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远 ⁽³²⁰⁴⁾

血液是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血液是一种液态结缔组织，约占人体体重的7%-8%。血液系统是沟通器官与组织的运输要道，它像快递员一样在我们身体内运输各种物质。我们的肺利用血液来为身体输送氧气，排出二氧化碳；我们的消化系统将食物分解为各种小单元后，也由血液将我们吸收的营养物质运送到各个器官；我们体内产生的所有垃圾都由血液运输到肝和肾，再由这两个器官排出体外；当我们的身体受到外物的侵入或者受伤时，我们的免疫细胞也由血液运输到一线去抵御各种侵入物和外伤。血液中红色的成分是红细胞，约占全部血量的40%。红细胞内有血红蛋白，血红蛋白是一种含铁的分子，它能将氧气输送到身体各处。血液中还有白细胞，白细胞（白血球）在血细胞中个头最大，白细胞负责击退感染，不过白细胞在总血量中占据的比例很低，只有约1%。血液中最重要的成分是血小板，每微升血液中有15-35万个血小板，血小板占总血量的比例不到10%，血小板和它携带的化合物有凝血的功能，当我们的身体受到创伤的时候，血小板会在伤口处凝结成块来修复损伤，堵住伤口，所以如果血小板较低的话，我们的伤口就会血流不止。很多疾病都会引起血小板下降，在体表出现各种出血症状，比如紫癜。血液中的其他部分还包括血浆，这是一种淡黄色的液体，血浆中含有丰富的糖、脂肪、蛋白质和盐，血浆负责运送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以及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和废弃物，血浆约占总血量的50-55%。这是我们的全血的基本情况，实际上我们的血液中几乎什么东西都有，许多疾病可以通过查验血液中的成分诊断出来。所以我们去医院治病时，最常见的检查就是抽血化验。因为血液循环系统的这种作用，也导致像癌细胞很容易通过血行从一个器官或组织转移到另一个器官或组织。人体内有很多气体，但是我们的身体最需要的是氧气，我们吸入氧气，呼出二氧化碳。在我们新陈代谢的过程中还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其他气体。体内所产生的气体主要是食物在体内发酵的过程中产生的，这些气体总共有400多种成分，其中主要的是氮气、氢气、二氧化碳、甲烷、吲哚、粪臭素、硫化氢、挥发性氨和挥发性脂肪酸等。总之，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很容易分析出我们身体内的“气”和“血”的成分。以上所说的人体内的气和血都非常简略但是也很有概括性。人的血液中远不止我所概述的这些成分，血象检查报告中的项目比我所罗列的这几个主要项要复杂多了，而且可能还有一些成分，科学家们至今未能分析出来。中医也讲气和血。在古代，中国医生们就已经注意到了气和血的存在，而且注意到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如中医说“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我们的呼吸功能和我们的血液循环都是非常容易被观察到的，呼吸是一刻都不会停止的，只要身体有伤口就能观察到血液的存在。所以传统的中医对气血的认识是对客观现象的反映。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中医对气血的具体成分以及它们相应的功能不可能分析得像现代那么精准。中医把气分得非常的细，但是这种细致的分法实际上缺乏事实的依据，大多数是想象出来的，而且描述得特别的不清晰，理解起来很困难，指导临床也容易模糊不清。中医对人体的气的描述有精气、元气、宗气、营气、卫气、肝气、胃气、脾气、心气、肾气、肺气等等，其中最主要的为精气和元气。中医所谓的精气是秉承父母的先天之气和后天从水谷中汲取的精微物质的总和。所以精气所包含的内容很宽泛，有食物中的营养成分，也有人的先天的优良的基因。按照中医天地人一体的观点，人体的精气与自然界也有一定的关系，在空气质量好的地方，人吸入的天地之气的质量也较高，有助于提升人的精气神，我们必须得承认中医的这一说法很合理。元气则是一种根源于肾，通过三焦而流行于全身，内至脏腑，外达肌肤腠理的气。其余各种气名目太多，很难在一篇文章中解释清楚。而且还有中医把人体的气分得更细，即如一个肝气，有一些医生又把它分成十几种。这样的分法实际上意义并不大，在主观臆测的路上走得太远的中医师，最终连他们自己也无所适从，不知该如何指导临床。所以如果我们按照这种学说来治疗疾病，疗效常常取决于运气。中医又有气虚、气滞、气逆等等说法。气在人体周流不息，人体就不会有问题，但是一旦气虚、气滞或气逆，人体就会生出许多疾病。中医也认识到人的血管里流淌的是血，中医认为“脉（管）为血之府”，认为血液是存储在人的脉管里。中医认为血是由水谷之精和肾精所化生的，脾胃是血液生化之源，脾胃运化转输的水谷精微（即食物营养）所产生的营气和津液，是血液化生的主要物质基础。又认为精与血可以互相资生和转化，肾精可以化血。从现代科学的立场来看，这种认识当然是站不住脚的。正常的人体血细胞是在骨髓和淋巴组织内生成，人体有一个造血系统，造血系统由造血器官和造血细胞两部分组成，是机体内制造血液的整个系统。主要包括卵黄囊、肝脏、脾、肾、胸腺、淋巴结和骨髓。造血细胞均发生于胚胎的中胚层。按照中医的阴阳五行理论，心属火，色为赤，血色也是红的，所以中医认为血是在心气的温煦下，转变为红色液体的。血液濡养全身。中医认识到血和气对人体的重要性，血液可以濡养全身，“血气者，人之神，不可不谨养”（《素问〈八正神明论〉》）。总体而言，中医对气和血的描述，在今天看来并不准确。但是中医对气血之间的关系，对血液和元气的作用的描述也不能说完全错误。而且中医中补气补血的药物和方剂，能够解决不少实际问题，有可取之处，不能一概否定。举例来说，中医所说的气虚和现在的贫血（尤其是血红蛋白偏低）有很大的关系，而血瘀则与现在的瘀血证基本是一致的。所以中医的补气药如黄芪和人参等，有改善血液循环的作用。中医的活血化瘀药也能明显地改善血栓和血液黏稠度过高造成的健康问题。而中医的气滞则大多数是因为消化系统问题造成的，在采用一些改善消化功能的药物后，大多数的气滞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当然，我们不能用如此简单的方法将中西医的气血理论汇通起来，实际上中医的藏象理论和气血理论非常复杂，尽管其中的许多内容属于臆测性质的文字描述，但是也有很多合理的地方，需要对其进行去粗取精的取舍。如果我们能够对中西医的气和血的概念都有所了解的话，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往往会有一些出其不意的收获。比如我用补阳还五汤治疗缺氧造成的一系列问题都有效。脑梗患者可能并不贫血，但是因为脑梗导致脑部缺氧而出现头晕和偏瘫等症状，可以用补阳还五汤缓解；贫血患者的血红蛋白很低的时候，出现了中医所说的气虚的症状的时候，我用补阳还五汤治疗，效果也不错。这个方剂能够明显地改善人体组织缺氧的状况。我个人在用它的时候是结合了中西医的知识，去抓住它最主要的用药指征的。这种更精准的选方用药方法得益于将中西医的气血理论汇通的努力，所以以我切身的感受而言，中医师学习西医，有助于提高临床疗效，减少误诊和误治。

演化论是达尔文提出的，自然界的万事万物，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我们肉眼看得见或看不见的演化。只要存在自然选择的压力，就存在演化。举例来说，苍鹰博兔，苍鹰不但有兔子抵挡不了的锐利的爪子，还在视觉上占有优势，它们在高空中飞翔，地上的情景一目了然，很容易发现兔子的藏身之处。所以在食物链中，苍鹰是站在上游的。面对苍鹰的威胁，兔子存在生存压力，在这种生存压力下，兔子就发展出了一定的智能。兔子在明知无法逃脱苍鹰的击杀的情况下会装死以麻痹苍鹰，等到粗心的苍鹰接近它的时候，再出其不意的蹬腿袭击苍鹰，以求成功的逃生。兔子的这种智能就是在自然选择的压力下发展出来的。 演化只在乎繁殖，我们很多人可能认为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拥有财富意味着一个人很成功。不过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人类成功的标志是生存下来并且能繁衍不息。如果某个人学历和社会地位很高且腰缠万贯，但是却没有子女或只有很少的子女，而另一个人一贫如洗，但是却有很多子女，那么从演化的角度来说，一贫如洗但是子女众多的那个人是成功人士，因为他的基因被遗传下来了，这是基因在数值层面上的成功。任何基因最大的动力都是繁殖，英国科学家Richard Dawkins的成名作《自私的基因》把这一点说得非常得透彻。 毒素学家们认为，最初的毒素也是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演化而来的。大部分毒素都是来自于生物免疫系统基因的细微变化和复制，这些变化被他们的后代继承了。生物的免疫系统之所以会发生这些变化，主要是为了击退传染病或微生物。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自然界中的那么多的有毒物可以用于治疗人的疾病。但是毒素一旦产生，它又不仅仅只是能击退传染病或微生物，它还能对其他生物造成伤害。比如那些破坏细菌细胞壁的酶同样能制造出控制神经细胞开关的生物活性酯，负责撕裂外来寄生虫的蛋白质也能撕开受害者的血肉。所以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有毒的动物就利用自己拥有的这些酶和蛋白来伤害其他的生物，以达到逃避被杀或者捕食其他生物的目的。 但生物界的演化是永不停歇的，那些被有毒动物捕猎的动物们，也会演化出防御这些捕猎者携带的毒素的基因来。比如蛇捕食老鼠，可是有些老鼠在演化的过程中，产生了能抵御蛇毒的基因，所以它们并不惧怕蛇。蛇为了生存，就要进一步的演化出更有毒性的蛋白和酶来，所以蛇毒也在演化。这种演化在大自然中广泛的存在，一刻也不会停止。 给人带来疾病的细菌、病毒、毒素和癌细胞也在不断的演化。 抗生素被发明以后，人类一度以为可以战胜细菌，但是近年来，随着“超级细菌”的出现，人类才意识到在人类对付细菌的过程中，细菌也在演化。这些在演化的过程中出现的超级细菌不再惧怕人类发明的抗生素，它们很容易夺走一些被其感染的患者的生命。 病毒也是如此，当我们对付病毒时，病毒也在寻找“适应”我们的途径。所以当人用隔离的办法来解决传染病的时候，传染病的传染能力在变得越来越强，因为病毒基因也是“自私的基因”，它们和我们一样，要生存繁衍。 癌细胞也是这样，人类发明药物剿灭癌细胞，但是自私的癌细胞也在不断地适应人类发明的各种抗癌药，不断的变异出适应能力更强的子代癌细胞，所以抗癌药总是在使用一段时间后便开始出现耐药问题。这也是我为什么要不断的给患者变换用药方案的原因——我每半个月便会变更一次组方方案，倘若不如此，患者很快就会出现耐药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不存在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癌症问题的处方。 但是人类也不是待宰的羔羊，我们的免疫系统也在不断的演化。我们的免疫系统很像是电脑的操作系统，一直在给自己打补丁，不断的升级。每次有一种新的病毒或毒素袭击人类时，那些感染过这种病毒或毒素并幸存下来的人的身体内便留下了一些病毒或毒素的片段作为“记忆”，下一次，同样的病毒或毒素袭击我们时，我们的免疫系统便会迅速识别出来，并且将之击退。所以人类的基因组中有超过一半的基因是这类“记忆片段”，这些“记忆片段”是用来预防疾病的。…

几年前，有个江苏的放射科医生来找我，她很不幸的罹患了晚期肠癌，在经历了痛苦的手术和放化疗后，她的病情还是没有被遏制住，她希望得到中医的帮助。 在找我之前，她自己也尝试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用各种毒物浸泡的药酒治疗癌症。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她的亲舅舅罹患中晚期肺癌后，拒绝了各种治疗，自己用药酒治疗自己，并且达到了治愈的效果。最开始的时候，她舅舅用壁虎泡酒，后来又加了毒蛇，再后来又加了蟾蜍，到最后，她舅舅泡酒的毒物多达几十种。她的舅舅就这样每次吃饭时，喝上几杯自己用毒物泡制的药酒，最后癌症被治愈了。 她很不幸，她照搬了她舅舅的做法，但是一点效果都没有，她的癌症迅速发展。她的同事对她说，她舅舅也许是误诊，但是她完全不相信，因为她自己给她舅舅做过多次检查，她舅舅的穿刺病理也是她的熟人做的，而且病理还在不同医院里做了三次，结果都证实了她舅舅患的就是癌症。所以她不能接受她舅舅被误诊的说法，她相信她舅舅的确是那些毒药泡酒治愈的。 这是一个很不幸的患者，我对她的治疗也以无效告终，她后来又去尝试了许多其他的办法也无效，最终在2018年底去世。在她去世前，她一直叮嘱我好好研究一下她舅舅的药酒的抗癌原理。 在以前，我可能会很简单的说这是以毒攻毒。但是随着我阅读的文献越来越多，我开始意识到这种治疗方法的作用原理的复杂性。 美国有位著名的毒素科学家Bill Haast从1948年开始不断的给自己注射微量的眼镜蛇毒素，后来他还尝试注射各种其他的蛇毒，最后他甚至一次性给自己注射几十种毒素的混合物。Bill Haast不是发疯了，而是在自己的身体上做人体实验。其他科学家往马身上不断的注射蛇毒，以制造有效抵御蛇毒的抗体，最后从马血中提炼出抗毒血清，用于治疗被蛇咬伤的人类。但是因为这些抗毒血清来自于马，所以它不可避免的掺杂了许多容易引起人体过敏的异质蛋白质。Bill Haast希望用在马身上制造抗毒血清的方法，在自己身上制造抗毒血清。他成功了，他的血清有抗蛇毒的效果。 Bill Haast在本地有人被蛇咬伤又没有合适的抗毒血清的时候，会向这些被蛇咬伤者捐献自己的血液，他的善举挽救了不少人的生命。Bill Haast后来被视为自我免疫的先驱之一。现在全球各地有许多人在尝试这种自我免疫的办法，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是有毒爬虫动物的主人，他们或因为职业需要，或因为个人爱好，养殖着各种毒蛇或毒蜥蜴，他们也采用Bill Haast的办法，不断的给自己注射毒素，以提高自己的免疫力。 到目前为止，这种自我免疫的做法还存在巨大的争议，但是科学界已经开始研究这种现象。Bill Haast一生被毒蛇咬伤过170多次，虽然有几次生命垂危，但他最后都顺利康复了。不但如此，88岁的时候，Bill Haast还宣称他因为受益于这种自我免疫实验，身体非常棒，他的免疫力比一般人强大多了，所以他相信自己能活过100岁，最后他的话果然应验了。…

几乎每个学过中医的人都知道中医有一种治疗方法叫“以毒攻毒”，作为一个成语，“以毒攻毒”这四个字在华文世界里也可以说是妇孺皆知。但是绝大多数人都只能理解其表层的意义，却无法知道“以毒攻毒”背后有非常复杂的科学原理。 毒物是自然界广泛存在的一种东西，人类也已经能够合成许多种毒物。不但有些生物有毒，还有许多没有生命的物质也有毒。自有人类以来，我们便不断的与毒物接触。 毒物甚至促进了我们人类在自然界的演化过程，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人类学教授Lynne Isbell提出了一种名为“Snake Detection Theory（蛇检测理论）”的学说，她认为致命的毒蛇对我们人类的影响十分深远，人类的大脑的演化很可能就是由蛇驱动的。 大约在6000万年前，亚洲和非洲的蛇毒性变得更强，蛇捕食哺乳动物的历史也长达数百万年，哺乳动物为了能够逃避蛇的捕猎，就必须得演化出更好的视觉。而要有更好的视觉，就要有相应的发达的视觉神经系统，这促进了人类大脑的演化。人类的大脑正是在这种演化过程中，越来越大，随着脑容量的增大，人类的智慧也与日俱增。 有毒物也帮助地球维持了生态平衡，帮助我们人类控制了人口的过快增长，蚊子在这方面居功至伟。这并不是说蚊毒很可怕，而是因为蚊子可以作为中间宿主，传播许多疾病，每年造成大量人口死伤。蚊子传播的疟疾每年会带走超过60万条生命，黄热病可以杀死3万人，登革热会造成1.2万人死亡，流行性脑炎会夺走2万余人命，还有基孔肯雅热、西尼罗热、裂谷热、寨卡病毒和其他脑炎，也可以通过蚊子传播。尚有多达4000万之众的人因为蚊子传播的淋巴丝虫病（象皮病）而深受折磨。 蚊子为什么是如此高效的病毒传播者？这得益于蚊毒。蚊子通过向人体注射毒素来达到吸血的目的，蚊子会利用蚊毒中的血管扩张剂、抗凝剂和抗血小板生成剂来确保伤口在蚊子吸血期间保持开放，蚊毒中的抗炎化合物能够防止免疫系统发出人体被蚊子侵袭的信号，大多数时候当我们意识到自己中了蚊子的毒时，蚊子已经扬长而去。蚊子在我们身体制造的伤口，为寄宿在蚊子体内的各种病菌创造了侵入人体的条件。小小的蚊子，简直就是天然的化合物生成大师。 站在人类的立场上看，蚊子是一种很可恶的有害生物，但是从维护自然界的生态平衡的角度来看，蚊子是功臣。如果没有蚊子传播的各种疾病，地球上的人口数量会多得可怕，过多的人口给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可能早已经把我们人类这个族群毁灭掉了。 所以我们人类与生俱来就是与毒物并存于地球上的一个物种，毒物也促进了人类医学的进步。一方面，人在中毒后需要抢救；另一方面，各种毒素也是治病的良药，能治愈许多疾病。人类的医学水平通过治疗中毒和利用毒素治病，不断的得到提升。 举例来说，肉毒素是已知的地球上对人类最致命的毒素——仅仅60纳克（1纳克等于百万分之一毫克）肉毒素就足以杀死一个人，要杀死地球上所有的人类，只需要某个人用手抓一把肉毒素就足够。但是把微量的肉毒素注射到额头上，却能够有效的抹平额头上的皱纹。人类常用来治疗高血压的某些药物，也是从一种蛇毒中提炼出来的。…

傍晚，书桌上最后的一抹夕阳消失了的时候，我站起来伸展伸展身体，透过窗户看向远方。太阳虽然落山了，但是晚霞还在，远方的西山在金色晚霞的映照下，轮廓清晰可辨。附近的一处锅炉房的两个烟囱往外冒出的两缕白烟，不紧不慢的在空中形成了两条烟柱。 这平凡的一幕，让我的内心进入到了寂静与澄明之境。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这个世界对我来说就像这个房间一样安静。此刻，我不需要对话的对象，我很享受这样的平静——就这样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说，眺望远方，任自己的思绪顺其自然的在这浩瀚的宇宙中飘忽不定。似乎在想什么，又似乎什么都没想，不管想没想，一会儿便会忘记自己刚才想的是什么。 我不需要一个为我量身定做的桃花源，也不需要出离这世间，我已经了无困惑，在任何地方都能如此安宁。以前我觉得这世界上有太多的纷争，如今我知道，对我自己来说，一切纷争都已结束。如果一定要我说还有什么遗憾的话，那么我唯一的遗憾是觉得自己以前还不够成熟和慈悲，未能以最平和的心态对待每一个有缘相识的众生。 但这一切也都已经过去，我对过去的事情不再耿耿于怀，对未来亦无任何企求。生命的河流在我眼前静静的流淌，再也不会泛起多大的波澜。 我也不再需要急躁的阅读和写作，我打算在今后的日子里有条不紊的按照自己的计划完成一些系统性的学习和写作任务。如果我不幸在中途离世，我也不会为未能完成计划而觉得遗憾。我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我未能完成的事业如果确有价值，自有其他人接着完成，无须我操心太甚；如果没有什么价值的话，那就让一切随风而去。 我既无意于做一个高尚的人，也无意于做一个卑鄙的人。我在天性的驱使下所做的任何无害于他人的事情，我都不会觉得可耻，哪怕有些事情是自私而非利他的。生而为人，我不想欺骗，也不想委屈我自己，尽管我也乐意帮助他人。我接受真实的自己，也接纳走进我的生命之中的真实的他人。 我不想与任何心存愤激之人走得太近，也不想接触那些自以为是的人。我愿意把我自己的这个安宁的世界保护好，尽管其实已经没有人能够破坏得了它。我知道我唯一要战胜的人是我自己，战胜了我自己，我就战胜了整个世界。如今，我战胜了我自己，也就不需要在意其他。 我不需要脱离亲朋友好友到森林中去悟道，我很享受与他们在一起的快乐，与他们也无争执。我以最平和的态度与他们相处，但是同时保持我自己的独立性。当一个人的内心不再有冲突时，他可以与自己的亲友们也没有冲突，与这个世界上任何其他人也不再有冲突。 所有的对我的嘲讽和谩骂我都会充耳不闻，如果嘲讽和谩骂我能让别人快乐一些，那就满足他们吧，我自己是听不见这些嘲讽和谩骂声的。如果我确实亏欠某人，我一定会做些什么弥补我的过失，以平衡他的内心。 我已经是一个很幸福的人，所以我也希望每一个人都幸福。如果因为我而造成某人不幸，我愿意尽我最大的努力去消除他（她）的不悦。我喜欢与人保持不远不近的距离，这样能最大程度的不对其他人造成伤害。虽然有许多人特别想接近我，但我总是客气的婉拒。我的人生阅历告诉我，适度的距离能避免纠纷的发生，人与人太过亲近会产生很多不必要的矛盾。而且我的社交对象已经足够，没有必要再增多。…

周末的上午，我在家里看书，眼前是我种植的几十盆绿植，有些鲜花正怒放，冬日的太阳洒在我身上，温暖无比。我的内心既安宁，又有淡淡的喜悦，我对这样的生活无比的满足。我很感恩命运赐予了我这一切：它赐予我食物和健康的身体，使我免于饥饿和疾病的折磨；它赐予我阅读和思考的能力，赐予我持续不断地学习的热情，使我的人生既不空虚亦不无聊；它赐予我幽默感和随和的性情，使我在与家人相处的时候总能谈笑风生，其乐无穷；它赐予我反思的力量，让我不断检视自己的所思所为，纠正偏差，避免发生重大的错误。过去的这一周我在阅读的书既有专业的医学类书籍，如《流行病学》《医学史》和《中医名医临证金鉴：肿瘤卷》等；也有许多看似与医学无关的书籍，比如许倬云先生撰写的《说中国》《说美国》和《万古江河》，赖永海先生主编的《中国佛教通史》，爱因斯坦的《我的世界观》，高尔斯撰写的被列为牛津通识读本的《数学》和朱自清先生的《经典常谈》，以及我反复翻阅的《菜根谭》，甚至还读了洪升的剧本《长生殿》。有些书我只是在睡前或上厕所时随意翻翻，有些书我认真仔细的阅读。如果只学医的话，那么我的书斋生活将会枯燥无味。但是如果把一部分时间用于阅读其他的令人赏心悦目的书籍的话，就不容易因为太过枯燥而让我放弃现在的生活，这是我个人保持学习热情的一个办法。当然，与其说这个办法是有意为之，毋宁说它是天性所致。我大学时代的老师有一次和我谈心时问我：“志远，你读这么多的书，这些书中的观点各不相同，这不会让你无所适从吗？”二十年过去了，我只对他的这个问题记忆犹新，对我自己当时的回答却不记得。如果是现在来回答他的这个问题，我可能会有比当时更成熟的答案，因为这些年我的心智比那时候成熟了一些。我在阅读中从未盲从过任何一个作者，一直有我自己独立的思考，这种独立思考的精神让我不可能因为接触到不同的观点而自我冲突。阅读给我带来的好处是无穷的，古往今来的经典著作的作者都是人群中出类拔萃的智者，他们的著作能给我们带来许多启迪，这些启迪足以让我们避免无趣的人生，这才是阅读最大的作用。我每周都会读5-10本书，我的读法是专业书籍有计划的读，其他书籍随心所欲的读，偶尔书中有一些段落令我很受益，我就会尽量记一记。这样读书不受约束，很轻松；同时又能提高阅读速度，拓宽阅读范围。阅读和写作是我与这个世界最主要的交互模式，任何一个看似孤独的人，都不可避免的在与这个世界进行各种各样的交互。爱因斯坦向来都是独立特行的，他说他自己甚至与亲人们都保持一定的疏离，这样他就可以完全独立的思考，而不必因为在乎任何人的看法而影响自己的理智。正是这种独立思考的精神让爱因斯坦有了伟大的发现。但是爱因斯坦也说“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他人的劳动成果之上，这些人有的尚健在，有的已故去。对于我已经得到和正在得到的一切，我必须竭尽全力做出相应的回报。我渴望过简朴的生活，常常为自己过多的享用他人的劳动成果而深感不安。我不认为社会的阶级划分是合理的，归根结底是靠强制手段维系的。我还相信，简朴而平易的生活，对每个人的身心都是有益的”。我对他的这段话深表认同，精神上再独立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我们享受的物质和精神产品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都不是由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而是我们从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中获得的。所以爱因斯坦说“从哲学意义上，人类根本没有任何自由可言，每个人的行为不仅受制于外在压力，还受限于内在需求”，这是一种诚实的态度。在旁人看来，爱因斯坦是伟人，但是在爱因斯坦自己看来，他也是需要从其他的社会成员那里获取帮助的人，他怀着感恩的心理为社会大众服务，以回报其他人对他的付出。无论个人还是族群，从外界汲取物质和精神营养都不可耻。从外界吸收的营养可以促进我们每个个体身体和心智的成长，也可以促进一个民族的发展。许倬云先生在他的著作《万古江河》中说：“随着历史的进展，中国文化的内容与中国文化占有的空间都不断变化：由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中国’，一步一步走向世界文化中的‘中国’。每一个阶段，‘中国’都要面对别的人群及其缔造的文化，经过不断接触与交换，或迎或拒，终于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那些邻居族群的文化，甚至‘自己’和‘别人’融合为一个新的‘自己’。这一‘自己’与‘他者’之间的互动，使中国文化不断成长，也占有更大的地理空间。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经历了数千年，一个多元而复杂的中国文化体系，终于成形。”所以小到一个渺小的个体，大到一个庞大的族群，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阅读也像良药一样，随时治愈我。偶尔，我也会因为外界的影响而产生一些激动的情绪，甚至有时会愤怒或悲伤。但是这样的情绪总能通过阅读调整过来，古往今来的许多智者们都经历过我们在生活中所遭遇的种种苦难，他们也总能以智慧来化解这些苦难带来的伤痛。对我来说，金钱的安慰作用无法与这些智者的启迪相提并论。诚如爱因斯坦所言：“世界上的财富无法促进人类发展，即使它掌握在那些仍想达到此目标的人手中也无济于事。唯有以伟大而纯洁的人物为榜样，才能引发高尚的思想和行为的产生。金钱只能滋生人们的自私自利，并使其不能自持的加以滥用。”金钱之不可靠是因为人的欲望无穷无尽，但是社会却只能满足每个人有限的愿望。哲学家叔本华说“人可以随心所欲，但是却不能得偿所愿”。如果看到人生的这一本质性问题，我们就不会为自己设置过高的期望了，正是自我的过高的期望造成了许多人的痛苦。

有个患儿的母亲联系我，说她孩子的西医主治大夫跟她谈化疗的预期效果时，不是很有信心，医生表示可以化疗试试，但疗效不敢保证，而非像患者家属所期待的信心满满的表示治疗一定会有效。医生的这种严谨的表达方式令患者家属心里发慌，觉得这样的医生没底气。于是她转而问我可否用中医来治疗她的孩子，我的回答是中医治疗的疗效也是无法打包票。同时告诉她每个认真负责的医生，在与患者和患者家属交流的时候，都是非常严谨的，不要因此而对她找的西医主治大夫失去信心。我不知道这个患儿的母亲后来是不是对我也失去了信心，她对医疗的不切实际的期待让她自己内心很受折磨。 有一些医生在疗效上大包大揽，一口承诺绝对有效，或者用恐吓患者和患者家属的方式，说服患者和患者家属接受他们推荐的某种治疗方案，这样的医生反而不可信。医疗存在天然的不确定性，就连最小的毛病，都不存在百分之百的疗效。所以轻率的对预期疗效下结论的，要么是骗子，要么是临床经验不丰富（甚至基本没有临床经验），仅从一些书本上学到点医学理论便想当然的“中西医爱好者”——这样的自我感觉良好者特别多，而且他们往往自高自大的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学到了医学的精髓的人，不把普天下的大多数医生放在眼里，觉得他们都还是医学的门外汉。 有一些人说什么“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号称对某些神医来说，不存在治不了的病，这样的话更加的不可信。不过我冷眼旁观了快二十年，发现很多人相信这样的言论和宣传。最后不但浪费了金钱，还错失了最佳的治疗机会。 我本来以为这样的道理浅显得很，不需要向患者和患者家属讲解，但是在实践中常常碰到一些患者和患者家属对此不理解。所以骗子总能大行其道，他们用非常肯定的语气，让患者对他们的大包大揽信以为真。 罗布希 · 邓格利森在《医学史》中有这样的一段描述医疗界的欺骗行为的话：“深信一些人能获得治愈疾病的能力、让别人患病的能力以及控制自然运转的能力，这些是最古老的迷信。这样的迷信出现在世界的每一个民族中。这种迷信广泛流行的同时证明，人的思想就像是一片可以随意被培育无条件信任的土壤，尤其是在那个蒙昧无知的时代，更是如此。生活中有如此多的恶魔，以至于蒙昧的头脑根本无法预防或者逃离......，他们的骗术就是利用恶魔的威胁或超出社会能给予的对美好未来的承诺。” 罗布希 · 邓格利森的这段话说得很好，他说的这种现象很普遍。无论在哪个时代，也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有很多人利用患者和患者家属病急乱投医的心理，向患者和患者家属作虚假的承诺。一旦治疗失败，这些人会解释自己之前的承诺只是为了给患者和患者家属树立信心。…

对有些人来说，活下去不是一件难事。但是对另一些人来说，活下去就像在惊涛骇浪中行船一样，充满了艰难险阻。 癌症患者就属于后一种人。有些人在确诊为癌症后对命运的这种安排愤愤不平，有些人则在被不幸打击后意志消沉，但如果要想继续生存下去，就要尽快调整自己的心态，充分的调动自己所能用到的各种资源，为自己争取最大的生存机会。 生病了，首先要做的事情是寻求医疗帮助。不过在这个医疗服务已经多元化的时代，患者需要在许多治疗方案中进行抉择，却也并非一件容易事情。抉择意味着我们需要做出正确的判断，但是做出正确的判断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的智慧往往不像我们自己想象的那么可靠，存在于我们脑海中的那些常识和我们接收到的各种新鲜的信息，都不一定正确。 而且，我们往往很难给正确本身下一个正确的定义。这句话看起来很拗口，让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伽利略做了一个著名的铁球实验，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留下来的物体下落的速度与其质量成正比的结论。伽利略在比萨斜塔当着其他的教授与学生的面，把两个质量不一样的铁球从空中放下，一会儿，两个铁球同时着地。在伽利略之前，人们根据自己的常识，相信亚里士多德的判断：重量不一样的物体，在自由落体运动中，速度是不一样的。 根据我们的生活常识来判断，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是对的——如果伽利略不是用两个铁球做实验，而是用羽毛和铁球做实验，那么羽毛下落的速度肯定会比铁球慢。这种在现实生活中被验证了无数次的经验铸就了我们的“常识”，人们做任何判断时，都首先是求助于自己的“常识”。 常识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常识是有限正确的。而科学原理的正确也是有条件的。两个铁球同时落地，是因为空气阻力的差异对两个质量不同的铁球来说，可以忽略不计。但是空气阻力的差异对羽毛和铁球来说，就无法忽略不计。所以用羽毛和铁球来做实验，羽毛落地的速度就不如铁球。但是在真空的环境下，羽毛和铁球是会同时落地的。 所以我们很难给正确下一个正确的定义，常识和科学原理都“正确”。我出生在湖北东部的一个农村，十八岁之前大多数时间是生活在故乡，在我的故乡，还有大量的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在我自己村，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比例很低，所以我们村还会有大量的人相信亚里士多德的判断。但是我现在大多数时间是生活在北京市海淀区，这里可能是中国高级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区域，这里的大多数人早已经在课本上学习过伽利略铁球实验，所以对这里的人来说，他们的常识是在自由落体运动中，速度与质量无关。 可见在不同的人群中，“常识”的具体内容是不一样的，有时他们的“常识”完全对立。而在现实的世界中，我们的社会就是由不同的人群组成的。人们在教育程度、文化背景、个人信仰、经济条件、职业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决定了每个人的“常识”也必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所以这世上存在无数的看似互相矛盾的“正确观点”。我们自己脑海中的那些“正确观点”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这非常的难以判断。有许多人正是相信自己的绝对正确，所以做出了错误的决定，最终葬送了自己的生命。…

王清任（1768－1831年）是河北省玉田县鸦洪桥河东村人，亦名全任，字勋臣。从他的字可以看出他的父母寄望于他能够从政，建功立业，光宗耀祖。王清任是清代的武庠生（亦即武秀才），后来还捐资得了个千总（武略骑卫）的官衔。他的先祖王凝机是当地的一位名医，王清任小时候一边学武，一边学医，所以长大后颇有胆略，见识过人，且性格光明磊落。 王清任早期在自己家乡行医，后来到北京行医，因为疗效卓著，颇有医名，与皇亲国戚四额驸交好，在四额驸家中住了几十年。因为这些原因，王清任经常被一些高官延请到家中治病。他在当时的地位，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为中央高干治病的医学专家的级别。 王清任之过人之处在于他极有胆略和求实精神，中国过去两千多年有过不少的中医，但是在这两方面能超越王清任的人恐怕还没有。不但过去没有，现在也很少见到王清任这样的勇于求实与创新者。 他到死人堆中去扒拉开人的内脏，以此来研究人体结构，发现了《黄帝内经》和《难经》这些著作中关于人体器官的描述大多不正确。他也敢于冒天下之不韪，在他的著作中，他批评被人过度吹捧的医界圣人和经典。因为他的批评有理有据，所以他的著作一出，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王清任的自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嘉庆二年丁巳，余年三十，四月初旬，游于滦州之稻地镇，其时彼处小儿正染瘟疹痢症，十死八九。无力之家，多半用代席裹埋。代席者代棺之席也。彼处乡风，更不深埋，意在犬食，利于下胎不死。故各义冢中，破腹露肚之儿，日有百余。余每日压马过其地，初未尝不掩鼻，后因念及古人所以错论脏腑，皆由未尝亲见，遂不避污秽，每日清晨，赴其义冢，就群儿之露脏者细视之，犬食之余，大约有肠胃者多，有心肝者少，互相参考，十人之内，看全不过三人，连视十日，大约看全不下三十余人。始知医书中所绘脏腑形图，与人之脏腑全不相合，即件数多寡亦不相符，惟胸中隔膜一片，其薄如纸，最关紧要。及余看时，皆已破坏，未能验明在心上心下，是斜是正，最为遗憾。至嘉庆四年六月，余在奉天府，有辽阳州一妇，年二十六岁，因疯疾打死其夫与翁，解省拟剐，跟至西关，忽然醒悟，以彼非男子，不忍近前。片刻，行刑者提其心与肝、肺从面前过，细看与前次所看相同。后余在京时，嘉庆庚辰年有打死其母之剐犯，行刑于崇文门外吊桥之南，却得近前，及至其处，虽见脏腑，隔膜已破，仍未得见。道光八年五月十四日，剐逆犯张格尔，及至其处，不能近前。自思一篑未成，不能终止。不意道光九年十二月十三日夜间，有安定门大街板厂胡同恒宅，请余看病，因谈及隔膜一事，留心四十年，未能审验明确。内有江宁布政使恒敬公，言伊曾镇守哈密，领兵于喀什噶尔，所见诛戮逆尸最多，于隔膜一事知之最悉。余闻言喜出望外，即拜叩而问之，恒公鉴于苦衷，细细说明形状。” 这段文字详细的描述了他亲自研究人体结构的过程，古往今来的大多数中医从业者，皆不过人云亦云的从《黄帝内经》和《难经》等经典著作中去学习古人描述的人体内脏器官的知识而已，在王清任之前几乎没人怀疑过，更没有人亲自去验证这些描述是对是错。王清任在尸体堆中去研究医学，这种勇气和求实的精神，正是我国中医学界最缺乏的。 我国古代曾经有过解剖学，南宋法医宋慈的《洗冤集录》可以说是最早的与解剖学有关的著作。比他更早的是汉代王莽执政时，曾经让人解剖死刑犯的尸体，研究人体结构，不过当时留下来的文字资料太少。宋慈的《洗冤集录》是一本专门的法医著作，真正涉及人体解剖的知识并不多。王清任的《医林改错》中的人体脏腑图，才是我国最早的可信的解剖学方面的专业资料。 王清任不但观察人体的器官和组织，为了匡正古代医学典籍中对人体“水道”的描述之误，还亲自做动物实验：“后以畜较之，遂喂遂杀之畜，网油满水铃铛，三四日不喂之畜杀之，无水铃铛。” 我们中国很缺乏王清任这样的重视实证的中医，有很多的学习中医者迂腐到了和孔乙己差不多的程度。有时古人写了个错别字，他们迷信古人，不敢质疑，居然也能强加解释，讲得头头是道，甚为可笑。 姜春华教授曾讲过一件小事，他说《黄帝内经》中有句“卫气出于下焦”，这话完全的不合情理，但是历朝历代的注释者却也强行解释它是多么的有道理。后来他采取考据的办法去查证，才发现这句话里“下焦”中的“下”是个错别字，这个字本来应该是“上”，“卫气出于上焦”就容易解释多了。我们历代的学习中医者对经典深信不疑到了连错别字都发现不了的程度，这是很可悲的。…

在历代中医名著中，我最喜欢的不是《黄帝内经》和《伤寒论》这样的被大多数人推崇为经典的中医名著，而是很多人不知道的《医林改错》。姜春华教授说《黄帝内经》和《难经》这样的经典著作“确有矛盾之处，但前人总是曲为解释，统一矛盾，因之捉襟见肘，不能自圆其说。二千年来无人能指其是非，即或有疑亦不敢明言，直至王氏才勇敢而明确指出。” 姜春华教授对王清任的这句评价很中肯，王清任是中国两千多年来惯于因循守旧的中医界极为少见的，敢于用证据来驳倒《黄帝内经》、《难经》和《伤寒论》这种被大多数中医顶礼膜拜的经典的一个另类人物。而且他所批驳的，虽然存在一些错误的地方，但是绝大多数是正确的。 他纠正了中医的许多错误的理念，因此他把他自己的这本薄薄的著作命名为《医林改错》。王清任在传统中医所重视的阴阳、表里、虚实、寒热的八纲辨证思想之外，开拓了不但影响了中医，也影响了西医的“气血”理念。尤其是王清任对血瘀症的研究，直到今天仍然有非常实用的临床价值。王清任创建的33张处方治疗神经系统病变、血管病变和肿瘤等疾病，有独到的疗效。 已故北京四大名医之一的施今墨先生提出要把中医的八纲辨证拓展为十纲辨证，所增加的两纲，正是气血，施今墨先生受到了王清任的影响。王清任的《医林改错》成书于道光庚寅年（1830年），是王清任生前仅有的一部著作。该书短小精辟，阅读速度快的人两三个小时即可读完。王的著作刊刻以来，受到了极大的欢迎。自1830年北京三槐堂书铺初刻到清朝覆灭的80年间，散见的版本多达40余种，至今，在国内可以见到的版本不少于70种。 此外，此书问世后不久，便被翻译成英法日等多种译本，其英译本最早还刊载于英国的《博学会报》上，欧洲科学界称王清任为“近代解剖学家”。王清任最大的贡献在于他通过真实的对人体内脏的观察，指出了两千多年来中医界的各种著作中对人体脏器的认识的错误。可以说是对迷信《黄帝内经》和《难经》者的当头棒喝。 清代咸丰年间的张润的一位朋友之子患病，当时的中医认为这孩子是中风，所以根据传统的中医理论，用了各种风药治疗他，患儿在服药后四肢抽搐，口眼歪斜，命在旦夕。“忽得一良方，一剂稍愈，三服霍然”（忽然得到一张方子，吃一副药就有好转，吃了三副痊愈），他感到非常的惊奇。他又得悉另一个半身不遂十余年的患者，也是得到一张良方后，行走如故。张润对这些方剂感到很好奇，于是细细的追访这两个患者所用方剂的来源，竟同时出自王清任的《医林改错》。这件事对他产生了很大的触动，于是他不惜捐资刊刻《医林改错》。 这里我想讲一个与我本人有关的笑话，曾经有一个对我的文章很不忿的中医爱好者找我辩论，他认为《黄帝内经》不容置疑，当时有个叫张至顺的道长在网络上被炒得很有名，这位中医爱好者举张至顺道长为例，说张老道长就是把道家哲学和中医结合得很完美的楷模。 我刚好对张道长有点了解，就建议这位中医爱好者从张道长的各种访谈中去找找看张道长最推崇的医学典籍是哪一本，后来他告诉我是《医林改错》——这是我早就知道的，我故意让他去找。然后我建议这位中医爱好者花上十几分钟的时间把《医林改错》这本书看一看，哪怕看个开头也好——这本书的免费电子版到处都是，看完后他哑口无言了。他大概这辈子再也不会以张至顺道长为例来证明自己的那些死捧《黄帝内经》的观点了。当然，这两年他也终于醒悟过来，不再以迷信的态度来学习中医了，我个人觉得他的转变多少与王清任的《医林改错》有点关系。 年过百岁的张道长很会做人，他深悉中国人因循守旧的传统很深，不愿意与一些执迷不悟者做口舌之争，但是也不愿意说假话，所以他推荐别人去学习《医林改错》，自己不对中医的传统经典发表令一些铁杆的《黄帝内经》迷们不舒服的言论。读者只要翻开《医林改错》，便会看到大量的用事实依据来批驳中医经典的内容，也就不用张道长自己来批判那些被人迷信的中医经典了。据我所知，张至顺道长早年给人治疗过肝硬化和癌症，且有一定的疗效，所用的汤头主要都来自于《医林改错》。 最近有个白血病兼脑瘤患者的女儿找我咨询一些问题，她的母亲患癌后，她靠自己自学的中医知识为她母亲治疗，维持了她母亲多年的高质量的生活。但是她对自己的中医基础还缺乏自信，承蒙她看得起，她有些不明白的地方，愿意付费咨询我。她治疗她母亲，用的主要就是王清任的“补阳还五汤”等方剂，疗效比她找过的中医师开的方子要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