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 ⁽⁶⁾

大年初二，我骑着一辆自行车，穿着一双布鞋，走亲访友。我这身打扮在北京不算什么，但是在老家农村，却土得掉渣。一路上再没有第二个人骑自行车拜年，乡间马路上挤满了各式各样的小轿车和摩托车，交通堵塞程度就像上下班高峰期的北京城。 天空还是那样的天空，田野也还是那样的田野，我的老家湖北号称“鱼米之乡”，江河与湖泊之多，在全国恐怕都要名列前茅。我是一个还停留在三十年前的人，喜欢的仍然是三十年前的简单生活，有一辆自行车代步足矣。我在家乡的旷野上，重温少年时的种种滋味，只是人间变化太大，很多东西已经回不去了。我就像三十年前的老物件一样，陈旧而又另类。 家乡的许多风俗都变了，我没法再像以前那样在外婆家赖着不走，一住就是几天几夜。我的老家有句正月留客的俗话“拜年客，三夜歇（外出拜年访亲的客人要留在主人家住三夜的意思）”，虽然以前也不太可能真的在亲戚家住三夜，但是在外婆和舅舅家，最少还是会住一个晚上的。外甥狗，外甥狗，来了就不肯走，此言非虚也。 小时候的日子过得很慢，从正月初二到正月初十，基本上都是在亲戚家拜年和留宿。大人们围在篝火边拉家常，孩子们漫山遍野地疯玩。如今，一二十家亲戚的年，都浓缩在大年初二一天拜完。匆匆而来，匆匆而去，亲情早已流于形式。 但到了舅舅、姨和姑姑家，我还是和在别的亲戚家不完全一样，即便再怎么赶时间，我也要坐下来，耐心地听他们唠叨一阵子。我的舅舅今年72岁了，最小的姨也快70了，姑姑年过80。姑姑老了后，脑子变得不太好用了，记忆力严重衰退，总在重复着问同一个问题。舅舅和小姨则丝毫看不出衰老的迹象，舅舅甚至还在外打工，顶得上一个壮劳力。 舅舅看到我来了很高兴，张罗着要给我做饭，被我婉拒了。但我还是乐意陪着舅舅聊天，听舅舅诉说他这一年的收获。舅舅说去年他和表弟两个人的年收入有一二十万，他几年前盖了一栋楼房，因为没钱，所以盖完后没有立即装修，这几年每年装修一两间房，现在全栋装修得差不得了。舅舅一定要领着我参观他的每个房间，一处处地指给我看，告诉我这些房间为什么要这样装修，装修完做什么用。 我的长辈们在我面前都是话痨，姑姑、姑父、舅舅、姨、姨父、叔叔和父亲都如此。我奶奶在世时，更是喜欢在我面前唠叨个没完。大概是因为我有耐心听他们唠叨，能扮演好一个微笑的倾听者的角色，不爱插话。这样的一个晚辈很能激发起长辈们的表达欲，不信你回家试试。 所有的长辈中，我觉得最亲切的是我的舅舅和小姨，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感染力实在太强了。72岁的舅舅讲起话来，声若洪钟，依然充满了激情。对新的一年，他还有许多美好的憧憬和规划，仿佛他自己还是青壮年一样，对未来无所畏惧，他滔滔不绝地跟我讲他的新年规划。他对我说，远伢，明年初二你再来的时候，舅舅这房子又要变个样了。很难想象，一个72岁的农村老人依然这么有活力和信心，仍然在努力工作赚钱，不断地翻新自己的“窝”。 我的舅舅总保持着满脸幸福而又憨厚的笑容，实际上，在亲戚们看来，舅舅这一辈子过得实在是苦不堪言。舅妈病了一辈子，舅舅照顾了她一辈子。舅舅结婚时，舅妈就是一个病秧子，家里人反对他娶舅妈。无奈舅舅是个情种，对舅妈一往情深，并不在乎她体弱多病，许诺要娶她为妻，照顾她一辈子。这个诺言他是一点折扣都没打的遵守了，舅舅这一生从未嫌弃过体弱多病的舅妈。 舅妈临终前对舅舅说，若有来世，还愿意嫁给舅舅。舅妈去世后，表弟又在生病，表弟媳不堪其苦，离婚走了，舅舅又承担起了照顾儿子和孙子的责任。舅舅从成年后，就一直在照顾家里的病秧子们。但他似乎有挥霍不尽的热情和精力，从不闲着，也不发愁，他能在这样的人生中保持积极乐观真是太不容易了。他总是特别容易满足，即便生活如此坎坷，还是很难听到他有怨言。…

我对物质生活几乎一无所求，我一直不太理解这世界上那些需要靠物质来获取尊严和安全感的人，正如他们不理解我一样。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固然离不开物质基础，但除了基本生活与家人生病需要花销外，其余的花销在我看来都是多余的。 不过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家人，也就不可避免地要为他们去考虑，为满足他们的需求而在工作中获取经济回报。倘若不是如此，我想我完全可以过非常俭朴的生活，不需要获取太多的收入即可。 我一直都很有幸福感，粗茶淡饭的生活就能让我很满足，对未来无忧虑也无恐惧。 从一出生开始，我父母便教给我人人皆平等的价值观，这是我一生幸福的根源之一。虽然我现在知道从基因上人和人很难平等，但是我到现在仍然坚信，人和人在个人权利和尊严上是完全平等的，帝王将相与贩夫走卒没有任何区别。 这种根深蒂固的平等意识让我一辈子活得很自在，既不仰视任何人，也不俯视任何人。与人相处，都能很融洽，也很平和自在，这就是我们古人所追求的不卑不亢。在等级社会里，人不容易活得不卑不亢。但在平等思想普及度很高的社会里，大多数人都可以不卑不亢地活着。 平等意识越是根深蒂固，我们越是不容易成为他人奴役的对象，也不会去奴役他人，而是成为精神自由者。只有当我们有不可被剥夺的精神自由时，我们才能有完整的自我——而完整的自我是健全的人格必备的基础。 平等意识不但可以培养我们的自信心，同样可以让我们成为一个谦虚而真诚的人。一个人不能平等地看待自己和他人，就很容易心理失衡，过度自卑或过度自负，或者二者并存。在外在压力过大且持续时间过长时，就会诱发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 我父母也给了我充足的肯定和恰如其分的照顾，这让我成了一个情绪稳定的人，为我一生的心态奠定了基础。幼儿在2-4岁这个年龄段，需要照料者对他们的情绪反应做出正当的呼应，也需要照料者肯定和爱护他们。 如果父母在这个阶段照料得很到位，既不溺爱，又不疏忽，那么这个人成年后，就会成为一个安全感很高，心态很稳定的人。他们很少被焦虑、抑郁、恐惧、退缩等不良情绪困扰。那些没有得到良好抚养的儿童，很容易形成焦虑型或回避型人格，成年后很难处理好人际关系，也很缺乏安全感。 所以我们应提倡父母学习科学的教育子女的方法，鼓励那些年轻的父母们学会如何爱他们的孩子，充分地陪伴孩子，并与孩子们积极地互动。在这个阶段被疏忽或被溺爱的孩子，长大成人后很容易出现心理问题。…

1998年，我因为上大学，第一次来北京，背着一个破旧的牛仔包，包里装着我的换洗衣服。站在北京的大街上，晕头转向，分辨不出东南西北，对北京城那些富丽堂皇的建筑赞叹不已。一个此前几乎从没出过远门的农家子弟，站在马路边上欣赏这座城市里的一切的时候，有种自惭形秽的感觉。 1999年，我对自己的专业不感兴趣，加上家里太穷，大一下学期便从大学出来了。在北京上地树村租了一间平房，月租50元。房子大概有五六平方米，床是用砖块和木板搭建的，床底下放着我的各种杂物。我又在外面找了些砖头和木板，自己搭建了一个简易的书架，把我的书放在那里。 我还在早市上买了两棵便宜的绿植，一棵小的放在简易书架的顶上，一棵大的放在房门口。做饭的灶是放在门口的，下雨天搬回来。那个大杂院住了好几个像我一样的租户，房东一家住在正房。把这个简易的家张罗好后，我的心里洋溢着幸福感。我很知足，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我就心满意足了。 如今树村建起了许多高楼，昔日的平房不复存在。我还记得那时候的树村有一个大的农贸市场，那里的蔬菜和水果很便宜，一块钱能买一大堆的叶菜。再买些鸡蛋和挂面回来，煮青菜面的时候加一个鸡蛋，这就算丰盛的大餐了。树村住了许多文艺青年，那时的我也算是一个，我靠打些零工维持生计，没有工作做的时候就到国家图书馆读书，自学包括医学在内的各种知识。 从树村骑自行车到国家图书馆要不了多少时间，那时候的北京城还有许多二手自行车卖，我淘到了一辆品相还算不错的二手自行车，那车就成了我的主要交通工具。 我当时做得最多的工作是文字工作，我为出版社、报社、杂志社、广告公司、图书编辑公司以及有需求的个人撰写各种稿件。记得有一次我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给一家广告公司写了一篇文案，公司老板对稿件的质量很满意，一下子付给我1500元的稿酬。这笔钱足够我交30个月的房租，那时的我觉得这就是一笔巨款。有了这样的收入，我才能安心在北京这座居不易的城市里呆下去。公道的说，我们这代人当北漂的时候，生活压力比现在的北漂小多了。那时的房租不高，生活费也不高。 从大学出来的大多数日子，我都很满足于当下的生活状态。无论是住在下雨天公厕里的蛆虫能跑到我们家门口的农村小院里，还是住在高楼大厦里，我都很满意。我搬了很多次家，从树村搬到国家图书馆对面的五塔寺，又从五塔寺搬到北京大学中关园，再从中关园搬到昌平沙河，又从昌平沙河搬回国家图书馆附近。直到自己在国家图书馆不远处买了一套小房子，才算安定下来，没再搬家过。 在我住过的所有的地方，我都会养些绿植。到北京25年了，我种过许多绿植，有些绿植甚至伴随了我十多年。室内有盆栽，不但可以净化空气，还能让我时不时地觉得自己就像住在深山老林之中。不管是在几平米的小平房里，还是在后来的公寓楼里，关门闭户，坐在几盆绿植环绕的书桌前，读书或写作时，我都会感觉自己像回到了家乡，回到了郁郁葱葱的田野之中，内心始终都是满足而幸福的。 前不久有个年轻人问我，要读些什么样的书，人才能平和而又幸福。我告诉他，要想平和幸福，不需要读书，我的母亲大字不识一个，她就是一个很平和幸福的人。与知识相比，可能性格对人一生的幸福的影响更重要。幸福很难被定义，什么样的生活才算幸福的生活？一千个人会有一千个答案。但知足常乐的人更容易幸福一些，这是毋庸置疑的。 一个人一生过得幸不幸福，与他拥有的物质财富是没有关系的，但与这个人有无幸福感有很大的关系。幸福感看起来很虚很唯心，但实际上却是很实在的一种东西，它是人的性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从小就很有幸福感的人，他的一生无论是穷通富贵，他都能活得很幸福，这幸福几乎是每时每刻都伴随着他的。在路上他看到一只蜜蜂在采蜜，他很好奇，仔细观察这只蜜蜂是如何采蜜的，这让他忘记了身外的一切，这都能让他感到很幸福。…

尘世生活，最大的负累就是虚荣和谎言，人活在这种环境中，时间浪费是惊人的，每天所说的废话难以计数。所以一个人若能与尘世隔开一堵墙，那实在是再幸福不过了。有段时间，我按照佛经中所说的戒四种口恶：两舌（搬弄是非）、恶口（口出恶言）、妄言（假话大话）、旖语（说漂亮话），结果发现，人与人交际中的九成以上的话，是可以省掉的。 相对而言，我最喜欢和幽默并懂得幽默的人在一起，与这样的人相处是愉悦的。不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能达到可以互相幽一默的程度，不太容易。多数时候，我们实际上只能和自己的亲密伴侣或至交好友才敢放心大胆的幽默。 我个人在人际交往方面是持保守的态度的，我在我自己的世界与尘世之间，筑起了一堵墙。虽然我撰文时会有很多批判性的言论，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是与世隔绝的。发布出去的文章，常常会遭到铺天盖地的批评，我自己也完全不在意。在现实生活中，我长期的交往对象，只有自己的妻儿和极少数几个知己好友，所谓的知己好友，大概一年也就来往个几次的样子，有时甚至好几年都不会见面。逢年过节，回家探探亲。除此之外，就是与患者之间的医患互动了。 这样的生活，既能节省金钱，又能节省时间。可以把金钱和时间，都集中在买书、读书、学医和写作上，自娱自乐，自得其乐，乐无穷也。最可靠的快乐是简单的快乐，是在心如止水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其乐无穷的快乐。对我而言，这样的快乐，只有在读书、散步和写作中能够找到，它无需依赖外界就能实现。 我不生活在任何体制和系统内，这么多年来，除了打了几个月工外，其余时间均是靠自食其力养活自己和自己的家人，所以任何依赖关系建立起来的生存途径，对我而言，都等同于不存在。用古人的话说，这就叫自给自足。这种生活方式和田园生活，本质上是一样的。作为一个自由职业者，在收入上可能有不稳定的现象，但是只要自己不在意收入的多少，节俭而有规划的过日子，也没任何不好。 只要自己不主动去接触，人际关系中的负面影响，就根本波及不到我的世界。在一个浮躁的时代，离群索居，可以最大程度的降低生活成本和节省时间，率性随意，多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一个读书人最理想的生活状态，莫过于此，我当知足，不再多求。

母亲去世后的第三天，我公司的一个受我器重的员工，一位从德国留学回来的留学生，和我的供应商两人合谋，把我公司的核心性技术机密全部盗走，甚至暗地里把我公司的美工、程序员全部腐化了。这件事情后来被我无意间用我所精通的情报技术查询出来了，顺藤摸瓜，事情的来龙去脉就非常清楚了。我也为此损失了将近一百万，我创立的公司解散了。 我第一反应是悲愤，这位供应商与我相交多年，前些年所遭遇的财务困境和家庭情感困境，均因为我的帮助而得到解决。而这位在我公司就业的德国留学生，我也没有薄待她。后来我发现我公司共有四个员工参与了此事。那一刻，我很难相信人性可以残酷无情到如此地步，为了利益，忘恩负义，并且是趁着我为母亲居丧期间来干的。这太违背中国人传统的的道德观了。 那之前没多久，一个肠癌患者为自己亲戚所在的医院所放弃，医院断定患者的寿命已经难超过一周。其女儿哀恳我治疗她的父亲。我不忍心，为她的父亲处方治疗，维持了她的父亲二个多月，最后我实在无计可施，不肯再继续治疗，劝说她从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放弃治疗她的父亲，让他少遭受一些痛苦。患者没多久去世，结果我自己遭到了这位病患的报复。 而我母亲在世的最后几年，我父亲兄弟几个失和，殃及池鱼，我母亲临去世前一个月左右，我的大伯夫妻俩到我家门口大吵大闹，诅咒我母亲早点死，那一天我出离愤怒，动手要去打我大伯夫妇，他们总算是告退了。因为这件事情，我母亲的葬礼我竭力反对让我大伯一家参加。 母亲出殡的头一天晚上，我很悲伤的为母亲守灵，三叔找我评他们兄弟之间的“理”，三叔觉得自己很受委屈，谈着谈着居然跟我说：你妈也不是什么好人。三叔的话同样让我出离愤怒，因为三婶去世得早，我母亲充当了三叔的四个孩子的娘，当时最小的堂弟还在襁褓之中，我母亲帮三叔抚养他的孩子。等到母亲盖棺论定的时候，我的三叔在我面前说，我的母亲是个坏人。我伤心愤怒，几乎准备在出殡的当天把三叔一家全部轰走。 母亲出殡的当天，我的四叔喝多了，在我家里大吵大闹，斥责我父亲的不是，我父亲低头扫地，一声不吭，只是最后说了一句：“我只同情孩子的娘，一辈子做了不少好事，病重之际，我的哥哥弟弟没有人来探望她。”四叔听完后愤然离开，到三叔家嚎啕大哭，斥责我父亲批评的不是。 我一生经历了很多愤怒的时刻，但是以母亲临终前最后的一段日子和母亲去世后的一段时间为最。仇恨的火焰在我心中燃烧了很久，而且母亲去世前大伯母还在说我母亲一定是前生造孽，以至于今生受罪。我为此忿忿不平，甚至觉得古今中外的佛教徒宣称这种邪恶的观念，真是害人匪浅。 这种仇恨折磨了我好些日子，但是最终我把一切恩怨渐渐的都放下了。随着时光的流逝，加上我自己不断的读书，我渐渐的看开了这一切。以一种悲悯众生的心态来理解了我的“仇人”们——他们之所以会有这么多令人难受的做法，皆因为他们自己还没能摆脱自己心中的贪嗔痴慢疑，内心不能智慧和安宁所致。 这些人性的局限非他们自己所能突破得了，他们所受的教育，他们的人生阅历，决定了他们不能内心澄明，因此还不能从贪嗔痴中超脱出来。这种不得超脱，亦非他们主观所愿。 而仇恨这种情绪，在我母亲人生的最后阶段确实缩短了我母亲的寿命，加大了我母亲疾病的治疗难度——她因为高血压导致的脑溢血后遗症和癌症的双重折磨，生活得并不轻松。她的两种病，都需要放下仇恨，内心平静，但是她很难做到。…

势利纷华，不近者为洁，近之而不染者为尤洁； 智巧机械，不知者为高，知之而不用者为尤高。 ——《菜根谭》 《红楼梦》中有个对子：“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作为一个父亲，我很少教育我的孩子“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观念，从我有限的几十年人生经验来看，善恶有报的理念并不一定正确。人性天然的存在缺陷，易忘恩，易记仇，易为功名利禄诱惑而不顾道义，指望善恶有报不利于自己内心的平和，反倒是洞穿了人性的弱点，更加的容易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保持内心的波澜不惊。 早在晋宋年间，就有位高僧竺道生大师大胆的提出了“善不受报”、“一阐提那（佛教中认为十恶不赦者）皆可成佛”等公然挑战了当时佛教界的观念。 我喜欢竺道生大师的坦承，不错，善并不一定有善报，恶人也不一定不能修成正果。世事变幻莫测，善恶转变常常只在一念之间。一个人太相信道德的力量，就避免不了要掉进无数的人际陷阱之中。 道生大师更像是佛教中的存在主义者，而非理想主义者。存在主义者承认和接受不完美的现实，理想主义者追求将世界改造为理想国。实践证明，人类社会是不可能被改造成理想国的。 作为个人，我努力坚守各种道德底线，但是实事求是的说，有时候这种坚守颇受考验，我并不是每一次都能通过这种考验。我相信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与我处在同样的境地。 我期望自己百分之百的通过这类考验，因为每在这种考验中失败一次，我的内心深处都会留下一道疤痕，这道疤痕时不时的提醒我，我的品行有玷污之处，这种提醒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我甚至怀疑，每个人在面临这种情况时，都或多或少的会和我一样，内心深处埋藏着愧疚和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