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我母亲在北京一家三级甲等医院治疗胃癌。主治医生是一位专门负责消化道肿瘤内科治疗的副主任医师，他是一个年龄约四十岁的医学博士。我母亲术后返院时，被安排住院检查，我父母在住院期间会看每日的费用清单。住院的第一周，还没开始治疗，每日花费就在五千元以上。

我母亲就问了一下主治医生花费怎么这么高，这个主治医生当时很不耐烦，又很不礼貌的回复我父母一句话：“你儿子预交的钱不是还没花完吗？需要你们着什么急？老老实实配合就是了。”我父母因为这医生的态度而勃然大怒，尤其我母亲，她觉得这医生讲话几乎毫无人性。

母亲心疼我赚钱不易，于是当日就不顾任何劝阻出院了，不肯再去医院检查和治疗。我很无奈，只好硬着头皮，自己给母亲做后续治疗。实际上像我母亲那样的还不是太严重的胃癌的治疗，中西医结合的效果会更好，但那个医生的沟通水平让我母亲直接对医疗失望到了极点，再不肯配合了。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还专门查了一下我母亲当年的主治医师的情况，他如今已经成为主任医师和博士生导师了。我不知道这些年他与患者的沟通水平有没有提高，也不知道他带出来的学生在医患沟通方面会否继承他的衣钵。老实讲，他令我对医疗系统内的专家们的医患沟通能力很失望。

当然，他并非唯一的不太会与自己的患者沟通的医生，我带着我母亲在武汉的某三级甲等医院找了一个专门研究胃癌方面的院士看病，他的态度更恶劣。我母亲当时还只有出来了胃镜报告，他看后直接断言，这已经是很严重的胃癌了，活不了多久。我和我父母在他的诊室里希望得到更多的指导，被他以非常不耐烦的语言轰出来了。

如果我免费找他咨询，他是这种态度，我能理解，但我花了高价挂了特需专家号，已经表达了我对他的信任和尊重，他依然如此，这就令我颇为难受。实际上，我母亲术后的大病理显示，这个院士徒有虚名，判断错得离谱。

我遇到的这两个医生都还在世，也都还在相关的医疗机构工作，我如今也从医，能够部分理解他们，但仍然无法苟同他们的做法。也许患者实在太多，他们也忙得焦头烂额，所以很难有耐心，但如此拙劣的医患沟通水平，说明他们实在很不称职，而他们高居院士和博士生导师之位，也让人对医学教育的前景堪忧。

我常怀有一种期待，就是我们的医护人员能对患者温和一些，多点人文关怀精神。我自己因此而弃商从医，一度受到了某个医疗机构负责人的青睐，蒙其看得起，让我担负起某个医疗机构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我当时之所以被吸引住，加盟该医疗机构，是因为我提出的“做有温度的医疗”的理念被该医疗机构负责人所认同。但实际上这样的认同只不过是叶公好龙而已，当我准备在那里实践我的理念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被忽悠了，所以后来我离开了那里。

昨天，我的一个多年的读者因为她的父亲患有肠癌而咨询我。她是上海人，她的父亲正在上海的一家三级甲等医院住院治疗。刚与我通上话她就泣不成声，她父亲的主治医师和她沟通的时候，就像我母亲的主治医师当年和我父母的沟通一样简单粗暴，这让她既无助、恐惧、焦虑，又愤怒和痛苦。

亲人被确诊为癌症，对一个家庭来说不啻为晴天霹雳，每个家属都迫切地希望从医生那里了解更多的信息。但很多临床医生对家属的心情毫无体会，他们连基本的检查报告都不肯给患者家属看。这位家属希望看到自己父亲的检查报告，或咨询医生她父亲的治疗方案可不可以考虑中西医结合时，主治医师有些愤怒的质问她学过医吗，是她懂得多还是医生懂得多，就此打断她。

我尽量详细的向我的这位读者解释了她父亲的病情，并告知她，医生现在给出的方案是合理的，让她不需要多担心。同时希望她对医生因为工作繁忙和医患沟通经验不足而无法和她好好沟通而多担当点，我告诉她医生出的治疗方案还是正确的。我向她讲解了这个病的特征，以及她父亲当下所处的状况和预后，告诉她如何更好的照顾她父亲以及与她父亲的主治医师沟通。这番通话结束，这个读者心中的恐惧、悲伤和不安的情绪缓解了很多。

如果我们翻开我国的医患沟通方面的官方教材，我们会从中看到许多触目惊心的数据，中国的医疗纠纷正在呈爆炸性增长的趋势，一些恶性的伤医事件频繁见诸于报道。每次出现类似的恶性案件的新闻后，我看网络上有许多的叫好的声音。

我因为热爱医学而学医，如今也可以说是医疗行业中的一员，看到这种现象，心情其实颇为沉重。我们不能把医患纠纷高发的责任都归之于患者和患者家属的不理性——尽管患者家属和患者的不理性和看病不付费的行为确实客观存在，但部分医护人员的医患沟通能力恐怕也存在很大的问题。

在看《当呼吸化为空气》一书时，我被其中的一句“当手术刀不能发挥作用时，医生要会用语言去治疗患者”深深打动。有许多患者的疾病已经不是医学技术能够解决得了的问题，当他们向医生求助时，如果医生能够有一颗悲天悯人之心，耐心向患者和患者家属做一些解释，尽可能地安抚和舒缓他们的情绪，然后采取适度的临终关怀治疗，患者和患者家属会好接受许多。

我们现在片面的把医疗理解为用手术刀和药物治疗患者，这只是把医学当作一种技术来对待，忽视了医学服务的对象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很多医生不懂得基本的人情世故，不知道照顾患者的心理，最终导致医患关系非常紧张，有些甚至酿成恶性悲剧，这很令人痛心。

当然，在我带着家人求医问诊的过程中，我遇到的绝大多数医生都是非常好的医生。有些医生，比如协和医院的黄席珍教授这样的德高望重而又和蔼慈祥的老大夫，甚至让我特别感动。她不但帮我治疗我的亲人，还耐心地为我答疑解惑，指导我学医。我的师娘在她那里治疗的两年间，我差不多算得上她半个学生，她指导我学习了许多新知识。

像黄席珍教授这样的好医生，我相信她的患者们就会非常喜爱她和尊重她，但现在像她这样的医生数量也是不多的。我在参加医学考试前，看了许多备考的资料，我经常是一边看一边想，若是真正按照执业医师考试的这些标准来要求医生，恐怕大多数的临床医生是不够资格当医生的。许多人学的医学伦理和医患沟通的相关知识，除了应试时用过，其他时间恐怕都不曾用过。

安抚患者和患者家属的情绪，详细为患者和患者家属科普疾病的相关防治知识，是医生的职责所在。把患者当人看待，而不是当作冰冷的病历看待，处理事情合情合理，就很少有患者为难我们。

有一次我应邀去甘肃庆阳看一个患者，那个患者之前在北京告病危的时候被我抢救过来了。后来回家，一次感冒后，他又处于病危状态。我到的时候，患者已经在医院的重症病房里住着，他的主治医师忙着让患者家属签署一系列的法律文件。我理解这个主治医师的心情，患者即将离世了，他担心后续会有医患纠纷。而且看得出来，他和患者家属之间的关系很紧张。

患者家属请求我帮忙处理患者的病情，我见到患者的时候，患者已经不能腹式呼吸，只能胸式呼吸了。终末期的癌症患者到了这种程度，已经无力回天。于是我耐心地与患者家属沟通，告诉他们真实的情形，并且劝说他们按照本地的习俗，做好患者即将离世的安排。

患者家属听完后理解并接受了，他们又支付费用，请求我陪同他们一起送患者回乡下老宅，好让患者不至于在路上就去世了。我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全程没有与患者家人签署任何法律文件。

这个患者一家直到现在仍然与我保持非常友好的关系，他们的亲戚朋友生病了，还是会来找我看。这件事情让我知道，在医患关系中，合情合理比合法重要多了——法律文书又岂能抵挡得了在过度悲伤的情况下失去理性的患者家属的屠刀？只有医生的慈悲不但可以减轻患者和患者家属的痛苦，还能降低自己的职业风险。

我希望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得越来越好，希望患者们能够得到越来越好的照料，也希望我国的医护人员都能在工作中收获快乐、平安与成就感。但要做到这些，恐怕我国的医疗系统在人文关怀精神上要有大幅度的提升才行，医护人员也不只需要学好医疗技术知识，医患沟通能力的提升也很重要。

一个大二学生，想跟我学中医，我因为自己才学尚浅，总觉得自己不配当人家的老师，于是婉言谢绝。但是谢绝了多次，人家还是非常诚恳的希望跟我学医，请我收了他。

于是我就随便与他聊了聊，想了解一下他的文化基础如何。我问他石灰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分子式怎么写，水的分子式又怎么写；孟德尔是谁，他发现的遗传学定律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达尔文的主要贡献是什么。这些他都回答不上来。问他唐宋八大家都有谁，他只说得出苏轼的名字。再问他集合与元素之间的关系，也说不出来，问他南北朝是中国的哪个时期说不出来。他说自己是文科生，高考考了535分。我就选择文科的历史问他，文景之治是哪个朝代的，说不出来；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分别是哪个皇帝治下的事情，说不出来。问他“房谋杜断”这个成语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典故，也说不出来。

他说他高考语文成绩最好，于是我考问他辛弃疾是谁，这倒是说得出来，让背上辛弃疾的经典作品，只背得出一句“少年不知愁滋味”，接着就无法再往下背了。他反问我，难道你还记得？我于是把这首词一字不差的背出来了。接着再谈其他作家的代表作，基本上全部答不上来。

我有些吃惊现在的大学生的文化功底为什么会这么薄弱，甚至怀疑他是不是真的大学生。他说上到大二，高中学的东西都忘个差不多了，而他们接受应试教育，化学和生物这些课程，他们文科生根本不会认真去学。

我就再问问我的几个在高中搞教育的朋友，问他们这种情况正常吗，结果告诉我正常的居然占多数。这个回答大出我的意料之外，二十多年前学过的这些东西，我都还记忆犹新，为什么现在的学生学的知识如此的不扎实？

我不太客气的告诉他，文化基础如此薄弱，是学不好中医的。中医并不是什么人想学就能学。学医最后是要为病人治病的，没有过硬的文化基础，今后做临床，容易出医疗事故，出了医疗事故不只会害病人，也会害医生自己。

我一直觉得自己的水平不高，在自学中西医和从事临床实践的过程中，经常会感到力不从心。所以不敢懈怠，每天都读书做笔记，也向其他老师请教，不断提升自己。我好歹还有一点文化基础，能读懂古文，偶尔还能用文言文写作，写的东西还不算太离谱。如果我都感到学中医吃力，那跟我差距很大的，是很难学出特别好的水平来的。

诚然，过去也有读书不多的人学中医，但是时代不同了，随着科技的发展，人民群众对医疗质量的要求比以前高了许多。现在开始学中医的人，注定了是要面对未来的。未来大家对医疗质量的要求只会比现在更高，这可以理解，生病后，谁都希望能得到更安全和更有效的治疗，毕竟生命是宝贵的。而要做到安全有效，医生就得学富五车。否则就要面临复杂的医患纠纷，承担不可预测的风险。我相信大多数临床医生现在都能切身感受到医生越来越难当了，因为病人的要求比过去高了许多。

最近有个江西籍的乳腺癌病人向我咨询，在找我之前，她找了好几个中医师，有开汤药的，有做针灸的，都信誓旦旦的告诉她，他们能治好她的病，并且恫吓她，如果她做手术了，后果将是多么的严重。吓得她根本不敢手术，连她母亲得了另一种妇科肿瘤也被吓得不敢手术。

但不幸的是，给她治病的几个中医师，无一例外的把她越治越差。她找我咨询的时候，告诉我一堆的症状和问题。我听完后认为她还是要首先考虑手术，术后再进行中医治疗，而且判断她的畏寒之类的症状与甲状腺功能减退有关，建议她去内分泌科找医生开甲功五项的检查单，排除一下再说。

结果她的手术做完了后，人好了很多，并没有出现之前的中医师恫吓她时所说的那些严重后果，甲功五项检查也确诊了她就是甲减患者。她的治疗思路因此而被理顺，我给她的中医辅助治疗建议也有据可依，治疗既安全又有效。如果不是我有一定的文化基础，且能不断学习，我就帮不了这个患者。我们是在扩招之前上的大学，而且我那时还高出重点线很多分，可能那时候的大学生的功底的确比现在的扎实。

有些人错误地认为学中医好就业，以后能有个稳定的饭碗，所以想来学中医。有这种想法的人不妨去知乎上看看那些中医专业的人如何谈论他们的就业前景，我在现实中接触到的很多中医学院的毕业生就业困难，很多地方中医科的患者不多。真正患者较多的，还是疗效受到患者认可的中医师，这些人在中医这个群体中，也只占少数。所以想混碗饭吃的，大可不必学中医，很多专业比中医就业前景更好。

学医最主要的还是要自学，在医学领域要想自学成功，一定程度的文化根基是不可缺少的。一个医生毕生要花大量的时间阅读文献，自学医学相关知识。我自己在临床实践中，一直都主张多学科合作，多靶点抗癌，多种手段和思路相结合，严格控制副作用，将其控制在患者可耐受的范围内。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为患者争取时间，也为医生降低职业风险。

不过要搞懂这么多，可真不容易，只有多读书一条路。我读书的诀窍有三：一是不放过，任何一个搞不懂的地方都不要带过去，哪怕要因此而重新去学习一门课程也不能放过。要从不懂到似懂非懂，再到完全理解。二是多查询，读技术类书籍，总会有许多以前不知道的术语，遇到了就查，在书上做笔记，久而久之就能积累很多。三是顺藤摸瓜，阅读一本书的时候，必定会从作者那里知道另一些书，如果感兴趣就找来读读。所以一个人如果真的有心学医，喜欢阅读，并不需要任何人开书单，甚至也不用老师教。读着读着，自己就知道还要读什么书了。最后只会觉得时间不够用，而不会觉得无书可读，或者不知从哪里着手。

我有句话可能要得罪一些人，我认为不管是学中医，还是学其他，凡迷茫者，皆非有心人。真正的有心人，是一定能自己把路走通的。

立秋后的第二天，我到阳台上，猛然发现我种的栀子花今年二度开花了。我在北京种植栀子花近二十年，这是我种的栀子花第一次在立秋过后二度开花。百度搜了一下，立秋过后栀子花二度开花并不奇怪，只要光照、温度和肥力均适合栀子花生长，立秋后的栀子树就能长出花苞，并且适时开花。

我以前在自己租赁的书房里养过一盆水培紫罗兰，那间书房是正南向，阳光很好，养的紫罗兰的颜色呈紫红色，鲜艳耀眼。后来我的书房退租了，我把这盆紫罗兰拿回家养了，放在一个采光并不好的地方。不久，紫罗兰的叶子变成了墨绿色，就像完全变成了另一种植物。

孟德尔做豌豆实验时，观察了豌豆在各种不同的生长条件下的各种形状，并据此研究出了遗传学的两个基本定律：分离定律和自由结合定律。同一棵植株结的不同种子，在不同环境下，长出来的许多形状不一致。遗传基因和环境共同作用，让植物得以呈现不同的形状。

环境对植物的影响是如此的显而易见，这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不只有植物容易受环境影响，人也一样。这几年，我见证了一个抑郁症患者更换了生活环境后，不用服用任何药物，症状大为减轻，几乎不再有抑郁症表现。但是当她再回到原来的环境生活时，抑郁症和暴食症的症状又非常明显。

人生活在一种存在毒性压力和污染的环境里，身心都很难健康。植物在缺乏阳光、水分和肥料的环境中，也很难正常生长。工作环境和家庭环境对人的身心健康的影响都很大，我们居住和工作的环境既应有良好的自然条件，也应有融洽的人际关系。不只有战争才需要“天时”、“地利”和“人和”，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要想健康，也需要这些。

过去，人们居住很讲究“风水”。“风水”中固然有迷信成分，但不可否认的是，“风水”也有一定的科学道理。房屋的周边环境、采光和通风条件对人的健康是有很大影响的。房子采光和通风条件如果不好，住在房子里的人就很容易生病。而一个家庭里的成员多病，整个家庭就不容易快乐起来。久而久之，家里就诸事不顺，所以人要择地而居。

人也要选择好配偶和朋友，好的配偶和朋友能让我们生活在愉快的心情中，不好的配偶和朋友则会让我们心境恶劣。人是一种群居动物，没有伴侣的人生寂寥得很，但是若选择的伴侣是一个处处让我们难受的人，我们的健康也会因此而大受影响。

很少有人能强大到完全不受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我想那样的人应该是不存在的。自然环境中的致病菌和致癌物，社会环境中的冲突，都会对我们整个身体造成不良影响，这是医学承认的事实。

但遗憾的是目前医学为病人所做的事情很有限，医生无法改善患者的居住条件，也没有医生能为患者调整家庭关系。患者需要自己努力去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离开有毒性压力的人群，离开存在污染和通风、采光条件不好的居住地，这些对身心的康复都很有帮助。

VEGF（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是一种重要的肿瘤标志物，许多患者的检测报告中，VEGF表达过高。​VEGF是一种具有多种生理功能的促血管生成因子，它能促进创伤愈合、组织器官修复、胚胎发育和血管生成等。它在正常组织中极为少见，但是在缺血、炎症、肿瘤等病理情况下表达异常升高，所以检查VEGF可辅助诊断上述疾病。

肿瘤患者VEGF表达过高通常提示预后不良，VEGF是癌症患者无病生存和总生存率的不良独立预后因素。在乳腺癌患者中，VEGF与肿瘤的大小、受体阴性、突变型p53​、肿瘤分化不良等有关。VEGF在抑制血管内皮细胞凋亡的同时，还可以抑制乳腺癌细胞的凋亡，降低内分泌​治疗和化疗的效果。

VEGF也不是一无是处，它也给癌症的治疗指明了方向，抗肿瘤血管生成疗法就是针对VEGF的有效疗法。肿瘤的生长依赖血液供应营养，VEGF在新生血管的生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抑制VEGF就能抑制肿瘤血管的生成，延缓肿瘤的发展​，延长患者的生存期，这就是贝伐珠单抗等抗肿瘤血管生成药治疗肿瘤的理论依据​。

中药中的许多药物（或方剂）的功效与贝伐珠单抗的作用相似，如西黄丸、川芎、莪术等，​它们也都能抑制肿瘤血管生成，而且其抑制肿瘤血管生成的效果与剂量呈正相关。这些药在中医中属于活血化瘀药或破血逐瘀药。

传统中医有许多方法判断患者是否属于血瘀体质，并以此来决定​是否给患者采用活血化瘀的思路治疗。但传统中医的诊断准确率不如现代医学检测手段，我们可以将西医诊断和中医治疗​相结合，对VEGF表达高的患者采用以活血化瘀药为主的方剂治疗。

当然，VEGF表达高不仅仅与肿瘤有关，它还与炎症、缺血​以及糖尿病等因素有关。VEGF能促使炎性细胞聚集，当组织缺氧时，也可能会上调VEGF基因的表达，​诱导血管形成，改善缺血的症状。而炎症、缺血以及糖尿病等​也经常与肿瘤共同作用，促使VEGF表达过高。有些肿瘤患者可能同时存在糖尿病、​缺血和炎症的情况，对这些患者的用药，就要兼顾许多方面。

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临床用药都需要有客观的用药指证​，诊断越明确，用药的针对性越强，疗效越可靠，副作用也越小，患者和医生的风险也越小，治疗收益越大。所以，中医师不应排斥现代检测手段，而是应该学习相关知识，明白像VEGF这样的肿瘤标志物背后的原理，与时俱进，而非墨守陈规，这对我们提高中医治疗癌症的​疗效是大有好处的。

我一直在研究用中药大复方抗癌的“鸡尾酒疗法”，可以说这是我治疗癌症的核心理念。我每天都在阅读各种各样的中西医文献，有所得即用文章记录下来，这样一点一滴的积累与肿瘤相关的医药知识，更新自己对肿瘤这种疾病的认识，调整用药方案，在临床实践中去检验自己的认知。我从临床疗效中切身的感受到这是一种正确的方向，我是理工科出身的，先学的工科，后学中医。工科讲求的求真务实，一板一眼的行事风格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我研究中医治疗癌症这么多年，承蒙患者看得起，他们让我有了充足的临床实践机会，我得以在临床实践中将中医思维模式与现代科学思维模式相结合，研究并不断的改良传统的中医抗癌方剂，观察疗效，尤其是重复性疗效——重复性疗效是验证中医抗癌科学性的重要证据。我最初是用单一的方剂或很少的几味药来治疗癌症，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包括我以前很喜欢用的西黄丸，有效率都很低，而且价格昂贵，大多数癌症家庭承受不起。后来我就逐步的将多种方剂组合在一起，再根据现代药理学和医学研究成果，改良这些方剂，添加一些被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有抗癌作用的中药，逐渐我的一些大复方的用药就发展到超过一百多味。这样的用药在中医界历来深受诟病，但是从现代药理学和病理学的角度来看，却是非常有价值的探索。如今我可以这样说，在某些病种上，我研究的一些方剂的有效率比传统的抗癌名药西黄丸高很多，费用则比西黄丸这样的名贵中药低很多。西黄丸只是我早期用过的一种抗癌药，现在基本把它淘汰掉了，因为它的性价比太低，多数癌症家庭不能负担，也容易因为昂贵的治疗费用造成医患间的冲突。我现在只建议医保能开出西黄丸的患者用它。传统中医一向都是用复方治病，虽然也有单味药治病的方剂，但是在中医浩如烟海的方剂库中，单味药组成的方剂只占极少数一部分。传统中医的许多理念非常的好，传统中医用中药的“七情”（单行、相须、相畏、相使、相杀、相恶、相反等七种关系）来组方，让一张中药方剂中的各药物互相之间产生各种各样的协调作用，这比用单一的一种药物来治病要科学和有效很多。传统中医强调治病要扶正与祛邪相结合，这种理念也特别的适合癌症患者。然而传统中医在药物治病的机制研究上，往往很粗糙，甚至发展到极端的时候，对药理的解释近乎想当然。现代医理学和药理学在这方面的研究很深入，通过大量的实验找到了药物中的有效成分，搞清楚了这些成分发挥作用的机制。中医要进步，就得吸纳这些。中医药要有创新，不创新就没有提高的可能。我们现代人学习中医，除了阅读古代文献，阅读历代医生的临床笔记，还要阅读大量的现代中医药研究文献和生物学、西医文献。临床中医师要想提高疗效，阅读文献是关键，阅读的文献越多，我们临床时思路越开阔。现代药理和医理研究成果可以让我们在临床过程中，更好的把握中医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有些人对这些嗤之以鼻，这种守旧的态度为我所不取。临床工作者要有开阔的视野，也要有勤学的习惯。我这一辈子可能都会在中药大复方鸡尾酒抗癌法这个方向上耕耘，研究每种药，在临床中试着去用它，观察疗效，积累数据，用这种办法在我的这种鸡尾酒抗癌法上添砖加瓦。癌症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病，治疗癌症很难靠单一的药物和方法取效，鸡尾酒疗法是一种联合多种药物和方法来抗癌的治疗思路，适用于西医，同样也适用于中医。

20世纪末，世界卫生组织对15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的抽样调查发现综合医院患者中各种类型的精神障碍高达25%－35%，但当时上海内科医师对心理障碍的识别率仅为15.9%，远低于15个国家的中位数。2007年我国5个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和长沙）共15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门诊调查发现焦虑和（或）抑郁障碍的患病率为16.5%，在862例患抑郁和（或）焦虑障碍的就诊者中，仅有8.5%被建议到精神科就诊，6.4%被给予精神科药物。2007年全国13家综合医院消化内科门诊患者的调查研究发现医师对患者抑郁障碍（患病率14.39%）和焦虑障碍（患病率9.42%）的识别率仅为4.14%。

以上这些数据均来自于李涛和徐一峰主编的《精神科医生手册》（全国县级医院系列实用手册中的一册），这些数据充分说明每个医生在日常工作中都要大量接触精神疾病患者。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思维和语言莫名其妙的就诊者——甚至很多就诊者的家属也存在精神障碍。

之所以临床医生接触的精神障碍患者较多，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一些患者是原发性的精神障碍患者，也有一些患者是继发性的精神障碍患者，他们的精神障碍是由其他疾病诱发的。贫病交加是许多精神障碍患者的致病原因，一些慢性病给患者带来沉重的经济和精神负担，时日久了，就很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精神问题。精神障碍也是极端医患纠纷事件中的主要诱因之一，临床医师了解精神医学常识，在日常工作中能识别出精神障碍，给患者相应的帮助和支持，将其中需要到精神科治疗的患者及时转诊到精神科，可以提高医疗质量，改善医患关系。

精神障碍的诊断不像其他疾病，它依靠的不是仪器检测，而是医生的临床经验。我国非精神科的临床医生受过精神医学相关培训的很少，所以对精神障碍识别率很低。这严重影响了医疗质量，举例来说，一个抑郁症患者可能因为头痛而去神经内科就诊，如果医生不能识别该患者的头痛为抑郁症引起，而是按照神经性头痛治疗，就不能取得良好的临床疗效。同样，便秘也为抑郁症的常见症状，有些抑郁症患者可能会因为便秘去消化科就诊，消化科医生如果不能识别出患者的病因是抑郁症，也无法给患者提供专业的帮助。这都会导致临床误诊率升高，也会诱发医患纠纷。

精神障碍患者有一些鲜明的特征，只要接受过相关培训或自学过精神医学的相关知识，就能提高对精神障碍患者的临床识别率。意大利的非精神科医生对精神疾病的识别率能达到32.5%，而澳大利亚非精神医生对精神疾患的识别率则可以高达54.5%。这都显著高于我国非精神科医生对精神疾患的识别率，意大利和澳大利亚医学基础教育中都有相关的精神医学方面的内容。这表明与精神医学相关的教育和培训是提高临床医生对精神疾患识别率的关键。

接受过精神医学相关培训的医生可以通过交谈和观察发现就诊者存在的各种感知障碍、思维障碍、情感障碍、意志障碍、注意障碍、动作行为障碍、记忆障碍、意识障碍、自我意识障碍、智能障碍等。我们可以通过对患者的语言、神态和行为的观察和分析来判断患者存在何种精神障碍，甄别出患者的某些临床症状是精神疾患引起的，还是其他疾病引起的，更恰当地治疗患者。

精神障碍患者就诊时，对医生的依从性很差。另外，由于整个社会对精神障碍存在歧视现象，导致精神障碍患者有病耻感，很多精神障碍患者在医生与其谈论精神疾病时会出现愤怒的反应，不愿意接受医生的建议。他们在为其他疾病就诊时，也缺乏正常患者所具有的理性。这就需各科医生学习与精神障碍患者沟通的技巧，提高临床疗效的同时，也规避因此而产生的风险。

肺水肿多见于慢性肺病（如肺癌、间质性肺炎、慢性气管炎、哮喘等）合并心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在慢性肺病的老年患者中并不少见。肺水肿常会引起咳嗽、痰多、喘鸣、肿胀等四大主症，并可能诱发胸闷、胸痛、肩痛、无法平卧等兼见症。

此病的治疗多以利尿剂来消除水肿，但利尿剂用多了后，就会出现量效反比的现象，病人刚开始时用药有效，其后则非但无效，反而会加重机体虚弱。

肺水肿在中医属于肿胀病，明代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中对这种病有非常精确的论述：“凡水肿等症，乃肺脾肾三脏相干之为病，盖水为至阴，故其本在肾；水化于气，故其标在肺；水唯畏土，故其制在脾。今肺气不化精而水泛，脾虚则土不制水而反克，肾虚则水无所主而妄行。”所以治疗肺水肿，要在健脾、益肾和宣肺三者并行，不可单纯的见水治水。

张仲景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有多张方剂可用来治疗肺水肿，如苓桂术甘汤、金匮肾气丸、真武汤、麻黄汤等，这些都是治水饮病的经典名方。但对慢性病患者来说，以上方剂虽能奏效一时，却也很难维持较长时间的疗效。所以组方治疗肺水肿，需要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医学的研究成果，推陈出新，以期取得更好的疗效。

中医的健脾利水药，如黄芪、茯苓、猪苓、白术、防己、车前子、薏苡仁、葫芦、苍术、莱菔子等，在缓解肺水肿的急性症状（如胸闷和咳喘等）方面，能发挥到一定的作用。现代药理实验研究发现，这些利水药可以减轻动静脉的阻力，使静脉回流畅通，降低肺动脉高压，所以患者的水肿、咳喘、胸闷等一系列临床症状能得到缓解。在急性发作期，如以中医健脾药与利水的西药同用，效果更迅速。

但健脾容易伐肾，利水过多伤正气，利水的中西药用多了，容易导致患者正气受损，神疲体倦，萎靡不振。所以中医在健脾利水的同时，也应补益患者的肾精。偏肾阴虚者，用六味地黄丸和二至丸等补肾阴，偏阳虚者，用桂附地黄丸或金匮肾气丸温补肾阳。肾阴虚者多虚火上炎，心烦失眠，口干舌燥；肾阳虚者多畏寒肢冷，不欲饮水，小便清长，舌苔水滑。

对肺水肿患者而言，适度使用宣肺平喘之品，如炙麻黄、紫苏、桑白皮、杏仁等，有事半功倍之效。有些患者尚有表证不解的情况，如发热畏寒等，则又需要根据患者的情况加上解表的桂枝、麻黄、香薷、连翘、薄荷之属。肺水肿患者用宣肺平喘药时，麻黄和香薷的量宜略大，且应久煎。若患者痰多咳嗽，尚应加入止咳化痰之品，如陈皮、竹茹、半夏、紫菀、款冬花、桔梗、贝母、甘草等。

慢性病患者的病程长，存在久病必虚和久病必瘀的现象，所以治疗肺水肿患者，尚需根据患者的临床症状去判断患者是否存在虚弱和血瘀的情况。若正气虚弱，酌情加党参、人参、西洋参、麦冬、五味子、菟丝子、沙苑子、墨旱莲、女贞子、枸杞子等。如患者存在血瘀的情况（通常表现为唇舌颜色偏深），则应酌情加丹参、赤芍、川芎等活血化瘀药以改善患者的微循环障碍。

急性发作期过后，患者需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戒烟戒酒，慎风寒，多锻炼，作息也要规律，慎勿熬夜。肺水肿患者多存在基础疾病，很容易在免疫力下降的情况下，由呼吸道或消化道的感染性疾病诱发肺水肿。

为提高患者的免疫力，医者也应考虑在急性症状缓解后，用归脾丸、九转黄精膏、生脉饮等为患者做一段时间的善后治疗。并根据患者所居地的气候变化，在每年季节变换期间预先为患者做一些提升免疫力的预防性治疗。

对付癌症，没什么道理好讲，要乱拳打死师傅。

——杭州某癌症患者

我曾写了一篇《我用中药复方多靶点广谱抗癌的经验》的文章，介绍了我自己近几年摸索出的一种在其他中医同行看来纯属“堆砌药味，杂乱无章”的治疗癌症的方法，这几年我仍然在不断继续在过去的基础上“堆砌药味”，改良这种治法，颇有收获，疗效远超西黄丸等​名贵药。

我过去很喜欢用西黄丸，但是西黄丸价格昂贵，若以正品天然麝香版的西黄丸，按照西黄丸处方的贡献者清代王洪绪的用量来用药，一个成年癌症患者每个月花在西黄丸单一品种的费用，按照当下的时价来计算要超过一万。而且癌症的疗程又很长，这并不是一般的家庭用得起的。即便如此用药，西黄丸对癌症的疗效也并不高，所以这种治疗方法逐渐为我自己所弃。

对于癌症的病因和病理，古代中医缺乏正确的认识，古代中医典籍中的痈疽也难分良性还是恶性，有些流传下来的方剂对恶性肿瘤的疗效不理想。对真正的癌症，历代中医外科大家们都认为治疗的成功率极低。中医内科的四大绝症和外科的四大绝症，大多属于癌症。所以局限于中医古文献而不思创新，在治疗癌症上就很难有既经济实惠，又有一定疗效的创新疗法。

癌症不同于任何其他疾病，癌症是多细胞生物在细胞增殖和细胞分化过程中，由于先天的基因缺陷或后天的基因突变导致的异常增生性疾病。而且癌症在发展的过程中，癌细胞还能不断进化出具有更强的抗打击能力的子代。所以人类治疗癌症，虽然已经摸索出了许多方法，但是尚未找到根治方法。

最终我们人类是否能找到根治癌症的方法，彻底消灭癌症呢？我认为是不太可能的。任何吹嘘自己能根治癌症的神奇医生我都不相信。因为我们多细胞生物的体细胞数量实在太过庞大，在人的漫长的一生中，这数以万亿计的体细胞中总难免会有一些在增殖的过程中要出错，从数学概率的角度来看，完全不出错是不存在的情况。

所以我们治疗癌症不能以治愈为目的，对绝大多数癌症来说，治愈纯属痴心妄想。我们治疗癌症，要追求的目标是控制住癌细胞的快速扩张，让患者能尽可能地长时间生存。从癌生物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对癌症的发生尚存在许多未知领域。单一的基因突变并不一定导致癌变，通常是一组基因发生了突变才导致生命体出现了癌变。我们或许永远也无法研究明白某个具体的患者究竟是哪些基因组发生了突变，研究清楚了也可能对它无可奈何。

笔者认识的某位杭州的脂肪肉瘤患者讲的一句话颇有道理，他说对付癌症，要乱拳打死师傅，不管那么多的道理。癌生物学虽然能在精细化研究方面取得一些进展，但是用这些研究成果治疗时并不能取得理想的疗效，这是因为许多科学家只能发现导致癌变的某个突变的基因或某几个突变的基因，对另一些共同诱发癌变的基因束手无策。

我们在用化疗药和靶向药治疗癌症时，往往那些我们无法了解的基因突变会导致患者用化疗药和靶向药治疗一段时间后就耐药。癌细胞进化出生存能力更强的子代细胞，成功地从药物打击中逃逸出去了，发展的速度反而加快。

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们的身体就像是被一群先天性的缺陷基因和后天性的突变基因共同挟持，才发生了癌变。缺陷基因和突变基因侵害我们的身体时采取的是群狼战术，我们反击它们也应该考虑用群狼战术。任何对癌症有一定疗效的药物都可以同时用上，而不必追求对癌症的一对一的精准打击的治疗方式——这种追求是贻误战机的迂腐的做法。精准医疗固然令人向往，但是对癌症的治疗更适用的或许是​群狼战术。

在采取群狼战术时，需要注意的是控制药物的副作用，控制药物的副作用的关键在于控制药物的用量。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发现了这一办法，他们在用有毒药物治疗人体疾病时，总是小心翼翼的从小剂量开始，效果不明显时再慢慢增加用量，与此同时密切观察患者服药后的不良反应。久而久之就积累下了丰富的用药经验，既保证了疗效，又保证了安全。

发展到今天，医学当然不能停留在祖先的那些粗浅的经验的水平上，我们现在有许多辅助的手段，比如用护肝药保护肝脏免遭药物性肝损害​等。这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提高患者身体对药物的耐受性，从而能进行更多种类、更高剂量、​更有效也更安全的治疗。​

有个患者看到我写的医案中经常有用中药让患者用沸水冲泡当茶喝的治疗方法，很感兴趣，问我为什么用这种方法治疗患者。实际上中医历来都有用小方剂代茶饮的传统，陈可冀院士甚至还主编了一部《清宫代茶饮精华》，专门介绍清朝宫廷御医的各种代茶饮方剂，内容非常丰富，涉及的病种也很多。

中医起源于民间的用药经验，我在乡下长大，从小也见识了许多代茶饮的民间治病方法。比如我们老家的农民们都知道夏季用金银花和金银花藤煎水代茶饮，有降火的作用。家里老人们经常用这种方法来治疗口舌生疮、颜面丹毒之类的小毛病。也有老人用鱼腥草或黄芩泡茶治疗呼吸道疾病。

这些经验都很有实用价值，只是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这些药茶渐渐的不再受人重视了。商家倒是靠这些民间经验发财了，农村人用的金银花和金银花藤泡茶的经验被商家生产的金银花露之类的现代饮品代替了。但若说金银花露比金银花茶更好更无害则未必，金银花露为了迎合现代人的口感，加入了不少糖，这些糖对人的身体健康便不大有好处。

中药代茶饮比中药饮片煎药要方便很多，而且价格更便宜，因为代茶饮所用的方剂一般都较小，用量也很小，所以副作用也比普通的中药汤药小很多，但是疗效却并不比汤药或丸药差。

一般来说，代茶饮多选择芳香性的花或叶类中药为主，如金银花、玫瑰花、月季花、金银花、槐花、紫苏叶、薄荷叶等，因为这类中药的有效成分在沸水冲泡时容易析出。有时候我个人也用一些根茎类药组成的小方剂做代茶饮的方子。比如我经常用芍药甘草汤代茶饮（芍药3g，甘草3g泡茶）治疗痉挛性疼痛，用苏连饮（紫苏0.3g，黄连0.6g泡茶）治疗急性肠胃炎，用桔梗排脓汤（桔梗1－3g，甘草1－3g泡茶）​祛痰止咳，用钩藤薄荷饮（钩藤3－5根，薄荷3－5片）治疗干咳和降血压血糖。这些代茶饮的小方剂都非常好用，方便、简单、​价格低廉。

历史上的许多经验方都可以做代茶饮的方剂，施今墨先生习惯用对药，他的弟子还专门编了一本《施今墨对药》，这本书里收录的药对子都是历史上一些疗效卓著的小方剂，​基本上都可以用作代茶饮的方剂，只是代茶饮的时候用量要酌减。多数药物用来泡茶的时候，用量都不要超过3g​。​患者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决定药物的用量，如果用量太大，味道不好，就适度减少用量。

代茶饮的中药还可以和茶叶合在一起使用，清宫代茶饮大多是​与茶叶合在一起使用的，这样口感会好很多。不同的人对茶叶的嗜好不一样，代茶饮配茶时可根据患者对茶叶的嗜好来选择茶叶，也可以根据茶叶的​功效来选择茶叶。比如发酵茶对胃的刺激更小，胃不好的患者配茶时就当选择​发酵茶。绿茶利尿作用较强，小便不利者可以配绿茶——附带一提，很多治疗小便不利的中医方剂中也会加入绿茶​若干，我用过浙江开化的一种龙顶茶，利尿的效果比一般的中药利尿效果强多了。尿频者就要避开使用这些利尿作用较强的茶叶​。有些茶叶，比如恩施藤茶有一定的止咳作用，也能缓解前列腺炎的尿频尿痛的症状，​有这类问题的患者就可以考虑用藤茶配药。

所以代茶饮​用好了，它的用途也很广泛，而且更受患者欢迎。​

篮球场上的球员能够轻而易举就接到队友传送过来的篮球，再把篮球投进球篮里。这件事情我们如果按照科学的方法来做，几乎是一件完不成的任务。首先我们要精确的计算篮球在做什么样的一种抛物线运动，还要考虑空气阻力对篮球的作用，然后用数学公式计算出篮球在某一时刻到达哪里，再计算自己奔跑的速度和接球时手应放置的高度。

但人的大脑里的神经元数量极多——据说有1000亿左右，神经元与神经元之间靠突触连接，它们根本不用考虑那些复杂的抛物线运动以及各种各样难煞人的公式，就能指挥球员准确无误地把球接住。

生命是一个奇迹，总有人相信人工智能可以超越人类智能，但实际上从综合能力来看，人工智能永远也超越不了人类智能。无论我们设计的程序如何厉害，都不如我们在大自然中经数十亿年的进化后产生的本能那么发达。至于生命科学，在生命本身面前就显得更为笨拙了。

有个抑郁症患者对我说我所提及的每本书和我所提及的每种医学观念，在网上都有大量的人抨击。她的思维是典型的抑郁症患者思维，所有事情都会第一时间去寻找负面信息，并因为这些负面信息而抵制一切。塞利格曼将这种思维习惯命名为“习得性无助”，但习得性无助并非一无是处，它让人能看到事物缺陷的一面——世间确实没有一种东西堪称完美。大物理学家费曼走上诺贝尔领奖台的时候，还忐忑不安的觉得自己的发现可能只是一个错误或骗局。当他看到自己随手画的一张图成了物理教材上著名的费曼图时，他感到惶恐不安。因为费曼知道量子理论尚不是最终极的真理，也许若干年后新的发现会推翻他的一切结论。

与复杂的自然界奥秘相比，数学和物理学还很幼稚；与复杂的社会相比，社会科学也还很幼稚；与智能的生命体相比，生命科学也还很幼稚。我们听说过很多医学理念：中医的整体观医学理念、西医的建基于现代科学基础上的医学观、按照进化论的观点阐释的演化医学以及近年来很流行的将各种与健康相关的因素糅合在一起的功能医学，还有一些神秘主义者和有神论者提倡的存在神性引导作用的巫医，以及许多我还罗列不出来的医学观念。这些医学观念可能都有一定的可取之处，而且我相信它们都解决过部分患者的身心疾病问题。

我自己对医学的认识经历了几个阶段：我上中学时因为受自然科学影响更偏爱现代医学；我母亲病了，我四处求医问诊，效果欠佳后，我对现代医学产生了不满之情，开始在传统中医中寻求帮助，但中医也并没能解决全部问题；后来我成了一个中西医的折衷主义者，既学中医也学西医，中西医结合是我国医疗界治疗重大疾病的主流模式，不过遗憾的是中西医结合仍然解决不了患者的许多问题；在实践中我开始意识到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都没能力解决患者的心身问题，于是又学习心身医学，打开了另一扇门；之后又读了演化医学和功能医学的一些著作，对疾病有了更多的了解，演化医学让我对疾病在生物进化史中的发展脉络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功能医学让我对疾病与人、社会和自然的关系有了更多的了解；我由于家庭的影响和个人的爱好，还对宗教也有一些了解，对宗教人士借助信仰力量疗愈自己的经历有一些见闻。所以如今我对医学的认识很难再局限于任何一个狭窄的领域。

医学不只是自然科学，也是人文科学，因为医生们要与活生生的人打交道，要解决病人的问题而不是单纯的疾病的问题。病人的问题往往是多重的，而且错综复杂，所以如果我们把社会公众对各个职业的满意度做个排名的话，医生这个职业可能要排在倒数三名以内。

尽管大家都认为医生从事的是救死扶伤的职业，很高尚，但是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医疗质量均不能令社会公众满意。人们对身心健康的期望值很高，但是医学能够解决的问题却很有限，所以大家的失落在所难免。

用任何一种医学理念去解决疾病问题，都像是在用数学和物理公式计算篮球的运行轨迹，然后按照这些计算结果去接球一样，既复杂又不切实际。医学对健康始终只有辅助作用，没有决定性作用。但是我们却可以看到许多患者痊愈了，是医学解决了这些人的问题吗？窃以为不是，医学只是发挥了一些辅助作用，真正解决他们的问题的是生命体强大的自愈能力。

我们这些生命体在地球上历经几十亿年的演化，对自身在基因和环境的影响下会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健康问题，或已经有了应对策略，或正在进化出新的应对策略，或未有应对策略也不能进化出有效的应对策略，这些我们看不见的内在的规律才更可能是痊愈或病故的真正原因。有许多看似被治愈的疾病都是自限性疾病，并不致命，解除了某种不健康的状态后，身体的自愈能力让患者痊愈过来了。也有许多非自限性疾病并没有让患者丧命，这些患者成功自救的背后是进化的力量，他们的身心在进化的过程中摆脱了疾病的魔爪，他们再把他们优秀的基因传递给下一代，人类的基因就是这样被一代代改良的。

与我们理想的身心均健康的生命状态相比，包括人类在内的大多数生命体目前都还只是进化路上的半成品，虽然我们有强大的调节自身各种机能以适应环境的能力，有数不胜数的抗体，但我们还没有强大到身心都不生病的程度。我们的大脑和除大脑之外的肉体无时无刻不在冲突，这导致我们的精神和肉体不能始终处在无痛苦的状态之中。

现代脑科学研究告诉我们，决定人类寿命的关键是大脑，我们的大脑无时无刻不在对外界的环境做观察和判断，以决定自己该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所以荷兰脑科学家迪克 . 斯瓦伯说，多动脑比体育锻炼更能让人长寿。篮球运动员之所以能不必进行复杂的抛物线计算就能准确无误的接住篮球，原因在于他们的大脑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器官，可以不必斤斤计较于各种细节，直接做出准确的判断和反应。大脑发达的人也更不容易为情绪困扰，因为长期的思考早已让他们主管理智的大脑皮质层战胜了主管情绪的大脑边缘系统，可以轻而易举的将那些容易导致人出现心理和精神疾病的情绪克服掉。勤于思考的人不容易被坏习惯征服，以至于成为各种不良嗜好的囚徒，所以他们身体健康状况也更好。

所以医学之道广矣！真正的医生是既能用现有的医疗手段缓解病人当下的痛苦，又能启迪病人开发其心智，运用其大脑，充分发挥生命体自身具备的高级智能去战胜疾病的人。若以疗愈病人的效果来衡量医学的价值，任何一种医学都还难以自傲，任何一个医生也都难以自满的说自己学医有成。理想的医生不但需要掌握一定的医学技能，还要有身心穿透力，足以调动患者强大的自愈力，帮助其利用自身进化的力量战胜疾病。

伏尔泰有句经典的名言：“医学具有取悦病人的功能，大自然的功能则是治疗疾病。”药理实验中的安慰剂效应可以为伏尔泰的这句话做注脚，安慰剂可以产生市场上售卖的主要抗抑郁药相同的药效，而且可以产生相同的副作用。一切皆因患者已经通过药品说明书，相信自己在服用的“安慰剂”有预期的疗效和副作用。​在产生这种观念的时候，患者大脑的神经递质已经发生了改变，所以治疗这类病人的并非药剂，而是他们自己的大脑，更确切的说是大自然的法则。

我也曾抢救过濒死的患者，在濒死体验中，她的大脑角回区或许产生了一些变化，让她在那一瞬间产生了强烈的宗教体验，从此以后她成了虔诚的宗教信徒，仅仅依赖宗教信仰就抑制住了肿瘤的进展。这在过去是让医生们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在脑科学日渐发达的今天，我们知道这是一种科学的现象。这种经历让患者意识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性格发生改变，基因表达的方式也跟着改变，这样的患者的肿瘤不再进展并不难理解。问题在于这种情况可遇不可求，心身科医生将来或许有办法让这种疗愈模式惠及更多患者。

生命科学只有发展到足以调动生命体自身的智能去解决它们的生存问题，才能算是完美的。这样的生命科学还需要无数人继续努力，集合群体智慧才能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