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有正在化疗的患者恳求我收治，因为化疗实在是打不下去了，化疗的副作用很大，他们的身体产生了各种各样严重的不适，给他们做化疗的医生对这些副作用也束手无策。

说实话面对这样的请求，我也颇感为难。因为癌症患者做化疗时大多数避免不了要受罪，然而有不少患者熬过这段苦日子后，肿瘤可以得到控制。我曾见过很多患者化疗时，简直就像生活在炼狱中，挺过来后他们的生存期相当长。比如新浪癌友博客圈的广品山人（我们都管他叫“校长”），他就是一个晚期胃癌患者，手术化疗把他治疗得骨瘦如柴，但是经历了这些磨难后，他顽强的活下来了。还有上海的一个叫“英子”的肺癌大姐，化疗到十个脚趾头全部烂掉的程度，但是也顽强的存活下来了。这些患者的生存期都超过了十年，并且依然活着，癌症取得这样的疗效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一般来说，如果化疗被评估为有效，只是副作用较大时，我都会劝说患者坚持，我负责为他们解决化疗的副作用。虽然不是每个患者的副作用都能通过中医解决，但是可以这样说，大多数癌症患者在采用中医治疗后，化疗的副作用可以得到缓解。我曾经有个晚期肠癌患者，化疗时副作用大到给他做化疗的医生都害怕，患者剧烈呕吐，短期内暴瘦二三十斤，医生不敢给他继续化疗。但是他的化疗又确实有效，我给他用了一些中药后，这种剧烈的不良反应没再发生，患者顺利的完成了化疗。

也有些患者化疗时，只有副作用，没有疗效。这种情况我个人就会建议患者放弃化疗，选择其他方式治疗。不过现实中很多患者和患者家属虽然明知化疗无效且副作用大，但是却因为过度迷信现代医疗，至死都不敢放弃化疗。最后这些患者大多数并没有死于癌症，而是死于过度治疗。

有的患者家属心很软，自己家人在治疗过程中承受了一些痛苦的时候，家属看着就特别的不忍心，希望放弃化疗。最典型的是一些神经母细胞瘤患儿的妈妈们，她们的孩子化疗有效，但是也很痛苦，孩子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这种情况令她们心如刀割，所以她们常常希望放弃。一般碰上这类患者家属，我都是尽可能安抚她们的情绪，帮助她们的孩子解决化疗的副作用。

癌症真是很不容易治疗，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治疗癌症的方案都不少，但是这些方案中真正有效的并不多。所以一旦某个方案有效时，放弃它就很危险。患者和患者家属也许会觉得医生们一定能再找出一个新的对患者有效的方案，但是医生们却知道这充满了不确定性。当有一个方案已经被证实确定有效时，很少有医生会建议患者放弃确定有效的方案，再去寻求不确定的方案。

所以化疗副作用大时，要不要继续打下去呢？答案就要看化疗是不是有效。如果化疗被评估为有效，我个人建议不要放弃化疗，可以在化疗的同时寻求中医的帮助，中医可以对症用药缓解化疗给患者带来的副作用。如果化疗被评估为无效，就要果断的放弃，那些明知化疗无效，依然坚持化疗的患者很不理智。

可不可以中西医结合治疗癌症？毫无疑问可以。有一些西医反对患者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癌症，恕我直言，这种态度是不对的。医生很难体会到患者承受的痛苦，有不少患者在化疗时，真是生不如死，有些患者干脆因此而放弃了治疗。让这些患者接受中医的辅助治疗有何不可呢？

我这些年一直在研究中医抗癌的同时，也研究中医辅助放化疗的方法。我公布过许多解决放化疗副作用的方案，这些方案是我自己验证了许多次，确实有效的，我才对外公布。我在实践中深切的体会到中医的辅助治疗确实造福了不少患者，所以非常希望患者们有自己的主见，在化疗时寻求中医的帮助。

今天一个肾盂肿瘤患者的女儿，因为其父在用中药治疗肿瘤时出现紧急状况，向我求助。这位患者2020年10月份因为尿血查出肾盂肿瘤，患者已经74岁了，所以患者和家属不想手术治疗，遂找了当地的某个民间中医治疗。患者家人自己也另外根据网上的一些单方用药，治疗了三个月，患者的肿瘤从4.9x2.3cm缩小到2.9x1.9cm，但是患者却突然尿血，尿中带有成形的血块。出现这一症状后，患者很快就尿不出尿来。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是因为患者服用的药物中用到了大剂量的活血化瘀药，把肿瘤组织弄破了。一些破碎的肿瘤组织从肾脏掉入输尿管后，堵塞了输尿管。因为人的输尿管是一根极细的管，直径只有3-6mm左右，如果掉落的组织或出血后的凝血块的直径大于输尿管的直径，这些东西就会把输尿管堵死，导致患者无法尿出尿来，严重时会急性肾衰竭。

所幸的是患者家属赶紧把患者送到当地的医院，医生及时为患者插入导尿管后，把患者的尿液导出来了，才让患者没有出现急性肾衰竭。如果不是本地医院抢救及时，该患者就有生命危险。实际上直到我写作这篇文章时，该患者尚未完全脱离危险。

这种为了追求快速消瘤的效果而采取的激进的治疗方法非常危险，肾脏肿瘤的脱落组织掉入输尿管，肝胆系统肿瘤的脱落组织掉入胆管或胰腺管，肺部肿瘤的脱落组织掉入支气管，还有一些肿瘤的脱落组织堵塞在血管里形成癌栓，都是非常致命的。

笔者曾经见过一个肺癌患者，自用大剂量的三七粉、水蛭和壁虎之类的药物治疗其肿瘤，笔者劝告其这么治疗存在很大的风险。患者觉得笔者危言耸听，怀疑笔者是想赚他几个钱而吓唬他。最后一个脱落的癌组织掉入血管形成癌栓，未能及时处理，导致该患者不到三天就去世了。

内服中药治疗肿瘤，一定要控制好药物的用量。有一些中医一味的鼓吹大剂量用药的好处，忽视了大剂量用药会带来的危险，导致很多患者深受其害。有些人在用斑蝥这类剧毒药治疗癌症时，也是轻率的超量用药，常常导致患者死亡。这种不安全的治疗方法应该引起大家的警惕。

由于中医界向来有忌讳批评同行的传统，所以导致一些知名中医提出来的理论虽然有重大瑕疵，但是没人及时指出。比如某位已故的老中医一辈子都在鼓吹大剂量用附子，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人见识过他治病时出的大量医疗事故，但是至今没有多少人站出来指出他的这种偏见所造成的危害。这样的错误如果不被纠正，就只能流毒无穷。

医疗的关键是安全有效，本文中提到的这个肾盂肿瘤患者的家人缺乏基本的生理卫生知识，看不到这么治疗疾病的风险，所以付出了代价。有一些中医粉攻击现代中医学习西医的理论是数典忘祖，认为中医应该固守传统，抵触新知，这种固步自封的行为和夜郎自大的心理，都是反智的。患者和患者家属在自行阅读文献时，要有辨识能力，不能听信夸大其词的言论，忽视医疗风险。

2019年1月中旬，有位肺癌患者从新疆来找我，这个患者于2017年12月份被确诊为肺癌，确诊后手术和化疗，化疗结束后服用中药。患者十多年前曾经有过脑梗病史，一直留有后遗症，经常头痛。脑部检查显示脑部有一处几毫米大小的阴影，检查医生每次都在患者的报告单上注明“脑部转移瘤不除外”几个字，患者心惊胆战，非常希望能把这个几毫米大小的病灶消除掉，为此到处找医生。

但是笔者分析了该患者的病情和病史，认为她的脑部病灶是转移瘤的可能性较小，更像是脑梗后遗症。问患者之前的医生是否了解她过去脑梗的病史，患者表示从来没有一个医生像笔者一样详细的问过她的既往病史（恕我直言，医学院和医学教材上应该都有详细询问患者既往病史的要求），她自己也没想到需要向医生报告这一病史。

笔者按照中医治疗中风后遗症的一些方法给患者用了一些药后，患者头部症状有改变。该患者有个特点，如果头不痛的话就会头晕，但是头痛带来的难受比头晕厉害，而且后来头晕也能够被中药缓解。

不过患者的心理压力较大，每隔两三个月复查一次，脑部病灶一直没有变化——没有缩小也没有长大，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都是如此。我告诉患者，如果脑部是转移瘤，不会这么久都没有变化的。退一万步说，如果脑部真是转移瘤，控制得这么好也是不需要担心的。但是每次患者检查时，医生写报告都会注明“转移瘤不除外”，这几个字给患者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患者因此而陷入恐惧之中。言谈中埋怨笔者所用的那些软坚散结的药物什么作用都没有发挥，白浪费了她的钱，医院的西医也一再强烈建议患者做伽马刀，把头部的病灶处理了，这些动摇了患者对笔者的信心。

笔者开始的时候抗住了压力，一直让患者一边服用中药一边定期复查观察。到2020年下半年，患者开始情绪不耐烦，言辞中不乏质疑和指责笔者之意，颇希望按照西医的要求去放疗。笔者无奈，只好放弃了自己的主见。但是当2020年10月23日笔者建议患者去找西医放疗时候，患者又希望继续用中医治疗三个月。笔者权衡后，觉得自己承担不了这个责任，其西医也强烈的建议她做伽马刀，笔者就不再同意她继续中医治疗了。

孰料2021年1月12日患者女儿告知笔者，其母亲做完脑部伽马刀后，脑部症状非但没有缓解，反而加重，做完伽马刀一个多月后就去世了。患者女儿近一年多的时间在德国做访问学者，我与她沟通得并不多，她母亲去世后她联系我，向我道谢。

我感到有些遗憾，因为这个患者开始对笔者的依从度很高，笔者给患者的治疗也有效，缓解了她的痛苦。但是后来患者见很长时间脑部的那一几毫米的病灶都没有变化，变得焦虑不安后，对笔者产生了质疑，依从度也变得较差。笔者很担心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后面会发生医患纠纷，所以建议患者遵循西医的建议。

第一次患者女儿是和她母亲一起来找笔者的，笔者和她女儿沟通得并不多。只是她在德国做访问学者，她的母亲在北京焦虑的到处寻找西医专家时，笔者曾经跟她通过微信语音交流过，给了她们母女俩一些建议。现在回忆起来，该患者和她的女儿过去一直对笔者还是很信任的。笔者如果能够继续坚持自己的意见，反对患者去做伽马刀，安抚患者的情绪，那么这个患者就不会这么快去世。患者女儿是个理工科的大学教师，有非常好的素养，也支持其母亲中医治疗，虽然交流得少，但是她一直都彬彬有礼，其母去世后甚至还不忘向我道谢，对这样的家庭，我不应该有医患纠纷的顾虑。

今天另外一例已经跟诊了一年的乳腺癌患者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该患者肺部有一磨玻璃影，形态规则，该结节有13mm大，从2019年8月到现在，大小和形态一直不曾发生改变。但是每次患者复查时，检查报告上都注明一句：“转移瘤不除外”，这几个字给患者心中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笔者安抚患者，告诉她，一般来说，形态规则的结节都是良性的，而且从2019年8月到现在不曾变化，那这个结节是良性的可能性更大，不要被“转移瘤不除外”这几个字吓住了。我个人觉得有些医生在写检查报告时应该思虑周详些，因为医生写的几个字，对患者来说就像是判决书一样。“转移瘤不除外”是沉甸甸的，下这个结论要慎重，认真对比一下患者屡次的检查报告后，可能就不这样写了。

笔者又将新疆的这位患者的经历讲给了这位乳腺癌患者听，希望她能够从中汲取一些经验和教训，放下内心的这块石头，定期复查观察，没有变化不需要急于处理肺部的这个结节影（有西医已经建议她手术切除）。

类似的情况很常见，有许多患者的检查报告中会有一些在专业人士看来并非什么大问题的问题，但是对患者来说，这种“转移瘤不除外”的结论会导致他们寝食难安。

笔者接触到的这两个患者都被“转移瘤不除外”这六个字吓得够呛，如果“转移瘤不除外”这六个字换成“性质待定”，患者可能会放松很多。而且从这两个患者结节长达一年多没有什么变化来看，这种结节是转移瘤的可能性是极小的，为什么我们不考虑患者的心理压力因素而继续在检查报告上写“转移瘤不除外”呢？我觉得医生们在照顾患者心理方面所做的工作还远远不够。

几乎每个学过中医的人都知道中医有一种治疗方法叫“以毒攻毒”，作为一个成语，“以毒攻毒”这四个字在华文世界里也可以说是妇孺皆知。但是绝大多数人都只能理解其表层的意义，却无法知道“以毒攻毒”背后有非常复杂的科学原理。

毒物是自然界广泛存在的一种东西，人类也已经能够合成许多种毒物。不但有些生物有毒，还有许多没有生命的物质也有毒。自有人类以来，我们便不断的与毒物接触。

毒物甚至促进了我们人类在自然界的演化过程，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人类学教授Lynne Isbell提出了一种名为“Snake Detection Theory（蛇检测理论）”的学说，她认为致命的毒蛇对我们人类的影响十分深远，人类的大脑的演化很可能就是由蛇驱动的。

大约在6000万年前，亚洲和非洲的蛇毒性变得更强，蛇捕食哺乳动物的历史也长达数百万年，哺乳动物为了能够逃避蛇的捕猎，就必须得演化出更好的视觉。而要有更好的视觉，就要有相应的发达的视觉神经系统，这促进了人类大脑的演化。人类的大脑正是在这种演化过程中，越来越大，随着脑容量的增大，人类的智慧也与日俱增。

有毒物也帮助地球维持了生态平衡，帮助我们人类控制了人口的过快增长，蚊子在这方面居功至伟。这并不是说蚊毒很可怕，而是因为蚊子可以作为中间宿主，传播许多疾病，每年造成大量人口死伤。蚊子传播的疟疾每年会带走超过60万条生命，黄热病可以杀死3万人，登革热会造成1.2万人死亡，流行性脑炎会夺走2万余人命，还有基孔肯雅热、西尼罗热、裂谷热、寨卡病毒和其他脑炎，也可以通过蚊子传播。尚有多达4000万之众的人因为蚊子传播的淋巴丝虫病（象皮病）而深受折磨。

蚊子为什么是如此高效的病毒传播者？这得益于蚊毒。蚊子通过向人体注射毒素来达到吸血的目的，蚊子会利用蚊毒中的血管扩张剂、抗凝剂和抗血小板生成剂来确保伤口在蚊子吸血期间保持开放，蚊毒中的抗炎化合物能够防止免疫系统发出人体被蚊子侵袭的信号，大多数时候当我们意识到自己中了蚊子的毒时，蚊子已经扬长而去。蚊子在我们身体制造的伤口，为寄宿在蚊子体内的各种病菌创造了侵入人体的条件。小小的蚊子，简直就是天然的化合物生成大师。

站在人类的立场上看，蚊子是一种很可恶的有害生物，但是从维护自然界的生态平衡的角度来看，蚊子是功臣。如果没有蚊子传播的各种疾病，地球上的人口数量会多得可怕，过多的人口给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可能早已经把我们人类这个族群毁灭掉了。

所以我们人类与生俱来就是与毒物并存于地球上的一个物种，毒物也促进了人类医学的进步。一方面，人在中毒后需要抢救；另一方面，各种毒素也是治病的良药，能治愈许多疾病。人类的医学水平通过治疗中毒和利用毒素治病，不断的得到提升。

举例来说，肉毒素是已知的地球上对人类最致命的毒素——仅仅60纳克（1纳克等于百万分之一毫克）肉毒素就足以杀死一个人，要杀死地球上所有的人类，只需要某个人用手抓一把肉毒素就足够。但是把微量的肉毒素注射到额头上，却能够有效的抹平额头上的皱纹。人类常用来治疗高血压的某些药物，也是从一种蛇毒中提炼出来的。

中药中有大量的以毒攻毒的药物——砒霜、斑蝥、蟾蜍、马钱子、藤黄、红娘虫等中药都是剧毒药物，致死量很低。但是它们之所以能治疗疾病，也正是因为它们的毒性。砒霜的主要成分三氧化二砷虽然剧毒，但能杀死多种癌细胞，对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患者的有效率更是高达85%。

人类的免疫能力也是在与毒物的接触过程中不断的增强的，毒物训练了我们的免疫系统，使得我们不那么脆弱。千百年来，我们正是在病毒、细菌和毒素的帮助下，才在自然界中演化成了今天的这个样子。

哺乳动物的免疫系统分固有免疫系统和特异性免疫系统两种。固有免疫系统是我们抵抗病毒、细菌和毒素的第一道防线。我们的身体有很多方式来预防外来粒子侵害我们的重要组织和器官，我们的皮肤、鼻子、咽喉和肠道的黏液层既是天然的物理屏障，又能分泌抗菌化合物。一旦有对身体有害的物质侵入我们的身体，它们便会奋起反抗，保护我们的身体。

如果这道屏障被突破，我们固有的免疫系统就会立即启动，受伤或被感染的细胞会释放化合物，告诉附近的免疫细胞来消灭侵入物。我们的身体还会在与有害的病毒、细菌和毒素抗争的过程中，产生出一些对某种特定的病菌或毒素有抵抗作用的抗体，下次再遇到这种病菌或毒素的时候，我们体内的抗体就会帮助我们抵抗这些有害物的侵入——现代医学中的疫苗和抗毒血清就是这么产生的。

不过应用于人体的许多抗毒血清的研制程序非常复杂，需要借助一些大型哺乳动物如马和羊等来完成。比如制作蛇毒血清就需要先把蛇毒注入到马的身体内，让马的血液系统对蛇毒产生抗体，抵御蛇毒对马的身体造成的破坏作用。然后通过非常复杂的提纯方法，将马血中的蛇毒血清提纯出来，用于治疗被蛇咬伤的人类。对于一些新型的病毒，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一原理来制造血清，治疗那些重病患者，这种疗法叫血清疗法。

我们身体能对毒物产生免疫作用也为用毒物治疗疾病制造了不少麻烦，比如癌症这样的慢性病需要长期治疗，医生只能用小剂量的有毒药物来杀死人体的癌细胞。这些有毒药物使用的时间长了后，患者身体便会产生相应的特异免疫功能，能抵抗这些药物的作用，这是许多癌症患者对抗癌药物产生耐药性的原因之一。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其治病的原理有相通之处，其耐药的原理也有相通之处。所以笔者自己在采用以毒攻毒法给患者治疗癌症时，会经常变换药物组合来解决耐药性问题。

有毒药物治疗疾病，还会有许多副作用，比如抗癌药物既能杀死癌细胞，也能杀死正常细胞，而且还会对人体的重要器官如肝脏和肾脏等产生毒副作用。有些有毒药物会对人体的消化系统造成损伤，有些有毒药物会对人体的神经系统造成损伤，还有一些有毒药物则会损伤心脏和血管等。今天，我们要用以毒攻毒的方法治疗疾病，已经不能再停留在古代的粗糙的水平和层次上，而要借助现代科学对毒理和药理的研究，做更多的精细化工作，以提高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对有些人来说，活下去不是一件难事。但是对另一些人来说，活下去就像在惊涛骇浪中行船一样，充满了艰难险阻。

癌症患者就属于后一种人。有些人在确诊为癌症后对命运的这种安排愤愤不平，有些人则在被不幸打击后意志消沉，但如果要想继续生存下去，就要尽快调整自己的心态，充分的调动自己所能用到的各种资源，为自己争取最大的生存机会。

生病了，首先要做的事情是寻求医疗帮助。不过在这个医疗服务已经多元化的时代，患者需要在许多治疗方案中进行抉择，却也并非一件容易事情。抉择意味着我们需要做出正确的判断，但是做出正确的判断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的智慧往往不像我们自己想象的那么可靠，存在于我们脑海中的那些常识和我们接收到的各种新鲜的信息，都不一定正确。

而且，我们往往很难给正确本身下一个正确的定义。这句话看起来很拗口，让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伽利略做了一个著名的铁球实验，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留下来的物体下落的速度与其质量成正比的结论。伽利略在比萨斜塔当着其他的教授与学生的面，把两个质量不一样的铁球从空中放下，一会儿，两个铁球同时着地。在伽利略之前，人们根据自己的常识，相信亚里士多德的判断：重量不一样的物体，在自由落体运动中，速度是不一样的。

根据我们的生活常识来判断，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是对的——如果伽利略不是用两个铁球做实验，而是用羽毛和铁球做实验，那么羽毛下落的速度肯定会比铁球慢。这种在现实生活中被验证了无数次的经验铸就了我们的“常识”，人们做任何判断时，都首先是求助于自己的“常识”。

常识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常识是有限正确的。而科学原理的正确也是有条件的。两个铁球同时落地，是因为空气阻力的差异对两个质量不同的铁球来说，可以忽略不计。但是空气阻力的差异对羽毛和铁球来说，就无法忽略不计。所以用羽毛和铁球来做实验，羽毛落地的速度就不如铁球。但是在真空的环境下，羽毛和铁球是会同时落地的。

所以我们很难给正确下一个正确的定义，常识和科学原理都“正确”。我出生在湖北东部的一个农村，十八岁之前大多数时间是生活在故乡，在我的故乡，还有大量的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在我自己村，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比例很低，所以我们村还会有大量的人相信亚里士多德的判断。但是我现在大多数时间是生活在北京市海淀区，这里可能是中国高级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区域，这里的大多数人早已经在课本上学习过伽利略铁球实验，所以对这里的人来说，他们的常识是在自由落体运动中，速度与质量无关。

可见在不同的人群中，“常识”的具体内容是不一样的，有时他们的“常识”完全对立。而在现实的世界中，我们的社会就是由不同的人群组成的。人们在教育程度、文化背景、个人信仰、经济条件、职业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决定了每个人的“常识”也必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所以这世上存在无数的看似互相矛盾的“正确观点”。我们自己脑海中的那些“正确观点”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这非常的难以判断。有许多人正是相信自己的绝对正确，所以做出了错误的决定，最终葬送了自己的生命。

比“正确”更重要的是“智慧”——智慧和正确不是同一个概念，智慧反应的是一个人心智的成熟度，一个心智成熟的人才称得上是一个智慧的人。心智成熟的人在做抉择时，会检视自己心中的“常识”，会对自己所接收到的各种信息进行甄别而非轻易的盲信盲从，会倾听多方面的意见，然后做出相对合理的判断。一个智慧的人，不轻易根据事物的某一方面去判断是非，他会看到客观世界的复杂性。

对各种医疗方案的抉择没有绝对的正确可言，某种方案治疗甲患者成功了，治疗乙患者失败了。如果我们恰好是甲患者，我们可能会觉得自己的抉择是成功的，如果我们是乙患者，我们可能觉得自己的抉择是失败的。丙患者如果参照甲患者的话，会认可该治疗方案，如果参照乙患者的话，会否定该治疗方案。

虽然如此，还是有一些东西可以帮助我们做出相对较好的抉择，比如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各种医疗方案的成功率来做决定。一般来说，成功率更高的医疗方案应该是首选方案——之所以说“应该是”，是因为成功率更高的医疗方案的花费对一部分患者来说可能是不可承受的。

我特别理解那些因为经济条件较差而不得不选择次优的医疗方案的患者，总有一些幸运的患者在选择了次优的医疗方案后，反而取得了那些选择成功率最高的医疗方案的患者无法获得的理想疗效。这就像是一些重点高中的学生中，确实会有更多的人考上清华北大，但是一些较差的高中的学生中，也总有一些人能够考上清华北大一样。

成功不仅仅取决于成功率，也取决于“运气”。要想抗癌成功，固然要选择成功率最高的医疗方案，但是在成功率最高的方案高不可攀，或者成功率最高的医疗方案治疗失效的情况下，那些成功率较低的方案或许也能创造奇迹。在一种治疗方案治疗失败后，保持乐观心态，寻求另一种治疗方案，这虽然不一定能够帮助我们战胜癌症，但是确实可以提高我们战胜癌症的几率。

在寻求生存策略的过程中，我们要保持开放的心态，接受各种事物存在的合理的一面；同时也要保持理性的态度，对事物不合理的一面进行审慎的检视。轻易的断定某种医疗方案是错的或者某种医疗方案不靠谱，很容易导致我们成为一个偏执的人。

我将引用一段文字，并对它进行一些分析来具体化的说明我个人接受信息的一种态度。

这段文字是这样的：“天地间惟风无所不入，一罅（xia，四声，缝隙的意思）不塞，来不可御。人之一身，缜密者少，疏漏者多。风乘之也，轻则为感，重则为伤，又重者为中。古人谓避风如避寇，盖欲窒源以防患。中风之证，卒然晕倒，昏不知人；或痰涎壅盛，咽喉作声；或舌强不语。风邪既盛，气必上逆。痰随气上，停留壅塞，昏乱晕倒，皆痰为之也。五脏虽皆有风，而犯肝经为多。盖肝主筋属木，风易入之，各从其类。肝受风则筋缓不荣，或缓或急，所以有歪斜、瘫缓、不遂、语涩等证。治之之法，调气为先。经云：善治风者，以气理风，气顺则痰消。徐理其风，庶可收效。”

这段话出自朱丹溪最得意的弟子——明代名医戴元礼的著作《秘传证治要诀及类方》（这里要说明一下，我之所以选择这段话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因为在写作这篇文章时，离我最近的一本书就是这本书，而且刚好翻到了这一页）。这段话的大概的意思是说，天地间风是对人的身体危害最大的因素（中医说“风为百病之长”），人体抵御风邪的能力有限，风邪袭击了人，就容易导致各种病。轻则得个感冒之类的小毛病，严重点就会伤风，再严重点就会中风。所以古人说避风要想躲避强盗土匪一样，这是因为我们要防患于未然。接着他谈到中风这种病的各种症状，然后又谈到应该如何治疗风邪所致的各种病。

对一个有点中西医常识的人来说，戴元礼的这段话就像是物理学家在看到说重量不同的物体落地速度不一样的文字一样，既看到了它存在的明显的错误，但是也看到了它存在合理性。

首先，这段文字在解释疾病的原理上几乎全部是错误的。人在风大的秋冬季节感冒大多数时候是感染了致病微生物（如病毒或细菌），是得了一种正在人际间传染的常见传染病。而中医所谓的严重的“中风”，则是心脑血管意外造成的——多数时候是脑卒中，而之所以会发生脑卒中，是因为血压过高和血管老化造成的。把这些都解释为风邪所致，肯定是大错特错。

但是中医所观察到的一些现象又有一定的合理性，在大风天气，流感和脑卒中的确较一般时候为多发，而且人在大风的天气免疫力也会低下一些。人避免在大风天气时外出，可以避免接触传染源，也可以避免发生脑血管意外。

所以这段文字就既存在错误的一面，又存在正确的一面。戴元礼也好，其他的中医学家也好，他们在根据风邪的特点，给出的用药方案，同样存在这样的情况，既有正确的一面，也有错误的一面。如果把脑血管意外当作风邪来治疗，多半是治不好的。

清代的一位名医徐灵胎在他的著作中就说过，当时的医生治疗脑卒中，基本上是百分之百的把病人治死了。因为大家都是把这种病当作风邪来治疗，用中医的各种风药。

到王清任才发现，原来这些所谓的中风，是人的大脑出现了血管瘀堵的问题，所以王清任开创了活血化瘀法治疗中风的先河，我们现在治疗脑血管意外，也还是在用到他的治疗方法和理念。在治疗脑血管意外造成的后遗症如偏瘫时，他的补阳还五汤的疗效就很好。

我们要阅读到的绝大多数的中西医医学文献都和戴元礼的这段文字一样，同时存在正确和错误的内容。所以学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历代在医学上有所成就者，都属于既有天赋又很勤奋的人。

作为患者，在生病后，不可避免地要从各种各样的医学文献中寻求希望。在阅读各种医疗信息和医学文献时，要想不被偏见所蒙蔽，就得运用自己的智慧。一些可靠的调查研究表明，教育程度越高者，患癌后生存期越长。即便之前不是一个好学的人，在罹患癌症后再好学不倦，同样能让一个人获益匪浅。人的理性不是先天产生的，是在不断的学习和纠正偏差的过程中锻炼出来的。

当然，治疗癌症的过程中，患者不但要不断的学习和提高自己的理性判断的能力，还要有与各种痛苦作斗争的勇气和毅力。作为一个与癌症斗争经验丰富的医者，我在过去的十多年时间里，见到过太多的癌症患者在治疗的过程中承受了许多的痛苦。

我认识的一位肺腺癌患者，在化疗的过程中十个脚趾头全部溃烂了，血肉模糊，令人不忍卒睹。但是即便是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这位大姐仍然坚强的与疾病作斗争，在中西医的帮助下，她成功的存活了十年以上。

有些患者的坚强令人动容，但是另一些患者则软弱不堪，一些轻微的副作用，比如恶心呕吐等副作用就足以打垮他们。这些患者就像卡夫卡所说的那样——每一个困难都能战胜我，而非我能战胜每一个困难。与癌症的抗争，就像在险恶的风浪中行船，随时都会有一些预料不到的痛苦袭击患者。所以对癌症患者来说，活下去确实充满了艰难险阻。缺乏勇气的人，很难走完抗癌之路。

人生遭遇这样的困境，或许也只有那些既不容易被事物的表象蒙蔽，又很有勇气者，才能在一点运气的帮助下，从这种困难中走出来。

我希望每一个癌症患者都能够抗癌成功，但是现实却很残酷的让我知道，能够抗癌成功的只有少数人。这少数人身上所具备的品质，值得其他人借鉴和学习。

中医治疗癌症需要定期进行西医复查吗？大多数情况下，这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因为我们需要通过客观的影像学和血液学检查来确定治疗效果，以评估当下的治疗方案是否有效。

但是对那些选择用中医来改善生存质量和延长生存期的终末期癌症患者来说，只要症状缓解，身体状况相对稳定就可以了，定期复查没有意义。不过这类患者在出现一些比较严重的新症状，比如说晚期肺癌患者感到胸闷气促或某些腹部肿瘤可能导致肠粘连时，有必要进行相关的检查，以确定胸腔是否有积液和是否有肠粘连，以便医生下一步调整治疗方案。

很多癌症患者在接受中医治疗后，自己不愿意，或在某些中医师的说服下，不肯定期进行影像学和血液学检查。有些人相信中医的脉诊比现代仪器更精准，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单靠中医的脉诊来为患者作诊断，很容易耽误患者的病情。说实话，我本人没有仅靠脉诊就能判断患者体内的肿瘤是缩小了还是增大了的能力，我也没见过有这项能力的中医师。有些中医说他们自己有这项能力，但是经不起事实的验证。影像学检查可以一目了然的判断肿瘤是增大了还是缩小了，血液学检查可以查到相关癌指标的变化，放弃这种可靠性很好的检查方案，选择不怎么可靠的脉诊，是很不理智的行为。

前几天有个肺癌患者，在接受靶向治疗后，肿瘤有缩小，后因二代药耐药，没有尝试三代药，直接接受中医治疗。在中医治疗期间，不再进行西医的影像学和血液学检查。结果一年左右的时间，患者出现了肝转移。该患者在接受中医治疗期间，症状明显改善，但是肿瘤还是迅速进展了。

患者家属咨询我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告诉她这是因为他们对医学的认识不足导致他们产生了错误的认识，耽误了病情。

一般人很容易误认为临床症状改善了，肿瘤就得到控制了，一些中医师也这样来安慰患者。实际上改善临床症状和控制肿瘤是两回事。改善临床症状，有时只不过是药物治疗肿瘤并发症取得了满意的效果。比如控制住了胸水或癌热等，但并不意味着患者的肿瘤得到了控制。

这不是说中医治疗不可以控制肿瘤，事实上有些患者经中医治疗肿瘤控制住了甚至消失了，我自己有过这方面的成功经验，虽然成功率不高。但是这些患者的疗效也是靠现代医学仪器检查才能确定的。

往往控制肿瘤的治疗会让患者感到难受，因为多数控制肿瘤的药物有一定的毒性。不仅西医的化疗药物和靶向药物有一定的毒性，中医的抗癌药也有一定的毒性。这些抗癌药在打击癌细胞的同时，也会伤害人体的正常细胞，会给患者带来一定程度的不适。

如果患者的病情还没有严重到终末期的程度，临床治疗应尽可能的追求对肿瘤的控制。带瘤生存这种愿望很美好，但是除非肿瘤的大小能够保持不变或生长速度变得缓慢了许多，否则的话，大多数情况下的带瘤生存都只不过是欺人之谈。随着占位性病灶的发展，患者终将因为癌肿太大而离世。

当然，治疗肿瘤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有些患者已经错失了控制肿瘤发展的机会，没有可用的抗癌中西医方案，这时候对患者进行中医的扶正治疗，尽量减轻患者的痛苦，不考虑患者的生存期问题，是一种更理性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必要定期复查，只需要做好临终关怀治疗，尽可能的延缓一下病情的发展即可。

对一些经济困难的家庭来说，进行昂贵的西医检查和治疗或用一些昂贵的抗癌中药也是不现实的。部分患者寻求中医治疗，纯粹是出自于经济原因。对这类患者，亦应另当别论。对特困患者来说，用一些比西药廉价多了的中药治疗，是一种现实的选择。虽然治疗的成功率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总比完全放弃治疗要好。我国贫困的癌症患者是相当多的，这是很无奈的现实。

所以在治疗的过程中是否需要定期复查，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在《每个人的战争》一书中，既是医生也是癌症患者的作者大卫引用了一位从事了20年看护癌症病人工作的医护人员Michael Lerner的一句话：“在一个生病的星球上，我们不可能活得很健康。”我很喜欢这句话，所以把它借用来，做了这篇文章的标题。

这位老兄后来转行去从事环境保护工作，因为他觉得有必要从根源上来防治癌症。不过在我们这个有着78亿人口的蓝色星球上，环保工作者的有限的工作所能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我每天都能看到大量的塑料垃圾在北京城的每个小区的垃圾桶前堆积如山。

一般人很难想象，这些塑料垃圾最终的归宿是哪里。它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最后转换为微小的塑料颗粒，进入了我们的土壤和海洋里，还有些漂浮在空气中。海洋和陆地上的一些动物会误把它们当作食物吞进肚子里去。我们人类作为食物链上最高级的一环，会通过我们吃的鱼类和各种肉类食物，再把这些带着各种毒素的塑料颗粒吸纳进我们的身体内。

据不完全估计，我们人类从环境中接收到的有毒物质有上千种，所以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内都有大量的毒素。这些毒素最喜欢躲藏在脂肪里，这也是为什么那些肥胖的人更容易罹患癌症和糖尿病等慢性病。

我在香山脚下种菜的时候，有一次和我隔壁菜园的一个亿万富翁闲聊——我如何知道他是个亿万富翁呢？因为他自己跟我聊他是个投资家，投资了若干个亿元级别的项目，他很在乎食物安全，所以租赁了一大块菜地来种菜。大多数时候他的菜园是他的司机来打理的，但是最近他的司机受伤了，他偶尔会来菜园里浇浇水。

在闲聊的过程中，他告诉我他在这里种菜的几年，发现这座生态农庄的草莓采摘园里的草莓，在成长的过程中打了很多农药。他对我说，自从亲眼目睹了这些打着生态采摘园的农庄里的草莓是如何成长的过程后，他再也不吃草莓了。在这种健康问题很普遍的年代，财富未能给他带来多大的幸福感。

当然，这位老兄所知还是太有限。我和他虽然有这么个自己管理的菜园，但是我们还是摆脱不了蛋奶鱼肉类食品给我们的身体带来的危害。全球农牧业都已经远离原生态了，所以人类实际上已经没有安全的食品。

由于食物链的作用，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向环境中排放的各种有毒物质，早已经通过食物链“普惠”到每一个生物的身体内，远在南极的企鹅体内也已经有了DDT等各种有剧烈毒性的毒素。只要学过一些简单的生物学的知识，我们便不难知道，在食物链中，越高级的生物，身体内积蓄的毒素越多，因为它们吃的各种食物中的有害物质会转入到它们的体内。所以我们人类，其实已经是百毒俱全​了。

相对安全的做法是尽可能素食，少吃鱼肉蛋奶。医学专家的建议是把动物性来源的食物控制在20%以内，植物性来源的食物尽量选择有机食品。不过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有机食品昂贵的价格并非所有人都能承受得起的。

但即便如此，我们也需要最大程度的减少从食物中摄入有毒物质，并通过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来提高自己的身体素质，否则的话，我们很容易被各种很难治愈的慢性病​缠上。

法国医生大卫•塞尔旺 • 施莱伯在自己罹患脑瘤后，潜心研究各种有关癌症康复的资料，与大量的健在的癌症患者进行了交流后，撰写了一部名为《每个人的战争——抵御癌症的有效生活方式》的书，这本书一共出了两版，第二版是在大卫医生去世前不久才完成的。

​大卫医生按照他的康复理念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在确诊为癌症患者后，成功的存活了18年多，才因为癌症而去世。

这本书受到了很多医疗界同仁们的高度认可。国际权威机构M.D.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院长约翰 · 门德尔松（John Mendelsohn）教授如此评价此书：“我发现《每个人的战争》是本饶有趣味且研究翔实的书，它能使人了解以实证为基础的癌症预防和降低患癌风险所需的知识。该书还填补了我们知识中的一个重要空白，那就是病人还可以采用什么样的方法作为常规医疗手段的补充，来帮助治疗自己的疾病。”

意大利国家抗癌联盟非常认可这本书，他们将联盟的徽标印在了这本书意大利语版本的封面上，很多抗癌方面的医生和科学家不但向读者们推荐这本书，还按照这本书中提到的一些理念来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并且从中获益匪浅。

通常，肿瘤医生们总是非常忙碌，很少有精力和意愿去涉猎他们专业之外的知识。多数肿瘤医生甚至排斥自己所学的专业之外的防癌和抗癌知识，他们会认为那些东西不具有科学性。

不过有些患者不这样认为，我曾经的一个肝癌患者（他在罹患肝癌后存活了十三年时间）对我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不听医生的，我活不了这么久，全听医生的，我也活不了这么久​。”那是一个非常智慧的患者，他对肝癌的治疗方式和康复技巧​有很深入的研究，所以他能成功的存活这么长时间。

大卫医生也是这样的一个癌症患者，不同的是，他是受过严格的医学训练的医生和科学家，同时又是一个写作能力很强的作家。像大多数患者一样，大卫医生在进行了常规的癌症治疗后，最初从医生那里得到的回复很简单​：“你不需要做什么，只需要定期复查即可。”医生们告诉他，他做任何事情对抗癌的意义都不大，对大卫在饮食和运动上也没有任何具体的建议​。

这让大卫医生非常的不放心，他花费了很多时间去研读各种文献资料，这些文献资料使他确信自己可以做些什么来辅助治疗​。后来他在实践中发现，实际上，常规医疗之外的辅助手段可以大大的降低癌症患者的病死率，癌症患者剩余的生命长度和生存质量也能由自己来掌控。

大卫医生甚至试图从印度的瑜伽和中国西藏的藏传佛教中寻找智慧，但是他没有忘记他作为一个科学家的客观主义精神，他对各种促进身心健康的办法都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去研究。他的很多研究结论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他也推动了国际抗癌组织在自然康复方面的研究。

作为一个癌症患者，同时也作为一个医生和科学家，大卫医生热心公益，很希望为其他癌症患者的康复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所以他不遗余力的向社会推介他的理念，从他的书中，我们不但能够学习到很多防癌抗癌知识，而且还能看到他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他罹患癌症后的生活不是死气沉沉的，而是朝气蓬勃的。他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去研究如何激发人体自愈力去抵御癌症，大声疾呼癌症患者们行动起来，一边靠医生，一边靠自己来战胜癌症。

大卫医生真实的记录了自己是如何从绝望中走出来的，详细的研究了亲友们的爱和关怀对癌症患者的作用​。我们从他的文字中可以看到癌症患者所经历的精神炼狱，也能从他的文字中学习到作为癌症患者身边的亲友，应该如何鼓励和帮助他们​。

也许有很多人认为癌症与他们自己无关，这种想法很天真。中国已经进入了癌症高发期，最少有四分之一的中国人终将死于癌症，几乎每个家庭都会在某一个阶段与癌症相遇。

美国也曾经历过这样的一个阶段，以至于美国政府在上世纪后半叶发起了一场全民抗癌战争。最少有40%的癌症可以通过调整生活方式来避免，所以在发动了全民抗癌战争后的几十年里，美国的癌症患病率在不断的下降。而我国在这方面的工作才刚刚起步，很多人还意识不到癌症正在威胁着他们自己的健康和他们的家庭。

我非常推荐大卫医生的这本《每个人的战争》，希望我的读者们能够抽出一点时间来阅读它，我相信这本书能够帮助到很多癌症患者和他们的家人们，为他们防癌抗癌工作带来启迪。

要想接受并理解抑郁症患者，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很多抑郁症患者的家属，往往都认为这些抑郁症患者只是在“作”。看起来他们的确像是“作”，因为他们的抑郁情绪说来就来，毫无征兆，既没有理由，也不分时候。上一刻还晴空万里，下一刻可能就陷入深深的悲伤之中，消极得令人难以忍受。但这就是抑郁症的特点。

澳大利亚作家马修·约翰斯通曾经将抑郁症比喻成一只无时无刻不守侯在患者身边的黑狗，一不留神它就要把患者拉进消极悲伤的情绪之中。对于抑郁症患者来说，最折磨他们的是无尽的孤独感。他们感觉不到这个世界上有任何人能够理解他们，即便是最爱他们的人，也仿佛只能站在另一个遥远的世界，与他们隔海相望。所以绝大多数的抑郁症患者，最终都会走进极度消沉的自我封闭的世界里。

我最初对此有深切的体会，是因为我接触到的很多癌症患者伴有抑郁情绪障碍。据统计，恶性肿瘤患者常见的精神障碍包括焦虑障碍，抑郁障碍和谵妄，患病率的范围约在10-30%。终末期恶性肿瘤或某些恶性肿瘤类型的患者抑郁患病率更高，终末期患者谵妄高达85%。焦虑和抑郁会导致因恶性肿瘤死亡的风险增加27%。（相关数据见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心理学专业委员会组织编写的《中国肿瘤心理治疗指南》）。

如此普遍的抑郁现象让我不得不关注和研究抑郁症。我试图通过我的写作让我服务的患者和患者家属明白何为抑郁症，以及如何缓解抑郁症患者的抑郁情绪。因为恶性肿瘤患者的问题需要从多学科着手去解决，大多数的恶性肿瘤患者出现精神障碍问题后，非但得不到帮助，反而会受到照顾他们的亲人的谴责，因为他们的亲友不能理解抑郁症。

抑郁情绪不是患者本人所能控制得了的。关于抑郁症的来源，医学界至今仍无明确的说法。只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患者长期的容易受负面情绪的影响。我们在生活中经常看到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对自己的一切都感到不满，总是怨天尤人，哀叹自己的不幸。不管他们拥有多少财富，他们始终都很难感到幸福。这些人或多或少的都存在抑郁情绪障碍，一旦他们的生活出现重大变故，比如亲人的丧亡，子女教育的失败或自己身患重大疾病，他们便开始出现中度或重度抑郁障碍。

除非家属与患者之间有深厚的爱，否则的话，抑郁症患者很容易因为其情绪易激惹的特点把人际关系搞得一塌糊涂。他们可能把自己的疾病归咎于所有与他们有关联的人。比如我曾经遇到过一个肠癌患者，她在我的对面坐下来后，一直向我哭诉着是她丈夫和婆婆合力把她折磨成癌症患者。她在患病前与夫家的关系就处理得不好，生病后更无法处理好这种人际关系。

抑郁症患者的情绪敏感且不受控制，当他们悲伤时，他们完全无法抑制自己，无论旁人如何去安慰，他们都很难从抑郁情绪中走出来。如果家属中有人指责他们在“作”，他们就更加悲观和绝望。通常，抑郁症患者总是喜欢强化对自己的负面印象。

陪伴抑郁症患者，需要的是耐心，我们可以告诉他们我们一直在陪伴着他们，哪怕是默不作声的向他们表示支持，也会让他们好受一点。陪伴者要适应抑郁症患者的不高兴，我们可以告诉他们，他们不必每天都保持快乐以取悦他人。一般来说，只要极度的抑郁情绪得到了舒缓，他们自己能一点点的从抑郁状态中走出来。家属也不妨请患者列出一些容易让他们感到快乐的事情的清单，在他们抑郁情绪爆发的时候，为他们做点他们快乐的事情。不过最需要的是给患者一些肯定的力量，要告诉他们，他们存在很多优点。

我个人通过观察发现，那些家长喜欢用贬损语言来刺激自己的子女的家庭中，抑郁症较为多发，而且通常是家族成员中好几个人都会处于抑郁或焦虑状态。一些家属总把发生在家庭内部的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反反复复拿出来吵，且喜欢以点带面，从一件事情带出一大片的大道理来否定他人。在这样的家庭中，成员们更容易抑郁。

中国人对抑郁症既处于无知的状态又有很强的病耻感，这导致很多中国家庭无法正视抑郁症的存在。我们至今对精神疾患仍然存在歧视现象，通常，各种精神障碍患者都会被我们当做“疯子”看待。而“疯子”在我们中国文化中，是一个骂人的词汇。这导致中国的绝大多数的抑郁症患者受到歧视，且不敢就医，无法得到医生们的专业帮助。

中国的肿瘤患者更是很可怜，目前我国大概还有一半的省份，根本没有专门为肿瘤患者设立的心理门诊。我通常会建议那些情绪不好的患者参加各种抗癌组织，因为在那些抗癌组织中，他们能够得到部分帮助。

我国的很多肿瘤医生也没有时间去阅读肿瘤社会心理学科方面的文献资料，在临床上通常仅仅为患者提供简单的医疗服务，不愿意过多的涉足患者的精神世界，也无法缓解患者的抑郁和焦虑情绪。这往往会导致治疗障碍重重，患者的依从性较差，且很容易因为患者和患者家属的情绪波动而产生医患矛盾。一些调查研究显示，肿瘤患者的亲人们更容易为抑郁和焦虑情绪控制，尤其是患者的伴侣，他们甚至比患者本人更易焦虑和抑郁。

我遇到过很多患者或患者家属处于抑郁或焦躁的状态，在很长一段时间，这样的遭遇也令我自己心理不适，但是渐渐的我对此习惯了。一般来说，医生在这种时候，如果可以的话，多给患者或患者家属说一些肯定的话，帮助他们度过精神上的难关，会令患者和患者家属获益良多。对患者去世后，家属在居丧期的极端行为要表示理解和忍让，不要与患者家属发生冲突。一般来说，居丧期过后，患者家属的极端情绪都会缓解过来。

阅读与抑郁症相关的文献和科普读物，对抑郁症患者与患者家属很有帮助，与精神科医生建立联系也能帮助到患者。但抑郁症患者非常独特，他们不一定依从某个精神科医生，比如我本人接触到的一些抑郁症患者，对我的依从可能比对精神科医生的依从度更高。如果可能，我建议与抑郁症患者接触较多的肿瘤科医生们能够补充一些抑郁症相关的知识，阅读一些医学文献，在关键时刻，我们的一句话可能就能挽救一条想轻生的生命。

我经常遇到患者和患者家属向我咨询一些偏方的疗效。通常，这些偏方的背后，总会有一个癌症患者康复的奇迹故事，但是以我过去十多年的见闻，没有一例照搬这种偏方抗癌成功的真实案例。

我过去十多年接触到的癌症患者有近十万人，在这么多的癌症患者中，找不到一例可以重复这种奇迹般的疗效的患者，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了。也就是说，这样的创造奇迹的偏方根本不具有可重复性，其背后的抗癌成功的奇迹故事，也很难被验证。

癌症作为世界医学难题，不是那么好对付的。越是信誓旦旦的强调某种抗癌方案的有效率多么高的宣传，越可疑。患者和患者家属应该谨慎的对待这种到处可见的信息，不要把自己康复的希望寄托在这些“奇迹故事”上。否则的话，很容易耽误治疗时机，丢掉宝贵的生命。

我遇到的绝大多数康复者，都是靠综合治疗和患者个人调整生活方式，改变不良生活习惯抗癌成功的。靠单一因素成功的癌症康复者是极少的。任何已经见效的抗癌方案，都是非常宝贵的方案。有一些患者在用的某种方案，明明已经有效，但是偏偏嫌见效速度慢，硬要更换医生和治疗方案，最终都不免耽误了自己。

医生也许会因为个人所学的知识的束缚，存在排斥西医或排斥中医的倾向，但是患者和患者家属，不应该对中西医存在任何偏见。我对纯粹的中医黑很头痛，对纯粹的中医粉也很头痛。我一直强调，治疗癌症应该多学科合作，中西医并用，医养结合，医患共同努力。在患者身体状况尚可的情况下，采取综合手段治疗，是患者存活机会最高的选择。

癌症患者和患者家属最需要寻找的是专业知识过硬，临床经验丰富的中西医师，而非偏方。曾经有个年轻的医生对我说，她在肿瘤科做临床，最大的感受就是癌症患者是一个疾病的综合体——癌症患者身上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身心健康问题，这些问题都有可能导致患者丧生。所以肿瘤科的医生需要见多识广，才能帮助到患者。

一个肿瘤科医生同时能服务的癌症患者，我认为不应该超过三百人。而且这还是年富力壮的中青年骨干医生能够承受的最大的量，年老体衰的医生，服务的癌症患者的数量应该更少才对。因为每个患者都需要医生付出大量的心血，去解决他们存在的各种问题。

我们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我国居民的经济条件并不好，所以医生的配比还不合理，大多数医生接诊的患者远远的超过了医生们能负荷的最大数量。所以诊疗工作很难做得非常仔细，基本无法为患者提供长期的周到的服务，这直接影响了我国癌症患者的生存期——在全球各国中，我国癌症患者的五年生存率是相对较低的。

所以癌症患者遇到一个细心和耐心的医生，是可以多活一段日子的。中晚期癌症患者大多数会死于癌症，地球上还没有一个医生有确切的把握可以保证治好中晚期癌症患者。但是现有的医疗手段，可以延长患者的寿命，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

我认为癌症患者和患者家属，最应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理智的认清现实，调整心理预期，与医生们建立起最理想的长期合作关系，为患者争取最长的生存期和最好的生存质量，而不是四处打听治愈癌症的偏方。

按照常规的综合治疗的方案来治疗的患者，大多数取得了较长的生存期，有一些甚至会生存到自然死亡的年龄。生存期超长的癌症患者，很少不是靠综合治疗手段求生成功的。

我也曾追访过很多偏方故事中的主人公，确实有极少数的是靠偏方治疗取效——通常这种效果不像传说的那么玄乎其玄，而只是维持了一段时间，之后便无效。但是更多的在用偏方治疗的患者，同时也用了综合性的治疗手段，所以他们的疗效，很难说是偏方的效果，还是中西医综合治疗的效果。

比如某位据传说靠服用生土豆汁抗癌成功的抗癌明星，我追访到这个患者本人的时候，才知道他既做过手术，又做过化疗，还吃了中药，只是也在用生土豆汁抗癌。而且他被传得神乎其神的故事，是从他确诊为癌症后的第九个月开始的（九个月根本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最初是他的女婿（一个特别喜欢夸大其词的人）对外宣传的，后来就以讹传讹，传得神乎其神了。而我追访该患者时，该患者还不幸复发了半年多。​

我曾经为了核实这些传闻，全国各地去追访患者和所谓的献方人——那个最著名的白花蛇舌草和半枝莲的献方人，我追访到他本人，他矢口否认网络上的那些夸大其词的说法出自他口中。他非常苦恼，因为很多人按照这种被传得神乎其神的方案去治疗，无效后骂他。

后来我意识到自己没有精力去核实每一个这样的传奇故事，所以放弃了这种努力。这种追访使我认识到，谣传的力量远胜过理性的力量。我相信在今后，类似的谣传或偏方还有很多，但是我也相信照着这样的谣传和偏方去治病的，接近百分之百会失败。

有个曾经把希望寄托在这样的奇迹的女患者，在临终前对我说的一句话令我印象很深刻，她说：“还是综合治疗活路宽”。这句话很直白，也是她自己在汲取了血的教训后，发自内心的感受。

这个女患者是一个银行职员，因为肠癌而四处寻求偏方，本来医生认为她有两年以上的生存期，最后半年不到死亡。临终前她最恨向她宣扬“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的某江湖神棍式的中医。

我希望大家不要把抗癌的希望寄托在这样的“奇迹”上，更不要因为这种被传得玄乎其玄的奇迹而耽误规范的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