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 ⁽³⁾

除了不可穷尽的真理以外，没有任何权威。而对真理，一方面，任何人都可以追求；但另一方面，谁也不能说自己掌握了最终的真理。 ——德·卡尔·雅思贝尔斯 我今天看到一个笑话，有人在知乎上提问：“为什么说‘免于被哲学打扰的人生是非常幸运的’？”排在第一的回答是：“你愿意做痛苦的苏格拉底，还是快乐的猪？但实际上很多人并不是痛苦的苏格拉底，而是痛苦的猪。”这个笑话对我来说，比一本像砖头一样厚的专业的哲学书籍更有启发意义。 我二十岁左右，是个不折不扣的盲目乐观主义者，当时我和我哥哥住在一起，我们经常讨论各种问题。我哥哥总是看到事情的不可行性，并因此而认为该事不值得做。而我则总是看到事情积极的一面，所以我总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什么都去尝试一下，失败了就重新找路走。 如今我四十多岁了，再也不是当初的那个愣头青了。而且我还经历过两次抑郁发作，一次是我母亲去世让我陷入非常抑郁的状态；第二次是前不久，我因为生活压力过大，遭遇中年人的情感危机而再次陷入抑郁状态。经历过这样两次抑郁发作，我深切地体会到了在抑郁状态中，那种悲观的反刍性思维带来的痛苦，我因此而成长了许多。 整体来说，我如今仍然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因为我人生的底色就是积极乐观的，这是不可被改变的。如果我的母亲去世都不足以让我从一个乐观主义者转变为一个悲观主义者的话，那么其他的事情大概也打不倒我，毕竟这世上比失去母爱还痛的事情不多。 但是我现在确实认识到人生的实相不是完全积极乐观的，它也有消极悲观的一面。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蕴炽盛这八种苦，每个人都会去经历。要说这些事情也是积极乐观的，只能说这个人精神不正常。精神正常的人在遭遇这类事情时，也会悲伤、痛苦、抑郁和焦虑。医学上并不把这些当作疾病来对待，而只是把它们当作短期的应激反应。 不过人在经历了这样的大悲大喜后，就会有所彻悟。我们会认识到以前的想法有幼稚的地方，过去，当我听到别人说某件事情不可行时，我可能会藐视这种说法，我相信通过个人努力大概率能够做成功。现在我就不一定还那么有把握了，尽管我还会一如既往地去努力。世间万事，消极悲观因素也不容小觑，有些就是我们战胜不了的。一旦发生消极结果，除了接纳，我们别无他法。就像我母亲去世的那一刻，我并不能接纳这个现实，但那又如何呢？人死不能复生，她终究是活不过来了。 不夸张地说，我现在每周都在面临生死，总有一些患者病情太严重，治疗无效要死亡。这种消极的结果，我就必须接纳。如果我不接纳，我就只能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崩溃。人都是会死亡的，今后我还会失去其他的至亲至爱之人，甚至有一天，我自己也要面临死亡，这些也是我必须接纳的。 对自我和自己的人生遭际不能接纳是人生最大的苦，许多人沉湎其中不能自拔，久而久之就成了迁延不愈的抑郁症、焦虑症、躁郁症、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疾病。无法放下过去，我们便无法走向未来。人一旦沉湎在因为无法接纳而导致的反刍性思维之中，思考便是人生最大的灾难。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思考带来的最多的就是痛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免于被哲学打扰的人生的确是幸运的。 但另一些人因为天性热爱思考，他们为哲学问题而沉思的时候，内心却是欣悦的。对这种人来说，被哲学打扰的人生就是幸福的。 不过哲学也好、心理学也好、精神病学也好，都可能是无底深渊。当我们过度思考时，我们便会掉进去。人在思考这个问题上，也要懂得适可而止，如果思考让我们感到累，就要多去过过现实生活。就是我们常说的要脑体结合、劳逸结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身心健康，不至于因为思考而走火入魔。 任何关于人性和人心的论述，我都不愿意把它们当终极的真理。尤其是与精神哲学相关的一切——包括我非常喜爱的佛学，它们都是存在缺陷的，有值得质疑的地方。一切自视过高的学说，不值得全部相信，越接近真实的真理，越谦卑。我们可能永远都无法掌握所谓的终极真理，我看任何书，都是以存疑的心态去看的。倘若不如此，就很容易中毒。 我在高中的时候，我的老师用一种非常特殊的方法来引导我读书。他每周都会给我带来几本至十几本课外读物，这些都是很经典的哲学、社会学、文学、历史方面的名著。这么多的书，我即使不需要完成学业也读不完。但他从来也没有要求我读完，他甚至都不关心我读不读，他就只是负责把书放在我课桌上，让我随手翻阅，喜欢的部分读一读，不喜欢的都放过。 这些书五花八门，无法被归类到任何一个专门的门派或领域之中，作者与作者之间的观点也互相冲突。这种读书方法最大的好处就是培养了我兼收并纳、大而化之、批判吸收、推陈出新的能力。这样读书，我们能不迷信任何人的观点，不会人云亦云，逐渐形成自己独立思考的习惯。我的老师还有一个期望，他期望我能够贯通中西，集其大成。同时他还告诫我要韬光养晦、厚积薄发，不要锋芒毕露，浅尝辄止。我活到今天，仍然觉得他的教诲对我一生有重大意义。 我现在学习任何一门学科的新知识，学完后都会想一想，我从中收获了什么，同时这门学科中又有多少东西未必有道理。对该学说中讨论的某个特定的问题而言，我们换个视角去看，会不会有不同的结果呢？ 比如说西方人格心理学中提及的分裂型人格特质，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下，可能就是所谓的“出世”的隐士，这是历来的中国读书人追求的最好的境界之一。中国读书人在儒释道文化的影响下，很喜欢以出世的心态来做入世的事情。在我们这种文化环境下，离群索居、享受耕读生活而不忘回馈社会的人，并不叫分裂型人格，而叫隐士。隐士的生活，可以丰富多彩，只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同样，两性关系在西方心理学看来，也是以互有所图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存在人格障碍问题的两性关系，简直是一种令人心寒的以资源掠夺为目的的献媚和欺骗。这么看来，所有的爱情，都毫无真情可言，只不过是生物界的两性之间为了获得生存资源而进行的交易或变态交易而已。这样的理论学完后，人会不寒而栗，会对自己体会过的真情实感产生怀疑，大有不敢直视人心的感慨。 但我们必须看到，这是多么极端的一种认知。人和人之间，并不是如此功利。一项关于共情的心理学实验显示，人天生的具有利他的心理，只要不伤及自己，每个人都可能会做出利他的行为。爱可以激发出非常高尚的心理和行为，不可否认有人的爱是功利的，但大多数人的爱并非功利的。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不至于在看到类似的认为爱是一种功利性行为的观点时灰心丧气。 类似的书，只有反刍性思维的作者才能写出来。当然，这些作者的思维从他们的视角上来看，的确是正确的，他们的逻辑也很严谨。只不过他们本身就是在消极环境中长大的人，他们看到了人生消极悲观的一面，没有看到人生积极乐观的一面。他们相信人性是恶的，所以总是以恶度人，这不是他们的错。因为他们成长的过程中，遭受过许多人性恶，他们的思维已经形成了惯性，认为人性就是恶的。 季羡林先生说他活到九十多岁，终于认识到这世界上也是有坏人的。我在前44年，总是被我父母、兄长、亲友、恋人不断提醒，不要把人心总往好的地方想，要提防坏人。这可能是因为我在成长的过程中，没有遇到过真正的坏到我认为无法情有可原的人。我得到过足够多的照料和关爱，所以理所当然地认为一切都是积极乐观的，这也是我哥哥当年为什么要给我贴上一个“盲目的乐观主义者”的标签。 季羡林老先生原谅过文革时整治过他的人，当他重新掌权时，没有为难过这些人，没有给他们小鞋穿。季老说，易地而处，如果我季羡林站在他们的位置上，未必比他们做得更好，所以没有什么不可宽恕的。这种宽厚的胸怀是一种升华过的人格，他超越了世俗的恩怨，所以他也不会睚眦必报。 我相信季老在九十多岁的时候，所说的他终于认识到这世界上也有坏人的话也只是一时的气话。转过背后，他还是会宽恕所有人，并不会轻易地把人性恶的标签贴在任何人身上。季老继承了中国儒家的忠恕之道，所以一时的情绪并不能影响他长久的行为习惯。 对一个在爱的环境中成长的人来说，世俗认定的十恶不赦之人也都有可宽恕之处。人之所以作恶，并非他们主观上想作恶，必因他们的基因与成长环境相互促进，导致他们形成了反社会人格，才会让他们成为作恶之人。哲人的职责是发现这些人作恶背后的原因，宽恕这些人；医生的职责是宽恕和同情这些人，治疗和拯救这些人的灵魂。 况且，所谓的人格障碍的背后也有社会对人性的压制的原因存在，我们建立起来的这个社会本身不够完美，我们不能容纳一部分行为出格的人，才导致他们被排斥，变成了“有问题”的人。倘若我们的社会足够完美，充分重视每个人的个性，所谓的人格障碍或许也不存在。 人与人之间有冲突，国家与国家之间有冲突，文明与文明之间有冲突。亨廷顿还提出了著名的文明冲突论，认为人类终将为文明冲突而战。一个人因为个人的认知、信仰和行为习惯与其所在的社会文化相冲突，并与其周边的人大起干戈，这与不同文明之间发生冲突而大起干戈有何区别呢？其本质其实都是因为某种主流势力无法容纳人格与文明的多样化而已。 但生物进化的方向就是多样化，如果没有这种多样化的话，地球上何来如此丰富多彩的物种资源？人格多样化和文明多样化也是生物进化的一种必然结果，只不过狭隘的人类不能包容和接纳而已。 所以任何书籍，看看即可。其他人或者我们自己所做的所有的哲学思考，也不必完全当真。终极的真理还没有诞生，没有任何一个权威或宗教教主值得我们五体投地的崇拜和信仰。如果我们喜欢当一头快乐的猪，那就偶尔放下沉思，在一天的某个时刻，去当一头快乐的猪吧。

在各种生存哲学中，我最为推崇的是随遇而安。不管遇到什么，都泰然处之，安之若素。不受外界，也不受自己的人生遭遇影响。不折腾，不强求，不伪饰，一切顺应自己的本心去做，率性而活。 随遇而安的人生，需要一颗简单的、不多求的心。这样的心态并非消极，而只是一种很强的适应环境，适应人生变化的心理能力。 人精神上的痛苦多源于奢求，何谓奢求？奢求就是在自己的能力和德行尚不足以获取某种回报之时，一定要收获那样的回报，这就是奢求。 要收获就要默默的付出，无论是学业、事业还是爱情，没有付出的收获，都是不牢固的，没有足够的付出的奢求只能给自己带来痛苦。我们所遇到的一切，就是我们目前的能力和德行所应得的，我们应该满足于此。而努力付出后所收获的，都是坚固的，并非天上的彩云，风一吹就散，也并非那华而不实的琉璃，一击就碎。 我想，除了至爱之人之外，这世界上已经无人能够影响到我了，而对于自己的至爱之人，我向来不吝于给予关爱、温暖和宽容，他们回报给我的也是这些。除了人类不可左右的自然规律之外，大概也没有什么能够把我自己与他们分离。有那么几个至爱之人，与自己一生风雨同舟，顺境不巴结我们，逆境不离弃我们，这就够了。 他们或者是我们的师长，或者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或者是我们的伴侣，或者是我们的子女，或者是我们的至交好友，他们是我们一生中真正值得拥有的。人只要宽厚的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不占有我们不该占有的，愿付出我们能付出的，在生活中尽职尽责，吃亏在前，享福在后，终生如一日的善待身边之人，则无论贫富，一定会收获这样的一群亲朋好友。 人是群居动物，但却不是杂居动物。人只有在自己熟悉的环境和爱的氛围下，做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才活得最舒畅，最安逸，最投入，最乐而忘忧。所以一个人并非交游越广越好，而是与少数几个人交游越深越好。简单而诚挚的人际关系使人活得轻松自适，复杂而充满机诈的人际关系使人活得沉重而疲惫。 我从来不作任何拓展人脉的努力，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只在电光一闪之际就已经注定了。两个有缘结交的人，必定有很多地方是相通的，而这种相通之处，是他们相遇之前的全部人生锤炼而成的。所以漂亮的语言，夸张的表情，娴熟的社交技巧，均不足以使两个人真正的互相吸引，成为至交好友，只有内在的灵魂才可以。 一个随遇而安的人内心是丰满的，他（她）不缺乏爱，也不缺乏爱他（她）的人。看起来这类人是孤独的，但是他们从不真正的孤独。他们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和他们调适自己内心的能力，均是很强大的。所以在现实生活中，这类人是温和的、知足的、真诚的和快乐的。

冯友兰先生说，西方哲学是否定的哲学，而东方哲学则是否定的否定的哲学。东方哲学之于西方哲学，就如老人之于青年人，是高一层次的哲学。此一说法非常之令人费解，没有一定的哲学功底简直就不可解。 西方人急于创立新说，屡次重大科学革命，均始于西方。相对而言，东方人看起来很守旧，因此社会制度稳定不变长达两千多年。梁漱溟先生曾说，中国文化有两个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方，一是长达数千年不变的封建社会制度，二是没有宗教的人生。 林语堂先生则认为东方人，尤其中国的汉人，有一种老滑的品质，此品质被视为成熟的标志，为人人所景仰。父母在教育子女的时候，时时刻刻都会将这一品质列为内在的做人标准。因此在中国，老滑的处世哲学大受欢迎。 究竟这样的一种文化是好还是坏呢？在今天这个科技发达，经济统治一切的年代，这种文化常常被作为批判的对象，遭到新时代的菁英份子无情的挞伐。 上世纪初，罗素先生到中国来讲学，亲身感受过中国人的生活态度后，极为震撼，因此对东方的智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罗素先生看来，彼时的中国，虽然穷困潦倒，到处挨打，但是中国民间的普罗大众的生活态度，实在令人艳羡。 尤其是在正被工业化和城市化运动搞得焦头烂额的西方社会呆久了后，乍一到中国，感受着老百姓这种怡然自乐的生活，颇觉执着精神乃是人生的痛苦之源。 罗素先生是西方文化的反省者。西方文化主要受基督教义影响，文艺复兴后，基督教的新教兴起，新教 的理性主义和批判精神大行其道，垄断西方精神世界数百年之久，并逐渐因其高势位优势，向全世界各地蔓延，此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今天。新教徒对于事业的执着精 神，使得西方科学在最近的几百年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但是这种执着的追求是不是就意味着人类幸福了呢？罗素先生并不以为然。一百多年过后，罗素先生曾经到访过的中国，正在步向他曾极度厌恶的欧美发达国家的后尘，城镇化和工业化运动如火如荼，乡村在大批量的消失。 东方的精神哲学也开始从大众市场走向小众市场，成了学者书斋中的研究对象。这些研究者本人所 过的也不再是传统的读书人所崇尚的质朴生活，他们生活在光怪陆离的城市里，混迹于世俗人群中，一面讲授着庄老的哲学，一面走向灯红酒绿的物质世界，所言与 所行严重脱节。以至于真正的精神哲学早已名存实亡，能够令天下人景仰的精神领袖凤毛麟角。 我们走进了一个否定的世界，还没有从这个否定的世界里走出，走向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否定的否定的世界。我们急于创新和批判，但是缺少对这创新和批判本身的批判。我们努力奋斗，但是缺少对奋斗目标的严肃思考。我们竭力向前，但是缺乏对前方的真正的认识。我们一路追寻幸福，可是总是与幸福背道而驰。 大哲学家叔本华在听到别人提到其思想实为庄子思想的翻版时，极力厘清自己与庄子的种种差异之处，以证自己是创新家。叔本华先生晚年最喜欢做的事情乃是剪报，将各种报端上赞誉自己的报道收集到一起，每天读一遍。从这一点上来说叔本华与庄子的境界相去太远，内心强大的庄子是完全不需要靠这种精神鸦片来麻醉自己的。一代伟人爱因斯坦似乎亦不例外，为证明相对论为其首创而不断辩解。 而中国自古至今不乏佚名氏，很多人避名利如避蛇蝎，《黄帝内经》肯定不是黄帝的著作，而只是秦汉时期的医学思想的汇总。号称华佗所著的《中藏经》亦非真正的华佗著作。考古学也已证明《道德经》亦非老子时代的作品，更应像是后人的托名之作。 这样的人生态度大相迥异。谁更幸福呢？我认为是秉承中国古典哲学精神的中国人。其超然物外的胸怀，乃是在否定人世规则的基础上，顺应自然和生命的选择。顺生这种思想正是整个东方精神哲学的精髓所在。 东方的精神哲学，是深思熟虑的精神哲学，是在全面的权衡生死，权衡名利之后，超乎寻常的淡定 的精神哲学，所以它能够被誉为“否定之否定”的哲学。杜甫的名句“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也只有在中国这种文化环境中才能产生。这样的理性是 比新教徒的理性更高一层次的理性。再过一万年，它仍然是颠仆不灭的真理。 而庄子的“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的思想，实在足以囊括整个宇宙的一切终极真理。在一个没有极限的世界里，我们一直在追求极限，并以此为豪，沾沾自喜于自我所获得的功名利禄，终身受其束缚。人类的傲慢和愚蠢，莫过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