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加坡哈芝巷，有家名为“太子咖啡座”的海南西餐厅。这家西餐厅已经存在50年了，店主是一位已经86岁的老人林道柏。林道柏原籍中国海南，自小跟随父母坐船到新加坡，10几岁就开始参加工作，在酒店工作几年后，学会了烹饪西餐。30多岁时，他创建了“太子咖啡座”海南西餐厅。

这家西餐厅自创建以来，一直由他自己打理。他50年如一日的坐着巴士往返于自己的住家和“太子咖啡厅”西餐厅，早上九点半到，晚上八点离开。50年来，他从未对自己的这份工作厌倦过。直到如今，“太子咖啡厅”依然有许多固定的顾客，老人家的生意还是很好，他也依然亲力亲为地为大家做着可口的饭菜。他的餐单从未改变过，就连桌布和盘子也都没怎么改变过，有些已经用了50年。

86岁的林老伯依然觉得自己像年轻人一样精力充沛，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他不但身板硬朗，足以应对西餐厅的日常工作，他的皮肤也很好，几乎没有老年斑。林老伯的西餐厅已经成了新加坡哈芝巷的一道景观，许多人到他的小店里打卡。

这是一个平凡人的一生，他的坚持让他这辈子过得安宁而又快乐。他热爱自己的小店，热爱自己的工作，也热爱自己的家庭，这种生活让他一辈子都很满足。林老伯是个知足常乐之人，从35岁后，他的生活就像公式化了一样的简单，但是他未曾感到厌倦。顾客们喜欢和他攀谈，他也喜欢与顾客攀谈。在与来来往往的食客的交流中，他也能获取丰富的信息，充盈自己的人生。

我喜欢林老伯这样的生活方式，从30多岁后，厌倦了外面那繁华世界的我，过的生活和林老伯其实相差无几，只是我们坚持的领域不一样而已。每天他在鼓捣他的西餐厅，我在学习我喜欢的生命科学。同时，如果没有特别情况的话，我也会坚持写点东西，适度工作和做一些体力劳动，帮助他人解决点健康问题的同时，养家糊口。不急不躁，不紧不慢，没有太多的追求，也没有忧愁和焦虑。

这种简单的，近乎公式化的生活，我打算过一辈子。如果我到晚年依然能够像他一样有充沛的体力应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我也不会休息下来。据我在老年群体中的观察，我发现，人老了，最怕的其实是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一个老了仍然对社会、对家庭有价值的人，生活质量往往会更高。

2018年5月份的某一天，澳大利亚104岁的老科学David Goodall教授在瑞士一家诊所自愿进行了安乐死，其安乐死的主要原因是他觉得自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活得太长成了一种折磨。这位老科学家之前一直在坚持工作，工作让他觉得愉快。但他太高寿了，他之前工作的大学认为他继续乘坐公交车去上班有危险，所以停止了他的工作。工作停止后，他失去了快乐，最终选择了安乐死。

我今年45岁，但是已经在考虑自己老年的问题了。原因是我大多数时间都在为各种各样的老年人解决他们的健康问题，深切体会到了老年生活的不易。仅仅衰老这个谁都无法避免的自然规律就足以摧毁一个人的自信——那些年轻时意气风发的人到了晚年，好多都丧失了自信，活在不安之中。

我决定在中年和老年各再上一次大学，接受一次完整的高等教育——我的爱人也蠢蠢欲动，最近也在考虑再去水一个教育学的硕士或博士，她之前已经在清华大学水了一个她专业领域的硕士。她在教学上算得上成功，有一年北京市举办职业技能大赛，前5名中有3名是她的学生：第1名、第2名和第5名。能教出这样效果的专业课老师不多见，但为了提升自己，她仍然想和我一样再去接受教育。

我们都不希望自己老年后大脑退化，无法管理自己的情绪，生活上缺乏自理能力，给孩子带来负担。我从30岁开始，习惯了提前谋划未来，而孩妈则习惯了唯我狗首是瞻。出于为自己和为孩子考虑的目的，我们都希望我们晚年能像林老伯这样简单而又快乐的活着。

林老伯这种健康而又快乐的老年生活令我羡慕不已，他的小店无法让他成为显赫的富豪，但是却能给他带来一辈子的满足和快乐，他从工作中收获到的，远远不止金钱。

年轻的时候，我们大多有许多梦想，希望自己的人生丰富多彩。但在人间阅历三四十年后，大多数人都会把人间的酸甜苦辣品尝遍。此后，外界对我们的诱惑力就大大的降低。做份令自己感到快乐的工作，像林老伯这样简单而又安宁的坚持50年以上，也是一种幸福呢。

我的第一次高考是在1998年7月考的，当年我的考分过了重点线，但是志愿没填好，所以我其实很想1998年就复读，重考一次。但那时我的家庭经济状况很糟糕，我和我哥哥都上大学，而我当时又是被一所还过得去的重点大学录取了，我家里不肯支持我复读，我也只能作罢。

2012年5月3日，我母亲去世，我受到了很大的打击。那一年，我的爱人看我对医学过度沉迷，劝我重新去参加高考，考个医学类院校，读几年书，出来后正式从医。但彼时我儿子还小，而北京市的生活成本又很高，我去上学的话，家里全部的负担就都压在孩妈身上。

我一向是个很为他人着想的人，不肯让孩妈独立承受全家的经济压力，所以选择了通过传统医学师承的方式来学医和考证，这样不影响我的工作。后来传统医学师承的学徒又可以参加中医专长医师资格考试，我也去参加这种考试了。

渐渐地我就觉得没有重新高考的必要，但师承也好，专长医师也好，其实都是鸡肋一般的存在。这种出身的中医师在整个医疗系统内处于鄙视链的最底端，受许多歧视和束缚，职业可拓展性很差。如果有人真的热爱医学，想好好地做临床工作和进行医学研究，我是不会建议他们走这条路的。

2018年的时候，我为参加一次考试，撰写了好几万字的文字资料，也附上了我治疗成功的病例。这些材料被我们当地的卫健委主任看到了，他看后赞叹不已。从私人交情上来说，他是我师父的前同事和莫逆之交，算得上是我的师叔。他和我一见如故，从此成为忘年交，后来我一直称他为叔。

他在第一次见到我时就对我说，无论你是否参加专长医师考试，你都要考虑重新高考一次，去医学院校读个本科或专科。以你的才能和毅力，你将来是可能成为医学大家的，但如果你没有接受医学院校教育的背景，就很难登入大雅之堂，始终会被同行视为不入流，那将埋没你的才华和志向。

从此以后，他就成了最有力的督促我参加高考的长辈。他是从基层医院眼科医生一步步走向卫健委一把手这个职位的，他有主任医师的职称。他一再勉励我，经常给我打电话，逢年过节给我寄家乡的土特产，每次我回家他都要为我接风洗尘。他不断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劝说我尽快二度参加高考，我很惭愧，总以儿子尚小，我还不能自由处置自己的人生为由搪塞他，不断地往后拖延。

但我的这位叔父就这么锲而不舍地一直督促着，隔三岔五地给我打电话，一次又一次地劝说我认真考虑他的建议。我有段时间有点打退堂鼓，想从医疗行业退出，他力劝我不忘初心，他说苍生缺乏好医生，我有成为好医生的潜质，他期待我不要放弃。我终于被他说动了心，认真考虑二次高考之事。

去年11月份，我总算是下定了决心，在老家报名参加2024年的高考了。不幸的是，报名后没多久，我就遭遇了一场车祸。我本来想着在报名后好好备考，但车祸后我经常头痛，埋头伏案工作做多了就头痛不已。有段时间去图书馆刷题备考，头痛得像要炸裂了似的，最后我不得不放弃备考。我的患者数量多，工作量本来就很大，再加上高强度的备考和每日要坚持的阅读写作，身体是受不了的。

所以今年的高考我实际上是想放弃的，但是我的这位叔父坚持建议我哪怕考不好，今年也要参加高考，去摸摸自己的底，看看我能考出什么成绩来，为明年探探路。我最亲近的亲友也劝我既然已经报名和体检了，就去考一次看看。

我就这样在他们的鼓励下，终于走向了高考考场。一个中年人重回高考考场并再读一次大学，是需要克服许多困难的。孩妈说，现在孩子大了，也上大学了，我们也财务自由了，这些年你为家里做的贡献已经够了，你很好的尽到了对家庭的责任，余下的人生，你可以自由支配，不用管家里。

家里的老人虽然年纪大了，但好在身板暂时还算硬朗，所以这几年我确实可以腾出身来，去接受一次完整的高等教育。天时、地利、人和都已具备，我终于迈出这一步了。

我买了2024年6月4日晚上回老家的车票，坐了一夜的卧铺回家了。6月5日在家乡办了迁移户口的手续后，去教育局招生办领取了我的准考证。招生办的老师告诉我，6月6日下午我们这些社会考生可以去考场熟悉一下环境。6月6日开始我就正式进入临考状态了，把手机关了，杜绝外界干扰。

我的这位师叔看到我终于回去高考了，非常高兴，用一桌大餐为我洗尘，又给我在考场附近开房，方便我参加考试，还要求由他每天用自己的小摩托接送我。有叔如此，搞得我想溜走不考试都很难为情，怕辜负了这位可爱的长辈的一番好意。

我上次高考已经是26年前的事情，考场的规矩早忘个差不多了，而且现在高考考场的规矩也与26年前不一样。所以6月6日去考场的时候我啥规矩都不懂，带着手机进考场，在安检口被拦下。安检口的老师告诉我，考生家长不许入内。我拿出准考证和身份证给他们看了，说我就是考生，不是考生家长。安检老师吃了一惊，大概他们是第一次遇到我这种大龄考生。

接着他们又告诉我，带着手机不允许入内。我和他们说，我是社会考生独立报名的，和这些应届考生不同，他们在学校里有老师提前教他们进考场的规矩，我没有得到过任何提示，所以以为提前一天熟悉考场时可以带手机，请他们原谅一下。同时我把手机交给他们，让他们代为保管一下，我看完我准考证上的几个考场就会出来，出来时再管他们要手机。

负责安检的老师最终选择了通融，让我带着手机进了考场。但是在我看考场时，学校里的保安人员再次发现了我这个“另类”，大声嚷嚷，谁把考生家长放进来了？考生家长不许入内。接着又发现了我手中的手机，又是一通训斥。

我对这个保安大哥说，你一丝不苟，工作做得确实不错。但对不起，我是考生，不是考生家长，这是我的准考证和身份证，请核验一下。核验完了，他的脸有点挂不住，依然不依不饶，要带着我到门口安检处与人核对一下。那时候我也已经看完考场了，也就跟着他出来了。

我对自己受到这种异样的对待已经见怪不怪了，从回来报名开始，我在每一个环节都会被特殊对待。报名时，招生办的老师以为我是为家里的孩子报名。体检的时候，给我做体检的医生也不相信我是考生，核对完我的所有证件后，一个体检医生说你这么大年纪来参加高考可真少见。你也真是太好学了，我们这么大年纪的有空都打麻将或钓鱼去了，你还去上大学，这毅力真是非同一般。

像我这样的到中年还二度参加高考的确实不多，我们这个小县城之前可能从未有过这样的大龄考生。所以我回家参加高考，一路上被特殊对待，我也坦然接受了，微笑着对待所有把我当怪物看的人。我有个高中同学在老家高中教书，他的一个同事刚好是我的某场考试的监考员，他监考完后回去兴奋地和他的同事们分享自己在考场上见到一个四十多岁的考生的稀奇事。我这个同学对他说，你不要说了，我知道那个考生是谁。

我想静悄悄的参加高考，但是却躲不过被人当做茶余饭后谈资的命运。家兄开玩笑说，怎么没有记者去采访你？这次在考场上接触过我的陌生人，可能都会觉得稀奇。我看到好几个人偷偷摸摸地看我的准考证和身份证——入考场时，准考证和身份证要用透明的文件袋装着，所以别人是看得见的。

从小到大，类似的被人当异类看的经历我有过很多次，所以也适应了。中年人再度参加高考的比例或少于万分之一，被人当成新鲜事来看待是人之常情，我也只能应之以沉默与微笑。一个人如果想走与众不同的路，就要有面对异样眼光的勇气。

第一场考语文的时候，我考得很轻松。这次高考，除了数学和物理偏重于计算外，其余我考的语文、英语、化学、生物都偏应用，主要考察考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应变能力。我自己这么多年坚持阅读和每日写作，所以在语文这门学科上占有一定的优势，考得并不痛苦。

但第二场考数学的时候，我差点考崩溃了。数学试题出得真的好，除了我基本都不会做之外，它们没有任何毛病。我高中时数学和物理经常考满分，但毕竟扔下了26年，又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复习，考前虽然看了一下数学，但复习过的内容不到高中数学全部内容的十分之一。我与数学试题阔别26年，再次重逢竟是在高考考场上，好多符号认识我，我不认识它们。临考涕零，不知如何下笔。

好在临考前，我那在大学学数学的儿子及时地传授给我应试的秘诀——他说老爹，到时你在答题卡上踩一脚，按照脚印来填答题卡。紧急之时，我想起孩子的这个办法，觉得真是妙不可言的好办法。不过这么干肯定会遭到监考员的白眼，所以我改为跟着感觉走，装模作样，随心所欲地答题。

数学要考两个小时，如果题都不会做，这两个小时挺煎熬的。我可以提前交卷走人，但想着此举会影响同考场的孩子们的心情，进而影响他们的考试成绩，我就觉得真要提前交卷走人了，会是一件罪孽深重的事情。所以只好继续硬着头皮，装模作样地认真做题。

终于等到考试结束，我如释重负。考完数学后，我一度想放弃掉这次的高考，中途灰溜溜地跑回北京城。但在出考场的路上，听到好多考生鬼哭狼嚎地说今年高考数学题有多难做，大题他们简直一道都做不对。我就想，也许我还可以接着再考一场看看。

数学之后，考的是英语。英语听力我已经严重退化，只能凭借感觉做选择。英语和语文一样，以考察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为主，所以笔试部分对我来说也不是像天书一样的难，我答题尚算顺利。出来后听着那些应届考生在讨论英语试题，貌似我对试卷上的文本的理解都没有错误，我的心宽了许多。

到物理和化学的时候，考数学时的那种感觉再次出现。当然，物理稍微好一点，选择题、实验题勉强能答几道，压轴的大题我就只能望洋兴叹了。今年的化学则难得我那正在高中教化学的老同学都觉得不可思议，大题他也不会做。这让我好受点，看来大家的化学成绩都好不到哪里去。

我考的最后一门是生物，这门课我们高中时是没有认真学习的，生物课和体育课一样，经常被主课老师占用。但是我自己这些年每年阅读的生物学方面的专著很多，而且这次生物试题也是偏应用的，所以我做起来比较得心应手，生物估计不至于考零分。

考完后我粗略的计算了一下，估计自己的考分上个医学类大专问题不大，本科就不用想了。我原计划是如果今年高考泡汤了的话，我就再认真备考一年，明年考个本科。但是在高考的几天里，我看到我那77岁的老父亲的记忆力衰退得非常严重，出现了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症状。我就知道，生活留给我的窗口期不多，我无法将未来的五六年时光都花在校园里。

再加上一直督促我参加高考的我的那位叔叔，又极力劝说我先上个大专再说，他说我完全没有必要在医学院校里浪费那么多的光阴，也没必要再在数理化这种对我今后的工作没多大用途的学科上浪费太多刷题时间。他认为有个医学文凭，可以堂而皇之地与学院派分庭抗礼就足够了，其他的全凭自己的努力和实力。

我综合考虑，觉得自己任性的空间有限，孩子大了，可以不顾，但父亲老了，不能不顾。所以，如果今年我能拿到录取通知书，我就去上了，毕业后再通过自考实现专升本，完成医学本科教育。而我今年大概率是可以拿到这样的录取通知书的，不是因为我多牛逼，扔掉高中课本26年时间裸考还能考大专，而是因为现在大专的门槛实在是太低了。

我高考的后两天，我父亲一直在旁边陪考，考完后，父亲问我：“细的（小儿子的意思），今年能考到600分么？”我告诉他能考一半分数就谢天谢地了。老年人记忆衰退虽然不好，但也有很可爱的一面。我父亲的远期记忆受损不大，只是对近事忘记得太快——这是早期阿尔茨海默病的典型症状之一。

他对我的考试能力的记忆还停留在我的高中时代，他至今仍然珍藏着我初高中时代参加奥赛时的各种获奖证书。在他眼里，自己的儿子不管隔了多少年，还能像当年一样能学能考，老人家有这样离谱的认知也不失为一种幸福呢，毕竟这有助于老人乐观地看问题。

二次高考，二次接受高等教育是人生的一件大事。我不知道我将来是否会把今天经历的各种事情忘记，现在趁着记忆还是刚出锅热辣滚烫的状态，像流水账一样地记录下来。二十年后自己再来阅读这段文字，或会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过去几天，因为高考，我暂停了一切工作。非常感谢各位病友在这段时间对我的理解和体谅，大多数人都做到了不打扰，让我全力以赴地参加高考。少数出现紧急情况的病友或家属在这期间仍然想办法联系我，我也能够理解。

我这次高考还算顺利，估计能够达到我预期的目标。所以很有可能，今年九月份我就要去某所医学类高等院校报到，脱产学习几年了。因为是全日制学习，所以大概有三五年的时间，我的工作将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为了不耽误患者的病情，除病情维护得较好的老患者外，其余患者我都建议另请高明，不要因为我的时间和精力不够充裕而受到影响。人命至贵，重逾千金，始终要把生命放在第一位。

我将一如既往地在肿瘤和神经系统疾病这两个病种上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此次之所以要参加高考，也是为了解决我目前遇到的一些瓶颈问题。我将争取在未来几年取得中西医结合的行医资质，今后能同时用中医和西医为患者服务，更好地解决患者的问题。

学医没有捷径可走，所有的所谓的捷径都存在各种各样的弊病。我非常感谢许多朋友热情地给我提供各种各样的医疗领域的资讯，但是您们现在才了解到的那些东西，我早在多年前就已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而且好多都去亲历过。个中滋味，我已经是尝够了，所以我不愿意再浪费哪怕一分钟时间去考虑这些。

为长远计，我目前所做的选择是最适合我自己的选择。三五年时光，也只是弹指一挥间，沉下去学习，基础能打得更扎实一些。不经历风雨，不能见彩虹；不吃些苦，也很难产出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医学领域的任何一点成就，都能惠及许多人。我最钦佩的人是屠呦呦教授，她所做的研究拯救了数百万条生命，而且还会在未来拯救更多的人。我今年45岁，还有许多时间可以用来做医学研究，我希望自己这一生能够研究出一些真正有价值的成果来，在我在世时和去世后，挽救他人的生命。

人在解决了自己的温饱问题后，可以选择享乐，也可以考虑把过剩的精力投入到创造社会价值上去，避免虚度年华，我选择了后者。或者说，对我来说，后者才是一种真正的享乐。

2024年高考在即，这两天我陆陆续续把行李收拾好，准备参加高考去了。这是时隔26年后，我再次走进高考考场。1998年，我考入了一所国家重点工科大学，但我没读几个月就从学校里出来了，选择到国家图书馆自学。

这一次我的目标是北京的某所医科大学，当然考上的难度不小，未必一年能考下来。但我已做好了心理准备，不管是否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我都打算认真去备考，考上后认真读完，不走任何捷径，也不半途而废。之前我其实只想上一个外省的大专，但是最近这一年，我通过调整自己的生活，理清了自己余生的方向后，决定试试正儿八经地去读个医学本科。

也许再过20多年后，我还想考一个理学专业——数学或物理，我高中时代学得最好的是数学和物理，这两门课我经常考满分，我的数学和物理老师当时甚至认为我将来可能会成为杰出的数学家或物理学家。不过我最后没有走这条路，但我至今仍然对这两门学科抱有浓厚的兴趣。我儿子续了我的未了之梦，去学数学了。与自然科学息息相关的理工农医四大类，除了农业，我都想去学习一下。

高中之前，我贪玩得很。但是上了高中后，在我的同学中，我算是最勤奋的。每天四五点钟起床，洗漱完后就到教室里去学习。课间或放学时间，就算教室里再闹腾，我仍然能非常安静地坐在教室的一角，心无旁骛的学习，对外界的各种噪音充耳不闻。

高一的时候，我的一个老师对我说，你完全不需要老师，所有的知识你都可以通过自学得到，而且可能自学的效率更高。你应该尝试以自学为主，你这样的学生，我们教你反而是拖后腿。高二的时候，我所有的老师都对我网开一面，他们允许我不上课，自主安排自己的学习，考试时当场就行。

我甚至在其他同学上课的时候，抽出时间去帮我父母做点小买卖，也没老师管。我家里当时实在太穷了，兄弟两个的学杂费和生活费压得我父母难受。所以我从七岁开始就参与家里的农活和帮父母做小生意，最开始是种地和摆摊，后来是帮我父亲送货到附近村的各个小商店并帮他结账。

这种经历让我出社会后有非常强的生存能力，我像一个多栖动物一样，适应性很强。我父亲并没有刻意这样来培养我，只是单纯因为我家里实在太穷，缺乏劳动力，所以需要我搭把手。我家里穷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我们学校发校服，我的同学们都兴高采烈地去领校服，我非常尴尬地站在操场上，因为我没钱交校服费。我的同学们很好心，当场用自己的零花钱凑齐了我的校服费，帮我领了一套。

我哥哥把他在在大学勤工俭学赚回的第一笔钱，用来给我买新衣服。我上学的时候一直穿我哥哥的旧衣服，衣衫褴褛，常年一双布鞋，我哥哥担心我自卑。我哥哥很爱我，他受过的罪，他不想我再去受。我当时在学校里自卑不自卑呢？我现在回想，我是没有自卑过的。

可能因为我的学习成绩和为人处事风格（我很有傻帽式的担当精神，总是主动去为全班闯祸和背全班的黑锅）让我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偏爱，所以我并没有因为贫穷而多自卑。但我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因为那时候我有点爱面子，总想着要保持那种领先的成绩，怕成绩掉下来后丢人，而我最巅峰时候考出来的成绩就连我自己也很难再考到，所以当时自己给自己的压力过大。

小时候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笨小孩，因为从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我基本上都考倒数第一。那时候我哥哥基本上每次都考第一，兄弟俩在同一个学校不同年级，成绩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我到中年后，有一次和我父亲开玩笑，我问他和我母亲当时是不是认为我不是一块读书的料，放弃我了，准备让我长大后干那种摸鱼抠黄鳝的活儿。

我父亲正色地和我说，他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而是从一开始就做好了我和我哥哥两个人都考上大学的准备。他说我刚入学的第一个学期，他就问过我的启蒙老师我是不是很笨——这个老师后来成了我的妻舅，他是我爱人的亲二舅。我的启蒙老师告诉我父亲，我的聪明不在我哥哥之下，只是可能开慧时间比我哥哥迟。

前年，我的这位启蒙老师兼妻舅临终前，我到他的病床前给他看病。他对我说了同样的话，他说你刚上学，你父亲就来问我你是不是一块读书的料，我告诉你父亲，你聪明伶俐，完全不在你哥哥之下，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因为贪玩，估计开慧时间比较晚。看来我父亲所言非虚。

我现在非常感谢我母亲的包容，我小时候是那么的贪玩，她都包容了。我父亲惩罚我，我哥哥管制我，她都帮我挡住了。我小时候是真的玩够了，所以现在再没有像小时候那样沉迷于玩，现在我仍然有多项爱好，但是都有节制，我能自动自发地把大部分精力放在自己喜爱的事业上。我觉得是小时候玩痛快了，所以现在也不馋那一口。

我小时候玩任何东西，沉迷进去了就毫无节制，废寝忘食地玩。我至今仍然记得我母亲在我小时候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把饭做好后，大着嗓门到村子里喊我回家吃饭。她拉长着声音喊“细的（因为我是她的小儿子，所以她这么称呼，“细的”在黄冈话中是小儿子的意思）勒——，回来吃饭啊——”。

母亲的呼唤声经常在我耳边回荡，那不紧不慢的呼叫声能治愈我心中一切创伤，我多想再听我母亲呼叫我，但却再也不能了。母亲让我深信，无论这个世界多么地不爱我，她都是爱我和接纳我的，这让我有勇气不在乎其他人对我的不友好的态度。

我儿子小的时候也是如此，这孩子玩的项目比我还多，而且一玩就很沉迷，直到现在仍然很沉迷，他玩纸牌游戏都能玩进国家队了。偶尔我会劝说他别那么沉迷，但多数时候是放任不管的。人的心智成熟有早有晚，玩也是开发大脑的一种重要的方法，而且这种方法比在学校里死读书可能效率高多了。假如我小时候不是母亲那样的支持我玩，我想我在青春期后期是不大可能取得那么好的学习成绩的。

儿童期沉迷于各种娱乐活动是一种非常高效地训练专注力的方法，我母亲说我小时候钓鱼的时候像站桩一样，眼睛盯着浮标，一动不动，那股子专注劲儿，她看了就发笑。她总和人打趣说，我这个细的钓鱼那个劲头那么大，可惜钓出来的鱼都是眼睛长在尾巴上的（这句俚语是形容鱼小）。别人钓的鱼又多又大，他每次钓的鱼配上一盆辣椒刚好可以炒一盆。

我到青春期后期学习的时候，专注力就特别高，别的同学学习的时候容易分神，我则能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不会受到自己内心的情绪或外界的噪音干扰。这种学习非常高效，尤其对需要复杂的思维活动的科目更是如此。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的数学和物理才会学得那么好。

我母亲没有因为我贪玩和不务正业而对我一顿又一顿的情绪输出，她总是很慈爱，甚至有些溺爱地看着我快乐，她也在一旁很快乐。她的这种做法让我很少有胆怯的心理，也很少有不良情绪。我之前不知道一个这样的母亲意味着什么，但是当我旁观到现在的许多年轻的母亲对他们的孩子的管教和责骂时，我就知道自己这一生最大的幸运就是有一个这样的母亲。

我父亲容易焦虑，而我母亲则很容易快乐。家里经济压力大的时候，父亲唉声叹气之余，不忘谴责我没心没肺地只知道傻呵呵，让他更心烦。而我母亲则和我站在一道，她有一种“我无法代替你发愁，你也无法代替我开心”的本事，她能对其他人的唉声叹气免疫，不受他人的情绪影响。

我记得有一次家里因为缺钱，我的父母争吵了几句，我母亲一气之下，干脆从自己姐妹家借点本钱，一根扁担挑起两个筐，挨村挨户地去收鸡蛋，收到鸡蛋后，挑着鸡蛋去县城市场上卖。一个鸡蛋赚一两分钱，但那时候一两分钱也不少，那时冰棍才五分钱一根，香烟一毛钱一包。

我母亲就这样为家里找出了一条生财之道——她不惧怕困难，有困难她就去想办法而不是唉声叹气干着急，她不会留太多的负面情绪。她这种人生态度被我完整的继承了，家兄曾说我虽然愣头青得很，但有超级强大的行动力，想干就干，说干就干，干脆利落，不拖泥带水。其实这种行动力是受我母亲的影响，而且我的长相也和我母亲像极了。

我和我母亲还有一些地方很相似，我母亲习惯早睡早起，她头一沾枕头就能睡着，早上四五点钟就起床了。我也是这样，我的入睡就像婴儿一样简单，头沾枕头后，一分钟之内入睡，早上起床也毫不拖拉。无论初夏秋冬，我一直都坚持三四点钟起床——只有车祸后几个月延迟了，车祸后大脑确实受到了一定的损伤，起床太早或看书时间多了就会头痛，记忆力变差，这种症状直到最近才完全消除。

我每天早上起来后就看书、做家务，数十年来雷打不动。等到大家都陆陆续续地起床时，我已经完成了晨读和早上的各种杂务，开始了新一轮的忙碌。我母亲做事从不拖拉，她总是手脚麻利，看到活儿马上就干掉，我也如此。这种“当时事，当时毕”的习惯让我几乎没有焦虑。很多人之所以焦虑，是因为有一堆没做完的事情，又没有勇气去做。

我如今知道，一个人做好一件事情的关键就在于这种专注力和行动力，专注力和行动力强的人，做事更有效率。我母亲虽然是文盲，但是她给我塑造了强大的专注力和行动力。她若是个负面情绪很多而且唠叨不休的母亲，我就会是个容易分神和郁郁寡欢的孩子；她若不是个手脚麻利的母亲，我可能也很难有现在这么手脚麻利。

我对自己余生的规划，在很多人看来几乎就像是不可能实现的愿望，只有我自己知道，因为我的天性，如果我不早逝的话，我对自己的所有的人生规划，最终都会完成。我从上初中一年级开始坚持写作，一直到现在我45岁了，无故从未中断过。之所以能如此稳定的持之以恒，固然是因为热爱，但在热爱之外，也有我母亲给我培养的一系列好习惯在发挥作用。

我对自己写作的文章大多数不满意，但我写的大概也有十分之一二的文章还是有点价值的，我这一生大概会完成数千万字的写作量，到我晚年的时候，我会从中挑出十分之一左右的文章来，整理出版。或许在我死后，这些书会出现在书店或图书馆的书架上，还有读者对它们感兴趣。一个人不能把自己生产的文字垃圾也拿出来凑数，去出版成书，那样做会让读者读得很累。所以一个负责任的作者，要有点自知之明，自动清除掉自己生产的文字垃圾。

即便到了中年，也要无惧再出发。时机合适时，就要整理好行装，继续前行，重整自己的山河。生而为人，缺了这口可以凝聚自己的力量的气，就打不起好好活下去的精神头儿来。

写完这篇文章我就要去奔赴我的高考考场了，这次的高考很可能只是一场热身考，但这声发令枪响后，我将会义无反顾地去完成我自己下一阶段的人生规划。从6月5日到6月10日，我可能会暂停一切工作，文章也不一定会更新。

我经常晚饭后去周边的大学校园散散步，我家附近除了有国家图书馆外，还有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央民族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舞蹈学院等多所大学。如果愿意骑车跑远点的话，五公里内尚有北京交通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校。

偶尔，我们一家也会去民族大学门前的美食街打打牙祭，这条街上的餐馆，我们工薪阶层还是消费得起的。我非常喜欢家周边的一切，在这个环境里呆久了，不知不觉中就会受到它的影响。我能见到的青春洋溢的大学生们基本都是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每天和他们接触，我也能受到感染。

我很宅，虽然生活在北京城，但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我家周边活动。海淀高校区的绿化工作做得非常好，到处都是公园和林荫道。即便是烈日炎炎的盛夏，这里也不会太炎热。我觉得我们家周边这个区域，是一个非常适合读书人呆的地方。

我是个很幸运的人，在北京房价还很低的时候，我们靠着自己当时的收入，买了海淀高校区的房子——那时这里的房价只要一万多一平米，首付20%，现在涨价到十万左右了。所以在北京房价一路高歌猛进的年代，我没有买房的焦虑。在现在房价波动不已的年代，我也没啥焦虑。

我们虽然是外地人漂在北京，但孩妈大学毕业时，因为所选专业比较好，作为稀缺人才被引进北京，当时就解决了北京户口。所以孩子一出生就随她落户北京，我们不用为孩子就学问题发愁。客观的说，在北漂中，我们属于吃了时代红利的。

到了现在这个年龄，我几乎完成了自己的所有的人生任务。孩子上大学了，一切都算顺利，孩子自己现在勤工俭学，解决自己上大学的一部分费用。与此同时，他也参加了社会实践，这让我很感安慰。

我的儿子是个很懂事也很放松的孩子，除了初二逆反期有大概两个月存在逆反行为外，其他时间和父母都能亲密无间地沟通和相处，情绪很稳定，活得淡定从容。在我受伤和生病时，他还能尽心尽力地照顾我，这让我感到很温暖。他有自己的人生规划，正在按照自己的规划往前进步。

我家里的老人们目前身体都还可以，生活也很节俭，我们给他们的生活费，他们省下了许多。我们过的生活也很节俭，因为打算后半生不再为钱工作，会更多的把时间花费在自己喜欢的事情而非谋生上，所以我们现在花钱很节省。

我前几年出门以坐高铁为主，现在出门如果有绿皮火车的卧铺票，我会优先考虑坐绿皮火车，在车上睡一夜，省下几百块。为了金钱而降低自己的生活质量，去拼命的工作，或冒各种风险，我个人认为很不值得。我现在是一路前行，一路放弃，越过越简单。

我自己一度因为工作和个人原因，抑郁过半年左右，但现在彻底康复了。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我目前的状态已经是我这辈子迄今为止最好的状态。我喜欢读书，喜欢种植，喜欢音乐，喜欢写作，我现在所做的正是自己所喜欢的一切。

我本来是可以躺平去享受生活的，但我对美好生活的定义是有我乐意为之奋斗的事业可做。倘若让我赋闲在家，无所事事，我会觉得自己在虚度此生。我从小就树立了这样的一种人生观：人总要做点对社会有利的事业，才算不枉此生。

这种人生观在我们70年代人中很普遍，也许现代的年轻人会说我们这代人有些矫情，但我自己的体会是这种人生观能把我们从小我中解脱出来，让我们不至于停留在个人的悲欢中太久。

当一个人把眼光过度的聚焦在自己人生中的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时，他很容易被自己的情绪困住；但当他把眼光放宽到一个更大的世界时，情绪就不再能主导他的生活。世界很大，人很渺小，人间的那些恩怨就像过眼云烟一样，不值得挂在心上。

我的身体状况良好，目前还没有重大疾病，心理状况也很好，人生的各种问题都看开了——包括自己的生死，我快乐地或者，但随时死亡都可接受。和我有着相似的人生轨迹的读书人，很多能活到95岁以上，而且到了95岁高龄，他们还能头脑清醒，思维敏锐，继续工作。我是打算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的，没有退休计划。

经济学家科斯100多岁时对80多岁的张五常说，你还很年轻，还有大把的时光做更多的研究，我也还在做研究。科斯的这种心态，真是太美好了。人只要自己不被年龄问题困住，年龄就永远都困不住我们。

假如我能活到95岁并工作到95岁，我的人生还有50年。我对自己未来的50年有一个规划，我打算每隔20年左右重新参加高考，再接受一次高等教育——当然，我不会离开北京去上大学，我要上的学校都会是北京的高校。因为我不喜欢生活有太大的变动，不想放弃我的家庭和我的菜园子。

45-50岁期间，我会上一次大学，为50-70岁的工作储备一些新的知识；70-75岁期间，我会再上一次大学，为75-95岁的工作储备一些新的知识。人要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知识系统，更新自己的大脑，才不至于衰老和退化得那么快。而且，每次这样的备考都能给人一次重整自己的人生，再度协调分配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升级自己的大脑，跟上时代的机会，这无异于新生一次。

我一直都把自己当年轻人，和我每天接触的这些青年大学生一样活得朝气蓬勃。我知道在欧美等发达国家，高龄人士重新去大学读书是很常见的现象，他们的大学校园里经常有白发苍苍的老头老太太在课堂上和年轻人一起听课。也许我们国家今后也会有许多中老年人重回大学课堂，这会是包括我在内的部分人的一种生活方式，相信未来大家会对此习以为常。

我小时候有个心愿，就是能读一辈子的书，过一辈子耕读传家的生活。我没想到的是，由于我自己的坚持不懈，我儿时的这个心愿真的实现了。到目前为止，我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践行自己理想的人生模式。由于不乐意管理别人，也不乐意被别人管理，我这些年一直都是自由的状态。

我做到了独立自主。依我浅见，学术自由建基于人格独立的基础之上。我常常和人开玩笑说我愿意一辈子都做个快乐的“民科”，其实这是我内心真实的想法，不是一句玩笑。我的同学和朋友中有许多人也在做学术研究，但是他们远不如我自由，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受环境影响，无法保持独立人格。

文革期间有一批如周有光、季羡林、费孝通这样的学者被关进牛棚，接受劳改。他们当时的生存条件比现在监狱里的犯人还不如，他们经常遭受侮辱性极大的批斗，但他们依然保持乐观的心态和独立的人格。他们都是既豁达又智慧之人，所以他们也都既高寿又快乐，而且在学术上多少都有自己的一些建树，我希望自己未来的50年向他们看齐。

我很高兴自己在这个年龄段认清了人生的本质，彻底摆脱了外界的束缚和牵绊，能比少年时代更自由地规划自己的未来。余生无论我遭遇什么，我想我都不会介怀太久。我的人生会一直在象牙塔中度过，也会一直都在田园牧歌中度过。对此，我很满足，再也没有什么能比这更令我满足的了。

今天是儿童节，每年的这一天，是孩子们的节日，也是我们这些老家伙们返老还童的好时候。嗯，管它有多少风风雨雨，只要我们想，我们永远都能活得像老顽童一样快乐。值此佳节，老朽一时高兴，口占一绝：生作老顽童，死为快活鬼。一具臭皮囊，谁要谁来取。

对这首打油诗的后两句我要做一些说明，我已经立下遗嘱，将来我死了，有用的器官捐给有需要的人，没多大用的遗体捐给医学院做标本，供未来的医学生学习解剖用。

虽然我尊重各种人的宗教信仰，但我自己是个坚定的无神论者，对自己的后事看得很淡。我希望自己的器官和遗体能物尽其用，别浪费了。这也可以让我的子孙后代不必那么麻烦，为我扫墓。如果他们烦恼的时候能看看我的文章，像我一样活得洒脱自在，就令我很满意了。我能留给他们的最好的遗产，莫过于此。

2024年5月30日下午，一个多年前认识的肺癌患者的遗孀突然告诉我，原新浪癌友圈资深元老，网名广品山人的胃癌抗癌明星去世了。我赶紧去点开山人的微信头像，看了一下他的朋友圈，果然，昨天晚上他的儿子发了讣告。

讣告内容如下：“先父曹道君（广品山人的真实姓名）于公元2024年5月28日病故，享年五十九岁。先父生于一九六五年五月初十，198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在汕头海关、汕头特区晚报、汕头都市报、新快报、信息时报工作。父亲是一个真实、纯粹、善良的人，他一生寄情于哲学与文学，病痛侵袭多年仍然无法磨灭他对文字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我已经把我的微信发现页中的朋友圈屏蔽了有段时间了，屏蔽的原因是因为我的微信好友有好几千人，每天大家分享的东西太多，我不想受到过多的干扰。所以未能第一时间知道广品山人去世的消息，真是很遗憾。

我们都戏谑地称广品山人为“校长”（抗癌大学校长或曰雁大校长，因为新浪癌友圈把癌友们形容为一个雁群，大家一起飞翔，共同取暖，所以又把癌友圈称为雁大），我与校长交情不浅。我们初识于2011年，那一年，我治疗过的一个胃癌患者的女儿对我说，你一定要去新浪博客上认识一个叫圣地没牙的恶性黑色素瘤患者，他多年来靠着中医抗癌活着。

我的母亲当时也处于生死之关键时期，我对一切抗癌方面的知识都很感兴趣，于是就去看了圣地没牙老哥的博客，并且和圣地老哥一见钟情，成为莫逆之交。再通过他的博客知道了新浪博客上有一群癌症患者在写博客分享抗癌经验，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博客圈，叫新浪癌友圈。

这个癌友圈每年还组织线下的圈庆，来自全国各地的癌症病友、患者家属和抗癌志愿者、医生参加圈庆。我分别于2013年和2016年参加过两次圈庆，一次在河南新乡万仙山，一次在天津。广品山人是癌友圈的核心性癌友，他几乎是每届圈庆都参加的。

我之前的写作风格颇喜恶搞，在第一次见到山人校长前，已经跟他在文字上你来我往，恶搞了很久。其中有一次，我提到我当年高中分文理科时，被家兄以一句“百无一用是文科生”直接否决了选文科的路。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山人校长从此就拿这个梗来和我开了好多次玩笑，说我笑话他这个学中文的北大才子“百无一用”。

山人校长和我一样是湖北人，因为老乡的关系，我们很亲近。早期我们在新浪博客上互相写打油诗打趣对方，后来我们加微信了，又在朋友圈里经常写打油诗打趣对方。要论写打油诗，我们真是棋逢对手，你来我往，没完没了，颇为有趣。

2013年我们第一次在河南万仙山的圈庆活动中线下见面了，当时校长的体质还算不错，和我并肩登山，健步如飞，虽然那时的他已经是个有十年抗癌史的老癌患者。那一年的圈庆，从北京去的乳腺癌脑转移考拉大姐在圈庆现场突然昏厥，差点去世。我临时用一根大头针当针灸的针具用，刺她的少商穴和商阳穴，死死不松手，总算是把她救过来了。

后来在天津的圈庆上，我又见到了山人校长和考拉大姐。校长还是那么风趣幽默，考拉大姐则一改2013年圈庆时的情绪高亢的状态，一脸安详，静如处子。考拉大姐告诉我，从万仙山回来后，她复查了一下确诊为脑转移，但此后再无任何治疗，只是一心念佛，居然5年过去了，安然无恙。这种经历，我在癌友圈也就见到她一例。

我在万仙山时和山人校长说，这种圈庆活动如果不做好应急准备工作，很容易出事。以后再组织的时候，务必选择一个就医急救方便点的地方，不要再在这种山疙瘩里，万一再有这种事情发生，后果真是难以想象。山人校长深以为然。

今年在嘉庆的圈庆，考拉大姐和山人校长也都还参加了，因为疫情的原因，癌友圈的圈庆中断了五年。我在杰人天相（另一位癌友圈的资深癌友）的公众号上看到他分享的圈庆照片，照片上，考拉大姐头发已白，而山人校长则瘦骨伶仃，已近风烛残年，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时日无多了。圈庆结束没几日，就传来了校长去世的噩耗。

山人校长这次从广州去嘉庆参加圈庆，可能也知道这是自己最后一次参加这种圈庆活动，在圈庆活动上，他仍然一如既往地鼓励癌友们坚强，勇往直前，他花了一个多小时讲了许多令人感动的话。他是个热心公益的人，我与他交往的十三年中，目睹了他作为癌友圈的重要精神领袖是如何鼓励大家乐观抗癌的。他有二十多年的癌龄，有丰富的抗癌经验，对癌症患者的心理非常了解。

我记得2013年我们初次见面后，在登山的路上，山人和我一路畅谈，他说他自己以前是个很内向的人。得了胃癌后，他反思自己得癌症的原因，把他自己的整个性格都改变了，从此变得积极乐观和外向。他和我一样从农村走向大城市，他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因为家庭贫困，很自卑，有焦虑感。但癌症改变了他，向死而生的他成了癌友圈最积极乐观的人之一，积极工作，积极生活，积极社交，积极组织公益活动。患癌后他也在创作与癌症相关的文学作品，这二十多年的时光，他不曾虚度。

人在面临生死威胁的时候，会迸发巨大的精神力量，发生常人想象不到的巨变。我在癌症圈子里见识过上万的癌症患者和癌症患者的家属，这种阅历让我对人性有了比一般人深刻得多的认识。无论一个人患癌前多么的坚强，患癌后都将承受非同一般的压力，这种压力会导致很多人崩溃。

我见过因为不堪重负而自杀的患者，也见过自杀的患者家属，直到今天，我仍然需要不断地在他们中间做自杀干预工作。第一次遇到一个曾向我求助过的患者女儿自杀后，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走出她的死亡带给我的阴影。

所以我从接触癌友圈的第一天开始，便非常喜欢这个由癌症患者、患者家属和一群志愿者组合而成的很纯粹、很善良，又很积极乐观的组织。此后我源源不断地向寻求我的帮助的患者和患者家属推荐这个圈子，直到疫情发生后才没有继续，因为那时不但新浪网解散了博客群，癌友圈也不再有聚会了。

癌症患者和癌症患者家属需要这样的组织来提供精神支撑，癌友圈不但能够交流治疗信息，更重要的是一群同病相怜者可以走到一起抱团取暖。那些积极乐观的抗癌明星们一直都在鼓励着大家。我国的精神医学和心理咨询业现在都还处于较为薄弱的状态，癌症是能摧毁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的重大疾病，我们其实非常需要更多这样的组织来帮助癌症患者和癌症患者家属。

山人校长以资深传媒人的身份在新浪癌友圈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大家公认他是领头雁之一。他的组织能力和亲和力为促进这个民间公益组织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以身说法的抗癌经历也给许多癌友和癌症家庭注入了信心和力量。所以他的生命意义得到了外延，他虽已和我们阴阳永隔，但他参与培育的这个癌友组织还会继续向前，他积极乐观的抗癌精神以及他与癌症抗战二十多年的经历，也都会成为癌症圈子中的一个象征性的标志。

人们会记得记者曹道君先生，也会记得抗癌大学（雁大）的领头雁广品山人校长。校长英灵不远，想必也能感知到老弟我为你撰写的这篇回忆文字，会在去往另一个世界的路上，一如既往地带着贵校老校长胡适之先生那种“朋友式的微笑”看着我们。

我已经见惯了死亡，也在与癌症相关的各个领域进行着不懈的探索。校长生前曾说过，我这个人比一般人能坚持，肯吃苦学习各种知识，迟早有一天，我会成为贯通中西医和精神医学的好医生。但惭愧的是，我深入到与癌症相关的多个领域进行了一番探索后，经常体验到的是一种令人绝望的悲伤。人类为了解决癌症这种顽症，已经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却收效甚微。

我反而觉得像校长这类人对癌症群体的意义更重要，在癌症未能被攻克之前，确诊为癌症后，患者和患者家庭如何保持较好的生活质量是一个需要全社会去关注的重大课题。在我们这个时代，有约三分之一的人将死于癌症，一半以上的家庭要与癌症短兵相接。确诊癌症后，我们该如何应对？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自己或亲人的生死？我们该采取哪些行动去降低癌症的发病率？

对癌症的关注，绝不应该只局限于癌症的治疗。有三分之一的癌症是可以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促进预防医学的发展。癌症发生后，患者和患者家属要遭遇的是令人精神幻灭般的打击，大家在遭遇这种打击时，普遍很少能够得到足够的来自亲友和社会的支持，与癌症相关的社会组织能够为患者和患者家属提供大量的支持，我们应该鼓励这样的组织的发展，做好人文关怀工作。

忝为山人校长的知交之一（他太有亲和力，知交太多了，我这样的小老弟不算老几），我相信促进社会各界关怀癌症群体，一定是山人校长的重要遗愿之一。我已经过了不惑之年，半年前的一场车祸差点让我一命归西，如今的我对生死看得很淡。山人兄的去世虽然令我难过了一会儿，但同时我也为山人兄能离苦得乐，得到解脱而感到高兴。

到了终末期，癌症患者的灵魂被囚禁在一个痛苦的躯壳里，当此之时，死亡是一种比苟活着更好的选择，山人兄想必也已看淡和放下了。但即便我们这些人都看淡了生死，放下了对生死的执着，我们都还是盼望着这个社会能够变得越来越美好，人间能变得越来越和善，对深受疾病之苦的人能多些人文关怀。因为我们的子孙后代们还要生活在这个社会之中，我们对我们的子孙后代，对人类的后代都还有爱。我们盼望着我们受过的苦，他们不再承受。

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望，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

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苏轼《望江南 超然台作》

2024年5月15日，一个卵巢癌患者和她的丈夫驾着一辆房车，晃悠晃悠地到北京来见我。他们把房车停在我家附近，我们的会面地点就安排在他们的房车上。这对老年夫妻已经退休多年，近几年，夫妻俩就开着房车，在全国各地到处走走。一年有大半年的时间都是在房车上度过的，只有逢年过节才回家和子女一起度过。

这种生活即便不是我梦寐以求的，也足以令我垂涎不已。但我知道我这一生大概是过不了这样的生活的，因为我选择的人生道路和他们不一样，我也许要一直工作到死。所以也就只能对他们的生活羡慕一下，由衷地赞叹几句。当然，我也可以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更有诗意一些，不必照猫画虎地去羡慕别人的生活。

我现在过得也很放松，孩子上大学后，我们明显地感到轻松了许多，孩子也感到轻松了许多。去年高考后，经过再三考虑，孩子选择了师范院校。受他当教师的妈妈影响，他愿意当个数学老师。他依然喜欢数学，希望将来能够一边教书养活自己，一边以“玩索而可得”的心态去长期研究数学。

我们对他的任何选择都是尊重的，高考后孩子调适了一段时间，现在心态调整得很好。数学专业很难学，但他的成绩还算凑合。第一个学年，他的生活费大概在2万5千左右，这对我们这个家庭来说不构成压力。他自己在课余时间做点家教，还能赚点零花钱。

他也有时间去玩他最喜欢的card game了，他很积极地去参加各种比赛，比赛成绩不好也不坏，经常在16强内，偶尔挤进4强。去年寒假的时候，他还和他的同学一起，用所学的编程软件开发了一款他们自娱自乐的游戏。

我的孩子似乎对各种比赛天然的感兴趣，小时候玩悠悠球，他都能自己找到悠悠球比赛的场所，去参加悠悠球比赛。后来玩滑板、玩模型组装也是如此，他感兴趣并沉迷进去玩过的项目太多，我都不完全记得了。再到后来上高中，他自己又去报了强基班，参加各种学科竞赛。自始至终，我们都全程不管，也完全不干涉。他很享受各种比赛过程，我也很享受看着他快乐成长的过程。他倒也知道不参加花钱多的项目，因为我们给他的零花钱是不多的，而且他从小到大都不主动要零花钱。

我养孩子就跟我种菜一样，没有一点想精耕细作的心，而是抱着顺其自然的心态，乐观其成。所以我的孩子比一般的孩子更有松弛感，他在应对学业的同时，尚有足够的热情和精力去发展自己的爱好。学习成绩能够一直保持在中上水平，玩得也很开心。除了青春期逆反时和我们有过大概一两个月的冲突之外，其他时间相处得都很轻松愉快。他也很恋家，动不动就往家里跑。

早生孩子的好处还是很多的，我现在有切身的体会。孩妈大学毕业后，我们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裸婚并生子。当时确实比我们的同学们困难一些，但现在就比他们轻松多了。我们那会儿收入不高，孩子出生的那一天，我还在找我堂弟借钱去交住院费，可见当时有多捉襟见肘。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孩子从小就习惯了过节俭的日子，没养成大手大脚花钱的习惯，现在就不用担心他瞎花钱。节俭这个习惯是很好的，一个人习惯了低欲望的生活，粗茶淡饭能满足，一辈子就不会过得太焦虑。

我在孩子上大学后，过得一天比一天轻松。以我们家现在的状态，我是可以进入退休或半退休状态的。但这个年龄退休，实在是太早了点，也太无聊了点，所以我选择了继续在自己的事业上前行。我现在有了更多的自由，我可以不用去考虑家庭负担，专注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这就与以前工作时的心态大不一样了，我现在不必逼自己硬着头皮承担太大的压力，可以更多的考虑自己的生活质量问题。我在经历了一系列的中年问题后，思想略有转变，人格再次发展。如今知道善待自己很重要，不再像拼命三郎一样，不顾及自己的感受去满足他人和迁就外界。我可以依旧为他人，为外界付出，但前提得是在我自己轻松自适的状态，这样我能更愉快，也更长期的坚持下去。

苏轼在中年以后，也发出了“诗酒趁年华”的感慨。人生苦短，每个人的一生都很短暂，我们自己的一生也是转瞬即逝，不能因为回应外界对我们的期待而过度的消耗自己的生命，忘了这世上还有一个自己也是需要被照顾好的。最能照顾和陪伴我们的，是我们自己。

人有照顾和陪伴好自己的义务和能力，只是我们从出生到中年之前的人生中，被外界赋予了太多的期待，我们并不完全懂得自己的内心，所以我们在这些期待中，不同程度的过着“为别人而活”或“靠别人而活”的生活。直到有一天，我们会发现自己有点不对劲，就像走路时总感觉鞋子里有沙子硌脚一样，我们会觉得自己的人生似乎在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掌控着，不太放松。

当这一天到来时，我们会蓦然回首去看来时路，去想究竟是什么令我们有压力。我们的心智会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再次发育，我们完成了自己的中年嬗变之路，成了一个更完整也更独立的人。这样的我们懂得在善待众生的同时，好好爱自己，不再被义务、责任、情感、舆论和道德绑架，遵从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去生活。

生命是一个偶然发生的自然现象，只要我们没有故意去加害他人，我们有权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度过自己的一生，而不必听命于他人，也不必遵从某个固定的模式或信念。

每个人都天然的具有完整性，能够自足圆满，不必依赖或听命于他人。这是地球生物在数十亿年的进化过程中形成的自然规律，那些不能自足圆满的被自然淘汰了。大自然赐予我们的生存能力足以令我们应对各种困难，度过自己的一生。我们最需要的是完整的发展自我，做到自我满足。

一个人自我满足后，再与外界建立连接时，就能更从容，在这种连接的过程中也能给他人更好的情感体验。我们不会委屈他人迁就我们，也不会委屈我们迁就他们，我们的需要，自己去满足，不强迫其他人来给予我们。这样的陪伴会让我们和他人都不累，这种陪伴也能更长久。

苏轼“诗酒趁年华”的感慨的底层逻辑就是这种自我满足，这种感受只有中年人才能深切的体会。我们已经把我们的大半生用于满足社会和他人的各种期待，剩下的这点人生我们难道还不应该归还给自己，让自己活得放松一些，不必那么有压迫感么？我们可以将自己的余力用于帮助他人，但那得是在不让我们自己痛苦的前提下。

这样的醒悟就像醍醐灌顶一样把我们自己从人生炼狱中拯救出来了，存在主义大师萨特说他人即地狱，他的这个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当我们深陷在为满足他人的期待而活着的坑里的时候，他人确实是地狱。但当我们从这种坑里走出来，把自己的人生归还给自己后，陪伴在我们身边的他人就不再是地狱，而是我们人生中获得的最美好的礼物，再没有什么东西比自然而然的陪伴更珍贵了。

怎样的陪伴才算是自然而然的陪伴呢？我认为有边界感的陪伴即是。不侵犯他人的边界，也保护好自己的边界，在这种前提下与人连接与互动，这样无论是对我们自己还是对他人，都是非常好的。人人都有自己的边界，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无论我们承认与否。

我们不可能允许其他人拿刀子捅我们而不做丝毫的逃避或反抗，这就是我们的边界。我们也不可能允许其他人在情感上或道德上绑架和勒索我们，这也是我们的边界。守不住自己的边界，让自己被奴役，或侵犯他人的边界去奴役他人，都只会造成痛苦。

保护边界不必与自私划等号，大自然赐予每个独立的个体保护自己的边界的天赋，是为了让生命能够延续。倘若地球上的生命都不具有保护自己的边界的天赋，那么生命早就不存在了，自相残杀和自然灾害足以毁灭一切。我们是在亿万年的生命长河中，历经无数磨难而形成的这种天赋。

孩妈说我这一年的时间里成长了许多，比以前更加的好整以暇了。她开玩笑说，如果我高中时代就能有现在这样的心态，大概可以考上这个世界上任何一所我想考的大学。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我们其实对学校的招牌早已看淡，甚至对教育本身也已看淡。我再去学校读书，是兴趣使然，而非其他。读书的过程也会兼顾好生活和家庭，不会跑很远，更不会把自己累得像条狗一样。

岁月无多人易老，诗酒趁年华，好好享受余生吧，莫要辜负了自己。

来北京第26年，我终于对这座城市产生了彻底的归宿感，再也不想回老家了。北京从此就是我的家乡，而湖北黄冈则是我的故乡。

1998年，我背着一个破牛仔包，穿着一件皱皱巴巴而且破了的廉价西服，坐火车来到北京。到火车站接站的堂哥笑着对我说，老弟，你这太像个逃荒的难民。

那时候北京城对我而言，既有吸引力又有压迫感。我知道我的许多梦想要在这里实现，但北京城与我的老家悬殊实在太大了。摩天大厦和车水马龙对我来说是那么的陌生，我的方向感很差，在这座超级大城市里分不清东西南北，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在这座城市里生存下来。

但用不了多久，我就适应了北京城的生活，这座城市的城乡结合部接纳了我。那时候的北京城还有大量的平房区，适合我这种土包子落脚。我跟堂哥一起在丰台草桥住过，也跟在北京当公务员的表哥一起在他的单身宿舍里住过，还跟我哥哥的同学一起在他的大学宿舍里挤在一张床上住过。

最终我选择了在海淀树村租了间小平房，自己单独住。平房只有五六平米，是一个四合院的西厢房。院子里住着房东一家，还有房东的小舅子一家，以及和我一样的另外几个租户。当时的树村有个外号叫音乐家村，因为那里住着一群玩音乐的。从大学辍学的我，那时候希望在北京实现我的作家梦。离树村没多远就是圆明园村，那一带的城中村中住着一群画家，后来这群画家搬家到更偏远的798艺术村，再后来又搬家到通州宋庄——艺术家的梦代代都有人在做，所以廉价的艺术家村总会有的。

树村附近有个大的农贸市场，我们平时就在那农贸市场买菜，菜市场里经常有各种发型怪异的小青年，不用猜就知道是来北京搞艺术的北漂们。我记得我当时的房租是80元一个月，现在的北漂们应该再也找不到这么便宜的房子了，但那会儿北京的城中村的房价就是这么亲民。

我花了50元在农贸市场买了一盆很大的松树盆栽，放在我的房间门口——50元差不多是那时的我半个月的生活费。尽管当时的我捉襟见肘，但我还是这么不会过日子，为了自己喜爱的绿植，宁愿整月吃白菜煮面条也要买。我又在村里捡了一些砖头和木板，用砖头和木板搭建了一个简易的书架，在那书架上放了我的书和一些小盆景。因为有这些点缀，小小的平房里竟也有了点书香气息。

我哥哥的同学在北京交通大学（那会儿还叫北方交通大学）上大学，我那会儿老泡在国家图书馆。北京交通大学和国家图书馆的距离很近，他晚上不上课时，经常去图书馆找我，和我一起骑着自行车到我租的房间里吃水煮面，偶尔还会和我一起挤在那张床上睡一夜。我那会儿在看哲学和精神病学方面的书，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弗洛伊德，他觉得我读的书都好深奥，经常把我的书借走。他说读点这类书，去女同学那里装深沉，对泡妞应该很有帮助。

我哥哥在学校读书时很风光，是他同学崇拜的偶像，老师们也很喜欢他。我沾我哥哥的光，一路上跟着我哥哥的足迹上学，教我哥哥的老师有好几个后来也教过我。他们对我哥哥印象太深刻了，我的长相又据说和我哥哥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以至于老师点我的名让我回答问题时，经常叫成了我哥哥的名字。

我早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替我哥哥上主席台领过他不想要的奖。家兄以前一直考第一，偶尔有一次考第三名他就认为是奇耻大辱。老师颁发奖状时他竟哭着跑回家了——当时的我经常考倒数第一，也只有去帮我哥哥领这种他抛弃不要的奖时才有这种得意洋洋的露脸的机会。

这样的机会换了个人可能不会要，但我竟能笑眯眯地主动上主席台代兄领奖。往好里说，这说明我心理素质过硬，是我哥哥这种玻璃心不能比的；往坏里说，这说明我从小就脸皮厚——用我儿子的话说是“中等偏特厚”，所以我对老师们叫错我的名字也就无所谓了。

我哥哥的这位在北方交通大学读书的同学（我一直叫他涛哥）完全不了解我的这段黑历史，不知道我只有半吊子水平。他大概觉得我也和我哥哥一样的牛逼，所以特别喜欢跟我探讨各种哲学问题。但其实当时我们谁都谈不上懂哲学，所以我们两人在夜里抵足而眠作竟夜长谈时，纯粹就是在胡扯淡。他再用和我胡扯时学到的一知半解的东西去泡妞，结果不但泡不到妞，还被人笑话。

我在这方面比他顺利多了，我高中没毕业就有了恋爱对象，初恋情人后来还成了孩儿他妈，现在也是她在管着我的钱袋子。这说明找对象这种事情，故作高深是没用的，得会厚着脸皮油嘴滑舌。涛哥这只呆鸟，连我这种水货都识别不出来，竟一直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所以活该迟迟找不到女朋友。他去北大旁听几节正儿八经的哲学课，也不至于这么狼狈。

当然我哥哥对他同学的误导的责任也不小，我还在初中时我哥哥就向他同学吹捧我写作天赋非同一般，还开玩笑说“天下文章属吾乡，吾乡文章属我弟，我帮我弟改文章”。

我后来靠写作有了点收入，就搬家到国家图书馆对面的五塔寺村，那里的平房就比树村的贵不少，有不少和我一样在北京搞学术研究的“民科”们住过五塔寺村，当时经济学家茅于轼的天则经济研究所也在五塔寺。天泽经济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大概为了给寻找天则经济研究所的访客们指路，用A4纸打上“天则所”三个大字，贴在墙上。我和我哥哥很长一段时间看不懂那三个字，总怀疑是不是厕所的笔误。

我在五塔寺村住过500一间的平房，也住过700一间的。再后来手头更宽裕的时候，我就搬到楼房里去住了。我在北京动物园的宿舍楼住过一段时间，动物园的宿舍楼就在五塔寺村附近，但我们这些混迹国家图书馆的穷困潦倒的民科们，很少有人住得起那里的楼房。住在动物园宿舍楼时，每天从窗外飘来各种动物粪便的臭味，那体验挺特别的。

后来我又搬家到北京大学教职工宿舍楼，在北大东门附近的中关园住过一段时间。因为那会儿我喜欢往北大跑，有事没事去旁听几门课。听着听着就对北大的老师去魅了，觉得还不如我高中老师会教书呢。实事求是的说，北大的知名教授们确实不如我高中时代的恩师那么循循善诱，所以对我这种完全不按常规成长的人缺乏吸引力。

孩儿妈大学毕业后，我们就在北京裸婚了。我们领证结婚的时候，就住在中关园租住的房子里。领完证后，我跟着她到她单位附近租房了。她不像我这样随性，她很努力的去清华水了个硕士，我们俩的学历差距就这样被她单方面的拉大了两大截，这导致我在她面前卖相一直不大好。

我喜欢北京城，但来了北京城二十多年，一直想着的是早日离开北京，回到我的故乡去。即便后来我在北京买房安家了，依然如此。我心中念念不忘的是老家的农田，我想回去过农耕生活，耕读之余，悬壶济世。但二十五六年的时光一点一滴地把我改造了，到了最近几年，我回乡的念头渐渐地打消了，竟不知不觉地把北京当我的家乡，再回到故乡时，已经不适应那里的生活了。

确切的说我是把海淀当我的家乡了，我现在不要说离开北京去外地，就连出海淀区的欲望都没有。我的生活、工作和学习现在都在国家图书馆到香山这条线上展开，骑着自行车从国图到香山要不了一个小时。以我家为圆心，骑自行车超过1小时的地方我都不愿意去了。

我迄今为止还没有人生的第一台四轮车，我一直用两轮的自行车和双腿来丈量北京的土地，这效率当然远不如机动车。所以来北京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我绝大多数时间也只在海淀这片地方转悠，中间曾在昌平住过一小段日子。

我三十岁那年在海淀买了房，当时我们租住在昌平，搬家时舍不得把自行车丢掉，从昌平骑着自行车到海淀，一路上咿咿呀呀地唱着歌。租房十年，终于有了自己的家，心情当然是雀跃的。那几年我正风生水起地做国际贸易，若不是我的母亲因为大饥荒年代饿出的胃病终于发展为胃癌了，我这辈子大概就在35岁前彻底的财务自由，提前退休，归隐泉林，享受自由自在的耕读生活去了。

母亲因病亡故这件事把我的人生方向彻底地改变了。我过去虽然一直喜欢医学，但高考与医学院校失之交臂，父亲又没有能力供我复读后，我便以为自己再也不会走医学这条路，殊不知一场不期而至的变故让我彻底否定了过去人生的意义。从我儿子出生到现在，我大多数时间都在自学医学，开始时是为了照顾母亲，后来是为了帮助母亲的病友解决点小问题，再到后来就又回到了高考前的理想之路。人生这条抛物线真是奇妙无比，呼啦啦地转了一大圈，最后还是回到了原点。

十多年前我开始一边学医，一边写医学科普文章，写着写着，不知不觉就坚持了十多年。弹指一挥间，我的公众号和博客都有十年的历史了。近千万字的文章就这么被积累下来了，如果出成书的话，大概也得几十本，日拱一卒，持之以恒还真是能积累点东西。而我的生活终于也被固化成现在的这种模式了，医学梦、作家梦和田园梦融合在一起，海淀区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宜人的自然风光完美的满足了我的各种需求。

我在海淀，越来越有北京老大爷的味道。一年四季穿着一双布鞋，夏天大裤衩配短袖衫，冬天牛仔裤配棉袄，骑着自行车汇入海淀密密麻麻的人流之中，万人如海一身藏，舒适得很。北京的人情世故比我老家简单多了，京城老百姓很少有人爱攀比，也不会趋炎附势，看到大人物不会一惊一乍。京城姑娘号称北京大妞，她们身上的那股谁都不巴结的大大咧咧的气质就令人很舒适。

林语堂说北京本地人身上有股道家味道，他的小说《京华风云》中那种与世无争的北京土著有股其他地方的人不具备的淡定气质。因为在皇城根下见惯了大人物，和他们在同一个菜市场买菜，同一个公共厕所排泄，同一条马路上进进出出，也没见他们长三头六臂，北京老百姓自然而然的就不会仰视权贵，也不会孤芳自傲。所以在北京呆惯了，我们就习惯了众生平等。

作家余华也说他喜欢呆在北京，他在老家多少是个人物，总有人围着他转。到了北京，就谁也不把他当回事，他能轻松自在的做普通人，他喜欢这种感觉。我在北京和在老家一样，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角色，倒不用有余华的那层顾虑，但我也喜欢北京，尤其喜欢海淀。过去我喜欢海淀的城乡结合部，因为它房租亲民。如今喜欢海淀的山山水水，喜欢海淀丰富的文化资源和这里的生活方式。

我想我老了之后，大概就是混迹紫竹院公园的民间艺术家之一了。和一群老伙伴吹着电吹管，载歌载舞，享受晚年生活。当然，大多数时间，我还是会发挥余热，继续写作科普文章，同时为熟悉的病人排忧解难，因为这种生活已经融进我的血液之中了。

中年之后，我喜欢稳定之中的丰富多彩，喜欢每日的小折腾但是又不喜欢太折腾，喜欢简单朴素不怎么花钱的生活。在海淀，只要拥有自己的房产，这点梦想不难实现。北京除了房价贵，其他的物价都便宜，甚至比我老家的小县城还便宜。

通勤用的共享单车，月租只要十元。自己做饭，饮食清淡的话，每人每日的生活费也可以控制在十元以内。南城香的廉价套餐，20元以内可以吃饱吃好。俭朴生活最大的好处是让人可以从容不迫，没有赚钱的压力就可以有更多的闲暇去栽花种菜，鼓捣乐器。

人有两大天性，一是趋利避害，二是好逸恶劳，这两大天性我都有。工作压力大我也很头痛，也知道趋利避害。所以我既勤快又会偷懒，压力大的事情少做点，没什么压力令人开心的事情适当多做点，这么着就把工作和生活平衡好了。工作和生活平衡好了，人就不容易焦虑和抑郁，不会早早就成为秃头，也不会老觉得活着无趣和没劲。

我的儿子初中时有个同学就住在我们隔壁小区，这孩子和我儿子关系很好，他妈妈和我爱人也成了闺蜜。这个孩子一直有些郁郁寡欢，他从小就承受着很大的压力，报了很多培训班。他的父母是我的同龄人，我们都生于70年代，也都从农村奋斗到城市，一路吃过很多苦。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对自己的要求过度严格，这造成我们在教育子女时，其实是用力过猛的。

我有几次看到这个孩子愁眉苦脸的背着沉重的书包在路上走着，有时甚至是愤愤不平的从一个辅导班赶往另一个辅导班，脸上一副生无所恋的表情。他的父母给他报了不少的辅导班，他父母有个信念，觉得只有吃得苦上苦，方为人上人，他们希望自己的子女也和自己一样，奋斗拼搏，学有所成。

这可能也是海淀区家长的通病，网上有种说法，说海淀区是没有夜生活的，因为海淀区的家长和孩子们都在忙着学习。海淀聚集了中国最多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不但自己在刻苦治学，也逼着他们的孩子们刻苦学习。海淀区的中小学生竞争可能是全国最激烈的，因为他们的父母就是上一代“卷王”。

我对这种说法有些认同，我儿子从幼儿园到高中一直是在海淀区度过的，疫情前我们家是他们同学的聚集地。小小蜗居里，经常挤满了孩子。我乐见孩子们喜欢我们家，经常屁颠屁颠地去菜市场给这帮孩子们买好吃的，款待他们。

孩子们之所以愿意到我家聚集，可能是因为我家比他们家宽松许多，来到我家可以尽情的玩游戏，说话也不用受拘束，我和孩妈都是丝毫架子都没有的家长，不会板着脸孔教训人。我儿子初中有个同学，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到我家里做作业。他家离我家还有点距离，坐公交车要二三十分钟，所以每到晚上九点钟左右，我就得催这孩子回家，怕他家长担心。

但后来我才知道，这孩子从我家走后，仍然不会回家，而是去肯德基写作业。他要很晚很晚才肯回家，因为他的家令他感到窒息，家长对他太苛刻，动辄一顿训斥，这让他活得很不放松。我得知这一情况时，孩子已经初中毕业了。我心中感到有些内疚，如果我早知道这个情况，我就不会催这孩子回家了，起码和我儿子在一起写作业时，他不会孤独。

由于职业的特殊性，我在我儿子同学的家长中也有一定的影响力。他的同学的家长有的找我治过病，有的找我咨询过他们孩子的心理问题，我因此知道有些孩子是抑郁了的。这些孩子的家长自身也都存在焦虑和抑郁问题，我在他们身上看不到放松二字。他们的一生过得太紧张了，然后他们又在把他们自己的这种紧张的情绪和紧张的生活模式传递给自己的下一代。

在应试教育体系中成长的这一代人，学生时代经历的那种惨烈的竞争成了他们一生的噩梦，但他们又都被这个噩梦驯服了。尽管自己成长过程一点都不舒服，但他们却盼望自己的后代们像自己一样绷紧神经去奋斗，因为他们被灌输了这样一种信念：如果不好好读书，不考个好大学，将来生活将惨不可言！这是我上中学时经常听到的来自老师和家长们的警告，他们用恐吓来让我们努力。

所以我们70年代人，很多人一辈子都走不出这种阴影，我们笃信如果我们不努力学习，我们就不能过上好生活。我有个堂哥篮球打得很好，画的画儿也很不错，但是我在大学教书的大伯父却对此不屑一顾，他对我堂哥说，你只有考试考好了，这一切才是优点，你学习成绩不好，这都是缺点。

我想经历过我们那个时代的教育的人，对我大伯父的这种说法应该都不陌生。我们着迷了似的看重考试成绩，把高考当做人生唯一的一条通道，一考定终身。考好了眉花眼笑，没考好如丧考妣。在我看来，再没有什么比这更扯淡的了，因为这场考试，好多人丧失了自己的爱好和乐趣。

我们那个时代成长的人现在好多都是社会的中流砥柱，他们试图以他们扭曲的价值观影响着社会。举例来说，我看到某些国家级媒体的和我是同龄人的主持人在采访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时，就对丁肇中的生活方式、治学方式以及他的一些人生观表现出一种特别崇拜的态度，并且引导大家效仿丁肇中先生。

我对丁肇中先生并无成见，还很敬佩他的成就和为人。但我从不觉得其他人有必要去学习丁肇中先生，不觉得丁肇中先生应该成为新的道德标杆。我甚至认为其他人如果自己活得快活，完全可以对丁肇中先生的生活方式不屑一顾。我和丁肇中先生是同一类人，我们喜欢研究学问，说漂亮点我们是所谓的文化人。但文化人这个群体就应该成为社会的标杆，受到追捧吗？

答案是否定的，众生平等，文化人也只是社会中的一个小群体而已，他们不比贩夫走卒高明，他们的生活方式也不见得就是最好的生活方式。把他们立为道德模范，是70年代人在学校里评选标兵的陋习在作怪。在美国，餐厅的女服务员可能都不愿意嫁给科学家，原因何在？女服务员觉得科学家们是书呆子，没有生活情趣，和他们在一起生活很乏味。

如果我们恰好喜欢学习，喜欢研究，那我们就一辈子去学习和研究，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但我们没有资格要求别人也这样做，更不应该厚着脸皮认为这样的生活比其他人的生活高明和高尚。在生物界，只有人类才如此愚蠢，要读二三十年的书才走出校门去谋生。

人和其他动物在本质上其实没什么区别，我们都只是到这个世界上来活一辈子，活着就好，混碗饭吃没必要那么复杂。我看很多读书少的人反而没有读书多的人痛苦，因为他们从小活得很放松，体验到了更多的快乐，所以他们对生活的体验还挺积极的，反倒是那些貌似有点文化的人活得更压抑。

我很高兴看到2000年后出生的新新人类们现在终于看穿了他们的父母的那点鬼把戏，他们开始追求良好的生活质量，而不是按照他们的父母教导的那样去拼搏。让自己的生活轻松舒适点，完全无可厚非。有些人在指责他们不如上一代，我的看法恰恰相反，他们在拯救他们的用力过猛的上一代，只可惜他们的父母还没认识到这一点。我们蠢到牺牲自己的幸福来追逐时代潮流也就罢了，为什么非得我们的后代也跟我们一个德性呢？

母亲临终前不到一个月，知道自己时日已不多，和我有一次对我触动很深的谈话。那次母亲对我说，儿子，我和你父亲愧对你，我们养育你花费的金钱和心血，远远没有你这些年为我和家庭奔波劳碌付出的多。你考上的大学不是你自己想上的学校，我们目光短浅，看着学校也还可以，没顾及你的兴趣和志向，没同意你复读，让你一直郁郁不得志。你一生志在学医，我看学医确实利人利己，你适合学医。我去世后，你少了我这个负担，想学医就去学医吧，好好学。

2012年5月3日凌晨，我的母亲在我的臂弯里与世长辞，母子诀别时刻的痛撕心裂肺，我两度晕厥过去。我母亲非常爱我，小时候总是叫我“细横缠的”（大概的意思是小小的可爱的缠人精的意思）。这个昵称所蕴含的爱意非常之深，那是一种亲密无间的无条件之爱，是一种允许孩子顽皮耍赖，无论孩子多么捣蛋，多么的令父母不省心，都被无条件的悦纳的至高无上的母爱。这个昵称也说明我小时候确实很粘自己的母亲，得到过高浓度的关爱。

我小时候其实让父母很不省心，2岁时，我将自己的家一把火烧掉了，害得年终岁末，全家人无家可归。童年时，我总是玩各种惊险刺激的游戏，喜欢从大树上往下跳或从高坡上往下滑，屡屡受伤，好几次都被送到医院紧急缝针和打破伤风疫苗，至今头上脸上都还留着好几个疤痕。母亲在世时好几次对我说，你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命大，火烧不死，水溺不死，没砸死，没摔死，好多次把人吓得够呛。

母亲一定为我操过很多心。记得有一次我和我哥哥坐船从县城回来，因为风大，隔壁村的船在湖中央失事。这消息传到我们村的时候，就变成了我们村的船失事了。母亲连滚带爬地跑到湖边，一路上淌眼抹泪，她的两个命根子可都在船上。看到自己的儿子安然无恙那一刻，她激动地热泪盈眶。

我这一生，无论在别人看来多么荒唐和混蛋，但在我母亲的眼里，我都是招人疼爱的小儿子。我的父亲有一段时间，为了逼迫从大学退学的我回到大学去完成学业，给家里所有的亲戚打电话，不允许他们从经济上支持我，也不允许我回家，除非我同意回学校继续读完大学。我和我父亲对抗着，坚决不从父命，宁愿饿着肚子流浪在街头，也不屈从。

我为此遭受了许多挫折，有好几年不能回家，困顿到极致的时候，不得不乞讨。那时只有母亲对我心软，她接纳了叛逆的我，她虽然不能理解我为什么如此不肯屈就于现实，但她仍然深爱着我。因为她，有几次我在崩溃的边缘，自杀念头一闪而过时，都及时地拦阻了自己。我对自己说，如果我死了或者一蹶不振，我母亲的余生将只能在无尽的痛苦中度过，所以再苦再累，我也要熬过去。

因为心中的理想和母爱的支撑，我居然熬过了那段最艰难的岁月。受过了那些挫折，吃过了那些苦，人生的许多困难对我而言就不算事儿了。我不怪父母当年没让我复读，因为那时我家里的经济条件很差，供两个孩子读大学已经令整个家庭处于崩溃的边缘。但这并没有改变我人生的志向，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最热爱的依然是生命科学。生命从何而来？又要到哪里去？如何才能减轻众生的身心之苦？这是我一直都喜欢思考的问题。

其实这一人生理想的根源是因为母亲对我的爱，她的爱实在是太深沉，因此我也深深地爱她。母亲是从大饥荒中死里逃生的人，大饥荒时她曾靠树皮和观音土充饥过，这给她留下了难以痊愈的胃病，她从少女时代就为胃痛和泛酸折磨，最终甚至发展为胃癌了。在我的童年时代，令我最痛苦的记忆就是我的母亲经常在家门口呕吐酸水。

父亲带着母亲去了很多医院，母亲吃过各种各样治疗胃病的中西药，但依然饱受时不时复发的胃痛和泛酸折磨。每次母亲胃痛得厉害时，都会在门口呕吐酸水，无法吃饭。但即便如此，她还是经常带病为一家老小做饭。每次我吃着母亲做的晚饭，看着她自己在门口呕酸水，都无法下咽。小时候我和哥哥经常把饭端到发病后的母亲跟前，让她多少吃一点，母亲总是慈爱地对我们说，你们吃你们的，别管我，别担心。那时我心中一直默默地打算着，将来好好学医，治好我母亲的病。

母亲的胃癌就是这久治不愈的胃病发展而来的，我成年后才知道，母亲那时候吃的很多药很大可能是她后来发展为胃癌的罪魁祸首——当年给我母亲治病的医生们给她用得最多的药是质子泵抑制剂（雷贝拉唑、奥咪拉唑或兰索拉唑之类），我学医后才知道这种药用的时间长了会导致患者得胃癌。

我的母亲终生都带着各种各样的疾病，但她仍然是个乐观主义者，这可真是很不简单。我外公外婆的基因很强大，他们生的五个子女无论生活多么困难，都仍然豁达乐观，直爽爱笑，宽厚、温和而又热情，他们都很关心他人，和他们相处总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

我继承了母亲的乐观主义精神，经历过几次重大挫折后，我也曾短暂的陷入到痛苦之中过，但每次很快就能自行康复，康复后会变得比过去强大许多。在这一点上，我们母子是如此的相似。母亲临终前非常从容地安排后事，知子莫如母，她知道任何人都无法改变我的志向，所以她和我促膝长谈，表达了她对我最后的期待和支持。她也在临终前几天安排好自己的后事，亲自去检查自己的寿衣和寿棺，笑着谈论死后的一切。我如今也明白了她的苦心，她不希望自己的离去给家里人带来太多的痛苦。

正是母亲的坦然让我在她最后关头能做出最理性的决定，虽然那时候她还可以被抢救过来，但是我做了放弃的决定。因为我知道，把她抢救过来后，她将在未来的几个月里饱受折磨，最终还是要撒手人寰。母亲在世的最后几个月，每次我在老家陪伴并照顾她的日子一多，她都会赶我走，母亲不希望我的人生受她拖累太多。妹妹说，每次我走后，母亲其实都很难过，有时甚至流着眼泪想我。

母亲去世后三个月，我和我的师父按照卫生法规的有关条款，签署了传统医学师承协议并公证，从以前的学医自救，转向了正式的学医考证，准备后半生专职行医。如今过去了12年，见惯了人间的苦难，我的心渐渐地在岁月长河中磨平了许多。

我45年的人生，绝大多数时候都在目睹疾病对人的折磨，这使得我这一生与生命科学有了不解之缘。我从最开始的同情自己的母亲，渐渐发展到现在同情一切病人——任何身心有难以疗愈的疾病者，都是如此的不幸。医学这门不完美的学问是人类在遭受疾病的折磨时，能抓住的最后的一根稻草，虽然这根稻草的力量是如此的微弱。

自参加临床实践以来，我也目睹了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的种种不足，很多时候都要非常无奈和无力地看着一个个生命在我眼前流逝，看着逝者们的亲人们重走我当年走过的那些路。人世间最大的痛，莫过于失去我们深爱的人，只有经历过这种痛的人才能对此感同身受。

参师襄诊十余载，我所经历的失望是如此之多，亲历的每一次死亡与自杀事件都深深触动过我——为什么众生要遭受如此深重的痛苦？我们有没有可能推动医学的进步，把更多痛苦的生灵解救出来？我是一个笃信科学的无神论者，始终相信科学会进步，医学会进步，唯有进步，才能减少我们大家所受的身心之苦。

相对于浩瀚无穷的宇宙来说，我们的这一生是短暂而渺小的，但对每个众生来说，这一生中的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又都是如此的真实和深切。世上的疾病那么多，疾病是造成众生痛苦的最主要的根源之一，总要有人去学医，也总要有人去推动医学的进步。

45岁还很年轻，未来仍有无限可能。我对未来最大的期待就是参与到人类医学进步的事业之中去，推陈出新，在这条路上做出点成就来，为改善我所爱的人，也为改善其他人所爱的人的生活质量做出点贡献。一个曾被深爱过的人，这一生注定了也会深爱这人间。

我如今决定脱产学医，重新到大学读几年书，也是因为“天时、地利、人和”都已具备。以前办理师承手续，是因为想考个证。现在想好好读几年书，则是因为在临床实践中深感自己所学的那点东西还远远不够，要沉下来多读几年书。一生还很漫长，如无意外，我大概最少能工作到七十岁，余生还会遇到更多的病人，我需要不断地提升自己，才能解决更多的问题。

不思进取是对生命的一种巨大浪费，做任何一件事情，都需要持之以恒，不断进步。生命科学需要许多人毕生的努力才能往前发展，以前我觉得自己的一生比别人多了点曲折，但如今我其实很感谢命运的这种安排。正因为我这一生的经历比其他人更丰富和更曲折，所以现在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心中的杂念也就没那么多了。万千繁华，已是过眼云烟，老僧终于也可以入定了，只为心中的那个简单的目标活着，不必再左顾右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