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者心声 ⁽¹⁸⁾

一场秋雨过后，校园的黄叶落了一地。早晨起来，走在人烟稀少的林荫道上，欣赏这秋叶的静美，心中油然而生一股淡淡的喜悦。 清晨六点多的校园里，几乎只有我一个人在走路。一只杂色小猫寂寞了一夜，急需要有个人陪伴。于是一路跟着我进了教室，躺在我的课桌旁边，安静地陪伴着我。 它不知道此时此刻这一切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也难以用言语去描述自己在这样的时刻的心情，只是不由自主地想起陶渊明的一句诗——“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年轻的青年学生们大多还在梦乡之中，校园外的马路上车辆也不多，来自人类世界的噪音很小，凸显出窗外的鸟儿的叫声格外清脆悦耳。 年近五旬的我通过再度高考，重返医学院校学习临床医学。第二学年的第一个学期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一，我与这所学校也彼此适应了。学校里的同学和老师不再对我的到来感到大惊小怪，我也在这里心生安乐，常常被一种淡淡的喜悦笼罩。 学习的医学知识越多，越发知道生命的宝贵和健康的来之不易。在学校的每一天，都会有新收获。人到了中老年，最怕的是顽固不化，不能接受新知。学校这个环境可以让我保持良好的开放性，践行“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人生哲学。 比起各种各样的为中年人打造的高级总裁班，我觉得全日制医学院校的医学课程更适合我们这些中年人。我们上有老下有小，一家老小的健康都需要医学来保驾护航，自己也需要懂点医学知识才能更健康也更踏实地活着。 虽然说人工智能正在改变各行各业，但一个人倘若缺乏系统的医学知识，是很难与AI做有效和深入的互动，并从中学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的。AI会让许多人有一种盲目的自信，但这种自信是一种错觉。实际上，缺乏系统学习，只能对医学产生似是而非的理解。 所以AI可以改变医学，也会改变社会的运转模式。但万变不离其宗，总还有一些东西是AI改变不了的，那就是人自身的深度理解能力，以及建立在深度理解能力上的选择与决策水平。在医疗领域，差之毫厘，影响的将会是人自身的健康和一生的幸福。 所以即便是在我们这样的时代，学医依然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人学医，不但自身会受益，家人和亲朋好友也会跟着受益。我总是喜欢鼓励身旁的人以各种形式去学习医学知识，尤其是系统学习中医和西医，乃至学习一切与身心健康相关的知识。…

每次放假回家的第一夜，都很难睡个踏实觉。原因很多，我每次放假，通常是在学校上完七八节课后，匆匆忙忙地坐高铁回家。到家就已经很晚了，能赶在十点前到家已经算很好了，再洗漱一番，总得折腾到十一点多。 一切准备齐全，上床后又得重新适应一下。这听起来有点儿好笑，但一点都不夸张。上学后，我多数时间在学校，再回家时多少会对家中的床有陌生感，要有重新适应的过程。 周末在家呆两天再返校，回校后也是需要小小的适应一下。过一个长假再回去，学校也会变得有点陌生了，又得有个重新适应的过程。中年人适应这种环境的变化的能力是不如青少年的。 需要适应的不只有环境的变化，还有医学理念上的跳跃，这也是一大挑战。 我过去因为种种原因，先学了中医，而且中医学得可能还算不错，临床诊疗水平略高于社会平均值——起码我接触过的大多数病人给我的反馈是如此，当然这里不排除他们有为面子而奉承我的嫌疑。毕竟在我们中国，大家都习惯了客套。 如今我在学西医，而且西医的理论学得还算扎实。这个有较为客观的评价标准，每学期专业课考试成绩基本上都能保持在90分以上（满分100分），有些甚至接近满分。很多学生考试作弊，但我是绝不作弊的，临床医学专业各科的知识链也能够衔接得比较好。 这导致我现在对中医和西医都丧失了信心，经常陷入自我怀疑之中。当我面临一个病人，准备采取中医的治疗方法时，脑海中的许多西医理念蹦出来，我会怀疑即将采用的中医方法；同样，如果我准备采取西医的方法治疗时，我也会从中医的角度去质疑西医的治疗方法；最后，我甚至会质疑整个医学，我怀疑我们学医究竟对病人是否真的有帮助。 很多疾病，看起来似乎很凶险，听起名字来也令人感到很严肃，但实际上这些病人的平均寿命完全不低于正常人，治疗可以缓解病人的痛苦，不治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比如我们家族的慢性肠炎。另一些病的确会影响患者的寿命，但与此同时，医学对它们也无能为力。 我知道，我自己现在的状态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状态，是一个人要横跨两种医学体系，在医学方面进一步成长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或许跨越了这个阶段后，我的医术会有一次很大的提升。但是在眼下这个阶段确实有不适感，这种不适感是真实不欺的。 偶尔能将我从这种自我怀疑中拉回的是病人和他们家属的反馈，当病人和家属告诉我，他们的症状改善了的时候，我稍微好受些。毕竟，人长期处于对自我价值的怀疑状态之中，也是会很不舒适的。…

治愈你的是上帝，我只是一座把你带到上帝眼前的桥梁。 ——韩国某医生 我在北京某国际门诊工作期间，我的一位上级领导跟我说过，有位韩国名医曾说过上面这句话。这句话在我脑海里留下的印象很深刻，我会时不时地想起它。年纪越大，阅历越丰富后，我对将医者比喻为通向上帝的桥梁的说法越发认可。 今天上午我去我们辖区派出所办理户籍手续的时候，遇到一个在派出所歇斯底里大发作的年轻女性。她在办事的过程中，可能觉得办事的民警说话态度不好，而且要求她签署的文字声明太繁琐，心中恼怒，与经办民警发生冲突。 经办民警是个女民警，刚开始的时候还敢为自己辩解几句，但她的辩解就像火上浇油一样，导致这位来办事的女士情绪不断升级，愤怒的她一边咆哮着，一边手拿相机拍摄，扬言要保留证据。她的情绪实在太有震慑力了，派出所里所有的民警和保安都不敢和她多说一句话，生怕引火烧身。 首都的民警文明度在全国基本是首屈一指的，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民警其实已经是弱势的一方。经办民警后来被吓得一句话都不敢说，任这位女士肆意发泄其心中的怒火。这位情绪高亢的女士不断地要求派出所领导出来，她要当面投诉。陪同她来办事的是她的妈妈，那个妈妈也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显然，女儿在家里可能不止一次地出现过这种易激惹的情况，她也害怕。 易激惹是精神障碍患者的一个显著的特征，我无法由一件小事来判断这位女士是否存在精神障碍，但多年来与大量患者打交道的经历还是让我意识到，这位女士此时需要有人帮助她平复自己的情绪。 于是我上前去和她沟通，希望她能担待些，战火就这样引到我的身上来了，这位女士马上用手机来拍摄我。我和她说，任何行业的窗口服务人员的工作都很难做，请她对这位民警老大姐包容些，多些理解和原谅，有些繁琐的手续是统一规定的，民警也无法更改一字。另外，她这样在派出所里闹，也阻碍了其他人在这里办事，耽误大家的时间。 这些话虽然未能完全平复这位女士激动的情绪，但是总算是缓解了眼前令人尴尬的局面。在我的安抚和劝说下，这位女士也从情绪爆炸的状态中稍稍冷静下来了一些，单独去找派出所领导“投诉”了，其他人的业务才得以办理。 派出所里的几个民警因此而对我产生了一些好感，主动问我要办什么手续，想替我办。那位被投诉的女警则尤为感激，实际上我要办理的业务就是由她负责，她为我办手续时对我很好。…

学习的医学和生物学知识越多，我看待这个世界上的一切，越趋近于中性。何谓中性？大概就是不想做任何道德和价值评判。以前我也曾经有一套善恶是非的标准，如今这套标准渐渐地越来越淡，以至于无限地趋近于无了——之所以说是无限地趋近于无而不是完全的无，是因为几十年的惯性作用，偶尔条件反射式的有那么一瞬间会对当下发生的事情有评判。但很快理性就会告诉我，这样做是不对的，也是完全没必要的，是在犯错和自寻烦恼。 在一个医生的眼里，这世界上几乎不存在无病之人。我们了解的病种越多，我们识别其他人身上存在的身心疾病的能力就越强。常人所看到的是是非非和善善恶恶，在医生眼里可能就要与某种疾病的病理反应挂钩。 一个人焦躁易怒或畏惧退缩，我们会想到TA的神经系统可能受到损害而不是想到TA的人品存在什么问题。这就像看到一个人弯腰弓背，表情痛苦时，我们可能会想到TA的脊椎或腰椎受到损害了或阑尾炎发作了一样。看到杀人犯的新闻，我们会自然而然地去想为什么这个人会发展为杀人犯，是他继承了反社会人格的基因还是因为他在儿时受到了虐待以至于有暴力倾向？ 继续深入学习和接触各种人后，这种对疾病的刻板的认识也渐渐地淡化了。因为如果你想更深入地了解各种身心异常反应，就要深入到各种各样的“患者”群体之中，去倾听他们的心声，理解他们的脑回路。久而久之，就会与他们产生同理心，理解他们真正的感受，并不再希望以一种“他者”的视角去评判他们。每个人在自然规律的作用下，都有其自己的一套生存法则和行为逻辑，这些是生物对环境的反应，尽管有时令人难以接受，但也情有可原，因为它们不是人的自由意志能左右的。 当然，理解他们真正的感受并不代表我们能走进他们的内心，获得他们的信任，以及与他们建立起较好的关系，帮助到他们。有些身心上的问题从客观上是无法被解决的，这些问题带来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也是无解的。比如偏执型人格障碍患者根深蒂固地对这个世界缺乏信任，它又像其他的A类人格障碍一样，是几乎不可被治愈的。再高明的医生也无法帮到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是尊重自然规律，不去做强求性的改变。 我如今不愿意给患者贴上任何标签，我想将来医学更发达点，或许可以用不同的生物学特征这类字眼来代替疾病这种专业词汇。因为事实确实如此，所谓的“病人”与那些所谓的“健康人”（实际上世上几乎找不出来一个完完全全的“健康人”）相比，只不过是存在某些不同的生物学特征而已。比如说癌症患者只是其身上有一部分的体细胞凋亡的方式不同于非癌症患者的细胞，再比如说精神障碍患者也只是脑部结构存在一些不同于多数人的特征，这些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一些生物学特征。 我之所以希望用这种眼光来看待“疾病”，是因为我希望从心底里去把各种各样的病患中性化。因为有许多疾病都存在污名化的现象，这种污名化现象导致病人受到了恶意的对待。现代医学的发达促进了大家对各种疾病的深入了解，但与此同时也造成了许多新的精神问题。一个被诊断为癌症的人拿到诊断书的那一刻就像被雷电击中了一样，一个双相型情感障碍患者被诊断出来后，身边多数人也会从此把他当另类孤立起来。 我们谈医源性的伤害，大多数时候指的是手术刀、辐射线之类的对身体有破坏作用的东西给身体造成的伤害。但我们忽略了一个最大的医源性伤害，那就是随着医学知识的普及，许多病人和病人家属在了解自己的疾病之后，出现了继发性的心理障碍。他们对疾病的恐惧心理严重地破坏了他们的生活，他们身边的人对疾病的一知半解也导致这些患者们从此可能不得不活在歧视之中。 我遇到大量的恐癌者，他们反反复复陷入惊恐与焦虑之中，生怕自己得了癌症，反复做检查——有些最后真的因为检查时受到的辐射过多而得了癌症。我也遇到许多患者家属咨询我癌症会不会传染（正确答案是癌症不传染），因为他们家人中有人得了癌症，他们害怕被传染，从此与患者形成了一层以前不曾有过的隔阂。还有一些精神疾病患者的家属在得知自己的亲人患了精神疾病后，开始有意识地与病人保持距离甚至抛弃他们，使得他们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 我想这个社会要想不形成新的歧视与隔阂，最终还是需要人类共同把各种身心疾病问题中性化，把它们归类为生物学特征，而不是疾病。实际上，大多数疾病本质上就只是异常的生物学特征导致的对环境的不适应。…

母亲临终前不到一个月，知道自己时日已不多，和我有一次对我触动很深的谈话。那次母亲对我说，儿子，我和你父亲愧对你，我们养育你花费的金钱和心血，远远没有你这些年为我和家庭奔波劳碌付出的多。你考上的大学不是你自己想上的学校，我们目光短浅，看着学校也还可以，没顾及你的兴趣和志向，没同意你复读，让你一直郁郁不得志。你一生志在学医，我看学医确实利人利己，你适合学医。我去世后，你少了我这个负担，想学医就去学医吧，好好学。 2012年5月3日凌晨，我的母亲在我的臂弯里与世长辞，母子诀别时刻的痛撕心裂肺，我两度晕厥过去。我母亲非常爱我，小时候总是叫我“细横缠的”（大概的意思是小小的可爱的缠人精的意思）。这个昵称所蕴含的爱意非常之深，那是一种亲密无间的无条件之爱，是一种允许孩子顽皮耍赖，无论孩子多么捣蛋，多么的令父母不省心，都被无条件的悦纳的至高无上的母爱。这个昵称也说明我小时候确实很粘自己的母亲，得到过高浓度的关爱。 我小时候其实让父母很不省心，2岁时，我将自己的家一把火烧掉了，害得年终岁末，全家人无家可归。童年时，我总是玩各种惊险刺激的游戏，喜欢从大树上往下跳或从高坡上往下滑，屡屡受伤，好几次都被送到医院紧急缝针和打破伤风疫苗，至今头上脸上都还留着好几个疤痕。母亲在世时好几次对我说，你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命大，火烧不死，水溺不死，没砸死，没摔死，好多次把人吓得够呛。 母亲一定为我操过很多心。记得有一次我和我哥哥坐船从县城回来，因为风大，隔壁村的船在湖中央失事。这消息传到我们村的时候，就变成了我们村的船失事了。母亲连滚带爬地跑到湖边，一路上淌眼抹泪，她的两个命根子可都在船上。看到自己的儿子安然无恙那一刻，她激动地热泪盈眶。 我这一生，无论在别人看来多么荒唐和混蛋，但在我母亲的眼里，我都是招人疼爱的小儿子。我的父亲有一段时间，为了逼迫从大学退学的我回到大学去完成学业，给家里所有的亲戚打电话，不允许他们从经济上支持我，也不允许我回家，除非我同意回学校继续读完大学。我和我父亲对抗着，坚决不从父命，宁愿饿着肚子流浪在街头，也不屈从。 我为此遭受了许多挫折，有好几年不能回家，困顿到极致的时候，不得不乞讨。那时只有母亲对我心软，她接纳了叛逆的我，她虽然不能理解我为什么如此不肯屈就于现实，但她仍然深爱着我。因为她，有几次我在崩溃的边缘，自杀念头一闪而过时，都及时地拦阻了自己。我对自己说，如果我死了或者一蹶不振，我母亲的余生将只能在无尽的痛苦中度过，所以再苦再累，我也要熬过去。 因为心中的理想和母爱的支撑，我居然熬过了那段最艰难的岁月。受过了那些挫折，吃过了那些苦，人生的许多困难对我而言就不算事儿了。我不怪父母当年没让我复读，因为那时我家里的经济条件很差，供两个孩子读大学已经令整个家庭处于崩溃的边缘。但这并没有改变我人生的志向，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最热爱的依然是生命科学。生命从何而来？又要到哪里去？如何才能减轻众生的身心之苦？这是我一直都喜欢思考的问题。 其实这一人生理想的根源是因为母亲对我的爱，她的爱实在是太深沉，因此我也深深地爱她。母亲是从大饥荒中死里逃生的人，大饥荒时她曾靠树皮和观音土充饥过，这给她留下了难以痊愈的胃病，她从少女时代就为胃痛和泛酸折磨，最终甚至发展为胃癌了。在我的童年时代，令我最痛苦的记忆就是我的母亲经常在家门口呕吐酸水。 父亲带着母亲去了很多医院，母亲吃过各种各样治疗胃病的中西药，但依然饱受时不时复发的胃痛和泛酸折磨。每次母亲胃痛得厉害时，都会在门口呕吐酸水，无法吃饭。但即便如此，她还是经常带病为一家老小做饭。每次我吃着母亲做的晚饭，看着她自己在门口呕酸水，都无法下咽。小时候我和哥哥经常把饭端到发病后的母亲跟前，让她多少吃一点，母亲总是慈爱地对我们说，你们吃你们的，别管我，别担心。那时我心中一直默默地打算着，将来好好学医，治好我母亲的病。 母亲的胃癌就是这久治不愈的胃病发展而来的，我成年后才知道，母亲那时候吃的很多药很大可能是她后来发展为胃癌的罪魁祸首——当年给我母亲治病的医生们给她用得最多的药是质子泵抑制剂（雷贝拉唑、奥美拉唑或兰索拉唑之类），我学医后才知道这种药用的时间长了会导致患者得胃癌。…

最近，南宁人民医院接连有两名年轻医生自杀，湖南某医院也有一名年轻医生自杀，这新闻看得我心有戚戚焉。我的朋友中有很多医生，最近几年，不少同仁向我吐各种苦水，大家普遍处于亚健康状态。我的状态一度也很糟糕，但是最近算是调整过来了，我的同行堂兄则积劳成疾去世了。 新冠对全球医疗行业影响很大，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重创。全球各地都有不少医生因为参加抗疫去世，病毒不但让医护人员工作量增大了许多，也损害了医护人员的身心健康。医务人员是在新冠期间休息最少的一群人，许多医务人员感染新冠后留下了后遗症。 从报道来看，轻生的医生基本都是身体不适加上工作强度过大引起的。新冠后许多人出现了新冠后遗症，乏力、虚弱、心动过速、动辄感冒、脑雾、抑郁是最常见的几种症状。但医生这个职业很特殊，社会大众一般认为医生应该不会像普通人一样为疾病所困扰。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全球各国的医生普遍都对新冠后遗症束手无策，他们解决不了患者的问题，也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很多医生还因为新冠后遗症向我求助，我的能力有限，和他们也只有惺惺相惜的份。 新冠后医生们的工作更难做了，许多慢性病患者夹杂着新冠后遗症，病情棘手得很。一些身体底子差的患者，新冠后一个小感冒就可以难倒医生了。因为新冠病毒把人体的免疫系统撕开了一个大口子，许多人的免疫能力比以前差了许多，所以感冒了都很难像过去一样轻松地治好。 我对此深有体会，我的爱人有家族性高血压病史，属于新冠后遗症的易感人员。她在学生时代是运动健将，总是被选拔出来参加各项体育比赛。新冠前她的身体很好，很难感冒，但是新冠后，她经常感冒。只要略染风寒，她就喷嚏不断、畏寒，进入要感冒的状态，有时一周可以出现两三回这种情况。我一看到她有感冒的苗头，就立即采取措施，用各种办法拦截住。如果没有及时拦截，她的感冒就复杂起来了，治疗起来也棘手。我儿子继承了他妈妈的一些基因，新冠后身体状况也不如以前。一家三口，只有我的体力没受影响。 我照顾的癌症患者新冠后也比以前脆弱多了，只要一感冒，他们就会出现各种凶险的状况，如果按照常规住院治疗，两周内都很难缓解。有时不但无法缓解，甚至会显著加重，出现严重症状。其实这种情况给医生造成的压力很大，医生们不但要想办法在技术上解决患者的问题，还要面临患者和患者家属们更难被安抚的情绪。而很多医生自己也正处在疾病状态，可能他们自己也正为心动过速、失眠、神经衰弱、脑雾、抑郁等问题困扰，这种工作和身体上的夹击很容易让人心力交瘁。在这种大环境下，少数心理承受能力差点的医务人员自杀，也就不足为怪了。 这种状况可能还会持续很久，直到人类这个种群适应新冠病毒，建立新的稳定的平衡为止。但人类的身体要多久才能适应新冠病毒还是个未知数，这种极易变异的RNA病毒将来如何发展也是个未知数，今后什么时候出现一种新的病毒还是一个未知数。在这种大前提下，我们做好自己的工作的前提是要懂得照顾好自己的身心，不以牺牲自己的健康，令自己崩溃为代价来工作。 前段日子我的学生来看我，她正在上大一，希望我给她一些建议。我就建议她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之外，也学点精神医学方面的知识，同时在大学期间发展几项爱好，多出去见识一下，不要完全沉浸在医学之中。以前我的一个临床带教老师也是这样教我的，她对我说，你既然决定学医，将来做临床的机会多的是，病人治不完，如果太过集中于医学，生活太单一，只怕很快就会产生职业厌倦情绪。 医生要面临的压力绝非一般人承受得了的，医生天天都在和疾病与生死打交道，和一群面临生死考验的患者与患属打交道——人在生死考验面前心理都是脆弱的，情绪很难稳定，这些很考验医生的心理抗压能力。一项关于抑郁症的调查显示，医生是抑郁症高发人群。所以每个学医人都应该多发展几项爱好，要每天（每天这个词值得强调）有给自己换换脑子的时候，不要时刻处于紧绷状态，否则自己会比病人先崩溃。 我有个很好的朋友是外科医生，他的手术做得很好，每次做手术前预备工作一丝不苟，不敢有丝毫差错，因为一有差错就是人命关天的事情。因为这个原因，他经常失眠，他在生活中也变得谨小慎微，唯唯诺诺。和他在一起很舒服，因为他每个细节都替人考虑到，他观察能力比别人强很多，我们有什么喜好他一次就记住了。后来他发展到彻夜失眠，感觉自己活着毫无意义，总想死。不管别人觉得他是多么好的一个人，在从事多么伟大的事业，他都觉得自己糟糕透顶。他和我说，做医生前他不是这样的，几十年职业生涯彻底改变了他。他的生活很枯燥，基本上只有手术。…

我家附近三级甲等医院很多，其中颇有一些医院是外地患者来北京就诊时的首选。我们一家都办了北京市的医保，过去总觉得自己得了很多外地患者享受不了的医疗福利。但最近我们回顾了自己一家人以及住在我家附近的一个老同学一家人在我们这附近的某家知名三级甲等医院就医的经历，发现真正被这医院解决的问题不到我们遇到的问题的五分之一，大多数时候都是一再误诊与毫无疗效。 这让我感到既吃惊又失望，扪心自问，全国各地向我求助的患者在我这里得到的有效的帮助可能也不多。学医到现在，我对医学的作用常常持怀疑态度。不但癌症这类非自限性疾病难以治愈，绝大多数自限性疾病也很难靠医学来解决，起码我自己的很多问题是靠休息来缓解的，缓解不了的，时间长了，自己也适应了这些疾病，学会了与之共存。 我并不认为这种现象只在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存在，通过我认识的患者，我对像美国、德国和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的医疗状况也知道一些。有些我熟悉的患者到发达国家去治疗，整体的治疗效果反而不如在国内，不但他们的癌症得不到很好的解决，他们出现的一系列的常见临床症状也得不到缓解，反而是他们在国内治疗的时候，因为与医护人员之间不存在语言沟通障碍，治疗效果更好。 这不是说没有幸运的患者的病能够被医生们治好，而是说在现实中，太多的患者处于无效治疗的状态。找医生看病花了钱，但是病却治不好，这是现实生活中的常态。可能绝大多数的年过四十的人都需要与一种或多种慢性病长期共存，适应带病生存的状态。我自己是与多种慢性病共存了很多年的，虽然我仍然在努力学医，但始终还有一些自己的健康问题是我解决不了的。 无论是现代医学还是传统医学，其最大的作用大概都只不过是对症支持治疗而已，对症支持治疗说白了只是一些缓解患者痛苦的暂时性手段。缓解患者的痛苦不等于治好了患者的病，我们常常说治标不如治本，但老实说能确切地治本的医学还没问世，真正在发挥治本作用的是大自然。 我们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免疫系统和自我康复能力可以帮助我们根治掉一小部分疾病，这些算得上是治本了。这类能自我康复的疾病，我们习惯地称之为自限性疾病，这些疾病的康复是我们人类在进化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最优解。但还有许多疾病是大自然也无法解决的，这类疾病就是我们常说的非自限性疾病。患者罹患这类疾病，最终基本上都要与疾病长期共存，医学能在患者最痛苦的时刻减轻患者的痛苦就已经不错了。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医学也并非一点作用都没有，只是它的作用远没有我们期待的那么大。 所以我现在学医，变得现实了许多，我就老老实实地学习一些对症支持治疗的技巧，不去奢求治愈。治愈自限性疾病的是自然规律，不是医学技术，非自限性疾病绝大多数又是治愈不了的，每个被治愈的非自限性患者都是幸运儿，他们的疗效就像买彩票中奖了似的有运气因素存在，医生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我特别喜欢韩国一个医生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治愈患者的是上帝，医生只是在患者与上帝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 我现在也特别害怕那些满怀治愈的期望来找我的患者和患者家属，经常有患者问我，你治愈癌症的成功率是多少，我会告诉他们无限接近于零。我从不觉得那些偶尔治愈的患者真的就是我治愈的——况且，他们的一生还很漫长，未来是否会复发属于不可知之事，所以从医者的角度来说，更科学和更理性的态度是慎言治愈。我们鼓励患者积极乐观，期盼奇迹，但不能夸大失实，误导他们。 更重要的是，理性地认识到我们自己只能带病生存，尽量延长生存期和改善生存质量，并学会适应疾病，能让病人和病人家属避免盲目决策，实际上这也能最大程度地造福患者。得病了，与其给病人虚假的安慰，不如给病人理性地指引。让病人认清现实，学会与疾病共存，能最大程度地延长病人的生存期，减轻病人身体上的痛苦和心理上的煎熬，也能让病人少花许多冤枉钱——医疗是个无底洞，不知道多少人把全部身家填进这个无底洞中，最终人财两空。 有一本中文译名为《病者生存——疾病是如何延长人类的寿命》（英文书名《(Survival…

昨天，我的一个胃癌患者的儿子给我发了他自己的一份体检报告，咨询我他下一步该怎么办。彩超结果显示他的甲状腺有多发结节，大者已经超过1cm，结节的形态不规则，考虑为C-TIRADS 4b类结节。我告诉他这需要穿刺做病理，先确定这个结节是良性还是恶性，然后再做打算。 TI-RADS分级是根据甲状腺结节增大的程度和甲状腺恶性肿瘤的风险进行的一种分级，3级以下为良性，3级有2%的可能是恶性。4级很敏感，4级又分4a、4b和4c三个级别，4a类结节有10%的可能是恶性的，4b的恶性概率约为10%到50%，4c的恶性概率约为50%-90%。所以TIRADS 4b类的甲状腺结节需要穿刺活检，通过病理检测来判断是良性还是恶性。若为恶性，应尽早制定综合的抗癌方案。 这个患属只比我大两岁，今年2月19日他还带着他的母亲到北京来看我。他的前同事的父亲四年前确诊为胃癌后不愿意进行西医治疗（因为患者的老伴确诊为肠癌后采用西医治疗，生存期不到半年，这对他整个家庭此后的医疗决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找我治疗过，治疗的效果很好，复查时肿瘤已找不到，生存状态至今都很好。所以他和他的母亲很信任我，千里迢迢地从丹东到北京来见我。 万万想不到的是两个月后，他自己的体检结果会是这样。他只比我大两岁，他对他的母亲很孝顺，他母亲是在2018年查出胃癌的，这些年他一直带着母亲四处求医问诊。我们虽然没有详细地谈论他过去五年的经历，但是我从他母亲一大堆的体检报告和住院报告中是能够知道这对相依为命的母子在过去五年过的是什么生活的。 因为他正在经历的一切，我也曾经历过。只是我比他幸运一些，我在照顾我母亲的时候虽然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身体也拖垮了，但是没有到他这么严重的程度。我和他，两个年龄相仿的中年男性在这种时候真是不知如何交谈是好。在指导完他下一步该如何做后，我想说几句话安慰一下他，但是又觉得语言真是太苍白了。只能对他和他母亲的不幸表示惋惜，他的答复也很简略，仅说了“人生”二字，千言万语，无限感慨，都浓缩在这两个字中。 这就是人生。“人生”二字蕴含的滋味是什么，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尤其是对癌症患者和癌症患者家属来说，人生的酸甜苦辣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说出来又有多少人能够理解呢？ 我已经遇到太多陷入困境中的癌症家庭。疫情前，我的一个肺癌患者的老伴和女儿相继诊断出膀胱癌和脑瘤，全家覆没。当他们全家人的检查报告都放在我眼前的时候，我的心沉甸甸的，很不好受。我用我个人的影响力，为这个家庭募捐了几十万人民币，我自己也分几次捐了几千块钱给这个家庭。虽然只是杯水车薪，但也算是给这个陷入巨大不幸的家庭带来了一些实际的帮助，更重要的是，这个绝望的家庭在那一刻振作起来了。 不幸经常会接二连三地打击同一个家庭，前不久向我求助的一个神经母细胞瘤患儿的母亲，自己肾衰竭了。她请求我帮助她解决肾衰竭的问题，我没有这个能力，只能建议她到肾内科去。我看到她和她孩子的体检报告时，内心也很难受。我提出免除她孩子全部的诊费和药费，并且向她提议，用我的个人影响力为她的家庭募捐。…

昨天跟父亲视频时，父亲跟我说，村里有些年轻人春节后出去务工，现在又回村了。因为今年外面的活儿不好找，能找到的活儿工资低，四五十块钱一天的工资，在外连基本生活都难维持。父亲又说，最近，我们那里出现了他一辈子都没见过的景象，乌鸦铺天盖地地飞来，遮云蔽日。鄂东地区以往很少有这么多的乌鸦，这是气候反常的迹象。人类活动给地球造成的气候危机，让敏感的鸟类不同寻常地迁徙。湖北等地去年遭遇特大干旱，长江都干涸了，村民吃水很困难，庄稼收成很差。春节我们回家过年，家里的水井打不出水。这都是很少见的极端气候事件。很少见的鸟类突然多起来了，可能是去年干旱的结果，也可能预示着今年的酷暑季节气温会更高，天气会更干旱。父亲对我说，儿子，你今后不要只研究癌症，也顺便帮帮人家解决一下其他问题。好多病人很可怜，能帮帮他们时就帮帮他们，很多家庭现在承担不起治疗费用，尽量帮人家节约治疗费，就当积德吧。吾父年近八旬，在这灾害频频的年代，生此悲悯之心，耳提面命，教诲我怜悯苍生之苦，这令我很感动。他终于能理解我为何如此酷爱医学。父亲年轻时有机会从家族中的长辈那里继承医术，我村最好的一个骨伤科老大夫喜爱父亲的聪慧，认为他是本村最能继承其医术者。只是我父亲要养家糊口，不肯从其学医，而是去学了其他手艺——当时的乡村医生看病都是分文不收的。学医之人最大的任务就是修补他人破碎的人生。灾难、疾病和社会上的种种不公，导致许多人的人生破碎，身心受损，唯医者能减轻他们的痛苦。许多人学医，首先是因为自己和自己挚爱之人遭受身心之苦，才萌生了学医自救和救人的念头的，然后才将这救死扶伤的心愿拓展至其他人身上。我的前半生嫉恶如仇，矢志维护人间正义，对那些滥用暴力和职权给他人制造痛苦者，恨不得手刃之。这多少与我母亲有关，我父母早年为了供我兄弟俩读书，在外经商，被一些贪官污吏盘剥，母亲还遭到殴打。这让我特别希望长大后为他们这样的人伸张正义，至今我仍然痛恨滥用暴力和职权者。我一生不畏强横，遇到暴力分子和腐败分子，总以不惜与之同归于尽的勇气，与他们周旋到底，从小到大都是如此，所幸的是屡屡得胜。实践证明无论何人都怕亡命之徒，当一个人无惧一切又不顾一切时，其他人就不得不屈服。三十岁前后，我毅然放弃一切，改而学医，也与我母亲有关。母亲遭疾病折磨数十年，苦无良医可救其苦厄，终至于抱病撒手人寰。父亲在母亲亡故后，每次提起自己当年未能学医之事，都很感遗憾。除暴安良和悬壶济世是父亲的两大夙愿，也是我的两大夙愿。我现在从医，得到了不少患者的认可，这让父亲多少感到安慰些。人毕竟只有一条命，以一己之力除暴安良，所能帮助的人是有限的。但学医之人却可以救许多人，尤其在灾年，学医之人能发挥的作用更大。疾病是永恒存在的，人这种多细胞生物，身上有数十万亿细胞，每个人身上的细胞数约为地球总人口数的万倍，总会有一些细胞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出问题。一有难以治愈的疾病，很多人的人生就彻底毁了。痼疾对人的伤害比暴徒更厉害，暴徒的伤害可能只是一次性的，痼疾则时刻伤害着人体。学医救人，也是与暴徒作斗，只是这暴徒是疾病。父亲的教诲我自当遵循，一个时刻不忘教育自己的孩子与人为善的父亲是这世界上最好的父亲。我遇到的很多父母是教育自己的孩子不择手段，罔顾他人死活，捞取个人利益的。这样的父母最终害得子孙遭祸，因为父母为子女铸造的性格最终会决定他们的未来。这世间的争斗无不是因为利己和利他行为引起的，利他以利己者，少祸多福；仅利己而不利他甚至害人者，少福多祸。虽然我有心听从父亲的教诲，但也自知能力不足。只能一边从医，一边继续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水平，尝试着按照父亲的教诲，帮助更多人解决他们的痛苦，修补他们破碎的人生。我们自己的人生破碎过，尝过这种滋味，便不会忍心看到别人人生破碎而坐视不管。我历年来其实也并不是只收治过癌症患者，对熟悉的人所患的其他疾病，我也是治疗过的。只是我知道自己并非万能的，所以对自己研究不多的疾病，不敢多碰。担心浪费了患家的钱财，耽误了他们，自己也落下埋怨。只是在患者屡经其他医生治疗无效时，才硬着头皮给人试一试。我父亲这种叮嘱也是有道理的，一个人学医，不应该学得太片面。尤其在这种气候危机和传染病多发的年代，许多疾病不但让我感到棘手，也让其他医生感到棘手。每个医者都往后退缩，就没有人照料患者了。就像新冠后遗症，现在很多医生都怕接手，我也怕。因为这个疾病是新出现的，没有现成的可以参照的治疗方案，容易给医生造成压力。但有些患者的后遗症非常严重，以至于患者无法正常地工作和生活，不治疗也不行。过完年后，陆续有一些感染时间超过半年以上，仍然很痛苦的早期新冠患者找我治疗他们的后遗症。这个群体不被社会所重视，实际上受新冠后遗症折磨，以至于丧失劳动能力，人生破碎，活得很痛苦的人不在少数。总得有学医之人与这些患者站在一起，帮助他们，和他们一起与病魔搏斗的。我父亲的期望也是无数被疾病折磨得无处求助的患者的期望，医者有职责回应这种期望。医术的内涵很广，一切能缓解患者身心之苦的办法皆可称之为医术，从医者不应将自己的工作局限为单纯的技术性工作，更不能局限为只能缓解某种疾病部分痛苦的技术性工作。如果那样做，就背离了医生的社会职责。现代医学院所教育出来的大多数医者，可能都背离了这样的社会职责，只有一技之长，难以全面解决患者的问题。今天我们从医，未来我们的子孙不一定会从医，但他们肯定会有得病求医的时候。医生们代代相传的，或许更应该是我父亲所提的这种精神。以这种精神来从事医生这份职业，才能在医术上追求止于至善的境界，博采众长，精益求精，真正达到救死扶伤的目的。

2023年1月30日，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一篇报道提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不久前举行了一场全球伦理讲座，议题为“如何公平公正地分配医疗资源”，主讲人是美国医疗政策学者、奥巴马时期医疗改革顾问Ezekiel Emanuel教授。Ezekiel Emanuel教授说，长期以来，生物伦理学着重于研究个人知情同意权、临床关怀等议题。然而，全球新冠疫情爆发预示着生物伦理学未来必须更加注重个人、团体和国家之间的资源分配问题。当救命资源变得很稀缺时，医生和学者们不得不面对许多资源分配上的两难局面和伦理难题。这个问题能够被列为一个重大课题，说明我们这个时代，公共卫生资源已经稀缺到了不容忽视的程度。许多病人都需要医疗资源来缓解他们的痛苦和拯救他们的生命，但是他们却无法及时获取这些救命资源。疫情尚未结束，医疗挤兑的现象在各个国家仍然时有发生，医护人员疲惫不堪已成常态。很多病人无法得到及时的诊治，还有很多问题属于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暂无有效的解决方案，这种状况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就连新加坡这种号称医疗资源很发达的国家，每轮疫情高峰期，急诊病人都需要平均排队6-8个小时才能见到医生，其他国家和地区就更不用说了。在这样的时代当个医生并不容易，昨天我收到丹东一个神经内科医生给我快递的一箱子她们本地特产丹东红颜草莓。收到后和她说了几句感谢的话，作为同仁和朋友，我们倒是都非常理解此时此刻的对方。换在以前，我们可能会多聊几句，但是昨天她说了几句话后就告诉我，她已连续上了36个小时的班，要去补充睡眠了。这段时间神经内科的患者特别多，每年春节到清明节期间，脑卒中的患者都比平时多，今年加上新冠的影响，就更多了。连轴转基本上是这个时代的医生的常态，我素来很谨慎，我以前在一家医院工作时，一个退休返聘的主任医师对我说，虽然医生们都很严谨，但她当了一辈子医生，还没有看到谁比我工作时更严谨。在她看来，我在工作中出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这段时间我频繁出错，在生活和工作上都如此，因为我们已经没有精力像过去一样深思熟虑了。但病人并不完全理解这一点，有些病人恨不得连药店门朝那个方向开都要医生给他讲得一清二楚，无休止地占用医生的时间，至于其他病人的死活，不是他们关心的问题，所以医患之间时有冲突发生。世卫组织统计的数据显示这三年全球超额死亡人数为2000万左右，这个数据令人触目惊心。一些国家报告的数据还不够真实，漏报了不少死亡人数，真实的超额死亡人数肯定比这个数字要高许多。医生和医疗机构在这种情况下该作何选择？拯救谁，放弃谁，谁能做决定？我记得2020年时，意大利的医疗界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时意大利病人数量太多，许多患者只能在医院外的帐篷里躺着，呼吸机紧缺，需要用呼吸机的病人却很多，医生们面临着应该将这些救命资源分配给谁的难题。许多病人们的期待还停留在疫情前，他们希望医生们能够耐心仔细地为他们提供诊疗服务，回答他们的问题，但这种愿望是非常不切实际的。即便是过去素以温情著称的日本医生们，在疫情到来时也无法再像以前一样有余暇去温和有礼地为患者们服务了。疫情前日本医生的温情是建立在患者数量相对较少，医生们有大量的空余时间的基础上的。疫情比战争的破坏力大多了，每轮疫情造成的重病患者数量都很多，医生无论怎么透支自己也无法满足全部的社会需求。而医生和护士们也都是人，也需要休息。药品匮乏也让医生们失去了应对疾病的武器，不止中国存在药品供应不上的问题，疫情高峰，美国和新加坡的退热药照样紧缺。我在瑞士和澳洲的朋友，感染新冠和出现新冠后遗症后，都只能自己在家里硬扛，无法就医，因为预约医生的时间太难了。香港前段时间的数据显示，现在按照正常程序预约医生进行常规就诊，需要等待一两年的时间。有些晚期癌症患者如果按照这种方式来就医，还没等到见医生，就先去世了。我们在过去三年执行动态清零政策和现在放开后，都出现了不少因为无法及时就诊而去世的病例，这是个时代问题，无人能解决。渺小的人类在自然灾难前有许多无能为力的时刻，我们目前只不过是正处在这样的时刻而已。我认为在这样的时代如何分配医疗资源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无论如何分配都谈不上公平公正，总会有许多人因为缺少医疗资源而缩短寿命。因为一个常规的社会不可能，也没有财力去培养足够支撑传染病流行期的医疗需求的医护人员。放眼历史，任何一个传染病流行时期，医护人员都是紧缺的。而且通常传染病流行时期，最容易被传染病致病或致死的首先就是医护人员，因为他们最容易被感染。所以每轮疫情高峰期，医院都面临着大量减员的情况。能够解决这个医学伦理问题的或许只有时间，只有等传染病浪潮过后，社会才能真正的恢复正常，过去我们提倡的医学伦理也才能恢复过来。现在谈既有高质量又能人性化的医疗，实在是一种奢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