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 ⁽⁵⁾

《菜根谭》的作者洪应明，留下来的生平资料不多，只知道他字自诚，号还初道人。他的名和字，大概取自于《中庸》的第二十一章“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这句话。 而其号，则颇有老庄提倡的返璞归真的味道。老子说“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又说“圣人皆孩之”，又说：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傫傫兮，若无所归。”老庄哲学对于人之初的童心是有偏爱的。洪应明给自己取了一个还初道人的号，可见他对老庄哲学的返璞归真思想的推崇。 所以从洪应明的名字和他为自己取的号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洪先生的志趣爱好，洪先生是一位追求赤子的本真之心的率性的读书人。 洪先生大概生活在万历年间。万历皇帝是明代的第十六位皇帝，万历年间的政治还算清明，由于首辅张居正和申时行都是精明能干的大臣，所以万历年间的国力不弱，经济持续发展，对外战争连续获胜，史称万历中兴。 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本人是一个颇有个性的人。他10岁即位，在位48年，是明代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皇帝，年轻时创造了万历中兴。但是中年之后万历皇帝因为立储问题遭到满朝文武反对，加上昔日的帝师与宰辅张居正贪腐案发，看透了人性和封建王朝的皇权政治令人无奈的一面，遂对朝政厌倦，执着于开矿赚钱。 万历皇帝二十余年不上朝，朝中六部官员缺一半他也不理会。大臣们批评皇帝的奏章堆积如山，他也不作回应。几乎完全奉行了道家的无为主义。 万历年间出了几个显赫的人物，著名的思想家李贽（字卓吾，自号卓吾老子）就是万历年间的人。李贽才华冠绝一时，文章传遍天下，影响力极大。他极尽嘲讽之能事的批判中国传统儒教束缚人性，阻碍社会发展的一面，被理学家们群起而攻之。但李贽在士林中也受到了极大的欢迎，他的著作甫一问世，便引起了洛阳纸贵的效应。可见当时的人们对封建礼教也是深恶痛绝的，那些生活在封建礼教之下的明朝人，并不像今天一些呼吁恢复封建礼教的人想象的那么幸福。 公安学派的才子袁枚对李贽极为崇拜，千里迢迢的去拜会李贽。袁枚受李贽影响很深，追求性灵自由，终成文坛的一代宗师。 但理学家却纷纷想致李贽于死地。李贽后来不得不剃发出家，以示自己与儒家的决裂。但是李贽对佛教的思想和清规戒律也不尊重，进入老年后，遁迹空门的李贽公然吃肉，授人以柄，遭遇了很多非议。 袁枚劝李贽收敛一点，不要公然吃肉，李贽回复袁枚说自己无肉不欢。我行我素的李贽最后被通州的马经纶接到北京养着，在马府潜心做学问，又对慕名而来拜访他的权贵不爱搭理。如此的个性导致李贽树敌如林，终不免惊动了万历皇帝。万历命有司锁拿李贽入狱，一代文豪兼思想巨擎李贽最后选择了用一把剃刀自杀于监狱中，死前留下一句“七十老翁何所求”。…

儒家的经典《大学》提出”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这样的一种人生理念，这是一种不断的自我革新的精神。三国时的吕蒙说了另一句话：”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之所以要刮目相看，就是因为“士”能“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清华大学的校训为“厚德载物，人文日新”，这个校训充分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重视自我革新的精神。 在佛教的《金刚经》中，佛陀说众生“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一个人如果在不断地学习和阅历人生，心就难免一直在变化，所以所谓的“我”（自我意识）并非一种永恒的存在，而是在日日新，会不断的发生变化。同样在《金刚经》中，佛陀认为，一个人要想得道成佛，获得最终的精神解脱，是需要从百千万佛，而非一佛二佛处种善根的，这实际上是在说，一个人需要广泛的从很多人那里学习，最终才能让自己的精神世界获得圆满。 在佛说《四十二章经》中，佛的弟子问佛“何者最明”的时候，佛陀说“心垢灭尽，净无瑕秽，是为最明。未有天地，逮于今日，十方所有，无有不见，无有不知，无有不闻，得一切智，可谓明矣”，佛陀是受过宫廷教育，非常博学和好学的一个人。在佛陀的时代，古印度动荡不安，一些智者到丛林之中修行，彼此思想交流频繁，辩论激烈，佛陀在这种环境中，也是经历了一个“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阶段。所以对“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这样的自我瞬息万变的状态是深有体会的。 西方的心理学认为一个人的改变，首先要从认知上改变，所谓的改变认知，和儒家的“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是很相似的一种概念，而认知要想改变，就只有靠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这样的方式来改变。 日新，从字面上理解，就是每一天都会有一个新的自我产生，每一天都在超越昨天的我。我个人的体会是，人过三十之后，日新的速度就会越来越快。尤其是当一个人明白了自省的重要性后，就会更加明显的“日日新”。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人，只要想改变，任何人都可以得到改变，只是有相当一部分人，性格顽固，拒绝改变自我。据我的观察，多数这样的人，是不具备反省精神的。 人为什么要日新？这个问题颇费思量，一部分人是因为喜欢思考，所以乐于日新。另一部分人是因为讨厌自己，所以需要日新。还有一部分人是因为生存能力和适应环境的能力太差，如果不日日新就容易被淘汰，所以不得不日新。更重要的是，在一个不断进化的社会群体中，如果我们不日日新，我们就不免要被群体淘汰。除非一个人已经做好了充分的精神准备，愿意从人类群体之中脱离出来，离群索居，否则的话，我们就不得不面临着我们周边的环境在“日日新”的现实，从而自己也尽最大可能的保持日日新的状态。 一些人类学家认为，人类社会越发展越复杂，社会组织发展的过程中牺牲了人类的个性，割断了旧人类与生俱来的与周边人群相连接的纽带，使得一些相对孱弱的个体在进入社会群体之后，非常的不适应。这是我们整个人类进化的过程中，难以避免的悲剧，人类的进化是以牺牲一部分弱者为代价的。若想不沦为社会发展的牺牲品，日日新是不可避免的。 在治学上，我是很反对顽固守旧，不肯“人文日新”的复古倾向的。一个社会或者个人过度的崇古和保守，是很难往前发展的。尤其是医学这样的需要不断进步以更好的解决人类身心疾病的学科，如果一味的崇古和保守，就很容易走进困境。

凡喜誉恶毁之心，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于此关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适足以欺世盗名。 志远注：一个人只有不出来做事，不出来发声，习惯和稀泥，才会一辈子只有赞美之声而不受诽谤和谩骂，曾国藩说他自己“几为通国之不容”，世俗的有碍社会进步的力量或曰惰性是非常强大的。任何人要想有所作为，必须得有受到毁谤的精神准备。 《易》曰：“劳谦君子。有终。吉。”“劳谦”二字，受用无穷，劳所以戒惰也，谦所以戒傲也。有此二字，何恶不去，何善不臻？ 志远注：好逸恶劳和傲慢自大，是人性的两大弱点。多数人既懒惰又自大，不肯勤奋学习，努力工作，但是又自以为了不起，这种人是很令人难受的，自己的一生也会虚度。 国藩入世已深，厌阅一种宽厚论说，模棱气象，养成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世界，误人家国已非一日。偶有所触，则轮囷肝胆又与掀振一番。 志远注：中国儒家的中庸之道，佛家的以和为尚的文化，发展到极致的时候，就成了一种和稀泥的流弊和恶俗，这种流弊和恶俗，倡导所谓的宽厚和和气，不分是非黑白，结果就导致中国社会，恶势力猖狂，令真正的有志之士愤慨不已。 二三十年来，士大夫习于忧容苟安，揄修袂而养姁步，倡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见有慷慨感激以鸣不平者，则相与议其后，以为是不更事，轻浅而好自见。国藩昔厕六曹，目击此等风味，盖已痛恨次骨。 志远注：只要是在治世，中国社会就容易进入忧容苟安的状态，“揄修袂而养姁步”形容的是所谓的文化人，故作高雅，穿着宽袍大袖的衣服，走路时带着一副大师的庄严威仪的气象，像极了表演和伪装。这种人不但自己对现实世界中的苦难麻木不仁，在其他人为现实世界的苦难打抱不平时，还站在一旁摆出一副智者的模样，嘲笑那打抱不平者幼稚可笑，我见太深。志远在网上写作多年，每多呼吁之时，就会遭遇一批这样的宽袍大袖或者手拿佛珠的手串男手串女，站出来自以为是的说三道四，颇能体会曾国藩的这种心境。 以勤以本，以诚辅之。勤则虽柔必强，虽愚必明；诚则金石可穿，鬼神可格。 志远注：勤劳是治学和做人的根本，中国人勤劳，楚人尤其勤劳。人要做成什么事，最可靠的是自己勤劳的品性，没有这种品性，想实现任何长远的理想，都是很困难的。但是仅仅有勤劳还是不够的，人还得诚实，唯有本性的诚实，而非机诈，才是长久的安身立命之道。…

由于社会变迁太快，变化的幅度太大，多数现代人都不太适应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的生活，不同程度的出现各种心理问题，严重者会陷入精神困境之中。现在有种观点认为，传统文化可以解决现代人遭遇的精神困境。我个人的意见是，传统文化，如中国的国学等确实可以适度的中和一下现代人遭遇的各种焦虑、浮躁等问题，但是其作用是有限的。 一种文化适应的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环境，传统文化的产生有其时代背影。现代社会的整个社会基础与过去已经大不相同了，所以有些执着于在传统文化中寻求精神上的解脱的人，很容易从一种偏执陷入另一种偏执，沉溺在传统文化之中，出现种种新的精神问题，难以自拔。 迄今为止，人类的进化出现了几次重大的转折，每次转折都是难以逆转的。人类从原始社会走出，逐渐发展为互相合作的狩猎猿，再从狩猎和采摘这种靠天吃饭的社会转向农耕社会，又从农耕社会转向以城镇为中心的工商业社会。在这种进化的过程中，人类天性中的很多东西，被束缚和改造，这种束缚和改造是一种违背人性的过程，所以常常有人会怀念旧人类的生活模式，这并不奇怪。我们今天羡慕《老子》的思想，但是老子在世时，羡慕的是更古老的“上古”时代。 人类社会发展客观上必定会造成对人类天性的摧残的后果，但有一个现实是，我们无法逆转到远古的从前去。人类从丛林走向乡村，再从乡村走向城市，城市又越变越大。人类要想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下去，就必须得与他人合作。社会越发达，分工越细，我们需要合作的对象就越多，我们面临的人际关系也就会越来越复杂，这从客观上导致我们现代人，每天大脑里都会充斥着各种令人难以分类的杂乱无章的信息，我们容易在这么复杂的生活中迷惘。 老子描述的“小国寡民”的理想国，也许是最适合人类栖息自己的精神的地方，也许不是。因为在乡村中生活过的人都会知道，乡村生活一样存在很多的问题。严格说来，自人类的欲望产生之日始，人类的内心就没有完全安静的时刻。今天的人类没有办法从社会里完全脱离出去，把自我绝对孤立起来。即便是在深山老林里修行的和尚道士，亦不能例外。他们也需要与外界发生物质交换，甚至需要向外界索取供养，去维持自己肉体的基本需要。今天，相当一部分的宗教人士索取供养的方式，已经和骗子们行骗的手段高度相似了。吾之大患，唯吾有身。只要这个肉身没有死亡，我们就必须得与它的各种欲望作一辈子的斗争。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传统文化对中和心理问题，解决人类的精神困境，的确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全球各地的传统文化，其核心内容，概括起来，其实只有两个字：节欲。无论是中国的儒释道，还是西方的基督教，抑或是伊斯兰教，说来说去，东绕西绕，其目的归根结底，都是在劝诫人类节欲。 自我内心深处的欲望是人类共同的敌人，从古至今，人类均在为欲望所折磨，在这一点上，传统文化的确有其永恒的意义和存在价值。人类社会的一切规章制度，诸如法律、道德、社会的公序良俗、宗教的戒律等等，都在指向节欲这同一个方向。欲望不但会造成心理疾病，还会造成身体受损，在酒色场所纵欲过度导致很多人暴病而亡，还有很多慢性病也是因为纵欲过度引起的。 孤独会让人类因为太过封闭而陷入枯寂，群体生活又会让人类因为欲望受到刺激而身心难安。人类精神真正要想得到解脱，或许只能靠练就出色的平衡能力，既能保持适量的社会联系，又能保持一定程度的孤独，折衷二者而生存在中庸之道上。

冯友兰先生说，西方哲学是否定的哲学，而东方哲学则是否定的否定的哲学。东方哲学之于西方哲学，就如老人之于青年人，是高一层次的哲学。此一说法非常之令人费解，没有一定的哲学功底简直就不可解。 西方人急于创立新说，屡次重大科学革命，均始于西方。相对而言，东方人看起来很守旧，因此社会制度稳定不变长达两千多年。梁漱溟先生曾说，中国文化有两个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方，一是长达数千年不变的封建社会制度，二是没有宗教的人生。 林语堂先生则认为东方人，尤其中国的汉人，有一种老滑的品质，此品质被视为成熟的标志，为人人所景仰。父母在教育子女的时候，时时刻刻都会将这一品质列为内在的做人标准。因此在中国，老滑的处世哲学大受欢迎。 究竟这样的一种文化是好还是坏呢？在今天这个科技发达，经济统治一切的年代，这种文化常常被作为批判的对象，遭到新时代的菁英份子无情的挞伐。 上世纪初，罗素先生到中国来讲学，亲身感受过中国人的生活态度后，极为震撼，因此对东方的智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罗素先生看来，彼时的中国，虽然穷困潦倒，到处挨打，但是中国民间的普罗大众的生活态度，实在令人艳羡。 尤其是在正被工业化和城市化运动搞得焦头烂额的西方社会待久了后，乍一到中国，感受着老百姓这种怡然自乐的生活，颇觉执着精神乃是人生的痛苦之源。 罗素先生是西方文化的反省者。西方文化主要受基督教义影响，文艺复兴后，基督教的新教兴起，新教 的理性主义和批判精神大行其道，垄断西方精神世界数百年之久，并逐渐因其高势位优势，向全世界各地蔓延，此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今天。新教徒对于事业的执着精 神，使得西方科学在最近的几百年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但是这种执着的追求是不是就意味着人类幸福了呢？罗素先生并不以为然。一百多年过后，罗素先生曾经到访过的中国，正在步向他曾极度厌恶的欧美发达国家的后尘，城镇化和工业化运动如火如荼，乡村在大批量的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