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全世界亿万富豪的财富增长了约1.9万亿美元，年增长约20%。拿出其中的一个零头，即足以让全球人接种上新冠疫苗并解决他们的温饱问题。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亿万富翁都是慷慨的，虽然占有过多的财富对他们来说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但是源自人性深处的贪婪还是让大多数富人选择了吝啬而非慷慨。

IMF预计，2021年，最富有的那些国家可能会通过接种疫苗实现群体免疫，并在经济上实现井喷式复苏。但是最贫穷的国家还将深陷在这场百年一遇的瘟疫之中，IMF经济学家认为那些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过去二十年的发展将会因为这场瘟疫化为乌有。

世卫组织明确表示，2021年无法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群体免疫。照我看，2025年前人类能实现群体免疫就已经不错了。主要的发达经济体可以获得疫苗并为他们的国民接种，但是大多数贫穷国家没有这个实力。辉瑞和莫纳瑞的疫苗已经被发达国家抢购一空，在贫穷国家，甚至连最需要保护的医护人员都无法及时接种疫苗，这将加剧疫情在贫穷国家传播的速度。

老家的亲友说，今年乡下的盗贼明显的比以前多了。社会上的恶性事件也较以前多见，最近一周，仅恶性伤医事件就发生了三起。仓廪实而知礼节，当人们经济拮据时，确实没有办法像过去那样文明礼貌。

全球人都遭遇了有生之年最为难忘的一个时期，我们共同见证了在极端情况下人性善恶两面放大后的景象。我没有因为见到的恶而愤怒和失落，也没有因为见到的善而产生什么期望和奢求。

观察世界当下正在发生的一切，使我明白理性是非常复杂的一种东西，难以得到且容易失去。理性并不可靠，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也无论是聪明才智之士还是缺乏教育的未开化人群，都极容易丧失理性，陷入癫狂。真实世界充满了变数，动荡随时都可能发生。如果结合历史来看，我们会发现从古至今，人类这个群体一直都是如此，未来估计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对病毒追根究底的溯源将会让我们看到人性不堪的一面，贫富悬殊和缺乏同情心是这场瘟疫真正的根源。在科学家的眼里，与病毒最接近的猎人们是值得同情的对象。正是因为生活所迫，他们才不得不选择捕猎野生动物来维持生计。许多捕猎野生动物的人如果能够通过别的办法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他们并不愿意当猎人，因为捕猎总是很危险的。

所以多年来病毒学家们一直在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并帮助那些最贫穷的部落和地区，让他们摆脱与野生动物密切接触的生活，同时停止对大自然的过度侵犯，避免涉足野生动物的空间，毁灭它们的家园，逼迫它们与人类杂处。不过遗憾的是，不但这种呼吁不会被重视，便是病毒学家们自身的科学研究，也常常因为缺乏经费支持而不得不中止。

原则上说，我们只有消除了贫穷，才能根除掉与野生动物亲密接触（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人与野生动物最亲密的接触是屠杀，因为在屠杀的过程中人和野生动物会发生微生物的交换，疾病就是这样跨物种传播的）这样的危及人类整体的行为。

如果我们看到这一本质，我们又有什么理由相信未来我们不会再次遭到瘟疫的袭击呢？富裕的亿万富翁们愿意帮助贫穷的难民吗？发达国家愿意把发展机会让给发展中国家吗？既得利益者们舍得割舍自己手中的肥肉吗？

在这个人人自危的时代，人性自私自利的一面被放大到极致。无论是极权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也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展示了他们身上的弱点，这些弱点都足以让全体人类深受其害，但是要想这个世界根除掉极权主义和自由主义是不现实的，同样不现实的是让所有人都保持理性和克制。

人性存在缺陷，这是我们人类无法摆脱的现实。与其对这一点充满怨言，不如认清并接受这个现实，提高自己对意外事件的警惕性。我一直在思考生命自身是个什么东西——当然并不是狭隘的以人为本的生命观，迄今为止我也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只是对它有个模糊的认识。

我们在这个动态的世界里生存着，基因赋予了我们生存与繁殖的源动力，所以自私是所有生命体与生俱来的天性。甚至可以说人类的许多利他行为从本质上来说也是源自自私的天性的，因为倘若我们不采取一些利他行为的话，终将危及自身。

比如说我们如果不对贫困人口施以援手的话，他们因生活所迫猎杀野生动物的行为和他们在瘟疫时代未能实现群体免疫，最终都会危及我们每个人。但是即便普世皆知这个道理，世人会选择乐善好施吗？我对此是深表怀疑的。最后就会导致一个非常令人困惑的现象出现：本来能够避免或者很快解决的问题，最终演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大灾难。如此看来，我们人类的智慧和理性真的不如我们自吹自擂的那么伟大。

昨晚和孩妈一起看电影频道的电影时，孩妈突然问我，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像电影中一样，大家都不戴口罩，恢复从前的生活呀？我告诉她，得益于现代科学，可能得5-10年。假如科学不像今天这么发达，那这个过程需要150年左右——150年是在纯自然状态下，人类演化出群体免疫力，适应一种新病毒需要的时间。

今早，北京下雪了，六点半左右，我骑着电单车载着孩妈去班车点坐班车。今年这种年景我们才意识到没有车确实不方便，如果有辆车，她现在就可以开车上下班了。遗憾的是我们摇号多年，一直摇不到车牌号。

从去年的1月19日开始，我对外发出了我自己的声音，之后我前后写了约一百篇共二三十万字的关于新冠肺炎的文章，在互联网上被人阅读的次数大概有几千万之多。从2020年5月份开始，这些文章被我陆陆续续的隐藏起来了，因为到那个时候，再无可能阻挡这场瘟疫的大流行了，我的心情只能用“夫复何言”来形容。对既定的现实，我只有接受它。

而且随着疫情的发展，全球的民粹主义泛起，许多反智的言论在混淆动听并煽动仇恨——至今仍然如此。卷进这样的浪潮是一种既解决不了问题，又很不理智的行为。所以我从那以后便不再写作这方面的文章，而只是自己一个人默默的记录着没有政治色彩的时代历史，打算今后择机发表。

去年6月份我找了块地种菜去了，12月底租赁方告诉我，因为国家退耕还林政策，这块地2021年不能再租给我们种菜了。过完年后如果我还想过田园生活，就得再去觅地。不过在骑行一个小时可以到达的地方找菜地已经不容易了，离家太远的地方对我来说不现实，所以我不确定2021年我是否还能享受这样惬意的田园生活。

这一年既真实又像一场梦一样虚幻，很多人至今仍然没法接受这种突如其来的改变。患者们就医变得很不方便，北京三甲医院的号比以前更难挂，一些重症患者很无奈，也有些人因为经济原因放弃了治疗。

2020年后的生活对很多人来说是残酷的。当地球上的人口密度达到了现在这种水平的时候，这种级别的大流行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我们都得接受这种我们在自然界生存时无法避免的灾难。

这一年所发生的一切对所有人都敲响了警钟——虽然有一部分人顽固的不肯接受这种警告，但是毫无疑问，他们也受到了影响。对我和我的家庭来说，最显著的影响就是提高了我们的警惕性。我们今后离开家门时，可能一直都会戴着口罩，口罩会成为我们与外人接触时的标配，消毒也会成为一种习惯。不仅仅为了防范新冠肺炎，也为了防范其他的病原微生物。

最初，我也认为我们应该能够通过更合理的制度设计来避免这场大流行。但是到了后来，我觉得即便避免了这场大流行，也无法避免其他的大流行。世界级的瘟疫迟早要来，也只在这几年而已。原因无他，世界人口太多，住得太密集了——人口密度偏高，瘟疫就无法避免。加上贫富分化严重，每个人文明素养又差次不齐，78亿人中，总会有一些人把能造成这样的大流行的病毒或细菌带进人群，并迅速传播开来，人力无法阻挡。

所以，我放下了一切，接受现实。2020年前的生活是真实的，2020年后的生活是另一种真实。我们终究还是要超越民族主义和政治立场来认识发生在自然界的一切，理性会帮助我们平复自己的情绪。

这场大流行也并非一无是处，它无异于向人类投下了一枚威力无比的核弹，我相信它能打破既往的由各种利益团体控制的旧平衡，在人间建立起一种新的更合理的平衡规则。

只是这需要一段时间，或许需要十年，或许十年还不够。不管如何，能够在这沉闷的世界里，掀起变革的浪潮，也算是一种难得的收获。愿望无法改变的问题，就交由时间去解决吧。

在生物学的核心地带，存在着一个未知的黑洞。坦白说，我们不知道生命为什么是现在这样。地球上所有的复杂生命拥有一个共同祖先，它从简单的细菌演化而来，在40亿年的漫长岁月中只出现了一次。这究竟是一个反常的孤立事件，还是因为其他的复杂生命演化“实验”都失败了？我们不知道。——Nick Lanc《复杂生命的起源》

地球上为什么会有生物？我们人类又是如何诞生的？为什么我们会生病？我们有没有可能彻底的解决所有的疾病？追寻这些问题的答案，会让我们认识到我们这种号称为高级智能动物的物种仍然处于非常无知的状态。

1804年，地球上活着的人口数首次达到了10亿。如今，每13-14年，人口数会增加10亿，我们的人口总数马上就要到80亿了，而且人均寿命与一个世纪前相比，提高了一倍多，这意味着我们人类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

1980年，全球人口总数约为44.5亿，那时候地球上的资源刚好供应得上全人类所需。今天，我们需要1.5-2个地球才能养活地球上现存的人口，因为人口数太多，当下地球已经处于透支的状态，很多资源被人类以竭泽而渔的方式开采。这些资源中有相当一部分一旦枯竭，便不可再生，我们子孙后代的生存将会受到极大的考验。所以有些科学家怀疑，在下一个1000年，我们人类这个物种会不会从地球上灭绝。

我们在灭绝之前可能还不知道生命的终极奥秘。据一些生物学家估计，地球上可能有1-5千万种生物，我们目前只了解到其中的百分之一二，还有大量未知的生物。地球上有超过60%的生物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我们每个人身体里都有大量的微生物。

严格说来，这些微生物才是地球的主人，我们只不过是这些微生物的载体而已。有些微生物造成的瘟疫能使人口锐减，比如鼠疫一度曾经让欧洲人口减少了约四分之三；天花病毒则在一百年的时间里，杀死了3亿多人，这个数字比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战争造成的死亡人数总和还多。未来会不会有一种新的致命微生物导致人口锐减？从历史经验来看，是极有可能的。

临床医学的水平有限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60%以上的疾病的病因尚未明确，也治疗不了。可治的疾病不到40%，而且这些疾病中有许多是自限性疾病——自限性疾病治疗和不治疗都能痊愈。真正能靠医学解决的健康问题大概只有10-20%左右。

在大多数情况下，医生给患者的治疗只能起到缓解患者痛苦的作用，并不能治愈他们的疾病。所以临床医生的作用更多的是安慰病人和减缓病人的痛苦，而不是像患者和患者家属所期待的那样药到病除。

人类对自己能力的自信和对医学的期望值都有点不切实际，近二百年来，科学突飞猛进的发展速度让人类狂妄的认为自己已经征服了大自然，能解决各种问题。殊不知我们对这个世界和对我们自己的认知还很有限，我们对我们的生命的了解仅仅只是停留在一些皮毛的层次上。

我喜欢生物学和医学，把大量的时间投入到学习生物学和医学知识上。学习得越多，越明白我们人类这个种群的能力是多么的有限，也越明白大自然赐予我们的生命是多么的宝贵。也越懂得敬畏自然法则，善待自己来之不易的生命，善待我们的地球和地球上所有的其他的生命的重要性。我们只有顺应自然法则，善待地球和其他生物，才能尽可能的享受大自然恩赐给我们的有限的生命给我们带来的乐趣。

服用了几袋麻黄汤和葛根汤，再休息了两天后，我的颈椎基本上算是完全康复了。但是我不打算再次用大量的工作把它压垮，所以从今天起，我将开启2021年的工作，但在新的一年，我会给自己安排出更多的休息时间。

我的微信公众号已经有52000多人关注，很多关注者期望我能够写作一些他们想看的内容，而每个人的期望又大不相同。我公布这个数字不是为了炫耀，只是为了告诉各位读者，我的精力有限，很难满足每个读者的期望，所以我只能根据我自己的想法来写作，无法根据读者们的想法来写作。

我的工作微信虽然在不断的删人，但是至今仍然有3100多人（如果一直没有删人的话，现在应该有一两万人）。其中大概有2000多人是我长期服务的对象，有约几十人属于需要密切关注的危重患者。美国一个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对象只有600人左右，但是他们已经叫苦不迭了，所以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医务人员确实都是在超负荷的工作。我们是骡马一样的学医人，可惜的是体谅中国医护人员的患者却并不是太多。

每天我需要回复的咨询超过100人次，需要重点照护的重病号也有二三十人，加上阅读和写作，我的工作量其实相当大。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拒绝很多人加好友的原因，我不希望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太累，希望各位朋友能够理解和体谅。

我打算在2021年一边写作新的科普文章，一边把以前写作的一些不成熟的文章修改一下，逐渐整理出一些可以结集出版的书来。但是我不打算在近几年出版，我想等到我的阅读量再大一些，理论基础再厚实一些，实践经验再丰富一些时，再出版自己的书。

网上有很多人剽窃我的文章，我已经多年不关注这个问题了，就让他们剽窃去吧！但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著作权，一些为将来出版书籍而进行的系统性写作的内容，我以后也不再发布在网络上。

我的公众号还会一如既往的尽可能每日都更新，公众号发布的主要还是为因应一些咨询者的需求去写作的文章。我最初写作医学类文章，就是为了因应病友和病友家属的需求。十多年前我在一些癌症患者交流群里与病友交流的时候（现在已经退出了所有的群，因为精力有限），很随性的就一些常见问题在群里义务回答群友的提问时写了一些东西，后来有些群友强烈建议我开设自己的博客，把我对癌症的一些见解发布在上面，供他们参考。我这才开始在网络上进行医学科普写作，并有了自己的网站和公众号。

所以过去我的写作呈现了网络博客作者写作的一些特点，写作的内容很随性，不成系统。有时候甚至忘记了前面已经写过某个主题，又因为咨询同样的问题的人太多，再就相关主题重复写作过一次或几次。

这样陆陆续续的写作了十多年，也积累下来了数百万字，现在是时候调整一下自己的写作方式了。

过去为回复咨询而进行的写作比较接地气，写的都是一些常见问题的解答，所以我的文章在关注癌症的患者和医生群体中可能有一定的阅读量。

有时我也会写写自己的生活和教育观念，不过说实话，写作这些内容也是希望以身说法的去帮助一些患者和患者家属建立起一种相对而言比较健康的心态和生活方式。我接触到的大多数人都是不快乐的——得了癌症或家里有人得癌症真是很难快乐得起来，他们生活压力重重，家庭问题很多，我希望用这种方式来帮他们舒缓一下他们的精神压力和解决一些家庭问题。

我并不是热衷暴露自己隐私的人，但是几十年的生活阅历告诉我，如果要谈论某些问题或要批评某种现象，最安全和无害的做法是拿自己说事，不要去议论人家，因为这样做不会得罪别人。与批评他人相比，我更喜欢自我批评，批评自己不需要承担得罪人的风险。弘一法师说：“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我则是“写作常言己过，闲谈莫论人非”。我以前年轻时可能并不能完全做到这点，如果我以前写作时得罪过谁，我希望在此向他们道歉。同时希望今后尽量做到只批评和议论自己，不批评和议论别人。

我多年来的写作都是围绕着人的身心健康这一大的主题展开的，这也是因为我只对这个领域有所了解。现在来看我早年写作的文章，我觉得有很多不够成熟的地方，估计十年后我再来看我今天写作的文章，仍然会觉得有很多不够成熟的地方。所以我的文章，我打算先冷置二三十年的时间，到老了再认真挑选一下，把值得留下来的在死之前或死后结集出版了。

我想写点书留给后人，但是却不想把我的书写得太厚。如果可能的话，我以后会把自己写作的文字一再修正和精简，最终留下一本让人最多一周时间就能读完，又能从中了解到我的主要思想和观点的书。这本书我希望它足够薄而不是足够厚，因为大部头著作读起来简直就是一场灾难。科普作者应该有精炼的表达能力，让读者能以最快的速度了解我们的研究成果。人的生命都很宝贵，占用读者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会让我感到很抱歉。

这就是我今年的第一篇文章，希望我以后记得自己曾经这么整理过自己的思绪。文章写得太多的人，总是难免会忘记自己曾经写过什么。有时候有某个读者给我看某篇文章，我看完后觉得写得太一般了，忍不住在心中默默的挖苦几句，但是看文章的风格却很像我自己的，经读者提醒正是我自己写的文章，这可真够讽刺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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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在肿瘤诊室中度过时光的人都明白，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个非常压抑的地方。可能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年轻的住院医师总对同事们说：“我不想当肿瘤专家，因为我们治疗的每个病人最后都死了。”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照顾癌症患者是一项巨大的特权。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医生也要动用自己知识宝库中的一切法宝去帮助病人，包括情绪上的、心理上的、科学上的、流行病学上的各种各样的法宝。还得利用实验室科学、历史、临床试验和姑息治疗去帮助病人。总之，医学上的每一个方面都会涉及。一名肿瘤专家对一个人的生命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出现在一个人生命中最动荡、最恐惧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我们有能力帮助他们将是一种非常独特和强烈的人生体验。

——摘自美国医生悉达多的《癌症传》

我是一个癌症患者的儿子，我学医的初心是为了照顾我自己罹患胃癌的母亲。我可能与大多数的医生不一样，我不会对任何一种医学存有偏见。只要对我母亲有利的——能够延长她的生命，缓解她的痛苦的医学知识，我都愿意去接受和学习。作为一个癌症患者的儿子，我不愿意被任何抱持某种偏执的医学理念的人洗脑，不愿意放弃任何一个能够帮助我母亲的机会。我向很多医生求助过，对每个医生都执礼甚恭，在顽疾面前，他们同样束手无策，但他们尽力过，我对他们感激不尽。

我还需要在日常生活中照顾我饱受脑溢血后遗症和癌症双重折磨的母亲，她当时已经被疾病折磨得情绪抑郁。所以我在同时学习中医、西医、精神医学、心理学和宗教等各方面的知识，以缓解我母亲身心两方面的痛苦。

而且为了避免家族成员之间的争执对我母亲造成的情绪上的冲击，我还在想尽办法去调解我的亲族之间的矛盾。所以，我对医学教科书上所说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理念有切身的体会。一个人的痛苦不仅仅只有肉体上的，还有精神上的。而导致人痛苦的，除了疾病，还有周边的社会环境。作为儿子，我殷切的期盼能给我的母亲创造幸福快乐生活的一切条件。

作为一名患者家属，我也经历了令人痛彻肺腑的生离死别，看着我的母亲在自己的眼前与世长辞。在这个过程中，我体验到的不仅仅只是一个肿瘤学家作为旁观者的痛苦，还有一个儿子失去母亲时的那种强烈的哀恸。肿瘤家庭所经历过的一切挣扎和肿瘤医生经历过的种种精神洗礼，我都经历了。可以说这一切经历都是我不希望去体验，但是却又都很无奈的去体验了的。

我近日和人谈论人生时，说到宿命和个人奋斗对人都很重要。命运中有一些东西是我们无法改变的，另一些东西则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去改变。每个人都或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在接受不可改变的，同时尽力去改变可以改变的。我们大家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有侧重点的不同而已。史铁生先生说在不可治愈的疾病面前，难有无神论者，或许他也是在表达这个意思吧。宿命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一种存在，任何人在主观上都不愿意遭遇癌症，但是厄运降临时才知道自己躲不过。坚强的人或能改变宿命，软弱的人总难免被宿命征服。

如今，我终于体会到了当医生的不易。我们需要学习的知识太多了——医学、生物、心理学、精神科学、社会学、哲学、宗教，总之一切与人的生命和心灵有关的知识，一切可以缓解患者身体和心灵上的痛苦的知识，原则上医生都应该学习。因为我们在与病人打交道时，我们被他们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他们期待我们能够解除他们身体上和心灵上的痛苦。所以由于职业的关系，一个对自己有着尽善尽美的要求的医生，最终会成为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

我们所学的知识更新的速度非常快，医学教科书每隔几年就会更新一次，截止到我写这篇文章时，《实用内科学》这样的热门大部头已经更新到第15版了。与医学息息相关的生物学也是如此，大学生物学专业的教材不得不经常修改，因为随着现代生物学的发展，科学家不断发现原先认为正确的生物学观点很多是错误的。在生命科学领域，没有一成不变的真理，所有的正确都只是阶段性的。生命科学没有办法像物理和数学一样，可以靠逻辑推理来建构理论体系。研究生命科学，最重要的手段是观察和实验。我们在临床实践中摸索经验，又在临床实践中推翻以前以为是正确的结论，医学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不断进步的。只有思维懒惰的医生们才会迷信权威，不思进取。

社会大众对医学的认识和期望多少有些脱离实际，我们需要向他们解释医学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以获得他们的理解。倘若我们在这种科普与沟通的工作中失败了，我们将会遭致患者和患者家属的误解，有时这种误解会上升到严重冲突的程度，少数时候这种冲突甚至会危及医生的生命。我相信每个经验丰富的医生都会言辞谨慎，因为我们要考虑自己说出的每一句话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我们还必须学会在职业压力中调整自己的心情，在遭到情绪激动的患者和患者家属的质疑或谩骂时，学会克制自己的情绪，尽量不激化矛盾。在工作中遭到的委屈和挫折，有时会把一个临床经验丰富的医生击垮，医生是抑郁症高发群体。

我常常碰到那种分文不出，但是却没完没了的占用我的时间的咨询者，这些人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失信，有时他们的言辞充满了侮辱性，一旦我对他们的回复令他们不满，他们还会通过各种方式来谩骂我——这是绝大多数医生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另一部分则是尽了一切努力，最后我们非常期望挽救的患者还是很不幸的去世了，治疗以失败告终。除了我们自己，无人可宽慰我们，一些苛刻的患者家属还会责怪我们。大多数人会认为医生们经历了那么多的生死，应该有能力对这一切淡然处之，鲜有谅解医生者，所以有很多医生走进了绝望的境地，他们自己也成了抑郁症患者。

实践让我知道，我除了要学习治病之外，也要学会照顾自己。医生们有句经验之谈：当医生得有点业余爱好，不要把全部的注意力放在医学上，我们得学会在业余爱好中释放自己的压力。我们也得学会宽慰自己，学会控制好自己的工作强度，不要被工作和生活压垮。多数医生最后确实内心强大，因为倘若内心不够强大，我们无法在这个不完美的岗位上坚持到底。

我一直都知道自己存在许多不足，还有太多的知识短板有待补足，从未觉得自己达到了完美的状态。亦知晓我们人类还只是站在医学的山脚下，什么时候能达到山巅，以及是否能达到山巅都尚不可知，所以我从来都不敢中断学习。如果超过三天没有阅读文献和思考写作，我的内心便会慌张，觉得自己似乎在怠慢病人们的生命，心中会泛起阵阵罪恶感。因为人命关天，别人把生命托付给我了，我有义务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阻止死神对他们的侵犯。

世上或不存在完美，但是我们还是不能放弃对完美的追求，尤其是在医学领域。有多少人不希望摆脱疾病的折磨和死神的威胁呢？医生是承载人类这一难以实现的梦想的人，我们别无选择，唯有如拓荒牛一般，在一块又一块的新旧田野里耕耘，至死方休。

费孝通先生和许倬云先生都是令人尊敬的社会学学者。《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的成名作，而许倬云的成名作可能要算《看美国》《看中国》和《万古江河》。这两位先生的著作我都读过，也都很喜欢。但是他们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时代，而他们所描述的那两个不同的时代，我也都经历过。

我小时候的中国就是费孝通先生笔下的“乡土中国”，我们大多数人生活在农村，村里的人际关系也存在不少的矛盾，但是总体来说农村的家庭与家庭之间，人与人之间是紧密相连的，人与人之间很和谐。如果我父母不在家，我不用担心没有饭吃，我可以去我的伯父和叔父家吃饭，也可以去左邻右舍家吃饭。

我们劳动的时候，既辛苦也欢快。我父亲是一个很幽默的人，有一肚子的笑话，我们在田间地头干活儿的时候，旁边的田地里也有整家出来干活儿的，农村人嗓门大，一边干活儿，一边互相打趣，说各种各样的笑话——当然没有什么少儿不宜的笑话，因为每家每户的地里都有孩子。

当时我们的地要靠牛来耕，一家养一头牛的负担太大，于是就有好几家人共养一头牛，共养牛的家庭得按照各家的耕地面积来决定每个月轮流放牛的天数。在农村，人与人的合作是密切的，所以很少有人闹很大的矛盾。夫妻吵架，左邻右舍都会来劝架。德高望重的长辈们甚至还会出来批评没理的一方，用他们的威望让没理的一方认错道歉，所以很少有离婚。由于是集族而居，所以村子里亲人很多。姻亲大多也是附近村里的，碰上婚丧嫁娶这样的大事，亲朋好友和左邻右舍都会来帮忙和庆贺，酒席能摆上十来桌。

如今，这个乡土社会逐渐在衰退，年轻人大多离开了自己的家乡，甚至一些体力还好的中老年人也到异乡谋生去了。所以我们进入了许倬云先生笔下的那个新时代了，而不再是停留在费孝通先生笔下的乡土中国。

像我这样的四十岁的中年人对此感受可能最深切，我们离开农村，走向城市。我们脱离了自己熟悉的人际关系网，在大城市再也建立不起来如此庞大的社会支持体系。有一部分人很喜欢这种改变，因为他们更喜欢简单的人际关系，比如我自己。但是更多的人在这种改变中倍感失落，因为他们的内心不够强大，他们需要亲朋好友的陪伴和支持。

中国现在正在走许倬云先生笔下的美国在上世纪70-90年代曾经走过的路，人们变得越来越孤独，一些过去的“体面人”在巨大的社会变革中渐渐的落伍了，成了新的社会底层。人和小家庭都越来越孤立了，许多人需要靠网络来打发自己百无聊赖的人生。久而久之，即便在餐桌上，大家也是眼盯着手机，家人之间的交流都不多了。随着生产效率的提升，生活条件的改善，人均寿命在增长，人们空闲时间越来越多了，可是却不知如何打发才好。互联网的出现恰逢其时，吸引了许多人的眼球。

许倬云先生形容时下的社会正在成为孤岛社会，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90年代后出生的，可能从他们出生开始就已经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他们很难想象曾经有一段时间，他们的父辈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的境况。80年代或之前出生的人则不太能接受90后的个人主义倾向，因为90后的个人主义在他们看来太自私，不懂得忍让和包容。

像我这种70年代末出生在农村，如今生活在一线城市的人，算是经历了两种人生。我们有回不去的家乡，也有正在逐渐适应的新家乡。春节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暂时性的回归到从前的生活圈子中去欢快几天。尽管实际上我们再回去的那个生活圈子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但终归还是可以满足一下情感上的需要。

我以前没见过现在这么多的抑郁症患者，最近几年，抑郁症像火山爆发一样的增长。无论是乡下还是都市里，独居的年轻人和老年人都太多了，旧的社会支持系统崩塌了，新的社会支持系统却还建立不起来。00后的家长们在感慨自己的孩子太沉迷于网络，但是却意识不到他们是多么的孤独，倘若离开网络，他们就基本没有什么社交了。他们的同学不再和他们同住一个村或一个院，而是居住在各个不同的社区，放学后他们很难玩到一块儿去。

我虽然喜欢独处，但是却很乐意为我儿子的同学们提供一个供他们聚会的地方——那就是我们的小蜗居。这个不到六十平米的地方，常常是我儿子的同学们欢聚一堂的场所。每当他的同学三五成群的到我们家（大多数时候是来一起玩游戏）的时候，我就和他妈妈去菜市场采购各种菜肴，招待这些小客人。我很少干涉他们的娱乐，毕竟自己小时候也是玩过的，深知每个孩子都只有在集体娱乐中享受过生活的乐趣，长大了才会热爱自己的生命。但是我也会控制我的孩子的上网时间，不允许他太晚睡觉。

都市的年轻人们越来越“佛系”了，喜欢断舍离。用我的一个现在在搞金融的发小的一句话来解释这种现象就是：我们成年后，理想去泡沫化了。的确，我们小时候的那些绚丽多彩的幻想，在现实生活中一一破灭——倘若没有破灭的话，我自己可能就是拿破仑或华盛顿式的人物，显然我们这个和平的年代不需要我这样的好战分子，我也很乐意看到自己“英雄”无用武之地。

幻想破灭的同时，我们也失去了那个庞大的社会支持体系。我们的父辈们也经历了幻想破灭的时代，但是他们的生活中不缺乏关系亲密的亲朋好友和左邻右舍，他们能聚集在一起天南地北的胡侃或自嘲，很容易排遣自己内心的失落。而都市的年轻人则只能一边活在觥筹交错和光怪陆离的现代生活中，一边或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向哲学或宗教靠拢，寻找酒醒后的心灵港湾。

中国的疾病谱系正在悄悄地发生改变，在未来的十年，我们将进入到抑郁症一跃而为诸病之首的时代。人是社会化的动物，当脆弱的社会支持体系无力支撑寿命越来越长的现代人的时候，人们的精神就要出点问题。这个问题是个时代病，环球同此凉热。许倬云先生认为目前全球的社会组织形式都存在很大的问题——人和人之间的现实接触太少了。我们的社会和经济在发展，但是人们的精神栖息地——人际关系网却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对我个人而言，费孝通先生笔下的乡土中国停留在二十年前，许倬云先生笔下的孤岛社会则在最近的十多年出现在我的生活之中。我是个有书万事足的人，我读书涉猎之广已经足以让我打发空闲时间，也足以安放我的心灵。我对中医、西医、生物学、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哲学、宗教和文学都充满了兴趣，所以我虽然活在自己的孤岛里，却并不孤独。但是不断有人通过网络来认识我，希望在他们精神疲惫的时候，到我这里来栖息片刻。我的亲友中也有许多人陷入精神困境之中，所以我并不乐意看到一个孤岛社会的形成，我希望天下所有人都能幸福和快乐。

这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一件事情，我们人类的人口数超越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但是我们的孤独指数可能也是有史以来的最高值。我们现代社会甚至不如部落社会那么其乐融融。

人与人之间缺乏交流造成的隔绝也使得社会变得更加的分裂，从30岁后，我逐渐对互联网上的讨论不感兴趣，因为网络世界充斥着仇恨言论——全球各地的网民几乎仇恨一切。如果没有法律的威慑，估计对立的各方随时都想来场血腥的决斗。所以我已经不用微博和抖音这些热门的社交工具很久了，微信是因为工作原因才用。多数情况下我的文章评论区也不开放，因为我不愿意把生命浪费在与一群精神上无所依归的人的毫无意义的争论上。

如果我能活到八十岁，或许我还能见证另一种社会模式的诞生，我希望在经历了费孝通笔下的乡土中国，经历了许倬云笔下的孤岛社会后，我还能体验一下比这两种社会模式更好点的社会模式。也许到我晚年的时候，我也会如费老和许老一样，把我毕生的经历和思考写成书，我希望到我写作这样的书的时候，大多数人都能幸福和快乐。

傍晚，书桌上最后的一抹夕阳消失了的时候，我站起来伸展伸展身体，透过窗户看向远方。太阳虽然落山了，但是晚霞还在，远方的西山在金色晚霞的映照下，轮廓清晰可辨。附近的一处锅炉房的两个烟囱往外冒出的两缕白烟，不紧不慢的在空中形成了两条烟柱。

这平凡的一幕，让我的内心进入到了寂静与澄明之境。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这个世界对我来说就像这个房间一样安静。此刻，我不需要对话的对象，我很享受这样的平静——就这样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说，眺望远方，任自己的思绪顺其自然的在这浩瀚的宇宙中飘忽不定。似乎在想什么，又似乎什么都没想，不管想没想，一会儿便会忘记自己刚才想的是什么。

我不需要一个为我量身定做的桃花源，也不需要出离这世间，我已经了无困惑，在任何地方都能如此安宁。以前我觉得这世界上有太多的纷争，如今我知道，对我自己来说，一切纷争都已结束。如果一定要我说还有什么遗憾的话，那么我唯一的遗憾是觉得自己以前还不够成熟和慈悲，未能以最平和的心态对待每一个有缘相识的众生。

但这一切也都已经过去，我对过去的事情不再耿耿于怀，对未来亦无任何企求。生命的河流在我眼前静静的流淌，再也不会泛起多大的波澜。

我也不再需要急躁的阅读和写作，我打算在今后的日子里有条不紊的按照自己的计划完成一些系统性的学习和写作任务。如果我不幸在中途离世，我也不会为未能完成计划而觉得遗憾。我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我未能完成的事业如果确有价值，自有其他人接着完成，无须我操心太甚；如果没有什么价值的话，那就让一切随风而去。

我既无意于做一个高尚的人，也无意于做一个卑鄙的人。我在天性的驱使下所做的任何无害于他人的事情，我都不会觉得可耻，哪怕有些事情是自私而非利他的。生而为人，我不想欺骗，也不想委屈我自己，尽管我也乐意帮助他人。我接受真实的自己，也接纳走进我的生命之中的真实的他人。

我不想与任何心存愤激之人走得太近，也不想接触那些自以为是的人。我愿意把我自己的这个安宁的世界保护好，尽管其实已经没有人能够破坏得了它。我知道我唯一要战胜的人是我自己，战胜了我自己，我就战胜了整个世界。如今，我战胜了我自己，也就不需要在意其他。

我不需要脱离亲朋友好友到森林中去悟道，我很享受与他们在一起的快乐，与他们也无争执。我以最平和的态度与他们相处，但是同时保持我自己的独立性。当一个人的内心不再有冲突时，他可以与自己的亲友们也没有冲突，与这个世界上任何其他人也不再有冲突。

所有的对我的嘲讽和谩骂我都会充耳不闻，如果嘲讽和谩骂我能让别人快乐一些，那就满足他们吧，我自己是听不见这些嘲讽和谩骂声的。如果我确实亏欠某人，我一定会做些什么弥补我的过失，以平衡他的内心。

我已经是一个很幸福的人，所以我也希望每一个人都幸福。如果因为我而造成某人不幸，我愿意尽我最大的努力去消除他（她）的不悦。我喜欢与人保持不远不近的距离，这样能最大程度的不对其他人造成伤害。虽然有许多人特别想接近我，但我总是客气的婉拒。我的人生阅历告诉我，适度的距离能避免纠纷的发生，人与人太过亲近会产生很多不必要的矛盾。而且我的社交对象已经足够，没有必要再增多。

我对成为圣人毫无兴趣，我也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相信余生也不会有宗教信仰。我不需要信仰也能平静与幸福，且能积极乐观和与人为善，所以我不愿意多此一举。有时我会引用某些宗教家的话，但这并不代表我会成为他们的信徒。我不打算把自己的灵魂交给其他人打理，我有足够的能力安抚自己的内心。

步入这样的寂静与澄明之境，我有淡淡的喜悦从心底涌出。

淘书的快乐，只有热爱淘书的人才能体会到。袁枚曾说书非借不能读也，照我看，对我们这些爱淘书的人来说，书也是非淘不能买也。多金的买书人进了书店，自然是不必考虑价钱，也不必考虑自家书房的容纳能力，一顿狂扫，速战速决，不假思索的买回一大堆书。

而我这样的抠门的淘书人，则更喜欢找一个大块的时间，走进一家书店，东逛逛，西逛逛。从琳琅满目的书架上挑出一本看着顺眼的书，翻阅一番，觉得这本书很合自己的心意，价格又承受得起的话，就先把它拿上，一会儿结帐的时候再来个二次挑选。如果觉得某本书不是自己所喜欢的，就把它放回原处，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

这样淘着淘着，淘上大半天，就有了不少中意的目标。算一下总价格，往往是超出了预算的，这时候就免不了要忍痛割爱几本。于是在结账前又来个二次选择，选来选去，最后决定把选剩下来的买下。临到结帐时，可能又有些后悔，觉得放弃的某本书或某几本书实在也很喜欢。内心挣扎一下，想一想这个月是不是可以在某项开支上省一省，把书买下来。这种挣扎往往要持续到在结帐处排队结束，正在那里愣着的时候，收银员催促一声，也可能就咬咬牙，把几本本来打算砍下去的书都买下来。或者挑出几本放在收银台，表示不要，把其余的结账了。

有时一整天都没什么事，就会把这一天的时间都耗在书店里。选几本书，找个角落好好的读一读，读着读着就读入迷了。天下的书店几乎都差不多，快打烊时，就会送上一曲萨克斯演奏的《回家》。一听到这音乐，淘书客们便知道书店在催我们快点做决定，尽早买单走人了。

我小时候在乡下长大，村里没有书店，要想买书，就得走到镇上去，镇上有个小书店。我也没有多少钱，买不起很贵的书，买什么书自己也做不了主，因为我去书店，多半是和我哥哥一起去的。他看中了某本书后，就极力的想买，而我看中的书，他会批评一番后，觉得没有买的价值。最后往往是我听他的了，毕竟他比我大三岁。偶尔他也会照顾一下我的情绪，满足一下我的心愿。那时候我觉得有点吃亏，但是长大后才觉得这样买书实在是很有好处，有个比我心智更成熟点的哥哥带着我，我也能读点“上档次”的好书。我跟着我哥哥的脚步，读了不少精彩的文学名著。

到我上初中后，我才有了自己独立自主的淘书的权利。因为那时候我哥哥在县城上高中，我在镇上上初中。镇上的新华书店离我们学校并不远，有时间的时候我会去书店里淘几本想看的书。但是我不记得自己去淘过多少次书，初中时太贪玩了，课余时间大多耗在乒乓球台上——虽然球技实在不怎么样，但是却酷爱打乒乓球。

上高中开始渐渐的爱上了淘书，那会儿生活费不多，自己没有能力大量的买书，所以在书店里淘书的时候，总是选了又选，结帐时也少不了与老板磨磨嘴皮，让老板便宜几块钱。我看天下最有耐心的老板就是书店的老板们了，他们从不会嫌弃他们的顾客左挑右拣的，只要还没到打烊时间，也不会去催促顾客结帐。有些顾客逛了一天，一本书都没买，他们也不会抱怨。

我的大学岁月是很悲摧的，家中两个孩子上大学，我父母实在是承担不起我们的学费和生活费，所以我买书更是慎之又慎。我那时候吃饭都成问题，多数时间是在学校里打二两饭或买一两个馒头，就着学校食堂里免费的汤，打发了自己的胃。所以有一次我看到新闻说厦门大学有个传统，免费给学生供应米饭时，有点儿热泪盈眶。后悔自己没有考到厦门大学去，考到厦门大学，好歹不会饿肚子。但是淘书这种习惯，一旦养成，就不太容易戒掉。所以那会儿我就自己找勤工俭学的机会，赚到了点钱的时候，会抽出一点时间去书店里过过瘾。虽然每次只能买一二本价格相对便宜的书，但是已经足慰我心了。

那会儿我已经对书店的质量有了鉴别能力，选择的是一些档次较高的书店——书店的档次高低不是说它的外表，而是书店老板对书店读者群的定位。有些小书店的老板就只是卖卖学生用书，或者卖点最大众的读物，比如各种武侠小说、言情小说之流。有些书店老板会卖一些有深度的专业性书籍，这类书店通常会在一个固定的读者群体中小有名气。到这样的书店里更容易找到我们喜欢的书。我常去的一家书店的老板，颇有文化，他家书店卖的书明显的比其他书店里的书有深度。而且老板人很温文尔雅，碰上老顾客在他们书店挑书时，还会奉上一杯热茶，就像是在招待老朋友。

学校图书馆弥补了钱少的不足，所以没事的时候我愿意在图书馆里泡着，用自己的借书证借书。只是学校图书馆的库存有限，更新速度也跟不上外面的书店。这些年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想必多数大学在这方面应该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后来我从大学出来后，就找到了国家图书馆这个藏书宝库，这里的藏书就丰富多了。我刚到国图办卡时，国图的新馆还没建起来，那时对外开放的是现在被改成国家典籍博物馆的老馆。虽然那时国图已经有了不知道是286还是386的老式电脑，可供读者检索书籍，但是我还是更喜欢从国图的卡片库中检索书籍。国图新馆建立起来后，那些卡片库就不复存在了。检索统一改成了电子检索，方便了很多，不过少了点古香古色的味道。

国家图书馆不止有阅览室和借书库，馆区也有书店，就叫国图书店。国图书店里有很多打折的学术类著作和文学著作，我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在这间书店里，因为它的定位和价位都挺合我的口味，有时候那些打折书的折扣低得难以想象——我总能在这里买到一折二折的书，质量和品位都不差。我也经常去西单图书大厦和王府井书店淘书，但是离我最近的还是国图书店，所以我更多的是在国图书店淘书。

离国图不远，在紫竹院西南门对面的一个叫三虎桥的地方有家更专业的书店——考古人文书店，那里也是我经常去淘书的地方。这种冷僻的专业书店也就北京这个地方有，也只有像我这样的少数读者知道有这么家书店。经常书店里整天都只有一两个顾客，很多次就我一个人在那里看书淘书。那里的书很专业，基本上不打折。但是一个人如果喜欢人文社科和考古方面的学术性著作，在这家书店就如鱼得水。

偶尔我有事要去西单或王府井的时候，也会顺便去西单图书大厦或王府井书店里淘淘书。这两个地方的楼层多，新书多，读者也多。很多人进来了就在这里呆上一整天。只要能坐人的地方，都会坐满了人，一个个的在全神贯注的看着书。有很多人到这里是只看书不买书的，我初来北京时，囊中羞涩，也有很多时候到这里是只看书不买书的。

以前，西单图书大厦门口还有小商贩卖吃的，一两块钱就能买到一张煎饼果子，很多读者的午餐一般就是一瓶水和一张煎饼果子。图书大厦是个很人性化的地方，哪怕我们穿得破破烂烂，只要衣着和行为还算得体，都可以呆在里面尽情的看书和淘书。

王府井书店也一样，但是我较少去王府井书店，我到王府井那边，多数时候是泡在协和书店里。协和书店在协和医院附近，是协和出版社的专门书店，里面所卖的全部是医学类书籍。到了协和书店，每次的花费就会大很多，因为医书都太贵了。我记得有一次到协和淘书，一下子花掉了三千多块，其实也没买多少书，只是医学类的大部头实在是贵得不像话。

王府井书店开在人声鼎沸的王府井大街上，书店里的读者实在是太多了。虽然协和书店和王府井书店的距离很近，步行也就十几分钟就能从一家书店走到另一家书店，但是协和书店里的人就比王府井书店里少多了。不过比起考古人文书店，协和书店的人还是要多一些。

买书多了也会心疼钱，有两次我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发感慨，说自己看中了某本书，但是这书真贵。结果马上就有人直接帮我把书买了送给我，这实在令我感到很意外，但是也在情理之中，因为我的朋友圈里大多是我的至亲好友或患者，他们中的不少人很愿意送我点什么。收到了两次这样的馈赠后，我再也不发这样的朋友圈了，如果某套书看中了，一时觉得太贵，没下定决心买，我就把它列入心愿单，等着它降价或者某一天自己觉得舍得买的时候再去买。因为从内心里说我不愿意别人为我破费，再者，对淘书人来说，书得是自己从牙缝里省出来的钱去淘的才特别珍惜呢。

慢慢的，我家里能放书的地方都放满了书，不能放书的地方也放满了书。我就只能转而淘电子书了，我买了个Kindle后就很少再去书店了，时不时的在Kindle商店里浏览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值得一买的书，一如以前在书店里淘书一样。刚开始买的Kindle的容量有限，下载几百本书后就下载不了新书，后来我又买了一个超大容量的Kindle，继续在Kindle上淘书。

淘着淘着，就有了很丰富的淘电子书的经验了。有些书我虽然看中了，但是不会急着买，因为Kindle商店老搞促销，促销价有时候便宜得难以想象。几百块钱一套的大部头，促销时几十块就能买到。

Kindle买书和读书都很便利，小小的一个电纸书阅读器，装进口袋里，走到哪里都可以带着，里面可以储存成千上万本书。闲着无聊时翻阅一下，也是能够打发一下时光的。

淘的书日见其多，读的书也日见其多，内心的困惑则一日比一日少。这似水流年不知不觉的过去了三四十载，暮然回首，才发现自己在书中结交的朋友还真不少呢！因为有了这个小爱好，人生一点都不寂寞。

林语堂在他的《生活的艺术》一书的开头写道：“中国的哲学家是睁着一只眼做梦的人，是一个用爱和讥评心理来观察人生的人，是一个自私主义和仁爱的宽容心混合起来的人，是一个有时从梦中醒来，有时又睡了过去，在梦中比在醒时更觉得富有生气，因而在他清醒时的生活中也含着梦意的人。他把一只眼睁着，一只眼闭着，看透了他四周所发生的事物和他自己的徒劳，而不过仅仅保留着充分的现实感去走完人生应走的道路。因此，他并没有虚幻的憧憬，所以无所谓醒悟；他从来没有怀着过度的奢望，所以无所谓失望。他的精神就是如此得了解放。观测了中国的文学和哲学之后，我得到一个结论：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人物，是一个对人生有一种建于明慧悟性上的达观者。这种达观产生的宽宏的怀抱，能使人带着温和的讥评心理度过一生，丢开功名利禄，乐观知命地过生活。这种达观也产生了自由意识，放荡不羁的爱好，傲骨和漠然的态度。一个人有了这种自由的意识及淡漠的态度，才能深切热烈的享受快乐的人生。”

林语堂先生的总结太到位了，所以我不惜大段的引用他的文字。西方人站在自己的视角上，总觉得中国人活得不够自由。但是西方人所谓的自由，在中国哲人的眼里，只不过是一种很肤浅的自由。真正的自由，乃是在看透了世间的一切后，根植于内心深处的豁达自在。这种自由使人可以放浪形骸之外，不受任何事物束缚。这也可以说是中国人的生活美学，活到极致潇洒的中国人，明白自己只不过是天地间的一个过客和寄居者，对世俗社会所在意的功名利禄，抱着一种嗤之以鼻的态度。这种态度使得他能够超然物外，不受任何束缚，来去自如。

林语堂先生的这段总结稍嫌啰嗦，倘若一个人在中国古典文学方面有点造诣的话，他可能更喜欢用布袋和尚的一首偈诗来表达这意思：“一钵千家饭，孤身万里游。青目睹人少，问路白云头。”

这首禅诗写得洒脱自在，布袋和尚对人生的感悟是如此的彻底——茫茫天地间，孤身一人，托钵行游。对这红尘世界的人情世故，统统不屑一顾，向白云尽头去寻路。这样超然物外的人生态度，正是林语堂先生所说的“带着温和的讥评心理度过一生，丢开功名利禄，乐观知命地过生活。”

中国人的生活美学于此可见一斑，中国哲学家是一种把人生的本质看得极为通透的达观主义者。他们甚至懒得长篇大论的讲道理，中国人喜欢写诗歌来表达自己对生命的感悟，这或多或少与中国人崇尚朴素简洁的美学观有关。长篇大论的著作让人看着觉得累，短小精辟的诗句却令人印象深刻。中国的诗人很喜欢用几句简单的诗词来表达深刻的哲理，让人分辨不出他们究竟是文学家还是哲学家。

中国的诗歌常常带有一种对现实世界的温和的嘲讽。比如明代的一位词人杨慎有首《临江仙 · 滚滚长江东逝水》，它是这样的嘲讽历史上的那些英雄人物（今天我们也称之为成功人士）：“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谈笑中。”类似的诗句还有元稹的《行宫》：“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 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这些诗句把大人物们写成了小人物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和笑柄。事实也确实如此，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得了中国人把风流人物当笑话看。

如果我们对中国的文言文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的话，我们便会无法遏制的热爱这样的文字，热爱它的节律和意境之美，更热爱它所包含的深刻的人生哲理。

在这种并不尖锐的嘲讽中（敦厚的中国人即便是在嘲讽他人，也不喜欢用尖酸刻薄的言辞），中国的哲学家们把古往今来的那些风云人物的人生价值完全否定掉了，他们身上剩下来的那点东西也就丝毫不值得其他人羡慕了。中国唐代诗人杜甫写得更直白：“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我们常说中国的文人相轻，其实中国文人未必真的是相互轻视，他们只不过是从骨子里蔑视这世间的一切虚荣的东西——甚至蔑视自己年少轻狂时的精神追求。比如杜甫写这样的诗歌，他并非在傲慢的认为“王杨卢骆”们“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往古流”，他同样认为他自己也难逃这样的命运，他只不过是借着这种嘲讽来揭示这深刻的人生哲理罢了。

中国人早在老子和庄子的时代，就已经看到了生命在本质上是一场无意义的旅程，所谓的意义只不过是人自己赋予给自己的，而人给自己赋予的种种人生意义，又只不过是人用来作茧自缚的茧而已。所以中国人喜欢通过这样的否定来把自己从这种束缚中解脱出来，解放后的自我便成了一个深切的热爱生命本身，而非热爱附着于生命之上的种种虚荣的人。

中国的另一个和尚，唐代的惠能大师写了一首偈子：“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他用这样的一首偈子来表达他对人生虚无的本质的理解。假如印度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读到了惠能和尚的这首诗，他可能会感到汗颜——他啰里啰嗦的讲了一部《圆觉经》，要讲的核心思想，惠能和尚只用区区二十个字就表达出来了。

理解到生命的本质是“空”和“无”，会让人顿时轻松许多。不必再为自己的成败得失耿耿于怀，也可以摆脱名缰利锁的束缚，过上自在悠闲的生活。欧美人生下来便接受基督教的使命感的教育，是很难体会到中国人的这种轻松自在的心情的。一百年前他们不懂我们，一百年后的今天仍然不懂。

中国清代有个散文家叫刘大櫆，他写了一篇《无斋记》，专门歌颂“无”的好处，他说：“天下之物，无则无忧，而有则有患。人之患，莫大乎有身，而有室家即次之。今夫无目，何爱于天下之色？无耳，何爱于天下之声？无鼻无口，何爱于天下之臭味？无心思，则任天下之理乱、是非、得失，吾无与于其间，而吾事毕矣。”他所表达的思想，老子的《道德经》里也有提及，只是简洁了许多，老子说：“吾之大患，为吾有身。及吾无身，何患之有？”

佛教的经典，实在饱受古代印度人行文啰嗦之害。在崇尚简洁之美的中国人看来，卷帙浩繁的佛教大藏经完全可以浓缩成一本薄薄的古诗集，六七岁的孩子们摇头晃脑的背上一两个月就能背完。犯不着“深入经藏，智慧如海”，耗费自己一生的光阴去研究那汗牛充栋的啰嗦重复的佛经。

在中国，没有什么东西不可以简化和诗歌化。中国的古代医学，也被中国的哲学家和文学家们诗歌化了。《汤头歌诀》和《药性赋》是用诗歌来背诵和学习中医的典范。中国历朝历代的医学家们都在努力把中医诗歌化，清代的太医院甚至还专门奉朝廷之命，编撰了《医宗金鉴》这部大部头的医学口诀书，把中医学整体诗歌化了。让后世的学中医者们，可以像背诵唐诗宋词一样的背诵中医的理法方药。清代的一位著名的医学教育家陈修园也编写了一本《医学三字经》，把中医歌诀化了。枯燥无味的中医被诗化后，记忆起来便没那么难了。

所以我们这个民族有一种强大的化繁为简的能力——我们应该为之感到自豪。我们能把一切复杂而又沉重的东西，都简洁化和轻松化；我们能把这令许多人感到困难重重的人生，过得风淡云轻。我们是一群诗意的栖居者，我们的生活美学是建立在我们对人生深入骨髓的洞彻的基础上的达观主义精神，我们的自由是彻底的精神自由，这样的自由才可以称得上是完全的自由呢！因为我们不但不再受别人束缚，也不再受自己束缚。

我二十出头时，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新型的国际贸易——与传统的国际贸易商不同，我们是通过互联网来寻找客户。那时候我对一位名叫谢家华的华人企业家很崇拜，他创办了zappos.com，这是一家专门卖鞋的网络平台。他把鞋子的网络零售事业做到了全互联网最大，这家企业后来被亚马逊收购了。

谢家华是一个很有个性的才子型企业家，在创办zappos之前，他搞了一个叫LinkExchange的互联网广告平台，后来这个平台被微软用2.65亿美金收购了。谢家华因此有了充足的资金来做他的新生意和实践他的人生理想。他博览群书，也热爱写作，2010年他还出版了一本名为《传递幸福》(Delivering Happiness)的书，这本书当时很畅销。

他对哲学和心理学不屑一顾，程序员出身的他相信人的快乐和幸福也可以像计算机程序一样，通过设定一系列的条件来实现。谢先生跟代码打交道太多了，所以满脑子的“if……, then…..”，他试图建立一个“if……, then…..”式的乌托邦来解决人的精神世界的问题。

谢家华说：“大多数关于幸福的框架都认为，幸福需要具备四件事：可感知的控制力，可感知的进步，与外界联系紧密（指人际关系的深度），以及成为比自己更重要的事物的一部分。”所以他认为幸福可以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他致力于在他的企业里让他的员工们实现幸福。我对他的这一看法一点都不愿意苟同——我认为如果幸福需要依赖什么来实现的话，寻找幸福者最后会竹篮打水一场空，连幸福的毛都摸不到一根。

但是我捍卫他坚持自己的主张的权利。谢家华先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虽然如果让我和谢家华在一起讨论问题，我们俩没准儿会因为意见分歧太大而大打出手，但是我却对他很崇拜——假如他了解我的话，也许他也会像我对他一样的对我充满了兴趣。他完全不像一个商人，他严肃认真的去实践自己的理念，经商只是他实践自己的理念的一个途径而已。

zappos的企业文化因此而特别另类，以至于亚马逊的老板贝索斯认为这是他见过的最奇特的企业文化。谢家华把zappos当作验证自己的理念的平台，他不肯以公司创始人身份自居，他和其他的同事们一样，在一个小小的格子间里办公，每年只拿3.6万美金的年薪，把平等理念贯彻得极为彻底。

亚马逊虽然收购了他的公司，但是几乎算是完全保留了zappos的企业文化和管理团队。谢家华得以依然故我的在为实践自己的理念而努力，很多员工不适应这种没有老板的企业文化，也并没有因为谢家华的“幸福科学”而感到幸福，因此离他而去。但是这位从哈佛大学计算机系毕业的程序员认为如果他“get”不出自己想得到的结果，那一定是因为他的“if”还不够完善，所以他依然故我的在探索他那“if….., then……”式的幸福乌托邦。

2020年11月18日，他在一场意外的火灾中受伤并在其后不治身亡，卒年46岁。我看到他去世的新闻后，颇感意外。我们俩差不多算是同龄人，他大我5岁。一度我也和他一样，与计算机程序打交道，靠敲打一行行的代码去寻找商机。而且我们都与普通的寻求发财致富的商人不一样，我们有理想主义情结，希望探索出能让人类幸福的道路来。

他向传统的哲学和心理学发起了挑战，否定这些，试图用程序员的思维模式来解决人的幸福问题，而我则试图在医学与人类学中寻找解决人的身心痛苦的办法。经商只不过是我们为实现这个目的而使用的一种工具而已，他通过经商解决了自己的财务问题，建立了自己想要建立的乌托邦式企业。

我通过经商也解决了自己的生存问题，在三十岁之前实现了在北京核心城区安居的目的——若非如此，或许我也无法在三十岁后专注于医学研究而不必考虑生计问题。年轻的医生们实在太穷了，但是他们的聪明才智其实足以创造出比行医收入多得多的财富。很多人谴责医生们收入高于社会平均水平，但却忽视了这些人如果不行医，创造的财富会比当医生更多的现实。而如果医疗事业不靠一群智力超群的人来推动的话，这世上恐怕要多无数枉死的冤魂。

在诸多有志于学医者中，我算是比较另类的。如今回过头来看我二十多岁时为扫清自己余生的生计障碍所做的几年努力，我觉得这努力的结果还算差强人意。尽管我达不到谢家华先生的高度，但是也算是为我如今不卑不亢的人生态度奠定了物质基础。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医生行医要想不卑恭屈膝，基本的生活保障是要有的。

我不知道谢家华先生在临终前是否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无论他是否找到了，我都为他的探索而赞美他。这世上倘若没有探索者，就永远不会有新的道路出现，人类也不会进步。

我还没死，老实说我还没有找到我想要的答案，目前还只是在上下求索的道路上继续前行。我在不断的通过写作来阐释我个人看到的人生真相——有些“真相”受限于我个人的认识水平而未必真，有些读者告诉我，他们阅读我的文章后，收获了安宁与幸福；也有些读者毫无收获，把我骂得狗血淋头，认为我是个欺世盗名的骗子。

我很难苟同谢先生对哲学和心理学的态度，人人生而平等和人人都有施展自己才华的机会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真实世界里，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很大，有很多人没有机会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社会因此而分裂出巨大的鸿沟。

倘若没有哲学、心理学和宗教这些足以慰籍人心的东西，我们这个世界将会有很多人不得不痛苦的过一生。正如史铁生先生所言，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是人世间客观存在的现实，人与人若无区别，世界将会乏味得难以想象。遭遇人生悲剧的人若想从痛苦的深潭中实现自救，是可以从哲学、心理学乃至宗教中得到些许帮助的。

据我所知，致力于解决人的身心健康问题的医学家和药学家们，也还没有发明出足以令人幸福的灵丹妙药。所以希望医学来解决这个问题，在当前的医疗条件下，也只是在做白日梦。

昨晚临睡前，我在床上重读《圆觉经》，一度想，如果像佛陀所说的那样，人人都达到“圆觉”的状态，破除一切执念，把自己的灵台像擦镜子一样，擦到了垢去明存的程度，心中再无困惑，或许这世界上真的就人人都可以很幸福了。但是这种想法和谢家华先生的“if……,then……”式的乌托邦理想是同一性质，这也只不过是在设置另一个“if”，然后期待“get”出一个大同世界来。实际上直到人类末日来临，我们也无法达致这样的状态。

或许，我辈所能做的，就只是一些鸡零狗碎的事情。芸芸众生中，总有少数人能够从我们所做的鸡零狗碎的工作中获益，这就足够了。

愿一生都孜孜不倦的在探求人类幸福的谢家华先生安息！亦愿无数理想主义者能够或全部或部分的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只有这样，我们的后代中才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冒险去走理想主义之路，为人类社会变得更美好而奋斗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