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先生在《重过西园码头》一文中说：“从现在开始我们要仔仔细细的过日子了。”我们的一生中总会有一个点让我们突然发出同样的感慨。

无意间我发现自己的白发明显的多了，这才意识到自己真的人到中年了。再怎么装嫩，也挡不住头上的白发在增多。

人过中年，就能感到时光如白驹过隙，快得很。既往的岁月就像是一瞬间就过完了，未来的日子也不多了。

生命是宝贵的，要珍惜。

俞平伯先生在他的《人生不过如此》的序言中说人活着要做到四端：“一是自爱，我们站在爱人的立场上，有爱自己的理由。二是平和，至少要在我们（俞平伯的几个朋友）之间，这不是一个梦。三是前进，唯前进才有生命，要扩展生命，唯有更前进。四是闲适，‘勤靡余暇心有常闲’之谓。”

一个人到了中年，如果愿意静下来反省一下的话，是能体会到俞平伯先生所说的这一切的。一过中年，余生便很有限，怎么样在有限的余生中仔仔细细的过日子，俞平伯给出了他的答案：自爱，平和，前进和闲适。

我们在年轻时并不知道要爱自己，年轻人要奋斗，会为了奋斗而讨好别人，常常委屈了自己。到了中年后固然仍然需要奋斗，但是却已经没有必要再为了奋斗而不自爱了。我们不爱自己，就没人替我们来爱我们自己了。

中年人的心态是渐趋平淡的，人不轻狂枉少年，但是到了中年后，就不容易再轻狂了，“老夫聊发少年狂”只会是极偶尔的事。中年人的心态是以平和为主的，得不喜，失不悲。不卑不亢的活着，吃着不咸不淡的菜，遇事不慌不忙，无论遭遇了什么都波澜不惊。

中年人的智力和体力都处于较好的状态，我们还有二十年左右的旺盛期，所以中年人是可以沉下心来做点事情的，我们完全可以在平和的心态中做我们自己的事情。

“勤靡余暇心有常闲”则是对我们自己的犒劳，到山林里安享“半日闲”，或者于睡前读一篇“于我心有戚戚焉”的散文，都属于“勤靡余暇心有常闲”。生活不必安排得太匆忙，安排得太匆忙是对自己的一种苛刻。目标不必定得太高，定太高的目标是折磨自我。

地球离了我们还会转，我们想做的事业永远也做不完。总会有其他人和我们有同样的理想，做不完的工作就让他们去干吧。几代人接力，活儿会干得更漂亮。我们努力了就足够了，功成不必在我。

苏轼在《赤壁怀古》中云：“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杯还酹江月。”人到了“生华发”的年龄，就明白了人生真的如梦一场。生命只有一次，从前我们给它加了太多的无谓的负担。从今以后，这些都应该卸下来了。仔仔细细的过日子，好好的享受完人生下半场，然后不留遗憾的告别人世间。这辈子过完，下辈子就不一定能再以“人”这种生命形式存在了。

我现在每天睡前都会在被窝里读点“闲书”，时不时的在Kindle电子书的包月商店里逛逛——每个月只有不到十块钱的费用，看看有没有好看点的杂书，信手翻翻。合眼缘的就借来看看，看厌倦了不必等看完就归还了，再去包月商店里继续“猎艳”。常常看着看着就呼噜声响起，进入梦乡了。

这样随心所欲的读书没什么负担，但是却能拓展眼界与心胸。偶尔找到个把喜欢的作者便搜罗一下他还有没有其他作品，如果有就买来读一读，读一本好书比与那些没有共识的人沟通愉快多了。我之喜欢读书而不喜欢社交，是因为读书能和交友一样实现交流的目的，而且这种交流更有趣。

我不再把脑子里的弦绷得那么紧，到了我这个年龄，如果还为了身外之物搞得自己很紧张或者很委屈的向人低声下气，很不值得。就是天王老子也没办法叫我不情不愿的去伺候他。对不了解我的人，我基本上都不多说什么，不“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去说服人家相信我。爱信不信，一切随缘吧！

偶尔也会有几个人在网上或试图挑衅或试图羞辱我，我都把他们当个屁给放了。拉黑是最简单也最有效的处理这类不快的方法，有限的生命不能为毫无价值的事情浪费哪怕是一秒钟。

仔仔细细的过日子不是精打细算，而是一种对自己余生负责任的态度。以前想过却又不能过的日子，现在就要努力去过。过去的梦想成真了的时候未必真的还喜欢这梦想，但是若不去实现梦想就会一直留有遗憾。

阿图·葛文德医生在《最好的告别》一书中曾提到那些将走到人生的终点的晚期癌症患者的最后心愿，这些人列出来的心愿清单基本上都是一些极简单的日常小事。人真实的需求就是这么简单，我们以前可能觉得要实现好多心愿，但到了打算“仔细过日子”的时候会发现，自己真正的需求并不复杂。不是我容易满足，而是人生本就不过如此而已。

纪伯伦说，他是不会和那种总认为自己是对的人交朋友的，因为那样的人很无赖。是人都会犯错，把自我标榜为圣人的人，不能接纳其他人半句批评的人，无论他的社会地位多么崇高，其行为都不值得称赞。

相反，承认过错则是一种体面的绅士行为，毕竟人不能活得太无赖。一个人耍无赖，有错而不愿意承认，甚至找各种借口委过于人，最终就会失去朋友并且树敌如林。

​一个团体若集体性的不承认过错，编造各种借口，歪曲事实，把自己的过错硬是掰扯成别人的过错，那不是成功，而是一种巨大的失败。因为这样的歪曲事实只会让其他人认为这个团体内所有的人都不体面，是个无赖团体，从此再不愿意与这个团体内的人打交道。

人不必在乎虚荣和面子，但是需要体面。体面与虚荣和面子不是一回事，虚荣和面子是假的，体面却是根植于诚实的文明素养。一个人若没有这份素养就是一个坏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值得他人尊敬和信任。

这样的人无论是当农民还是当医生，抑或是经商或从政，都奸滑得很。一个社会里这样的人多了，这个社会就乌烟瘴气，世风很差。商人奸诈，医生贪婪，农民唯利是图，最后整个社会都缺乏安全感。我们买的商品和食物都可能会含毒，我们接受的服务也会变质，人们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采取一切手段的去隐瞒事实，夸大自己。

很多过错无法避免，也无法被追究责任，但是却需要人们能够坦诚的去直面它。直面它不但会赢得其他人的尊敬，而且还能避免自己再犯同样的错误。当我们与人坦诚相待时，人家还蛮不讲理的不饶人，那是别人的问题，不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但是若我们因为担心自己被人责怪而不承认自己的过错，甚至为了隐瞒自己的过错去威胁和恐吓别人，那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别人的问题。最后不但被责怪了，还要被质疑和谩骂。

一个谎言要用无数个谎言去圆，人一旦为了逃避现实而选择了隐瞒自己的过错，就要制造无数个谎言去圆谎。还不如干脆利落的承认自己的过错，请求别人的原谅，以后好好的改正自己的过错。知过能改，善莫大焉，在现代文明社会里，有这种坦诚的态度会赢得绝大多数人的尊敬和体谅，而不是到处树敌。到处秀肌肉的人是很愚蠢的，因为再强大的人，如果敌人太多，也是会死得惨不忍睹的。

我们作为家长，在教育孩子时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要求孩子诚实，但是若我们自己就不诚实，那么我们就是口是心非。虽然绝对的诚实很难做到，但是人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还是要诚实的。诚实是信用的保证，人一旦不诚实，就会失去信用。而信用是一切人际关系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所有的人际关系都不牢固。

做一个体面人，不耍流氓和无赖，无论是对个人来说，还是对集体来说，都是性命攸关之事。短暂的打击并不是什么大事，但是暴露出不体面的本质，那就会长远的影响到我们自己了。

无论个人还是社会，常态下都是有病的状态，无病只是一种奇迹。我们人类一直与病原体处于共生的状态，每个人生来就携带着很多种病毒和细菌，随时可能会处于生病的状态之中。

社会也是这样，作为人类社会基本细胞的个人，天性中就有各种各样的缺陷——我们或无知或自私或贪婪，这些缺陷导致人类社会永远都无法达到十全十美的状态。套用一句医学术语，人类社会也不过是在带病生存而已。

中医强调“勿劳尔形，勿摇尔精，乃可以长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的身体不过度疲劳，精神也不过度疲劳，才可以长寿。这是自古至今最好的养生之道，不但在现在不过时，即便在科学更发达的未来也不过时。

将来人类科学可能会比现在发达多了，但是人类的寿命的极限还是会与古人相差无几。我们人类寿命的极限也许就在120岁左右，古代的一些长寿老人也可以活到这个岁数。

这些人之所以能活满天年，一来是基因好，二来是不折腾自己。如果他们过分的折腾自己的身体和精神，有再好的基因也是长寿不了的。

社会要想长治久安，也需要各方不互相伤害太深。有些人太贪婪，占有社会太多的财富，贫民的生存空间就很狭窄。有些人太无知，头脑发热只知道暴力不尊重常识，也不讲道理，同样会导致自己和其他人死于非命。

如果我们对这一现实有深刻的认识，或许就不至于有那么多的牢骚和愤懑。当前社会上出现了很多极端的声音，我的家人也问我社会矛盾为什么一下子这么尖锐。我的回答是社会矛盾一直都很尖锐，只是眼下的状态是一种非正常状态，所以很多人能够感受到这种尖锐的矛盾而已。

对于一些敏锐的观察人士来说，早在发生瘟疫之前就已经察觉到我们的社会正处在一种矛盾很尖锐的状态之中。眼下我们医护人员很受称赞，但是我还记得去年屡次发生杀医案，每次都会有一大堆的人高声叫好。

这种令人痛心的状况的背后是社会贫富悬殊太大，财富积聚在少数精英手中，普罗大众对掌握着全社会大多数财富的精英阶层很不满。所以我们今天能看到很多令人意想不到的社会现象。

有些人说这些现象像极了文革，也有些人说很多人的表现像义和团，而另一些人则把公共知识分子视为叛国者。对垒的双方都希望对方倒霉，甚至恨不得从肉体上消灭了对方。

新冠病毒只不过是一种催化剂，把这种潜在的矛盾激化出来了而已。这些矛盾都不是新矛盾，而是旧矛盾在新的社会形势下被放大了。

我们在治疗疾病时，从来没想过把病人打死然后再去治疗他们。无论是治疗感染性疾病还是治疗癌症和糖尿病这类慢性病，没有医生跟我们的对手硬着来。我们都是想尽办法维持患者的生命的情况下，一点点的来解决患者的问题。所以一个人在医疗行业实践久了，就有耐心了。

社会的病和人的病一样，没有办法靠走极端去治愈。极左思想和极右思想都很偏激，我偶尔也会在推特，youtube，bbc，法广和美国之音之类的媒体上看新闻，有时也会关注一下国内的与医疗有关的热点事件，看看国内网民的反应。看完后对交战的任何一方都不敢苟同，无论是照着所谓的左派还是照着所谓的右派的想法去改造社会，恐怕都会血流成河。

医生要是把病人治疗得血肉模糊，一定会被认为是一场非常失败的医疗事故，搞不好会引来杀身之祸。我接触的人很多，暂时还没有碰到一个一直健康的人——即便有人认为自己很健康，那也只不过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也有病而已。

我们人类的医学还不具备轻松的解决人类疾病的能力，中国有句俗话说医治不死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医生只治得了那种病不至死的人。这句话是非常正确的，医学的能力很有限，人类希望医学让自己健健康康，这样的想法只不过是一种美好的愿望或曰痴心妄想而已。

我们真正要适应的是“有病”这种常态，要在“有病”这种常态中追求相对的健康，而不是追求绝对的无病。

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一直在追求绝对的“无病”，结果就走向了过度医疗，最后出现了一系列的医源性身体损害。这种医源性身体损害也是医患纠纷的重要诱因，医生们对这样的事情是极为头痛的。

社会要相对祥和，也是需要尽可能的在包容的前提下不断的进行调整，平衡各方的利益，让它少犯病。任何一方不够包容，希望追求绝对的理想国，最后都容易激化成激烈的冲突或战争，导致普通大众死伤无数。

我比较反感那些蛊惑其他人牺牲而自己躲在背后等着获利的家伙，这样的人还不少。如果他们愿意为自己的理想站出来献身，我会很钦佩他们。若不敢这么干，只是希望别人去实现他们的理想，那就很卑劣。

我有生之年，只要有机会，一定会努力尽我个人的公民责任去为改进社会发声和出力。若有人想将其个人利益凌驾于包括我自己在内的社会大众之上，罔顾我们的生死，那我一定会不惜一死站起来阻拦他们。但若还没有恶化到那种程度，那我就不愿意看到很多人流血去换取所谓的理想。

医生们总是更愿意选择“留人治病”——留下患者的生命，更安全有效的来治病。我想改进社会也是需要遵循同样的原则，只有以最小的牺牲去改进社会，才是真正的“善政”。

毕竟，任何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

天花曾经是席卷全球各国的一种流行病，一波又一波的天花大流行，造成了大量的人口死亡。

​天花是由天花病毒引起的。天花在人类历史上存在了很久，从死于公元前1156年的法老拉美西斯五世的木乃伊上观察到，拉美西斯五世生前可能曾经感染过天花。

天花是一种烈性传染病，死亡率最高可达80-90%，在多次爆发天花疫情的地区，死亡率也可以高达15%-30%。公元2-3世纪，天花大流行导致罗马帝国衰亡。当欧洲人发现新大陆时，他们把天花病毒带到了美洲，美洲的原始部落因为对天花病毒毫无免疫力，在出现天花疫情后几乎引起了“灭族”之灾，这也是美洲原住民败给人数远少于他们的侵略者的重要原因。

天花大约是在公元1世纪左右传入中国的，当时中国与西域国家发生战争，来自西域的战俘把天花传染到中国，所以最初天花在中国又被称为“虏疮”。也有说天花是马援南征交趾时带入中国的。

在中国古代，天花又被称为“痘疹”或“痘疮”，中国宗教中甚至有“痘疹娘娘”和“痘神”，人们通过向神灵祈求来躲避天花。天花不但造成大量平民百姓死亡，同样也造成皇室贵族死亡，欧洲的一些君王死于天花，中国的康熙皇帝也曾患过天花。

中医有大量的治疗痘疹的专著，不过这些现在都派不上用场了，因为天花据信已经被彻底消灭。1980年5月，世卫组织宣布人类彻底战胜了天花。目前全球仅在美国和俄罗斯的两家实验室里还存有供研究的天花病毒。

人类用来战胜天花病毒的武器是疫苗，也正是因为有天花疫苗，才出现了现代医学中的免疫学。

天花最早的疫苗出现在中国，那时候给普通人接种天花疫苗叫“种痘”，有专门的“种痘师”给人种痘。

有些学者认为早在唐代开元年间江南赵氏族就有种痘之法（董玉山《牛痘新书》，1884年刊）。还有学者记载了宋真宗时期宰相王旦的儿子王素小时候找过峨眉山的某个“神医”种过痘，后来终生没有患过天花（朱纯嘏《痘疹定论》1713年刊）。

但是以上的记载都属孤证，比较可靠的说法是在明代隆庆年间，宁国府太平县天花流行时，当地人采用种痘法来免疫。后来种痘师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从事这种职业的以宁国人居多，晚清时期甚至有专门的痘师局。

早期的种痘是将感染过天花病毒后自愈了的患者体表的天花脓包挑破，从中取出一些浆液，用棉花沾上一点，塞入接种者的鼻孔。接种者会出现轻微的感染天花的症状，多数接种者会产生了免疫力，在天花大流行时不会再感染上天花。不过也有约2%的接种者会因为种痘而感染上天花病毒并死亡，所以当时的种痘还是一件非常冒险的行为。但在天花病毒大流行时期，很多人还是愿意冒着这种风险去种痘以避瘟疫。

自愈者的血清中有抗毒素，自愈者身上的痘疮里的病毒已经相当于现在的减毒疫苗，能够帮助接种者产生抗体。这种免疫的方法虽然在今天看来还比较原始，但是在历史上却拯救了很多人的生命。

中国的种痘术很早就传到了其他国家，早在17世纪日本人和朝鲜人就从中国学会了人痘接种术，日本的池田正直从中国人那里学习到了种痘术后，在日本专门开设了痘科，池田家族的后人以此为业。

1688年，俄国医生来北京学习种痘术后，种痘术开始在俄国传播，并经俄国向土耳其和北欧传播。再由当时英国驻土耳其公使蒙塔古的夫人传到英国，之后开始在欧洲大陆传播开。

不过种痘术最初进入欧洲时，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很多欧洲人不相信种痘术。英国人在得知种痘术40余年后，才在一次天花大流行时不得已接受了种痘术，可见社会偏见是多么的难以战胜。

后来英国医生琴纳（Edward Jenner）偶然发现给奶牛挤奶的女工们在感染了牛天花后，不会再感染人天花病毒。

琴纳之前曾经给人接种过人痘苗，在中国人的种痘术的启发下，他试着给人接种牛痘，结果表明，接种牛痘是一种比接种人痘安全多了并且很有效的免疫方法，牛痘接种者几乎没有死亡的。

1840年，英国议会通过法案承认牛痘苗是更为安全的预防天花的方法，于是人痘苗被牛痘苗替代了。

当然，牛痘苗出来后，社会上也是传言四起，有人说接种了牛痘苗的人可能会长出牛犄角，鼻子也会变成牛鼻子。因为无知和偏见诞生的种种流言蜚语阻碍了牛痘苗的普及，不过事实最终还是战胜了偏见，牛痘开始在欧洲普及开来。

在欧洲普及的同时，牛痘苗也开始通过东印度公司的一些职员向中国传播。英国人皮尔逊专门写作了中文版的《英吉利国新出种痘奇书》在中国教授琴纳发明的牛痘接种术。不过中国人并不接受这种新鲜事物，皮尔逊的中国籍助手邱熺为了能让中国人接受牛痘术，用传统中医理论把接种牛痘术包装了一下，写成了一本《引痘略》来介绍牛痘疫苗，这才让牛痘渐渐的为中国人所接受。

随着人类工业文明的发展，牛痘疫苗的冷藏技术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协调下，全球各国开始利用疫苗向天花病毒打了一场攻坚战。到1979年10月，世卫组织在非洲肯尼亚宣布这场攻坚战胜利了，并为此举办了庆祝仪式。

1980年5月，世卫组织正式宣告天花病毒被人类战胜。为了预防天花病毒复发，目前全球储存了2亿份天花疫苗。美国和俄罗斯的科学家也在通过实验室里的病毒样本观察和研究天花病毒的自然演化规律，以避免再爆发天花疫情时人类措手不及。

人类战胜天花病毒历尽了千辛万苦，天花病毒被消灭大大的鼓舞了人类的信心。但是并不是每一种病毒都像天花一样能被战胜，迄今为止，艾滋病病毒已经被发现了40年，人类投入了数百亿美元的资金去研发艾滋病疫苗也未能成功。和艾滋病毒一样，我们发现的很多病毒到现在都没有疫苗。

与此同时，这些年有数十种新型病原微生物出现，人类一直陷在各种各样的传染病的包围之中。虽然我们现在的卫生条件改善了不少，但是我们离战胜传染病还很遥远。

由于生态环境的原因，非洲的热带雨林、中国的云南和印度的恒河流域自古至今都是人类重要的疫源地。时不时的会有一些传染病在这些地方出现，然后迅速影响全球。这些地区是相对贫困和落后的地区，卫生条件差，居民的卫生意识也薄弱，所以这些地方预防传染病的爆发还存在弱点。

所以要想战胜传染病，首先要战胜贫困和落后，改变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局面。我们只有通过发展经济和教育来提升落后地区居民的素养，改进他们的生活习惯和卫生状况。而这些都是人类社会的重大难题，所以我们人类要想完全摆脱传染病还任重道远。

自古至今，瘟疫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都是极端思想的催化剂。医学史告诉我们，每当瘟疫流行，人们面临死亡的威胁时，沮丧、悲观乃至绝望的情绪都会出现且难以克服，此时人们不再那么相信自己的能力和理性。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今天我们社会上出现的一切鼓噪和所有的极端思想都不是孤立存在的现象，这些在历史上瘟疫流行期都曾反复发生。正如我们把一块大石头扔进一口里面全是鸭子的池塘，也会惊得满池塘的鸭子鼓噪不安一样。

瘟疫什么时候结束？这波瘟疫结束后会不会有新的瘟疫来袭？这些都是未知数。

但是有件事情可以肯定，新冠病毒以后会成为人类病原体之一长期存在。也许若干年后它不会再引爆一波又一波的疫情，但是这种病毒会成为我们人类病原体库中的长期成员却会是大概率事件。

自然界中的鼠疫在近几年也很活跃，一些地方的啮齿动物群中开始出现活跃的鼠疫杆菌甚至感染了少数人。流行病学家曾经预估上世纪末鼠疫会再次爆发，不过因为公共卫生事业的进步，我们控制住了鼠疫在上世纪末的大爆发。但鼠疫的爆发会不会延缓到本世纪？也是不得而知的。

欧洲最近又出现了不明原因的儿童全身性炎症，这种炎症是否与新冠肺炎存在关联还没有弄清楚，因为只有部分患儿新冠病毒阳性。所以欧洲的医生们也在猜测诱发这些患儿爆发炎症的或许是一种新的病原体。

目前因为人口密度太高，人类对大自然的侵犯太深入，很多病原体正在实现跨物种跳跃，所以新的流行病越来越多了。我们会迎来一个特殊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随着瘟疫的大流行，极端主义者会越来越多。

越是在这样的时代，越是需要冷静。我们要认识到社会上出现的所有的极端反应都属于非常时期的正常反应，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卷入这样的极端情绪之中去与人争辩，因为这样的争辩意义不大。

更有意义的做法是在这种特殊时期埋头学习以提高自己的能力，等到社会恢复正常时，我们学到的知识会大有用处，而那些把生命浪费在争辩之中的人，只不过是在虚度光阴。

眼下很多人被偏见和冲动束缚，没法心平气和的讲道理。社交媒体上每天都会因为新的主题吵成一锅粥，亲朋好友之间也出现了很大的意见分歧。

这一切其实都只是一种假象——这是人们在激烈的冲击下的应激反应，我们身边的朋友并非真的那么面目可憎，他们只不过是在焦虑和恐惧中做出了一些在我们看来不可接受的事情，他们的行为与我们自己的应激反应没什么本质的区别。

除了那些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能够淡定下来，多数普通人在瘟疫带来的死亡的威胁面前恐惧不已，并在对未来感到很悲观的情绪的左右下焦躁不安。

大流行是一个情绪放大器，会把本来安静的社会分裂成很多针锋相对的阵营，让大家争论不休。正常的人性会被扭曲变形，我们要想不卷入其中，需要一定的定力与判断力。

政府在大流行时期也会比平时更容易撒谎——放眼古今中外，从未有过一个绝对诚实的政府，在加缪的小说《鼠疫》中，政客们的不诚实让人印象深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大流行造成的动荡不安让他们变得比平常更不诚实，这是政治运作的内在规律使然。

大瘟疫会给社会带来深刻的影响，但这种影响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对于每一个社会个体来说，在瘟疫流行期间都会比在平时更艰难。有些事情是我们无法改变的，但是有些却是我们可以改变的。

我们也许会失去积累财富的机会，但是却并没有失去积累知识与技能的机会。而且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也完全可以继续拥有快乐的能力——如果我们的人生目标并不是那么单一的话，我们就会在积累财富之外，再找到一个能让我们沉浸其中的人生目标。这个目标足以支撑我们继续前行，而不是崩溃。

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人生选择也可以多姿多态，最可悲的教育是让所有人的人生目标都既单一又高度一致。谋杀一个人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剥夺他对生命的好奇心，使他变成单调乏味之人。

不要在等待中焦虑不安，更不要在无所事事中卷入偏激的狂潮之中，经历过一些大的社会发烧事件的人在事后大都会产生懊悔的心理，很多人在数年或数十年后的反思中意识到自己不但浪费了自己的生命，而且还伤害了他人。

我用阅读来打发自己的时间，在采取了各种财务紧缩措施后，我唯一增加的开支是买书。学习不但能提高自己的能力，而且也能让人更从容不迫的应对危机。

有很多学者，比如任继愈、季羡林、周有光等，都曾经历过很多逆境，但是却又都既博学又长寿，周有光老先生甚至活出了113岁的高龄。他们之所以高寿，与他们在逆境中有定力，心胸开阔和热爱学习有很大的关系。

人生最大的成就不在于获得了多少财富和多高的社会地位，而在于能把自我完善到什么程度。彩云易散琉璃脆，世间好物大都不能常在。唯有我们在生活中修炼出的超然豁达的心态可以伴随我们一生，让我们终生获益。

安静下来，无需他人喝彩，像深谷幽兰一样自吐芬芳。拓展自己的视野，不断的完善自我，当我们离无知越来越远时，也就能离偏激越来越远，收获和快乐则会不期而至。

从过年前到现在，受春节和疫情的影响，我的线下服务工作完全停止了，我的书房里已经有102天没有一个新访客。因为北京城的防控政策，我们整栋楼都在限制外人进入。这栋楼商住一体，很多人在这里办公，最近开始陆陆续续的有一些租户在撤退，他们撑不住了。

今天上楼时，在电梯口看到了一个看起来还不错的玻璃展柜，柜子上有张纸条上写着四个字：使用自取。这是我这层楼的某个租户离开时，家具搬不走，丢了觉得可惜，所以希望别人能拿去用起来。其他楼层也有一些家具被租户们这样扔在楼道里，供有需求的人搬回去使用。

我把柜子搬到了自己的工作室兼书房里，好好的擦洗一番后，把它利用起来了。但是我的房租也快要到期了，我的租金交到了6月9日，如果接下来还没有什么转机的话，我可能也不会继续租下去了。等我撤离时，估计我也会像这位邻居一样，把家具赠送给楼里的其他人。

北京城是个“居不易”的城市，我家在市中心，我租赁的这间工作室兼书房的租金不便宜。四年前我无法忍受医院里的工作模式，从医院离开时，我服务的一个患者兼朋友执意要为我租赁一间可以供我工作和学习的地方。

按照他的想法，他想给我租一套高端大气的房子供我使用，每月租金两万。我觉得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么高的租金会让我不得不对我服务的患者们收高额的服务费，这会增加患者的负担，也会给我带来压力。最后我选了这间便宜得多的房间，虽然在他看来寒碜了点，但是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这四年的时间里，我在这里读书、写作、栽花种草、学琴，并在这里为患者提供服务，生活和工作都很开心。我所服务的新老患者们也都跟随着我到这里来找我。这里是我在这座水泥丛林的都市里的田园牧歌，我在这里把一堆的绿植打理得欣欣向荣，生机盎然。这里也是很多患者的希望所在，有我在这里安静的研究，很多人的生命得以延续。

如今一切都受到了疫情的影响。我不知道到了六月份情况是改善还是进一步恶化，经济形势不好，很多癌症家庭压力很大。我今年也在想办法减轻他们的负担，努力帮助一部分患者度过难关，毕竟有命在，比什么都强。

前几天有个市民在我们这附近的一座天桥上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看到消防车过来把他的遗体取下来，这一幕令我很心痛，今年的艰难令少数人轻生了。我不希望看到任何人死亡，即便那人是与我有深仇大恨者——我其实也没有真正的恨过这世上的任何人，最多有些人和我道不同不相为谋，我躲避一下他们。

覆巢之下无完卵，经济形势恶化绝大多数人都会受到影响，少数经济上还过得去的患者希望我调高服务费，但是我自己想的却恰恰是降低服务费。在这样的年景，学医的人无法不为患者们的艰难所动。我再困难，也不至于活不下去，但是我服务的数千患者中是真的有人活不下去了。

所以今年也许我会为了节流，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这间舒适的书房。昨天有个阿姨来找我，因为进不了我们这栋楼，我们去附近的公园里见了面，我刚离开医院时有段时间就是这样为患者服务的。如果经济形势继续恶化下去的话，我或许会放弃续租这间书房，节省开支，与多年的病友们共度时艰。

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里，邂逅这样一场世纪之灾，能活下来就很不错了。从北京撤离回乡的人越来越多了，楼下收破烂的每天都能收到不少品相完好的家具和家电。

但愿这一切能早日结束。

2020年4月25日，我送父亲离开北京，父亲在北京住了快四个月，这是他在北京住得最长的一次，也是住得最痛苦的一次，所以他执意不惜冒险也要回老家。

父亲在北京，因为新冠肺炎的影响，大多数时间禁足在家。一家四口挤在五十多平米的小蜗居里，实在很难捱。父亲只能在小客厅里搭张床，比起农村老家宽敞的住房和活动空间，这样的居住条件实在太差了。

送父亲到北京西站上车时，西站旅客寥寥无几，大多是无法再撑下去的北漂在返乡。我来北京二十年，从未见过西站如此冷清。这座城市是我的第二家乡，我虽然不爱凑热闹，但见它变成这样，心中也很痛。

加上父子俩这一别，也不知何时才能再相聚，甚至不知道今生是否还会有相聚之日，所以离开西站回家时，我的鼻子有些发酸。

我一直没有买车，也不会开车，以前总喜欢安步当车，过简单生活。在这种高危时刻，不能开车送父亲回去，心中忐忑不安。今年我挺后悔以前没有在北京车牌不紧张时买辆车，如果有辆车，现在就不用让父亲冒着在途中感染病毒的风险坐火车回家了。

2020年，整个地球上的绝大多数人都过得很艰难，不止我一家如此。我只恨自己能力有限，没有办法迅速结束这场瘟疫，不能让大家回到以前的幸福生活中去。

我打交道最多的是病人，前两个月还好点，到这个月越来越多的病人治不起病了。估计从五月份开始情况会更严重。一些患者因为无法及时就诊，只好拖着，就这么把病拖到了不治的程度。

也有一些患者或患者家属在治病中途反悔，我都很理解，这在以前是很少见的情况，但是今年这种情况多了起来。今年很多病人会因为经济问题扛不过去，我个人能力有限，帮不了几个人，实在也是爱莫能助。

身为学医的人，同时又是“既要养父母，又要养妻小”的中年男性，我对今年的不易体会很深刻。大萧条时期，谁都艰难。

流行病学认为最可怕的流行病是那种能杀死大批壮年人的流行病，因为对家庭来说，壮年人的死亡意味着毁灭性的打击。壮年人是娴熟的劳动力，失去壮年人，家庭和社会的根本就被摧毁了。

对我这样的青壮年来说，“正能量”和“负能量”是些被嗤之以鼻的幼稚词汇。我们要解决的是一家老小，乃至整个社会的生存问题——家人赖我们劳动所得生存，还有一些人赖我们缴纳的税收生存。中国禅宗提倡“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对青壮年来说，是“一日不作，全家无食”。

所以对这场灾难，不同年龄段和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虽然都“不易”，但这“不易”的性质有别。“不易”的众生也撕裂成若干对立的阵营，互相伤害以发泄自己心中的愤怒。在这种情况下，我选择了比以前沉默点——因为言语已经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只会浪费时间和精力。

工作减少后唯一的好处是多出了不少时间。我从医学角度知道这场瘟疫会影响人类很多年。所以未来数年里会有很多盈余的时间，我干脆做了一个系统的学习计划，准备在这几年的空余时间把自己在中西医学上存在的各种短板补一补，好好读读书。

人没有办法对微生物发脾气，我们祖祖辈辈都活在病原微生物的威胁之下，当它降灾于世时，我们唯一应做的就是避免与它相遇。既然拿它没办法，那就在这充满了噪音和悲伤情绪的世界且行且珍惜吧！

我这段时间很安静，公众号也不像以前那样每天都更新，总有人为我担忧，发信息问我。我在这里想告诉大家一声，我很好​，没有任何麻烦。

我只是不喜欢看新闻也不喜欢再参与任何热点问题的讨论。一切顺其自然吧，该来的自然会来，不该来的也来不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谁都挡不住。

新闻这玩意儿看多了会变傻，因为有些编造假新闻的人在把我们当傻子愚弄。不幸的是很多人没有阅读专业书籍的习惯，肯阅读大部头著作的人更不多。多数人喜欢快餐式阅读，所以这些人注定了要被各种假新闻欺骗。

我这段日子大多数时间在看书和学习，在啃一些大部头。不看新闻，不看朋友圈，也不发朋友圈，不写公众号。

我活得很好，我所求不多，所得已足。虽为灾年，但是过得自由自在，轻松得很。工作之余，多数时间在阅读一些我喜欢的专著，偶尔会和家人一起出去散散步。

读书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启发人的深度思考，但是阅读快餐式新闻和朋友圈里煽情的文字，却只会把人搞成不会思考却又自以为是的白痴。

思考是一种颇为难得的能力，需要花很多时间去阅读和学习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思考。有很多人把自己浅薄的臆断当作思考，这实在是世上最荒唐的事情。我个人是不喜欢与这样的人交流的，人生苦短，把宝贵的生命浪费在废话上是罪过。

比如最近因为某些特殊原因，一些对医学几乎一窍不通的人，上来就跟我谈论他们对疾病的认识，并自以为他们自己比我懂得还多。这就让我很想结束谈话。我学了二十年的医，对医学领域的问题心中多少还是有点数的，违背基本医学常识的话让我深感恶心。

这些人都是被快餐式阅读煽动得既狂热又傻乎乎的不知如何去形容的家伙，愿​时间能给他们正确的答案吧。

这世界虽然跌宕起伏，但是大的方向还是在向前进的。随着人们的见识和阅读的书籍的增多，愚昧和偏执的人会越来越少，我相信未来的日子里，理性的人会越来越多。至于当下，​各自安好就行了。

今年是我母亲去世后，我唯一没有在清明节回去给她上坟的一年，我不能确定的是明年和后年我是否能够回去给她上坟。

有人跟我说，我们现在是劫后余生。我对这种说法很怀疑，我们真的走到“劫后”了？我国的疫情结束了？现在就可以说劫后余生了？

如果劫难还没有停止，谁都不好说自己能不能有“余生”。我想全世界的病毒学家和流行病学家都不敢说疫情什么时候结束，也不肯定今年的晚些时候或明后年我们是否还会迎来一波又一波的新疫情。

如果信心喊话可以结束这场灾难的话，那是最容易的事情。可惜信心喊话解决不了多少问题。今天我看了印尼街头的新冠肺炎患者倒地抽搐的视频后，仿佛看到了两个月前的武汉。我也看到我国学者石正丽从武汉市的一群猫的身体中发现了新冠病毒存在的证据，这些让我对前景不乐观。

病毒已经在全球蔓延开了，再加上人畜公染，病毒不断的进化，那么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说，我们离最终解决这个问题之日遥遥无期。中国历史上的大型瘟疫都是一波接一波，一年接一年的发生，有的时候连续5-10年瘟疫都在持续不断的发生，直到很多地区人都死绝了才结束。

所以我不确定我什么时候可以回老家给我母亲上坟。

今年我家亲戚因为新冠肺炎的影响，去世了两个。他们都是因为湖北省出现医疗挤兑，导致无法及时就医去世的。如果我国驻法大使说的话靠谱的话，那么我国死于新冠肺炎导致无法就医的其他患者数字是死于新冠肺炎的3-5倍。

用我父亲的话说，这些人“就像死了一只狗一样”无声无息。他们死后，没有葬礼，没有人哀悼，去世后被迅速的埋葬。我的两个亲戚因为在乡下，所以是土葬而非火化，至亲之人安葬了他们。

在这样的灾难面前，生命变得非常廉价，眼泪也很廉价。有很多湖北人在盼望着有人向我们道歉，盼着我们的社会有反思。不过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失落——并没有人真的在乎我们内心深处的感受。

我们的亲人在可以不死掉的情况下，无缘无故的死掉。我们自己觉得很不忿，但是在其他人看来，或许我们还应该感恩戴德，而不是哭哭啼啼。

我活了四十一年，很不幸的是经历了非典和SARS这两场瘟疫，引爆他们的原因惊人的相似，不过遗憾的是没有一次有过真正深刻的反思，我想再过些年，我们还会看到第三次类似的事情发生。

我能看到很多在海外流传而在我国被严格禁止的视频——感谢我们的局域网，保护了许多人脆弱的心脏，但同时也成功的让很多国民愚昧得可怕。现在湖北曾经经历的噩梦在其他国家上演着，倒毙街头的人很多。我们的防线也随时有可能被突破，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其实都不安全。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彻底结束这种生活，也不知道下一个无辜死去的会是谁。也许是我，也许是你，也许是其他人。瘟疫不讲政治，各种政治立场的人都可能死于这场瘟疫。也许我们会死于瘟疫，也许我们会死于瘟疫造成的次生灾难，未来会发生什么事，谁也说不好。

正如我父亲所说的那样，我们很多人会在这种乱世之中稀里糊涂的死去，死得像一只狗一样微不足道。生命是脆弱的，我只能选择活在当下，虽然眼前的这个当下已经很不正常了。

我对今天举国的哀悼很麻木，困在家中久了，感受确实不再像以前那样敏锐。在死的人多了，身边的人死亡的仪式变得草率了，灾难结束之日又遥遥无期的情况下，麻木比清醒更好。倘若不如此，我们的痛苦该如何深重啊！

我完全无法理解那些唱赞歌者，正如他们完全无法理解我一样，我想我和他们是完全敌对的两个阵营。所以对来自于另一个阵营的人，只要一发现，我便立即拉黑。彼此不恶心对方挺好。余生很宝贵，我不想和令我恶心的人呆在一起，想必他们也一样，无法互相理解的人，就该分道扬镳，各自安好。

前外交部长李肇星先生说自己在赴任前曾去请他的老师季羡林先生赐教，季老赠给他一句话：“不说假话，真话不全说。”

季老是我很敬仰的一位国学大师，季老的文章我读了很多，但是季老私下教诲自己学生的这句话，短短九个字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比他的那些长篇大论的文章深刻多了。

我以前是个畅所欲言的人，而且一直希望尽力做到客观，我认为坦诚是客观的基础。所以我曾经一度对季老的这九字真言不认可，觉得说话吞吞吐吐的不如不说。不过遗憾的是，跟这个社会打几个回合的交道后，我便不自觉的照着季老的九字真言来行动了。

不说假话是做人的底线——但并非每个人都守得住这条底线。有些人太坏了，从根子里就不想守住这条底线，只要有好处，什么假话都说得出口；有些人是被迫放弃这条底线。

真话不全说是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最无可奈何的事情，谁不想畅所欲言？但是祸从口出的古训并不是白说的，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这条古训而命丧黄泉。

我们历来不缺举报自己老师的学生，也不缺陷害亲朋好友的败类，陌生人为自己的个人利益而去构陷另一个人更是毫无心理障碍。

有的人昧着良心专干构陷他人的勾当，我的读者中就有不少这样的人，所以一个人说话时是需要与这些人斗智斗勇的。

活在这个世界上，要学会不给人留把柄，同时也要学会从别人的只言片语和蛛丝马迹中去甄别他们的为人，并判断自己是否应该防范和屏蔽他们。活着活着，就不由自主的活成了林语堂先生所说的老滑的中国人了。

林语堂用老滑而不用老奸巨猾来形容中国人的这一面，大概是因为林语堂想把个体因为无奈而作出的这种选择中性化掉吧。毕竟对于渺小的个体而言，我们在担惊受怕中活着时采取的自保行为实属不得已。

只是时间一长，我听人说话，总是不免多了个心眼，怀疑别人话里有话。而自己说话，也总皮里阳秋，也是话里有话。这样的交谈实在让人难受，所以就越来越沉默了，凡有陌生人在场，我都习惯一言不发。

久而久之，大家都不够直爽，且美其名曰：有涵养，有城府。其实是满嘴巴的虚应故事，世故圆滑点的人能听话听音，知道别人的话信不得。耿直或不敏锐的人往往就容易上当，成了谎言的受害者。谎言听多了，有些人就傻掉了。

文章写着写着也写成了谜语。写的文章总让人猜谜语，作者会像得了痔疮又便秘似的痛苦——拉出来很痛苦，不拉出来也很痛苦。

忝为学医人，得了痔疮又便秘这种毛病我治得了，说话吞吞吐吐的毛病我治不了。这篇文章就写得吞吞吐吐，话里有话的，好多意思要靠读者自己猜。

我只有有限的几个朋友，偶尔朋友在一起闲聊时，我可以海阔天空的畅所欲言，无所不谈。他们不但理解我，还从不出卖我。这也是人生最快乐的事情，知音难觅，有几个知音总不至于无处倾诉。

古人认为知音是懂我们的人，在现实中，真正的知音除了懂我们，还要具备另一个要件：不出卖我们。这样一来，知音就更难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