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是因为天太热了，本周一第二节课，我们班一个女生在课堂上突发疾病，呼吸困难，手足抽搐，无法动弹，四肢冰凉。老师发现了，终止了讲课，后来，我们把她送到医院了。

周二，天气预报播报的本地气温是37度，但体感温度似乎有39度左右，部分同学的手机上显示的教室内的温度更高达40度，人在这样的高温条件下热得昏昏欲睡。

我们的教室里没有空调，热得更像蒸笼一样，风扇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周二的第三四节课，上课的老师都热得吃不消。周二下午和晚上，全校停课避暑。

年近五旬的我，本来用不着在这样的环境里吃这个苦的。但我对此行无怨无悔，尤其是最近，我在这里开启了我梦寐以求的一些基础医学研究，更让我觉得自己的这次人生选择简直太有意义了。

班里有个孩子有一次拿一些中年人的搞笑视频来对我说，叔，您本该去过这样的生活啊，何苦到这里来和我们卷？

少年不知人世苦，笑问老叔何所求。

小时候我很希望长大后当一个科学家，从事科研工作。我做心理测试的时候，测试结果也显示我最适合从事的工作是研究员的工作。

但我们这些70年代出生于中国农村的人，年轻时因为家国之原因，许多人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梦想去为生存问题奋斗。那时候我们的国家实在是太穷了，还没有力量支撑一大批人做科研。我们自己的家庭也实在是太穷了，填饱肚子都成问题。

而科研是最吃经费的事情，一项动物实验的花费少则数万，多则几十万。还不一定能够成功，搞不好做几年的实验都会打水漂。

如今，国家实力比以前强了太多，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比以前高了许多，很多家庭都不再像以前一样无法为孩子的理想提供经济支撑。年轻人再想做科研，条件好了许多。

上周末，我在家和儿子下棋时，孩子对我说他想读完数学博士，再读个物理博士，以后在数学和物理的纵深方向上做研究，希望我支持他。我当然答应了他，只要他能吃的了这个苦。同时也很羡慕他在这个年龄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这一代人渐渐地进入中老年了。这些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自感思维能力的确在下降。去年我在家复习准备参加国家统招高考，复习数学时，为一道题目想了一整天。晚上儿子回家，我问他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孩子只花了不到半分钟，画了一道辅助线，就轻松地把问题解决了。那一刻我意识到，自己非复当年了。

我哥哥在教数学，今年春节期间，也与犬子讨论过数学。有一道数学问题，他想了好几天没想明白，我儿子看了题目后，也只是花了不到一分钟时间就帮他大伯解决了。这令我们兄弟两人唏嘘不已，年华易逝，青春不再，我们最有创造力的时代真的已经过去了。

我们年轻时，思维都敏锐。家兄甚至是高考状元，我虽然不及家兄，但差距也不大。我们当时最拿手的学科就是数学，家兄现在还在教数学，也难有我儿子那样的快速反应能力。犬子还算不得他们同辈人中最出色的，这么一比较，我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思维能力不如从前了。但中年人有中年人的优势，我们经过人生风雨的洗礼，耐心和毅力比年轻时强了许多。

我仍然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做出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来，现在有机会跟着一群高校教师在大学校园里学做科研，我很满意。对于我来说，这就是我最喜欢也最舒适的状态。如果我有幸能够研发出一些特效药物，造福广大患者，那我临终之前，将不再有遗憾。

离开舒适的家，住在脏乱差的学生宿舍里；离开空调全天候开放的国家图书馆，满身是汗的在39度的教室里听课或在实验室做实验；每周都要旅途劳顿地往返于学校和家之间；每周五个夜晚要忍受一群不懂事的痴迷于游戏的年轻大学生的吵闹声；耐着性子听一些不喜欢的水课。这些都算不了什么，只要能让我在自己理想的方向继续前行，我就心满意足了。

季羡林先生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当时只道是寻常》，他在那篇文章中写了这样一段话：“所谓‘当时’者，指人生过去的某一个阶段。处在这个阶段时，觉得过日子也不过如此，是很寻常的。过了十几二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回头一看，当时实在有不寻常者在。”

这段话用于眼下的我的身上非常应景，此时此刻，我所经历的一切看起来确实不算什么。但是再过几十年，当我回首往事，想起这样的一段人生经历时，一定会很怀念，也一定会感谢自己在中年时期做出了这么有魄力的决定，把人生的航向调整到了最理想的状态。

曾国藩曾写诗勉励他弟弟曾国荃：“千秋邈矣独留我，百战归来再读书”，苏轼有词云：“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这样的心境，不在人间阅历一番后回炉再造，是无法有深刻体会的。

就像钓鱼者的快乐并不在吃鱼的那一刻一样，奋斗者的快乐也从来都不是在收获成功的那一刻，而是在奋斗的过程中。

克服各种困难，朝着心中的理想迈进时，人的整个精神状态是最好的。人生苦短，如白驹过隙，每个人体验人生的方式各不相同，我喜欢的体验方式是沉浸在浓烈的热爱之中。我喜欢在心中的激情的驱动下，一往无前，无所畏惧的人生。

这样的人生，不知老之将至，岂不快哉？

最近我在学习的过程中，被A群乙型溶血性链球菌和由它诱发的一系列疾病深深吸引住。原因是这种感染链球菌所致的疾病起码与我的两位亲人有关，其中之一是我儿子，另一位是我的一位姑父。我儿子是因为这种链球菌诱发过急性扁桃体炎，我的这位姑父则是被风湿病困扰了一辈子，我之前只知道他所患的是风湿病，却不明白风湿病的诱因是链球菌。

链球菌是最常见的致病菌，几乎每个人都感染过链球菌，尤其是A群链球菌。我们绝大多数人在儿时都曾感染过这种细菌，我们不但感染过，基本还都反复感染，因为这种细菌在自然界中广泛存在。

一部分人感染链球菌后会留下后遗症，链球菌感染最严重的后遗症是风湿病和心瓣膜病。当我深入了解A群乙型溶血性链球菌所致的风湿病和心瓣膜病后，发现它们虽然不像癌症一样致命，但也是极难治疗的疾病。在现有的医学体系中，找不到根治它们的方法。

这使我萌生了攻克这种疾病的念头，因为我曾偶然找到了迅速治愈链球菌感染所致的扁桃体炎的草药佛甲草。十多年来，我一直想把这种学名佛甲草的植物的药理研究明白，但一直都未能如愿。我花了好几年时间才终于找人认出了这种无名小草，之前想通过试验的方法来研究它却不知从何下手，今年在学校学习到的专业知识让我又一次重燃了希望的火花。

我去年来学临床医学时，曾遇到过一个年龄和我差不多大的西医，她为她的孩子的病来找我。她干了二十多年的西医临床工作，当自己的孩子为神经母细胞瘤这种儿童肿瘤之王折磨时，她也是束手无策。

在闲谈中，她对我说，西医能把许多疾病的病因研究得明明白白，但是却治疗不了，这是一种悲哀，她把最后的一线希望寄托在中医上。而我深耕中医多年，对中医有与她对西医同样的无力感。虽然我们曾偶尔治愈过少数病人，但多数时候也是眼睁睁地看着患者的病情恶化，有时甚至在自己的至亲骨肉遭受折磨时也毫无办法。

昨天上《医学伦理学》这门课程时，我看到了教材上写的王振义院士的故事，心中很感动。这位老大夫一辈子都在治疗和研究血液病，发明了全反式维甲酸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办法，并无私的放弃这种药物的专利权，让广大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患者能够用上便宜药，造福了无数的患者。

我看到暮年的他白发苍苍，一边在医院病房里吸着氧，一边略带气促地回答记者的提问，他说当一种以前无法治愈的疾病，找到了治疗方法时，身为医生的他，内心深处无比欣慰，这比巨额的经济回报更有意义。

这段对话感人至深，我想这世上有许多的医生和他有相同的想法，起码我自己是这样的。只是我们可能穷尽一辈子的努力，也未必有这样的机会。发明一种疗效确切的药物或治疗方法，解除受某个疾病影响的无数患者的痛苦，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事情啊！

我因为热爱而学过中医学，学过精神病学，如今在学临床医学（西医）。经过这么多年的学习，我最为深切的感受是，世上的医学难题太多，人类的医学水平还太浅，在难治性疾病面前，我们大多数时候都是束手无策的。医生们能治愈的，大多数都是自限性疾病或一些不太复杂的疾病。

我们发现了许多健康方面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没有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寻找这种答案并非易事，对大多数有志于医学创新的人来说，可能耗尽一辈子的心血，也未必能像王振义院士和屠哟哟教授那样幸运，找到一种有确切疗效的药物或治疗方法。

寻找这种答案必须要有突破性的思维，因为现有的教科书上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案。我去年在听罗自强教授的《生理学》网课时，对他讲的一句话感受很深刻。他对学生们说，你们今天学了这门课，相信不久后你们会忘记你们所学的大部分的知识点，但在学习这门课的过程中，你们的思维能力会得到锻炼，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写了很多的文章，这些年不但我的一些长期读者，连一些出版社都希望我出版自己的专著，但我迟迟不肯，因为我觉得自己在医学上还没能取得令我自己满意的成就。我写过的大多数文章，我都不认为有多大的价值，所以不觉得有出版的必要。我还没有具有重大创新意义的发现，我还想在有生之年继续努力探索，做出点更有意义的研究来。可能将来我老了，会将自己一生的思考浓缩成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出版了，这样不至于浪费纸张。

虽然说有重大价值的研究成果可遇不可求，但做的努力越多，越是有可能作出这样的研究成果来。真正的学医人不会只满足于能用在医学院或带教老师那里学习到的常规的方法治疗疾病，还应终生不懈地去寻找那些未曾解决的医学问题的答案。

钱伟长先生在一次接受访问时，谈到自己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每天早晨五点去科学馆背书，却发现华罗庚已经背完了。

钱学森先生的儿子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谈到钱学森的日常生活，说钱学森先生每天坚持定时读书，过年都不例外，为了避开别人的打扰，他让儿子对访客说自己去团拜了。

于敏院士提到自己当年在北大读书时，假期不回家，就在景山顶上写作业。

袁隆平院士直到临终前不久，还在水田里研究杂交稻，经常像老农民一样下田。

这些都是大科学家，他们都是天赋很高的人，但是在学习和工作时，仍然如此勤奋。我看现在有一种说法，说勤奋也是一种天赋，而且是一种比聪明更难得的天赋，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不全对。

这些大科学家们的勤奋是受其心中的信念驱动的，而他们心中的信念又与许多因素有关。以钱学森先生为例，他在美国时，遭受美国人的各种猜疑和迫害，这种精神摧残让他深刻的认识到，如果不发展自身的力量，是很难有尊严可言的。他的家人说他在回国前有许多爱好，但是回到祖国，开展两弹一星事业后，就把这些爱好统统放下，一心扑在工作中。

而袁隆平院士则是亲身经历过大饥荒，所以有迫切的愿望去研发杂交稻，提高粮食产量，才能填饱大家的肚子，这个道理很简单，但倘若没有在大饥荒中长期饿肚子的经历，也很难产生如此巨大的动力。

人从本能上都是趋利避害的，要说勤奋是人的天赋，这很难令人相信。一些人非常勤奋地学习和工作，是因为某些对他们触动很大的事件让他们产生了极大的动力。

任何一项突破性的创新，都不会轻而易举获得。孟德尔做了许多次试验和数以万计次的统计，才发现遗传学定律，为现代遗传学奠定了基础，而且直到他去世，他仍然默默无闻，因为他的工作价值未被其同时代人认识到。

钱学森、钱伟长、于敏等人为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奋斗终身，才建立起中国强大的国防事业。屠哟哟发现青蒿素也是历经波折，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以身试药。袁隆平研究杂交稻，也是付出了一辈子的心血。

这些人的天赋都很高，但他们的成就都不是单靠天赋取得的，他们的勤奋也是常人难以比肩的。我们老祖宗说“业精于勤荒于嬉”，这句话放在任何时代都不过时。

每周日下午两点多钟，我会从北京出发，乘坐火车返回学校，周日晚自习前到达教室，开始新的一周的学习。周日晚自习需要复习上周学习的内容，预习周一的课程。

周一白天，我们要上八节课；周二是课程最少的一天，只有上午有四节课，下午要上两节自习课后大扫除；周三八节课；周四和周五各六节课。另外，从周日到周四，每天晚上都有晚自习。周五晚上没有晚自习，周六全天和周日白天休息。这是正规课表上的课程，但我们不可能真正的按照这个课表来上课，因为我们有许多实验课，会被安排在没有课的时间。所以，经常需要每天上完十节课。

课程虽紧，但如果想混日子，其实也不累。毕竟在大学里，没有人盯着我们学习，所以逃课现象很普遍。不过我基本上没有逃过课，即便是所谓的水课，基本也是坐在教室里看书。因为我逃课会起到很不好的示范作用，我还不想带这种不好的头。

专业课听完后，需要足够的时间消化。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安排得太多，每门课的课时都不是那么富裕，所以老师们会挑着重要的章节授课，其余内容需要我们自学，要想学扎实点，就得自己多花时间听网课和看书，我每天还会抽出一点时间写篇文章——这是我从14岁起就养成的习惯，到现在为止，坚持了33年，我不打算改掉它，所以我几乎每天都感到时间不够用。

我们夏季的晚自习是上到晚上九点十分结束（冬季是八点四十），但我一般会在教室里学习到九点四十。基本上每天都是我最后离开教室，我有教室的钥匙，晚上负责关灯、关风扇和锁门。回宿舍洗簌后，大概十点半能入睡。次日早晨五点半左右起床，洗漱完后，六点左右出宿舍楼，到操场上运动半小时左右后去食堂买点早餐，再去教室开门。新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通常，我也是每天第一个到教室的人。

作为一个中年男人，除了要完成学校的学业，我还有赡养老人和抚养孩子、陪伴爱人、照顾家庭的义务，所以，即便在学校脱产学习，也是要适度兼顾工作和关心家人。需要经常抽出一定的时间和年迈的父亲和家中的妻儿沟通，尤其是当家人生病的时候，更需要关注他们的诊疗全程，直到他们解除病痛为止。

周五上完第六节课，我就会背上行囊，坐火车回北京。回家去陪伴家人和处理一些不方便在学校处理的工作。我上学后，我爱人的睡眠质量受到影响，毕竟在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适应了彼此的存在。每个周末我回家的两个晚上，都是她一周时间里睡眠质量最好的时候。

我也有照顾自己的长期患者和工作伙伴的义务，我得抽出一定的时间来处理各种各样的技术性和事务性工作。如果无法将学业、家庭和事业平衡好，生活就会进入到无序的状态之中。我以前工作的时候，同事们对我的评价是一个人可以当好几个人使用，现在是真的把自己当作好几个人使用了。

我这个年龄上学，在学校里也不可避免地要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我们班100多个同学，许多同学是把我当正心理老师和副班主任来对待的。他们有一些心理问题的时候，首先找的不是心理老师而是我。同样，同学之间存在矛盾和过节，也会想着找我来帮助他们解决一下。生活在这样的一个集体之中，我很难完全置身事外。

为了能够高效率地完成自己的学业和工作，我必须头脑清醒地把事情的轻重缓急分清楚，把一些次要的事情统统抛向脑后。我每天都能收到各种各样的咨询，我不会每一条都回复。有些人希望我按照他们的需求去写作，我也不可能满足他们。还有一些读者希望与我讨论一些对我来说并非紧迫需要去讨论的问题，我都置之不理。

我上学的第一周就引来了我们学校和学校所在地许多人的关注，其中包括一些自媒体的博主和可能是记者的人，他们联系我，我一个字都没有回应。我到校后，一直力图保持低调，从第一学期开始，我就对辅导员说，我不希望被太多人知道，也不希望受到太多不必要的干扰，学校的群体性活动能不参加的，我都不想参加，她表示理解，也给予了我极大的支持。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仍然没有引起外界太多的注意的原因。

我需要这样的安静，如果我的世界太喧嚣，我将无法沉潜下来学习和研究，无法进行专业性的写作，这将是对我生命的最大浪费。

我在毕业前不可能公开我所在的学校的信息，一来这是我个人的隐私，除了最亲密的人，我不想让其他任何人知道我在哪里上学。在我公众号里打听我的这些个人隐私的朋友，我也都屏蔽掉了。我到学校后也曾和我的老师们打过招呼，我希望他们为我守住秘密，避免许多人到我们学校来找我。我们学校的老师和同学还是很友善的，他们都尽可能地保护我的隐私，对此，我心存感激。我也希望一些好奇心太强的朋友，不要不礼貌地来打探我的个人隐私。一般来说，收到这类信息，我第一时间就会把这些朋友拉入黑名单，以免被继续打扰。

我特别希望大家不要贸然给我打电话（包括微信电话），请你们务必先给我发微信，等我有空时回复你们。因为有时候你们打电话，我正在上课或在宿舍休息，手机在课堂上或在午休、晚上睡觉时响起，不但会影响到我，还会影响到我们全班同学和宿舍里的室友，这非常不好。

我为什么要记下这样的流水账呢？因为我希望各位读者和亲朋好友能够体谅我现在的难处，目前阶段，时间对我来说太珍贵了。我很难满足你们的许多要求，我必须以我自己的学业、工作和家庭为先，希望大家能够体谅这一点。任何一种能够持续下去的关系，都是建立在互相理解和体谅的基础上的。

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云游了三千岁月 终将云履脱在最西的峰上 而门掩着 兽环有指音错落 是谁归来 在前阶 是谁沿着每颗星托钵归来 乃闻一腔苍古的男声 在引罄的丁零中响起

反正已还山门 且迟些个进去 且念一些渡 一些饮 一些啄 且返身再观照 那六乘以七的世界 (啊 钟鼓 四十二字妙陀罗) 首日的晚课在拈香中开始 随木鱼游出舌底的莲花 我的灵魂 不即不离 ——郑愁予《梵音》

上周的康复医学课上，老师给我们讲了步态分析。周五晚上，我从学校回到北京，从北京西站坐地铁回家时，有意识地去观察老师在课堂上所讲的步频、步速和步态。

北京是中国生活节奏最快的城市，很多年前，美国媒体就曾报道，行人模拟软件公司Legion的研究表明，北京市民的步速在全中国遥遥领先，比香港人的步速还要快10%。

北京地铁站里是观察北京市民步速的最佳地方，初到北京的人，可能确实不太适应北京地铁里那匆匆忙忙的步态。在这座快节奏的城市里生活的时间久了，人不知不觉间，就会适应这座城市的步速。

我特地以我自己最自然的步速走路，同时也在暗中比较自己与身边人的步速，结果发现，我自己是北京地铁里走得最快的那波人。快到什么程度呢？我的步速应该是北京地铁平均步速的2-3倍，完全可以用大步流星、两步并作一步、飞毛腿等来形容。

在一座快节奏的城市里，步速是一个人做事效率的一种外在的表现形式。走路快的人，给人一种风风火火的形象，人们容易觉得这样的人做事干练、不拖泥带水。北京城拥挤的交通和快节奏的生活，都不容许人们慢腾腾的活着。

一个城市的步速太快是否会给市民带来一些普遍性的健康问题，我还不清楚，我暂时也没有找到这方面的医学统计资料。但大多数人的天性其实都是好逸恶劳的，对慢节奏的生活有着本能的热爱，这一点应是毋庸置疑的。

慢节奏的生活中，藏着许多美好。生活节奏太快，真的缺乏诗情画意。诗歌和绘画都需要闲情逸致去欣赏。诗歌中蕴藏的韵律和意境之美，与北京市民的步速和步频，显然很难融为一体。地铁站的壁画再美丽，若乘客们匆匆忙忙，连看一眼都不会，又谈何欣赏呢？我都替那些美轮美奂的壁画们感到寂寞，若无悦己者，壁画们存在的意义何在？

我年轻时读过郑愁予先生的这首《梵音》，我在高二的时候，我的老师送给我一本《台湾三家诗》，里面就有《梵音》。那时候我故作老成，觉得自己读懂了，但其实那是“为赋新词强说愁”之举。

《梵音》是专门写给阅尽人世沧桑的中年人看的。郑愁予先生笔下这宋词般的韵律，引罄、古寺钟声、山门、兽环和云游僧人一起营造出来的苍古的意境，要在历经人世沧桑后，才能体会得出来。

僧人在云游四海时，或许也避免不了会行色匆匆，一如北京市民们那放不慢的脚步。但三千岁月的见闻，无数里程的磕磕碰碰，会教会一个人很多东西。

这东西是什么呢？我说不出来，也许你也说不出来，辛弃疾用“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来形容它。《梵音》中的僧人也不说出来，他选择了“且迟些个进去”，在山门之外，“返身再观照”。

山河万古，草木一秋，人生百年，总会有一些时刻，不语胜过万言。

在山门之外，片刻的“返身再观照”过后，我还得继续前行。我仍然是个行者，不是归人。我的三千岁月还没有走完，我还需要继续云游。我把我的灵魂或提在手上，或别在腰间，或把它挂在高高的山巅，或把它藏在深深的海底。我继续大步流星地向前走着，不理会天上的云，不理会耳边的风。别人的晚课，是我的晨钟；我的暮鼓，还要在遥远的未来敲响。

转眼间，这学期又过了三分之一，时间过得真是太快了，再过两个多月，又要放暑假了。这学期在学校里的学习和生活是令人身心愉悦的，从周一到周五，我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自己的教室里，听课、看书、听网课、做笔记、写作，只在午休和晚上睡觉的时候回宿舍。晚饭后会在校园内散步一个小时左右，散步的时候，会戴着耳机和家人打打电话。

天气变暖后，校园里的树叶都绿了。此地气候较北京温暖些，所以植物绿得也更早一些。我们学校并不大，没有钱把校园建设得富丽堂皇。但整体来说，还是很漂亮的，我在这里很满足。校园里弥漫着丁香花的香味，图书馆后院像瀑布一样的紫藤花正在怒放，实验楼后有竹林，也有苗圃。饭后在学校到处走走，内心除了安宁自在外，还有一种淡淡的喜悦感。

这一学期的每一门专业课我都非常喜欢，老师讲的课也都很精彩。毕竟是公办学校，师资还是有保证的。大概是因为我们学校没有太多的科研任务，一线教师都把精力放在教学上，所以课讲得反而比较好。在这里听课，我个人认为是一种享受。

经过了一学期的互相适应，我和身边的一群孩子们也相处得更融洽了，顺带着也学会了更好地和我儿子沟通，毕竟我身边有大把的他的同龄人可供我观察。在学校宿舍里，我适应了他们晚上打游戏的声音，这声音再也不会干扰到我的睡眠了，我依然头沾枕头不到几分钟即便进入呼呼大睡的状态。他们也适应了我早关灯早睡觉的生活习惯，甚至每天在我回宿舍后，自觉地在十点半前帮我把灯关了。就这样彼此相安无事，甚好。

我是班里的“管门大叔”，早上第一个进教室，开教室门，晚上最后一个离开，锁教室门。后排的女生说我在班里有“年龄红利”可吃，我也就不客气的吃了。我很乐意协助老师管理班级，做了一些其他同学不敢做或不愿意的事情。前段时间男生宿舍晚上和午休时间吵闹得厉害，我对为首的几个批评教育了几次，现在这种现象就好多了。

我和专业课老师的关系都很好，老师们给我答疑时也很敬业，对此我心存感激。上周我问了生物化学老师一个分子动力学的问题，她现场答不出来，让我等她回去查查资料，同时也去问问别人。这周的生物化学课，她一进教室就直接走到我跟前，非常详细地回答了我的这个问题，把自己查的资料都拍成了照片给我看，以加深我的理解。这样敬业的老师令我很感动，她已经五十多岁了，比我还大上几岁，每次上课都声音洪亮，精神抖擞，把课讲得深入浅出，听她的课我受益匪浅。

教我们康复医学的老师上次讲课的时候，很投入，在给我们做示范动作时差点摔伤了。我的第一反应是要去扶她，下课的时候，我劝她悠着点儿。她对我说，她热爱教学，喜欢讲课，所以讲到激动处，忘记了危险。

这话让我顿时觉得像是找到了知音，我可不正是因为热爱而在这个年龄重返校园学习西医的么？这位老师也有五十多岁，教学之余，还在编写教材，活得激情澎湃，这种精神劲头令人佩服。热爱生活和工作的人，无论到了什么年龄，都会活得很有激情。我喜欢有激情的人生，也喜欢与激情澎湃的人为伴。据我所知，有激情的人很少对生活有怨言。

今年的专业课老师有好几个比我大几岁，教微生物的老师只比我小四五岁，病理老师似乎也只比我小几岁，相仿的年龄使我们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交流起来很顺畅。这些专业课老师教学经验都很丰富，有些老师的知识面很广，我听课时心生羡慕。想着如果我自己也能如此信手拈来地把不同学科的知识融合到一块儿讲出来，那该是多么愉快的一件事情。医学知识琐碎得很，难得的是这些老师居然能跨学科的记得那么多的知识点，这是非常令人倾佩的。

我们现在每周都有好多次实验课，西医教育是非常重视实验操作的。这学期的实验课已经让我们动手培养细菌和给动物做手术了，我已经做了两次“主刀”。其中一次还被实验动物抓伤，去接种了狂犬疫苗。做细菌培养和药敏试验时，可能不小心被感染了，出现了一些轻微的症状。

但失败比成功的意义更大，在失败中我也快速成长了。通过这两次手术课的学习，我已经可以给实验动物做气管插管术和神经分离术了。以前我在阅读一些中西医结合大家的文献，看到他们既能用中医给人治病，也能亲自给病人做手术，心生羡慕。如今，我自己离这一步也不再遥远了。对医生来说，多掌握几种为病人解除痛苦的技术，绝非坏事。

我有很好的理工科功底，我高中时的化学老师前年和我聊天的时候，曾经对我说，我在高中跟他读书时，有段时间他因故不能正常上课，学校其他老师也腾不出空帮他代课，他是让我代他给班里的同学讲课的。

这件事情我忘了个精光，虽然他提醒了我，我还是不记得。我爱人高中时和我一个班，她倒是还记得这件事。既然他们两人都这么说，那我高中时应该是以学生的身份代化学老师讲过课的。我父亲至今也保留着我高中参加化学竞赛时的获奖证书，2024年46岁的我曾经未复习就去参加高考，化学考了70分——这可是把化学课本放下了快30年裸考的考试成绩。可见我高中时的化学确实学得很好。化学功底好，学西医会容易许多。

在高中时代，我还有两大受益终身的收获。

一是我的语文老师每周都给我拿十来本课外书，这些书涉及文学、哲学、历史等多个领域，他让我挑自己喜欢的，随意阅读。这不但培养了我的阅读理解和写作能力，也拓展了我的知识面，同时还帮我培养了一种优良的阅读习惯。我到现在，还在保持这一习惯。

二是我们学校数学教研组的一位姓陈的老师非常喜欢我，每次他出数学考卷的时候，都会出一两道在他看来全校应该只有我一个人有可能解出来的压轴题。出题后还不忘得意洋洋地对我说，看看我这次能不能考倒你，那时候我有很强的好胜心，很喜欢接受他的这种挑战。他特地以这种方式来锻炼我的思维能力，让我学会了动脑筋解决复杂问题。后来他脑卒中猝然离世，我听到这噩耗后，难过了很久。

人在年轻时能得到这样几位良师的栽培，真是莫大之幸运。他们不但教了我许多知识，还培养了我的思维能力，提升了我的自信，所以我直到现在仍然对这些恩师感激得很。

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个幸运儿，我前半生在生活上虽然吃过了一点点苦，也摔过一些跟头。但绝大多数时候，收获的都是好运。包括此时此刻，依然如此。当我的同龄人们正为中年期的一地鸡毛焦头烂额时，我竟然能心情美好地在学校里学习自己喜欢的专业，而且岁月还像把我忘了似的，没在我脸上留下太多沧桑的痕迹，我还能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我今年学了一段英语谚语：A pessimist seems the difficulty in every opportunity; an optimist sees the opportunity in every difficulty.这段英文的意思是：“悲观主义者在机遇中看到的是困境，乐观主义者在困境中看到的是机遇”。

我觉得这段谚语说得实在太好了，我无法总结出比这更精妙的结论。愿正在阅读此文的你也能乐观一些，万事万物都有两面，不是好运常眷顾乐观主义者，而是乐观主义者常选择好运。

说来不怕人笑话，我制定了一个长达40-60年的医学研究计划，此前十几年的积累只是刚刚开了个头。我盲目乐观地认为自己也许能够活到100岁以上，而且到了晚年，也可能像我国著名学者周有光先生和郑集教授一样，仍然具有很好的思维能力和写作能力。

这二位老先生都活过了110岁，而且过了100岁还能继续做研究和著述。人若能如此活着，不是很有趣吗？

我这个年龄在许多人看来已经不小了，但我自己并不这么认为。钱学森先生44岁才从美国回来，开始着手建立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毛泽东45岁的时候，在延安窑洞里熬夜写就《论持久战》，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领导中国的解放战争。对一个长期主义者来说，年龄从来都不是问题。

孩子在继续学业的同时，也已经渐渐可以靠劳动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了，他有他的人生规划，也正在不紧不慢地一步步去实现这些目标。这使我更少了一份后顾之忧，热爱的事业和平静的生活会让人的性情一日比一日平和。

我一直强调自己是个乡下人，但其实忽略了自己在北京生活了快三十年的事实。三十年的时间，足以在不知不觉间改变许多东西。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是经济、文化和医疗都很发达的城市。呆在北京久了，人最容易产生的错觉是，北京的这一切都是稀松平常的。但实际上，离开北京，到真正的基层去呆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北京人享受的社会资源远非基层百姓能比的。

曾经有个地级市的市委秘书长跟我说，就享受的医疗条件而言，你们这些生活在北京的人，比我们这些地级市的市委书记都还好。当时我们两人正就其爱人的胆囊癌发展历程展开讨论，确实，如果他爱人是生活在北京，她的胆囊癌应该在早期就被筛查出来了。

我是从北漂上岸，成了新北京人的外乡人，现在全家都有了北京户口。在北京也有了一个小窝，虽然房间面积没有办法像在二三线城市那么大，但也足够我们居住了。我们享受了北京便捷的交通，也享受了北京优质的医疗服务。而我本人，过去二十多年，起码有一半的时间是泡在国家图书馆里，还享受了北京优质的文化教育资源。

从去年九月份开始，我到了一个三四线城市读书，在医疗行业，这种学习也属于进修性质。有时我跟我爱人开玩笑说，我这在古代，就是被贬放了。最开始的一段时间，我确实有一些的不适应。举例来说，在北京，公共厕所都有独立的小隔间，而我们学校的厕所却没有。习惯了北京的公厕，很难一下子适应这种敞开式的公共卫生间。

同样，在国家图书馆读书，和在我们学校读书，感觉也有很大的不同。国图的读者都非常文明，不存在喧哗和吸烟的人群。但在我们学校，我饱受二手烟之苦。宿舍走廊、厕所里，到处都是吸烟的大学生。

在国图看书的年轻的读者，基本都是来自于周边的几所985或211大学或者人大附中、首都附中和理工附中等重点高中。这些年轻人普遍的好学上进，自律能力很强。这样的优秀人才聚集现象，在我国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很难看到的。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地方到一个自律性很差的团体里，我也不完全适应。

我从高中开始，便是一个非常自律和勤奋的学生，同时，我大多数时候都是班长和学校学生会和团委的主要学生领导。作为湖北黄冈地区的一名竞赛生，当时我们还经常被集中进行竞赛培训。所以，总体来说，我过去所处的环境真的是比较好的，身边的同学大多也很优秀，他们现在在各行各业都处于较为领先的状态。

我们这些人，也许勉强算得上是社会精英，但不同于出身很好的那些社会精英，我们是在苦哈哈的农村地区长大的，过去是真真切切地体验过最基层的“下里巴人”的生活的。现在依然与农村老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的父母大多数也还在乡下生活着。

所以，就我本人而言，我有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期望，我希望我国农村地区的生活条件和医疗卫生水平也能提高到令人满意的程度，好让我们的亲人们生活得好一些。实事求是的说，农村地区的生活水平和医疗卫生水平较过去也有了很大的提升。只是就像政府文件中经常出现的“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期望”一样，我们总还是对基层现状并不太满意。

这一个多学期，我在我们学校学习，我们学校主要的培养目标是那些来自基层，将来回到基层当医生和护士的学生。我与他们相处日久，渐渐地看清了一个事实，基层的医疗水平要想提高，最缺的是优秀的人才。聚集在国家图书馆里的那些自律性很强的高材生们，基本都是不可能回到基层去的，最终到基层卫生机构，为基层百姓服务的，只能是我们学校这类院校培养的毕业生。

我们无法期待所有层次的医学生都成为医疗界德才兼备的精英人才，我最初对身边的一些医学生抽烟、酗酒、习惯性逃课感到很痛心，但现在在渐渐的接纳这一切。

上周，我们的一个和我一样是70后出生的专业课老师和我聊天时对我说，我们学校这几届的学生素质提升了不少，因为学校录取的分数线上来了，以前的学生比现在的学生素质低不少，她对此感到很欣慰。听到她的感慨后，我当时心中百味杂陈，因为在我看来很拉胯的一批孩子，在学校的资深教师的眼中，比往届学生有了不小的进步。她的这句话治愈了我的失落心情，让我认识到了现实。

70后的身上，有一种被嘲讽为喜爱“宏大叙事”的时代烙印，如果从善意的角度去解释我们的这种特征，可以厚着脸皮说我们比较有社会责任感。我们在物质匮乏的环境中长大，我的大多数同龄人上学的时候，都是每周背着粮食和咸菜，翻山越岭徒步去学校的。在学校里把门面换成饭票，每次从食堂里打点米饭，就着从家里带的咸菜下饭。70初的一些人，甚至在学校里连饭都吃不饱。整整一代人，都有着强烈的改变现状的愿望，所以我们关心社会的整体发展，这就是被嘲讽的所谓的“宏大叙事”吧。

社会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优质的资源总是更容易集中在发达地区，落后地区的百姓的整体生活水平很难一下子提升起来。无论个人多么希望努力改变这一现状，都是螳臂挡车，我们只能期待随着社会进步，将来这种区域不平衡的状况能得到更大的改善。

上周末从学校门口坐公交到高铁站，一路上看到大片大片金灿灿的油菜花。我的心中惊喜万分，想不到在北方，也能看到这么美丽的油菜花。在我的老家，现在正是油菜花盛开的时候。因为这油菜花，我对我现在所在的这座城市有了一种亲切感。

今天连着写了5份实验报告，握笔的手都写红肿了，这学期的课程加实验，真的让我感受到了什么叫“匆匆忙忙，连滚带爬”。干完这份枯燥无味的活儿后，我就跑到学校附近去找油菜花田。本地人告诉我，距离最近的油菜花田大概在2公里外的南水北调引水渠处。我一听南水北调，又忍不住生出另一种亲切感来。因为南水北调是从我老家湖北调水引流到北京的水利工程。

到了引水渠附近，果然看到一片片的油菜花田。只是这里的油菜花田，不像我老家那样连城一大片，而是一小片一小片，星罗棋布地夹杂在麦地之中。引水渠旁边是个自发形成的农贸市场，农贸市场里什么都卖。我花了一块钱买了一个本地特产烧饼当晚餐，摊主本来是用这烧饼夹肉或鸡蛋卖的，我不想夹这些，就请他卖给我一个纯粹的烧饼。

这烧饼是纯粹的北方风味，略咸，吃起来挺香。我嚼着烧饼，在南水北调引水渠旁一边漫步，一边看油菜花，心中很想念我的老家湖北黄冈和我小家庭现在的所在地北京。这里是他人的家乡，我在这里只是个过客。我想在这里长大，外出游学或工作的人，大概也会很想念自己家乡的麦田和油菜花吧？

除了烧饼，农贸市场居然也卖湖北的热干面，那一刻我很想来一碗热干面。但昨天晚上做实验的时候，我被实验动物抓伤出血了，去医院打了狂犬疫苗。接种疫苗的护师叮嘱我一周内不要吃香喝辣，而热干面主打的就是香和辣，所以我只好拒绝了家乡味道的诱惑。

这个春季，我很怀旧，想念家乡，也想念以前的朋友。昨天晚上接种完疫苗，回到学校已经快十一点了，校门已紧锁，喊了一会儿，门卫才给我开了门。此情此景，似曾相识。1998年，我第一次上大学，和同宿舍的两个好兄弟也干过这种事。昨晚我就梦见他们两个了，28年过去了，我又回到学校重新学一个专业，而他们却与我音讯中断快十年了。

1998年的时候，我经常吃不上饭，他们两个总是请我吃饭。他们家比我家宽裕些，其中一个同学的父亲还是个企业家，他们跟我关系又很好，所以不忍心看着我饿肚子。那是我们纯真无邪的时代，那时候结下的友谊异常珍贵。只是后来这两个老友的命运都很不顺利，一个因为意外被大面积烧伤，一个遭遇了一系列大多数人一辈子不可能遭遇的悲剧，遭遇这样的人生挫折后，都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这样的老友和往事，怎能令人不唏嘘？

许多人说，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能再回到校园，我将如何如何。对我来说，这不是一个假设性问题，而是一个正在发生的事实。其实，这个年龄重返校园，要克服的困难，绝大多数人是想象不到的，也只有极少数（应该不到万分之一的吧）人能够感同身受。

我已很难在校园里找到真正的知音，我一个70后，每天和一群00后一起听一群80后和90后教师讲课，除了课程本身，已很难真正地融入到这个群体之中了。不同的生活习惯，不同的人生理念，身上不同的时代烙印，都在有意无意地将我和他们分成两个不同的群体。

有些词汇，在新的时代也有了与以前绝然不同的含义，比如“特困生”。在上世纪90年代，特困生就真的是一群吃不饱饭的学生。而如今的特困生，基本的生存根本不存在问题，他们的伙食，90年代的富家子弟也比不过。

再比如“师生关系”，在上一次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对老师还是很尊重的。但如今，我看见学生们拿着手机，低着头玩着游戏，公然在正上课的时候，从讲台前大摇大摆地走过去，对老师完全无视，而老师也只能默不作声。

所以我只能重新去适应当代学校的环境，去调适自己的心态，让自己不要像个顽固不化的“老东西”。

昨天白天，病理老师上完课，给我答疑完毕后，笑着对我说，某个小年轻老师说我“奔四”了，她问我是不是真的，因为她觉得我看起来也就三十出头的样子，不像四十上下的人。我告诉她，不是真的，我“奔五”了，今年47岁，毕业时就刚好50岁了。我毕业的时候，我父亲80，儿子快要研究生毕业了。她对我的真实年龄感到很惊讶，可能大多数高校教师从教一辈子，都很难碰到一个这样的大龄学生吧，所以他们的惊讶也不令人意外。

只是我其实并不愿意活在别人“惊讶”的目光中，我只想有个角落，有张书桌，供我安静地听课、看书和写作。但有些事情还是要不得已地去面对，总有躲不开的异样的眼光。只是时间长了，我也适应了，渐渐地尽量一边视而不见，一边回避人多的场所。

朋友们啊，人生没有固定的公式，总有一些人是不按规矩出牌的，这又何足为怪？

这一切，概括起来，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错位。我想用更优美一点的文字来把这种错位感描述出来，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感到自己才华将尽，只好借花献佛，借用诗人郑愁予的一首《错误》来为这篇文章结个尾：

我打江南走过

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

东风不来，三月的柳絮不飞

你的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

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

跫音不响，三月的春帷不揭

你底心是小小的窗扉紧掩

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

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最后，祝孩儿妈生日快乐。我们在情窦初开的年纪，同门学艺，恩师在黑板上写下的这首《错误》，启蒙了我们爱情。今日是你生日，但因为我要求学，你我不得不分居两地，我在这时光交错感中，心中唯一永不错乱的只有我们的小家，那是我心灵永远的港湾。

一杯浓香可口的咖啡曾经是我的最爱，我喜欢时不时的用它来犒劳一下自己。但现在我爱不动它了，只好戒了它。

去年高考前，我靠咖啡来提神醒脑，支撑着复习，喝到后来，感觉眼皮经常不自主的跳动。在网上查了查，说是咖啡喝多了所致，我于是就戒掉咖啡。戒咖啡一段日子后，眼皮果然不再跳动了。但咖啡这个东西喝习惯了，就像交了个老朋友一样，好久不见，会时不时的想念它的。

所以，眼皮不再跳动后，我又时不时的喝点。只是重新喝了咖啡后，眼皮又开始跳了，这下终于知道咖啡并不适合我。于是认真地实施了戒咖啡计划，只是有时在学校上课，实在犯困，到完全顶不住困意时，就又想喝咖啡来提神。

但戒了一段时间后，每次再喝咖啡，就会感觉不太舒服。所以最后我终于痛下决心，哪怕上课犯困到睡着了，也不喝咖啡。说来也怪，这么一禁止后，上课时竟然也不再犯困了。

上周日在家，心瘾犯了，我忍不住又泡了一杯。这下坏了，周日晚上在学校，一夜上了七八次厕所，周一精神状态就不怎么好了。咖啡有利尿作用，我喝咖啡利尿效果尤其好，好到我都怀疑，像我这种体质的人，或许可以用咖啡来治疗水肿类疾病。

我现在总算是知道，我是不宜喝咖啡的那种人。人生在世，总难免会有需要忍痛割爱的时候，这一次，我是无论如何都要和咖啡说拜拜了。至于茶叶，则早已被证实对我有害而无益。我曾尝试过各种茶叶，每一种喝了都会导致身体不适，所以现在只能喝凉白开。

同样需要渐渐远离的还有很多生活习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悄悄地发生了很多改变。高蛋白、高脂肪、高糖的食物，现在对我的肠胃都是负担，完全不敢多吃。食物的总量也需要往下削减，因为新陈代谢的速度越来越慢，不需要摄入那么多的热量。如果每天摄入的热量大于消耗的热量，这些过剩的热量就会转化为脂肪，导致脂肪肝。

所以我现在在食堂吃饭，每顿会少打一个菜，同时叮嘱打饭的服务员少给我点米饭。这样改变饮食后，身体轻松了许多。饭后，我会在校园里散散步，或者回宿舍小憩一会儿，务必使自己感觉舒适。

我马上就要到天命之年了，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孔子没有对天命做进一步的解释。但我想也许他老人家想表达的意思是说人到五十，就知道遵循自然规律的重要性了。再怎么狂妄自大的人，也是无法违背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的。

只是人年轻的时候，在欲望的驱动下，确实时不时地会不把自然规律当回事，把健康的身体给糟蹋了，给中老年留下一笔烂账。五十岁，是大多数人还账的转折点了。我们最重要的免疫器官胸腺到了五十岁会萎缩为一块脂肪，我们脊髓的中央管到了五十岁也已经闭塞了。前半生我们怎么折腾身体，后半生身体就会怎么折腾我们，天道好循环，这报应丝毫不爽。

五十岁后的人生，要想生活质量高一点，就要高度自律。不该吃的不吃，不该喝的不喝，不该做的别做，为人处事，尽可能地合情合理，少惹是非。图个身轻体快，心情舒畅，也图个脚踏实地，行稳致远。

返校上学已经三周了，每个周末照例会回北京的家与妻儿团聚，顺带着处理一些工作上的事情。

从上个周末开始，北方的花儿就陆续开放了，空气中弥漫着春天的气息。在这个日渐温暖的季节里，我的心无比安宁。

在学校的生活很简单，早餐是一根玉米或一片面包，再加一杯酸奶；中餐一份青菜，一份豆腐，一份米饭；晚餐一份汉堡包或一个烧饼搭配鸡蛋。一日三餐的花费不过二十元左右。宿舍里有我一张床和一个柜子，教室里有我一个座位，人只需要拥有这些也能活得挺好。

经过一个学期的适应，我这个大龄医学生已经对眼下的学生生活安之若素了。每天规律性地作息、学习和运动，太阳好的时候，把被子抱到操场上晒晒。对见到的每个人都友善地微笑，没有杂务缠身，心中也没有烦恼。每天都能学到新知识，内心是轻松和愉悦的。

父亲虽然年龄大了，记忆力明显衰退，但这两年我一直给他用一些改善脑神经的药物，貌似他大脑衰退的情况有所好转。目前他还能自理，自己更喜欢住在老家村里，每天也有固定的玩伴，我们村是个大村，村里常年有几百人，他在老家生活得倒也不孤单。

我前年把老家的房子略微翻修了一下，修了一些防老人摔倒的围栏，把家里的水井和厨房也都改造了一下，在父亲经常出现的地方安置了摄像头。父亲的居住环境较以前有了不少的改善，我每天都从摄像头里看看他的状况。看到父亲一切正常，很是放心。

父亲能自理，我就没有大的后顾之忧，学业起码能顺利完成。孩子也在按照他自己的轨迹成长着，不需要我操心。他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有自己的爱好、追求和人生规划，也逐渐走出了叛逆期，常有一些暖心之举，这令我感到很欣慰。我不打算去干涉他的人生规划，我相信他能在学校和社会中日渐成熟，最终达到他自己想要的生活状态。

经过一个学期的摸索，我大致也掌握了临床医学这个专业的学习方法。上学期我的各科成绩平均分是90.7分，学得最好的一门专业课的成绩是98分。基础打得好，这一学期的学习得心应手了许多。

对我来说，学习可能真的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虽然我快五十岁了，但过去这两年，我参加高考、考驾照、平生第一次打官司以及重返大学校园学习，每一件事情都做得不算差。这说明我的学习能力基本还和年轻时差不多，自律能力和稳定性也一如既往的好。

上周末在北京，我和孩妈一起去把我们租赁的那块菜地翻了翻土，准备这周末回去种一些菜苗。种菜不仅只是一种爱好和消遣，对我们这两个农二代来说，那也是“不忘旧业”。我对自己出生于农家一事，感到很幸运。从小与大地亲密接触，从小学会了干农活，我们人生的第一课是田间地头的劳动教育课，我们从这一课中学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人只要勤快，就不存在生存问题。无论这个社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都不害怕，大不了就回家种地去，会种地就饿不死。

所以我们不焦虑，不但我们不焦虑，我儿子也不焦虑。有几次我问孩子，如果有一天老爸回去搞个小农场种庄稼去，你愿意一起去吗？孩子说，那有什么不愿意的？种庄稼，学学也就会了。我觉得孩子这心态真的非常好，人只要有天塌下来都不害怕的勇气，对任何一条退路都不挑不拣，这辈子就不至于活得很惶恐。我儿子上幼儿园中班的时候，我带着他去街头捡垃圾，那时候我告诉他，如果有一天你走投无路了，捡破烂卖也能糊口，任何时候都不要为生存感到害怕。消除他对人生的恐惧，这是我这个父亲能给他的最好的教育。

我没有为毕业后的工作和生活做任何计划，我想我大概也不需要什么计划，一切顺其自然就好。我的生活格言是“有求则苦，无欲即安；随缘放下，顺其自然”，我把这个作为我的签名档，差不多二十年没有修改。这十六个字也成了我内心深处最坚固的信念，这么多年来，它们帮我挡住了生活中的许多风雨，使得我内心大多数时候都能处于较为平和的状态。

禅宗有句名言“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一个人内心安宁自适了，会觉得生活中的一切都还不错。也许，此刻的我正是处在这种状态吧，所以会觉得这春光格外明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