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漫谈 ⁽⁴⁾

随着年龄的增大，我的性格变得越来越随和了。或许是因为性激素不再像年轻时那么旺盛，也或许是因为见识多了，渐渐地，我看一切都淡然了许多。没那么多的不顺眼，也没那么多的激动人心，很难再像年轻时那样心潮起伏。就连对生死，也淡然了许多，不再觉得死亡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 2025年清明节前，我回了一趟老家。因为有事，急着赶路，凌晨最黑暗的时候，我从乡下骑着电动自行车赶往县城。我要经过一段长达三四公里的山路，山路的两旁都是坟茔。那几天不少人已经扫过墓了，有些人扫墓后，会在祖坟前留盏长明灯。所以山谷里零星地分布着一些像鬼火一样的长明灯，再加上猫头鹰时不时地发出几声瘆人的叫声，这样的山谷阴森恐怖，着实令人害怕。 我从家里出来的时候，父亲执意要和我一起去县城，他怕我独自经过这段坟地时害怕。后半夜的天气冷，父亲年近八十，我不愿意他和我一起冒着风寒赶路，所以坚决拒绝了他同行。孤身一人穿过这片坟地时，心中多少有些害怕，尽管我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不过也就害怕了一两分钟，我就镇定下来了。我十三岁的时候就曾经一个人半夜穿越坟地，从镇上的中学回家过，胆子还是有的。 在那种氛围下，人很难控制自己不往鬼魂方面去想，即便你是无神论者。俗话说，越怕鬼，越有鬼。开始进入那片坟地时，我想克制自己不去想，但发现越是克制，越是禁不住去想。到了后来，我干脆不做任何克制，去观察坟地里那星星点点的长明灯，去看那些坟茔和墓碑，去想象那些坟茔下埋葬的逝者，在心中去与他们对话。甚至一度停下车来，望着漆黑的山谷里那一片片的坟地，陷入沉思。 在那片坟地旁，我想起我自己这些年接触过的许多晚期癌症病人和一些精神疾病患者，他们中有不少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另一些还在生死线上挣扎着。他们的一生不管是辉煌还是潦倒，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还是恋生的，只有少数我认识过的患者选择了自杀。 我在那里回忆许多人生前与我相处的细节，心中默默地哀悼他们。如果幽冥世界存在，那么在这个漆黑的夜晚，在这片坟地上，我就有了一次与幽冥世界走得最近的机会。在这里，我可以与他们对话。遗憾的是，我活了46岁了，不但多次穿越坟地，还曾在深夜时分去过火化场，独自在停尸房呆过，却不曾见过一次鬼魂。所以，最终也没有一个人从另一个世界冒出来和我对话，我只能孤独地沉思。 曾经有个有神论者对我说，她身边常年跟着两个鬼魂，但是当她走近我的时候，那两个鬼魂无比惊恐，迅速逃离。她说我是庙里的罗汉转世，一切“脏东西”都不敢靠近我，她用此来解释我为什么从来都看不见鬼魂。但我却在她身上观察到了一个精神病患者最典型的临床症状，所以我很难苟同她的说法，但却理解她的所思所想，并能与她产生共情。 另一个肺癌兼精神分裂患者临终前让她儿子转告我，她说我是庙里的药师佛，她让自己的孩子表达她对我的谢意。这些患者的大脑，在处理信息时，有一套独特的程序，一般人是无法理解的。 理解这个词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可能就只是一个词。但是对我来说，这个词的背后是一堆又一堆的文献，是无数次的身心灵探索后产生的深刻的认知。人和人之间是缺乏理解的，所以我们常说知音难觅。绝大多数人的理解能力是匮乏的，他们一生都活在一个非常封闭的世界里，他们的脑海中有一些已经固化的思想，他们很难真正地去“看见”别人的心，更遑论去理解他人承受的肉体与精神之苦。 我站在生死之门旁，见到的是芸芸众生最无奈也最痛苦的一面，我必须深入地去了解疾病，也必须深入地去了解他人的精神世界。唯有如此，我才能帮到他们。我所见到的人世间是一个万花筒，芸芸众生向我展示了他们的多元性。…

比起回忆，有时我们更需要遗忘。 ——题记 有些患者的家属在其家人们去世后，久久走不出悲伤。我一般都是建议他们从把逝者的遗物一点一点的扔掉开始，渐渐遗忘和释怀。因为如果他们总是留着这些遗物，难免会睹物思人。其实这并不是一种好的做法，生离死别常使人心灵上遭受巨大创伤，过度沉湎其中，很影响自己的健康，甚至会造成猝死。时刻记忆着已经失去的亲人，会因为过度痛苦而造成心脑血管病变。 我有过这方面的亲身体验，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因为悲伤过度而昏厥。所幸的是当时我身边有一个学医的堂哥，他急救了我。当然，我那时的昏厥本身也不致命，只是看起来确实很吓人和危险。我和我母亲的感情非常深，她生病后我照料了她多年，她去世时，我既劳累又悲伤，所幸的是当时我才30出头，身体的各器官还扛得住。如果那样的悲痛发生在五十岁后，就很难保证不会猝死。 我还有一次因为情感上的刺激，半夜做梦时心惊肉跳，从梦中醒来时能感受到自己的身体在颤抖。刚开始时想不明白其中的道理，过了几天后，我感觉左侧心脏不适，左手抖动，这才知道梦中心惊肉跳是因为情绪反应过度所致的反应。伤心过度确实会导致人的心脏出现问题，如果不加以注意，甚至会诱发猝死。自古至今，因为肝肠寸断之伤痛而猝然离世者大有人在，这就是为什么古人说情深不寿。 所以我们确实要避免过度悲伤，人世间大多数人的过度悲伤，基本上都是因为生离和死别这两件事情引起。从小接受死亡教育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避免不了要经历多次死别。情感上的挫折也是在年轻的时候去经历更好一些，毕竟年轻时身体还扛得住。年龄大了，心脑血管不如年轻时那么有弹性，遭受类似痛苦时会脆弱一些，容易诱发急性的心脑血管病变，严重者就会猝死。 悲伤也不能持续太长时间，更不能人为的延长悲伤。过去我们民间有传统，家里人过世后，要请和尚道士超度，一共要做七次七，每隔七天做一次，每次把逝者的遗物扔掉一部分。这样循序渐进地扔掉逝者的遗物，就会把痛苦一次次的减轻。这既能避免一下子扔掉逝者所有的遗物，亲人们受不了，又能逐渐减少睹物思人的机会，缓慢地减轻亲人们的伤痛。 恋人分手时，其实也可以照此办法进行。两性之爱为天然的最强烈的情感之一，一对恋人因为种种原因不能继续在一起，两颗心都会破碎。过度痴情者甚至会殉情自杀——这当然是不宜提倡的，生命只有一次，每个人的生命也不仅仅只是自己的，我们还要对我们的亲人们负责，不能随便轻生。 而我们在这世上活着，又无法完全避免失恋的发生，这就需要我们学会减轻痛苦的办法。失恋后，也要循序渐进的减少睹物思人和见景思情的机会，把恋人赠送的礼物要渐渐地扔掉，同时逐渐减少到过去与恋人一起同游的地方。这种方法有助于我们更快地走出痛苦，迎来新生。 如果一段恋情不可能挽回，那么在一段时间内要避免与昔日的恋人接触——这个时间段要因人而异，长情者需要的时间长一些，薄情者很快就能走出。这样的做法是对彼此的一种慈悲，因为只有彼此隔离才能更好的在时间的帮助下疗伤。即使彼此以后还要接触，也需要等待伤口愈合后再接触。否则的话，继续接触很容易导致情伤反复发作，非常折磨人，这就是俗话说的慢刀子割肉。伤口好不容易结痂又被撕开，重新受一次罪，真不亚于凌迟之苦。…

在我的一生中，我最怀念的是我19岁那一年。那是1998-1999年，我正在一所工科大学上大一，学的是这所学校的王牌专业。如果我一直学下去的话，此刻的我可能是一位在为宇宙飞船、火箭、飞机或汽车做设计的工程师。但那时的我对这个专业不感兴趣，虽然我很喜欢理工科的数理化，但19岁的我对一生与各种器械打交道毫无兴趣。 那一年有许多重大事情发生，亚洲爆发了金融危机，我的家乡长江流域发生了特大洪水。长辈们告诉我钱特别难赚，我的表姐和小姨后来还到我大学附近开过一段时间餐馆。因为在家乡她们无法谋生，但餐馆也开没多久就亏本关门了。我父亲也实际性的破产了，我哥哥在上大三。 所以那时候我家特别艰难，我到了大学，交完学费后，浑身上下只剩不到50块，省吃俭用，最多也只够吃一两周。我父亲实在拿不出更多的钱来支付我的生活费，我被迫要自己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为此，我甚至不惜在向学校的特困补助申请中写了一些夸大其词的细节，因为当时特困补助太难发下来了。一向耿直和诚实的我一直认为这是我一生中的重大污点之一。 我因为这个，在时隔多年后，向我们学校曾经负责学生工作的一位老师忏悔过，请她原谅我当年有欺骗她的行为。她慈祥地对我说，孩子，上帝会原谅每一个犯错的年轻人。而且，你当年确实非常困难，而我们当时做学生工作的经验还不足，老师也一直深感愧对你。我们未能把你照顾得更好，以至于让你那么辛苦，最后甚至过早地失学，走向了社会。她的话也打开了我多年的心结，我曾为自己大学入学时的那段不光彩的经历背负了许多年的心理包袱。 当时，她的孩子因为抑郁症而深受困扰，她甚至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给我，让我带到身边开导他一段时间。因为我的这位老师觉得我的品行可靠，身上有一种常人不具备的坚韧不拔的品质，她非常希望她的孩子能够为我的精神力量所感染，走出抑郁的深坑。 有一点我必须得承认，我这一生非常幸运，无论我在哪一个阶段，遇到的老师和同学都是非常好的人，而且他们无一例外地都认为我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的老师们既同情我的家境，又欣赏我的才华，所以都特别照顾我。按照我在学校里呆的时间，我实际上够不上肄业的条件，但是我的大学老师还是帮我搞到了一张肄业证，他们希望这肄业证能够对我就业有帮助。 不过除了后来要出国办事，到美国大使馆办理签证时，我用过我的大学肄业证外，其他时候我再也没有用过它。我把它锁在我的保险柜里，只是当个纪念品。19岁那年，我在上了三四个月大学后，就硬生生地走向了社会。当时经济形势严峻，许多人失业，钱比现在难赚多了，对一个漂泊在城市里，没有多少社会经验的从乡下来的农二代来说，每一天都非常难熬。 我那会儿为了工作方便，从同学那里借了点钱，在城中村租了间房子，房租不到五十元。房间里除了几本书，就只有一套从学校带出来的卧具。但是即便是如此简陋的条件，我也是无法承担的。我隔壁的一个男孩是从附近某个中专辍学打工的，当时他在那所中专已经读了两年多，也因为贫困，无可奈何地辍学务工。我和这位兄弟都很艰难，有段日子我们两个经常挨饿。但难能可贵的是，如果我们某一个某天有馒头吃，会给对方分一个。 我如今看我那时候的照片，真是瘦骨伶仃，面有菜色。我和我的那位因为租房而认识的兄弟很投缘，虽然生活如此困顿，但我们都始终积极地活着，拼尽全力挣扎，希望从那种极度贫困的状态中走出来。不是说那会儿我们不悲观绝望，实际上我那会儿常常徘徊在崩溃的边缘——饿肚子的时候，没有人能真正的心理强大。有段日子，我们交不起房租。那位兄弟有一天非常乐观地对我说，哥哥，天气马上就暖和起来了，再暖和一点，桥洞就可以安身了，我们不需要担心住房的问题。 最令我感到遗憾的是，我们后来失去了联系。这是我在患难之中相濡以沫过的一位好兄弟，我很想念他。我们互相鼓励着，努力活下来了，我笃信他现在一定和我一样事业有成。因为当时我们俩身上展现出来的品质非常相似，我们在令人绝望的困境之中坚韧不拔，积极地去改变现状，努力活着，这种品质是很宝贵的。因为我看到他身上也具备这种品质，所以我无条件地相信他现在也会过得很好。…

台湾的周志建博士是心理治疗方面的权威人士，他创立了叙事治疗的心理治疗模式，倡导现代人拥抱不完美的自己。以下这段话出自周博士的一篇文章：”每个人的心里都是很苦的。那些不能启齿的故事，沉甸甸压在心头，让我们受苦。而透过说出的故事，被听到，被理解，被接纳，生命就会发生奇迹般的转化。“ 他的这段话所反映的，正是现代人在生活中普遍遭遇的精神困境。西方有些社会学家认为，我们社会的法律和道德等规则所禁止的行为，正是人类本性所想做的事情。这句话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也有失偏颇，因为这句话假定了人性完全是恶的，仿佛人人都想当强奸犯、小偷之类的，这否定了人性中的善的一面。实际上，人的本性既非纯善的，亦非纯恶的，而是善恶一体的，人性中的善恶经常会互相斗争，善战胜了恶，表现出来的行为就是善；恶战胜了善，表现出来的行为就是恶。 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整个社会的各种习俗、法律、道德等社会规则，是人类社会为了维护其自身结构的稳定而制定的，这些社会规则具有很强的功能性，所以后来的人类学家把马林诺夫斯基创立的学说定义为人类学中的结构功能学派。 我们从一步入社会开始，就不可避免的要受到这诸多规则的约束，自我约束成功了，就成了受大家认可的”好人“。自我约束失败了，就要遭到社会的唾弃，受到相应的惩罚。不过这种自我约束，显然是与人类真实的人性和意愿相违背的。 所以人一进入社会，就要饱受这些规则带来的精神摧残。一个人常常不得不屈从于现实，作出许多违背自己内心的选择。规则是无情的，它只是在社会进化的过程中，发展出来的一整套的，一定程度上扼杀人类天性的教条。但是这些教条对人类社会的稳定发展，却是很有好处的。所以它们受到了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拥护。 一旦违背规则，就肯定要受到惩罚，多数人对这因果关系熟稔于心，但是人类的天性却总是在鼓动他们做出一些违背社会规则的事情。这些事情就变成了周博士所言的”难以启齿“的事情，之所以难以启齿，是因为一旦启齿，就要接受”惩罚“。而不启齿，不倾诉，这些事情又会埋藏在一个人的心中，成为这个人的心理垃圾，日夜折磨着他（她）。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管我们是在监狱内还是在监狱外，我们每个人本质上都是一个囚徒，不同的是，监狱里的囚犯是被囚禁，监狱外的囚犯是在内心深处自我囚禁。 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人的内心深处最受压抑的是力比多（libido），有人将力比多翻译为性欲，实际上力比多的范围不止于性欲，还包括一切其他身体器官上的快感。若任人类的力比多发展，它就会对社会造成巨大的破坏，所以我们的社会自动的发展出一整套的规则来压抑力比多，通过这种压抑来实现人的自我约束，以最大程度的保全人类社会的稳定发展。 最近的一些科学家通过研究发现，人类社会之所以进化成为今天的一夫一妻制社会，是人类在千百年的发展过程中，饱受滥交带来的性病的摧残，最后才发展成现在的这种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性病的传播的婚姻模式。这实际上与人类本性是相违背的，人类本性更趋向于多婚制，亦即一夫多妻制，或一妻多夫制。 古往今来，人类中的智者均已发觉了力比多所带来的社会的动荡不安，因此在绝大多数宗教的教义中，禁欲都是重要的内容。宗教徒崇尚苦修，也与力比多对社会的破坏有关。中国古人所说的”存天理，灭人欲“，是我们人类社会所孜孜不倦的想要达到的目的。 虽然我们多数人不再相信宗教了，有一些甚至对一般的社会规则都会很蔑视。但是我敢说，只要是一个有健全的智商的人，迈入这个社会，就不可避免的要遭受各种规则和潜规则的压抑，这世上除了白痴之外，不会有任何一个人，敢在一切问题上随心所欲。他们即便想作出一些违背社会规则的事情，也只敢偷偷摸摸的做，这种偷偷摸摸的做的后果，就是周博士所说的形成了难以启齿的人生故事，压得自己沉甸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