起这些幼年时的经历，我就逐渐的找出了影响我自己成长的种种文化因素。这些东西有的有益，有的有害。我现在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就会对自己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这一切进行反思。 我觉得黄冈这个地区的文化根基是一种乱世流民文化，一到乱世的时候，会有不少的优秀人才从这里冒出来。到了太平时期，黄冈冒出来的人就有些与其他地区的人格格不入，因为这里的民风中有一种革命精神。说不好听点，就是这里产出的很多人是一群亡命之徒。我以前不是很理解为什么我自己经常会有一种亡命的精神，到了义愤填膺的时候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对一切都无所畏惧。现在知道，这是从大环境中习染而得的亡命徒的精神。 佛教之所以在此地昌盛起来，或许与这里的血腥历史有关，是古往今来的黄冈人应对战乱的另一面。毕竟，与苦难抗争，一是不一定能够战胜苦难，二是即便战胜了苦难，付出的代价也会很大。在经历了巨大的伤痛之后，需要在宗教中寻求精神的慰籍。…

三十而立，四十不惑。这是孔夫子的名言，释迦牟尼也是在三十九岁时悟道的。一个人要达到不惑这种状态，基本都需要到四十岁左右，在这个问题上，年龄是一道很难跨越的门槛。我对不惑的理解，就是心智成熟。不惑之前，也就是惑，是心智不成熟，用佛家的说法就是无明。人处在惑或曰无明的状态之中，还会有很多想不 通的道理，处理问题时也会不同程度的有失偏颇。 东方人喜欢用“悟道”来形容一个人心智的成熟，这个词表意并不明确，最容易引起分歧。我个人更倾向于用心智成熟来表述这种状态，心智成熟有一些外在的表现 和一些内在的表现，当一个人行为表现得越来越客观和宽容，内心越来越安详和平静时，基本上可以说这个人达到了心智成熟的状态。 心智成熟与一个人的知识和人生阅历都有关系，学习到的各种知识和经历的人生阅历，可以锻炼一个人对自我、人生和外在世界的判断能力。不惑，从根本上来说，是已经具备了明辨人生是非的能力或曰智慧。 理论知识并非心智成熟的必要条件，天赋也不是心智成熟的必要条件，但是一个勤于思考的人，确实比一般人更容易达到心智成熟的状态。也并不是每个人活到四十岁就能达到心智成熟的状态，人类中有很多人，即便活到一百岁，也不一定能达到心智成熟的状态。也有少数人，不到四十岁，就少年老成，心智成熟。 以下的一些因素我个人认为对心智的成熟有很大的帮助。 首先是反思能力。要从无明的状态，走向不惑的状态，我们不但需要认清这个世界，更重要的是要认清自己。一个人的反思能力越强，认清自己的速度就越快。古人 云“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内自省”就是反思。我们有很多错误的行为习惯和思维习惯，佛家把这些归为各种“业障”，我们自己对此毫无知觉，可是我 们对旁人身上存在的问题却往往洞若观火。如果一个人看到别人身上存在的问题，立即能“内自省”一下，看看自己是否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如果存在，就把它改 掉，久而久之，自身存在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少。 对一个傲慢的人来说，反思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有时候聪明才智反而是一个人心智成熟的障碍。一个人天赋过人，博学多闻，就很容易形成傲慢自大的心理和各种自以为是的偏见，佛家称之为“我慢”和“我见”。一旦形成了傲慢和偏见，就会觉得自己很牛逼，不容易听进别人的意见和考虑别人的感受。往往那些看起来各方面很优秀的人，在人群中很不受人喜欢，因为这些人太自信，以至于走向了傲慢和狂妄。 失败对每个人都很有好处，因为失败让我们认识到了我们自己并不像我们自己认为的那样英明和强大。很多人是在失败后顿悟的，原因无他，盖因为失败让其开始反思了。 第二个是实践精神。很多人认为一旦自己明白了某种道理，也就等于自己掌握了某种道理。这是错误的。爱因斯坦有句名言：“从理论上说，理论和实践是一致的； 但是从实践上说，理论和实践是不一致的。”理论认识并不可靠，也不稳固，唯有实践才能出真知。一个人知识渊博也没什么了不起的，知行合一才真正令人佩服。 我们每个人的身边都有太多的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中的矮子，甚至我们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 古往今来，那些对这个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思想家，都是追求知行合一的。知识，倘若不能落实为实践，就只能沦为空谈。人之所以要到四十才不惑，也就是因为到了四十岁的时候，有了足够的人生实践，验证了一部分人生哲理，心智才达到成熟的状态的。 禅宗强调的言语道断其实非常好理解，实践到位后，道理不用说，内心都了然。这样的知行合一，或曰觉行合一的状态，除了亲身体验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可以理解。如果我们学以致用，把学习到的每一点，都用于实践，那么我们就能从实践中检验我们学习到的知识是对是错，而且更关键的是，实践能让我们对我们自己学习或者领悟到的知识既信服又印象深刻。这好比一个医生学习药学知识后用药治病，用药把病人治好了，比看任何说明书都强。 第三是长期学习和思考的习惯。外在的世界和我们自己的内心都是复杂的，它们都存在着不止一面，有光明的，也有阴暗的，还有灰色的。某些见解，我们在某个时候认为它是对的，但是碰到新情况后，我们又会发现，遵循这些见解去行事，结果却并不好。这时候我们就会迷惑，不知所措。这样的状态只有靠不断的学习和思考来改变。 这个多元的世界和我们人类复杂的内心，容纳着有时看来互相矛盾的很多东西。如果我们对它的认知是单向的、一元的，那么我们就很容易成为一个偏激的人。在这种偏激的思想和观念的作用下，我们就会常常“义愤填膺”的犯错，我们认为我们是在代表正义，其实却是在行不义之举，但是我们却毫无所知。人际间的很多纷争，皆因此。 第四是要有一股求真的精神。宇宙终极的真理也许我们人类受智力局限而无法掌握或者说尚未掌握，但是如果我们缺乏一股求真的精神，就很容易掉进某个思维的陷阱之中，成为一个偏信偏见的人。科学信仰者、基督教徒、佛教信徒、伊斯兰教徒乃至其他的各种形形色色的思想的信奉者，都认为自己掌握了终极真理，认为自己的认识至高无上。自古至今，人类为此纷争不休。 从大历史观的角度来看，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类文明的发展，各种思想、学说、定理或者宗教教义，在认识上的不足都会展现出来。部分偏激的偏信者为了维护自己的信仰，甚至不惜用各种诡辩术来自圆其说，其说法在旁观者看来是漏洞百出，但是这些偏激的偏信者自己则深信不疑。这就是缺乏求真的精神的表现，他们只相信自己的信仰，缺乏“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精神，这样的人，就很难达到心智成熟的状态。 假如一个人，能够长期的反思、实践、学习和探索求真，那么他就很容易在人生的某个阶段，融会贯通，将学习到的各种知识和经历的各种人生体验，贯通为一体，达到孔子所说的“吾道一以贯之”的状态，成为一个心智成熟的人。 一个人心智成熟之后，看这个世界，会有与此前完全不同的体会。伴随心智成熟而来的，是心态的平和和行为的恰如其分。这一切，是因为他的内心已经不惑，脑子足够清醒。此时各种思想观念于他而言，可以用《圆觉经》中的八个字来形容：不即不离，无缚无脱。我个人认为，这种状态，可以称为不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