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类学家奈吉尔·巴利（Nigel Barley）写了一本名为《天真的人类学家》的书，这本书主要讲述作者在非洲喀麦隆多瓦悠人村落两次进行田野工作的经历。

在这本书中，Nigel Barley讲了个笑话，他说他刚准备从英国去喀麦隆做人类学研究时，他的亲朋好友忧心忡忡的告诉他，喀麦隆这个地方有食人族，太危险了，劝说他不要去。后来他在喀麦隆做了一段时间田野调查，与村里的酋长结为好友，当他准备离开非洲回英国时，这位非洲酋长对他说，他很希望与Nigel Barley一起去英国看看，但是他听说英国有食人族，不像非洲人那么爱好和平，很危险，所以只好作罢。

部分信奉中医的人和部分信奉现代医学的人之间，就像那些互相视对方为食人族的英国人和喀麦隆人之间一样，存在着一条莫名其妙而又难以弥合的鸿沟。一谈中医，反中医者就认为中医是巫术和骗子；一谈现代医学，那些铁杆中医粉丝也是嗤之以鼻，百般看不上，严重失实的嘲讽现代医学。

这种因为无知而产生的互相排斥的行为直接影响到患者在治疗自身疾病时所作的抉择。很多患者和患者家属畏西医如虎，另一些患者和患者家属谈中医色变。他们本可以在中西医共同的努力下治疗得更好，活得更长，不过遗憾的是最后总在为自己对医学的偏见而付出惨重的代价。

我认为我们有责任向社会科普医学常识，既要认识到中西医各自的优点，也要认识到中西医各自的缺点。最不应该的是制造中西医对立，夸大自己的优点，嘲讽对方的缺点，制造偏见和迷信，误导社会大众。

去年疫情刚刚结束没多久，就有个乳腺癌患者来找我，她的雌孕激素均是阳性，这样的患者最应该考虑的治疗方案是内分泌治疗，不过该患者在接受内分泌治疗时副作用太大，浑身上下剧烈疼痛。我给这个患者的建议是用中医药辅助内分泌治疗，用中医的一些方剂来解决内分泌治疗造成的剧痛，坚持把内分泌治疗进行下去，我有一些患者遇到类似的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雌孕激素呈阳性反应的乳腺癌患者接受内分泌治疗的效果很理想，同时这样的患者如果不采用内分泌治疗，肿瘤进展比三阴乳腺癌更迅速。在那种关键时刻，选择错误将会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但此时该患者对西医失去了信心，不愿意再尝试。恰好他们本地有个中医在用中医偏方治疗癌症，据说有成功的案例。所以她希望用纯中医的方法来治疗自己。根据我自己多年的经验来判断，该患者是在放弃一种成功率高的治疗方案，选择一种成功率很低的治疗方案，所以我觉得很可惜。但是我们是左右不了任何患者的，最终该患者放弃了内分泌治疗。该患者的体表病灶在今年开始破溃，再重新找西医服用靶向药时效果甚微。

我几乎每天都能接触到类似的患者，前天还有个肺部出现占位性结节的患者坚决拒绝西医的手术治疗，要求我给予纯中医内服药治疗。我断然拒绝了。我告诉他，早期肺癌手术根治率可以超过90%，中医内服药治疗的成功率低于10%，这样拿患者的生命冒险的行为不是一个医生应该做的事情。如果医生为了一己之私利而误导患者，迟早会出事。

有些患者对我个人的信任已经超过了一切，但是他们希望的是纯中医治疗。我对部分已经没有西医之路可走的患者确实采取了纯中医治疗，但是在患者还有手术机会，或患者的病经西医保守治疗的成功率更高的情况下，都是尽力劝说患者和患者家属选择中西医结合，提高治疗的成功率。

今年春节前，有个神经母细胞瘤患儿的妈妈非常渴望放弃所有的西医治疗，请求我给予纯中医治疗。但实际上该患儿接受手术和化疗后再用中医治疗的成功率更高，我花费了很多时间来做这个家长的工作，而且承诺在患儿接受西医治疗期间为患儿提供中医辅助治疗，尽量让患儿的身体保持在良好的状态。后来该患儿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接受西医治疗，同时内服我开的中药，患儿手术和化疗结束时，肿瘤负荷大幅减轻，而且化疗期间因为中药的帮助，血象一直很好，胃纳也不错。这就是非常幸运的结果了。

但据我所知，遇到类似的患者，有许多中医师会危言耸听，利用患者家属对中医的迷信心理，吓唬患者，让患者拒绝西医的手术和放化疗，以至于这些癌症患者的病情被耽误。社会上有些人对中医大加挞伐，指责部分中医误导患者，并不是没有理由的。有些中医是因为对西医和现代生物学太无知而排斥西医，另有一些中医则属于居心不良的为一己之私利而夸大其词，误导患者。无论属于哪一种，这种不敬畏生命的做法都是很危险的。

一个严谨的医生在与患者接触时，应该尽量做到客观公正，合情合理，自己要多学习，向患者提供资讯时尽量全面些。对自己不了解的领域要保持诚实的态度，让患者去咨询更专业的人士。医生要让患者和患者家属做出理性的选择，而不是诱导他们做出有利于医生收入的选择。若不这样做，长远来看是有害无益的，我们将会在医生这种工作中大吃苦头。有许多医生已经为医患纠纷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我们要借鉴这些前车之鉴。

我国居民的科学素养还太低，许多患者和患者家属缺乏医学常识，很容易被各式各样的宣传和偏见所左右。另有一些患者或患者家属在接受了一些偏执性的观点后，对中医或西医抱着过高的期望值。对这样的患者和患者家属，更需要谨慎的向其解释医学的局限性。

如果解释过后，患者和患者家属离开，或仍然执迷不悟，对医疗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就要听其离开或劝说其到更高明的医生处就诊，不能因为经济利益留住患者。因为这样的患者或患者家属有很大概率会在治疗效果不理想时失去理性，成为我们职业生涯中的隐患。做医生要小心谨慎，我们在工作中的任何闪失都可能会成为患者，也可能会成为我们自己一生的噩梦。

周口店的“北京猿人”的平均寿命只有15岁左右，经过了50多万年的进化，人类现在的人均寿命已经有70-80多岁了。有些长寿的国家和地区的人均寿命甚至更高，比如我国香港地区男性人均寿命为82.0岁，女性人均寿命为87.8岁。

疾病在延长人类寿命方面居功至伟，正是各种传染病和慢性病提高了人体适应环境的能力。按照演化医学的观点，在没有天敌的情况下，人的抗衰老能力会不断的进化，人均寿命会不断的延长。因为人类在没有天敌的情况下，会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来研究延长自身寿命的办法。人会对自己的生理特征越来越了解，适应自然和疾病的能力也会得到提升，免疫系统会越来越发达，寿命自然也会不断的提升。

疾病既是坏事，也是好事。比如感冒就能帮助我们训练我们的免疫系统。如果一个孩子从出生后就生活在完全洁净的环境中，免遭各种病菌的感染，那么他的免疫系统就不会被训练得很强大。一旦有某种新的病菌在人群中出现，他们就缺少抵抗新病菌的能力。印尼等发展中国家的孩子从小生活在不洁的环境中，但是这些孩子抵抗病菌的能力比发达国家的孩子要强。

在《消失的微生物：滥用抗生素引发的健康危机》一书中，作者马丁·布莱泽（Martin J. Blaser，他是美国微生物领域的权威，美国总统顾问）指出，在亚马逊原始雨林中生活着的“原始人”体内有大量现代人体内没有的微生物，这些微生物帮助我们的祖先抵抗了许多疾病。甚至臭名昭著的幽门螺杆菌也不是一无是处，幽门螺杆菌虽然是胃癌的癌前病变，但是也降低了哮喘和食道癌的发病率。

所以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即便是致病的微生物对我们人体也是有帮助的。如果没有这些病菌的存在，我们的智力可能还停留在黑猩猩的水平，我们的人均寿命也与黑猩猩不相上下，因为我们与黑猩猩是近缘物种。

同样，各种慢性病也会训练我们的身体，提升我们的智力水平，让我们发现我们身体存在哪些薄弱环节。

人从成为受精卵的那一刻开始，便在不断的适应环境，在母胎中，人的大脑便会因为环境的变化而做出响应。举例来说，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遭遇饥饿，胎儿的大脑会对饥饿做出反应，这样的胎儿长大后，会更加嗜好高脂肪食物，也更容易肥胖。因为在他的大脑发育早期，他就已经体验过饥饿的滋味，所以他的大脑会对饥饿有很深的记忆，这会让他不自觉的为自己的身体储存更多的热量。同样，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处于应激状态，胎儿的大脑也会对母亲的情绪做出反应，这样的胎儿长大后可能更容易焦虑，也可能非常的消沉，这也是因为他们在母胎中就被迫适应环境。焦虑和消沉本身也是适应环境的一种有效的反应方式，这些在我们看来属于负面情绪的东西，在应激状态中可以提高人的生存几率。

历史上那些影响很大的传染病，最终都会在人类的基因组中留下印记。比如在疟疾中逃生的人，身体内携带着导致地中海贫血症或镰状细胞贫血症的基因；从鼠疫中逃生的人，身体内携带着导致血色素沉积症等疾病的基因。为什么人类会携带一种致病的基因？这是因为在特殊情况下，这些致病基因能够让人在恶劣的条件中生存下来。贫血和血色素沉积症患者体内的铁元素不易与病菌结合，鼠疫杆菌等病菌是在铁元素的帮助下才在人体肆虐的，贫血和血色素沉积症患者在鼠疫和疟疾流行期间，生存几率更大。

我们人体基因组中的许多基因都是在对抗疾病中演化而来的，在这种演化的过程中，人适应环境的能力得到了提升，人均寿命也延长了。血色素沉积症和地中海贫血症在过去不会成为困扰人类的问题，因为当时人均寿命不高，大多数人活不到这些疾病发病的年龄。但是随着人类寿命的提升，这些基因造成的问题开始浮出水面。不过随着人类的继续进化，人类又发明了对付这类疾病的医疗技术，静脉血管切开术就能解决血色素沉积症患者的问题，所以这些基因缺陷在人类演化的过程中也变得不那么致命了。

在人类演化的过程中，智慧对延长人类寿命的重要性越来越大。因为我们正在逐渐的认识到人类基因组中那些影响我们寿命的元素，并不断的发明新的技术来克服这些不足，延长我们的寿命。

举例来说，随着人类对未知世界了解得越来越多，人也在逐步的战胜自己的不良情绪——那些从母胎中便形成的恐惧、焦虑和抑郁情绪的人在存在天敌和不确定性因素的生活环境中能够因为应急能力强而活得更长，但是在稳定的生活条件下，它们会像血色素沉积症一样对人体造成某种危害，长期的精神紧张可能会导致他们罹患癌症之类的疾病。随着人类智慧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提升，这类人在药物和知识的帮助下，也能逐渐减轻甚至消除这些不良情绪的影响。

我们每个人的基因组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DNA鉴定技术才能准确的将每个个体与这世界上其他的七十多亿人区分开。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每个人携带的遗传信息不完全一样，我们的身体存在独一无二的特征，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遭际也不尽相同。最终，每个个体要想更好的生存和获得更长的生存期，不是靠抄袭别人的养生之道，而是要发现自己身体的特点，用智慧去调适自己，让自己更能适应环境。只有适应环境者，才能生存下来。

举例来说，对小麦过敏者就应避开一切含有小麦的食品，而不是钻牛角尖去解决自己对小麦过敏的问题——这个问题最大的可能是基因造成的，可能根本就解决不掉，想把自己治疗得对小麦不过敏是白费力气。那些不能喝牛奶的人是因为体内缺乏乳糖脱氢酶，他们要做的不是学习人家喝牛奶，而是尽量不喝牛奶，从别的食物中去补充营养。人体是否有乳糖脱氢酶也是基因组决定的，不是医药能解决的问题。同样的，吃不了辣椒的人就要避开辣椒，如果吃不了辣椒而非要吃辣椒不可，那就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我们要熟悉自己的身体——这并不难办到，只要认真观察和记录自己身体对各种食物和环境的反应就可以了。在生活中尽量避开自己的雷区，不要钻牛角尖认为自己身体的某些个性特征是“病”，一定要死磕着找出致病的原理并把它治好，很多人就是这样把自己折腾死的。

有些人存在情绪问题，他们很容易把这些问题归为外界刺激所致。这类人我建议他们阅读一下《我即我脑》这部由当今世界上最权威的脑科学家——荷兰的迪克·斯瓦伯教授撰写的脑科学方面的科普书籍，了解一下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焦虑症和攻击性行为真正的源头。大多数人的情绪问题是在母胎中受到环境的刺激造成的，我们的大脑的问题与生命早期被酒精、尼古丁、自然环境和食物中的毒素以及父母亲的疾病和孕期服用的药物给我们造成的损害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要克服这些损伤对我们的长远的影响，就要像食物过敏症患者避开过敏原一样的避开那些容易导致我们情绪变坏的外界刺激。

只有当我们充分的了解自己的身体，了解自己的大脑，了解自然界的时候，我们适应生活和适应环境的能力才会得到提升。在我们的基因已经无法改变的前提下，适应能力的提升是决定我们寿命的关键之所在。

人类尚未攻克癌症，但是关于癌症方面的文献已经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仅仅读完这些文献就已经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任何人一辈子都读不完。而且等我们读完已经问世的所有文献，新的研究又可能把前面的结论推翻。全面掌握与癌症相关的各种知识并为患者提供无懈可击的服务的肿瘤专家极为罕见，我猜是不可能有。不但现在不可能有，将来也不可能有。

当然，将来AI技术进一步发达，也许会有能全面掌握与肿瘤相关的各种知识的机器人为肿瘤患者服务——但愿患者们能喜欢它们。不过癌症方面的新研究不断的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即便是AI也很难全面掌握。医学就是一个不断进步的动态的学科，后起之秀总能把我们推到沙滩上去。

每个癌症专家都可以把另一个癌症专家攻击得体无完肤，因为人都有自己的知识短板，肿瘤学是在争议中不断发展的。三十年前，人类对肿瘤发病的遗传及分子机制知识几乎一无所知。今天，人类不但能从分子生物学层面理解肿瘤的发病机制，而且还有许多年轻的生物学家掌握基因编辑技术，并可以通过基因编辑技术来治疗包括肿瘤在内的多种疾病。但是即便如此，每年还是有成百上千万的人死于癌症，这是多么棘手的一种疾病！人体又是多么的复杂！人类的智慧在大自然的演化力量面前，终究还只是小儿科。

2020年的诺贝尔化学奖颁发给发明了基因编辑技术的法国科学家Emmanuelle Charpentier和美国科学家Jennifer A. Doudna，以表彰这两位女科学家开发出的一种基因组编辑方法CRISPR Cas9——这是一项可以改变人类演化进程的，过去只掌握在大自然手中的技术。在动物身上的实验业已证明，通过将劣势基因剪辑掉，插入优势基因，人类能够培育出体格更健壮，性能更好的动物来。只是限于伦理问题尚未解决，风险也难以预测，这项技术还没有广泛的应用到人类自己的身上来。

科学技术引发的医学革命是巨大的，将来人类会不会用基因编辑技术解决癌症这个医学难题呢？暂时还无法知晓。因为分子生物学家们也明白，诱发癌症的并非单一基因，而是多种遗传和环境因素在共同发挥作用。但是毫无疑问，在未来科学更发达的时代，在胚胎阶段不对可能导致人类罹患各种痛苦疾病的基因做点什么，将是一件非常不道德的事情。

基因编辑也可能带来无法预测的危险后果，一旦某个基因被编辑后诱发了细胞的一系列不良变化，患者也有可能会因此而付出健康和生命的代价，这是谁都难以承受的。科学导致的灾难性后果并非没有先例，核武器的出现就让物理学家们背负上了道德的包袱。目前全球的科学家在科研机构工作的占不到5%，其余的超过95%的科学家是在私人企业服务，对他们而言，私人利益远比人类福祉更重要。既往的这一二百年中，科学界的新秀们利用新技术在各个领域内发财致富，罔顾他人死活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

知识更新的速度太快，医生们是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的。美国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美国肿瘤医生的肿瘤学知识不及格，中国不会好到哪里去。我每天都在读书，每读完一本书时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我以前怎么从未知道过这本书中的某些知识点？”说实话，我感觉研究肿瘤医学很吃力，终我一生，研究癌症都是一项完不成的工作，到死也还有知识盲区。

所以人应该明白，我们只是大海里的一滴水，不是大海。正如庄子所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

知识固然重要，但是在知识之上的智慧更为重要。人要“保身全生”和“养亲尽年”并不需要那么多的知识，只需要有限的知识和智慧即可。求知也是需要适可而止的一件事情。生物的天年终究有限，每个物种在地球上繁衍生息的历史也有限。我们都只是过客，匆匆而来，匆匆而去，我们的来和去对宇宙而言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我们所学到的知识和我们的研究成果，对人类整体来说也是微不足道的。

从本质上来说，这一生我们只能学到有限的知识，进行有限的创新，为有限的人提供有限的服务，赚取和消耗有限的生存资源，和有限的亲朋好友在一起，过完自己有限的一生。

明白生命的这一本质，就不会有无限的雄心壮志并无休无止的向外追求。更不会吹无限大的牛皮，把无限的责任揽到自己的头上的同时，给自己带来无限的风险和辛劳。轻轻松松的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去学点知识，不要把学习和工作搞成负担，否则就不如不搞，这是我对我自己的要求。

5-羟色胺是一种吲哚衍生物，简称5-HT，化学式为C10H12N2O，是由色氨酸转化而来。5-羟色胺最早是从血清中发现的，所以又名血清素。5-羟色胺广泛存在于哺乳动物组织中，在大脑皮层质及神经突触内含量很高。5-羟色胺是一种单胺，也是一种抑制性神经递质，它能影响人和动物的性格。

大脑里5-羟色胺水平过高的人往往有强迫症倾向，他们喜欢整洁，性格小心谨慎，甚至有些神经质。大脑中5-羟色胺水平过低的人往往容易冲动和抑郁，那些冲动的暴力犯罪或自杀者，通常5-羟色胺水平较低。

抗抑郁药百忧解（又名氟西汀，Fluoxetine）就是通过5-羟色胺系统来发挥作用的。百忧解可选择性地抑制5-羟色胺转运体，阻断突触前膜对5-羟色胺的再摄取，延长和增加5-羟色胺的作用，从而产生抗抑郁作用。

百忧解常常被精神科医生用于治疗抑郁症及其伴随的焦虑，尤其适宜于老年抑郁症。也可以用于治疗强迫症（但是药物用量应相应加大）、神经性贪食症、惊恐和广泛性焦虑障碍。

5-羟色胺常常被人戏称为“快乐基因”，当大脑中的5-羟色胺水平较高（而非过高）时，人容易成为乐天派。相比普通人，5-羟色胺水平较高者不容易神经质，个性更随和——而且这种区别与性别、种族、受教育程度和收入状况无关。这种人就是俗话说的“开心果”型人，他们总是易于满足且感觉良好，总能给人带来快乐。历史上那些著名的乐天派如苏东坡、陶渊明、庄子等，可能均属于5-羟色胺水平较高者。

我们人类的17号染色体上有一个与5-羟色胺相关的基因，名叫5-羟色胺转运基因。在这个基因的上游有一个激活系列，这个激活系列是一段22个碱基的序列，重复14次（短序列）或16次（长序列）。大约1/3的人有2个拷贝的长序列，这让他们在关闭基因表达方面会略微差一些，这就意味着他们的5-羟色胺转运蛋白会更多，他们大脑中的5-羟色胺水平会较高。

所以有些幸运儿生下来就是乐天派，无论一个人出生于什么样的家庭，只要他具备这样的长序列，他们都比其他人更容易快乐和满足。这样的人真是上天赐福之人，他们不需要像其他人那样奋斗，也能获得很高的幸福感。我本人可能属于这样的幸运儿之一，我的母亲和我都是天生的乐天派，即便一贫如洗仍然能够无忧无虑的活着，我可能从母亲那里继承了这种基因。

5-羟色胺能生成褪黑素，部分抑郁症患者嗜睡，与其体内的5-羟色胺被过多的转化为褪黑素有关。如果一个人不同寻常的嗜睡，是需要引起注意的。有意思的是，中医的少阴证的主要症状之一就是“但欲寐”（精神萎靡不振并嗜睡），这与抑郁症患者的症状很相似，笔者用中医治疗少阴证的麻黄附子甘草汤治疗过嗜睡乏力的有抑郁症状的癌症患者，有一定的效果。

另一些抑郁症患者可能因为5-羟色胺水平本来就过低，导致褪黑素生成之源匮乏，所以会烦躁不眠。笔者曾用中医治疗少阴阴虚导致的“心中烦，不得眠”的黄连阿胶鸡子黄汤治疗过这类失眠症，也有效。鸡子黄即蛋黄，属于高胆固醇食物，高胆固醇饮食能提高大脑中的5-羟色胺水平。

以上经验供大家参考，麻黄附子甘草汤和黄连阿胶鸡子黄汤的有关医理和药理仅为本人推测，尚需进一步的研究，也需要更强有力的数据证明。

很多人喜欢吃零食，部分原因或与5-羟色胺有关。吃一些含有碳水化合物的零食能够快速促使胰腺分泌胰岛素，胰岛素快速分泌会将更多的色氨酸输送到大脑，色氨酸再在大脑中转化成5-羟色胺，使人产生愉快的感觉。有些抑郁症患者会有暴食的倾向，因为暴食能够缓解抑郁情绪。

而那些降低血液中胆固醇的药物和饮食（低胆固醇饮食）则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它们会降低大脑中的5-羟色胺含量，导致人更容易冲动和抑郁，做出一些反社会的事情来。综合所有的研究结果，人们发现在降低胆固醇的治疗过程中，心脏病的发病风险降低了14%，可是因为暴力而死亡的风险却明显的增加了78%。

所以治疗高胆固醇患者是有一定的风险的，普通的胆固醇水平正常的人也并不适合采用低胆固醇饮食来减肥。胆固醇也并非越低越好，胆固醇低于正常值的人往往性格极端，容易冲动和抑郁，他们好斗，自杀和暴力犯罪的风险较高。胆固醇过低者自杀的可能性是胆固醇较高者的4倍。

5-羟色胺水平较高会让人看到事情积极的一面。作家卡夫卡有句经典名言——每个困难都能战胜我，这是典型的5-羟色胺水平过低者的语言，他们往往看到事情消极的一面。对那些5-羟色胺水平较高者来说，这句话通常会被改成：我命由我不由天，或者“我能战胜每一个困难”。

由于心态积极，5-羟色胺水平较高者的事业也往往更成功，寿命也更长。笔者多年来一直与各色各样的癌症患者打交道，发现在癌症患者群体中，那些协会组织中或网络上较活跃（而非极端）的人（他们往往是这些组织的领袖或精神领袖）的寿命更长，因为这类人都属于5-羟色胺水平较高者。遭遇癌症的打击，5-羟色胺水平较低者会迅速崩溃，但是5-羟色胺水平较高者则会乐观对待，积极应对。

5-羟色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地位有关，动物实验显示，猴王的5-羟色胺水平较高，但是将它从猴王的位置上拉下来，让它受其他猴子控制时，它的5-羟色胺水平急剧下降。在大学生社团里做的一些实验显示，社团领导者拥有高水平的5-羟色胺，但是被免职后，他们的5-羟色胺就会随之下降。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人的权力欲如此之强，因为掌权确实能令人更快乐。一般而言，自尊心越强，社会地位越高者，5-羟色胺水平也会越高。

许多掌权者或学术精英退休后开始变得比以前更抑郁，最典型的案例是澳大利亚最年老的科学家——104岁的David Goodall教授，他因为太过年迈被学校解雇后，精神抑郁，最终选择了安乐死。如果他还能在学校里继续工作的话，他或许不会选择这条路，所以我常劝说癌症患者回归社会并工作。

社会行为可以改变5-羟色胺的研究颠覆了大多数人既有的生物观，当人们发现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可以改变5-羟色胺水平的时候，人们不再被“生物决定论”和“基因决定论”所控制，抑郁的人可以通过提高社会地位和改变社会关系来改善抑郁症状。实际上有很多情绪抑郁者在宗教团体和一些公益性社会组织中变得活泼开朗起来，这是因为他们在这样的团体里受到了承认。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被社会认可是获得快乐的重要途径。积极心理学之父塞利格曼教授研究发现，那些在公益事业中获得社会赞誉的人变得比以前更快乐，所以俗话所说的“助人为乐”符合生物学规律。除此之外，从事自己喜欢的事业，与心仪之人相伴终身，均能让一个人大脑中的5-羟色胺水平升高，这样的人也容易获得幸福。

当然，5-羟色胺并非越高越好，如前所述，5-羟色胺过高者容易罹患强迫症。5-羟色胺过高会导致交感神经兴奋，而植物神经会受到抑制，从而出现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的一系列症状，如心悸、胸闷、乏力、出汗、头晕、头痛、失眠、焦虑、烦躁、抑郁、腹痛、腹泻或便秘等。

近年来有些学者在肝癌和肝硬化患者的血清中也检测到过多的5-羟色胺，甚至有人建议将5-羟色胺作为肝癌的一种肿瘤标志物。肝癌患者的5-羟色胺水平过高或与胆固醇有关，不过相关研究尚未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

沙门问佛：何者多力？何者最明？

佛言：忍辱多力，不怀恶故，兼加安健。忍者无恶，必为人尊。心垢灭尽，净无瑕秽，是为最明。未有天地，逮于今日，十方所有，无有不见，无有不知，无有不闻，得一切智，可谓明矣！

——摘自《佛说四十二章经》

从古至今，人类都有旺盛的求知欲，希望弄明白与宇宙以及我们的肉体和精神相关的各种问题，达到“无病”、“不惑”和“无烦恼”的状态。从“未有天地”到“逮于今日”，甚至到未来的一切，我们都有兴趣去了解。佛陀说只有对古往今来的一切都“无有不知，无有不闻，得一切智”的人，才“可谓明矣”。但是这样的人很少见，绝大多数人都存在各种各样的认知盲区并固执己见。所以我们这个世界总是纷争不断，许多人都活在各种各样的痛苦之中。

按照生物学的观点，我们的生命在这个星球上已经演化了40亿年之久。粗略的看，生命都是由氢、碳和氧这三种化学元素组成，生物体的98%都是由这三种原子构成的。动物与动物之间的基因差别并不大，我们与黑猩猩有98%的基因是相同的，与大猩猩有97%的基因是相同的，与现代生物实验室里常用来做试验动物的斑马鱼有87%的基因是相同的。

我们看得极为宝贵的身体，实际上并不完全属于我们自己所有。有一千多种病毒寄生在我们身体内，还有大量的其他的微生物也寄生在我们这个身体内，比如各种细菌。我们从食物中汲取的营养和热量，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供养给寄生在我们身体内的那些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的。当然这些微生物也对我们有贡献，它们帮我们分解食物，也帮我们解决了很多其他问题。

我们的基因组中，起码有35%的基因属于毫无作用的基因，它们的存在除了耗费我们的热量之外，别无其他用处。如果我们从一出生开始便能清除掉这些无用的基因的话，我们的身体会更健康，我们也能更长寿。我们不用消耗那么多的食物，不必如此辛劳的谋生。

为什么我们人类基因组会如此复杂？这是因为我们在生命演化的路上走得太久了，所以有太多的东西被我们的基因组整合进来了。我们一直与病菌和其他生物相拮抗——病菌侵袭我们的身体，我们身体会产生相应的对抗机制与之作战，在这种战斗中胜利者得以生存，失败者被淘汰，胜利者的基因组中会多出一些在抵抗疾病的过程中产生的新成员。

大自然用这种方式把那些适应环境者选择出来，他们得以有繁衍后代的机会，这些幸运儿的后代继承了他们祖先的基因。这些基因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有害的一面。

比如与镰状细胞性贫血和地中海贫血密切相关的基因，是为对抗疟疾而产生的。这意味着有这种遗传病的患者的祖先曾经罹患过疟疾并幸运的生存下来了，人类最少有12种基因具有疟疾遗传性抗性。骨质疏松症患者的祖先则可能是一些罹患过结核病并最终生存下来了的幸运儿，他们的维生素D受体基因发生了改变。不同血型的人对霍乱和疟疾的易感性也不同，O型血更容易感染霍乱，但是O型血抵抗疟疾的能力似乎比其他型血的人要强，也似乎更不容易患癌症，决定我们血型的基因同样与抵御疾病的作用有关。

在过去40亿年中，我们从极不稳定的RNA通过不断的试错，演化成DNA，再由DNA演化成分子结构更为复杂的生物。我们远古的祖先可能只是一种嗜热菌，这种被生物学家命名为“Luca”的地球上的所有生命体的共同祖先，也许仍然生活在地底深处的炽热的火成岩裂缝之中。

从40亿年前地球诞生的那一日开始，地球上的化学反应就从未停止过。而生命，只是众多的化学反应中的一种。在自然界中，由最简单的生命形式演化成人类这样的高等智能动物，这中间究竟经历了什么，人类一直在探究，至今仍然未有最后的定论。

我们希望繁衍生息，寄生在我们身体内的各种微生物也希望繁衍生息，这背后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每种基因都有强大的自我复制的欲望。我们的肉体是2-2.5万种基因的生存空间和战场，各种不同的基因在我们的身体内互相竞争和合作，每种基因其实都是自私的，它们想要的是不断的复制自我。

但是不同的基因在同一个身体内自我复制，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冲突。比如因为某些突变基因而产生的癌细胞想无限的复制自我，这就会导致其他基因的生存空间受限。所以我们的基因组为了维持一种身体内部的生态平衡，会产生出一系列的机制来抵制某些有害的细胞无限制的自我复制。最常见的做法是将那些无限复制的DNA甲基化或产生与之相拮抗的新基因，以此来达到控制某些基因过度表达的目的。

目前已知的生命的最基本的元素就是基因，每种基因都有它的演化史，人类的演化史可以说就是人类基因组的演化史。和我们人类在不断的演化一样，其他的生物和微生物也在不断的演化，它们也有它们自己的基因组。而且那些微生物演化的速度比我们这样的庞然大物演化的速度更快，我们花了上千万年演化的世代数，病毒和细菌只需要几十年时间就能完成。

我们用抗生素对付细菌的时候，细菌也在努力的演化出耐药的基因来；我们用抗癌药对抗癌细胞的时候，癌细胞也在演化出新的可以对抗抗癌药的基因来。在大自然和我们的人体中，这种拮抗关系无处不在。正因为有这种拮抗关系，生命才会越来越复杂，人类的基因组中的内容才会越来越丰富，人类的智商也才会越来越高。

这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在各种内外条件的作用下，由基因驱动的不断演化的生物化学反应。它可以解释这个世界上为何会有如此丰富多彩的物种，也可以解释许多疾病的由来，可以解释许多我们过去无法理解的现象。生物学家们喜欢把基因的发现认定为人类智慧的高光时刻，认为这是人类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发现之一。

从这种视角里我们可以看到生命的本质就是一些化学反应。但是在我决定学习生物学，对许多概念不太理解，向我上中学的儿子请教的过程中，我与他也发生过一些辩论。

比如，我问他，如果说生命纯粹只是一种化学反应的话，那么思考和情感也是化学反应，相同的化学反应应该得出相同的结果。为什么不同的人对同样的事情思考的结果不一样，同一件事情又为什么会让不同的人产生不同的情感反应呢？我的儿子说，我把一个哲学问题放到生物学领域来讨论是没有意义的。我也问过一个生物学博士，他也无法解释清楚，只能用神经学是最为复杂的这样的话来蒙混过关。

生命是非常奇妙的，每个人对它的感受和关注点各不相同。比如我津津有味的阅读生物学、遗传学和医学著作的时候，我的爱人正在我的身旁看郭德纲的相声看得哈哈大笑。对她来说，基因、DNA的双螺旋结构、染色体、甲基化这些让人头痛的词汇，远没有美食和影视作品那么有趣。偶尔她会凑过头来看看自己的丈夫在看什么书，看了几行字就看不下去。

她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在生命科学方面做太多的研究和思考，但是她会活得和我一样快乐或比我更快乐。而我常常研究和思考生命问题，固然有可能因此而探寻到生命的奥秘，但是也有可能因此而走火入魔，丧失对普通生活的兴趣，陷进因科学而引起的虚无主义的陷阱之中。历史上有些生物学家就郁郁寡欢，比如1948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保罗·赫尔曼·穆勒据说就深陷在抑郁之中。

所幸的是，我对生命的理解是多元的。在阅读生物学和现代医学的著作的同时，也会阅读中医著作，阅读古典文学和哲学著作，甚至阅读宗教著作。在每一种不同的著作中，我们看到了对生命不同的诠释。

而在我生病时，我则不会拘泥于任何一种学说，只采取最方便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比如前几天我衣着单薄的在外骑行，受了点风寒，第二天早上醒来后感到天旋地转，恶心欲吐，而且腹泻，我知道自己生病了。

我是用生物化学反应来解释这种问题好呢？还是用中医理论来解释这种问题好呢？还是用简单的常识来解释这种问题好呢？还是惊恐万分的担心自己患了新冠肺炎好呢？

实际上在那种极不舒服的状态之中，我啥都没想，只是让我儿子给我泡了两袋葛根汤颗粒，喝下去后开了电吹风对着自己的脖子一阵猛吹。等到身体出汗后，我就蒙头睡了一觉。过了个把小时，一泡尿把我憋醒了，我起床上厕所时发现自己已经恢复健康了。

我只是习惯性的按照中医的“热者寒之，寒者热之”的理念，着了风寒，就用能够将风寒驱除的药物和方法来驱除风寒，解决眼前的问题，用的方法也不拘泥于任何一种固定的方法。

之所以致病，可能确实是因为我衣着单薄受寒或我在外感染了某种病菌，而导致我身体内发生了一些生物化学反应。而在这种囫囵吞枣式的治疗的过程中，是否又发生了另一些化学反应让我的身体恢复正常了呢？

如果一定要深入的去对它做解释的话，可能是这么回事。但要精确的把这个致病和恢复健康的过程用化学方程式来表达的话，则不但我，恐怕这个世界上没有几个人具备这样的能力。因为这么简单的疾病和治病过程的复杂性，也远非教科书上的那些知识所能应付得了的。

人类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对生命和疾病也还只有有限的了解，我们基因组中的许多基因是协同作用而非单一的发挥作用，这使得问题变得极为复杂。我们还会继续在这个星球上演化下去，我们周边的病菌也会在这条演化大道上继续前行。过去我总想，也许有一天我们能够把一切疾病问题都顺利的解决掉，如今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解决掉旧的疾病后，还会有新的疾病产生，而且无论是靠自身的免疫系统还是靠药物来治疗某种疾病，都有可能导致不可预测的副作用——比如上文所提及的地中海贫血症和骨质疏松症，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在对抗疟疾和肺结核时产生的副作用。同样，我们发明了某种药物来治疗某种疾病，但是致病的病菌也会不断的演化成致病能力更强的子代。只要我们还在这个自然界生存，我们在与自然界互动的过程中，总会有新的病菌袭击我们，也会有新的元素加入到我们的基因组中。

我逐渐也意识到过去我自己否定宿命论的做法并不全对，有些疾病，比如亨廷顿舞蹈症的致病原因只跟基因有关，和其他因素毫无关系。对于这种病来说，得病就是一种宿命。要么带有亨廷顿舞蹈症的突变，会得病；要么不带这种突变，就不会得病。无论一个人多么懂得养生之道，只要他的家族中有这种突变，他自己携带了这种突变，他到了一定的年龄就都会发病。

所以这样的同胞，我们只能对他们的厄运深表同情。而我们能较健康和轻松的活着的这些人，必须得谦卑的认识到，我们的好运有很大一部分是拜上天之所赐。是上天赐了更多的福气给我们，而不是因为我们比那些惨遭厄运的同类优秀而让我们更健康和聪明。

​基因是目前已知的生命体中最小的单元，现代生物学证实了宿命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有其合理性的，我们的生命始于一个受精卵，在我们还只是一个受精卵的时候，我们的基因组便已经注定了。

基因对我们的智力、健康、相貌、肤色等均有影响，在我们漫长的一生中，我们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基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比如，出生于一个BRCA1和BRCA2基因发生突变了的家族中的女性，毕生罹患乳腺癌和卵巢癌等恶性肿瘤的几率就会比一般人高。HNPCC（非息肉性大肠癌）家族中的女性，既容易罹患结直肠癌，又容易罹患子宫癌（终身发病率高达30%-60%），还有些会同时罹患上这两种癌。

最新的科学研究显示，我们人类基因组约有2万到2.5万个基因，我们在地球上繁衍生息的时候，我们的基因组在不断的发生变化，我们人类每个世代约会产生100个基因突变。绝大多数的基因突变既无益也无害，但是发生在某些特定位置的基因突变则会是致命的。基因是生命的密码，记载着我们在地球上繁衍生息的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挑战，所以破译这个密码，也能破译我们人类的历史。

生物的基因突变与许多因素有关。

我们生存的环境——太阳、大气、水和食物都会导致我们的基因发生突变，比如臭氧层被破坏，太阳紫外线中的UVB和UVC波段就会长驱直入，损害我们的皮肤，导致我们的某些基因发生突变，最后恶变为皮肤癌和恶性黑色素瘤。所以中医讲的人与环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有科学道理的。孟德尔著名的豌豆杂交实验证明了环境是基因突变的重要原因。

我们遭遇的传染病（传染病都是由病原微生物，如病毒和细菌等微生物的传播引起的）也会改变我们的基因——我们在感染过某种传染病并大难不死后，我们的免疫系统会记录下这些病毒或细菌的某些分子片段，当这种细菌或病毒再次来袭时，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就能应付得了它们。这些片段就是存在于我们免疫系统的应对某些传染病的抗体，它们也成了我们基因组中的一部分。据不完全统计，人类基因组中有约40%的基因与病菌有关。我们每个世代积累的100多个基因突变中也约有一半是传染病造成的。

感染了某些病毒，痊愈后仅仅留下一些疤痕，比如天花病毒。但是感染过另一些病毒或细菌则可能会发生癌变，比如乙肝病毒和丙肝病毒会导致肝癌，HPV病毒（人乳头瘤病毒）会导致宫颈癌或肛门癌，EB病毒可导致儿童淋巴瘤和鼻咽癌，幽门螺杆菌会导致胃癌等。每种新的病毒或细菌对人类身体会否产生深远的影响，都需要很长的时间的观察与研究才能知道。一个严肃的科学工作者是不会轻率的在某种病毒或细菌刚刚出现时就断言它对人类的身体健康会否有长久的影响的。

基因变异并非完全是坏事。我们人类之所以分不同肤色，鼻梁有高有低，个子有高有矮，也是因为基因变异所致。有时候有些基因发生变异是为了适应环境，让我们更好的生存在自然界。而世界物种如此丰富多彩，也得益于基因在环境的影响下发生的各种变异。看似千奇百怪的鸟儿，它们可能来自于同一个祖先；颜色各异，形状有别的花儿，可能是同源植物；病毒在传播的过程中，也会产生变种。

我们作为生物，出现基因变异是正常现象，不出现基因变异是不可能的事情。人类智慧正是在基因变异中不断增进的，我们的免疫系统总是在为我们不断的打上补丁，让我们抵御疾病的能力和生存能力越来越强，只是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体质弱的同胞会被无情的淘汰。有时候，某些传染病的杀伤力太强，就会在某个世代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比如黑死病。

理论上说，当我们与生态环境互动越来越强的时候，我们基因变异的速度就会越来越快。所以当地球上的人口密度越来越大，气候和环境变化越来越明显的时候，我们人类出现传染病和新的非传染性流行病的概率也会越来越高。从2009-2019年，人类出现过五次大的流行病（包括新冠肺炎在内），不幸的是我们没有预测到其中的任何一种。也许下一场大流行也正在酝酿之中，只是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而已。而与环境和现代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肿瘤和糖尿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也正在以井喷式的速度增长。由于粮食充足，肉类偏多，现代人肥胖的多。而肥胖的人的脂肪中的雌激素多，没有孕激素对抗的雌激素会造成包括恶性肿瘤在内的各种各样难治的疾病。

同样，人类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的改变也会导致一些新的流行病，比如随着旧的村落和小城镇社区的消亡，人类过去建立在亲缘关系上的群居生活模式被破坏，大家生活在越来越庞大的大都市中，新的精神支撑系统尚未成型，结果出现了“孤岛效应”，这就导致精神疾患正在成为下一种主要的流行病。世卫组织预测，到2030年，抑郁症将会在人类医疗负担中排名第一。

所以想要健康的活着，我们需要学习很多的知识，需要改变自己的不良习惯——性滥交、滥食野生动物、饮酒、吸烟、暴饮暴食、过度肥胖都会导致我们生病。基因对我们的健康和命运只有部分的决定作用，另一部分问题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肝脏是人体第二大生命器官，也是人体最大的腺体，肝脏重量约为1.36kg，占人体体重的1.5%-2.5%。肝脏是人体内最大的消化腺，具有重要而复杂的代谢功能。

肝脏靠肝动脉和肝静脉双重供血，肝细胞中富含线粒体，每个肝细胞平均约含400个线粒体。这些线粒体呈圆形、椭圆形或棒形，线粒体对缺氧特别敏感，容易受到损伤。肝细胞的粗面内质网是合成各种蛋白质和酶类的场所，而滑面内质网则与糖原的合成和分解、胆红素、激素、药物、染料及有毒物质的生物转化有关。在肝脏发生的化学反应约有500种以上，动物实验证实，如果动物的肝脏被摘除，最多只能生存50多个小时。

我们在服用药物治疗疾病时，极容易导致肝脏受到损害。药物性肝损害与几种因素有关：一是所服用的药物毒性太大，二是服药的疗程太长，三是不当用药。有许多患者常年服用某种成分和副作用不明的保健食品或保健药品后，也出现药物性肝损害。

癌症病人在治疗的过程中，极容易出现药物性肝损害。化疗、靶向药物、中药和保健品均能导致癌症患者肝损害——所以一般情况下不要各种抗癌药物同时服用，这会加大药物性肝损害的风险。

治疗癌症的药物大多毒性较大，而且癌症患者的疗程都很长，大多数癌症患者在治疗的某个阶段会出现肝功能异常。

无毒的中药和保健品服用的疗程过长，同样会造成肝损害。曾有学者做过统计，在有中毒报道的112种单味中药中，文献上记载无毒或未记载有毒的药物有30种，其中死亡10例。也有服用人参和灵芝等传统认为无毒的中药而导致肝和其他器官损害的案例报道。

中药无毒副作用的理念对我国患者造成了很大的误导作用，一些药品广告中也刻意强调“纯天然中药制剂，无毒副作用”，这样的宣传导致我国居民大多数认为中药无毒副作用。实际上，每年报道的药物性肝损害中，由中药与中药制成的保健品引起的肝损害约占一半。

有些严重的肝损害患者会出现急性肝损伤，需要住院治疗。轻微肝损伤的患者，大多可以通过停药恢复肝功能。但是有时候对癌症患者来说，停药就意味着死亡，所以当此之时，就需要搭配一些保护肝脏的药物一起治疗。化疗、靶向药和中药治疗癌症时，很多患者会出现肝功能异常，如果情况不是特别严重，不能随意暂停治疗。

中药和西药均可造成肝损伤，保健品以及许多患者自行服用的各种号称有保健作用的补品也能造成肝损伤。不合理用药或滥用补品是药物性肝损害的最重要的原因，长年累月的服用保健品或各种菌类植物的患者，出现慢性肝损害的风险很高。

药物和保健品应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不可以自行长期服用。即便是治疗有效的用药方案，也不可以长期不间断的使用，否则的话也容易导致肝功能受损。化疗完一个疗程，医生会要求患者休息一段时间再进行下一个疗程的化疗，也是为避免过度治疗造成身体严重受损。服用中药时，也需要有间歇期，不可以一直不停的服用中药。

笔者通常要求患者服药五天休息两天，度过危险期的患者停药的时间更长。很多患者特别担心停药期间癌症会进展，实际上一直不间断的服药带来的害处比益处更大。有部分终末期患者不顾一切的滥用药，加大药量用药，最终不可避免的出现急性肝损害等副作用，导致提前死亡。

某种内服药物治疗肿瘤有效时，也不宜随意加大用量。某些药物在低剂量时无害，但是提高用量后就会造成肝损害。剧毒的砒霜，只要掌握好用量，对癌症患者也是有益无害的，但是如果提高用量，则有致死的副作用。无毒的人参，如果将用量肆意提高，同样有致死的副作用。

药物性肝损害与患者的个体差异也有关系。同样的药物，对不同的患者的损害程度不一样。所以用于甲患者无害的药物，对乙患者来说可能就有肝毒性，不可以靠经验来判断它是无害的。任何药物的使用都要小心翼翼。长期服药的患者，必须定期检查肝肾功能，如果肝功能有异常，要及时咨询医师或药师。长期服用保健品的患者，也需要定期检查肝肾功能。有基础性肝病的患者，尤其要注意。

即便是定期检查显示肝功能无异常，亦不可以掉以轻心。笔者治疗的某位胆囊癌患者，长期服药，而且中间有停歇，定期复查肝肾功能，一切正常。但是在去年的时候就出现了急性肝损伤的症状，需要住院进行护肝治疗。这种爆发性的肝损伤，一般出现在肝胆疾病患者身上。

也有一些患者，可能因为家族基因的原因，极容易出现肝损伤的现象。笔者治疗过的某位肺癌患者，兄弟两人均罹患肺癌，而且兄弟两人都很容易出现药物性肝损害，对其他患者近乎无害的多种药物，他们使用后肝功能出现异常。这一类型的患者的肝损害就可能与家族基因有关。

多数急性肝损伤患者会出现急性肝炎的症状，肝功能异常，消化功能受损，出黄疸等。一般来说，急性肝损伤需要住院治疗1-2个月。发现及时的肝损害基本都可以治好，但有些患者缺乏医学常识，出现肝损害的有关症状后，未能引起注意，拖延时日，就有可能造成严重的肝衰竭并死亡。

肝脏是人体唯一可以再生的器官，经手术切除75%的肝脏组织后，老鼠只要3周便能恢复原状，狗则需要8周，人需要四个月。成年人的肝脏约重1500克，只要有300克以上的肝组织是健康的，肝功能就能基本正常。肝肿瘤虽然号称癌症之王，却可以通过手术切除达到根治的效果。

所以药物性肝损害也并非不可逆转的疾病，一旦发生药物性肝损害，及时就医，基本都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但是预防药物性肝损害比在出现药物性肝损害后治疗更有意义，肝功能已经是异常的患者或肝脏已经发生病变的患者，在内服药物治疗自己的癌症时，就要特别小心。一般的患者也需要定期复查以及时发现问题。

执着的每天吃药和未经医生指导擅自服用各种副作用不明确的药物的患者是药物性肝损害的高危人群。笔者建议多数癌症患者在服用中西药物抗癌时，均应遵循徐徐而退的原则，逐渐减少用药的剂量，缩短疗程。在度过危险期后，采取预防复发的治疗时，最好要有较长时间的停药间歇期。

在得知我的一个同学英年早逝后，我的一位好友对我说，她姐姐和我同一年出生，本科在北大法学院就读，她姐姐那一届北大法学院的同学中，已经有四个英年早逝了。所以她姐姐说，活着就很好了。

她姐姐四个英年早逝的同学中，有一个是因为乳腺癌去世的。这个乳腺癌患者酷爱中国传统文化，本科毕业后跟随某位国学大师读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去了中国最有名的一家中医药大学教书。

因为酷爱国学和中医，她患乳腺癌后拒绝接受西医治疗。她的同事中有许多知名的中医教授，她找中医治疗自己的病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遗憾的是，这位昔日的天之骄子，尽管查出乳腺癌时并非晚期，但是存活期还是极短，她找的中医师们没能挽救她的生命。

乳腺癌是一种预后较好的肿瘤，只要接受规范的治疗，多数患者的存活期能在五年以上。我接诊的乳腺癌患者，即便是最难治疗的三阴乳腺癌，也没有像她那么快就去世的。

我很少让乳腺癌患者接受纯中医治疗，固执的排斥西医的患者我也不敢冒险去接手。一是因为我对中医文献很熟悉，知道“乳岩”（即乳腺癌）是中医外科四大不治之症之一，但凡严肃的中医著作中，都不会夸大中医对乳腺癌的疗效；二是我也了解现代医学治疗乳腺癌的各种方案和效果，知道各种分型的乳腺癌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治疗方案，大致会有什么样的预后。

所以我常常建议患者们中西医结合，基本上我接诊的乳腺癌患者们都能存活五年以上，有部分乳腺癌患者在我的建议下采取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案后，存活期已经超过十年且至今仍安然无恙。

估计我一辈子会接触大量的乳腺癌抗癌明星，因为在中西医的帮助下，乳腺癌已经是可以控制的一种慢性病，并非什么不治之症。只要不是太晚期的患者，都有希望长期存活。

到我这里来找我治疗乳腺癌的，不乏铁杆中医粉，这些人多数排斥西医。我总会劝说她们接受中西医结合的综合治疗方案，努力向她们科普乳腺癌的中西医知识，帮她们解除顾虑，这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

比如有个山东的1985年出生的三阳（PR，ER，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曾经执着于用刮痧疗法治疗自己的乳腺癌，向她灌输刮痧疗法能治愈乳腺癌的那个人几乎把她洗脑了。只是不幸的是她的乳腺癌在单纯的采用刮痧疗法后，非但没有丝毫改善，反而迅速进展。

她找我后，我花了很长时间向她科普乳腺癌的各种中西医知识，告诉她，她所患的这种乳腺癌可用的方案多，首先要手术，术后既可以化疗，又可以用赫赛汀进行靶向治疗和用他莫昔芬做内分泌治疗。治疗过程中出现的任何副作用，我基本上都可以帮她搞定。所以她的病预后很好，我希望她能够接受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方案。

这个患者从此放下了对西医的偏见，接受了手术、化疗和内分泌治疗。在这个过程中，她需要中医辅助治疗的时候，是我替她治疗的。

3年过去了，她康复了。现在她的肿瘤已经消退，她能与正常人一样工作养活自己。她一直热爱舞蹈，现在仍然喜欢跳舞。她也很喜欢栽花种草，养宠物，鼓捣乐器。

在3年的接触中，我们已经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她对我的称呼不再是“周医生”，而是“二狗哥”。她时不时的还给我送个小礼物，比如某个我心仪已久，但自己不舍得买的乐器，或者一件她认为很适合我的衣服，我也回赠她一些等值的抗癌药。她在西医师那里就诊时，遇到的各种西医问题，也多咨询我。

最令我自豪的不是我出的方案治好了她的病，而是我改变了她对西医的的偏执性认知。我常常说，最令我头痛的是铁杆的中医粉和铁杆的西医粉，因为我多年来接触到的“铁杆人士”大多具有偏执倾向。他们自大，而且很有攻击性，喜欢对那些与他们认知不一样的人恶言恶语，他们会因为自己虔诚的相信某种东西而排斥其他的一切，完全看不到自己的盲区。

我也特别怕与偏执的中医同仁或偏执的西医同仁交流，他们或者蔑视西医，或者蔑视中医，很难有客观公正的认知能力。我自己从来不写那种煽动读者对西医产生偏见的文章，也不对患者进行洗脑式的说服。

在教育我儿子的时候，我也是让他博览群书，接受通识教育。对古往今来的各种知识，了解得越多越好，不要钻进一条死胡同里。我给我的学生讲课时，也不向他们灌输偏见，而是鼓励他们趁着年轻，广泛的学习各种科学知识，不要把自己局限在某个狭窄的门户之中。

对中医存在偏见的患者，多数不会找我，所以我能够避免与这些人接触，乐得眼不见为净。偶尔有个别对中医偏见很深的患者在家人的“胁迫”下，找我看过病。有少数以前疯狂的否定中医的人，在取得实际的疗效后，改变了对中医的看法。

但我不是神医，不是每次治疗都有效，所以也有一些人找我看过病后，更加蔑视中医。他们会说，你看那家伙不也是一点效果都没有吗？中医纯属鲁迅所说的有意或无意的骗子！碰上这种情况，我就只能老老实实的接受人家的嘲讽了。谁让自己水平有限，医术不争气呢？只是我可以打赌，他们找西医看病，也没有医生敢在疗效上打包票。

令我感到遗憾的是有些患者其实不存在偏见，但是因为他们的西医主治医师对中医存在偏见，最后导致患者无辜的死亡，这就叫人极为痛心。

我曾经治疗过一例乳腺癌肝转移患者，存活期超过10年，其中有七八年是我治疗的。在确诊后第14年时，患者入组了一项小剂量化疗的临床试验。她的主治医师不允许她再接受中医治疗，因为那个主治医师对中医充满了偏见。

结果那一年的小剂量化疗结束，患者体重锐减60多斤，再找我治疗时已经骨瘦如柴，奄奄一息。我也无力回天，只好对她实话实说，患者不久便去世了。如果这个患者持续中医治疗，或者中西医结合治疗，是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骨瘦如柴，最终不治身亡的。

医疗是事关人命的大事，医疗领域内的偏见会害死人。但持有偏见的人并非进入医疗系统或生了病后才有偏见的，大多数人的偏见由来已久，是基础教育出了问题。我不认为自己有能力让那些心存偏见的人改变他们的偏执型想法，所以只好躲进小楼成一统，埋头搞自己的研究，不与他们争论不休。

我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同学们经常在一起争论文科更有用还是理科更有用，我们理科生编出了许多吹嘘理工科，攻击文科生的名言，诸如“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百无一用是文科”等。

我与我儿子的老师交流时，发现那些教理科的老师们至今还存在这样的优越感。我在学生时代，最大的优点是文理科不偏科，每门功课考试时都名列前茅，数理化更是常考满分，自己也不参与到文理科孰优孰劣的争论中去，只是埋头看书学习。以我陋见，省点争论的力气，可以多学很多东西。所以虽然我是一个理工科生，现在文章写得令绝大多数的文科生自叹弗如。

我从自己读书时代的这种经历知道，偏执的人是占绝大多数的。我是不相信我自己的那些同学从学校毕业后，会改变自己偏执的倾向。与这些人争论不休，除了浪费时间外，别无作用。所以过去我选择了埋头学自己的，现在仍然选择了埋头搞研究。

人要消除心中的偏见不容易，我们只有广泛的学习，尽可能的掌握更多的知识，同时学以致用，在实践中认识到这些知识的用处，才不会对自己不了解的领域产生偏见。可是这需要一个人付出多大的努力啊！多数人没有这么勤奋，他们更愿意把时间花费在娱乐而不是求知上，所以最后大多数人都成了一知半解的人，不可避免的走上了偏执之路。

大年初二，亲朋好友互相电话拜年的时候，惊悉昔日的一位同窗好友于2020年8月份因为“原因不明的病毒性发烧”在武汉某医院经抢救无效，与世长辞，我心中哀恸不已。据说另外两个在武汉工作的学医的同学当时赶赴过去，参加了这位同窗好友的治疗，但是效果不好，这位老同学病情进展迅速，只两三天时间就去世了。他们好歹还出了点力，我则只能在他去世后半年才得知这一消息，心中颇感愧疚。

我曾经抢救过许多人，但是却未能抢救自己的同窗好友，这让我听到这个消息后一直闷闷不乐。大概五六年前，我和这位老同学在老家见过一面，互相叙了叙阔别之情，也谈了谈各自的人生规划。当时他正在老家基层当民警，他说他希望在民警的工作岗位上服役十年后，转行去当律师，干十年律师后，再经十年商，赚点养老钱后，回到老家做普法工作。

他感慨中国的法治环境太差，在基层社会，人治大于法治的现象很普遍，所以他有志于为推动中国的法治建设工作做点贡献。这是我们七十年代出生的这代人的一个共同点，我们都有点理想主义色彩，希望做点实际的工作推动社会的进步。尤其是在我们为人父母后，更是如此，因为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孩子们仍然生活在一个我们认为不够理想的社会环境中。

黄冈这个地方的读书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勤奋和自律，尤其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黄冈人。我们创造了中国教育的神话，竞赛成绩和高考成绩都独步中国，甚至在全球名列前茅。这与我们的老师们的贡献有关，也与此地学风优良，学生们刻苦努力，理想高远有关。

黄冈曾经出过的名人数不胜数，此地人文风气在中国很独特，这里从不缺乏锐意进取的人。黄冈人不但好学上进，而且大多有志于改良社会。我的老同学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在工作之余把律师执照考下来了，这对中年人来说是一件挺需要毅力的事情。大概两年前我有次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已经转行当律师了。我很佩服他能说到做到，只是可惜的是，这么好的一个同学现在却“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老友泪沾襟”了。

大年初三，北京下着蒙蒙细雨，我和内子一起在雨中漫步，我一直在忆念着这位老同学生前的一点一滴，难有欢颜。我们这个社会上太多的“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人，像他这样的有“兼济天下”的理想的人并不多，失去了真是很可惜。

我另有一个同学在澳洲，一直在默默的资助我救济部分穷困患者。去年新冠疫情的冲击导致大家收入锐减，我让这位在澳洲的同学停止援助，把钱留下来照顾好自己和家人。他不肯，他说人到中年，我们应该活明白了，知道哪些事情是真正值得去做的有价值的事情，认准了就要坚持到底。

我很为自己有这样两位同学而感到温暖，倘若没有他们存在，我不免会觉得自己孤零零的像堂吉诃德一样，一个人去和风车战斗。只是现在痛失了其中的一个。

我们这样的人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受人嘲笑，身边的人大多觉得我们幼稚可笑，傻得不可救药，觉得我们为自己的人生设定的目标愚不可及。所以有一二知音的时候，就会无比珍惜。痛失这样的知音，我的难受之情真是难以言表。这几天一有空想起他时，眼泪就不自觉的湿润了我的眼眶。

老实说，新冠疫情加大了医生们工作的风险和难度，去年年底的时候又出来了一系列的医闹伤医事件，我有一段时间有些沮丧。我和另外的几个同样沮丧的医生朋友一起想谋点新的出路，减少临床治病的工作量，尽量只治疗少数友好的患者。我去年底曾打算今年一边继续写作进行医学科普，一边做点生意养家糊口。但在我同学不治身亡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学医的还是不应该因为行医环境太恶劣而逃避和退缩。

这些年中国的行医环境确实很糟糕，医生们经常被患者或患者家属伤害，去年湖南娄底甚至发生了一起村医长期免费为自己的一个家庭困难的邻居诊疗疾病，最后这位邻居竟然因为对疗效不满，把他杀了的恶性伤医事件。要说这类事情对医生这个群体没有影响，那是不可能的。

中国的医生们都是很能容忍的人，至今为止，我们只看到医生被医闹所伤所杀的新闻，未见医闹们被医生所杀所伤的新闻。我很幸运，患者中没有医闹。假如以后有人想到我这里来闹的话，我或许会成为第一个杀医闹的医生。要刹住这股歪风邪气，医生们需要站起来奋起抗争。

我在写公众号进行科普时也不时的遭到一些陌生人的网络暴力。以前我对这些都是沉默应对，今年我不打算再像以前一样容忍这些网络暴力。以后有人胆敢再在阴暗处对我进行网络暴力，我就要在公众号上曝光他们，让大家人肉他们，让这些人付出代价。这是另一个公众号作者告诉我的办法，他说他采取了这个办法后，他的公众号上那些恶毒诅咒的垃圾读者少了许多。因为这帮人很卑鄙和自私，很怕付出代价。

无论是学医行医还是进行医学科普，我们都不可避免的要触及到一些敏感问题，总是会有一些人罔顾大家应该遵守的道德底线，采取暴力手段来对待医生。我们需要光明正大且强硬的保护自己，而非为这些人所吓倒。

这个世界需要医生，不但别人需要医生，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亲友也需要医生。没有人当医生，将会出现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社会公众也需要理解和体谅医疗工作的特殊性，很多医生朋友对我说，他们期望我一直科普下去，促进社会大众对医疗工作的理解。因为我们每个人在工作中都遇到大量的因为不理解医生的工作，而对我们或恶语相向，或施加暴力的病人。

但是更重要的是，我知道许多患者家属也需要这样的科普。这些年有许多癌症患者和癌症患者家属因为我的科普文章，或多或少的受到了益处。有些人通过阅读我的文章解决了他们的实际问题，有的人通过阅读我的文章远离了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也有人通过阅读我的文章收获到了内心的安宁。有这些作用，我就应该坚持下去，无论这种坚持需要牺牲多少休闲时间，也无论在坚持的过程中会遭遇多少人恶意的攻击，我都会坚持下去。我这个人连强权都不畏惧，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说许多人不敢说的话，又怎么会畏惧几个懦夫一般的躲在暗处中伤我的人呢？

经济学家马歇尔说，人都首先是利己，利己的过程中逐渐走向了利他，很多人创造财富的过程中也帮助了别人。我不知道别人学医的初衷是什么，我自己学医的初衷是为了自己的家人，但是在帮助自己的家人的过程中也帮助了其他人，这也印证了马歇尔的观点。

这世上总有一些人，我们愿意为他们做些什么。我们为谁学医？为谁忙碌？最初或许就是为这些我们关心的人们吧。但渐渐的就演变成为了更多的陌生人，为了社会大众，而不仅仅只是为谋一个饭碗。

除了上帝，其他人只能用数据来取信于我们。

——Bernie Fisher医生

现代医学教材更新的速度很快，每隔几年就会出一版新的教材，每一版都较前一版有不小的改动。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相关流行病学与临床研究的增多，以前的一些结论被推翻了。最新的医学论文中，十年后还被认为是正确的并不多。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生物学领域，生物学的很多结论，也经不住时间的考验。

举例言之，20世纪早期，美国巴尔的摩经验丰富的外科医生Willam Halsted曾经主张对乳腺癌患者进行扩大性切除，这被他称为乳腺癌根治性切除术，Willam Halsted认为扩大性切除术可以根治乳腺癌。因为Willam Halsted医生在业内享有盛誉，所以他的这些主张被固化为外科手术的信条。在他做第一例根治性切除术后80年的1980年，Bernie Fisher医生做了一种随机试验，对比了根治性乳房切除术和相对保守的手术治疗，Bernie Fisher医生发现接受根治性乳房切除术患者与接受保守手术的患者的复发率基本相同，但是根治性切除术带来的大量的并发症让乳腺癌患者饱受折磨。

同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医疗界普遍的认为大多数乳腺癌患者比乳房健康的患者摄入的脂肪要多，相关的流行病学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但是根据最新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乳腺癌患者摄入的脂肪并不比健康女性更多，过去之所以得出乳腺癌患者摄入的脂肪更多的结论，可能与被调查者自我“心理暗示”有关，接受调查的乳腺癌患者在心里已经“认定”自己摄入了过多的脂肪。

另一种常见的偏见认为乳腺癌与妇女的情绪有关，认为那些情绪抑郁的妇女罹患乳腺癌的概率要大于性格开朗的女性，梅奥诊所做的一项长达数十年的流行病学研究推翻了这一结论。乳腺癌患者更抑郁或许是她们确诊后的表现，她们的心情抑郁是乳腺癌导致的“果”，而不是乳腺癌的“因”。

类似的被新的研究推翻的结论多得数不胜数。流行病学调查研究非常难做，因为要考虑许多变量因素。我看到海外的某些学者认为中国的肝癌发病率高与中国人喜欢服用某些中草药或食用某种植物有关，我对他们所做的流行病学研究不敢苟同。我在实践中所见到的多数肝癌还是乙型肝炎发展而来的，乙型肝炎是乙肝病毒造成的，中国是乙肝大国，如果对中国的肝癌研究不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仅仅凭个人印象就下某些结论，显然违背了统计学的基本规则。这样的医学研究的含金量是不高的，因为这类医学研究得出结论的过程不够严谨。

我自己在实践中经常发现一些权威的医学文献的观点站不住脚。比如我在某位中医界权威的书中看到他提到砷化物（雄黄和砒霜）可以用于治疗白细胞偏高的白血病患者，但是不可以用于治疗白细胞偏低的白血病患者。我有一段时间亦受其影响，不敢对白细胞偏低的患者使用含有雄黄的中成药。

但是我最近治疗的一个白血病患者，白细胞很低，我之前给她开过含有雄黄的中成药，当我看到她白细胞低了后就动摇了，不敢给她用这类药。不过患者和患者家属还是坚持在用，因为他们觉得放弃这类抗癌药太可惜。结果在白细胞低的情况下，雄黄不但并非白血病患者的禁忌用药，反而这个患者用了雄黄后白细胞恢复正常了。假如不是患者家属和患者笃信笔者之前的用药建议的话，这个患者就不会有好的疗效。

同样我在国家中医药局组织编撰的《中华本草》和《中药大辞典》中，都看到麻黄有升高血压的作用，提示高血压患者应慎用。但是我自己在治疗两例颈椎病患者时，用了麻黄，不但把患者的颈椎病给治好了，把他们的高血压也治好了。令人奇怪的是，他们的高血压在服用了含麻黄的中药方剂后，达到了根治的效果，此后没有服用降压药，也没有再高出过正常值。

我用仙鹤草升血小板，用凤尾草止痛和止血，用白芨止血，都不是根据正统的医学文献上记载的方法来使用的，而是自己摸索出的用法和用量，我这样用的效果比医学文献上记载的用法和用量的效果好多了。

所以如果我们拘泥于医学文献，我们就很容易被这些文献误导。有许多医学结论都是前人得出来的不够严谨的结论，他们所做的研究和他们所设计的实验，也许存在一些不够科学的环节。我们轻易相信这些结论，并为这些结论所误导，就解决不了患者的问题。我常常被患者逼得没有办法，因为这些患者的问题我和其他的治疗他们的医生都解决不了。每当这时候，我就不断的翻阅各种各样的文献，独立的做各种尝试，有时候一些突破常规的尝试把患者的问题解决了。

所以我自己现在看一些医学文献时，会尽力去找某些结论原始的出处，去认真的查阅得出该结论的医学家和科学家所做的研究，看看他们研究的方法是否无懈可击。设计临床实验和从统计数据中得出结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科研很难，科研人员得出的错误的结论实在太多了。所以学习这些医学文献的时候，如果轻信盲从，我们就很容易错过正确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