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 ⁽⁷⁾

2024年9月5日，美国康奈尔医学院Contor Liston和Charles J. Lynch领衔的研究团队，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项重要研究成果。该团队通过分析大量人脑成像数据发现，与健康人相比，有些抑郁症患者大脑皮层前额叶纹状体的突显网络扩大了两倍多。而且，扩大的突显网络的大小、形状和空间位置，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也不会随着患者情绪状态的波动而改变。那些在青春期出现抑郁症状的患者，他们在儿童早期就出现了突显网络的扩大。 这一发现揭示了抑郁症的神经生物学原理，突显网络是人的神经系统中参与奖赏处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脑自带的调节器，它会持续不断地对外部世界进行监测并谨慎决定其他脑网络对于新信息与刺激的反应。突显网络对于感觉运动信息的处理、总体认知以及情感、疼痛和身体动作之间的协调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突显网络的异常表明，抑郁症患者由于大脑生理结构异于健康人，所以他们的一些感受和认知与健康人不完全一致。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抑郁症患者觉得身边的亲人们不能理解他们的感受的原因，他们自己的感受和健康人的感受一样，都是“真实的”，只是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所以抑郁症患者体验到的感受和健康人体验到的感受有一定的差异。 这也表明抑郁症并非“无病呻吟”，并非患者“作”，而是他们的生理结构决定了他们对外界刺激的反应会比健康人更敏感。这一研究为将来开发治疗抑郁症的新药提供了重要的新思路。 从另外一方面来说，这可能也是人类基因多样化的一种结果，突显网络发达可以提高人在面临潜在危险时的警觉性，帮助人类更好地适应危机重重的自然界。或许将来随着精神医学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将不再视突显网络发达者为非健康人，公众理念的改变，社会包容性的增强，也能改善此类人士的生活质量。

“上下两济丹”出自清代医家陈士铎的《辨证录》，该方组成为：人参5钱（15g），熟地黄1两（30g），白术5钱（15g），山茱萸3钱（9g），肉桂5分（1.5g），黄连5分（1.5g）。每日1剂，水煎，去滓，分2次温服。 本方有益气养阴、交通心肾之功效，主治心肾不交，昼夜不能寐，心甚躁烦者。从这些描述症状的文字来看，本方的适应症似为现代医学中的焦虑与抑郁症，中、重度抑郁症和躁郁症患者在郁期均可能会出现这些症状。 本方以补为主，契合抑郁症患者意志消沉和虚弱无力之病机。方中人参大补元气，熟地滋阴补血，白术健脾补气，山茱萸补肾固脱，这四种药的用量都较大，所以本方组方之重点在扶正。这几味药组合有大补元气、补肾养阴之功，能使患者恢复活力。意志消沉、活力不足者亦可酌加巴戟天15g，菟丝子15g；焦虑较重者，可酌加墨旱莲15g，女贞子9g。 肉桂与黄连合用，是中医名方交泰丸。交泰丸主治胸中痞闷嘈杂，大便稀则胸中颇快，大便坚则痞闷难当，不思饮食，心火偏亢，心肾不交，怔忡，失眠等症。中医认为胃不和则卧不安，焦虑失眠的患者通常存在肠胃不适的问题，或反酸烧心、或嗳气吐腐、或胃脘嘈杂，大便亦多不调，或便秘或大便稀溏，常伴随长易激惹综合征，这些正是交泰丸的适应症。 综合来看，本方重在补益，兼顾对症治疗。笔者在临床中所见的抑郁症患者，很多存在自幼体弱多病的状况，患者体力不如常人，有些甚至其母在受孕之时就身体不好，靠药物维持，此类患者消化道存在问题者较多。古人如此组方，足见其对患者的临床症状是很了解的。

8月19日，起床后，我去香山脚下的菜园里干了会儿活儿，那种时不时忧伤的情绪没有再出现。眼前还有一堆的事情需要处理：工作、生活、家庭、情感、老人的病、子女的教育，以及家人之间一地鸡毛的恩恩怨怨，每个问题都很棘手。它们就像漩涡一样，形成各种朝向不同的力量，而我自己，就在漩涡的正中央。这一切都在等待着我来处理。 我母亲说我是活了几世的人，命大得很，很多次都从致命的灾祸中逃脱。但她还漏了一次没说，那就是我小时候的一次溺水事件。有天正午，我在我们村的河中央溺水了。我会游泳，但正如老话所说，善泳者溺，那一天我在水中抽筋了。四周无人，呼救都来不及，我在慌乱中呛了好几口水。最终我沉下水底去，在水底里摸到一块大石头。我抱着那块大石头，靠它来把我稳定在水底，然后选定一侧河岸的方向，一步步地在水底里从河中央走向河岸，我因此而得救了。 人生的十字路口就像是溺水现场，漩涡中的各种力量试图把我们推向各个不同的方向。当此之时，如何决断呢？我想唯一可遵守的原则就是良知，认理不认人，同时平衡好各方的利益，安抚好各方的情绪。掌握这个方向非常重要，这也是我从我父亲那里耳濡目染而来的。小时候村里很多人闹纠纷，到我家去找我父亲评理，我父亲就是按照这一原则来协调各方的关系。 概言之，我们要行一切善，去一切恶。善意可作为化解恩怨的终极法宝，而作恶只会带来一时的快感，却要遗留巨大的后患，它会使得恩怨无穷无尽地延续下去。要想平衡好各种关系非常不容易，在漩涡正中心的人，只能在良知、爱与理智的指引下前行，不能靠情绪来解决问题。情绪不能解决问题，情绪只会带来更多的问题。 中年人最大的奢侈就是生病，无论是身体上的疾病还是精神上的疾病，都会对自己和身边的人影响巨大。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言，每个人都是社会上的一个零件，有他独特的社会功能，如果一个人因为生病停顿太久，那些依靠我们运转的其他零件就无法正常工作。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快速康复，就要快速康复起来，不要拖拖拉拉，医者的一大职责是为患者寻求快速康复之道。 我一直主张癌症患者尽早回归到生活，回归到社会中去，继续扮演他们的角色，实现自己的价值。对其他疾病的患者来说，也应该如此。我在知乎上看到有部分躁郁症患者吐露心声，说他们自己其实是在拒绝康复，因为他们不愿意承担他们要承担的家庭和社会责任，毕竟承担是一件辛苦的事情。 但我不喜欢躲在抑郁症这个挡箭牌下太久，人抑郁了不易被察觉，这是真的，一旦察觉，就应该马上治愈。对训练有素的医生来说，这类爆发性的抑郁，治疗起来就应该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我其实已经抑郁了大半年，只是自己不知道而已——严格来说，少于一年的抑郁算不上抑郁症，只能算是假性抑郁，真正的抑郁症是持续一年以上不能缓解的抑郁。 抑郁症和抑郁症是不同的，有些抑郁与其他因素共同作用（比如边缘型人格障碍等），会导致患者终生难以痊愈，只能最大可能的调适自己的生活状态，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对于这类患者来说，选择合适的生活环境与陪伴对象，比个人努力重要多了，因为他们已经无法通过个人努力达到目标。 正常人在这个社会上不能缺席太久，缺席太久，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一团糟，恶化的生活又会导致疾病的进一步加重，也会遭受经济财产的损失，形成恶性循环。印度古医学阿育吠陀就特别强调这一点，它认为人的康复必须与实际的经济生活同步进行。疾病摧毁的不仅仅是人的身体，也摧毁了家庭的正常功能，自古至今，医生所救的从来都不只是一个个患者的生命，而是一个个家庭的幸福。所以人们常说，疾病常有，良医不常有，能够药到病除的良医一直都是人类的福音。 但医生不好做，在我对外宣布我轻度抑郁了之后，好几个医生和护士朋友联系我，纷纷表示我写出了他们自己的心声。自2019年底发生新冠疫情以来，好多医生累垮了，他们中有几个处在重度抑郁中，有一些则已经抑郁很久了。 我们互相感叹，我们算是幸运的了，还有些同仁已经因为这该死的瘟疫去了另一个世界。我们总算是留下了一条命，抑郁了还有康复的机会。那些离世的，就只能给自己的家人们留下永远无法弥补的伤痛。其实未来十年，另一场大型瘟疫可能不可避免，今天我们痛定思痛，未雨绸缪，为未来提前做些规划，到时候也能少受不少罪。 有些人问我为什么能那么快摆脱抑郁，冷静下来。这与我个人的经历有关，我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同时也花了很多时间按照佛教的六度（持戒、忍辱、布施、精进、禅定、般若）来修习。虽然说有各种各样的解脱法门，但智慧是排在第一的。智慧到了，其他的各种辅助手段是可有可无的。在西医看来，抑郁症的根治靠的也是认知的改变，而非其他。 禅宗历来都认为，彻悟只在一瞬间，一瞬间彻悟了，人就可以像桶底脱掉，桶内所装的烦恼一下子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不过这一瞬间彻悟的功夫，却不是那么容易获得的。 一个人智识（智慧和知识的综合体）达到了一定的程度，自我修复能力就会非同一般，所以平时提升自己的智识是非常重要的。怎么去提高？阅读、思考、实践、反思、归纳、纠错、再实践，如此循环往复。把这套完整的程序内化为自己日常生活中的必修课，我们才能真正高效的提升自己的智识。智识是一个人精神的根基，根基不到，很多事情是无法强求的。 我也还有一堆的问题需要解决，但是把情绪稳定下来，恢复到正常的状态，树立了这样的一个“在良知、爱和理智的指引下前行”的处事原则后，一切就都简单了许多，生活立即变得有序化，头脑也清楚了。也许有许多因素我们无法掌控，许多结果会与我们期待的不一致。这些都没有关系，遵循这种原则，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能收获多少就收获多少，遵循“因上尽力，果上随缘”的原则行事，不做过高的期待，信奉“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就没什么好遗憾的了。 很多朋友祝我快乐，在他们看来人生可以简单的分成快乐和不快乐两种状态。其实还有一种状态也很常见，那就是平静，它介于快乐和不快乐之间。这可能是我暂时或者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更愿意守住的一种状态。因为我的人生在未来几年，会发生一些可以预见的丧亡事件，能够平静就很不错了。 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蕴炽盛，人生的八大苦，大多集中在中年人身上。如果说中年以前，我们的人生是在奔赴一场盛宴，到场的嘉宾越来越多的话，那么中年以后的人生就像席终人散，嘉宾们纷纷离席，每走一个，我们身边的人就又少了一个。 中年人在经受八大苦的洗礼之后，如果还能心静如水，淡定从容地过完余生，就已经很好了。我们需要的不再是高亢的音乐盛典，我们需要的只是一支可以伴我们入眠的小夜曲。

沙门问佛：何者多力？何者最明？佛言：忍辱多力，不怀恶故，兼加安健；忍者无恶，必为人尊。心垢灭尽，净无瑕秽，是为最明。未有天地，逮于今日，十方所有，无有不见，无有不知，无有不闻，得一切智，可谓明矣。 ——《佛说四十二章经》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但是人类处理悲欢的智慧是相同的。 在高中时代，我的恩师教我读书的方法，与现行的常规教育模式截然不同。他有许多藏书，他经常从自己的藏书中挑出一大抱书来，放到我课桌前，把那些书留给我随手翻阅。他没有对我提出任何要求，只是精心挑选一些适合当时的我阅读的书，让我自己再去做二次选择。喜欢的就留下来读，不喜欢的就放过去。每周他会给我拿一次到几次书，我也经常把不想读或者读完的书还给他。 这个读书方法是我们师生之间的默契，我的恩师一直强调，教育不应该有功利性，阅读是丰满自己心灵的过程，心灵的需求只有心灵自己知道，随心所欲地读书，效率是最高的。我的老师对我几乎是没有任何要求的，他唯一的期待就是我能博览群书，学贯中西，成为集大成者。 我高中毕业后，一直坚持这样的习惯，但现行的教育制度并不支持这样的学习方法，所以我也不认可它，于是便脱离了教育系统，从大学退学了。 我成了我的恩师的教育理念的实践者，19-41岁期间，我在国家图书馆读书的时候，涉猎的范围极为广泛。医学、社会学、哲学、历史、宗教、心理学、人类学、情报科学、信息科学、文学都去涉猎，国图阅览室和借书库许多书架前都有过我的身影。当一个人放弃学历、职称而去读书的时候，他的阅读就纯属由爱好导向，而非由功利导向。 我从19岁开始在国家图书馆读书，此后在国图用我老师的这套方法读了二十多年的书。与此同时，我还经常逛各种书店，看到心仪的书就买回去。现如今我的藏书有很多，我不怎么去图书馆了，偶尔去图书馆，还是按照这种随心所欲的方法来读书。我从不强迫自己为了某种目的——比如考试或考证，而去读指定的，也许自己并不喜欢的书。 我不知道还有哪一种读书方法比这种读书方法更优胜，也许将来有一天，人类的教育终于返璞归真，回归到我使用的这种最简单的方法。一个人的求知欲是内生的，在求知的过程中，他想要什么，只有他自己最清楚。所以教育的最佳状态，是应该由学生来主导学习方向，而非教育家或教师。 我认为我自己的这一生是非常幸运的，找遍全中国，可能都没有几个人能够像我一样，自由自在而又快乐地在书海中遨游半辈子。这样的读书会使人收获大量的最适合自己的东西，在关键时刻，我们所学过的一切都会发挥作用。 我从七岁开始，学习佛经。十九岁开始，研究精神病学。七年前，我开始深入地研究抑郁症，并且帮助抑郁症患者从抑郁症中解脱出来。对于抑郁症，我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都非常丰富。我对精神分析学派、认知疗法、宗教训练这一整套的疗愈抑郁症的程序都不陌生。 在我作为旁观者去帮助抑郁症患者的时候，我收集了大量的对付抑郁症的方法，在我看来，抑郁症是可以用一剑斩断三千烦恼丝的方法来彻底根治掉，而且速度也应该非常快的。 人之所以抑郁，是有某种应力在发挥作用。我们站的姿势不对，我们的身体内部就会产生某种应力，时间长了，这种应力的副作用很大，可能会导致我们出现高低肩、长短腿等一系列的脊柱疾病问题。 根治抑郁症，关键就是要找到这种应力，然后把它释放掉，一旦做到了这一点，抑郁症就治愈了。很少有疾病不是在生命早期就已经萌芽的。生物学上把生物在生命早期受环境的影响，发生的一些变化，叫做表观遗传变异。通常，它都是一些甲基化过程。举例来说，一个从小就习惯了吃腌菜之类的高致癌物的人，实际上在童年时代就种下了癌症的根子，只是要到成年后才发病。 抑郁症也是如此，所以精神分析学派会特别重视到童年去寻找抑郁症的病因。一个人在孩童时代受到了某种压抑，就会形成一种不健康的行为或思维习惯，一旦找到了这个病因，就能根治掉抑郁症。但是这个寻找病因的过程并不简单，它需要一个人具有强大的内省能力。内省是一项特别的能力，并非所有人都具备。 而且抑郁症的病因相当复杂，也并非只有童年伤害这一种病因。一些特殊的天才，他们具有非常强的冒险和探索精神，在他们进行冒险与探索的时候，他们也会产生抑郁现象。在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丘吉尔和费曼。 丘吉尔一辈子都为抑郁症折磨，他是一个热情洋溢、精力充沛的大冒险家和演讲家，他的演讲极有感染力，能够打动许多人。他所做的许多决定，比如敦刻尔克大撤退，都是非常大胆，又极有远见的伟大决策。他那篇著名的让英国人热泪盈眶的演讲，与敦刻尔克大撤退这一决策珠联璧合，对二战的最终胜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丘吉尔说：“ 这次战役尽管我们失利，但我们决不投降，决不屈服，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将在法国战斗，我们将在海洋上战斗，我们将充满信心在空中战斗！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保卫本土，我们将在海滩上战斗！在敌人登陆地点作战！在田野和街头作战！在山区作战！我们任何时候都不会投降。即使我们这个岛屿或这个岛屿的大部分被敌人占领，并陷于饥饿之中，我们有英国舰队武装和保护的海外帝国也将继续战斗！” 这篇演讲是如此地铿锵有力和鼓舞人心，他竟是出自一个抑郁症患者的口中。丘吉尔同样令人心神荡漾的作品还有他的长篇巨著《英语民族史》，如果我们看过这本书，再来看唐德刚、黄仁宇、许倬云，乃至汉学家史景迁与撰写了被誉为当代《史记》的《世界文明史》的威尔·杜兰特等人的著作，我们便不难发现，丘吉尔才是他们这些人的鼻祖，他们的著作或多或少都有丘吉尔的味道。 很少有人有丘吉尔这样的天赋和魄力，他既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又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他把英语运用得出神入化。丘吉尔抑郁是真的抑郁吗？还只是一个天分极高的人，活在人群中，注定了要不被人理解，这不理解又会导致丘吉尔这样的人经常陷入痛苦之中呢？或者说一个像丘吉尔这样具有创造力的人，本来就很容易陷入激情澎湃和深深的忧思交替之中？ 同样，费曼抑郁的时候，是真的抑郁吗？这位伟大的物理学家，他为人类第一颗原子弹的创造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是当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在广岛上空腾起的时候，他陷入了深深的抑郁。那一刻的费曼看不到希望，他看到的是人类亲手建设起来的桥梁和高楼大厦，最终都将毁于原子弹，人类文明也终究会毁灭于核弹的悲惨前景。 这悲观的预期导致他对一切都提不起兴趣，忧伤时不时地袭击他，他花了很久才从这忧伤中走出来。那么是费曼杞人忧天，还是真的有一天费曼所担忧的会成为现实，而他只不过像先知（有抑郁气质的人，通常真的像先知一样有预见性）一样，预判了这一结果呢？我们不得而知。 我们只知道，在费曼抑郁的时候，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冯 · 诺依曼几乎也陷入了同样的状态之中，这位伟大的天才最终用一句：“不要把全人类的责任扛在我们自己的肩上”来开解自己并安慰费曼。 现行的解读抑郁症的各种著作都谈不上完美无缺，约有20-40%（之所以统计数据会有这么大的偏差，是因为人们至今都没有搞清楚抑郁症）的人在一生中会遭遇一次或多次抑郁，持续不断的忧伤会袭击他们，把他们击垮在地。 我有足够丰富的知识储备，这些知识使得我可以举重若轻地解决自己的抑郁症问题。…

昨天我发了一篇《我轻度抑郁了，需要调整自己的生活状态》的文章后，收获到了许多朋友的问候，这真的让我非常感动。但我现在不宜被打扰，所以我不做太多的回应。 有很多朋友为我的状态担心，为我出谋划策，我很感谢大家。我进一步的说说我现在的状态吧，其实通过我自己用药调理，我目前的睡眠和饮食已经恢复了正常。只要有时间我就会去菜园里干上一会活儿，累出一身大汗。我骑行在路上，风驰电掣，活力四射，躯体症状实际上完全消失了。 我如今仅剩的状态，我想用一句古诗来形容：“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但我想以开放的心态而非封闭的心态来面对自己的一切，因为我要从这种状态之中逃脱出来。我可能暂时不爱与人交流，但是你们可以通过阅读我写作的文章来了解我情绪的流动。 每天，忧伤会不定时，不定次数的袭击我，毫无预兆，让我经常流泪。当忧伤来袭时，我立即对整个世界失去了乐观的看法。我以前对绝大多数事情都持乐观看法，我对身边的人充满了爱意，对亲密对象总会不惜用一切的语言和行动来表达我对她的绵绵爱意。 这些让我充满了力量，我不但精力充沛，活力四射，而且积极向上。但当忧伤来袭时，我的世界阴雨绵绵。这时候，我陷入到秦观的词“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所描述的那种境界之中，难以自拔。以前路边的一朵花，一片漂亮的落叶都能让我很开心，但是现在任何事情都会触发我的悲伤。 我与年底疫情爆发前判若两人，在疫情爆发期间，我累到吐血，最多的时候，每天有超过一千人向我求助。一个医务工作者每天面对一百个求助者，就足以累到虚脱。十倍于此的量，真的可以摧毁一个人的幸福感。当时我能感受到惊恐、悲观和绝望的情绪在包围我，我奋力与这种大的社会氛围抗争，帮助别人解除身体与心灵的痛苦。 那段时间，睡眠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每天能睡一两个小时就不错了。我处于奋不顾身的状态，在自己感染后，只休息了几个小时，就起来照顾家人，照顾病人，后续我的咳嗽一直折磨着我。我忘记了生活中一切重要的日子，心中只有那场波及所有人的瘟疫。 2月份的时候，我还没有休息过来，我的亲戚把我带入另一场令人绝望的折磨之中。我不得不去了解我过去从未了解过的刑事案件，他的罪名是寻衅滋事罪——但实际上后来一个北京警察和一个东北警察的哥哥都告诉我，当时我缺乏社会经验，如果我有足够的社会经验，被逮捕入狱的不是我的亲戚，而是来北京诱捕他的地方警察。那个东北警察的哥哥还告诉我，他弟弟就是民警，他弟弟的同事到北京截访，上访者（正常的上访是宪法支持的公民权利）向北京警方报警，他弟弟的同事锒铛入狱。 营救过程是艰难的，因为与公权力的对抗很困难，滥用职权的警察也提心吊胆，担忧我对他采取措施，跟我的家人们勾心斗角，威胁我，告诉我，如果我再继续干涉下去他就来逮捕我，把我当做同案犯。我当然不害怕他，但却担心影响我儿子的高考。亲戚进了看守所后，就一个劲儿的打电话要求家人营救他出来。但他还是足足被关了两个月才被放出来，而且是在认罪认罚后才被保释，至今仍然在保释期内。 我在每日繁重的工作之余，为了这件事情操碎了心。而且这件事情也让我们一家人丧失了过去的安全感，我儿子直接的反应是不再想在国内读书了。他高烧了一周——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高烧这么长时间，之后的考试一次不如一次，完全发挥不出正常水平。 我的重点于是转移到为孩子做心理建设，找境外合适的学校，最开始想到的是香港的学校，后来就想去其他国家。这仍然是一件非常耗费心血的事情。家庭关系与亲密关系也在这种时候不止一次地亮了红灯，我还得准备自己的高考，这些使我疲于应命。 时过境迁之后，回首过去的这大半年，我才发现自己原来承受了这么多。紧接着暑期，系列家庭矛盾和情感矛盾开始爆发，几乎没有一个人想过，我应该好好休息一段时间。我的生活不断地被噪音塞满，直到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好久没有像过去一样爽朗的大笑过，我笑的时候，嘴角总是带着淡淡的忧伤。我才知道，我像一根弹簧，被拉过度了，恢复不到原来的状态。 再到后来我感到自己麻木了，我很痛，却不知道为何这么痛，也不知道这些不良的情绪的出口在哪里，我有一种被“冻住了”的感觉。我突然惊醒，这种“被冻住”的感觉就是抑郁症的临床特征。我开始寻找量表做测试，发现自己的得分是25分（12-25分为轻度抑郁，大于25分为中度或重度抑郁）。 8月11日我在摄像头上敏锐地发现我父亲有点异样，五分钟内我就买好了回家的车票，我要回去看看他，回去后检查发现他果然脑梗了。8月12日我在我母亲的坟前放声大哭，那一场痛哭让我的情绪找到了一个出口，它奔腾而出，汹涌澎湃，一发而不可收拾。血缘关系让我父亲第一时间敏锐地意识到我过得不开心，在那天上午，我们去药王庙的路上，我父亲开始对我进行谆谆教诲，他说的最重要的一点是，让我爱惜我自己，不要活得太累。 我在母亲的坟前感受到了母亲对我的爱，在与父亲一起在药王庙散步时，感受到了父亲对我的爱和理解，我的情绪开始一点点地从谷底向上回升。我知道我必须奋力挣扎，才能够把忧伤驱赶走。我为忧郁症患者做过治疗，知道他们很容易把自己封闭起来，一旦封闭起来，痊愈将会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我必须给我自己开一张口子，我要让我的那个内在的自我展示出来，被人看见。要让人知道我的边界在哪里，要对自己的生活有掌控感。倘若不这样，我将会被忧伤吞噬掉。 我该感谢自己的地方太多，我一生是如此地勤奋，每天都在阅读，每天都在接触各种各样的病人，所以极容易发现自己患病的信号，同时也比绝大多数医生更清楚如何拯救自己。我也几乎每天都在写作，我虽然拙於言词，但是只要提笔写作，便能流畅地表达出我自己内心世界中所思所想的一切。 多年来我还保持良好的运动（或劳动）的习惯，这习惯的力量甚至让人在陷入忧伤的状态之中，还能够继续高效率地运转，而非飞速滑落。还有我母亲给我的优良基因，它让我对抑郁有一种天然的对抗力量，我坚决不容它侵蚀我太久。一旦发现，我就要粉碎它。 所以不出意料之外，当我再次检测时，我的抑郁量表得分很快急剧下降到13分（当然，这个数字在近期可能会反复波动），已经接近痊愈了。只是我暂时还不能摆脱忧伤时不时地袭击，我看到每个病人的艰难都容易为他们难过到接近呜咽的程度。 我从老家回来，在路上，与四个神经母细胞瘤患儿碰面，那些可爱的小天使的遭遇让我立即陷入到忧伤的状态之中，不能自拔。看完病我迅速到郑州东高铁站，把自己的眼泪释放出来。 这种情绪激越的状态，显然还是不正常的，尤其对从事我这种工作的人来说，如果这么容易感伤，我每天都将被自己伤害到。我在服用了逍遥丸和二至丸后，情绪稳定了很多，外界的刺激不再让我有形之于色的表现。虽然内心中还会波澜壮阔，但总算好了很多，我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让它不再肆无忌惮地到处奔腾不息。 我知道，抑郁情绪的爆发有外因和内因两个方面。如果没有内因，仅有外在的压力是不足以让一个人陷入抑郁状态的。所以这段时间，我进入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度思考之中，探索自己灵魂深处的伤痛。如果灵魂深处没有伤痛，像我这种儿童期有充足的母爱的人，不至于崩溃。 有一天，我突然就看到了童年时期的那个正在哭泣的我自己。那一刻我受到了很大的震撼，记忆就像潮水一样涌来。虽然这记忆可能因为年代久远而不太真实，但是却非常完整且合乎逻辑。 那时候我刚上小学不久，临近六一儿童节的一天，我家里有五块钱不见了。那一天我三叔和四叔都看到我在外买烟抽，我还像个大人似的把烟分发给他们抽，他们告诉我父亲我在抽烟。我父亲很生气，觉得我在学坏，同时也自然而然地就想到，我买烟的钱可能是偷家里的。 我小时候实在太顽皮了，不到两岁把自己家里的房子烧了。后来又贪玩，玩拖板车，把我爸置办的一辆板车毁掉了。还经常把凳子倒过来，将凳面着地，把它当滑板车用，从很高很高的坡上往下冲。有一次直接把自己的脑袋磕破了，我四叔和四婶看见后，立即把我送到医院里急救。我是那么的敢于冒险和探索，像我这样的孩子，教育起来一定会是一件令父母非常头痛的事情。 所以我父亲当时想好好地教训我一下，让我这辈子长点记性，永远都不要做贼，不要去拿自己不应拿的东西。他在学校操场附近，狠狠地打了我一顿，让我把没有花完的，偷的钱交出来。我没法交，因为我买烟的钱是我父母提前给我的六一儿童节过节费，才几毛而已，一盒烟那时候只要不到一角钱。 我父亲气不打一处来，用细细的竹竿抽打我，在我的腿上打出道道血痕。旁边的邻居看到父亲打狠了，一边对我父亲说，孩子被打成这样，还不承认，那一定是没有偷。一边拦着我父亲，同时大声对我喊：“快跑啊，志远！快跑！别在哪儿死挨着了。” 被冤枉的我就在那里倔强的一动不动，任我父亲继续打，心中愤愤不平可又无法辩解。后来我母亲在家里找到了那五块钱，原来是被我父亲藏在桌子脚下，那是他习惯藏钱的地方，他忘了，他找不到，就自然而然地想着那钱是我偷的。 当天父亲就追悔莫及，晚上在我的床前，几乎是流着泪向我道歉。母亲更是摸着我腿上的道道伤痕心疼不已，我只呜咽着，什么话都不说。…

机体死亡是由于被耗尽的机体组织不能持续地自我更新，以及通过细胞分裂来维持增殖和组织更新的能力是有限的。 August Weissmann，生物学家，1881年 我人生的第一节哲学课，是我祖母无意间给我上的，她教会了我一个字：忍。 我七岁那年，上了小学，刚学会汉语拼音，祖母就央求我借助字典，教她念经。祖母是个虔诚的佛教信徒，从附近的庙里请回来了许多手抄的经书——八十年代，佛经的流通不像现在这样发达，农村老人们得去庙里请人手抄各种经书。 祖母让我教的第一部“经书”其实不算佛经，八十年代，佛教组织不发达，寺庙里流通各种适合民间文化程度不高的人学习的通俗易懂的伪“经文”。祖母要我教她念诵的第一部伪佛经是《张公百忍歌》。 这首歌的歌词如下： 忍是大人之气量，忍是君子之根本；能忍夏不热，能忍冬不冷：能忍贫亦乐，能忍寿亦永；贵不忍则倾，富不忍则损；不忍小事变大事，不忍善事终成恨；父子不忍失慈孝，兄弟不忍失爱敬；朋友不忍失义气，夫妇不忍多争竞；刘伶败了名，只为酒不忍；陈灵灭了国，只为色不忍；石崇破了家，只为财不忍；项羽送了命，只为气不忍；如今犯罪人，都是不知忍；古来创业人，谁个不是忍。百忍歌，歌百忍；仁者忍人所难忍，智者忍人所不忍。思前想后忍之方，装聋作哑忍之准；忍字可以走天下，忍字可以结邻近；忍得淡泊可养神，忍得饥寒可立品；忍得勤苦有余积，忍得荒淫无疾病；忍得骨肉存人伦，忍得口腹全物命；忍得语言免是非，忍得争斗消仇憾；忍得人骂不回口，他的恶口自安靖；忍得人打不回手，他的毒手自没劲；须知忍让真君子，莫说忍让是愚蠢；忍时人只笑痴呆，忍过人自知修省；就是人笑也要忍，莫听人言便不忍；世间愚人笑的忍，上天神明重的忍；我若不是固要忍，人家不是更要忍；事来之时最要忍，事过之后又要忍；人生不怕百个忍，人生只怕一不忍；不忍百福皆雪消，一忍万祸皆灰烬。 但祖母带回来的《张公百忍歌》是篡改版的，它加入了许多鄂东农村地区的民俗和俚语。比如它还教我们在别人偷了我们的耕牛的时候也要忍。我祖母是用唱的方式来学习这首《张公百忍歌》的，我至今仍然记得祖母抑扬顿挫的唱诵《张公百忍歌》的情景。 祖母以夸奖与“食诱”的方式，诱导我耐心地教她念经。祖母会告诉我，在她的这么多孙儿孙女中，祖母最爱的就是我，她夸我聪明、孝顺，告诉我她真的好爱我。与此同时，祖母还会用一些小零食贿赂我。教一个农村文盲老太太背诵《张公百忍歌》和《金刚经》这类又长又拗口的诗歌和经文，难度很大，需要极大的耐心。祖母对我的笼络是成功的，我小时候顽劣不堪，贪玩得很，居然也能抽出时间来安静地教祖母背诵经文。 每次学习新的经文时，都是我比祖母先背会。我最近在反思自己的个性形成过程时，意识到祖母的这段特殊的学经经历，对我一生的影响很大。在一项关于忍耐力的心理测试中，我得了满分——这可能是万里挑一的成绩。有一段时间，我和北京某著名寺院的一众佛教信徒在天涯社区上辩论，后来参与到这场辩论的有全国各地的佛教徒，有些是出家人。他们在辩论的过程中忍不住污言秽语，唯独我一直以很强的自制力，从头至尾，不说一个脏字。遵守了佛陀的不“两舌、恶口、妄言、旖语”之戒。 我现在回忆我小时候的许多事情，才发现从小我就很能忍让，无论自己心中有多不快，我都首先考虑别人的感受。佛教六度中，忍辱波罗蜜是最难修持的，人们很难灭掉自己的嗔怒之心。但我接受的人生第一节哲学课，便是忍，所以我有非常强大的自我克制力。 但忍本身也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美德，也是劣根。过度的忍耐，意味着我们给了他人伤害我们的机会，太能忍耐的人，自我保护能力不足，或者说是选择了一种消极的自我保护方式。时间久了，这种自我保护方式会产生一系列负面的效应，它会使人容易抑郁和消沉。 不过我的生命力可能比一般人旺盛许多，这辈子几乎没有精力不充沛的时刻。我曾在两个团队里与人共事过，我的同事们都赞叹我做事的专注度和效率，第一个投资人甚至对我说，我就是那种可以以一当十的人，在单位时间里，我可以完成的工作量令人叹为观止。 所以祖母教的这个忍字，在年轻时对我的负面影响也很有限。我在青春期的时候，也曾因为遇到许多忍无可忍的事情而拍案而起，甚至振臂一呼，带着一群人打架闹事。我那时候做的许多事情，是大多数人连想都不敢想的。 但是人的早期教育经常会在青年后期开始形成反刍现象，二十五岁后，早年的这种忍耐教育开始对我产生很大的影响。三十岁后，凡事我都尽量忍耐。三十五岁后，忍耐已经成为我的主要人生选择。四十岁后，我能忍耐一切，几乎再无嗔怒之心，或者即便偶尔有，也会在几秒钟内自我消化殆尽。 这好不好呢？我认为既好也不好。好就在于忍耐减少了许多是非，人来骂我，我忍耐，骂不还口，躲避他们，人家就没法继续骂了；有人侵犯了我的利益，我也忍耐，默不作声。时间长了，就变得像塞利格曼先生所说的那样，出现了习得性无助的现象。 而习得性无助正是抑郁的基础。塞利格曼先生做了一些动物实验，实验者电击狗后，不给狗逃跑的机会，狗开始的时候会挣扎，到了最后，知道自己逃跑无用，就不挣扎了，只在呜呜地哭泣，这就是一种习得性无助的现象。习得性无助，也就是抑郁了。忍耐其实就是一种对自己的一切公平与不公平的遭遇，都以不挣扎的状态来应对，时间长了，那些习惯忍耐的人，就很容易抑郁。 我这次轻度抑郁的根源正在于此。 我是个很快乐的人，也读了很多书，与抑郁症相关的知识学了不少，还帮助过一些抑郁症患者，但是最终自己还是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抑郁。当抑郁量表上的分数显示我是轻度抑郁症的最高分，离中度抑郁症只有一分之差时，我非常平静，甚至比看到这个量表前要平静许多。 我在一年前是不抑郁的，甚至直到现在我的抑郁症量表中的各种关系的值都还正常，不正常的是抑郁症的症状。我以失眠、食欲减退和难以感受到人生的快乐为主要临床症状，这些导致我的抑郁症评分很高。 仔细回想，这次抑郁始于去年底的疫情大爆发，那段时间我严重透支自己的身体，因为疫情高峰期，我几乎很难有休息的时候，大脑一直在高速的运转，我知道自己的身体承受不了，但是当时的情况让人不得不选择忍耐。因为病人实在太多了，像海啸一般的涌来，许多医务工作者可能一辈子都接触不到那么多的病人。 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出现神经衰弱的症状，睡眠质量很差。今年2月份，我的一个亲戚到北京来上访，结果并不美好，地方警察来北京把他逮捕了，因为当时他住在我家里，我帮他与地方官员沟通过，警察甚至威胁我要逮捕我。 他被拘留进看守所后，家人为了营救他，想尽了各种办法。我有二个多月，在工作之余，不断地为这件事情焦虑，经常彻夜不眠。因为当时家里人把主要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我认识的一些法官朋友还告诉我，在我的亲戚被放出来之前，不要出北京，因为有些地方警察可能滥用职权，在外地乱来。 此后，家里老人丧亡，因为担心受到牵连，出京后被抓，我没法回家奔丧。这次事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包括影响到孩子的状态，影响到他的考试。再继续演变，它又诱发了许多家庭矛盾。最终就变成了一堆鸡毛的烦心事，继续影响我的睡眠。 到最近暑期，我终于发现自己可能已经进入到一种漫长的失眠和郁郁寡欢的状态了。除了工作，我似乎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来兴趣，经常彻夜难眠，时不时地忧伤到流泪，经常想和家里人吵架，但是又忍耐着什么也不说，因为怕伤害到他们。 在最近一次情绪剧烈波动后，我终于意识到我自己生病了，用我掌握的诊断抑郁症的方法，做了几套量表，果然不出所料，我轻度抑郁了，所幸的是在“自杀”这一项上得分为零。我知道我应该立即给自己治疗了，于是开始吃上逍遥丸，用上甘麦大枣汤和二至丸，拯救我的食欲和睡眠。我暂时还不想用西医的抗抑郁药，因为我知道自己还没有严重到那种程度。 可是我也知道，轻度抑郁症（即便是像我这样的应激性的）如果不进行及时有效的治疗，是有可能转变为中度或重度抑郁症的，再往下发展就会有自杀的念头了。…

抑郁症越来越多了，而且越来越年轻化，我的读者中有不少人自己或者家属是抑郁症患者。他们忧心忡忡，认为这种疾病无法治愈——当然，这种想法本身就是典型的抑郁性思维，抑郁症患者是很悲观的。 实际上，这种病不但能够痊愈，而且一旦痊愈后，患者的内心会比一般人强大多了。我举两个曾经为抑郁症折磨的名人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一个是我曾多次提及的活了112岁（1906-2017）的知名学者周有光先生。周老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他是个大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一生的成就是很多人难以企及的，周老早年从事教育工作，后来又成为经济学家，中年之后又成了语言学家，晚年研究人文，又成为思想家。一生出版过30多部专著，发表论文300余篇，他敢于说真话和实话，深受学界敬重。而且也是我国学术界寿命最长的学者，比排名第二的郑集教授（1900-2010）多活一岁。 周有光先生非常的豁达开朗，但是在其青年时期，周有光先生为抑郁症困扰过很长一段时间。在其著作《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中，周有光先生曾提及过这一段历史。最后他是怎么从抑郁情绪中走出来的呢？他自己也说不明白。但我看他的文章，大致的了解到，他是在和他后来的爱人、当时的女友张允和恋爱，以及跟他的朋友一起从事当时很被中国知识分子看好的“民众教育”这样的工作的过程中，逐渐摆脱抑郁症的纠缠的。 抑郁症对周有光先生不只有折磨，同样有很大的帮助。正是因为深受抑郁情绪的折磨，所以周有光先生有了读书解惑的动力，这让他读了许多的书，奠定了他一生的学业的基础。我接触过很多抑郁症患者，他们大多聪慧得很，而且也很善良和好学。他们的阅读量比一般人要多一点，因为他们很烦恼，需要从阅读中找到从烦恼中解脱的出路。 青年时期罹患抑郁症的这段经历让周有光先生获得了许多常人不愿意花费力气去获得的智慧，这种智慧对他后来的人生帮助很大。此后他虽然遭遇过不少打击，但是从未崩溃过。人一旦从某种疾病中痊愈，就会对这种疾病产生免疫力，这是一种医学常识，这种常识对抑郁症同样适合，这​是抑郁症患者一旦痊愈后，内心会很强大的原理。 另一个曾经罹患过抑郁症的名人是英国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1872年—1970年）先生。​他是分析哲学的创始人，1950年罗素先生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他也是二战时期一位著名的活动家，他毕生都在致力于促进世界和平，深受敬重。 有些人对罗素先生的影响力可能不太清楚，但是大家对爱因斯坦是很熟悉的，罗素和爱因斯坦两个人是莫逆之交，爱因斯坦甚至把罗素当作自己的精神导师，爱因斯坦直言不讳的表示罗素先生的著作是他的最爱。冷战期间他们两人以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联合发布了“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宣言对核武器对人类带来的威胁深表忧虑，呼吁世界各国领导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冲突。我国许多知名的作家都直言自己深受罗素的影响，比如现在读者数量众多的王小波先生就是罗素的忠实读者和粉丝。 罗素年轻时也曾经罹患过抑郁症，当时罗素觉得活着毫无意义，有自杀的念头。直到有一天，罗素先生热爱上了数学并沉迷其中，这才从抑郁症中摆脱出来了。爱读书的人都知道，罗素先生的杰作《西方哲学史》《幸福之路》《自由之路》仍然是畅销不衰的经典名著。 我在青年时期，也曾饱受抑郁和焦虑情绪的困扰，当我读到罗素先生的《幸福之路》（傅雷译）时，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最近有一个中学老师请我为中学生开一张课外阅读的书单，我第一时间想到的书有两本，其一就是罗素的《幸福之路》，另一本是流沙河的《庄子现代版》（这本书是流沙河先生文革之后写的，不但诙谐，而且融合了庄子和流沙河的毕生智慧）。 周有光先生和罗素先生不但摆脱了抑郁症，而且都高寿得很。周老活了112岁，罗素也不差，活了99岁，差一岁就是一百岁了。而且这二老的文风都清新自然，还幽默得很。 从这两位百岁老人罹患抑郁症和摆脱抑郁症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出来两点：一是抑郁症是可以战胜的，据我所知这两位先生甚至都没有经过正规的治疗，他们都是通过阅读加内省的方式，改变了自己的认知，进而战胜了抑郁症；二是抑郁症对人不完全只有害处，抑郁症同样是人进步的契机。周有光先生和罗素先生正是在抑郁症的激发下，对人生和社会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研究，最终不但战胜了抑郁症，还增进了自己的学识，成为了博学多才、心胸豁达、著作等身、深受敬重的大学者，一辈子对忧愁免疫。 ​所以我劝各位抑郁症患者和患属不要悲观的认为抑郁症会折磨一个人一辈子，也不要觉得抑郁症一无是处。病树前头万木春，就如佛教说的“烦恼即菩提”一样，抑郁情绪也是人增长智慧的最佳助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