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的大名，我是早已经听说过了的，但是我一直没有去读。近来为孩子买书，买了他的散文集《我与地坛》。顺便把史铁生那篇著名的《我与地坛》读了读，读着读着，心中哀恸莫名，读到最后，或许是想起我的母亲也曾经像史铁生一样为疾病所折磨，忍不住热泪盈眶。

我虽然也曾遭遇过很多不幸，但是从未失去行走的能力，至今仍然矫健有力。史铁生在21岁那年，因为疾病的原因，永远的瘫痪了。瘫痪后的史铁生行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便把自己大部分的时间耗在地坛公园里。他在那里度过了许多春夏秋冬，在那里思考人生，写作他的小说和文章。

他的母亲因为爱子痛失双腿而饱受煎熬，看着孩子痛苦，担心孩子想不开，却又什么都不好说，只好默默的关注着他。每次他在地坛公园呆的时间太长了，他的母亲便会去地坛公园找他，有几次找不到他就无比的焦虑。这位慈爱的母亲只活到了49岁，便也因病与世长辞。

史铁生所感受到的人生与一般人所感受到的人生是截然不同的，我所面临的正是无数个史铁生——都是些命运被疾病改写了的人。命运对他们而言，是残酷无情的。

史铁生在他的另一篇文章《我二十一岁那年》里，讲述了他和他的病友们在友谊医院神经内科病房里住院的经历。这些经历对一个医生来说，简直太熟悉了。病房里的一切对我们来说，是日常工作和生活。但是对患者们来说，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他们遭遇疾病后的痛苦，真是难以用言语来描述。

读完史铁生的《我的地坛》和《我二十一岁那年》后，我突然心生惭愧。我在反省自己这些年的所作所为，在心中问自己：我是抱着什么样的愿望来学医的？或者说是什么原因激发我学医的？我有没有在学医和行医的过程中忘记自己的初心？我对病人是发自内心的关爱和同情么？我如今学医和行医的动力是什么？我是在名利的驱使下继续前行的么？

这些问题问得我自己很不堪。首都的生活成本是很高的，教育儿子的花费也很高。如果说我现在的工作目的完全没有名利的因素，那是不诚实的。甚至，在部分患者的眼中，我还可以算得上是一个贪婪的医者。很多患者是属于史铁生笔下描述的那种每天被昂贵的医疗费压得抬不起头来的穷困人群，我曾矢志要为他们提供有温度的不贪婪的医疗服务，但是坦白的说，我做得没有我自己最初期望的那么好。

史铁生的文章使我觉得有点愧对自己的良知。与日俱增的知名度带来的巨大的无效的工作量，繁琐而疲劳的工作，解决不了患者的问题时的悲观和绝望，都在扭曲我的初心。我也曾对患者不耐烦过，甚至将部分行为失妥的患者拒于门外，对这些行为，我发自内心的忏悔。

疾病把史铁生这样一个二十一岁的小伙子折磨得苦不堪言，他在地坛公园打发着自己凄苦的岁月，在那里一次又一次的思考着死亡的问题，他抑郁而又深沉的在灵魂深处追问自己活下去有何意义。

我也常年在紫竹院公园散步，也在散步的过程中思考过生命的意义，但是从未体验过史铁生的那种抑郁而又深沉的心境。他把地坛公园当作自己的精神家园，我也把紫竹院公园——更确切的说是把与紫竹院公园仅有一墙之隔的国家图书馆当作我的精神家园，紫竹院公园在我心中只是和国家图书馆连接在一起的一个散步的地方而已。

我总在潜意识中觉得，不把自己的灵魂交付给医疗事业的医生是可耻的，在行医过程中首先考虑的是任何与救死扶伤无关的问题都违背了医生的职业伦理，但我也总在无可避免的考虑着那些可能会危及我与我家人的安全的因素。尤其是每次看到社会上出现的患者或患者家属杀害医生的新闻的时候，这种担忧就会进一步的强化。整个社会普遍对医学的性质缺乏了解，也令我意识到我们这些学医的有很重的向社会进行医学科普的社会责任。

或许，深入到灵魂深处的思考总是危险的。史铁生的思考令他痛不欲生，我在读完史铁生的文章后，对自己灵魂的拷问同样令我感到难堪和痛苦。二十多年前，当我总是以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去思考和写作时，我的老师就对我说：“志远，不要把自己当救世主。”或许我老师已经看到了，我在很多问题上对自己太苛刻了。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仍然时不时的会因为某些因素的触动，而情不自禁的这样思考。

在因为生活所需而不得不向患者收费时，我总有种深深的内疚之情。这是一群真正需要社会救助的人，我站在这种救助的前沿阵地上，但是却无法做到免费的为他们提供帮助。从道义上来说，人类社会的医疗服务终极的模式应该是免费的。我们的同类中有一群人因为疾病的折磨，已经失去了创造财富的能力，同时还面临着生命的威胁，我们这些健康的人应该对他们施以援手。

但医疗事业需要的投入是巨大的，谁来支付医疗事业发展所需要的经费呢？谁来为新药的研发支付研发费用呢？谁来为医生们支付昂贵的学医的费用呢？谁又来为医生的父母和子女们支付生活费和教育费呢？或许，这些问题只有等我们人类社会发展到更高级的文明状态时才能得到更完美的解决。

我曾有幸认识我国医疗界著名的领袖人物林巧稚教授的一位世交的女儿。她对我说，有段时间，因为社会动荡的原因，大家都遭遇困难，林大夫却一反常态，突然把自己的诊费标准提得很高。有人问林大夫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不是为难患者们吗？一生慈爱的林大夫说，如果她不这样做，患者们都来找她，那些小医生们就没有饭碗了，他们没有饭碗，医学事业就后继无人了。疾病常有，良医不常有，医学事业后继无人是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

我家族中不乏免费行医的先辈，但是他们的医术都失传了。在我儿时，我的两位叔祖曾经希望把他们的医术传授给子侄辈们，但无一人愿意继承。原因无他，在那个年代，医生行医是一种特别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他们一辈子高风亮节，晚上或农闲时免费行医，平时也需要和大家一样农耕或做点小生意谋生。我的一位叔祖是靠卖豆腐维持自己的家计，同时业余行医的。这两位叔祖无一人高寿，都因为劳累过度而早早的离开了人世。

我至今仍然记得那位既擅长接骨又擅长针灸的叔祖总是一脸微笑，每天晚上都会有很多人提着开水瓶（开水瓶里装的是用于推拿接骨的姜葱水）去他家排队，等他为大家免费接骨疗伤。远近的村民们对他赞不绝口，认为他是真正的菩萨。从来没有人自觉付费，没人想到我的这位叔祖也需要养家糊口。

他曾经有意将医术传给我父亲，但是我父亲没有时间和精力专门跟他学医，只是偶尔去给他打打下手。这位叔祖没有活到六十岁便去世了，村民们心知肚明，他是累死的。他有四个亲生儿子，还有很多喜欢他的侄子们，没有一个人肯继承他的医术，所以他的医术已经彻底失传了。医生们倘若没有生活上的保障，这份职业对医生来说，也是一份不人道的职业。

有很多人觉得中国的很多医生的医术失传是因为医生们太保守，但我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家族中，却有亲身的体会，知道中国医术的失传，部分原因是因为经济因素。太过慈悲为怀的医生们的医学事业是难以为继的。我的儿子跟我学过医，但是终究选择了以数学为终生奋斗的目标，或多或少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学医的耻于收医疗服务费——我免费行医许多年（那时我有别的收入），近些年虽然因为已经分身乏术，没有能力再兼职做别的，而不得不收费，但是确实在收费时存在心理负担，学数学的好歹能谋个不用在收报酬时有心理负担的职位。

我并不希望我的学生们学习我，我希望他们能够坦然的去接受他们在工作中应该获得合理的报酬，把自己的同情心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否则的话他们亦将像我一样，在看到《我与地坛》这样的文章时深感震撼与羞愧。

我也希望我们的社会能进一步的发展，富裕和文明到人们愿意集合大家的力量来建立起一套为所有病人提供免费救助服务的医疗系统来。到那时，或许即便再有史铁生这样的命运悲惨的人，他们心中的伤痛也会轻微许多吧！

我也很感激史铁生先生在文章中所表露出的对医务人员的尊重和感激之情，虽然疾病折磨了他，但是他对那些帮助自己战胜死神的医护人员还是充满了感激之情。尽管他也知道他每天的床位费和治疗费需要从他父母的工资里扣，但是他对此表示理解。他甚至因为曾经为他治病的唐大夫因劳累过度而早逝，而伤感不已，史铁生先生是一个善良的人。

我也为医疗这份本应更善良和美好的事业，却不得不带有多数医生们不愿意看到的，要加大这些命运悲惨的患者们的经济负担的性质而感到无奈和遗憾。杜甫曾在诗歌中发出这样的呼吁：“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我也希望人类的文明能够早日进步到可以“大庇天下患者俱欢颜”的时代。建立这样美好的社会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的责任，没有人可以推卸自己在这其中应负的一份责任，希望在我们所有人共同的努力下，人类社会的未来能够更美好。

什么样的文章才是好文章？这个问题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我国著名的学者和翻译家资中筠提出过一种看法，她认为“深入浅出”是有学术含量的文章的高难境界。如果一个作者能把一篇专业性很强的文章，写得雅俗共赏，引人入胜，那么这个作者的功底非一般人可及。这有点像白居易写诗的味道，好的诗歌总是能让所有人都看得懂，也能引起大家的共鸣。

资中筠认为凡精美的文字，大多读来明白晓畅，看来朴素无华，修辞却极为考究，越是如此，要精确传神的译成别国文字就越加难乎其难。她所提倡的这种观点，和家师的看法很像。

我在开始学习写作的时候，曾经羡慕过许多作家能把文章写得很华丽，觉得他们文采很好。但是家师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华丽的文章未免略嫌花哨，真正的好文章应该平易近人，但是字里行间却又能透露出作者深厚的功底。所以他很花费了一些时间和心血，才把我一度走偏的文风纠正过来了。

季羡林老先生的文章写得朴实无华，读起来很好懂，但是季老的学术涵养之深，文字功底之厚，却不因为他的文章的朴实无华而受到丝毫的影响。据说季老为人也是如此，当了北大的副校长，仍然常年穿着一套极为朴素的衣服和一双普通的布鞋。以至于有个北大的新生到北大报到时，误把季老当作学校的校工。那个学生当时要去办手续，一堆的行李没人照看，就嘱咐这位貌似校工的老人家帮忙照看一下，季老说了声“好”，就老老实实的呆在那里帮学生照看行李。等到开学典礼，季老在讲台上讲话的时候，那个学生才知道原来这个朴实无华的老头儿就是大名鼎鼎的季羡林老先生。

费孝通先生的文章也是这样的，读起来一点都不费力。费老是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高足，在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享有盛誉。社会学是一门很枯燥的学问，但是在费老的笔下，却被展现得妙趣横生。费老的文字读起来让人感觉像在拉家常，他的《乡土中国》栩栩如生的把中国社会写活了，很多人喜欢看。

我国著名的清史专家戴逸先生写过一篇《资料、思想、文采、道德——对历史学家的四项要求》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说写文章要力求写得通顺流畅，文采斐然。他认为“写文章表达科研的成果，首先要写得明白易懂，要让大家容易理解你的研究成果，力求把深奥的道理浅显而又准确的讲出来。文章如果艰深晦涩，那么，你的研究成果就难以被人理解和接受。”

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明他的观点：一个研究先秦史和甲骨文的先生，写了一篇论文向郭沫若请教，郭沫若说，我读了几遍你的大作，但这文章的意思，我没有读懂。如果一个历史学家写的文章连郭沫若这样的人都读不懂，那恐怕世界上不会有人能够读懂它。

我举这几位先生的例子不是为了掉书袋，而是想表达这样一个意思：在写文章方面，那些真正的大家们几乎都同意资中筠的这种观点。我们写作的目的是为了让人阅读，如果读者不知作者在说什么，读起来味同嚼蜡，那这样的文章只好留给作者孤芳自赏了，没有传播的价值。

我读一些好的医学和生物学科普类书籍时，入迷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读完一本后，恨不得把这个作者所有的著作都买下来读个遍。这不是因为我本人有多好学，而是因为作者写作的功底实在是太深厚了，这样的作者写的文章读起来既易懂，又有趣。一本书读完，读者丝毫不觉得累，不知不觉中还学到了许多知识。这样的作者我非常喜欢，也很感激他们。

高尔基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对我这种智商一般的人来说，这个书籍前要加个定语——好懂的书籍是我进步的阶梯，不好懂的书籍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是让我堕落的悬崖，有些作者写的书让我怀疑自己是不是低能儿。

有些研究中医的人写的书和文章，真是玄之又玄，据说要悟性很高的人才能读懂。言下之意，如果读者读不懂他的文章，不是作者的问题，而是读者悟性不够。我对这样的中医类文章敬谢不敏，因为我知道自己的悟性不高，所以不去冒智商被人吊打的风险，硬着头皮读这样高深的书或文章。我不想花钱买了人家的书，读完了还被人在心中暗笑我愚蠢。

何必为部分生活而哭泣？君不见全部人生都催人泪下。

——哲学家塞内加

这篇文章的题目借用了资中筠为阿兰 · 德波顿翻译的一本书的书名，那本书的中译本书名就是《哲学的慰籍》。实际上这篇文章的内容与这本书的主题多少也有点关系，德波顿在《哲学的慰籍》一书中，选择了西方哲学史上六位哲学家为代表，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哲学对人生的慰籍作用。

《哲学的慰籍》一书值得读一读，作者阿兰 · 德波顿是个不折不扣的通才型作家，写的书妙趣横生。译者资中筠是我国最有名的翻译家之一，阅读她翻译的著作是一种享受，她的译文令我对王小波先生的中国最好的文学家大都是翻译家的说法深表认同。

周国平先生在为这本书写的序言中说的一句话很中肯，他说“人生中有种种不如意处，其中有一些是可改变的，有一些是不可改变的。对于那些不可改变的缺陷，哲学提供了一种视角，帮助我们坦然面对和接受，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哲学是一种慰籍。”

这也是我要在这篇文章中表达的主题。我是专门与不幸打交道的人，我所接触的大多数人都是癌症患者和他们的家属。罹患癌症这样的不幸，绝非轻描淡写的几句话可以安慰得了的。这属于周国平先生所说的不可改变的不如意处，即便一些患者有幸通过治疗，从癌魔的手中逃生成功，高昂的医疗费也要扒掉他们一层皮。

面对这样破碎的人生，很多人变得郁郁寡欢。癌症患者和患者家属中，有近一半的人处在亚健康的状态，有的人还能强颜欢笑，有的人就只能整天的闷闷不乐。有约27%的癌症患者因为精神抑郁而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甚至还有不少癌症患者的家属因为承受不了太大的打击，抑郁而终。

对罹患绝症这样惨淡的现实，任何语言都显得苍白无力。但是有一种东西却可以减轻人在苦难中的精神痛苦，那就是哲学。哲学家塞内加说：人对有准备的、理解了的挫折承受力最强，反之受伤害最重。哲学的作用就在于，第一，使人认识到任何一种坏事都可能发生，从而随时作好准备；第二，帮助人理解已经发生的坏事，认识到它们未必那么坏。

人在苦难降临时，要有足够的承受能力。哲学帮助人认识到苦难是人生的一种常态，中国古人说不如意事常十之八九，当我们受过一定的哲学训练后，我们能够平静的面对不如意事的发生，做到圣严法师说的“面对它，接受它，解决它，放下它”。没有受过哲学训练的人，就会产生种种难过和不忿的心理。苦难未必能够击垮一个人，更多的人是被因苦难而产生的不良情绪击垮。

哲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客观和理性的视角，让我们能够更冷静的看待自己身上发生的一切。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不会为自身所遭遇的不幸感到痛不欲生。哲学是医治心灵的良药，宗教也有抚慰人心的作用，但是宗教对于理性的现代人越来越缺乏吸引力，因为宗教中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欺骗性因素。哲学则不然，哲学总是孜孜不倦的追求真实。如果哲学中存在失实的部分，它会诚恳的修正自己。人总是更愿意接受符合真善美的标准的东西一些。

哲学这个词在希腊语中是“爱智慧”的意思，在中国古代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词，与之最相近的词汇大概就是“悟道”二字。但很多中国人喜欢把“道”这个词搞得高深莫测，故意抬高悟道的门槛，所以导致这门关于智慧的学问成了阳春白雪，无法惠及千千万万的下里巴人。

阅读、辩论和思考是学习哲学的常用办法。有个对手一起学哲学，进展的速度会快很多。古今中外的哲学类书籍非常之多，随便走进某家书店，我们都能看到有专门的哲学分类的书架。在这些书架前稍作驻足，挑选几本自己看得懂并且看得进去的书读一读，喜欢的话，买回家仔细读一读，这就算入了哲学的门。其实哲学的门槛就是这么低，每个人都有爱智慧的天性，我们的大脑自然而然的会思考问题。悟道不是一件难事，只是多数人懒得动脑而已。

如果有个辩论的对手和我们一起学哲学，那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我是在高中阶段，在我老师的引导下学哲学的，我的哥哥是我学哲学时的辩论对象。他是我们当地的高考文科状元，分数高出北大录取分数线近三十分。所以大多数时候我是辩不过他的，但我们的辩论对我们俩都非常有益。因为尽管他启迪我的思考更多一点，但是我也经常在辩论中启迪了他的思考。我姑姑家的表哥，高考时也是我们当地的文科状元，他也喜欢辩论，有时我们碰到一块儿了，就会进行激烈的思想交锋，没有谁愿意在辩论中认输。如果一个人身边有两个这样的对手，想学不好哲学都很难。

人世间的大多数成见都是经不起推敲的，而造成多数人痛苦的主要原因就是世界上广泛存在的各种成见。受过哲学训练的人在接受任何观点之前，都会不由自主的在自己的大脑里思考和推理一番，如果思考过后，我们知道了某些成见是错误的，我们便不会接受它，也不会再受它的影响。

所以哲学能使人免于流俗的影响，在生活中始终保持一个独立思考者的角色，虽然孤独，但是却清醒而又轻松。红尘世界藤牵蔓，蔓牵藤，错综复杂，风波不息，哲学这把利剑可以斩断这些“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让人对任何遭遇都安之若素。

所以，假如我们已经万般无奈了，那不妨抽点时间来学学哲学吧！

我曾很希望我的儿子跟我学医，但是他志不在此。虽然也肯跟随我学医以强身健体，可是他真正的理想是一辈子研究数学。

2020年，我的儿子15岁，对自己的人生已经有自己的规划。言及未来，他意志坚定的表示，他这一生将沉浸在数学研究中，数学之外的世界与他无关，他也不会在乎贫富。他的高考目标是北大数学系，虽然以他现在的成绩，要想实现这个目标，颇不容易。

孔夫子言其自己十五而有志于学，我自己十五岁时，矢志学医，高考时未遂我愿，与理想中的医科大学失之交臂，服从分配进了一所工科大学。但我终究还是从大学退学，改学医了。到四十二岁，我依然在学医，医学之外的世界，也与我无关。

我中途更改人生方向，为了考执业医师资格证，费尽了周折。我的父亲深悔当年因为一念之差，未能支持我完成心愿。想来我儿子这一生，确实是会专攻数学，沉浸在学术之中的。家族基因的作用是非常强大的——假如我没有学医的话，我想我也是去学数学或物理了，因为我在中学时代学得最好的就是这两门课，我哥哥学得最好的也是数学。

孺子有志，我深感欣慰，我将助其完成自己的心愿，向他承诺我会一直供他读完数学博士。甚至如果他以后有意愿做博士后研究，需要支持的话，我也会支持他。

只是今天我与儿子谈话，也告诉他不必死磕北大数学系。尽力而为，自己能上哪所学校就上哪所学校，不必为虚名而给自己太大压力。只要不忘初心，终生研究数学，自己感到快乐，足矣！

儿子回答我，他可以忍受复读三年，也要考北大数学系。即便这还考不上，他也要在上完本科后，尽力考北大数学系的研究生。

我倒不这样想，我支持他本科读完后，出国留学。众所周知，我国的教育水平还不够高，高校教育也不够纯粹——科研人员需要服从太多的荒唐规则。如果我儿子想学数学，我希望他有机会去其他国家接受一下更好的数学教育。

今年我儿子上高中，孩子第一次和他的班主任兼数学老师聊天，就直截了当的对他的老师说：“老师，我的目标是北大数学系，我将来要一辈子学数学。”他的老师多少有点意外，这样的学生她很少见，所以勉励他说，她还没有培养出北大数学系的学生过，她愿意和他一起努力，帮助他得偿所愿。

我对我儿子的这种看起来有点出格的行为不感到奇怪，因为这正是我们家族的传统作风。

我自己上初一时，看到班里的班长胡作非为，就在一个晚自习后，大着胆子进了班主任的宿舍，跟他说我们的班长实在是不够格，把班里搞得一塌糊涂。我让我的班主任把班长撤了，我毛遂自荐，请求老师让我当班长，我承诺一定好好的把班里的学风搞好。我的班主任当时也是大吃一惊，说他教了一辈子书，头发都白了，我这样的学生他只遇到了一个。他如我所请的让我当了班长，并且给了我很多勉励。

我的哥哥中学时代，在学校也是如此的出格。学校里有个老师性骚扰女学生，其他学生敢怒不敢言，唯家兄愤而扇了该老师一个耳光。

所以我儿子的举动在一般人看起来有点过于张扬，但是在我这个家族中，是不足为怪的。我们的行为或许并不能为所有人接受，但是这是从基因中带来的特质，属于自己无法控制也无法改变的禀赋。既然如此，那就顺其自然好了。

当一个孩子有如此坚定的志向时，我相信他会管理好自己，我和我哥哥都属于极有自律精神的人。所以我不太在乎他考试成绩如何，如果成绩与他自己的理想有距离，我相信他会努力去调整并超越自己。

我担心他给自己施加的压力太大，所以总是不失时机地给他减压，帮助他正确认识人生理想与高考的关系——我不希望他为了考名校而考名校，告诉他选择自己喜欢的事业比考名校重要多了。只要坚持终生学习，考不考名校没有关系。袁隆平院士并非出身名校，但是却能取得绝大多数名校毕业生无法企及的成就。对一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一辈子的坚持而非光鲜的学历。

我秉承着中医的扶正祛邪的原则教育自己的孩子，对他的志向，给予赞誉和支持，对他理想中的一些受外界影响而产生的虚荣性的东西，予以警示。我希望他能成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一个不受社会潮流影响的人。外在的世界总是不可避免的风波不息，只有当自己有了磐石般的定力，我们才能坚持自我，不为所动。只有这样的人，才真正的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辈子都很幸福。

最近有个患者找我咨询，她的名字和我之前的一个老患者的名字一样，因为她我突然想起，今年受疫情冲击，我有八九个月时间没有和我的那个老患者联系过了。于是昨晚把她的微信搜出来，看了一眼她的朋友圈。摆在最上面的是她的家属在今年6月份发布的三条讣告，她在6月25日与世长辞了。

看到这几条讣告后我很难过，因为这个患者和我结缘十年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超越了医患关系，彼此早已像亲友一样。

曾经，我的母亲因为癌症与世长辞，对我的打击很大，母亲的去世让我一度怀疑医学有没有存在的价值，怀疑自己学医是不是走错了一条路。那时，这位罹患晚期乳腺癌的大姐和我早期的一些忠实的读者和患者一起，在精神上支撑着我。他们丝毫不怀疑我能帮助他们延长他们的生存期。

我母亲去世后，我有三年时间沉浸在悲痛中，很难走出来。这位网名叫榆树钱儿的大姐经常安慰我，每次她来北京找我时，看完病后，我们都会聊会儿天。

后来有一次我应一个晚期肝硬化患者的妹妹的邀请，去沈阳为她姐姐看病，到了榆树钱儿姐姐的家乡。她高兴坏了，一定要请我吃饭。

我们在一起吃了一顿东北特色的大馅饺子，那段日子我经常跑外地，旅途劳顿。吃饭时她看我一脸疲惫的样子，还特地叫她的爱人给我做了一次按摩。大姐的爱人手法很好，按摩了一会儿，我的疲劳便缓解了很多。

我们的相处时间可能比她与她大多数的亲人相处的时间还多，她一直在说，有我给她保驾护航，她希望自己能活过六十岁。她是1972年生的，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她已经是乳腺癌晚期，出现了肺转移和骨转移。从她确诊为乳腺癌到今年去世，她和癌症抗争了将近二十年。

癌症改变了她一生，她是注册会计师，患癌后仍然在工作，只在病情加重的时候处于半工作半休息的状态。她的丈夫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虽然他们没有生孩子，但是从她确诊为乳腺癌后，一直在努力赚钱支撑这个家往前走。大姐其实很爱孩子，经常为自己的外甥和侄子们的学习操心。前几年，大姐的父亲也罹患了肠癌，她又为她父亲的病向我求助。

她的喜怒哀乐我都知晓，正如她知晓我的喜怒哀乐一样。我们有时会严肃认真的聊病情，有时也会在一起开各种玩笑。十年时间，倏忽而过，真是料不到我们能相伴这么长时间。

昨天我看了她的朋友圈，看到6月3日她发了一条朋友圈说：“不是姑息了就完事了，各种副作用：咳嗽、呕吐、便秘，姑息的医院在哪，姑息的费用不比治疗少 。来人间一程，不都是风花雪月。最后的路最难，终于理解佛教徒为啥求解脱而不再求轮回 ，但愿善良能给她们想要的回报。”这是大姐在最后的日子里写的一段心声，她的另一段心声是：“若有来世，一定要成为他们（医生）中的一员，即便是个赤脚医生。”

我真的很惭愧，因为疫情的原因，导致整个朋友圈里充满了乌烟瘴气的令人恶心的虚假信息，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除了往朋友圈发发我自己写的文章的链接，都不去看别人的朋友圈了，以至于我对大姐最后这段日子的情况无法及时了解到。

我的微信好友接近五千人——这也是我经常不得不清理微信好友的原因，各种信息根本来不及看。如果是在往年，大姐早已经到北京来找我了。今年因为疫情，很多以前最少每三个月会来找我一次的患者们，都有十个月没再来找过我。所以我对他们的情况，不再像往年那样能够及时掌握。有很多的患者在这个特殊的年份里，就这样因为疫情而导致病情被耽误，成了新冠肺炎次生灾难的牺牲品。

相处时间超过三年的医生和患者之间，早已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医患关系。我不喜欢也不擅长社交，所以没有多少朋友。但是这些长期的患者却是我名副其实的好友，这些患者和他们的家属对医生的感情也很深。在医疗费用上我也是尽可能的照顾这些患者，我自己心中有条规则，凡是患病超过五年的癌症患者，我对他们的收费都是能免则免，能减则减，因为我们太了解因病致穷的滋味了。医患纠纷绝对不会发生在这样的患者与医生之间，因为我们彼此都是互相体谅的。

我常常因为这些长期患者的存在而倍感欣慰，因为他们的生命得到延长，正可以证明我们这个职业存在的价值。患者活得越长，越会让我觉得自己坚守这份工作是件既平凡又伟大的事情，毕竟，我们是在与号称绝症的癌症作战，也是在为一个个的家庭挽留住他们的亲情和幸福。

大姐这样不声不响的走了，临走前都未能和我告别一声，固然与今年的疫情有关，也跟大姐善良的天性有关。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那是另一个晚期乳腺癌患者，她也在我的治疗下，维持了十多年的生命，最后一年，因为入组肿瘤医院的一项新的临床试验——每周一次小剂量化疗，肿瘤医院为了得到不受干扰的临床数据，禁止入组的患者们采取中医辅助治疗。结果这位大姐一年内体重下降60多斤，病情急剧恶化而去世。

她的去世令我伤心了好一阵，榆树钱儿大姐当时对我说：“如果我有一天要走了，我不会让你知道，因为我担心你也会因为我而难过。我们得了这个病，总有一天会因为它而离开人世的，我只希望你不要太伤怀，也不要因为我们的离去而沮丧，你要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很多人需要你的帮助。”

想不到她真的这样做了。

她刚确诊为乳腺癌时，很多人劝说她去找名医治疗，结果她找了本地肿瘤医院的一个刚毕业没多久的医生做的西医治疗，治疗着治疗着，最初给她做手术的小医生到今天也已经成了名医。她找我做中医治疗时，我也籍籍无名，我们在一起往前走着走着，我的知名度也与日俱增了。

她对我说，她愿意给我们这些临床经验不足但是责任心很强的新手们当小白鼠，事实上，她的选择也是对的。她的生存期在晚期乳腺癌患者中属超长的了。她是如此的理性和温和，我把她当作一个姐姐和知音一样对待。从来没有想过她会因为癌症去世，一直觉得通过中西医结合，她也许能够活到自然死亡。

一路走好，姐姐！这迟来半年的悼念，已经不能为九泉之下的你所知晓，但却是我无法省略的。无论你主观上多么希望你的离去不会对我产生影响，但十年的交情又岂能一笔抹掉？

只是我也会像你所期望的那样，不因为你的离去而心情沮丧到再度怀疑医学的价值，我会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为其他的患者探索延长生命之道。以此来纪念你，完成你，也完成我母亲临终前的愿望——余生好好的当一个救死扶伤的医者，尽管在实践中我们不得不经常面临失败。

今天是中秋节和国庆节双节齐至的好日子，祝各位读者节日快乐。从爆发疫情以来，直到今天，大家才终于可以松口气，好好的过一下节了。想起春节时，举国惊恐不安，真是令人唏嘘。

​当然，几家欢喜几家愁，今年这个特殊的年景，有很多家庭走进困境，还有一些家庭永远的失去了他们深爱的亲人。祈望这些家庭能够早日走出困境，节哀顺变，重获幸福和快乐！

根据北京市的防疫规定，学生和教师非必要不得离京，学生家长也不建议离京。我的儿子是学生，孩妈是教师，所以我们哪儿也不能去，这个假期我们在北京过。

不过我们很适应和享受在北京的慢生活，假期我们会在京郊骑行旅游一两天，不去任何地方度假。

秋冬季节，呼吸道疾病高发，存在爆发新一波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可能，希望在外度假的读者朋友们注意安全，尽可能的做好个人防护。尤其是各位慢性病患者，更应保护好自己。

只要有健康的身体在，就会有美好的未来。困难是暂时的，我们终究会战胜困难。作为一个从小过惯了苦日子的人，我自己有过苦尽甘来的经历，所以对未来充满了乐观的希望。也希望大家都能好好的在节日的欢庆气氛中，好好的修复一下自己的心情，节后再出发！

我儿子选择了将数学和物理作为自己毕生的奋斗目标，而非我和他妈妈所期待的医学。开始时我也颇觉惋惜，但是想想自己这一生，一直都在按照自己的兴趣去活，也就觉得没有阻挡孩子选择他自己的人生的理由。

我想做个体面的家长，而非一个逼子成龙的家长，所以我选择了给孩子让路。或许善于学习数学和物理是我们这个家族的传统，我自己在学生时代，也是数学和物理学习得最好。我对数学和物理充满了兴趣，很少在这两门功课上考过低分，但是我没有把它们当作我毕生的事业来做。

我的孩子不一样，他乐意去当个数学家或物理学家——这小子不知天高地厚，声言自己的目标是考入北大数学系，然后顺便把物理当作第二专业，在大学期间，拿到双学位，毕生从事理论数学和物理学研究。

王蒙说，谁的青春都不是吃素的，少年人轻狂一点未必是坏事，所以我无意于去教他谦虚一点——我相信生活能教会他谦虚。

为了培养他学医，我花了不少心血，但是当他执意要走自己的人生之路时，我还是很欣赏他敢于独立自主的选择的勇气，并且乐意为他让路。

同样，当他对参加学校的社团感兴趣，报名参加了学生会的社团部的时候，我也很支持他。所有他感兴趣的事情，我都愿意让他去尝试一下。如果尝试后又失去了兴趣，我也不会指责他朝三暮四——毕竟，是美酒还是马尿，只有自己品尝过才知道。

我不愿意像大多数的亚洲家长一样，让孩子为考试和升学所累。他不愿意上课外辅导班，觉得这太占用他的时间，让他不能做他自己爱做的事情，我尊重他的选择。

我的孩子不在乎今后能否有体面的收入，所以他无惧当纯理论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的清苦。如果一个人愿意仅仅因为喜欢一件事而去做这件事，而非因为各种功利因素去做，我个人认为他会是幸福和快乐的。

当孩子谈起他所仰慕的某个数学家或物理学家时，他那眉飞色舞的表情和滔滔不绝的言辞，让我相信他确实愿意献身于数学和物理，所以我不愿意做那个令人讨厌的挡路者。

实际上我也无法阻挡他。从小我就培养了他独立自主的精神，而且也培养了他对数学的兴趣。

我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陪伴我的儿子成长，我带他玩，给他讲了成百上千个我自己编的故事——我自己编的故事里有很多需要推理和运算的环节，每当需要推理和运算的时候，我就会把推理和运算的工作交给他去做，这培养了他的逻辑思维。所以他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就可以把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做的逻辑推理题全部做对。

从他上幼儿园开始，他想做什么事情，我都没有阻拦过他——包括比较危险的爬树、从高处往下跳和在结了薄冰的河面上玩耍。当他问我，他是否可以去做某件事情的时候，我总是告诉他，如果你想做，你就去做。但是如果你的冒险行为付出了代价，你要自己承受后果，不能埋怨任何人，不能哭泣，也不能靠父母来为你包扎伤口。他掉进冰窟窿过，摔伤过，爬树把手划出很大的伤口过，但从未为这些哭泣过。

我不在乎我自己受过多少苦，而在乎我在多大程度上是在遵循自己内心的选择。我小时候，玩过很多高风险的刺激游戏。

比如我喜欢把板凳倒过来，当滑板车用，从村里的高坡往下滑。我为这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的左眼角留下了一个永久的疤痕，那是我有一次从高坡上滑下来时撞在一块尖锐的石头上，砸出了一个大伤口，然后在村里的卫生所缝了很多针留下来的疤痕。

我的后脑勺上也有两个疤痕，那是我小时候爬到树上后，在树上表演轻功，从树杈子上往下跳时摔破了头，缝了很多针后留下来的。到我二十出头的时候，我也做过了很多冒险的事情，付出了很多的代价，吃过了很多的苦。

但是谢天谢地，我没有死，也没有变成马大哈或愣头青，反而成了一个很谨慎的人——生活给我的教训，比我父母婆婆妈妈的说教管用多了。

所以我对我儿子整体的原则就是，路在他的脚下，他想走哪条由他自己选择，我不会成为他的挡路石，但是我也不当他的开路先锋，所有的路他自己来选择和闯荡。我作为父亲，可以陪伴他，可以给他提供他成长过程中需要的一些必须的条件，也可以给他制造点乐趣。我认为这是培养一个勇敢和负责任的孩子的最好办法。

人类幼儿大多既有好奇心又很勇敢。老祖宗说得好，无知者无畏，不知道危险的孩子是不会畏惧危险的。但是很多照护孩子的成年人为了避免孩子冒险，过度的夸大危险以吓唬孩子，这样的照护往往会把孩子教成怯懦的人。我父母没有刻意的培养我的勇敢，他们只是地里的活儿很忙，没时间来管我，所以我小时候能够不受阻挡的冒点险。

以我的体验，冒险并非坏事，一生都没有冒险精神的人固然也有他们的好处，只是似乎少了点乐趣。或许，不冒险才是一生中所冒的最大的险。如果我们担心孩子冒险而处处阻拦他们，或为他们设计一条我们自己认为是正确的道路，不肯让孩子去走自己的路，那他们的一生，想必是不快乐的。

前几天，孩子玩游戏延误了写作业的时间，我批评了他几句。那天晚上，儿子狠狠心，把自己电脑和手机里所有的游戏和娱乐类的app都删除了。到第三天早上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件事情，于是对他说，恭喜他终于下决心删了游戏，这真是了不起，现在上高中了，是应该自己管自己。

可是儿子却一副很痛苦的表情对我说：“爸爸，我和你并不一样。我删除了所有的这些应用后，相当于抹掉了我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痕迹。”接着他又说，这些app是他与外界交往的重要工具，维系了他的社交生活。他其实并不情愿删除，但是因为挨了我的批评，所以狠狠心就删除了。

我对他说，高中阶段，社交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减少了社交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孩子几乎有点儿愤怒的说，你可以不要社交，但是我需要，我和你是不一样的。

听完他的话后，我沉默了。他说得毫无疑问是对的。孩子和父母是不一样的，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但是作为父亲，我有时不免有意无意的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他。无论我多么的标榜自己是个开明的家长，都避免不了做这种蠢事情。但是孩子自己选择删除app，也必定是认真权衡后做的决定，所以我不需要再去干涉他。他愿意从此不再安装游戏app也好，过一两周后又重新安装了这些app也好，我都不会太多的干涉。从心底里说我倒是希望看着他自律起来，我从他这个年龄开始，是有很好的自律能力的。

昨晚回来，孩子又兴高采烈的和我谈论广义相对论和狭义相对论的区别。之所以谈这个话题，是因为他最近把霍金的《时间简史》看完了，于是顺带着自己也查阅了广义相对论和狭义相对论的有关资料。他说他搞明白了广义相对论和狭义相对论的区别了，我当时就有点儿不合时宜的泼冷水，认为他现在还没有能力去搞清楚广义相对论和狭义相对论的区别。

这瓢冷水我其实不应该泼的，为了找补，后来我还和他讨论了广义相对论和狭义相对论的区别，发现他在这个问题上确实做了点功课。他的理想是当个数学家或物理学家，所以对这类问题感兴趣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自己在与孩子交流时总好像慢了半拍，忽视了孩子正在兴致勃勃的成长的一面。一个高一学生有耐心看完《时间简史》，是非常值得赞扬的一件事情。尤其是看完后还能余兴未了，费心思去了解广义相对论和狭义相对论的区别。虽然略有不自量力之嫌，但是人类的求知欲就是这么旺盛，而且不可否认的是，世界上的很多难题，正是在这种不自量力的精神的驱动下解决的，一个没有勇气挑战难题的人是不可能解决难题的。当求知欲的火苗在一个人心中燃烧起来的时候，他可以打开一扇广袤无垠的学问之门。

我家的书很多很杂，孩子从初中阶段就开始阅读《乌合之众》这类书。并且有一次还和她妈妈谈论《乌合之众》，向她讲什么是群体心理学，解释社会上出现的一些不良现象的内在原因。另一次他妈妈和他讲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时，他也引经据典且雄辩有力的反驳他妈妈的观点。最近更和我们讨论谭嗣同失败的原因和中国社会的未来，他对谭嗣同了解的深度令我感到很惊讶。孩子是真的长大了，​不再是那个无知小儿。​

有段时间他对维尔 · 杜兰特的《世界文明史》这样枯燥的大部头也表现得兴致勃勃，绝大多数的成年人，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翻阅这部号称是21世纪的新史记的大部头，去全面的了解人类文明的发展脉络。而他能够被这本书吸引，这已经很不错了。

我在他现在的这个年龄，虽然也读过很多书，但是不曾阅读过这么有深度的书，因为我小时候，家里没有这类藏书——那时候我主要读我四叔和我哥哥买的书，他们买的全部是文学类的书。而现在，我家里的藏书非常丰富，孩子可以从我收藏的各类书籍中选择他自己喜欢的来阅读。网络也给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他可以通过网络搜索来拓展自己的视野。

我在种菜时明白一个道理，丝瓜等藤蔓类植物，只要我们为它搭的架子足够大，让它有拓展空间，同时让它被阳光照射，它就可以尽其可能的生长和结果。父母之于孩子，就像攀爬架之于丝瓜，我们无需忧心孩子的成长，只要顺应他的天性，为他搭好架子，他就能茁壮成长。当然，至于能成长到什么程度，那是由个人的天赋所决定的，人力所能改变的其实有限。

一个人无法复制另一个人，自由成长在大部分时候都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但是当一个人被逼着去复制另一个人的时候，他的成长就不再自由，也不再快乐，最终这种成长会以失败告终。

家长尊重孩子的个性和表达自由，国家尊重社会成员的个性和言论自由，这都是文明发展的必然方向。我们要学会接受别人和我们不一样这个现实，也要尊重他人与我们的不同，不能强迫他人接受我们的想法​。从思想和意志上强求自己的孩子，对他们的成长是不利的。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苏东坡《临江仙》

忘却蝇营狗苟，江海寄余生，大概是很多人疲惫时的心愿。苏东坡虽然有此愿望，但终其一生，他都避免不了宦海浮沉，颠沛流离，几度惨遭政敌暗算，最终还因为感染传染病而死在羁旅之中的命运。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写的田园诗成了中国文人梦寐以求的理想生活。但是现实中的陶渊明到了晚年，穷困潦倒，生活十分艰难和狼狈。陶渊明是个好酒之人，酒很伤人，晚年的他身体也不好。

便是最会玩的李渔，到了晚年，下场也不太好。自从他的戏班子散了，没有了足以支撑他的“闲情偶寄”的生活的收入后，李渔的闲情逸致就没有以前那么高了，老了也免不了为生计而四处奔波。

一点浪漫精神都没有的人，活得太死气沉沉，但是过度浪漫的人，也很难活得自如自在。我们往往只看到别人的一面，不知道他们生活中的另一面，便以为他们生活始终都如他们写的诗歌一样美好，殊不知美好也只是一种片段式的存在。

我愿做个不俗不雅之人，不沉迷在纸醉金迷的生活中，也不求格调太高。一面老老实实的赚钱养家，一面寄情山水，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寻一条中庸之道走。过最俭朴的生活，但是却也始终不忘磨砺自己，提升自己的能力，让自己有养家糊口的本事，不必颠沛流离，仰人鼻息。

所以我没有“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愿望，也不去宦海沉浮。学医治病，救人救己，帮助他人解决痛苦的同时，兼为稻梁谋。只是要我低头去服务的对象，我也会敬而远之。不折腰而能收获五斗米养家糊口，那收获了又何妨？

我的余生，将寄托在京西的山水之间，而非老家的荒山野岭之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京城不急不慢的奋斗了二十余年，站稳了脚跟，我也不愿意离开这座城市。作为一个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中国人，我爱北京城丰富的文化资源。铁打的江山流水的官，我对社会的未来很乐观。

京城卧虎藏龙，再出色的人，在京城也很难显山露水，更何况我这样的平凡之辈？居住在京城，不隐自隐矣！走在这座有着两千多万人口的大都市的马路上，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我只偶然有两三次，在北京城被陌生人认出来了。那时候我用自己的照片做头像，读我文章的读者在国家图书馆门口见到我后，亲热的跟我打招呼。除此之外，我的生活波澜不惊。这几年我特别注意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隐私，不轻易发照片，再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一个穿着布鞋，骑着自行车，衣着普通，相貌平平的矮个子中年男人，不具有任何鲜明的辨识度，走在路上也没有回头率。但这就是最美好的生活，我不惊扰别人，也无人来惊扰我。

虽然偶尔我也会点评时政，但是我自认为自己不是一个激进分子。我接受余英时先生和资中筠先生的观点，认可中国的政治进步需要时间，中国普通人的文化水平的提升也需要时间。只有当这种进步和提升自然而然的完成的时候，一个理想的大同世界才能在中国建立起来。

我没有能力，也无意于在中国掀起任何狂澜。只希望在中国文化和政治文明进步的历程中，默默的做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很多人希望我出版我的书，我自己无意于过早的出版任何著作。一是因为觉得自己的写作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二是不希望生前名气太大。或许在我即将撒手人寰时或我死后，会有我写的专著出版，但我不希望它们过早的面世。我不希望任何高调的事件来扰乱我平静如水的生活。

我早已在少年时代就体验过众星捧月的滋味，不再羡慕别人的荣光，也无意于重温那种万众瞩目的生活。美好的生活是安宁如我的现状的，过则不如不及。

读书写作和工作之余，我在京西的山水之间找到了自己理想的田园牧歌。我一贯认为，人的生活只有多元化才会轻松有趣，仅有书斋生活是无法满足我的身心需要的。京西的好山好水，能够弥补书斋生活的不足，为我提供一片释放自我的天地。

长途旅行一是累，二是贵，此二不利因素均为我所不喜。新冠肺炎后，长途旅游还有风险。所以我在工作之余，喜欢在京郊短途旅行。京郊游一天即能往返，无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无需到外面吃些不干不净的食物，又能放松心情，欣赏美好的自然风光，何乐而不为？

北京城很大，便是京郊游，一年到头也都玩不腻。我们只有那么多的休息日，京西这一片就足够我们消遣的了。我在京西不但见过好山好水，还见过久违的水稻和油菜花，足以缓解乡愁。短程旅游的过程中，我还发现北京郊区有人在租赁菜园，于是毫不犹豫的租了一块，过了一把田园生活的瘾。

从妙峰山到灵山一带，有丰富的天然中药资源。每年秋天，我都会去那里采药，过一过“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生活。很多人哀叹现在没有天然的中药材，其实天然的中药材到处都是，只是没人肯去采而已。以前我是坐车去采药，从今年起是骑自行车去。

京西的大山里，漫山遍野都是山枣，有些山枣是无主之物，我去采药时，会顺便采摘些山枣吃。这里的山枣水分足，甜度够，很好吃，我采药时不止摘了自己吃，还会摘些带回家。桃子和海棠果熟的时候，我在山上也采摘过不要钱的桃子和海棠果。

天地间的很多东西，只要不想着把它们占为己有，就都可以为我所用，也可以说为我们所拥有。大自然没有真正的主人，如果说它一定有个主人的话，那个主人只能是大自然自己。京西的山水，固非我所有，亦可谓为我所有也。经常，偌大的一片山林里，就我一人，没有谁来和我争，与我做伴的只有这里的春光秋色。

北京郊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得很好，京西是北京市的水源地之一，所以它的环境保护得比我老家湖北好多了。这里的河流清澈见底，比我小时候在老家见过的河流还干净。渺小的我，没有太多的奢求，只要偶尔能在这样的青山绿水之中走一走，就很满足了。

我也很珍惜这片土地，在这里采药时，从不破坏这里的植被和生态。我以采摘果实类药材为主，采药也是按需采药，绝不多采多占。也不带一些对大自然不够友好的人到这里来滥采中药。这也是我不随便发自己采药的图片和视频的原因，因为我见识过很多人破坏大自然的行为，不敢因我的引导，导致一些人仅为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而去破坏自然环境。大自然有宽阔的胸怀，赐予我们丰富的物产，我们也应该善待它。

中国文人大多喜欢寄情山水，中国古代田园派的诗词歌赋都很有抗抑郁和抗焦虑的作用。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典型的中国文人，但是也附庸风雅的喜欢寄情山水。我喜欢中国文化中的这种亲近自然的精神，大自然质朴而纯粹，多姿多态却又真实不虚，是我们最可靠的朋友。愿所有人都能终生热爱大自然，对它从不生厌。

2010年，我国因慢性病导致的死亡占总死亡的85%，45%的慢性病患者死于70岁之前，造成的疾病负担占总疾病负担的70%。

据估计，我国2010年有超过2亿高血压患者，1.2亿肥胖患者，9700万糖尿病患者，3300万高胆固醇血症患者，其中65%以上为18-59岁的劳动人口，呈现患病人数多、医疗成本高、患病时间长、服务需求大等特点；47%的中国男性吸烟，80%的中国家庭人均食用盐和食用油摄入量超标，50%的居民蔬菜水果摄入不足，18岁以上成人经常参加身体锻炼的比例仅11.9%，这使得未来20-30年慢性病发病和死亡的形式更为严峻。

我国的慢性病患者正在呈快速发展的势头。2004年-2005年，我国恶性肿瘤粗死亡率较1973-1975年上升了83.13%，较1990-1992年上升了25.51%，肿瘤发病率呈现快速上升趋势，预计2030年肿瘤将成为我国第一位死亡原因。而美国则因为发动了全民防癌抗癌运动，2009年美国恶性肿瘤发病及死亡率较1991年的高峰下降了约20%（数据来源：李立明等《流行病学》第三版第三卷）。

世界卫生组织对慢性病的定义为“那些病程长，通常进展缓慢的疾病”，美国疾控中心对慢性病的定义为“长期持续的，不能自愈和很少能完全治愈的疾病”，按照这个定义，恶性肿瘤、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肥胖症、高血压症、精神疾患均属于慢性病。以上这些疾病，在我国，都在呈现迅猛发展的势头。尤其是恶性肿瘤和精神疾患。精神疾患所造成的经济负担已占全部疾病负担的1/4，在十种造成社会最沉重负担的疾病中，精神疾病占4种（数据来源：范俭雄、耿地勤等《精神病学》第2版）。

慢性病正在成为拖累中国社会和家庭的最大的负担，很多家庭因为慢性病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尤其是那些贫困家庭，一旦有一个家庭成员遭遇慢性病，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都会捉襟见肘。通常，中国的医患纠纷也多因慢性疾病引起。

多数慢性病是可以预防的，因为慢性病与生活方式、饮食习惯、教育和恶劣的环境关系密切。预防慢性病所需要花费的金钱远少于治疗慢性病所花费的金钱，而且对居民的健康状况改善的效果也远远大于治疗。

不过与治疗疾病的医疗机构相比，与预防医学息息相关的公共卫生机构所受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这些年我国的医院在迅猛的发展，医院的数量和院内的床位数增长的速度都很快，但是和疾病预防与控制有关的投入却远远跟不上时代的发展。

与从事临床工作相比，医学科普工作者的收入也要低很多。国家在预防医疗方面的投入占GDP的比重非常低，居民预防疾病的意识薄弱，我们甚至连癌症的早期筛查工作都仍然只是处在起步阶段。社会资本进入大健康产业，最感兴趣的领域是能产生高回报的临床治疗环节而非吃力不讨好的预防医学。

疾病的预防有时与政府的利益也会发生冲突，比如在我国，很多烟草企业属于国有企业，是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从预防医学的角度来说，我们要限制乃至打击烟草行业的发展，但这会直接动到政府部门的利益，我们还看不到政府在这方面有壮士断腕的勇气。

全球各国都不肯在预防医学方面慷慨的投入，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可以说是全世界轻视预防医学的结果。公共卫生领域的专业人才普遍待遇偏低，而且各国政府还在不断的削减公共卫生领域的预算。如美国政府在新冠肺炎爆发前就在裁减美国疾控中心的工作职位，以减轻政府的负担。

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在发生很大的改变。人类食物中肉食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果蔬类食物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技术的进步，又让人类越来越不需要从事大量的体力劳动。所以与肥胖、高胆固醇血症相关的一系列慢性疾病，正在全球范围内迅猛发展。

技术和文明的进步对人类精神状况非但没有起到明显的改善作用，还提升了精神疾患的发生率。我国的精神疾病患病率高达17.5%，抑郁症和焦虑症正在变得非常普遍。而且我国还不是全球精神疾病患病率最高的国家，一些发达国家的精神疾病患病率和恶性肿瘤患病率都比发展中国家要高。

早在2000多年前，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便将“病”列为人生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蕴炽盛）之一，若从现代精神病学的角度来看，佛陀所列的“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和五蕴炽盛”这四苦，大多属于精神疾患带来的苦。目前，只有约10%的精神疾病能诊断出明确的病因，90%的精神疾患尚找不出明确的病因。

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了需要将健康列为首要关注点的时代了，疾病的预防其实要从娃娃抓起，因为有很多疾病都是从生活习惯发展而来的。比如肥胖、糖尿病、高血压、高胆固醇血症以及部分癌症就与饮食和运动习惯有关，而人类的饮食和运动习惯，一旦在幼年定型，便终生难改。很多精神疾病也与儿童幼年期成长的环境和接受的教育有关。

我们需要唤醒全民的健康意识，以降低慢性病患病率，减轻社会和家庭的经济负担。有志之士在这方面的努力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全社会加大在这方面的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