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归芍药散出自汉代张仲景的《金匮要略》，组成为：当归三两（9g），芍药一斤（48g），茯苓四两（12g），白术四两（12g），泽泻半斤（24g），川芎半斤（一作三两）（10g）。《金匮要略》中记载的本方的用途主要为治疗妇人妊娠或经期，腹中拘急，绵绵作痛，头晕心悸，或下肢浮肿，小便不利，舌质淡、苔白腻者。此方所标注的现代用量为煎服时饮片用量，芍药一般用白芍，血瘀重，舌黯紫者用赤芍，白术用炒白术。

按照传统中医理论，当归芍药散有活血、补血、健脾、利水的功效，对血瘀、血虚、脾虚、湿盛证有治疗的作用。本方中的当归、芍药、川芎为四物汤中的三味药，四物汤是活血补血的代表方剂；茯苓和白术是四君子汤中的两味药，二者皆有健脾利水作用，加泽泻后，健脾利水的作用更为显著。所以本方可用于血瘀型的水肿病，对妊娠期水肿、下肢水肿等常见的水肿病有较好的疗效。以本方加味车前草、益母草、旱莲草，对肾病所致的下肢水肿有一定的疗效。

现代研究发现本方的功效不止于此，当归芍药散除了可以治疗妇科常见的痛经、胎位不正、输卵管积水、黄褐斑等，还可以用来治疗血管性头痛。本方对脑神经系统疾病导致的头痛心烦、急躁易怒、抑郁善忘等有缓解作用，而且本方对肾源性高血压也有治疗作用。

现代药理学研究发现本方可抗老年痴呆，增加实验小鼠脑中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和5-羟色胺的浓度，恢复老化初期实验大鼠脑内乙酰胆碱和儿茶酚胺类神经细胞及与之共存的受体的功能。尤其是当方中的当归与白芍的比例为1:1.34时，本方能明显的改善小鼠被动回避障碍，并能改善小鼠空间辨识障碍，有显著的益智功能。本方与钩藤天麻饮合用，对大脑衰退引起的头痛、痴呆等症状，有一定的缓解作用，也能抗抑郁。

当归芍药散对老年患者的作用还体现在它有较好的抗氧化和延缓衰老作用，老年小鼠灌服当归芍药散水煎液后，基底前脑、心肌、卵巢组织的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提高，基底前脑、心肌组织的丙二醛含量降低，提示可减轻衰老机体自由基损害。

当归芍药散还有调节血脂的功能，能降低高脂血症家兔血清胆固醇、三酰甘油、低密度脂蛋白等，同时升高有益的高密度脂蛋白，抑制脂质在肝脏的沉积，抗肝脏纤维化，改善血流变，降低血液黏度与红细胞的聚集性。当归芍药散对下肢动脉粥样硬化和下肢动脉血栓引起的下肢疼痛也有一定的作用。

当归芍药散也是中药中调节雌孕激素的一张很好的方子，现代药理研究显示本方能影响下丘脑-垂体-生殖器（卵巢）轴和子宫平滑肌收缩功能，能诱发小鼠排卵，活化卵巢功能，刺激卵巢分泌雌激素并引起子宫雌激素受体的增加。本方对因黄体酮和雌二醇不足引起的妇女闭经病有治疗作用。

笔者在临床实践中发现本方与鳖甲软肝片、鳖甲煎丸等合用，对脂肪肝、肝癌与肝硬化腹水有一定的治疗作用。台湾和日本等地有当归芍药散成药出售，服用成药比服用汤方更便利，而且在古代，当归芍药散就是作为散剂服用，而非像现在一样的煎汤内服。

“痉病”是中医的专用名词，此病以患者项背强急，四肢抽搐，甚至口噤，角弓反张为主要症状，临床上常以筋肉拘急挛缩为其共同的证候特征，可表现为卒然口噤、四肢抽搐、角弓反张，亦可仅表现为某些或某个脏腑、经络的拘挛、强急。这些症状与现代医学中的破伤风或者感染性疾病诱发的高热抽搐等病的症状相似，但中医痉病包含的范围更广。

《金匮要略》是中医典籍中最早论述“痉病”的证型和治法的著作，在该书的《痉湿暍病脉证治第二》篇中，张仲景详细地论述了痉病的症状、证型以及各种证型的痉病的治法。

《金匮要略》对痉病特征的描述如下：“太阳病，发热无汗，反恶寒者，名曰刚痉。太阳病，发热汗出，而不恶寒，名曰柔痉。太阳病，发热，脉沉而细者，名曰痉，为难治。太阳病，发汗太多，因致痉。夫风病，下之则痉，复发汗，必拘急。疮家虽身疼痛，不可发汗，汗出则痉。病者身热足寒，颈项强急，恶寒，时头热，面赤，目赤，独头动摇，卒口噤，背反张者，痉病也。若发其汗者，寒湿相得，其表益虚，即恶寒甚。发其汗已，其脉如蛇，暴腹胀大者，为欲解。脉如故，反伏弦者，痉。夫痉脉，按之紧如弦，直上下行。痉病有灸疮，难治。”

这里把痉病的几个类型分出来了，一为无汗恶寒的“刚痉”，一为有汗不恶寒的“柔痉”，一为发热，脉沉细的“痉”。并且也指出了痉病多因误汗和误下所致。痉的临床症状为：“身热足寒，颈项强急，恶寒，时头热，面赤，目赤，独头动摇，卒口噤，背反张”，还指出疮家（有外伤史或疮疡类疾病者）或既往有艾灸史且有灸疮者预后不良。疮家发热疼痛，不可以发汗，发汗就容易导致痉病，这说明张仲景已经认识到发汗的治法可导致破伤风病情加重。

破伤风是由破伤风梭菌感染引起的急性感染性、中毒性疾病，此病若治疗不当，死亡率可达到100%。张仲景已经认识到破伤风患者用中医治疗效果不佳，所以我们临床中遇到破伤风患者，不要尝试按照中医来治疗，要让患者紧急入院，采用综合的方法治疗，不要耽误了患者。

但若非破伤风，大多数的痉病还是可以用中医治疗，而且基本上是要采取发汗法或攻下法治疗的。不过对这类病人用发汗法要特别慎重，因为有些病人发汗后，表虚的症状会更严重，更加恶寒。病人发汗后如果脉搏像蛇行走一样，腹部胀满，说明病人的病情在减轻，马上就要缓解或自愈了。痉病的脉多为弦脉，如果发汗后仍为弦脉，或为沉弦脉，则预后不良。

《金匮要略》将痉病列为太阳病，所以治疗痉病的基本原则是按照太阳病来辨证施治的。

柔痉的治疗是用瓜蒌桂枝汤，《金匮要略》中如此说：“太阳病，其证备，身体强，几几然，脉反沉迟，此为痉，瓜蒌桂枝汤主之。瓜蒌桂枝汤方：瓜蒌根（即天花粉）二两，桂枝三两，芍药三两，甘草二两，生姜三两，大枣十二枚。上六味，以水九升，煮取三升，分温三服，取微汗。汗不出，食顷，啜热粥发之。”

这段文字就是指上面的柔痉，病人有发热汗出的症状，同时又有痉的症状，身体僵硬，这里的脉反沉迟，应理解为脉偏迟缓。迟缓之脉为典型的汗出之后的脉，如果病人的汗发不出来，则其脉就或紧或弦。瓜蒌桂枝汤是在桂枝汤的基础上加瓜蒌根而成，瓜蒌根性苦寒，滋阴润燥，口干舌燥者宜用之。瓜蒌桂枝汤的用法与桂枝汤也相似，服药后病人如果没有小汗出，就要喝热粥辅助发汗。所以我们应该理解张仲景所说的柔痉是太阳中风病兼有身体僵硬等症状的一种病。

刚痉的治疗是用葛根汤。《金匮要略》原文如下：“太阳病，无汗而小便反少，气上冲胸，口噤不得语，欲作刚痉，葛根汤主之。葛根汤方：葛根四两，麻黄三两（去节），桂枝二两（去皮），芍药二两，炙甘草二两，生姜三两，大枣十二枚。上七味，㕮咀，以水七升，先煮麻黄、葛根，减二升，去沫，纳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覆取微似汗，不须啜粥，余如桂枝汤法将息及禁忌。”

刚痉的特点是无汗而且小便少，也就是说人体的水液没法正常排泄，这样的患者，就要用发汗力度比桂枝汤发汗力度大的葛根汤治疗。葛根汤实际上是在桂枝汤的基础上加了麻黄和葛根而成，单独的桂枝汤不足以发汗，就加麻黄发汗，而且麻黄也有利小便的作用，这样可以将人体水液排泄的功能恢复正常。葛根的功效和桂枝汤相似，均能“解肌”，能缓解项背僵硬拘紧的症状，是治疗痉病的专用药之一。所以对刚痉的患者，张仲景就采用发汗力度更大的葛根汤治疗。

刚痉和柔痉均为表证，还有一种痉为表证失治，转为里证的痉。已成里证的痉，就要用承气汤治疗。《金匮要略》中这样说：“痉为病，胸满，口噤，卧不着席，脚挛急，必齘齿（牙齿相磨有声），可与大承气汤。大承气汤方：大黄四两（酒洗），厚朴半斤（炙，去皮），枳实五枚（炙），芒硝三合。上四味，以水一斗，先煮二物，取五升，去滓，纳大黄，煮取二升，去滓，纳芒硝，更上火微一二沸，分温再服，得下止服。”

这个痉就是热邪入里，引起了阳明腑实证，所以张仲景说“可用大承气汤”，当然，这里是“可用”而非像前面的瓜蒌桂枝汤和葛根汤的“主之”，说明这种痉还可能呈现调胃承气汤或小承气汤甚至大柴胡汤证，这要看患者的具体情况来用方。用药到患者大便通畅即应停止服药。怎么来区分痉病的表证和里证呢？这需要看患者有无齘齿、脚挛急、卧不着席的症状，如果有，就是里证，要用承气汤来治疗。

痉病的这一系列症状，在临床上是很多见的。除了破伤风的痉很危险，不宜用中医治疗外，其余的痉病可以用中医的辨证论治思想来进行治疗。而且这些症状，西医很难有特别有效的对症治疗的方案，可能还是按照中医的辨证论治效果更好。

茯苓泽泻汤出自《金匮要略》，原文为：“胃反，吐而渴欲饮水者，茯苓泽泻汤主之。”茯苓泽泻汤由茯苓、泽泻、甘草、桂枝、白术、生姜等六味药组成，笔者常用量为茯苓15g，泽泻8g，甘草4g，桂枝4g，白术6g，生姜3－5片。现代一般以一碗半水煮成半碗水，于饭前或饭后服用均可。

“胃反”这个病是怎样的一种症状呢？古人是这样描述的：“脾伤则不磨，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宿食不化，名曰胃反。”这个病用现代医学术语来说叫胃动力不足，是因为种种原因导致的胃部肌肉蠕动力不足，从而造成上腹部胀满、饭后腹胀、纳差、恶心呕吐等症状。

许多常见的胃病（如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等）和胃癌都能引起这些症状，癌症患者放化疗后也容易出现这类症状。患者早上吃的东西，晚上呕吐出来，晚上吃的东西，第二天早上呕吐出来，呕吐物气味很难闻。

胃动力不足会造成胃潴留，胃里潴留的食物和水都较多，这些食物就在胃里腐化，胃就会胀痛不适。经过一天或一夜后，这些腐化物只能靠呕吐才能吐出来，所以患者会出现“朝食暮吐，暮食朝吐”的症状。患者经常嗳气，嗳出来的气味难闻至极，患者自己都会感到恶心。同时患者还会有烧心和口干的症状，所以“渴欲饮水”。

茯苓泽泻汤从两个方面来解决这个问题：一是用茯苓和泽泻这种利水药让停滞在胃内的水排泄出去；二是用桂枝、白术、甘草和生姜等健胃药促进胃肠蠕动。这样一来胃肠的正常功能就得到了恢复，食物和水能往下走，就不会出现胃反的情况。胃排空后，也不会再有烧心的现象，患者就不会觉得口干了。

临床上“胃反”这种病非常常见，用这个方子很管用。不过遗憾的是许多医生一看患者口干，就考虑用天花粉和石斛之类的滋阴药，再加上一些清热解毒药，结果患者越药吃越严重，这都是中阴阳学说的毒太深，不明病理所致。

小半夏汤出自《金匮要略》，用药简单，仅两味药：半夏一升（现代多用15g），生姜半斤（现代多用24g），以水七升，煮取一升半，分温再服（现代用法：水煎两次，分二次温服）。

《金匮要略》中涉及到小半夏汤的条文有三条：1.呕家本渴，渴者为欲解，今反不渴，心下有支饮故也，小半夏汤主之（《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第十二》）；2.黄疸病，小便色不变，欲自利，腹满而喘，不可除热，热除必哕，哕者，小半夏汤主之（《黄疸病脉证并治第十五》）；3.诸呕吐，谷不得下者，小半夏汤主之（《呕吐哕下利病脉证并治第十七》）。

在这三条中，小半夏汤的主治都是呕吐和反的，第一条中的“呕家”是呕吐的患者，第二天的“哕”也是呕吐的意思，第三条也是呕吐。

小半夏汤还有一个加味方“小半夏加茯苓汤”，也是出自《金匮要略》。该方是在小半夏汤的基础上加茯苓三两（现代多用9g）组成。小半夏加茯苓汤的条文有两条：1.卒呕吐，心下痞，膈间有水，眩悸者，小半夏加茯苓汤主之（《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第十二》）；2.先渴后呕，为水停心下，此属饮家，小半夏加茯苓汤主之（《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第十二》）。

茯苓是利水渗湿的，小半夏加茯苓汤也是治疗呕吐的，但是它所治疗的呕吐患者，有心下或膈间停水的症状，所以加上茯苓利水渗湿，就能更好的解决患者的问题。后世的二陈汤就是在小半夏汤的基础上加味而成的。

半夏是一味很温燥的中药，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消痞散结的功效​；生姜味辛，性温，有解表散寒、温中止呕、温肺止咳的作用​。所以小半夏汤有温化寒痰，降逆止呕的作用。半夏和生姜都属于辛温类药，所以热证引起的呕吐​患者应慎用。

热证患者当有口干舌燥、小便不利、大便秘结等症状，《金匮要略》中的小半夏汤适合呕吐但是不口渴和有黄疸但是小便色清，而且小便通畅的患者，这些都说明患者​并无热证。

小半夏加茯苓汤中有“渴”，这个渴是水饮停在心下（亦即胃脘部），脾气不升，津液无法上达咽喉，所以有渴的症状。​而且是先渴后呕，用小半夏茯苓汤恢复脾胃的升降功能，则​津液自和，不治渴而渴自解。

小半夏汤这个方子虽然简单，但是对解决呕吐和眩晕等症状却是很有用处的​。临床上因为各种原因引起的恶心、呕吐和眩晕证，只要与小半夏汤或小半夏加茯苓汤的方证相符，​都是可以用小半夏汤或小半夏加茯苓汤来解决的。笔者经常用这两个方子来治疗化疗患者的恶心呕吐，也用这两个方子加味来治疗胸腹水，​有一定的疗效。

张仲景《伤寒论》中的半夏泻心汤、生姜泻心汤和甘草泻心汤是三张治疗消化道疾病的方子。

《伤寒论》原文​：

“伤寒五六日，呕而发热者，柴胡汤证具，而以他药下之，柴胡证仍在者，复与柴胡汤。此虽已下之，不为逆，必蒸蒸而振，却发汗出而解。若心下满，而硬痛者，此为结胸也，大陷胸汤主之；但满而不痛者，此为痞，柴胡不中与之，宜半夏泻心汤​。半夏泻心汤方：半夏半升（洗），黄芩、干姜、人参各三两，黄连一两，大枣十二枚（擘），甘草三两（炙）。上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伤寒汗出，解之后，胃中不和，心下痞硬，干噎食臭，胁下有水气，腹中雷鸣，下利者，​生姜泻心汤主之。生姜泻心汤方：生姜四两（切），甘草三两（炙），人参三两，干姜一两，黄芩三两，半夏半升（洗），黄连一两，大枣十二枚（擘）​。上八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伤寒中风，医反下之，其人下利日数十行，谷不化，腹中雷鸣，心下痞硬而满，干呕，心烦不得安。医见心下痞，谓病不尽，复下之，其痞益甚。此非热结，但以胃中虚，客气上逆，故使​硬也。​甘草泻心汤主之。甘草四两（炙），黄芩三两，半夏半升（洗），大枣十二枚（擘），黄连一两，干姜三两。上六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这三张方子很相似，其中甘草泻心汤，后世的许多医生认为​也需要人参三两。不过原文中没有，而且下文中也明确说了只有六味药，再加上人参就成了七味，上下文不符。所以暂不采纳。

这三张方子的煎服方法均与一般中药煎服方法不同，先要用一斗水（十升），煎成六升，去掉药渣后，再将药液单独煎至​三升。这里的升和斗是汉代的计量单位，不是我们现在的升和斗。汉代的一斗，我们可以换成现代的1000ml，汉代的一两，可以换算成现在的3克或5克，半夏则常用6-10克。所以这三张方子在煎药时，可以用1升的纯净水浸泡10分钟后再用文武火煎到600ml左右，去掉药渣后，再将药液单独煎，煎至300ml，每次喝100ml左右，日三次。柴胡汤和泻心汤均属于中医的“和法”，按照中医的煎药习惯，和法方剂都是这样煎药的，先煎好药后过滤掉药渣，再煎药液。

从《伤寒论》的原文来看，这三张方子的症状与现代的急性肠胃炎有些像。“心下痞硬”即脘腹胀满不适；“腹中雷鸣”即“肠鸣”；“谷不化”是指病人吃什么拉什么，消化不良​；“干噎食臭”是指干呕，且口气有腐臭味；“胁下有水气”是指胃腔或腹腔内有积液，造成的振水音；心烦不得安是指心烦不眠​。上述症状常见于消化道疾病，尤其以急性肠胃炎为多见。

所以《伤寒论》这本书是非常有临床价值的书，张仲景描述病人的症状详尽仔细，中医选方用药重视辨证论治，而辨证论治的关键就在于收集病人的各种体征。今天的临床医生对这些症状也是非常熟悉的，我们看到这样的文字后，对张仲景的临床经验是很有信心的，说明他不是凭空猜想，而是实实在在的在临床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

这三张方子中都用到的一味黄连，已经被现代制药企业提炼出其止泻的有效成分小檗碱后制成黄连素片，用于治疗急性肠胃炎引起的腹泻和呕吐，效果还行，不过这种药现在被归类为西药。

但以笔者的经验，单独用黄连素有时解决不了患者的问题，还是得选用这三张泻心汤中的一张来煎药喝，效果才能更好。尤其是对久久不愈的腹泻患者​来说，更是如此。有些患者吃黄连素始终好不利索，但是在用泻心汤后就会好得快多了。

泻心汤中用到的黄芩和半夏，是治疗发热和呕吐的重要药物，干姜有温里驱寒的作用，人参有健脾益胃的作用，大枣既能健脾胃，又能调和药的味道，生姜不但能加强半夏的止呕效果，而且生姜还有很强的利水的作用。

甘草泻心汤是一张基础方，其他两张方子是在甘草泻心汤的基础上加味而来。如果患者恶心欲吐，则更适合用​半夏泻心汤。如果患者恶心欲吐且振水音明显，则应选用生姜泻心汤。

而且甘草泻心汤还被用于治疗“狐惑病”，这种病现代叫做白塞氏病或贝赫切特综合征，是一种慢性系统性血管炎症性疾病。此病缠绵难愈，病情反复发作，可以侵犯人体多个器官，包括口腔、皮肤、关节肌肉、眼睛、血管、心脏、肺和神经系统等。临床症状为反复口腔和会阴部溃疡、皮疹、下肢结节红斑、眼部虹膜炎、食管溃疡、小肠或结肠溃疡及关节肿痛等。另外，癌症患者放化疗后也有类似的症状，用这三张泻心汤也有效。

在张仲景的另一本著作《金匮要略》中有这样一段文字：“狐惑之为病，状如伤寒，默默欲眠，目不得闭，卧起不安，蚀于喉为惑，蚀于阴为狐。不欲饮食，恶闻食臭，其面乍赤乍黑乍白，蚀于上部，则声喝嗄，甘草泻心汤主之。”这种症状与白塞氏病相似，但是也与一些精神疾患相似，本来“狐惑”这个病名，就与精神疾病有关。日本的汤本求真《皇汉医学》一书中也记载了日本的汉方医生用甘草泻心汤治疗多种精神疾患的案例，其中有一例女患者的症状非常奇怪，每晚梦游，而且在梦游中跳舞，服用甘草泻心汤后痊愈。

可见甘草泻心汤并不限于肠胃炎，只要患者的临床症状与方证对得上，用之就很有效。对待这样的古代用药经验​，我们要继承下来，不能因为它古老而否定它的实用性。

按照张仲景的观点，三张泻心汤适合的患者都是在患“伤寒”和“中风”这种发热性疾病的过程中，或经误治，或因病情发展出现胃脘胀痛和泻利不止等症状的。但是正如胡希恕教授所言，有时并非误治，更可能是患者本身肠胃就不好，伤寒或中风后就会出现消化道反应。我们现在也知道一些病毒或细菌感染人体后，除了会让人发烧外，也还会侵犯消化系统和神经系统等。

另外有些患者对食物过敏，古代医生不太清楚这一点，所以认为是误治导致病人腹泻，实际上不是这样。

比如欧洲人是游牧民族的后代，饮食习惯导致他们基因突变，他们在成人之后仍然能够产生分解乳糖的乳糖脱氢酶，所以他们喝牛奶没有问题。我们东亚人只有不到30%的人有这种基因突变，所以其余的70%的东亚人喝牛奶都可能会出现腹泻等不良反应。

还有一些人也因为基因突变，体内的乙醇脱氢酶水平特别高，这种人喝酒就很海量。但是并非每个人都这样，有些人体内的乙醇脱氢酶水平低，一碰含有酒精的饮品就不行。

像这样的病人都很容易因为喝牛奶或喝酒出现腹胀和腹泻的问题，​他们是可以用泻心汤来治疗的。​

黄汗病是一种非常少见的病，这种病的患者出的汗是黄色的，能把衣服染黄了。人为什么会出黄汗？医学上还没有办法解释清楚，有些出黄汗的患者去查胆红素，指标也不高，所以它不是黄疸引起的。现代医学至今未能对这种病有合理的解释，只能把它归类为疑难杂症。笔者在临床中碰到过三例，一例乳腺癌肺转移的患者出黄汗，一例胃癌肝转移的患者出黄汗，一例肾癌晚期患者出黄汗。

张仲景的《金匮要略》中记载了“黄汗”这种病，在“水气病脉证并治第十四”篇中。这一篇的开始就说：“师曰：病有风水，有皮水，有正水，有石水，有黄汗”，这是把水气病分成五种，其中之一就是黄汗。

并指明了“黄汗”的系列症状：“黄汗，其脉沉迟，身发热，胸满，四肢头面肿，久不愈，必致痈脓。”也就是说这个病还有脉沉迟，身体发热，胸腹胀满，四肢头面浮肿等症状，如果长时间无法治愈，会导致痈脓。

胡希恕教授说他见过一例黄汗患者，是个肝硬化患者，我见过的三例都是癌症患者。这个病为什么会在肿瘤患者身上多见？或许与患者身体内的一些内分泌功能紊乱有关，不过这是我个人的猜测，缺乏科学实证。

这病怎么治疗呢？《金匮要略》中也有记载。有两张方子可以治疗黄汗病，一张叫“芪芍桂苦酒汤”，另一张叫“桂枝加黄芪汤方”。

芪芍桂苦酒汤：黄芪五两，芍药三两，桂枝三两。这里的一两折合成今天的3克也可以，折合成5克也可以。这个方子怎么用呢？《金匮要略》中这样说：“问曰：黄汗之为病，身体肿（一作重），发热汗出而渴，状如风水，汗沾衣，色正黄如柏汁，脉自沉，何从得之？师曰：以汗出入水中浴，水从汗孔入得之，宜芪芍桂酒汤主之。上三味，以苦酒一升，水七升，相和，煮取三升，温服一升，当心烦，服至六七日乃解；若心烦不止者，以苦酒阻故也。”这是以师徒问答的方式来阐释芪芍桂苦酒汤的适应症，患者不但出黄汗，而且身体还浮肿沉重，并且有发热和口渴的症状，汗沾在衣服上，衣服就像被黄柏的汁水染过一样黄，脉是沉脉。

桂枝加黄芪汤方：桂枝三两，芍药三两，甘草二两，生姜三两，大枣十二枚，黄芪二两。桂枝加黄芪汤又怎么用呢？《金匮要略》中这样解释：“黄汗之病，两胫自冷；假令发热，此属历节。食已汗出，又身常暮卧盗汗出者，此劳气也。若汗出已反发热者，久久其身必甲错；发热不止者，必生恶疮。若身重，汗出已辄轻者，久久必身瞤，瞤即胸中痛，又从腰以上必汗出，下无汗，腰髋驰痛，如有物在皮中状，剧者不能食，身疼重，烦躁，小便不利，此为黄汗，桂枝加黄芪汤主之。上六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温服一升，须臾饮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温服取微汗；若不汗，更服。”

这一段的意思是说，患者不但出黄汗，而且两条腿还很冷，如果两腿不冷而是热的话，那么就不是黄汗，而是另一种叫“历节”的病。黄汗患者一吃饭就出汗，实际上我见到的很多患者不但一吃饭就出汗，而且喝水也出汗，紧张时也出汗，睡觉的时候也盗汗。

这种情况中医就认为会“劳气”，汗为人体的津液，正常出汗没什么，但是出汗太多，中医就认为会损耗人的精气。肿瘤科有很多出虚汗的病人就是这样的，汗出多了后，人精神疲乏，无精打采。

一般来说，出汗是调节体温的一种有效的措施，汗一出，人的身体就凉快了。但是黄汗患者出汗后，身体不凉反热，时间长了后，出现“肌肤甲错”这种症状——这是中医的术语，就是皮肤干燥皱裂。中医认为这是体内有“瘀血”，大黄蛰虫丸和鳖甲煎丸等方的适应症中都是“肌肤甲错”，中医的“瘀血”证很多就是现代的晚期肿瘤或肝硬化。所以汗出且恶热，必生“恶疮”，这个恶疮有许多也是恶性肿瘤。

这个黄汗患者身体还发沉，而且还会有肉瞤的症状，这也是中医记载的一种常见的症状，就是患者会感觉自己皮肤里象有东西在爬动一样。有时还会出现胸痛的症状，会感到有痰难咳出。这类患者出汗有个特点，腰以上出汗，腰部以下不出汗，非但不出汗，还凉得很。腰髋松软无力，且疼痛不适，严重者食欲也会受到影响，小便会很少，人烦躁不安。

类似的症状我在临床中见到很多，尤其是女性患者，但不完全是黄汗。很多医生把它当作女性的更年期综合症，但为什么会集中的出在肿瘤患者身上呢？我们很难得到合理的解释。这些患者做检查时，有的肺部会有炎症性阴影，有些患者没有。这种情况和癌热有点像，可是患者虽然出汗和觉得热，但是量体温时却又是正常的，有些患者的体温甚至还很低，所以医生们不把他们诊断为癌热。我想这可能是肿瘤患者的身体不断释放组胺造成的系列症状。

张仲景所用的这两张方子实际上很相似，都是桂枝汤的变方。桂枝汤治疗营卫不和的自汗出，黄汗病也是一种自汗出的病，所以以桂枝汤为基础方。黄芪桂枝汤是在桂枝汤的基础上加黄芪，过去大家认为黄芪主要是补气固表的。我在临床中发现黄芪有很好的利尿作用，而且对血液中的白细胞有双向调节作用，白细胞过高用黄芪可以降低白细胞，白细胞过低的用黄芪可以升高白细胞，现代药理学研究证明黄芪有抗炎和抗氧化作用。

芪芍桂苦酒汤实际上是把黄芪桂枝汤减掉甘草、生姜和大枣，加入苦酒，苦酒也就是醋。胡希恕教授认为这两张方子的辨证要点是口渴还是不口渴，如果口渴，那就只能用芪芍桂苦酒，如果不口渴，就用黄芪桂枝汤。醋有止渴生津的作用，生姜和大枣属温补药，如果口渴，用了之后会更渴。

但是为什么芪芍桂苦酒汤中的黄芪的量要加大些呢？我认为主要是为了加大利水的力度，患者水液不能从尿排泄出去，就会出黄汗和水肿，而且还很口渴。水肿的患者口渴的很多见，晚期腹水患者大多口渴。我倾向于用这个方子治疗黄汗时，可以将黄芪的量按照汉代的度量衡来计算，一汉两约15克，五两就是75克，黄芪用到75克的时候，利尿的效果非常好。

不过这种方子用来解决肿瘤患者的黄汗问题，也只有治标之功，而无治本之效。我用过这种思路来治疗黄汗，解决患者的黄汗问题有效，控制肿瘤无效，控制肿瘤还是需要和其他药配合起来用。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农忙季节必须和父母一起到农田里干些农活儿，千百年来，农村的孩子都遵循着同样的轨迹成长。小时候我们干得最累的活儿可能要属插秧了。这种工作需要我们弯下腰来，在水田里一干就是好几个小时。水田里的蚂蝗多得难以胜数，我们光着脚在水田里插秧，蚂蝗时不时的趴在我们的小腿上吸血，我们的小腿上经常有好几只蚂蝗在同时吸血。

蚂蝗是一种特别难缠的对手，它是咽蛭目水蛭科动物，它有另一个名字叫水蛭。它的身体柔软，而且在被对手攻击时，它能迅速把自己的身体缩成一团，滚落逃生。不过这家伙吸血时很贪婪，即便我们想把它撵走，也是极不容易的。它有恃无恐，因为我们掐不死它，捏不死它，多数时候，我们费尽力气把它捏住，从小腿肚上扯下来后，也只能把它们一扔了之。蚂蝗也摔不死，当它被扔到另一片水域时，它很快便能以优美的姿势游来游去。

在我们老家，如果恋爱的一方死皮赖脸的对另一方纠缠不清的时候，我们便会说它像条蚂蝗一样难缠。当然，我们也得承认，恋爱在本质上和蚂蝗吸血确实有相似之处，我们甜言蜜语的哄骗求爱的对象，麻痹他们——蚂蝗在吸血时也会释放毒素，蚂蝗的毒素中有十几种成分，其中就有一些成分有麻痹人的作用。一旦我们求爱得逞，我们也会让我们的配偶承受一些痛苦，忍受我们之前掩藏起来的种种缺陷。他们要为我们做出巨大的牺牲，和我们一起生儿育女，在油盐酱醋茶的日子中互相磕磕碰碰。

如果我有创作歌曲的才华，我或许会用蚂蝗来写首情歌，然后自己在春天的田野中，坐在某个小山坡上，叼着一根烟，弹着吉他把它唱出来：“为什么你像蚂蝗一样对我纠缠不休？让我对你的爱倍感痛苦！哦哦哦哦——”

哺乳动物的血液是水蛭的食物，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水蛭学会了与哺乳动物共生。它会从哺乳动物身上吸血，但是不会让它的食物们感到特别痛苦，也不会导致被它吸血的哺乳动物死亡——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任何人或动物死于蚂蝗的叮咬。水蛭素基本是无害的，水蛭利用水蛭素强大的抗凝血作用来吸血，但是水蛭素却不会毒死任何人。

水蛭素存在于水蛭的唾液腺中，是目前鉴定出来的最强的凝血酶特异性抑制剂。临床医生常用的比伐卢定（Angiomax）是血管性成形术等现代外科手术中常用的一种抗凝剂，它是一种小分子肽，是以欧洲医蛭（Hirudo medicinalis）毒素中的某种化合物为基础制造出来的，这种药物通过了FDA的审批，已经成为美国临床医生常用药之一。

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水蛭能够抑制肿瘤血管生成，现代中医师中有许多医生把水蛭作为抗肿瘤药物之一来使用。水蛭抗肿瘤的作用原理与价格昂贵的贝伐单抗很相似，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还是会有制药企业从水蛭素中提炼抗肿瘤药，用于治疗肿瘤。

但是人类制药的技巧和水蛭比起来，还是逊色不少。我们临床用的许多药都有很大的副作用，水蛭在吸血时对它的食物造成的影响却非常小。水蛭是天生的手术医生和麻醉医生综合体，它在我们的小腿肚上叮咬出一个伤口，并从那里吸血，它同时释放一些能够麻痹我们的神经的毒素，让我们感觉不到疼痛，等到我们发现它在吸血的时候，水蛭已经美美的饱餐一顿了。

这种生化大师是在长期的自然演化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无不是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程才适应大自然的。它们适应大自然的能力中，有一部分可以用来治疗疾病，这一点也不奇怪。我们的祖先就是观察到了这些现象，才会用动植物来给自己治疗疾病。

有些人认为我们的祖先发现自然界中的一些有机物或无机物有治疗疾病的作用是偶然的乱尝试的结果。我对此不太敢苟同，或许有部分药物的确是用这种瞎猫抓死老鼠的方式偶然发现的，但是还是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药物是人们通过自己的智慧发现的，水蛭即是其一。

起码在距今十万年前，我们人类的祖先智人的脑容量就与现代人不相上下，他们已经会像我们一样的观察和思考——如果让他们接受我们的现代教育，他们一样能够考上我们今天的大学。他们在生活中观察到水蛭可以吸血，然后用水蛭来治疗身体内瘀血诱发的疾病，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瞎碰。

欧美的一些毒素学家们认为人类将水蛭纳入药用只有六百年的历史，这显然受限于他们狭隘的见识。在《神农本草经》和《伤寒论》中，水蛭都已入药，而且所治疗的就是瘀血引起的各种疾病。包括中风、肿瘤、跌打损伤等。所以从中医的文字记载来看，人类将水蛭入药的历史远不止六百年。

《伤寒论》中的抵挡汤有四味药组成：水蛭（熬）三十个，虻虫（去翅足，熬）三十个， 桃仁（去皮尖）二十个，大黄（酒洗）三两。这里的虻虫和水蛭一样，都是吸血动物。在毒素学家的眼中，这类吸血动物的毒素的作用都是大同小异，主要功效为抗凝血。桃仁也有抗凝血的作用，并且略有致泻的作用。而大黄不但有抗凝血的作用，还有很强的致泻的作用，酒洗过的大黄，致泻作用略为减弱。这张方子组合起来，就既有抗凝血的作用，也有促排泄的作用，能够更快速的将瘀血从体内排出。所以它的组方思路非常的精巧，与现代制药企业只取药物的单一功效来治病的做法相比，更胜一筹。

抵挡汤是专门用来治疗各种瘀血证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记载抵挡汤的适应症为以下四条：

1、太阳病六七日，表证犹存，脉微而沉，反不结胸，其人发狂者，以热在下焦，少腹当硬满，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所以然者，以太阳随经，瘀热在里故也，抵当汤主之。2、太阳病，身黄，脉沉结，少腹硬，小便不利者，为无血（注：这里的“无血”的“无”字，据胡希恕教授的考证，应该为错别字，应该是蓄血的“蓄”字）也，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血证谛也，抵当汤主之。

3、阳明病，其人喜忘者，必有蓄血，所以然者，本有久瘀血，故今喜忘，屎虽硬，大便反易，其色必黑者，宜抵当汤

下之。

4、妇人经水不利下，抵当汤主之。

以上四条，均为瘀血证。后世的医生也有用抵挡汤合并其他方剂治疗肿瘤的，也有用抵挡汤治疗跌打损伤的，用这个方子的指证都是患者身上有瘀血。这种组方思路，也可以说是从自然演化中借鉴了经验。

正如水蛭在吸血时，会在释放抗凝血剂的同时，也释放有麻醉作用的化合物麻痹人的神经，减轻被吸血者的痛苦一样，中医组建一张方剂，也考虑多种因素。在人的身体内为祸的瘀血，不但要用抗凝血剂化开，而且还要用致泻剂迅速排出，这样人的身体才能恢复得更快。

所以不要惊奇于某些中医方剂立竿见影的疗效，治愈患者的速度远远超过现代医学。​在科学昌明发达，人们越来越专注于细分领域的研究的今天，我们应该从古人的思考中汲取这种整体思维的智慧。所以我本人虽然极力主张对中医进行全新的认识，但是却非常反对废医存药的做法，因为那样做只会割裂中医的一些非常合理（姑且不用科学来形容吧）的思维成果。

辨证论治的思想是张仲景最先贡献出来的，所以称张仲景为医圣实不为过，历朝历代的中医师都要算张仲景的徒子徒孙了。辨证论治发源于张仲景，这是老生常谈，其实辨病论治同样发源于张仲景。

我们知道，《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是张仲景的两部杰出的医学著作。《伤寒论》的特点是讲“同病异治”，也就是同样的“病”，治疗方案不一样。《金匮要略》在讲“异病同治”，也就是说，不一样的“病”，治疗方案一样。其实这两者结合，就是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

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的核心在于辨，辨者，辨认也，也就是认识和分辨。古人说，当医生有两难，一难在不知病，二难在不知药。不知病是对病的认识不到，不知药是对药物的用途认识不到。一个医生，如果对疾病和药物的用途认识不清楚，那么临床就很害人了。

这个“证”字，历朝历代医学家解释不一样，现在有些医学家认为这个证等同于“症”，我个人认 为这种认识是错误的。这个“证”就是“证据”的“证”，不是什么通假字。古人用字很考究，“症”这个字明明存在，弃而不用，去用“证”字，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尤其是医学著作这么严肃的著作，张仲景写作的时候态度是很严谨的，在这个关键性的字上用通假字，可能性不大。

合而言之，辨证论治就是通过一系列的证据去辨认疾病，在此基础上对病人进行治疗。一个患者生病了来求医，医生应该怎么处方，根据什么处方？这就需要辨证和辨病，要辨认清楚患者属于什么样的一种状况，适合用什么样的药，就需要收集患者所有的用药指证。

我们中国的中医学家有好大一部分，喜欢玄而又玄，有些将中医直接讲成“道”，你要叫他进一步讲“道”是个什么东西，它自己也说不清楚。于是套用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来搪塞，摆出一副不可say的架势来，其实是他自己也说不清楚。这叫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自己稀里糊涂，还想通过他表述来让别人清楚明白，这是办不到的。

中医传到日本，在日本受到很大的欢迎。日本的医学家对中医的应用特别讲究“证”，腹有腹证， 脉有脉证，药有药证。判断一种疾病，用一种药，一定需要有可以说得出来的证据，没有的话就不乱讲，不乱开方子。这种研究方法固然有不足，但是却切合临床精神。一个医生做临床，若是重视理论胜于重视客观实际，有点把人命当儿戏。

合而言之，辨证论治就是辨认证据进行判断和治疗。辨病论治就是辨认疾病，进行治疗。辨证论治不一定就等于辨病论治，辨证论治很多病在一起我认为是一种“证”，比如病人可能有胸膜炎，有肋膜炎，在中医辨证的时候可能统统归于少阳证。用柴胡汤系列方剂统治了。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不应该孤立起来。有时候辨病论治治疗效果欠佳，有时候单纯的辨证论治也是治不了病。

以前有个叫张海峰的老中医就提起过，说我们中医过去在治疗肾炎等疾病的时候，没法治断根，然后病人复发了就怪罪病人吃盐了，过去有时候让病人戒盐，要戒好几个月，不能吃盐，这让人哪能受得了啊。其实这类病人不是吃盐复发的，是按照辨证论治，病人没治断根。张海峰老中医就说，开始的时候他也认为是病人吃盐复发了。但是现在检查仪器很发达，后来他通过一检查，发现病人其实是病根还在，相关的指标仍然居高不下。

这就是辨证论治的劣势所在，你单纯的解除了病人的症状，解决不了病人的病根，那病还是好不 了，只要一有机会，它又复发了。这种情况在癌症等疾病的治疗中非常明显，中医师开出的方剂可能让病人吃了后精神矍铄，甚至长肉了。但是癌细胞却还在，病人随时又会再复发。这是辨证论治的不足，我们应该认识它。很多铁杆的中医迷，你跟他一提辨证论治的不足，他就跟你急，好像你踩着他的尾巴，中医界很多人保守得要命，以至于中医的革新很困难，这很可悲。

辨证论治的证据有多方面的证据，有脉证，有症状，有腹证，也有从患者脸色、习惯等望诊出来的 一些表征。望闻问切，就是通过医生观察患者体貌和行动，听患者说，对患者进行专业性的询问和记录，对脉搏和胸腹等部位进行切诊，来收集临床证据。再根据这些临床证据来判断患者应该接受什么样的治疗。

医学发展到今天，医生大部分时间所能做的，也不过如此而已。如果说有什么改进的话，就是今天 我们的科学进步了，检查仪器先进，可以弥补过去诊断疾病手段的不足。但是在绝大多数小毛病上，这些仪器是用不上的。医院里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大部分时间靠的还是望闻问切这一套原始的诊断方法。

这些临床证据中，有一些是患者自己可以感觉出来的，我们可以说那是症状。有一些是患者感觉不出来的，就不能叫症状，只能是医生去观察。中医是一门通过“察外”去“知内”的学问，医生辨认得详细不详细，对临床疗效有关键性的作用。辨认得越仔细，判断得越准确，采取的医疗措施就越精确，疗效自然得到提升。

这个临床证据的收集需要一个很耐心的过程。很多医生临床，都很草率，看病看得非常匆忙，所以 结论下得就未免欠妥。这种现象历朝历代都惊人的相似，今天我们去医院，很多时候是会被医生分把钟就打发出来的。张仲景年代也好不到哪儿去，所以张仲景在 《伤寒论》的序中就批判很多医生治病草率，临床证据收集得不到位。

好医生和好侦探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都需要非常缜密的分析能力，都必须重视客观证据。坏医生和坏侦探也很相似，坏医生看病就非常匆忙。有些医生可能一眼就对病人的疾病有了成见，然后的临床证据收集过程就有点类似于刑讯逼供了，根据自己的成见去选择性的问病人，如果病人述说的刚好与他所怀疑的某种疾病吻合，就直接下结论了。

其实这样做是不对的，人与人之间的表达是不是真的能够传递真实的信息？只要学过诠释学，我们就知道，语言有时是不一定能够传递真实的信息的。它有个漏斗效应，能够过滤掉很多重要的东西。更不用说一个医生一旦形成成见，就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看问题就会选择性的去看，失于片面。

我刚开始问诊病人的时候，认识不到这一点，问诊得也很草率。但是现在我问诊病人的时候我就会刨根究底。比如问病人平时感到口渴不口渴，有的病人说是的，我感到口渴。那么有些医生在医案中会写上“病人口渴”，这么写就不一定对。有些口渴不是病理性的，病人并不专业不知道，所以就会随口一说。谁不会感到口渴呢？人人都会，你这么问他肯定要这么回答。你要继续问病人一天喝多少水，喜欢喝热水还是喜欢喝凉水，是不是渴得很烦躁。病人可能告诉你他不爱喝水，口渴也不觉得有多烦躁。这你医生怎么就可以草率的在病案上写上病人“渴”呢？这样一写，你判断的一条很重要的依据本身就是错误的，辨证当然要发生偏差。

辨证出问题了，用药一定会不见效，反之则很有效。中医治病不一定药到病除，但是用药对证起码可以“药到证除”。很多病是治愈不了的，比喻癌症、艾滋病和乙肝这些顽疾，无论中西医，现在都还不能说能把这些病治愈，能治愈的都只是个案。对这些病，能把病人的证消除就不错了。“证”没了，病人起码活得有质量了，也可以延长寿命。而医学在人类尚未攻克的疾病上的全部作用，莫过于此。

我开始学医的时候，一门心思的想把每个病人的病治好，这样的愿望只有神能够实现，医生是实现 不了的。如果说一个医生口出狂言，说自己对绝症的治愈率很高，你都不用去查，一定是骗子。我母亲患脑溢血后遗症和癌症多年，我求医问药费尽了心思，所遇到的说自己能治愈这类疾病的江湖郎中无数。我这个人比较的较真，一个一个的去调查，调查的结果显示说假话的概率是百分之百。

但是这并不是说中医本身就是骗子。中医药疗效高不高呢？要我说是很高的，我们常常说药要对证一口汤，中药真有这疗效。这里的关键就在于医生是不是真的“辨”准确了。

我以前对自己的医术不是很有信心，自己得病了也不敢自己治疗。有一次我严重腹泻，西医治疗用抗生素，各种治疗胃肠炎的药都试过，就是止不住。后来呢，我就自己去判断，认为这个病应该用中药的黄连解毒汤，开的方子很简单：黄芩6g，黄柏6g，黄连9g，栀子9g。一副药熬了一碗，我喝了半碗，止住了，剩下的半碗就没再喝了。那效果就这么快。

我的外甥有一次感冒了，我父亲在老家照顾他，带他去医院里打针，十多天不好，白细胞很低。医生开升白药，并且说如果这药吃了后半个月再检查，白细胞还低要去排除白血病。那会儿我母亲刚刚因为癌症去世，听到这话我父亲就很紧张。我回家的时候就给他用中药发汗，汗一发人就好了。白细胞也正常了。

当然这不是说中医比西医更优越，一种两种疾病上，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也不代表我自己医术有多高明，学过医的，多少都会有这样的神效的时刻，但是不会是每次都会这样。

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治病的关键，在于辨认清楚疾病和用药指证。

日本有个医学家叫吉益东洞，在日本的中医学界很受人尊敬。他写了一本书《药征》，专门写各种药的适应症。这书很受欢迎，日本很多中医师奉之为临床用药圭臬。他就特别强调用药一定要有非常可靠的指证。

我为什么要反复提日本的中医呢？这是因为我在现实中看到我们中国的很多中医跑偏了，中医在中国人普遍的认识中也跑偏了。

现在有些病人一上来就问我，我是不是肾虚了？你看电视上，纸媒上，也到处都会是这样的谈论中医的。肾虚、脾虚、肺虚，很多病人就把自己往这些方面套，然后就来问要不要用什么什么药。

昨天还有个病人问我，他吃地黄丸好不好。我就问这个病人有什么症状，论症状没有一项是和地黄丸适应症对应的，她就一门心思想补肾而已。因为很多病人听说癌症病人多肾虚，补肾有好处。于是她就想着给自己补补肾。

这样的吃药，疗效能好吗？中药不是这样开的，中医师开方一定要有用药指证。六味地黄丸就需要有六味地黄丸的指证，归脾丸就需要有归脾丸的指证。你要是口口声声就来辨证病人属于什么器官虚了，而不去管病人有什么体征，然后去补哪个器官就是胡说八 道。这样就走向了唯心路线，我常常跟人强调，中医不是唯心的，是非常的重视实证的。

这种重视实证的精神就从《伤寒论》开始，桂枝汤有严格的桂枝汤用药指证，麻黄汤有严格的麻黄汤用药指证，葛根汤有严格的葛根汤用药指证。病人的脉是什么脉，要有哪些症状才能用什么样的处方，有哪些症状需要在哪个处方里加什么药，那都是十分清楚明白的。如果感冒病人本来已经大汗淋漓，你再用发汗猛药麻黄汤，就是在把病人往鬼门关送。反之病人如果麻黄汤用药指证全部具备，逡巡不前不敢用麻黄汤，那也错过了治疗的最佳机会。

辨证论治和循证医学非常的接近，用药指证不明显的话，医生应宁可不开药，绝不能乱猜测，乱开药。现在很多的中医大师，讲起理论来头头是道，治病的时候很少有实际的疗效，其原因就在此。

我以前开方子的时候，有时候病人的症状我找不到对应的方剂，我就自己按照中医基础理论臆测开 方。结果开出去的方子病人吃了就是吃也吃不死，但是要说疗效嘛，也没有。现在我若是自己都辨证不清楚病人属于什么状况，我就不开方，翻医书学，中医书籍翻翻，西医书籍翻翻，务必弄明白了是什么样的一种状况才开方。

《伤寒论》是临床医学著作，整本书没有废话，也没有主观的玄虚的东西。张仲景这个人很实诚， 有一些病他知道病人有什么样的症状，但是他自己治疗不了，他就只记录病情，不写处方。有一些病是难以治疗的，他就明白的表明“为难治”。能治疗的病，他如果要开处方的话，对病人会出现的情况一定会说明得一清二楚。

那么《伤寒论》是不是可以作为一切疾病的临床圭臬？现在很多中医因为热爱张仲景，极力推崇张仲景，就把《伤寒论》的功效无限放大，这也是不对的。我想张仲景如果复生，也不希望看到别人这样做。《伤寒论》中的很多处方，确实可以治疗狭义伤寒之外的很多疾病，这不奇怪，一种药能治多种疾病很正常，西药也有这功效。很多不同疾病表现很类似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治愈也不奇怪。

从大方向上来说，《伤寒论》还是侧重在治疗狭义伤寒的。然而《伤寒论》创导的辨证论治精神则是远远超越了狭义伤寒的治疗。我认为学《伤寒论》，最应该学习的是张仲景临床时的严谨的态度，实事求是的作风，心细如发的缜密，这些是一个临床医生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