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基础研究 ⁽²⁾

山西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2017年被授予“国医大师”称号的王世民教授，1935年出生于河北省元氏县泜屯村（今苏阳乡纸屯村），其曾祖父王长宝为当地名医，当地乡民曾赠其曾祖父一块“佩德神医”的金字匾额。受其曾祖父的影响，王世民从小就立志长大后当医生。 1953年春，王世民的母亲因外伤未及时治疗，感染破伤风，不幸去世，当时正在上中学的王世民深受打击。 祸不单行，少年丧母之痛让王世民心力交瘁，自己也患了面神经麻痹。屡经中西医治疗，针灸从头扎到脚，也用了许多治疗中风的方剂，效果均不佳，历时两年，病情未能缓解。 这种锥心切肤之痛让王世民更加坚定了学医济世的决心，1956年，王世民高考时，毅然报考了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并被录取，成了该校第一批大学生。历经六年寒窗苦读，于1962年顺利毕业。实习期间先后师从陆石如、孔嗣伯、刘渡舟、谢海洲、印会河等名家，得到了这些老大夫的悉心指点，学问日有长进，经验日渐丰富。 毕业后王世民被分配至山西省中医研究所（今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第二年，被指定为山西四大名医之一的白清佐之徒弟，侍师襄诊，抄方、记录医案。并继承和整理白清佐老先生的临床经验，深得其真传。 在山西工作期间，王世民始终与刘渡舟、谢海洲、印会河等老师保持密切联系，请教问难，探讨学术，分析病情，发表文章，并从事中医类专著的编撰工作。先后协助中医儿科学家孙华士先生整理校定了《小儿药证直诀释义》《幼科金针》，协助印会河先生整理《中医内科新论》，还整理了《谢海洲临床经验辑要》《谢海洲医学文集》，协助刘寿山先生完成了《中药研究文献摘要》第二、三编的部分内容。 王世民教授一边从事中医文献编撰和整理工作，一边在山西中医药大学教学，同时还从事临床实践工作，教学研与临床相结合，打下了厚实的理论功底，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在对方药深入系统研究的基础上，王世民教授总结出“方对证，药对症”的临证思路，认为方剂的功效是方中各药物经过配伍组合而成的“合力”，定向地作用于某一病证而发挥的作用。并不是某一味药的作用，亦非是各药物作用的简单堆砌，药有个性之特长，方有合群之妙用。药物是组成方剂的单位，方剂是药物运用的更高形式。 王世民教授对中医方剂学的现代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长期的临证、教学、科研中，王世民感到只有探明方药的物质基础，才能最终揭示方剂产生疗效的真谛。很多古方名方组方严谨，疗效肯定，但有关其疗效的说明和机制的阐述大部分停留在过去直接观察所得到的宏观认识上，要想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探明微观机制，要想使古老的中医方剂配伍理论发扬光大，被世界所接受，必须进行实验研究。 对药物和方剂的功效的研究是王世民教授毕生工作的重点，他将其思想浓缩为“方对证，药对症”这六个字，笔者认为，这六个字才是中医真正的精髓。…

当代著名中医大家施今墨先生曾坚定地送他的大弟子，同时也是他的乘龙快婿祝谌予先生去日本金泽医学院学习西医，这所学校是日本当代著名的汉方医学家汤本求真的母校。 1901年，汤本求真先生毕业于金泽医学院，所学的是西医。后来他的女儿死于肠伤寒，当他的女儿患肠伤寒时，汤本求真先生用西医抢救，竭尽全力亦未能留住他女儿的生命。 这件事情对汤本求真的打击是巨大的。为此他改学汉方医学（也就是传到日本的中医学），并最终成为当代最有名的汉方医学家。他的著作《皇汉医学》对中国和日本的中医学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我国民国时期著名的国学大师章士钊曾说，若汉代的张仲景看到了《皇汉医学》，可能会忍不住惊呼“吾道东矣！”，感慨中医的精髓已经在日本了。我国当代著名的经方学派大家胡希恕教授和刘绍武教授也都深受汤本求真的影响。 胡希恕教授这样评价汤本求真的《皇汉医学》：“所阅之书既多，则反滋困惑而茫然不解。后得《皇汉医学》，对汤本求真氏之论，则大相赞赏而有相见恨晚之情。于是朝夕研读，竟豁然开朗，而临床疗效则从此大为提高。” 胡希恕教授已经成为当代中医界的标杆性大师之一，许多中医人在阅读胡希恕的著作，研究胡希恕的中医思想。也有许多人因为胡希恕教授而知道汤本求真和他的《皇汉医学》，因此，在今日的中医学子中，《皇汉医学》的读者也不在少数。 在众多的中医著作中，《皇汉医学》之所以别具一格，与汤本求真贯通了中西医有很大的关系。汤本求真曾尝试着将中西医融合在一起，借助现代医学的思路，诠释传统中医。 汤本求真在《皇汉医学》的序言中这样介绍自己学医和著述的经历，他说： “余少以亲命学医于金泽医学专门学校，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卒业，旋供职医院，嗣复自设诊所，从事诊疗。 至明治四十三年，长女以疫痢殇，恨医之无术，中怀沮丧，涉月经时，精神几至溃乱。偶读先师和田启十郎所著之《医界之铁椎》，始发愤学中医。经十有八年，其间虽流转四方，穷困备至，未尝稍易其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