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本求真 (3)

周志远

求真务实的中医泰斗胡希恕

每当在病房会诊,群贤齐集,高手如云,惟(胡希恕)先生能独排众议,不但辩证准确无误,而且立方谴药,虽寥寥数味,看之无奇,但效果非凡,常出人意料,此得力于仲景之学也。 ——原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刘渡舟评价同校教授胡希恕先生的话 胡希恕教授是当代中医界的一个标杆性人物,他生于1898年,1984年去世,享年86岁。他生前是北京市中医药大学的元老级教授。1956年,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前身北京中医学院成立,1958年,60岁的胡希恕教授便被调入北京中医学院任内科教授和北京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学术委员会顾问。 许多名中医都是在中年时期才改行当医生的,比如金元时期四大名医中的朱丹溪和李东垣(他们都是因为家人病故而发奋学医,并最终成为一代宗师),以及民国时期最负盛名的名中医张锡纯,都市如此。胡希恕也是中年才改行当中医的。 1919年胡希恕考入北京通才商业专科学校(现北京交通大学的前身),毕业后胡希恕先后到沈阳县立中学、辽阳县立中学、辽宁省立中学等学校当了3年(1924-1927年)的英语老师。此后又于1928-1935年期间当了7年的公务员,历任哈尔滨市电业公司会计股股长、特别市市政局事业股股长、市政公署营业股股长等职务。 日本侵华后,胡希恕拒绝为日本人服务,于1936年逃难到北京。这才在北京靠早年学习的中医知识正式行医,这一年,胡希恕先生已经38岁,年近不惑了。但因为其疗效卓著,胡希恕很快便在杏林中名声鹊起,求诊者络绎不绝。 胡希恕热衷中医学的教育,立志要为中医培养后继人才,建国初期,他和陈慎吾、谢海洲等名老中医共同办学,传授中医学术。1952年,北京市卫生局批准将胡希恕等人所办的中医学校作为中医教育试点,开设北京私立中医学校,直至胡希恕被调入公办的北京中医学院。 胡希恕的这份履历足够传奇,实际上胡希恕有很深的中医底蕴。1915-1919年,胡希恕就读于奉天省立第一中学时,热爱踢足球,精力充沛,活泼好动,又聪慧得很。他的国文老师王祥徽先生看中了胡希恕等人,特地把他们叫到自己的房间里喝茶,请他们跟随自己学中医。王祥徽先生是清朝末年国子监举人培养出来的进士,早年在国子监读书时,跟随清末太医院的太医学过医,后来去教国文,业余行医,在患者中口碑甚好。他遇到好苗子,就想着把自己的医术传授给他们。 王祥徽先生所处的年代,正是中国学术交流最活跃的清末民初时期。当时中医界普遍受西医和日本学术界的影响,主张中医要进步,要与现代科学相结合。王先生教的学生中,胡希恕学得最好,他中学毕业时参加沈阳市政公所举办的中医考试,获得了中医士证书(相当于现在的中医医师资格证)。 胡希恕的学术思想受他的老师影响很深,王祥徽先生主要给胡希恕等人讲授了张仲景的《伤寒论》等书——《伤寒论》一书,王祥徽先生花了两年才讲完。而且王受新思想的影响,他非常注重中医与现代科学相结合,不喜欢用阴阳五行思想和中医的脏腑理论来解读《伤寒论》,而是注重中医学的辨证施治思想,用六经和八纲辨证来解读《伤寒论》。 胡希恕继承了他的老师的这一学术特点,并进一步的将其发扬光大。胡希恕求学时代,大批中国人留学日本,日本的汉方医学(中国传统医学传到日本后被日本人称为汉方医学)思想也开始传向中国。其中最受欢迎的莫过于汤本求真的《皇汉医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仍在出版此书),汤本求真的医学思想对胡希恕的影响很大。胡希恕自己说:“(我)所阅之书既多,则反滋困惑而茫然不解。后得《皇汉医学》,对汤本求真氏之论,则大相赞赏而有相见恨晚之情。于是朝夕研读,竟豁然开悟,而临床疗效从此则大为提高。” 汤本求真是日本汉方医学界的一位宗师级人物,他的《皇汉医学》出版以后,日本汉方医学界相继出版了“皇汉医学”系列丛书。汤本求真对中国中医学界的影响很大,刘绍武先生提出的“三部六病”思想和胡希恕先生提出的方证思想,都可以在汤本求真的《皇汉医学》中找到根源。 日本人研究中国传统医学的历史很悠久,日本的汉方医学界也像中国一样形成了各种学派。其中最为有名的是“古方派”——亦即中国中医学界所说的“经方派”。古方派的代表人物是吉益东洞,汤本求真继承的是吉益东洞的学术思想。汤本求真本来是学西医的,因为自己女儿得了肠伤寒,用西医的方法治疗,不治身亡,而改行学中医。所以汤本求真的学术著作中,将中西医知识融汇得很好,他对推动中医科学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吉益东洞的代表著作是《药征》和《类聚方》,吉益东洞是日本最早用归纳法研究中医的学者。他的著作不尚空谈,他通过历代文献,归纳总结了各种中药和方剂的用药指征,《药征》和《类聚方》这两本书的书名就足以体现吉益东洞的学术特色。 吉益东洞的思想很超前,他毕生所研究的重点是每种药物和中医经典名方的用药指征,这种思想与现代的循证医学思想如出一辙。读者如果对吉益东洞的学术思想感兴趣,可以购买其《药征》与《类聚方》进行阅读,中医医药科技出版社出版过这两本书的中文版。 姑举例说明吉益东洞的学术特点,吉益东洞的《药征》是这样论述石膏的: 石膏,主治烦渴也,旁治谵语、烦躁、身热。 考征 白虎汤证曰:谵语,遗尿。 白虎加人参汤证曰:大烦渴。 白虎加桂枝汤证曰:身无寒,但热。 越婢汤证曰:不渴,续自汗出,无大热。(不渴,非全不渴之谓。无大热,非全无大热之谓也。说在《外传》中) 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证不具也。(说在《类聚方》中) 以上二方,石膏皆半斤。 大青龙汤证曰:烦躁。 木防己汤证不具也。(说在《类聚方》) 以上二方,石膏皆鸡子大也。 上历观诸方,石膏主治烦渴也明矣。凡病烦躁者,身热者,谵语者,及发狂者,齿痛者,头痛者,咽痛者,其有烦渴之证也,得石膏而其效核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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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志远

读日本古方派中医汤本求真《皇汉医学》有感

汤本求真为日本古方派(亦即中国所谓经方学派)代表人物,汤本求真生于1867年,卒于1941年,《皇汉医学》成书于1927年。书成,广泛流行于中日韩等崇尚中医的儒家文化圈,影响力一时无出其右者。中国近代国学大师兼医学家章太炎曾评价其著作曰:“仲景若在,则必曰:我道东矣。” 在《皇汉医学》的自序中,汤本求真提及自己学习中医的缘由。汤本氏本为一西医,明治四十三年,其长女因肠伤寒去世,痛感西医无用,精神崩溃,涉月经年,后发愤学习中医十八年。期间汤本求真颠沛流离,屡遭穷困苦厄,其志不改。 其性之沉潜,而志向之坚,不亚于中国唐代的玄奘法师。汤本求真精通中西医,十八年几乎读尽各朝各代的中医名著,由博返约,凝炼而成一部《皇汉医学》,参以西医,发遑古义,融会新知。其理论与临床功底之深厚,极为罕见。中国当代伤寒大师胡希恕自述其在反复研读《皇汉医学》后,临床疗效乃大有长进。 我有段时间静下心来,精读《皇汉医学》,每日均有获益匪浅之感。汤本求真虽然为经方派,但与中国的经方派迥然有异,汤本求真并不抵触后世任何有成就的医学家,未见任何托大保守之倾向,与部分中国经方学派医学家的自负和保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其著作中,汤本求真引用的中日两国历朝历代医家医论之多之全,实足令当代很多噱头十足的经方大师汗颜。汤本求真广泛阅读,旁征博引,说理透彻,尤其重视实证和实践。对于后世医家过度的以阴阳五行理论,偏于唯心的解释中医学的弊病,深为不满。汤本求真虽立足于经方,实于中医各门各派都有十分深入的研究。 一个医生能够如此深入和实事求是的去研究医学,临床之余,苦读不厌,笔耕不已,没有过人的毅力和思辨能力是做不到的。诚如汤本氏自己所述,其之所以能下如此苦功夫学医,实为丧女之悲痛所驱动。恨医之无术,伤横夭之莫救。如汤本氏者,还有张仲景、李东垣、施今墨等盖世名医,他们莫不是在痛失亲人后,感于疾病常有,而良医不常有,乃痛下决心,沉潜学医,而终于有所得。 医道之难,殊非常人能深入其中。从有限的文字记载中可以知道,医圣张仲景性格沉潜,不慕荣华,嗜好医术,所以终于能够集两汉之前各家医术之大成。 姜春华先生说,如果一个人冲着名利去学医,是难以学到一流的医术的,有心学医者,必须沉潜下来,将功名利禄统统抛开,苦读苦思,仔细推敲,而后方可学有所成。 汤本求真正是这样的一个人。其将悲痛化作学医之动力,十八年颠沛流离而丝毫不改初衷,一生穷困潦倒的日子居多,达到了孔子的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境界,有此精神,历数十年不变,医道之大成,诚非偶然也。 我常常听见有人说医学是极简单之事,粗浅学习一下即足以临床。有些浅薄之徒轻描淡写的将癌症等绝症描述为可以手到拈来的疾病,每当听到这种自欺欺人之谈时,我心中都有说不出的味道。 我的母亲在世之日,饱受疾病折磨,终于因为癌症英年早逝,而我之圆满的人生幸福,亦随母亲的仙逝而止。母亲在世之时,我为其四处求医问药,耗尽我所有,但终于还是未能挽回她的生命。对于古人所说的疾病常有而良医不常有,乃有深切的认同。 此为我学医之动力来源,而汤本求真则为我学医之楷模。如果要学医,我想学到的一定得是汤本求真这样的真正精深的医术。而非浅薄的,哗众取宠的和自欺欺人的半吊子医术,自误误人,使人一生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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