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治疗的一位四川籍鼻咽癌患者，前段时间在服用笔者给予的抗癌药的同时，也输了一天的消炎药，​结果其肿瘤神奇的在一周内持续缩小了一半左右，后来肿瘤又迅速反弹。至最近几天，​该患者又在服用抗癌药的同时，在本地诊所输消炎药，再次见到肿瘤迅速缩小的现象。

笔者治疗这个患者将近五年，​所以他的情况笔者还是很清楚的。笔者曾经好几次单独用抗癌药把他的肿瘤缩小过，​在那些时候，他没有用过消炎药。但是他的肿瘤也很容易耐药，一些抗肿瘤药​对他产生作用后不久，便不再有效。他曾服用过多种抗癌药，如西黄丸、六神丸以及笔者自己为其配的抗肿瘤药​，这些药都曾经见效过，而且去医院复查的时候确实也显示肿瘤缩小了。但是这些药物用久了后，他的肿瘤便不会再持续缩小​，有时甚至有反弹。​他的经历很有代表性的说明了中药抗癌也会有耐药现象，癌细胞在不断的变异，对亲代癌细胞有效的中药或中成药，对子代癌细胞不一定还会有效。

笔者和这个患者本人并非有意识的将抗癌药与消炎药并用，而只是这个患者近期恰好也有发炎的症状，本地的一家诊所里的医生给他输液，​用了消炎药。消炎药与抗癌药并用后，他的肿瘤缩小的速度是我们之前没有遇到过的，比我们过去单独给他用西黄丸和其他的抗癌药​缩小的速度快多了。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这可能是因为癌症会让患者身体始终处于炎症状态，在炎症状态，癌细胞发展的速度​会快许多。消炎药与抗癌药双管齐下，肿瘤更容易被控制住。笔者将继续关注这个患者后续的治疗，而且也准备对他后续的治疗采取“西医消炎+中药抗癌”的​组合方式来进行。因为这个患者本人排斥手术和放化疗，过去五年笔者曾​不止一次劝说他中西医结合，但是他就是不肯接受放化疗，他能接受西医消炎+中医抗肿瘤​的方案。

也是在最近，湖南某地的一位肺癌患者的女儿向笔者报告了另一例用消炎药控制癌症成功的案例。​该案例是她的一位熟人，这位患者是中分化中央型肺鳞癌，在确诊后采取过放化疗和中药治疗，也做过周边病灶的热消融治疗。不过​最大的原发病灶一直存在，未能消除。患者自行长期服用各种消炎药，至今十余年，病情未见明显恶化，​生活状态基本正常。​所以消炎药确实在改善这例患者的生存质量上和延长其生存期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他之前的治疗也应该是起到了作用的。

笔者治疗的这个鼻咽癌患者和这位患者女儿报告的这个个案让笔者对消炎药在抗癌中能够发挥的作用有了切身的体会，笔者也有了进一步​研究将消炎药和中药相结合治疗癌症的兴趣。

笔者治疗的这位四川籍的鼻咽癌患者近期肿瘤迅速反弹时，笔者第一时间即判断这次反弹可能是感染​引起的，因为当时这位患者肿瘤处还出现了红肿热痛的现象，这是炎症的反应。笔者给其用了中医的“代刀散”（这张方子笔者之前撰文介绍过，点击链接《排脓止痛代刀散》即可查阅这篇文章）后，患者肿瘤处的疼痛​很快就消失了，但是肿瘤未见缩小。倘若不是这位患者后来因为偶然的原因再去输消炎药，笔者和这位患者也就没有验证笔者此前的判断的机会，也没有发现消炎药和抗肿瘤药并用，能够缩小他的肿瘤的机会。

中药中的许多药都有消炎抗菌的作用，中医治疗癌症的复方中有不少清热解毒药，这些药大多有抗微生物的作用，笔者也曾长期的给这个患者用过这类中药，但是其效果显然不如患者输的消炎药，毕竟​输液的方式见效比口服药要快很多，西医的抗生素​在消炎抗菌方面疗效也要确切许多。如果这种“西医消炎+中药抗癌”的组合能够明显的缩短疗程，提高治疗​癌症的有效率，那将是一种很值得尝试和推广的医疗经验。

癌症患者各有自己不同的情况，这两例患者取得的疗效也许都有偶然性，但其偶然取得的疗效也值得我们研究​。什么样的癌症患者可以考虑用消炎药辅助治疗​？什么样的癌症患者不适宜用消炎药治疗​？适合用的话，又应该​用哪类消炎药？笔者今后如果在这方面有新的收获，将会​再撰文介绍。

中国古代医学最初是来源于劳动人民的实践，实践出真知，这种在实践的过程中摸索出来的治病经验相当可靠。早期医学典籍的记载也非常朴素，某种药能治疗某种病，能缓解某种症状，仅此而已，没有什么花招。

但幸与不幸的是，中国古代哲学往医学领域插了一脚。

说它幸，是因为古代哲学对医学并非全无是处，古代哲学也是建立在朴素的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所以古代哲学对中医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而且由于中国古代哲学的学习者，大多是智力和能力较为突出的知识分子，所以他们的加入对医学的创新一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说它不幸，是因为自从用哲学来诠释医学原理后，中国古代医学就偏离实践越来越远，最终演变成靠演绎和推理来治病，而不是靠实践经验来治病，结果说得越来越动听，疗效却越来越差。而且不少知识分子或骗子狂妄自大，师心自用，不重视实践而重视演绎推理，认为靠演绎和推理可以解决一切疾病，最终把中医发展为一门狂妄自大、目空一切的学问。

确实，靠着演绎推理，我们几乎可以解决世界上的一切难题，但是理论上正确的，到实践中去验证，能有十分之一的正确率就已经不错了。但不幸的是，不但那些理论家，就连普通的老百姓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相信按照逻辑推理就可以治好他们的疾病。这一方面与老百姓缺乏鉴别能力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人在得病后，都会有一种美好的期待吧，他们更愿意相信积极的结论，而对那些令人沮丧的结论本能的排斥。

久而久之，演绎推理出来的东西就成了压在中医背上的一座沉重的大山，要想撼动它颇不容易，因为它的信众实在太多了。如果我们对某些忠实的中医粉丝讲阴阳五行理论害人匪浅，他们会愤怒的斥责我们对中医药完全外行，是在诽谤中医。我经常遇到这样的中医粉丝，他们认为我是在端中医的饭碗，拆中医的墙脚。

从古至今，中医分了许多门派，要言之，其实只有两大泾渭分明的派系。一个派系是实践派，一个派系是理论派。实践派不尚空谈，重视总结实际的治疗经验，理论派重视演绎推理，强调医者意也。与理论派相比，实践派讲话更客观和保守，理论派则逐渐的演变为玄谈，讲的话飘忽得很，在他们看来，天下没有不可治之病，那句著名的“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就出自他们之口。

张仲景和孙思邈这类医学家都是实践派的杰出代表，虽然他们的著作中也不可避免的套用了一些理论派的术语，但是我们从他们的著作中可以明显的看到他们对实践经验的重视程度，而且他们也非常的诚恳。

张仲景在《伤寒论》中自言其族人有三分之二死于伤寒（汉代流行的瘟疫），以医为业的张仲景对这些族人的惨死也爱莫能助。孙思邈则在《千金方》中坦率的承认：“生于吾手者十之一二，死于吾手者十之七八”。

不过时过境迁，他们去世后，张仲景被奉为“医圣”，孙思邈被奉为“药王”，后世为他们做传者，就毫不知耻的搞起了造神运动。

比如后来为张仲景做传的人说，张仲景曾预言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四十岁将眉毛落尽而死。笔者曾经撰文考证过，王粲是死于建安二十二年的一场大瘟疫，而非像为张仲景做传的那些人吹嘘的那样“眉落而死”。与王粲同时代的曹丕等人的文章中记录了这一史实，诸君可以自己翻阅。

当然，这笔帐不能算到张仲景身上去，张仲景是个非常诚恳的临床工作者，他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有很高的临床价值，而且也不像后世高谈阔论阴阳五行者那么神神叨叨，更不像我们今天的电视节目中那些动辄讲阴虚阳虚的专家们那样胡说八道。

普通老百姓擅长造神运动，神化张仲景这样令人敬佩的医学家是难免的。爱因斯坦一辈子都反感造神运动，竭尽全力的避免自己死后被视为权威，阻碍科学的发展。但他老人家去世没多久，甚至还在他在世的时候，对他的造神运动就如火如荼的展开了。普罗大众对造神运动的热爱，由此可见一斑。

任何理论要经过实践的考证才能被视为真理。医学是一门特别重视实践的学科，治疗疾病有效与否，与理论听起来​是不是完美无瑕毫无关系。过去中国古人用传统文化去诠释中医治病的原理​，​实际上是错误百出，但是听起来却非常的有道理。

比如我们今天知道青蒿之所以能够​治疗疟疾，是因为青蒿中所含的青蒿素有抗疟原虫的作用，但古代中医却认为青蒿味苦、辛，性寒，苦寒之品能清热降火，故​有清热除蒸之功效，所以能治疗疟疾。按照中医的理论，像疟疾这种疾病，是有寒热毒，根据《黄帝内经》提出的“​热者清之”的治疗原则，可以用味苦性寒可清热的青蒿来治疗。

这样的解释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满足了人民群众的心理需求，因为大家都希望知道​某些药物治疗疾病的原理，否则就不敢轻易服药，毕竟是药三分毒嘛。孔夫子在别人给他送药时就曾说过“丘未达，不敢尝”，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他没有搞明白这些药治病的原理，所以不敢轻易尝试​。孔夫子的这种心理在普罗大众中极为普遍，所以过去确实有许多人需要有一种合理的解释，才敢服药治病。为了满足病人或病人家属的这一心理需求，自古至今，医药学家们都在努力的摸清药物治病的原理，​因此而诞生了各种解释。

这些解释有时代的局限性，今天来看，中医按照传统文化来做的许多解释都是错的，我们应该重新为中医药治病原理找到更符合实际的解释。当然，我们今天对药物治病的原理的解释也不能说完全是对的，也许我们的子孙后代​会在新的证据出现后，推翻我们的结论。但是，不管如何，我们都要在证据的支持下，对​医学技术背后的原理进行深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一些不靠谱的理论的指导下，容易犯错误。医生犯错误，不但殃及患者，也会殃及自身，自古至今，医生就是一个高危职业​。妙手华佗，不照样死于患者曹操之​手么？​

如何才能判定何种解释靠谱​，何种解释不靠谱呢？​要靠比较研究，用数据来说话。如果说治病是赌博，病人当然更愿意选择赢面大的方案。医者的一大任务就是要精益求精，不停的探索更有效的医疗方案​和更靠谱的医药理论。而且这种探索，应是去实践中探索，而非停留在逻辑推理上。

经常有患者或患者家属加了我的微信后，送给我一大堆溢美之词，听得我浑身不自在。因为他们口中的那个我不是真实的我，而是他们自己期望的“我”，有些人甚至把我神化了。

我理解大家希望说些好听话，和我建立起良好的医患关系，以取得更好的医疗效果。但是我也很担心大家从各种渠道听到的不实传言让一部分已经走投无路的患者对我的期望值过高，以至于他们的心理预期大大超出我的能力范围，影响到患者和患者家属做理性的判断和决策。任何夸大失实的宣传和过高的期望都会导致病家失去理性，我不希望任何人因为我而人财两失。面对一个个期望过高的求助者，说句心里话，我的压力很大，经常不得不拒绝他们。

我是一个理工科出身的人，本来不是学医的，因为母亲患癌而自学抗癌的相关知识。不知不觉间在病友群中声名鹊起，自己也因此走了传统医学师承的路，入了中医这一行。我研究中医，也脱离不了理工科生重视实证，不喜欢玄谈的本色，所以可能有些言论不招中医同行喜欢。为了尽量避免与他们发生冲突和争论，浪费宝贵的时间，我近年来退出了各种群。

作为一个癌症患者的儿子，我吃了太多的夸大宣传和自己的不合理心理预期的亏，所以自入中医这一行以来，我一直希望自己能够保持平实的行文和做人风格，以免误导患者。但是随着我写作的文章和我的患者日渐增多，我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有很多人可能被我的虚名所蒙蔽。

这里要说明一下，我从初中一年级到现在，几乎每天都写作，这已形成了习惯。所以我写了许多东西，这并不是因为我有多高的水平，而是因为写作是我的一项爱好。临近高考时，我有时还会一天写一万多字。我是一个不喜欢交游的人，生活中几乎没有任何社交活动，写作对我来说是生命的一部分，我完全不可能停止写作。

所以希望大家理性看待我写作的文章，我发布的大多数医学类文章都只不过是我学医时做的笔记，这些文章不能证明我的水平很高。最初，我并没有发布这些文章的想法，是因为在一些病友群中和其他的患者家属交流时，有些朋友见我交流的内容有点价值，劝说我写成文章分享出来，渐渐的就积累了许多文章。我一直不肯出书，是因为自己觉得这些文章还不够份量，自己的水平也还不高，不要出书误导人。现实中比我水平高的中医师大有人在，正如老子所言，大音希声，那些水平高的老成持重的中医师比我本人更值得大家的信赖和尊重。

我也不得不经常提醒患者和读者们，不要因为我偶然取得的一点疗效而误认为我是能妙手回春的“神医”。我治疗疾病的有效率不高，一方面是因为我的学术水平和临床经验有限，另一方面也与疾病难治，医学还不够完美，很多疾病不可治愈有关。

我把绝大部分精力都用于癌症的研究上，既研究中医药抗癌，也学习与癌症相关的西医和生物学知识。多年来，我一直对自己的能力和见识不是很自信，为不违背医学伦理，总是让患者和患者家属慎重考虑，尊重他们自己的选择。

我尽量不治疗癌症之外的其他疾病，一是因为我的精力有限，研究癌症耗尽了我的心血；二是因为我没有认真研究过其他疾病，不希望耽误其他患者的病情，有些朋友让我硬着头皮去治疗，结果无效的居多。但是多年来一直不断有各种各样的疑难杂症患者希望向我求治，我尽量向他们解释我没有能力治好他们的病。我诚恳的希望大家相信这不是我在故作谦虚，而是我真的无能为力。

有些癌症患者家属和我很熟悉，他们有一些其他方面的疾病，请我以朋友的身份为他们治治试试，治不好他们也不会怪我。这些请求很难推脱，有时我会勉为其难的试试。也有一些人是我的亲友或好友介绍的朋友，我就会不避嫌疑的为他们治疗一些我不擅长的疾病。偶尔治愈个把这样的患者，实在是碰巧而非我的医术高明，大多数时候我对这些疾病的疗效不如意得很。因为精力有限，我也未能进行数据统计，不知道自己治这些病的成功率有多少，但可以肯定的是低得很。我偶尔治疗成功的案例，既与患者的运气有关，也可能与他们的病并不严重有关，所以希望大家理性看待，不要在我这里浪费钱财和时间。

如果说我这个人有什么优点的话，我想那也许是我有点自知之明吧。我一直都知道自己智力平平，水平有限，不敢自高自大，不敢好为人师。所以多年来既秉承以勤补拙的精神，勤奋学习，笔耕不辍；也经常自我反省并告诫自己，不要过高的评估自己，不要误导患者和读者，让人觉得我的水平有多高。

有许多媒体或出版商向我约稿，也有一些医疗机构的投资人邀请我加盟他们的医疗机构，我都婉言谢绝了。我早已关闭了除微信公众号和我的个人网站之外的所有的网络自媒体，也没用微信和QQ之外的任何社交工具。跟患者沟通则只有一个工作微信，QQ虽然保留，但是基本不用。许多其他媒体在传播我的文章，我也是无可奈何，阻止不了那么多。我之所以这样做，是想尽量削减个人影响力。我总是深恐“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我不希望对这个世界造成任何不应当的误导和干扰。

多年来我一直避免与社会上的热点事件有关联，写作的文章也避免出现吸引眼球的标题，担心自己卷入世事太深，陷入浮躁之中。但是“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文章写得多了，偶尔也会有一两篇引爆网络，吸引到大量读者，这实在并非我的本意。有些文章在网上疯传，我自己是很意外的。

朱熹说庄子是一个“只在僻处自说”的人，以我有限的能力、水平和不爱折腾的性情，我也只愿意在僻静处自说自话，影响的人越少越好，以免误导太多读者。我只希望在熟人中传播我的文章，只是把这当作个人爱好，有限的推广，以维持生计，并不希望成名。

有些读者希望我早日出书，我倒是希望自己生前尽量不要出书，等到死后由其他人客观的来对我盖棺论定。觉得我的文字有价值，就出版点东西，没有价值就让它们随风消散吧，何必浪费纸张，还污人耳目？我这个人才能有限但偏偏一生都持批判的精神治学和写作，死后也应该让别人持批判的精神来剔除我的糟粕。撰写了这么多的文章，我相信其中糟粕一定多得难以胜数。

像本文这样的文章我已经撰写过好几篇，大概还会定期撰写一些。写这样的文章是希望给狂热的读者泼泼冷水，敲敲警钟，请大家理性就医，理性看待医疗的局限性。我不希望活在压力之中，更不愿意看到任何病人或病人家属因为对我有不切实际的期望而影响自己的决策。

《晏子春秋》中有这样一段话：“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

这段话揭示了生物遗传变异的一些基本规则，这说明我们中国人在遥远的古代就已经具备非凡的洞察力。不过遗憾的是，我们缺乏深究的精神，所以生物遗传变异的规则要靠两千年后的孟德尔通过实验和数据统计来揭示。

格雷戈尔·孟德尔（Gregor Johann Mendel，1822年7月20日-1884年1月6日）是一位生物学家和神父，他出生于奥地利帝国西里西亚（今属捷克）海因策道夫村，在布隆（Brunn）(今捷克的布尔诺 )的修道院担任神父，是遗传学的奠基人，被誉为现代遗传学之父。​孟德尔最大的贡献是发现了遗传学三大基本规律中的两个：分离规律及自由组合规律​。

孟德尔的父母都是农民，所以他对园艺很在行。1843年10月，他来到了布尔诺修道院，他对修道院的人说，他对宗教信仰没有兴趣，但是对知识却充满了渴望，他的动手能力很强，勤劳本分，他到修道院只是为了寻找一块栖身之地和​读书学习的地方。修道院接纳了他，他开始的时候只是在修道院干点杂活儿，到1847年8月6日，他被修道院任命为​神父，在他晚年，他甚至成了修道院的院长。

孟德尔性格温和恭顺，做事循规蹈矩，单调乏味​，修道院里的生活平淡无奇。但是孟德尔自己却在这里默默的做一项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实验，那就是​生物学教材中著名的豌豆实验。和中国古人一样，孟德尔也发现了豌豆在生长的过程存在遗传和变异的现象​，不过与中国古人浅尝则止式的思维不一样的是，神父孟德尔非常具有钻研精神，他希望揭开生物遗传和变异的​秘密。

孟德尔的经历颇为坎坷，他并不愿意当一个神父，更想在布尔诺实验中学当一个科学教师，为此，他还专门在维也纳花了两年的时间学习物理学、化学、地理学、植物学和动物学。但是遗憾的是，孟德尔参加了两次教师资格考试都没有通过。

经受这些挫折的孟德尔并没有放弃他对科学的爱好，他一直在做豌豆实验，他从附近的农场​收集了几十个品系的豌豆进行培育，希望能够筛选出纯种豌豆品系。他在试验过程中列举了七项反映纯育的性状​：1.种子性状（圆粒与皱粒）；2.种子颜色（黄色与绿色​）；3.豌豆花颜色（白色与紫色）​；4.豌豆花位置（茎顶与叶腋）；5.豆荚颜色（绿色与黄色）​；6.豆荚形状（饱满与皱缩）​；7. 植株高度（高茎与矮茎）​。孟德尔发现每种形状至少会出现两种变异体，后来生物学家将控制这些变异体的序列命名为等位基因​，两性繁殖的生物从父亲和母亲那里各继承了一份等位基因，这个我们又叫它“二倍体”。

孟德尔用了七年的时间去研究这些豌豆遗传与变异的规律，他尝试着把不同品系的豌豆进行杂交，再将杂合体继续杂交，​看看这样豌豆杂交后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孟德尔耐心的做记录，并对这些记录进行统计分析。统计数据显示，杂合体再杂交后，遗传性状出现的概率是四分之一。最后孟德尔揭开了遗传的秘密，发现了来自父本的基因和来自母本的基因​对子代和孙代的影响规律。研究出了生物界广泛存在的显性遗传和隐性遗传规律，为现代生物学奠定了基础。

孟德尔一辈子都只是个“民间科学家”，当他拿着他的惊世骇俗的研究成果去找当时最有名的一些科学家，请对方看一看时，他遭到了傲慢的学院派科学家们​嗤之以鼻的嘲笑，他们认为孟德尔纯属胡闹。所以他的论文只能发表在影响力很小的一些不知名刊物上，他的经验也只能与一些​默默无闻的人分享。直到孟德尔去世三十年后，孟德尔的研究才被世人重视，​并因此而揭开了遗传学的新篇章。孟德尔对遗传学的贡献是无论如何形容都不为过的，如果没有孟德尔的贡献，像杂交稻之父袁隆平这样的农学家是不会取得这么巨大的成就的。

为什么《晏子春秋》就已经观察到了遗传和变异现象，但是我们的祖先却未能百尺高楼再进一步，像孟德尔这样发现生物遗传的基本规律呢？我想借用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一句话来解释这一现象。黄仁宇先生说，古代中国人缺乏用数目字来管理国家的意识和能力。实际上，在我国过去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里，我们不但缺乏用数目字来管理国家的意识和能力，同样也缺乏用数目字来进行科学研究的意识和能力。

我国古人太在意虚无缥缈的悟性了，他们津津乐道的悟性其实只是一种相当低级的思维能力​——悟性和神秘主义相结合不知道误导了多少人，害他们荒废了自己宝贵的一生。悟性只不过是人的直觉力，靠悟性悟出来的东西有对也有错，要验证悟性悟出来的东西的是非对错，需要靠孟德尔的这种“从数目字上去验证”的精神和能力，需要设计严谨的实验，进行大量的数据统计。人悟出来的许多东西经不住数据的考验，人只有反复的纠正自己的错误才能够得出正确的答案。依靠悟性来学习的这种低级思维习惯如果不改变过来，是很难​深入了解自然界的奥秘的。

清代中晚期，我国知识阶层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才在落后挨打之后提出“师夷之长以制夷”的经世致用思想，引进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这种主动求变之举改变了我国几千年不变的思维模式。总有先贤在变革中求生存，他们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脊梁。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在屡经挫折之后，仍然繁衍生息五千年而不衰​，与我们善于吸纳外来文明以为己用有很大的关系。

​我在学习中医的过程中，也深深的意识到这一点。古代中医对“医者意也”太过在意，对自己的悟性太过自信，缺乏深究的精神和否定自我的勇气，所以中医的整体​水平始终很难得到有效的提高。

宋哲宗患病后，满朝太医和文武百官中对医道稍通者纷纷为皇帝的身体健康想办法，我们至今仍然能从大臣曾布等人的奏折中看到这些记录。宋哲宗也非常谦虚的倾听太医和文武百官们的意见，今天尝试这种思路治疗，明天尝试那种思路治疗，最终二十多岁就死于肺病，​宋哲宗所生的儿女也都夭折了。

我们中有许多人特别怀念古代没有西医，只有中医的时代，认为西医的出现祸国殃民，害了中国人。他们都不怎么认真的去读历史，如果他们读历史书籍，看到皇帝们享受的医疗服务也不过如此，大概不会愿意自己也生活在他们曾无比艳羡的古代。

中医要进步，就要从单纯依靠悟性的思维模式中走出来，从一种初级的思维模式中走出来，用数据来验证古人和自己所悟出来的医理，不断的改进和提高​自己。我们固然需要提升自己的直觉力，但是仅靠直觉力是远远不够的，要有数据，要对不同的医疗方法的成本、效益和风险进行对照研究，要不断的提高​成功率。唯有具备这种深究的精神​，掌握更多的思维工具，方能创出更辉煌的未来。​

除了上帝，其他人都必须用数据说话。

——悉达多·穆克吉《众病之王——癌症传》

在按照传统中医的辨证论治思想治疗癌症十余年后，我对靠中医的望闻问切和辨证论治思想来治疗癌症的有效率深感失望。这并不是说这样治疗癌症毫无疗效，而只是我的亲身经历和我目睹到的学院派或民间中医师们用这样的方法来治疗癌症的疗效都低得很，我很难再对它建立起信心来。

近年来我开始接触循证医学，因为有理工科背景，我对循证医学的理念很容易接受，而不是像一些对传统文化过度痴迷的中医药研究者那样排斥这种新的医学理念。

循证医学的核心思想是：医疗决策应尽量以客观研究结果为依据。医生开具处方，制定治疗方案或医疗指南，政府机构作出医疗卫生政策等，都应根据现有的、最好的研究结果来进行。流行病学家David Sackett教授将循证医学定义为“慎重、准确和明智的应用所能获得的最好研究依据来确定患者的治疗措施”。

循证医学是建立在临床数据基础上的一场医学革命，它对医学的影响是深远的。它通过大量的数据推翻了许多陈旧的，被人们习以为常的认为是正确，但实际上并非最佳的医疗方案。循证医学在造福患者的同时，也让医生的职业风险降低了许多。

所以严格来说，循证医学只是一种理念，一种临证思维方法。它不但可以被现代医学借鉴，同样也可以被古老的中医借鉴。中医师在治疗疾病时，用循证医学的思维模式对传统的中医方剂和药物进行临床研究，收集临床数据，能够提高治病的疗效和用药的安全性。

我个人近年来一直在用循证医学的思维来研究中医药抗癌，获益良多，治疗的成功率有了较大的提升。我一面大量的阅读文献，学习中医的基础理论，学习中药（现在也渐渐的学习各种其他民族使用的天然药物）与方剂的功效和用法；一面在临床工作中收集数据，并对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然后在这些基础上设计新的药物配伍方案，比较新的用药方案和旧的用药方案的有效率和安全性的高低。通过比较，就可以不断的产生更优化的用药方案。

举例来说，我前些日子发布了一些治疗肺癌的医案。我在治疗这些肺癌患者时，每隔半个月就会对部分患者的用药进行适度的调整，并通过他们反馈的信息来比较调整后的用药方案和调整前的用药方案哪个效果更好一点，副作用更小一点，久而久之就积累了许多数据。

我是根据这些数据来改良自己的配方的。目前我探索出的这种过去我专门用来治疗肺癌的方案不但治疗部分肺癌患者有效，治疗部分胃癌、白血病、淋巴瘤、食道癌、乳腺癌、鼻咽癌患者也有一定的效果。比如，我近期用这一方案治疗​四川的某鼻咽癌已转移的患者，用药六七天后，患者的肿瘤开始变软和缩小。治疗湖北的某白血病患者四五天后，患者的临床症状开始减轻。治疗某胃癌患者一个疗程，​患者的体重上升，体力恢复。这些医案我有空时会陆续发布，这些患者的疗效表明同样的治疗方案用于不同的患者，可以有重复性的疗效，说明中医药抗癌具有科学性，经得起考验。

从古至今的每一张有效的中医处方都应该是在无数次的试验中，不断的摸索和修改而成的。如果我们深陷在教条主义之中，或停留在前人的成绩上不前行，中医就很难有进步。

孟徳尔做豌豆实验记录了几十万条数据，发现了遗传学定理。如果中医药对某种疾病的治疗数据也有这么丰富的话，没有来由找不出可以令人信服的科学证据。所以中医药和循证医学并不冲突，中医人完全可以用循证医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医药。

癌症非常难治，即便我现在的疗效比过去高了一些，但是仍然不理想，还有很多患者我没有治疗出良好的疗效来。有时看着这些患者的病情进展，我的内心既惭愧又忧急。因为大多数患者到了我这里，实际上已经是最后一站了，他们基本上都是用尽了各种中西医的方法均无效才找到我的，​我的治疗无效也就意味着他们的下一站就是死亡。

我所承受的这种压力一直在逼迫我不断的探索新的可行的方案，与传统中医所重视的“医者意也”相比较，我更相信数据，数据是不会想当然也不会说谎的​。所以我今后固然也会不断的阅读中医经典著作，提升自身的中医素养，但更重要的是要在数据的基础上，开展中医药抗癌的研究​。按照循证医学的思想，设计对照实验，寻求更优的用药方案，不断的提升临床疗效。

处暑的这一天，我扛着锄头去我的小菜地里挖地，挖了约三十平米地，累出了一身大汗，手磨破皮了。挖完地后，就给白菜定植，栽了将近一百棵大白菜秧苗，这就是我家的冬储大白菜了。这是很原始的种地方法，很累，但是减肥很有效。种了一年多的菜，我一身的赘肉基本上都减下去了，体重回到了二十多岁时的数值，也回到了标准体重范围。

今年雨水多，菜地里的蚊虫比去年多了许多。有几次夜里去菜地，蚊虫就像无数轰炸机一样，把我咬出了一身大包。我还为此过敏了几次，整夜皮肤瘙痒发烫，红肿了一大片。七倒腾八倒腾后，发现食用白醋竟是这种过敏症的克星，往红肿处多抹几次白醋后，红肿全消退了。

这种痛苦的经历让我有好几次想放弃种菜，有两周都不大去菜地了。不去菜地后，运动的积极性也消退了一些，那两周的体重就又开始回升了。最后我还是坚持去种菜了，只是把去菜地的时间改在了白天上午，蚊虫是文明害虫，它们很讲武德，​白天不咬人。

多年来，我也在和一身的肥肉作斗争，是资深的肥肉斗士。以往减肥的效果都不怎么样，体检时甘油三酯和胆固醇还高上去了，也有了轻度脂肪肝。不过种菜这一年多，甘油三酯和胆固醇下去了，脂肪肝也消退了。经常跟我跑菜地，孩妈的脂肪肝也不治而愈了。所以尽管有几次想打退堂鼓，但是为了这点健康上的好处，我还是把种菜坚持下来了。

我此前看过一本书，书名叫《掌控习惯》。我现在把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忘光了，但是这本书中的一句话我一直都还记得。那句话的大概意思是说，大多数的减肥最终都会以体重反弹回原状告终，只有当我们决定改变生活方式，把自己变成另一个自己时，我们的体重才能彻底降下来。

我也曾在健身房办过卡，姑且不说现在受疫情影响，不敢去健身房了。即便在疫情前，去健身房的效果也欠佳，因为很难一直坚持。种菜的好处是一旦种上了，就需要坚持去菜地浇水和摘菜。多日不去，田园就会荒芜。

离开农村二十多年，我常常怀念田园生活。种菜一年多后，酷暑和蚊虫又让我再次领教了过去在农村吃的苦头，吃苦的时候就明白真正的农民生活不只有田园诗的一面，还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要不然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想跳出农门。累的时候，被蚊虫叮咬得浑身过敏的时候，我也想放弃。但一旦退回到过去的生活状态中，体重也会毫不客气的反弹。

人活着就得脑体结合，身体得受点累，才能达到最健康的状态。工业革命后，大部分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我们中国人的体力劳动越来越少了。这种变化改变了中国人的体质，我国现在胖子越来越多，瘦子越来越少。由肥胖导致的糖尿病、脂肪肝、​癌症等现代流行病成了我国疾病谱系中的主流疾病。

这类慢性病之所以难治疗，也与现代人的生活方式难以发生根本性改变有关。我有个间皮瘤患者是山东威海人，我帮他治疗期间，特地叮嘱​他加强运动，而且告诉他每天要负重行走或跑步。他听了我的话，天天负重在海边跑步。那段时间他虽然用药很少，但是他的病奇迹般的好转。

他也创造了间皮瘤患者生存的一个奇迹，他确诊为间皮瘤后活了八年左右，远超他的那些病友。他有一次对我说，他刚患病时加入到一个间皮瘤群里去了，他当初认识的群友死得一个都不剩了，只有他还活着。遗憾的是，后来他觉得自己应该算是彻底痊愈了，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运动方面没再像过去那样坚持，还自作主张把药停了，没多久就复发并转移了。

大多数慢性病患者的生活方式都存在问题，不良的生活习惯让他们长期处在亚健康状态。患病后他们很难从根子上去改变自己，因为生活中的那些习惯实在​是太难改了。要建立起一种新的习惯非常不容易，绝大多成年人在建立新习惯的过程中都存在半途而废的问题。我一直都认为自己很有毅力，我能做到很多人做不到的把一件事情坚持到底。但是即便是我，在尝试建立起一种新的习惯时，也有过动摇——实际上种地这种习惯对我来说还不是新习惯呢，毕竟我是农村长大的，只不过中断了农耕生活二十余年而已。

要想全面的调动自己身体的自愈力，就得在生活方式上发生脱胎换骨的改变，而且得坚持到底，中途放弃就会前功尽弃。我支持患者做各种各样的运动——郭林气功、种菜、跑步、游泳、太极拳，这些对患者身体的康复都有一定的好处。​相对而言，中等强度以上的有氧运动的好处更明显。​如果能够一直坚持下去，效果会更好。

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罹患癌症？最主要的原因有三：首先是因为人均寿命在不断提升，寿命越长，罹患癌症的风险越大​；其次是人类生活方式发生了剧变，我们从重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了，吃得又比以前好多了，所以富贵病多了，越是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癌症和糖尿病患病率越高；第三是环境因素发生了改变，空气、水和食物受到污染​，致癌物多了。

我们要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避免被癌症折磨，就要从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上做出调整。癌症是一种多因素导致的疾病，单纯依靠医药，不调动自己的自愈力，是不容易治疗好的。

社会发展的速度很快，但是人的身体进化的速度很慢。物质条件改善后，很多人每天摄入的热量远大于消耗的热量，不改变这种失衡状态，我们就不可能有健康的身体。而要改变这种失衡，就意味着我们需要与自己的惰性做顽强的斗争​。人的天性就是好逸恶劳，谁不希望过舒适懒散的生活呢​？但受累就是我们的宿命。吃得越多越好，需要受的累就会越多。既想吃好喝好，又想不受累，最后就只能​损失健康了。

我还会督促自己继续与好逸恶劳的天性作斗争，督促自己改变过去的生活方式，坚持脑体结合，坚持体力劳动和运动。我一直认为，一个学医的人大腹便便，得一身慢性病去给患者看病是很荒唐的一件事情。​因为这意味着这种学医的人没有做到知行合一。他们学到的保健知识自己都落实不了，又如何指望他们能给患者做正确的指导和示范呢​？

让我们一起把改变生活方式落实到行动中去，而且不在困难前退缩​吧！

前不久有个终末期卵巢癌患者的家人在他的同学——另一位医师的推荐下来找笔者帮助他妈妈减轻痛苦。这个患者每次化疗都会肠梗阻，病情已经很严重了，靠化疗痊愈的可能性很低。笔者帮助她缓解一些临床症状，减轻了她的痛苦，治疗略有效果。

但患者家属不太甘心，加上患者的子侄辈中有两个在三级甲等医院工作的医生，这两位亲属一律主张患者以西医化疗为主。笔者是主张在这种现实的困境下，放弃化疗的，但是在与患者至亲们的意见相左的情况下，笔者的意见是不会被重视的。患者的儿女们一商量后，决定还是再化疗一次，我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这一次化疗直接导致该患者出现严重肠梗阻，副作用比前几次化疗都大，无法进食和排便，疼痛，血象也降得很厉害，每天只能靠输营养液维持生命，情况一天比一天严重。最近主治医生找患者家属谈话，认为患者已经到了最后的日子，应该准备后事了。患者希望叶落归根，回老家去。主治医生担心患者都无法顺利回到老家，​幸运的是患者回到老家了。

回家后，停止输液，患者的情况竟比医院里好转了不少。虽然如此，病情严重到这种程度了，剩下的日子也屈指可数。患者的家属仍然不死心，还是希望笔者继续治疗，​看看是否能够出现奇迹。笔者认为这种情况再治疗意义不大，所以只是建议他们用一些简单的外治方法减轻患者的痛苦。

这种情况以前我也曾多次遇到过。大概十年前，有个护士的妈妈也是癌症晚期，天天输液，身体每况愈下，主治医生也让家属预备后事。后来她决定把老人接回家去，停止输液两天后，老人的情况明显好转。她问我为什么会这样，我告诉她患者的身体已经虚弱不堪，输液给身体各个器官造成了负担，所以会越治疗越严重。停止输液反而更好，不足为怪。

我给这个患者开了一些口服的对症治疗的中药，让她愿意吃的时候就吃点，不愿意吃的时候就别勉强。服药后如果有改善就继续吃，如果没有改善就停药。这个患者服药后情况有所好转，慢慢的竟能下楼活动活动。她的女儿后来想了想，觉得老人身体恢复了，还能再治疗一下，又把她带回医院里输液。再输液后，老人的身体迅速崩溃，不久便辞世。

上个月，内蒙一个患者的女儿找我咨询她父亲的肝癌该如何治疗。这个患者的女儿认识我超过五年了，她的母亲患宫颈癌，五六年前，她曾带她母亲来找我治疗过。很不幸的是她的父亲今年又患了肝癌，在患肝癌之前，她的父亲已经因为其他疾病瘫痪了，身体大部分无知觉，需要家人全天候的照料。这次确诊为肝癌后，家里的亲戚还是​让她给她爸爸好好的治疗一下。

​当地医院里给出的方案是化疗​，我不认为这种治疗对患者有太大的意义。而且他们家庭的经济条件也很不好，有三个重病号，根本无力承担她父亲继续治疗的费用。患者住院期间，常常处于高烧不退的状态。我于是建议她把她父亲带回家，居家照料和治疗。不要用太多的药物，如果继续发烧的话，用小柴胡颗粒退退烧就可以了。

这个患者一家听从了我的建议，把患者带回家去，用小柴胡颗粒退烧，患者的体温降下来了，再没有超过37度。胃纳恢复，能够进流食，至今已经一月有余，情况反而比住院时更好。患者家属也安心下来了，不再折腾。

我自己的母亲最后的那段日子，我也是采取同样的方式去做医疗处置的。​只为她改善生活质量，不去在乎她的生存期。所以我母亲去世前两天还能出去打牌，后来她二次中风，不省人事，我的​亲属也让我想办法抢救，我放弃了。离别的那一刻终究是要到来的，与其让中风后遗症和终末期癌症一起折磨我母亲，不如让她轻松一点解脱。

母亲去世时我心里痛不痛呢？痛得很。但是现在我的母亲去世十年了，这十年的时间我又见证了许多癌症患者饱受折磨才离世。回首往事，我庆幸当初没有因为愚孝心理作怪，过度迷信治疗的作用而让老人饱受痛苦。

有太多的人对医疗有一种毫无理性的迷信心理，一定要治疗到底，似乎不治疗到底就是对亲人不负责。过犹不及，这样的治疗反而​加速了患者的死亡，降低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我在与终末期患者家属谈话，告知他们治疗的意义不大时，常常会有一些患者家属质问我​：“难道就这样等死吗​？”医学不是万能的，太严重的病是不可能治疗好的，即便想不等死也不可能。

在医学无能为力时，放弃治疗并非最坏的选择，比这更坏的选择是不顾一切的治疗。因为治疗并不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总是能改善患者的情况。在患者已经不可能有改善，甚至可能会有严重的副作用的情况下，继续的治疗只会促进患者早日离开人世，而且离开人世的过程还比自然死亡更痛苦。

一个心智成熟的人，应该有足够的理智去看待​死亡。前不久有个80多岁的卵巢癌患者腹水后，她的家人找笔者做临终关怀治疗。笔者尽可能减轻她的痛苦，患者治疗后体力改善，胃口好转，有段时间还能劳动。虽然最后患者还是不可避免的去世了，但是患者家属对这种改善型治疗已经相当满意，而且花钱也不多。患者家属心存感激，患者去世后，还很礼貌的向笔者道谢，我认为这就是理想的临终关怀治疗和理想的医患关系。

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或患者家属，只有不迷信治疗的价值​，才能不过度治疗。放弃治愈和延长寿命的目的，采取临终关怀治疗是一种理性抉择，也是对即将离世的亲人最佳的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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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有患者或患者家属为了解决某个问题，各种手段都用上，中药、西药、保健品、偏方，结果适得其反，病人的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带来了各种严重的副作用。腹泻、便血、肝肾功能损害，这种盲目的各种手段全部用的​做法是很危险的。无论是药品、保健品还是食品，都可能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带来新问题。​而且吃的这类东西太多，肠胃也受不了。有些问题的解决，需要的是时间和耐心，而不是堆彻各种药品和保健品就能解决的。身体虚弱的患者，也不是越补就越好，补过头了就会出问题，像癌症患者这样的患者，补品吃多了，癌症还​会疯狂的发展。血象低的患者，用的补血手段过多，也有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升血小板的药物用多了，就可能出现血栓，这个就比血小板低更麻烦了。腹泻的患者，如果各种治疗腹泻的药品、​食品和保健品同用，就会便秘。解决患者的问题时，要给身体一段时间，任何人的身体短期内摄入过多的药品或者食品，都可能会出问题，肝肾肠胃等器官都会处于超负荷状态。一旦这些器官出问题了，就会按下葫芦起来瓢，旧问题还没解决，新问题又来了。棘手的问题应该交给医生处理，与此同时，要给医生时间，医生会遵循安全有效的原则，去做恰当而非过度的处理。专业医师受过严格的医疗训练，他们对药物和食物副作用的了解比常人多，他们见识过的医疗事故也很多，他们的谨慎是有理由的。古人云，过犹不及，过度的治疗有时不如不治疗。很多患者死于过度治疗，而很多患者的过度治疗，恰恰是患者和患者家属操之过急导致的。我见过一些患者的病历上，医生会让患者本人或其家属签字声明某些不被认可的医疗方案是患者家属和患者要求做的，有的甚至要求他们声明有些药品是他们在医院外自购的药品或保健品，为什么医生们要这样做呢？因为这牵涉到医疗风险和责任，医生们扛不过患者和患者家属的要求，患者和患者家属自行用了高风险或过多的医疗措施，就需要患者和患者家属自己去承担这一部分责任。尽心尽力是好事，但是也要掌握一些基本的医学常识再去尽心尽力​。如果违背身体运行的基本规律，过度的尽心尽力，就成了操之过急，最后只能是适得其反了。​

有一次我的一个师弟联系我，他说他因为工作压力大而失眠。我问他怎么失眠了，他说他早上五点钟醒来后就再也睡不着了，以前是睡到七点钟的。我听后真是好生羡慕他，因为我自己基本上每天早上都是三四点钟起床，大多数时候，到早上五点钟的时候，我已经看了两个小时的书，然后为一家人准备早餐。七点钟的时候，我的所有的家务都已完成，背着笔记本电脑包到我的书房里研究患者的病案，开启一天的工作。

他为早上五点钟就醒了焦虑得不行，请我帮他治疗，我告诉他不用治疗。我自己从高中时代每天早上就是五点钟起床，那时候我每天学习时间14-16个小时。我这个人不聪明，但是论勤奋和毅力，我所遇到的人中还没有几个比得上我。如今我四十二岁，人到中年，家业已成，实际上可以享点福赖赖床，但是我没有这么做，依然保持过去早起读书的习惯。

自从我妈患病后，我每天晚上九十点钟入睡，早上三四点钟醒来，醒来后就再也睡不着，睡不着我就起床看书。中午我会午休一两个小时，偶尔上午或下午犯困时，也会随时打个几分钟到十几分钟的盹，只要闭目养神几分钟，精力就能恢复过来。我的这一习惯已经保持了快二十年了。

我从未为如此早起而忧愁过，我觉得这种忧愁纯属浪费时间。很多人随着年龄和工作习惯的改变，生物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睡眠时间也跟着发生了改变。有些人很自然的适应了这种变化，不为此忧愁；也有些人因此而忧心忡忡，用尽各种方法强迫自己多睡，结果睡眠状况越来越糟糕。

我虽然夜里睡眠时间少，但白天照样精力充沛。早起的人比别人多出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可以用于学习和工作。为什么要为早醒而烦恼呢？我的经验是醒了就起床，开始新一天的学习和工作，不浪费光阴，别强迫自己继续睡眠，也别忐忑不安的胡思乱想。

我不觉得自己失眠，从未给自己贴上失眠的标签，也不吃安眠药。人要学会顺应自然，也要学会顺应自己生物钟的变化。我在高中时看过一本成功学方面的书（这种书也只适合那个年龄段的我看了，现在我是一个字都看不下去的），那本书中提到失眠的问题，说是某个人每天的睡眠时间很少，开始时他很忧虑，后来想开了，干脆把睡不着的时间都用于学习，结果在事业上大获成功。

这个故事不知道是编的还是真实的——众所周知，成功学著作中太多的故事是编的，当时这个故事确实让我觉得耳目一新。我现在在事业上算不上大获成功，但是因为早起看书的时间比一般人多，确实多学了点知识，这些知识帮了我不少忙。

佛教徒睡得都不多，佛陀在《佛遗教经》中说：“汝等比丘，昼则勤心修习善法，无令失时。初夜后夜，亦勿有废。中夜诵经，以自消息，无以睡眠因缘，令一生空过，无所得也。当念无常之火，烧诸世间，早求自度，勿睡眠也。诸烦恼贼，常伺杀人，甚于怨家。安可睡眠，不自警悟？烦恼毒蛇，睡在汝心，譬如黑蚖，在汝室睡。当以持戒之钩，早摒除之。睡蛇既出，乃可安眠。”佛陀认为人贪图睡眠，不认真修道是错误的，所以佛教寺院里的早课时间是很早的，天还没亮，僧人们就开始了一天的修行。但是因为佛教徒把这当作必须的修炼，所以不会因为少睡而烦恼。早起对僧人们的健康也没有影响，反倒是修行到位的僧人们因为没有焦虑和烦恼，身心更健康些。

所以如果我们醒得很早，但是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就完全没有必要为睡眠的问题烦恼。每天睡多长时间是一个很个性化的问题，每个人需要的睡眠时间是不一样的。如果睡了之后不解乏，总是感觉头脑不清醒，这就是不健康的状态，需要借助医药的帮助。但是也要排除一下这些是不是因为自己为醒得早而过度焦虑导致的，我看很多人半夜醒后发愁，最后导致自己身心俱疲。如果他们能够调整心态，顺应自己生物钟的变化，而不是强迫自己去数羊催眠，相信他们也会精力充沛。

我不太会号脉，除了经典的浮沉迟数等脉象外，其他的脉我都不太确定自己号的是对是错，而且对浮沉迟数的脉象的解读也不是很有信心。这句话可能让许多人大跌眼镜，他们难以置信我这样的人号脉的水准这么差。

姜春华教授曾经准备做脉诊的研究，他把上海市的名中医找来了好些，让他们对同样的一批患者号脉，把脉案记录下来，然后做一下统计。统计结果显示，这些名中医号出来的脉象相同的比例不到15%，这个结果也令人大跌眼镜。姜老后来放弃了脉诊研究的立项，改为研究舌诊。因为舌诊客观些，脉诊太主观了，姜老觉得研究脉诊的意义不大。

姜老在其著作《中医与科学》一书中谈及过此事，有心人可以找来翻阅一下。姜春华教授出身于中医世家，从小跟随父亲学习中医，后来是上海市最有名的中医教授之一，临床疗效卓著。他受国家卫生部委托，组织上海中医界的骨干力量，对传统中医进行了一系列的专项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意识到中医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问题。他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后，挨了许多中医界同仁的骂。这没办法，涉及中医，说任何话都会挨骂。

疫情后，我被迫放弃面对面的号脉这种诊疗手段，专注于问诊和舌诊。这样就可以通过视频进行，不但能节省患者就医的费用，还能减少交叉感染的风险，结果临床疗效比以前高一些。按理说中医的四诊合参比仅靠问诊和舌诊应该更好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仔细想了想，是因为没了脉诊后，我受到的误导减少了许多。

脉诊的时候，我很容易被古人的不太严谨的理论牵着鼻子走，而且总是费尽心思去想病人到底应该属于什么脉，对应的应该是什么病。放弃脉诊后，我就耐心的以问诊为主，把病人各种症状都问得清清楚楚。然后按照方证学派的做法，在自己的知识库中寻找与患者症状相适应的方剂，不太确定的地方就查查资料，结果效果比面诊好多了。

今天还有个熟人介绍的鼻炎患者对我说，我隔着屏幕，也不号脉，就把她多年的鼻炎治好了，真是不可思议。她之前多方求医问诊，屡次治疗都失败，这让她快失去信心了。我在想，如果我对她号过脉，也许因为对脉象存在疑问，用药反而要走弯路，疗效不一定有这么好呢。

问诊结束后，我还经常查阅资料来增强判断的精准性。我真的特别感谢我的患者们，他们对我真是太仁慈了。我经常对他们说，这个问题我还不是太清楚，我先记录下来，一会儿查查资料去，查完了再答复他们。这些患者们没有因此而鄙视我的学问不够，而是耐心的等待。这是过去当面诊治病人时办不到的，当面诊治时总是需要现场就把处方开出来，有时候思虑不周也硬着头皮开了，结果疗效不理想的时候就比较多。

以前我看过一部外国电影，我忘记了电影的名字，那电影讲的是一个黑人医生非常喜欢钻研，有时候为了一个病人的疾病要翻阅很长时间的文献，他还创造性的做过连体婴儿分离手术，电影的主题是赞美他勤于钻研。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心中一直在想，这样的医生若是在我国，大概会被病人的口水淹死，因为病人会觉得他经验不足，还需要临阵磨枪的翻书。

现在看来我的担忧是多余的，我们国内也有许多患者喜欢我这样的临阵磨枪的翻书的医者，他们觉得我对他们尽职尽责，愿意花心思去研究他们的疾病，而不是敷衍塞责。当然也有许多患者不喜欢这样的医生，他们更喜欢让他们觉得信心满满的不用翻书的医生。

我一直都觉得自己的医术稀松平常，但是偶尔也能治好一些其他的医生治不好的病人——当然也有很多患者我治疗的效果很差，他们找别的医生治疗比找我治疗的效果更好，所以这没什么好吹嘘的。我之所以能够侥幸治疗出一些疗效，我个人觉得根本原因在于我问诊非常仔细。我最少会给患者十分钟的问诊时间，多数时候会问诊半个小时乃至以上，收集患者全部的体征信息，然后对患者自诉的各种症状进行认真的分析，最终得出该用何种方剂的结论。这样的问诊有时会出错，但是正确的概率相对要高许多。

我这些年越来越倾向于方证学派，非常认可胡希恕教授所说的“方证是辨证论治的高端”，我把学习的重点放在记忆各种处方和各种药物的适应症，不在传统的阴阳五行上兜圈子。临床治病时，重视收集患者的临床症状，并且将其作为主要的用药依据，结果往往能取得令患者和自己满意的疗效。

不过有些中医同行却总是指责我们这样的学习中医的人还没入中医的门，但是他们自己的疗效却未必有方证学派的中医师那么好。胡希恕教授在世时，就毫不留情的批判中医的一些理论陈腐过时，但是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遇到的疑难杂症和重症患者，往往需要胡希恕教授来做一锤定音式的诊断。这主要是因为中医的基础理论与临床实际脱节的地方太多，所以导致中医基础理论学得越好的，有时疗效反而越差。北京朝阳医院曾经有个老大夫告诉我，他们医院有个药店学徒出身的中医师的疗效比一个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出身的中医师的疗效好多了。若论讲课，当然是后者精彩。

我治疗自己和家人，很少号脉，但是治疗的效果都还不错。我个人认为要学好和用好中医，就要慎谈“医者意也”这样的太唯心的话，避免采用过度主观的猜测性诊疗手段，努力掌握更客观的诊断方法，因为这样才能减少出错的概率，提高临床治病的成功率，我是打算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