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教育 ⁽³⁾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轼《莫听穿林打叶声》 我出生在一个竹林很多的地区，平生都喜欢竹林，也喜欢苏轼的这首词。北京城竹林最多的公园要数紫竹院公园，公园的名字中就带有竹字。我家就在紫竹院公园附近，步行到紫竹院公园也不过十几分钟。我喜欢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去紫竹院公园散步，有时会带上一本书，在公园里找个安静的角落，一个人在那里看上半天书。 紫竹院公园是北京城最大的免费公园，这里有各种各样的民间“歌舞团”，一些退休的老人或不用工作的中年人组建成各种各样的合唱团、乐队和舞蹈队，各自“割据”公园的一角，载歌载舞，尽情享受人生的快乐。也有一些小年轻会在周末到这里来跳恰恰舞和街舞。 毕竟是在首都，所以这些业余的歌舞队的水平很不错。我也在其他城市的公园里欣赏过民间歌舞，但水平真的没法跟紫竹院公园里的民间歌舞相媲美。我喜欢这里欢乐的气氛，在公园里散步时，我偶尔会驻足一会儿，欣赏一下这些歌舞高手们表演的节目。 一般在公园里表演节目的人都很有亲和力，偶尔我会和他们攀谈几句，表达自己对他们才艺的羡慕之情，通常这样的表达总会让人喜欢。毕竟，无论人有无虚荣心，被人夸奖和赞美都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这种互动会让我觉得人间很美好，平凡市民的生活很滋润，这也能让我忘记悲伤和烦恼。 我生活的中心已经渐渐地不再是故乡，而是北京城由香山、紫竹院公园、国家图书馆以及我家组成的一个“圈”。这个“圈”既有美好的自然景观、怡人的田园，又有令人赏心悦目的文化，它很适合我这样的人。我渐渐地被这里的生活驯化了，这个生活圈经常发生治愈我自己的奇迹。每当我在公园漫步，欣赏众生的美好，和去图书馆读书，去香山脚下种菜的时候，我内心中的波澜就能逐渐平复下来。 我们总是不可避免地要与亲友生离死别，要经历爱别离。美国精神病学家赛姆拉德常教导他的学生们说，人类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爱与失去，许多精神创伤都是因此而产生。但时间和生活也总能疗愈我们，周边人的快乐能够极大的感染我们。看到他们载歌载舞，享受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我会发自内心地喜欢这些快乐的人。他们谁不曾经历过生离死别呢？但他们仍然能笑对生活。 生而为人，爱别离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作为一个生命体，经历了爱别离后，我们还是要抱着极大的热情重新投入到生活中去，把余生过得更美好，不给此生留下遗憾。 人终有一死或一别，今天离开的是别人，不久离开的就会是我们自己。活着时就好好地活着，快乐地享受每一天，好好地爱那些仍然留在我身边的人，与他们共同创造更多美好的瞬间。这些美好的瞬间才是我们生命中最有价值的东西——爱与爱好总是能让我们过得幸福和快乐。 也许是离开了老家那个环境，也许是我经历的生离死别太多了，心中渐渐磨出了老茧，如今抗打击能力强了许多。所以回京后的第三天，我又能轻松自如地应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也能和别人一起去感受生命的快乐，不再被前几天的痛苦所折磨。 见惯了生老病死，自然而然，也就能体会到“一蓑烟雨任平生”的那种豁达的心境了。人这一生，悲与喜总是会交融在一起。到最后，分不清当下是悲还是喜，也不必分清，让一切保持在“也无风雨也无晴”的状态就好。说不清道不明的时候，就不要去说清和道明了。

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的那么好，也不可能像你想象的那么糟。 ——莫泊桑 昨天晚上我回到了北京。我离开北京的这一周，北京经历了一次断崖式降温。走下高铁的瞬间，我就感受到了北京那凛冽的寒潮，今年的冬天来得有点早。 在车外吹了点寒风，我的嗓子开始痛了。下车后，我赶紧回家洗了个热水澡，八点不到就入睡了。这一睡就是七个半小时，直到凌晨三点半才醒来。醒来后整个人好受了许多，感觉从心理上与老家分隔开了，在老家时的那种难受的心境似乎也消失了。 我在老家期间，除了参与办理堂哥的后事，还听了老家的亲友们对我的各种诉苦，有两个口口声声把自杀挂在嘴边，让我胆战心惊。我感觉自己都快被这些负面的事情搞得精神失常了，心脏很不舒服。可能是大的形势不太好，现在身边有负面情绪的人很多，他们把我这种学医的当心灵保姆，我能理解。不过在刚刚遭受丧亲之痛的当口，我自己也有些心力交瘁，实在承受不了这么多。 回到北京，远离了这些事情后，心情轻松了许多。学医之人容易被人当做负面情绪垃圾桶，很多人身体和心理上的痛苦都习惯向我们倾倒，无论我们当下有多累，他们都不会顾及这一点。我还经常遇到一些人很奇怪的问我，做医生的也有心情不好的时候吗？言下之意，学医之人就不该有喜怒哀乐。 今天我处理完工作，就找了一些休闲类的书，钻进被窝里看书，困了就睡觉，偷了半天懒。如此过完了这一天后，人进一步轻松下来了。我在近期想把自己与各种负面的东西隔离开，生活总会有一些糟糕的时刻，如果在这些糟糕的时刻，再去接触糟糕的事情，就只会让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 我感觉过去的一周，我的许多行为是失常的，所以我开始对自己喊停，不能再感染负面情绪，要去接触一些美好的东西来中和一下那些令人痛苦的事情，不要让自己这个正常人真的变成了精神失常者。 我们老家以前有些丧葬习俗挺好，过去，在我们那里，家里有人去世后，要做七个七。每七天全家族人都会集中在一起，请道士做法，焚烧纸钱给逝者，然后一起聚餐，共同怀念逝者，同时互相安慰。而且从头七开始，每做一次七，都要把逝者的遗物烧掉一部分。七七结束，逝者的遗物要全部烧完。 费孝通先生说，民风民俗有其社会功能。我作为一个无神论者，当然不会从有神论的角度来解释这种民俗。这种丧葬习俗实际上是在安慰生者，大家团结在一起的时候，可以共同取暖，一起抚平亲人死亡带来的伤痛。同时逐渐烧掉遗物也是在减少睹物思人的机会，所以这是一种很好的心理治疗方法。 可惜的是这种风俗习惯逐渐消亡了，这导致许多人在亲人去世后，很难快速走出伤痛。我这些年一边在治疗患者，也一边在安抚患者家属——我们这些研究癌症的，通常都会与患者和他们的家属相处的时间很长，相处的过程中逐渐都成了朋友。患者去世的时候，患者家属也是需要被安抚的。 有时我在想，如果民间的这种传统习俗还保留着，那该多好。很多人就不会因为亲人的亡故而抑郁成疾，这可以降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病率。人在至亲丧亡后，是需要有这样一个心理安抚过程的。 医生有时是很可怜的，我们也要经历生老病死，在经历生老病死的时刻，我们非但不能像普通人一样，有充裕的时间去平复自己的悲伤，反而需要继续去接触疾病和死亡，一次次的经历伤痛的闪回，在自己的伤口上撒盐。陌生的病人们不会顾及医生们的感受，他们迫切地需要医生的救助。 社会学家许倬云先生曾提到，随着现代社会的变迁，全球各国的亲戚关系都大不如前。很多人在自己所住的城市里，没有过去那个庞大的亲友网络，这导致人类精神支持系统越来越脆弱了。人其实是需要这个精神支持系统的，缺乏它，我们就很容易陷入极端的情绪之中，难以自拔。如果我们生活在自己的亲友组成的社会网络之中，我们悲伤时，就能和自己的亲友一起去度过这最难熬的日子。 如今很多人在自己的亲人去世后，都不得不独自煎熬。有的人可能会找心理医生聊一聊，有的人靠自己硬扛，也有的人借助书籍或宗教。我们过去社会系统具备的那种疗愈功能正在退化，人需要寻找一些新的方法来缓解自己内心的痛苦。虽然说最终帮我们解脱痛苦的是时间，但是方法得当——比如过去我们家团结起来给逝者做七，我们的痛苦持续的时间就能大幅减少，痛苦的强度也能大幅减轻。 人作为生物界的一员，不可能不遭受痛苦，那种认为人可以借助某种信仰完全且彻底地超脱痛苦的言论，我总怀疑是吹牛皮。当这些人失去至亲至爱之人时，只怕他们也难逃痛苦，毕竟人是情感动物。但人若沉溺在痛苦之中，不走出来，那就很有问题。学会处理痛苦，是我们人生的必修课之一。 在《辩证行为疗法》这本书中，作者介绍了一百多种减少痛苦的小方法，这些方法有许多是很管用的。可能在这个脱离了过去的社会网络的新时代，我们是需要学习一下类似的方法的。社会在变化，我们应对痛苦的办法也要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关键的一点是在痛苦面前，要及时给自己喊停，要懂得在事情恶化之前止步。要不然，下一个精神崩溃的人就会是我们自己。

家乡的日子过得很慢，村子里除了留守老人和儿童，很少看到年轻人。农村与到处都是脚步匆匆的年轻人组成的一线城市就像两个世界一样，农村安宁而静谧，城市紧促而嘈杂。 乡下没有地铁，没有喧嚣的菜市场，甚至现在连公交车都很少见。日渐空心化的农村里，大多数房子都已经没有人住了，常年锁着一把锁。有些房子甚至已经成了废墟，房屋中央长出一两棵茁壮的大树，穿破屋顶，树冠遮蔽了整个房子。用荒凉来形容昔日也曾热闹非凡的村庄并不为过。 外婆村剩下的村民不到十个，我到外婆村的时候，我的堂舅妈不认识我，警惕地问我到他们村干什么。我告诉她我是来看看外婆的故居，然后告诉她我的母亲是谁，她才放松了警惕。并且告诉我，她不得不警惕一些，因为村子里只剩下几个老人和小孩，有些犯罪分子会白天来踩点，晚上来作案，所以陌生人进村，他们都会警惕。这是小山村的现状。 故乡已非昔日的故乡，乡村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故乡又是昔日的故乡，零星的几个亲人，仍然住在故乡。在与他们交谈的过程中，我能了解到许多我既往不曾了解过的往事。比如外婆村的另一个老人就为我回忆了我的外祖母和我父母的许多往事，我过去并不知晓这些往事。透过这些往事，我能更清晰地了解自己的外祖母和父母的性格特征。 我今年接二连三地有亲人亡故，自己身体也一度出现问题，遭遇了一些精神困境，被一些负面的情绪困扰过一段时间。最近，堂哥的去世又给了我一次新的打击。有几天我的大脑是处于过度哀伤和麻木不仁的状态的，我赶回家，组织并主持了同辈分的家族成员的一次救助堂哥的协商会议，初步形成了救助堂哥一家的方案。 前两天我是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总是丢三落四，别人和我说话，我半天都没有反应。在县城吃早餐时，遇到一个低我两届的高中小师妹，她一眼就认出了我，并兴奋地和我聊了半天。说实话，我完全不认识她，直到离别，我都忘了问她的名字叫什么，这很不礼貌。去县城办事，填写表格时，严重走神，被办事人员狠狠地数落了一通。对这样的数落，我也一点反应都没有。 父亲要求我在家里好好休息几天再走，不要急着回到工作中去，他还阻止我看书。但还是有不少病人在微信上咨询我，有个患者甚至占用了我三个小时的时间，我也习以为常地应对着。我理解他们求医问诊路上遭遇的艰难，只要自己没有感觉太累，就坚持帮他们解决一下问题。同时，我还把Aaron T. Beck的那部经典的《人格障碍的认知行为疗法》看完了，也在坚持每日写作。习惯的力量是强大的，它能让人即便是在很痛苦的状态之中，仍然能继续前行。 我骑着自行车去李时珍陵园，也去了外婆家，每天饭后都会在家附近的药王庙散步。故乡的风景没有太大的变化，绿化甚至比以前好了一些。到处都飘着淡淡的桂花香，深秋的太阳晒在身上很暖和，但不炎热。橘子黄了，漫山遍野都是摘不完的橘子，不管谁家园子里的橘子，渴了都可以随意摘几个尝尝，没有人会和我计较。农村劳动力缺乏，橘子不值钱，大多数橘子最后都会烂在树上。 我在故乡慵懒地度日，得到了一个喘息的机会，悲伤和忧愁不知不觉地淡了下去。我也在这里，像心理学家荣格回归到自己的童年状态去疗愈自己一样，在我的故乡寻找我之为我的蛛丝马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些问题的答案，可以在这片土地上找到。 这里的民风民俗，我父母的性格特征，我祖父母的性格特征，我外祖父母的性格特征，让我对“我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逐渐清晰。人的个性不是无根之水，地域文化和家族文化共同塑造出一个人的个性。无论这个个性是好还是坏，厘清它的来龙去脉都是大有好处的。这能让我们对“我之为我”这个问题不再迷茫，更能客观地看自己。也能帮助自己发现自己的性格缺陷，趋吉避凶。 人的个性无所谓好坏，只要能够适应环境，自己活得不痛苦，并且不给其他人造成痛苦，基本的人际关系能维护好，那就算及格了，及格就够了。我自认为自己的个性可以及格，因为我在生活中大多数时候是快乐的，我身边的人也基本上是幸福的——遭遇各种人生打击时会短暂的痛苦一段时间，但这是人之常情，倘若人在遭遇生离死别时也不痛苦，那只能说这样的人麻木得可怕。 二十岁的时候，我哥哥说我同情心泛滥成灾，而且还是个盲目的乐观主义者。所谓的同情心泛滥成灾，换种说法就是共情能力强，这种性格特质的人，不太容易成为盲目的乐观主义者。因为共情能力会让我们对世人的痛苦深刻体悟，很容易导致一个人陷入痛苦和抑郁之中。 但我确实又具备盲目的乐观主义者的特色，两种看似不能糅合在一起的东西居然糅合到一块儿去，我们只能感叹造化之神奇。我之所以盲目乐观，是因为我母亲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盲目乐观主义者，我只不过继承了她的基因罢了。 我母亲是那种无论生活多艰难，她都能适应并且发自内心地快乐的人，她总是笑口常开，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出去和左邻右舍聊会儿天就能放下。母亲的这个基因使得我不至于沉溺在负面情绪中太久，一旦我察觉自己有负面情绪，我也能很快把自己拔出来。 在故乡的这几天，我逐渐接受了堂哥英年早逝的事实，并最终释然了。人都会死的，猝死比其他的死法受的折磨更少。如果我今后告别人世，我也希望自己是以猝死的方式而非饱受慢性病折磨。人的寿命长短其实并不重要，对痛苦的人来说，寿命短点也许受罪更少，对快乐的人来说，既然已经体验过人生的快乐，寿命长短也无所谓了。一个人去世后，虽然会带来一系列的家庭问题，但这也终会有解决的办法，即便没有解决的办法，家人们依靠生物的本能也能活下去。何必担忧？ 对生死这个问题，我渐渐地变得比以前更豁达了。我虽然不希望悲剧发生在自己的亲人身上，但一旦发生了，也就只有接纳它了。堂哥去了，太阳依旧升起又落下。祖坟山上长眠的熟人越来越多了，死亡是人生必不可免的归宿，我已过了中年，也该对死亡的问题释然了。英年早逝是个概率问题，遇到了就是遇到了，没什么放不下的。 胸中的窒碍感渐渐淡去，头脑开始苏醒。在田野中吹着风，在水泊边漫步，在山路上骑行，在行人寥寥的小镇上就餐，看天上的蓝天白云，看山上的苍苍翠竹，看牛群悠闲地牧草，在河边看人垂钓，到庙里漫无目的地闲逛，那个内在的自我开始再度丰盈起来。我们是自然之子，来自于自然，以自然的方式死亡，死后回归自然，一切都自然而然地发生着，无去无来，无增无减。 那就一切顺其自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