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者心声 (4)

周志远

医者只是一座桥梁

治愈你的是上帝,我只是一座把你带到上帝眼前的桥梁。 ——韩国某医生 我在北京某国际门诊工作期间,我的一位上级领导跟我说过,有位韩国名医曾说过上面这句话。这句话在我脑海里留下的印象很深刻,我会时不时地想起它。年纪越大,阅历越丰富后,我对将医者比喻为通向上帝的桥梁的说法越发认可。 今天上午我去我们辖区派出所办理户籍手续的时候,遇到一个在派出所歇斯底里大发作的年轻女性。她在办事的过程中,可能觉得办事的民警说话态度不好,而且要求她签署的文字声明太繁琐,心中恼怒,与经办民警发生冲突。 经办民警是个女民警,刚开始的时候还敢为自己辩解几句,但她的辩解就像火上浇油一样,导致这位来办事的女士情绪不断升级,愤怒的她一边咆哮着,一边手拿相机拍摄,扬言要保留证据。她的情绪实在太有震慑力了,派出所里所有的民警和保安都不敢和她多说一句话,生怕引火烧身。 首都的民警文明度在全国基本是首屈一指的,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民警其实已经是弱势的一方。经办民警后来被吓得一句话都不敢说,任这位女士肆意发泄其心中的怒火。这位情绪高亢的女士不断地要求派出所领导出来,她要当面投诉。陪同她来办事的是她的妈妈,那个妈妈也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显然,女儿在家里可能不止一次地出现过这种易激惹的情况,她也害怕。 易激惹是精神障碍患者的一个显著的特征,我无法由一件小事来判断这位女士是否存在精神障碍,但多年来与大量患者打交道的经历还是让我意识到,这位女士此时需要有人帮助她平复自己的情绪。 于是我上前去和她沟通,希望她能担待些,战火就这样引到我的身上来了,这位女士马上用手机来拍摄我。我和她说,任何行业的窗口服务人员的工作都很难做,请她对这位民警老大姐包容些,多些理解和原谅,有些繁琐的手续是统一规定的,民警也无法更改一字。另外,她这样在派出所里闹,也阻碍了其他人在这里办事,耽误大家的时间。 这些话虽然未能完全平复这位女士激动的情绪,但是总算是缓解了眼前令人尴尬的局面。在我的安抚和劝说下,这位女士也从情绪爆炸的状态中稍稍冷静下来了一些,单独去找派出所领导“投诉”了,其他人的业务才得以办理。 派出所里的几个民警因此而对我产生了一些好感,主动问我要办什么手续,想替我办。那位被投诉的女警则尤为感激,实际上我要办理的业务就是由她负责,她为我办手续时对我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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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志远

医学和生物学让我学会了用中性的眼光看世界

学习的医学和生物学知识越多,我看待这个世界上的一切,越趋近于中性。何谓中性?大概就是不想做任何道德和价值评判。以前我也曾经有一套善恶是非的标准,如今这套标准渐渐地越来越淡,以至于无限的趋近于无了——之所以说是无限的趋近于无而不是完全的无,是因为几十年的惯性作用,偶尔条件反射式的有那么一瞬间会对当下发生的事情有评判。但很快理性就会告诉我,这样做是不对的,也是完全没必要的,是在犯错和自寻烦恼。 在一个医生的眼里,这世界上几乎不存在无病之人。我们了解的病种越多,我们识别其他人身上存在的身心疾病的能力就越强。常人所看到的是是非非和善善恶恶,在医生眼里可能就要与某种疾病的病理反应挂钩。 一个人焦躁易怒或畏惧退缩,我们会想到TA的神经系统可能受到损害而不是想到TA的人品存在什么问题。这就像看到一个人弯腰弓背,表情痛苦时,我们可能会想到TA的脊椎或腰椎受到损害了或阑尾炎发作了一样。看到杀人犯的新闻,我们会自然而然地去想为什么这个人会发展为杀人犯,是他继承了反社会人格的基因还是因为他在儿时受到了虐待以至于有暴力倾向? 继续深入学习和接触各种人后,这种对疾病的刻板的认识也渐渐的淡化了。因为如果你想更深入的了解各种身心异常反应,就要深入到各种各样的“患者”群体之中,去倾听他们的心声,理解他们的脑回路。久而久之,就会与他们产生同理心,理解他们真正的感受,并不再希望以一种“他者”的视角去评判他们。每个人在自然规律的作用下,都有其自己的一套生存法则和行为逻辑,这些是生物对环境的反应,尽管有时令人难以接受,但也情有可原,因为它们不是人的自由意志能左右的。 当然,理解他们真正的感受并不代表我们能走进他们的内心,获得他们的信任,以及与他们建立起较好的关系,帮助到他们。有些身心上的问题从客观上是无法被解决的,这些问题带来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也是无解的。比如偏执型人格障碍患者根深蒂固地对这个世界缺乏信任,它又像其他的A类人格障碍一样,是几乎不可被治愈的。再高明的医生也无法帮到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是尊重自然规律,不去做强求性的改变。 我如今不愿意给患者贴上任何标签,我想将来医学更发达点,或许可以用不同的生物学特征这类字眼来代替疾病这种专业词汇。因为事实确实如此,所谓的“病人”与那些所谓的“健康人”(实际上世上几乎找不出来一个完完全全的“健康人”)相比,只不过是存在某些不同的生物学特征而已。比如说癌症患者只是其身上有一部分的体细胞凋亡的方式不同于非癌症患者的细胞,再比如说精神障碍患者也只是脑部结构存在一些不同于多数人的特征,这些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一些生物学特征。 我之所以希望用这种眼光来看待“疾病”,是因为我希望从心底里去把各种各样的病患中性化。因为有许多疾病都存在污名化的现象,这种污名化现象导致病人受到了恶意的对待。现代医学的发达促进了大家对各种疾病的深入了解,但与此同时也造成了许多新的精神问题。一个被诊断为癌症的人拿到诊断书的那一刻就像被雷电击中了一样,一个双相型情感障碍患者被诊断出来后,身边多数人也会从此把他当另类孤立起来。 我们谈医源性的伤害,大多数时候指的是手术刀、辐射线之类的对身体有破坏作用的东西给身体造成的伤害。但我们忽略了一个最大的医源性伤害,那就是随着医学知识的普及,许多病人和病人家属在了解自己的疾病之后,出现了继发性的心理障碍。他们对疾病的恐惧心理严重的破坏了他们的生活,他们身边的人对疾病的一知半解也导致这些患者们从此可能不得不活在歧视之中。 我遇到大量的恐癌者,他们反反复复陷入惊恐与焦虑之中,生怕自己得了癌症,反复做检查——有些最后真的因为检查时受到的辐射过多而得了癌症。我也遇到许多患者家属咨询我癌症会不会传染(正确答案是癌症不传染),因为他们家人中有人得了癌症,他们害怕被传染,从此与患者形成了一层以前不曾有过的隔阂。还有一些精神疾病患者的家属在得知自己的亲人患了精神疾病后,开始有意识地与病人保持距离甚至抛弃他们,使得他们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 我想这个社会要想不形成新的歧视与隔阂,最终还是需要人类共同把各种身心疾病问题中性化,把它们归类为生物学特征,而不是疾病。实际上,大多数疾病本质上就只是异常的生物学特征导致的对环境的不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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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志远

总要有人去推动医学的进步

母亲临终前不到一个月,知道自己时日已不多,和我有一次对我触动很深的谈话。那次母亲对我说,儿子,我和你父亲愧对你,我们养育你花费的金钱和心血,远远没有你这些年为我和家庭奔波劳碌付出的多。你考上的大学不是你自己想上的学校,我们目光短浅,看着学校也还可以,没顾及你的兴趣和志向,没同意你复读,让你一直郁郁不得志。你一生志在学医,我看学医确实利人利己,你适合学医。我去世后,你少了我这个负担,想学医就去学医吧,好好学。 2012年5月3日凌晨,我的母亲在我的臂弯里与世长辞,母子诀别时刻的痛撕心裂肺,我两度晕厥过去。我母亲非常爱我,小时候总是叫我“细横缠的”(大概的意思是小小的可爱的缠人精的意思)。这个昵称所蕴含的爱意非常之深,那是一种亲密无间的无条件之爱,是一种允许孩子顽皮耍赖,无论孩子多么捣蛋,多么的令父母不省心,都被无条件的悦纳的至高无上的母爱。这个昵称也说明我小时候确实很粘自己的母亲,得到过高浓度的关爱。 我小时候其实让父母很不省心,2岁时,我将自己的家一把火烧掉了,害得年终岁末,全家人无家可归。童年时,我总是玩各种惊险刺激的游戏,喜欢从大树上往下跳或从高坡上往下滑,屡屡受伤,好几次都被送到医院紧急缝针和打破伤风疫苗,至今头上脸上都还留着好几个疤痕。母亲在世时好几次对我说,你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命大,火烧不死,水溺不死,没砸死,没摔死,好多次把人吓得够呛。 母亲一定为我操过很多心。记得有一次我和我哥哥坐船从县城回来,因为风大,隔壁村的船在湖中央失事。这消息传到我们村的时候,就变成了我们村的船失事了。母亲连滚带爬地跑到湖边,一路上淌眼抹泪,她的两个命根子可都在船上。看到自己的儿子安然无恙那一刻,她激动地热泪盈眶。 我这一生,无论在别人看来多么荒唐和混蛋,但在我母亲的眼里,我都是招人疼爱的小儿子。我的父亲有一段时间,为了逼迫从大学退学的我回到大学去完成学业,给家里所有的亲戚打电话,不允许他们从经济上支持我,也不允许我回家,除非我同意回学校继续读完大学。我和我父亲对抗着,坚决不从父命,宁愿饿着肚子流浪在街头,也不屈从。 我为此遭受了许多挫折,有好几年不能回家,困顿到极致的时候,不得不乞讨。那时只有母亲对我心软,她接纳了叛逆的我,她虽然不能理解我为什么如此不肯屈就于现实,但她仍然深爱着我。因为她,有几次我在崩溃的边缘,自杀念头一闪而过时,都及时地拦阻了自己。我对自己说,如果我死了或者一蹶不振,我母亲的余生将只能在无尽的痛苦中度过,所以再苦再累,我也要熬过去。 因为心中的理想和母爱的支撑,我居然熬过了那段最艰难的岁月。受过了那些挫折,吃过了那些苦,人生的许多困难对我而言就不算事儿了。我不怪父母当年没让我复读,因为那时我家里的经济条件很差,供两个孩子读大学已经令整个家庭处于崩溃的边缘。但这并没有改变我人生的志向,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最热爱的依然是生命科学。生命从何而来?又要到哪里去?如何才能减轻众生的身心之苦?这是我一直都喜欢思考的问题。 其实这一人生理想的根源是因为母亲对我的爱,她的爱实在是太深沉,因此我也深深地爱她。母亲是从大饥荒中死里逃生的人,大饥荒时她曾靠树皮和观音土充饥过,这给她留下了难以痊愈的胃病,她从少女时代就为胃痛和泛酸折磨,最终甚至发展为胃癌了。在我的童年时代,令我最痛苦的记忆就是我的母亲经常在家门口呕吐酸水。 父亲带着母亲去了很多医院,母亲吃过各种各样治疗胃病的中西药,但依然饱受时不时复发的胃痛和泛酸折磨。每次母亲胃痛得厉害时,都会在门口呕吐酸水,无法吃饭。但即便如此,她还是经常带病为一家老小做饭。每次我吃着母亲做的晚饭,看着她自己在门口呕酸水,都无法下咽。小时候我和哥哥经常把饭端到发病后的母亲跟前,让她多少吃一点,母亲总是慈爱地对我们说,你们吃你们的,别管我,别担心。那时我心中一直默默地打算着,将来好好学医,治好我母亲的病。 母亲的胃癌就是这久治不愈的胃病发展而来的,我成年后才知道,母亲那时候吃的很多药很大可能是她后来发展为胃癌的罪魁祸首——当年给我母亲治病的医生们给她用得最多的药是质子泵抑制剂(雷贝拉唑、奥咪拉唑或兰索拉唑之类),我学医后才知道这种药用的时间长了会导致患者得胃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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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志远

学医人要多几项业余爱好

最近,南宁人民医院接连有两名年轻医生自杀,湖南某医院也有一名年轻医生自杀,这新闻看得我心有戚戚焉。我的朋友中有很多医生,最近几年,不少同仁向我吐各种苦水,大家普遍处于亚健康状态。我的状态一度也很糟糕,但是最近算是调整过来了,我的同行堂兄则积劳成疾去世了。 新冠对全球医疗行业影响很大,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重创。全球各地都有不少医生因为参加抗疫去世,病毒不但让医护人员工作量增大了许多,也损害了医护人员的身心健康。医务人员是在新冠期间休息最少的一群人,许多医务人员感染新冠后留下了后遗症。 从报道来看,轻生的医生基本都是身体不适加上工作强度过大引起的。新冠后许多人出现了新冠后遗症,乏力、虚弱、心动过速、动辄感冒、脑雾、抑郁是最常见的几种症状。但医生这个职业很特殊,社会大众一般认为医生应该不会像普通人一样为疾病所困扰。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全球各国的医生普遍都对新冠后遗症束手无策,他们解决不了患者的问题,也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很多医生还因为新冠后遗症向我求助,我的能力有限,和他们也只有惺惺相惜的份。 新冠后医生们的工作更难做了,许多慢性病患者夹杂着新冠后遗症,病情棘手得很。一些身体底子差的患者,新冠后一个小感冒就可以难倒医生了。因为新冠病毒把人体的免疫系统撕开了一个大口子,许多人的免疫能力比以前差了许多,所以感冒了都很难像过去一样轻松的治好。 我对此深有体会,我的爱人有家族性高血压病史,属于新冠后遗症的易感人员。她在学生时代是运动健将,总是被选拔出来参加各项体育比赛。新冠前她的身体很好,很难感冒,但是新冠后,她经常感冒。只要略染风寒,她就喷嚏不断、畏寒,进入要感冒的状态,有时一周可以出现两三回这种情况。我一看到她有感冒的苗头,就立即采取措施,用各种办法拦截住。如果没有及时拦截,她的感冒就复杂起来了,治疗起来也棘手。我儿子继承了他妈妈的一些基因,新冠后身体状况也不如以前。一家三口,只有我的体力没受影响。 我照顾的癌症患者新冠后也比以前脆弱多了,只要一感冒,他们就会出现各种凶险的状况,如果按照常规住院治疗,两周内都很难缓解。有时不但无法缓解,甚至会显著加重,出现严重症状。其实这种情况给医生造成的压力很大,医生们不但要想办法在技术上解决患者的问题,还要面临患者和患者家属们更难被安抚的情绪。而很多医生自己也正处在疾病状态,可能他们自己也正为心动过速、失眠、神经衰弱、脑雾、抑郁等问题困扰,这种工作和身体上的夹击很容易让人心力交瘁。在这种大环境下,少数心理承受能力差点的医务人员自杀,也就不足为怪了。 这种状况可能还会持续很久,直到人类这个种群适应新冠病毒,建立新的稳定的平衡为止。但人类的身体要多久才能适应新冠病毒还是个未知数,这种极易变异的RNA病毒将来如何发展也是个未知数,今后什么时候出现一种新的病毒还是一个未知数。在这种大前提下,我们做好自己的工作的前提是要懂得照顾好自己的身心,不以牺牲自己的健康,令自己崩溃为代价来工作。 前段日子我的学生来看我,她正在上大一,希望我给她一些建议。我就建议她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之外,也学点精神医学方面的知识,同时在大学期间发展几项爱好,多出去见识一下,不要完全沉浸在医学之中。以前我的一个临床带教老师也是这样教我的,她对我说,你既然决定学医,将来做临床的机会多的是,病人治不完,如果太过集中于医学,生活太单一,只怕很快就会产生职业厌倦情绪。 医生要面临的压力绝非一般人承受得了的,医生天天都在和疾病与生死打交道,和一群面临生死考验的患者与患属打交道——人在生死考验面前心理都是脆弱的,情绪很难稳定,这些很考验医生的心理抗压能力。一项关于抑郁症的调查显示,医生是抑郁症高发人群。所以每个学医人都应该多发展几项爱好,要每天(每天这个词值得强调)有给自己换换脑子的时候,不要时刻处于紧绷状态,否则自己会比病人先崩溃。 我有个很好的朋友是外科医生,他的手术做得很好,每次做手术前预备工作一丝不苟,不敢有丝毫差错,因为一有差错就是人命关天的事情。因为这个原因,他经常失眠,他在生活中也变得谨小慎微,唯唯诺诺。和他在一起很舒服,因为他每个细节都替人考虑到,他观察能力比别人强很多,我们有什么喜好他一次就记住了。后来他发展到彻夜失眠,感觉自己活着毫无意义,总想死。不管别人觉得他是多么好的一个人,在从事多么伟大的事业,他都觉得自己糟糕透顶。他和我说,做医生前他不是这样的,几十年职业生涯彻底改变了他。他的生活很枯燥,基本上只有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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