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肢淋巴水肿是一种由淋巴液回流障碍导致淋巴液在皮下组织持续积聚，甚至会引起纤维组织增生的慢性进行性疾病。现代患者的淋巴水肿分原发性和继发性两种，原发性淋巴回流受阻病因多不明确，继发性淋巴水肿多由手术切除了淋巴组织所致，是许多肿瘤患者常见的手术后遗症。另外，妇女分娩、外伤等也可能会导致继发性下肢淋巴水肿。患者休息或抬腿，可减轻症状，穿紧身裤亦可，但均不能根治。

中医因下肢淋巴水肿的症状而称之为大脚风、象皮腿，《潜斋医案》记载：“凡水乡农人，多患脚肿，俗名大脚风。”“此因伤络瘀凝，气血阻痹，风湿热杂合之邪袭入而不能出也。”《潜斋医案》中所记载的这种淋巴水肿，多因丝虫病感染引起。在水田较多之地，仍有不少农民患有此病。

该病初期，患者下肢皮肤紧崩，按之有压痕，继而皮厚、粗糙，下肢增粗变硬、状如象皮。传统中医认为该病多因寒湿之邪入侵，流连不去，日久化热，流注下肢，阻塞经络；或脾虚水停，痰湿内生，阻遏气机，经络阻塞不通，气血瘀滞不行所致。故常按阳虚水泛证、脾虚湿阻证、湿热下注证或痰瘀互结证论治。

下肢淋巴水肿应与腹水和盆腔积液引起的下肢水肿相鉴别，因为二者的症状有时很相似，但前者不存在腹水或盆腔积液问题，故亦不存在腹水或盆腔积液常会出现的腹胀、腹痛、二便不通的问题。癌症患者手术所致的淋巴回流受阻多较难治疗，但亦可用药减轻患者的症状，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此外，肾病和心衰也会引起下肢水肿，症状与下肢淋巴水肿相似。但肾病患者出现下肢水肿时，血液中蛋白会显著下降；心衰患者会存在气促、乏力、心悸等症状，心电图检查也会出现异常。故二者易于被诊断出来。

临床医师给患者治疗下肢淋巴水肿时，应仔细排除以上几种严重的情况，不要耽误了病情。诊断准确后，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按不同证型分别论治。

1.阳虚水泛证

此类患者多存在面色黧黑、水滑舌、四肢沉重、小便不利等兼见证，治疗应以真武汤为主，亦可用济生肾气丸治疗。

真武汤方：附子15g，白术12g，茯苓9g，白芍（血瘀者用赤芍）9g，人参6g。

济生肾气丸有成药出售，其名即为济生肾气丸，线下或线上药店均有出售。另外，同仁堂等中成药厂所制的含有车前子和牛膝的金匮肾气丸亦是按照济生肾气丸的配方所做。

2.脾虚湿阻证

此类患者下肢水肿明显，肿痛，压之凹陷难起，舌质淡胖，多存在齿痕舌，苔白腻，脉濡软无力，治宜健脾利湿为主，活血通络为辅。组方以归脾汤合参苓白术散为主，亦可用中成药归脾丸与参苓白术颗粒合用代替汤药。

参考方：生黄芪30g，人参6g（或党参15-30g），白术10g，茯苓10g，木香10g，厚朴10g，当归10g，龙眼肉6g，茯苓12g，酸枣仁10g，白扁豆10g，莲子肉15g，薏苡仁30g。腹泻便溏者加白头翁15g，秦皮6g；下肢水肿明显，血管曲张者，酌加牛膝10g，地龙15g，木瓜30g。

3.湿热下注证

此类患者下肢皮肤常伴随红肿热痛的症状，甚至会出现寒战、发热、骨节酸痛等兼见证，舌质红，苔黄腻，脉滑。可考虑以四妙丸合萆薢渗湿汤加味治疗。

参考方：苍术10g，黄柏10g，怀牛膝15g，薏苡仁30g，萆薢15g，牡丹皮10g，车前草10g，益母草15g，泽兰10g，通草6g，蒲公英15g，地丁10g。

4.痰瘀互结证

痰瘀互结证多属水肿日久，致患侧肢体肿胀，增粗变硬，皮肤粗糙，状如象皮，部分患者还伴随慢性溃疡，溃疡久不愈合。严格说来，此类患者属痰、瘀、热互结证，且虚实夹杂，故治疗应考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益气补血、利湿消痰等治则并用。

参考方：生黄芪50-120g，白芨10-30g，金银花60-120g，桃仁10g，红花6g，当归10g，赤芍10g，川芎6g，丹参10g，党参10-30g，黄精10-30g，地龙6-15g，地鳖虫10-15g，白术10g，茯苓10g，炙甘草6g。

淋巴水肿通常疗程较长，长期服用汤药不现实，以上方剂如有效，均可粉碎后加赋形剂，制成丸剂服用。

中医开处方可不可以像做数学题一样，对同类方剂和药物就像合并同类项一样聚合在一起使用呢？答案是可以的。

自古至今，许多中医界的临床大家都在这样操作。只是每个医生的叫法不一样，比如刘渡舟管这叫古今接轨，焦树德则管这叫“合方”，如果我们翻阅临床医家的医案，我们会在医生们的处方中，找到大量的将多张功效相似或互补的名方合并在一张处方中使用的案例。甚至历史上一些经典名方，其自身就是合并使用其他体量较小的经典名方形成的。

合用类方类药，最大的作用是降低毒副作用，并提高疗效。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传统中医认为蜈蚣和全蝎都有止痉作用，所以止痉散这张方子就将蜈蚣和全蝎等量并用。张廷模教授提到，一些研究表明，0.5克的蜈蚣和0.5克的全蝎合用，其止痉的效果大于5克的蜈蚣或者5克的全蝎，而5克的蜈蚣或5克的全蝎的毒性又大于0.5克的蜈蚣加上0.5克的全蝎。所以这种合用就既起到了降低毒副作用，又提高疗效的作用。

我们可不可以将类药合用推广到类方合用呢？答案还是肯定的。比如，柴胡桂枝汤和荆防败毒散的功效很相似，我们将一份的柴胡桂枝汤和一份的荆防败毒散合并使用，其功效比单独用5-10分的柴胡桂枝汤或荆防败毒散更显著，而副作用则小很多。

笔者有这方面的实践经验，在新冠肆虐期间，笔者曾将柴胡桂枝汤和荆防败毒散、平胃丸、泻白散等合方使用，组合成柴桂解毒汤和柴桂解毒丸方剂（笔者以前的文章有几篇专门介绍过该组方），其疗效真可谓立竿见影。笔者以之治疗过许多普通的新冠患者，也以之抢救过多例新冠重症患者，临床疗效令人满意。

当然，笔者所创的柴桂解毒丸和柴桂解毒汤的方剂比上述简单的将类方和类药合并使用的思路要复杂一点，但也仅仅只是在此基础上，更进了一步而已。

柴胡桂枝汤和荆防败毒散的适应症主要是身体疼痛、恶寒、恶心等，但新冠的症状较此复杂，新冠患者还有嗅觉、味觉丧失，厌食、腹胀、皮肤过敏、咳嗽、胸腔积液等，所以笔者在组方时，将新冠的适应症分解成柴胡桂枝汤/荆防败毒散适应症、平胃丸适应症、泻白散适应症等几种适应症，然后将以上几种适应症对应的经典名方合并使用，故能对新冠发挥较好的疗效。这个方剂在新冠期间被笔者作为一种通方使用，治疗各种各样的新冠和新冠后遗症患者，大多数患者反馈效果很好。

这就是一种稍微复杂一点的合用类方类药的思路，但其实也不过是临床经验多了后，熟能生巧的操作而已。笔者的一个学生去年考上北京中医药大学，上大学后来见过笔者一次，当时她问我，学中医的核心是什么，我告诉她中医的核心是方证和药证——当然，这话不是我的原创，我最早是从胡希恕教授的著作中看到的，胡希恕教授说方证是辨证施治的最尖端。

中医的生命力在于疗效，中医的疗效又靠什么来保证呢？我想中医界最不具有争议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辨证论治或曰辨证施治。辨证施治的核心又是什么？其核心就是方证或药证，什么是方证或药证？通俗来讲，就是一个方剂或一种药物的适应症——这个方子或这种药能解决什么问题。

这些问题其实是可以具体化为患者的各种症状和体征的，比如桂枝汤的适应症是“自汗出、恶寒、身热、脉浮缓”等，葛根汤的一个鲜明的适应症是“项背强几几”（肩膀、背部僵硬不适），苏连饮的适应症是上吐下泻。如果我们记住了许多方证和药证，临床应用时就能迅速地找到对应的方剂。用对应的方剂治疗疾病，患者的症状迅速缓解，患者对医生就有了信心。

记忆方证和药证的难度比学阴阳五行这一套大多了，一个聪明的孩子遇到一个好老师，1-7天内可以把阴阳五行这套江湖切口式的东西学会，如果他口才再好点，出去能讲得头头是道。但是他这样学完了，会不会治病呢？我敢保证，他对治病基本上一窍不通。

要想成为临床疗效卓著的中医师，就要下苦功学习方剂和药物的适应证，并不断复习自己所学习的这些知识，即便无法背诵，也要形成条件反射式的记忆。当一个患者向我们描述他的症状和痛苦，我们观察患者的外在体征时，我们的脑子要能够马上浮现出一张或多张与其症状和体征对应的方剂来。如果我们具备这样的基础，我们临床治病的能力就能起码达到合格水平。

再往前进一步，我们要有分析患者的病情，拆分患者的症状，组合同类方剂的能力。我既不排斥小经方治病的思路，也一直在探索大复方治病的思路，从这二者中都获益匪浅。简单疾病用经典的小名方治疗可以立竿见影，复杂的难治性疾病用大复方治疗，也可以减轻患者的痛苦。

一张合理的大复方绝不是简单的堆砌药味，而是按照一定的规则，将多张被很多人证实确有某种疗效的方剂合并在一起，组合成一张秩序井然的大处方。这样的大处方用药剂量小，但疗效却非常出色。

我在用柴桂解毒丸治疗新冠和风寒型或肠胃型感冒时，单次总用药量不过几克的丸药，具体到其中的一种药的用量不过零点零几克，但往往一顿药就能退烧或让患者疾病痊愈。无需动辄将柴胡用到几十克上百克，这种用药方法就安全多了，疗效也提高了，非但如此，治疗成本也下降了。这样的尝试有何不好？

学习方剂和中药基本成了我十余年来每日的必修课，我学中医的重点是学习方剂、药物，同时阅读医案，看其他医生如何处方治病，理解其组方思路。这是一种非常务实的学习方法，我在自己熟悉的领域，现在确实具备了条件反射式的记忆。经常是患者在描述症状，我的脑海里已经出现了相对应的缓解其症状的方剂，我以我能想到的多个方剂组合而成一个处方，可以解决患者的部分或全部问题。

当然，有些患者已经到了灯枯油尽之际，属于不治之症的终末期，临床经验丰富者对这种患者也是能迅速辨识出来的。此时，我们应避免使用药物加重或延长患者的痛苦，做好患者家属的安抚工作。

对历朝历代的知名医生所创制的经典名方，我们要有一种敬畏的态度，不可以藐视。因为他们之所以能成名，而且不随时间褪色，说明他们创制的方剂确实在临床中被反复验证有效过。医学是经验科学，历经无数人验证的方剂，其疗效是肯定的，我们应尊重并虚心学习，牢记之，在实践中验证之。

一些人自以为是，睥睨天下，或故步自封，以某门派门徒自居，对其他的医生创制的方剂不屑一顾，这种器量很小又傲慢自大的人不适合学医。学医就要博采众长，以济苍生，不拿他人的生命当儿戏，要始终坚持以被前人验证，有效且稳妥的治疗方案为先。这种精神与现代医学中提倡的循证医学的精神是相吻合的。

筑牢基本功，熟记一定量（我个人建议最少要有2000个以上）的与自己专业相关的方剂和药物的适应症，临床用药时才不至于无的放矢。组方用药时，思路不但要清晰，而且要合乎逻辑。合并使用类方类药，就是一种清晰且合乎逻辑的组方思路。只要我们在实践中多应用这样的组方思路，多听听患者用药后的反馈，我们就能解决不少疑难杂症，对自己的工作建立起越来越牢固的信心。

我不爱谈近似于空漠的悟性一词，我认为好的医学思想是可以普及的，是能够像白居易的诗歌一样，被大多数人听懂的。一个资质平常的人只要愿意学医，肯吃苦，并且掌握好的学习与组方思路，也是可以成为一个临床疗效还可以的好医生的。如果有一天我到讲台上给学生们上课，我一定会推行自己的这套简单易行，操作性强，人人皆可学习并快速上手的组方思路，而非那些玄乎其玄的理论。

张仲景一生遇到的危急重症非常多，这从他所著的《伤寒论》的序言中就可以看出，他在《伤寒论》序言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也就是说十年内，他的宗族成员死了三分之二，其中约百分之七十的死者死于伤寒。

这段文字中所说的年代可能有误，刘渡舟教授考证，此处的“建安纪年”可能是“建宁纪年”的笔误，因为汉代建安年间没有爆发这么频繁的大瘟疫，只有建宁年间有杀伤力这么强大的瘟疫。张仲景的这篇序言中所讲的情况令人触目惊心，我们可以通过这段文字想象出当时传染病造成的死伤是多么可怕。

汉代末年缺医少药，瘟疫横行，张仲景在这样的年代当医生，他接触到的危急重症患者是很多的。那时候的重症医学没有现代这么发达，张仲景在实战中摸索出了一系列的治疗危重症的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方法是连续给药，这种给药思路很独特，我今撰文介绍。

我先将桂枝汤条的原文摘录如下：

“太阳中风，阳浮而阴弱，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啬啬恶寒，淅淅恶风，翕翕发热，鼻鸣干呕者，桂枝汤主之。桂枝汤方：桂枝三两（去皮），芍药三两，甘草二两（炙），生姜三两（切），大枣十二枚（擘）。上五味，㕮咀，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适寒温，服一升。服已须臾，啜热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温覆令一时许，遍身漐漐，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后服，不必尽剂；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后服小促其间，半日许，令三服尽。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时观之。服一剂尽，病证犹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者，乃服至二三剂。禁生冷、粘滑、肉面、五辛、酒酪、臭恶等物。”

这一大段文字包含着非常丰富的信息。首先，张仲景简明扼要的描述了桂枝汤的适应症，这个适应症就是发热、自汗、畏寒、畏风、鼻鸣、干呕，并给出了桂枝汤的方剂组成：桂枝三两（去皮），芍药三两，甘草二两（炙），生姜三两（切），大枣十二枚（擘）。还介绍了桂枝汤的煎服方法，将药切碎成碎块，加7升水，文火煎至3升。每次服用一升。

张仲景用桂枝汤的同时，还给出了辅助桂枝汤发汗的一些方法，“啜热稀粥”，也就是让患者服药后喝些热稀粥，热稀粥有促汗的作用，同时又能补充营养（糖类）和液体。光这还不够，他还要求患者“温覆令一时许”，也就是盖上被子捂出汗来。

因为在治疗“太阳中风”时，关键是要患者发出汗来，这种治疗方法是中医常说的“汗法”。所以除了用药之外，还要采取一些辅助发汗的办法。古代没有葡萄糖注射液，患者生病了，营养跟不上，出汗多了还容易脱水，热稀粥是碳水食物，可以给患者补充糖，也可以防止患者脱水，一举两得。盖被取汗也是一个好办法。这两种辅助手段加上桂枝汤的药力，患者就更容易发汗。

那么发汗发到什么程度呢？张仲景给出了章程，那就是“遍身漐漐，微似有汗者益佳”，这句话翻译成白话文，意思是让患者遍身潮乎乎的，好像是要出汗了的样子，这种状态是最佳的。张仲景还说：“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也就是说医生治疗患者，不可以治疗到患者遍身大汗淋漓，那样治疗患者的病肯定是治不好的。这就是一个度的问题，如果患者遍身大汗淋漓，就很容易虚脱，感染性疾病患者在虚脱的情况下，虽然能一时退烧，但是病情很快会反扑。

所以治疗不能治到大汗淋漓，不能让患者虚脱了。我们要举一反三，用任何一种发汗方法治疗时，都只需要治疗到患者浑身潮乎乎，像在出汗就可以了，这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汗出多了反而会加重病情。那么我们在实际中如果发汗过头了怎么办呢？那就用米粉（现代人可以用超市里买的婴儿爽身粉）扑一扑，这个可以快速止汗。这在《伤寒论》中也有提及，从这些细节来看，张仲景是一个了不起的临床医生，他可以说是见多识广，知道发汗过头了会出大问题。

病人存在个体差异，每个人服桂枝汤的反应不一样，张仲景说“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后服，不必尽剂；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后服小促其间，半日许，令三服尽”。这段话是说如果病人只服用一次就汗出病愈（病差是病愈的意思），那么要停后服。也就是后面的药即便煎好了也不喝了，治病要“中病即止”，把病人的问题解决了就不能再用药了，再用药就可能过头，过度发汗了。

如果病人服药后不出汗呢？那就要继续服用，服药后还是要“依前法”，通过喝热稀粥和盖被来辅助发汗。这样治疗了病人如果还不能汗出病愈，后面继续服用的时候就要“小促其间”。“小促其间”这四个字的意思是后续再服药时，两次用药间隔的时间要缩短。“半日许，令三服尽”的意思是，在半天的时间内，要将煎出来的三升药喝完。也就是用药三次，半天也就是6个小时，6个小时喝药三次，也就是平均每隔2小时喝药一次。

张仲景的这种服药方法和我们今天不一样，今天医生和病人早已习惯了一天给药2-3次，很少有医生在治疗病人时要求病人每隔两小时用药一次。所以在古代，感冒这类疾病通常一天就能治好，现代医生反而治不出这种效果。不但治不出这种效果，反而可能会耽误病人。

新冠后我对这一点感触颇深，新冠病毒对人的免疫系统有很大的破坏作用，许多人在新冠后体质大不如前，感冒后迁延难愈。按照常规的治疗方法，常常拖好几个星期甚至一两个月都好不了，有些病人甚至因为感冒诱发的肺炎、胸腔积液而去世。

我治疗过新冠后的感冒病人，也抢救过因为感冒迁延不愈而诱发了严重的并发症的患者，采用的就是张仲景的这种频频给药的方法，效果出奇的好。当然，我用的不是张仲景的这种桂枝汤，而是因人而异，给患者用的针对性的个性化处方。但在给药方法上则是学习张仲景在《伤寒论》中给出的这种用药方法，同时在用药时的注意事项上也学张仲景。一些患者和患者家属大胆的采用了这样的给药方法和辅助发汗的方法后，效果很好，病人一两天就大为改善甚至痊愈。

张仲景的方子用量其实很大，汉代的一两换算成现在的克，差不多是15g。那么桂枝汤换算成现代的度量衡，大致如下：桂枝45g，白芍45g，炙甘草30g，生姜45g，大枣12枚。这个量我们现在一般医生都不会开，我们通常是开三分之一甚至更少的量。我看到大多数医生开的桂枝汤的量是：桂枝9-15g，白芍9-15g，炙甘草6-10g，生姜9-15g，大枣3-7枚。

这个量没法和张仲景的量比，而且张仲景在治疗太阳中风患者时，如果患者病情未完全缓解，他还会在一日一夜内煎多服药服用。他后面就说：“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时观之。服一剂尽，病证犹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者，乃服至二三剂。禁生冷、粘滑、肉面、五辛、酒酪、臭恶等物。”

张仲景在治疗此类病人时，会“周时观之”，这就像现代的住院医生一样，密切观察病人的反应。可能他比现代的住院医生还勤快点，观察得非常仔细，他随时了解病人的情况。如果患者病情危重，就要日夜不停地给药。

服用一剂后，病人还有症状，就要“更作服”，也就是说一天可以不必只用一剂药，可以用二三剂，用到三剂的话，也就是给药9次。基本上除了病人睡觉时间外，其他时间是每2小时一次。张仲景对重病号单日用药量差不多是现代医生用量的9倍。同时还要求病人忌口，“禁生冷、粘滑、肉面、五辛、酒酪、臭恶等物”，因为感染后的患者胃口差，消化能力不佳，所以要尽量避免刺激患者的肠胃。

这种治病方法对免疫力低下的患者来说非常管用，能迅速地治愈他们的急症。免疫力正常者，患感染性疾病可能还能拖一拖，有基础疾病，免疫力低下者，患感染性疾病，出现严重症状时，是一天都不能拖延的。我这几年所闻所见真是令人痛彻肺腑，我有两个亲近之人都是在四十多岁的年龄，仅仅因为一场小感冒诱发了严重的并发症而猝死的。我也不断地听到和看到此类悲剧，这类患者如果能够及时的采用张仲景的这种治疗方法是死不了的。

每当遇到这种事情时，我就对张仲景《伤寒论》序言中的另一段话颇有感触，他说：“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悴其内，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方震栗，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赍百年之寿命，持至贵之重器，委付凡医，恣其所措，咄蹉呜呼！厥身已毙，神明消灭，变为异物，幽潜重泉，徒为啼泣，痛夫！”

张仲景时代的问题，如今依然存在。人们仍然热衷于追名逐利，而忽视保护自己的身体，生病了的时候，无法得到妥当的治疗，只能在危急时刻寄希望于作用不大的普通治疗。治疗无效，就只能拖延着，小病拖成大病，最后一命呜呼，真是非常可惜。

遇上危急重症时，最需要医生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果敢的作风，迅速拦截住病情，避免朝着更糟糕的方向发展，不拘一格地用药，随时观察病情的变化，尽心尽力地照顾病人。但遗憾的是，现代医疗做不到这一点，现代中医治病时也大多把张仲景的这种方法抛弃了，恪守每日2-3次给药的常规。结果往往把病人耽误了，一个本可以不死的病人最终死于一场看似微不足道的感冒，真是太可惜了。

我早年也曾出入于ICU，参与濒死重症病号的抢救，用的就是纯中医的方法，经常有起死回生的效果。我所用的药并不稀奇，都是一些常见的中药，而且大多是在患者所在之地随意采购的，没有特意去选购昂贵的特价药。其实哪来那么多的假药，只要医生组方正确，用法到位，效果很好。

学中医者，对有价值的医学文献，要字斟句酌地阅读，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句子和任何一个字，严谨的临床医生所写的医著基本没有废话。我们要学习其治病的细节，要敢于在实践中去尝试这些方法，这样读文献和做临床，久而久之，我们的临床疗效自然就提升起来了。

我长期从事中医抗癌研究，同时围绕着肿瘤患者的问题，对癌生物学、现代肿瘤医学、心理学和精神病学也有所涉猎，自己从临床实践和阅读中摸索出了一些心得。今撰此文，抛砖引玉，供方家指正。

我认为，一个人学中医，做临床，最关键的一点是要分得清何时遵循辨证论治原则，何时遵循辨病论治原则。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是中医的两套临床用药指导思想，自古至今，没有多少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做出明确的表述，学医之人大多也很茫然，临床用药时很容易不知所措。我自己从多年的临床经验中，总结出以下规律。

凡是急性病，症状明显的，要以辨证论治思想为主，指导临床。急性病包括慢性病的急性发作，也包括感染性疾病这类症状明显的疾病，这类疾病有一系列的症候群，有些病人的脉象和舌象也明显异于常人，传统中医有许多针对这些疾病的治疗方案。

《伤寒论》中的六经辨证，温病学派的三焦辩证、卫气营血辩证等，均是效果很好的治疗急性病的辨证论治思想，这些是学习中医者应掌握的基本功。针对急性病，辨证论治用得对，用得准，通常患者的病情都能在1-3天内迅速缓解，甚至在数小时内治愈（亦即古代所说的“覆杯而愈”）。

我的感受是，中医药治愈这类急性病的速度比西医快。对这类疾病用药要精准大胆，只要药物无剧毒，用量可以大一些，以求速效。因为此类患者通常不会吃很长时间的药，不存在慢性蓄积性中毒，所以用药量可以大。病情缓解即可立即停药。这样短期用药，量虽大，但副作用却很小。

凡是难治疗的慢性病，症状、脉象和舌象不明显的——大多数无症状期的癌症患者都处于这种状态，要以辨病论治思想为主。可以遵循“西医诊断、中医治疗”的原则，用药时也可以参考现代药理学研究的成果，结合古代中医组方治病的经验，用“大处方、小剂量，多药并用”的原则组方治疗。

这有些像中医的“时方派”的做法，金元四大家的李东垣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时方派被经方派诟病，经方派认为他们组方用药多而杂。实际上，像癌症这类大病重病，又是症状不明显的慢性病，即便是张仲景复生，也无法用简单处方解决问题。

张仲景的“鳖甲煎丸”是治疗肝硬化、肝癌的一张经典处方，这张处方就与张仲景其他的处方大不一样。这张方用药多，每种药用量小，而且用丸剂而不用汤剂。这是因为治疗此类重大的慢性病，疗程长，不能大剂量用药，大剂量用药容易出现中毒现象。

在现代，我们不但不宜大剂量用汤剂治疗此类疾病，还应叮嘱患者定期检查肝肾功能，以观察所用药物对患者的肝肾是否造成损害。有损害时应及时停药，恢复肝肾功能，以免事态进一步恶化，酿成医疗事故。古代行医，不讲究这些。但我们生活在现代，就要特别注意用药安全的问题。疏忽了用药安全问题，出了医疗事故，患者生命受到威胁，医生就会很麻烦。

对重大的慢性病，中医一直遵循的是慢病缓治的原则，并且多用散剂和丸剂，而不是用汤剂。古代中医提倡的一个原则是“汤者荡也，丸者缓也”，汤剂是用来解决急性病问题的，用量大，用药周期短，迅速扫荡疾病。丸散膏丹则是用来治疗慢性病的，用量小，用药周期长，缓缓调理。患者不知情，大多长期盲目用汤剂治疗癌症这类需要长期治疗的疾病，结果很多患者出现药物中毒，殊为可惜。

当然，辩证治疗和辨病治疗不会分得这么泾渭分明。大多数慢性病患者不是完全没有症状，而是有轻微症状，这种患者需要用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相结合。晚期的慢性病患者出现症状时，病情多已危重。这时候，就要用辨证论治为主，以缓解患者的痛苦，改善生活质量为主要治疗目的。并明确告知患者家属，病人预后不好，请患者家人做好心理准备，劝说患者家人保持理智，不要人财两空。

症状严重的晚期癌症患者虽然也有救治成功的案例，但成功率极低，医生需要实事求是的与患者家属沟通。一般沟通到位，患者去世时，患者家属多能谅解医师。如果医生贪财，夸大疗效，明知此时的治疗效果不大，而滥用名贵药，导致患家人财两空，患者去世后，就很容易出现医患纠纷。

癌症患者在治疗过程中会出现一些危及生命的症状，这时候还需要多学科合作，需要患者住院治疗。临床中医师不应托大，应要求患者住院，多学科合作解决问题，否则很容易沾惹上医患纠纷。

第二个问题是临床中医师对疾病的病因认识要与时俱进。

古代中医特别强调疾病的三因：外因（外感六淫：风、寒、暑、湿、燥、火），内因（内伤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和不内外因（饮食所伤、劳倦过度、外伤、虫兽伤、溺水等）。这种学说发展到后来，就有些走偏了。许多人把各种疾病的病因都归结为这三种原因，并认为患者同时存在内外因。

举例来说，许多人认为癌症这类疾病与内伤七情有关。那癌症与内伤七情有没有关系呢？我为了研究这个问题，研究了现代精神病学、心理学、脑科学和癌生物学，得到的结论是绝大多数的癌症与内伤七情毫无关系。

中医所说的内伤七情，大多是指“情志病”，这类病相当于现代的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此类疾病多因患者先天性的存在适应不良的基因问题，加上后天养育环境不良造成的。癌症则是一种主要由基因突变引起的体细胞无序增殖的疾病。二者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只是许多癌症患者存在共病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的现象，对这类患者来说，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可能会加快患者癌症的进展。对他们的治疗，应采取身心一起疗愈的方案。不过这需要多学科合作，中医可以治疗部分轻微的情志病，但治疗不了严重的情志病。诸如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中/重度抑郁症、人格障碍这类心理与精神疾病，单纯依靠中医治疗非常危险。因为患者随时可能出现自残或自杀等严重危及生命的情况，此类患者应由精神科医生一起来治疗。

中医师有必要学习相关知识，提高自己识别此类疾病的能力。不能因为过去的浅陋的认知，把这类疾病的病因简单化，轻率地认为几个简单的中医方剂就可以解决得了这类问题。那样往往容易出医疗事故。举例来说，如果某癌症患者共病重度抑郁症，有很强的自杀念头，这时候不与精神科医生合作，单独依靠中药治疗，不但效果欠佳，而且很容易在治疗期间，发生患者自杀身亡的悲剧。这不但给患者家庭带来不幸，也会给医生本人带来难以估量的职业风险。若因医生照顾不周，病人自杀，医生自己也会出现焦虑、抑郁、惊恐、内疚、自责等不良情绪。

古代中医有句话：“情志过激，非药可医”，也就是说传统中医药对严重的情志病其实是束手无策的。许多过去治疗不了的精神疾病，现代精神医学可以解决。我们识别患者的心理或精神疾病，给患者恰当的建议，建议患者多学科联合治疗，也是可以挽救患者的生命的。

第三个问题就是治疗癌症等重大慢性病的组方思路问题。

传统中医多会根据患者的病情，采用复方治疗疾病的思路，用一张由多种药物组合而成的处方，而非单一药物组成的单方治疗患者。中医这种治疗疾病的思路，类似于现代的鸡尾酒疗法。这些药物配伍的原则，中医将之形容为药物的七情：单行、相须、相畏、相使、相杀、相恶、相反。

今天我们来看，这个配伍原则是很科学的。我们用多种药物来治疗某种疾病，这些药物组合时要有规律，不能没有规律。中药七情配伍就是传统中医总结出来的规律，药物治疗疾病时，可以是各自发挥作用（单行），也可以是协同发挥作用（相须、相使），还可以是一起发挥作用，同时互相抵消药物副作用（相畏、相杀等），有些药物在一起使用时会加重危险（相畏、相反），应列为用药禁忌。

我认为癌症这类重大的慢性病，很难靠单一的使用某种药物治疗成功。我们应在以上的原则上，采用多药联合，大复方协同治疗的原则去治疗。组方时，应充分考虑各种药物的协同作用以及各药合适的临床用量。

一般来说，发挥主要作用的药物用量宜大，发挥次要作用的药物用量宜小，减轻某种药物副作用的药物用量应与该药毒性相当。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地发挥大复方联合使用多种药物治病的优势。在使用毒性药物时，要借鉴现代毒理学研究成果，尽量把剧毒药物的用量控制在安全范围内——我个人一般是使用毒性药物半数致死量（LD50值）的百分之一到十分之一的量，这样用药会安全很多。

而且用药时，患者用药量应循序渐进地增加，不要一下子就用到很大的剂量。一下子就用到很大的剂量，很容易出医疗事故。人是存在个体差异的，个别患者可能用极微量的毒性药就能中毒身亡。古代中医在用毒性药时，就是采取开始时用微量，无效加量，并密切观察患者用药反应的方法来避免发生患者中毒身亡事故的。

在治疗癌症这类疾病时，我们的用药思路在借鉴前人经验的基础上，要有所突破。我自己现在采用的是一种大复方多靶点治疗癌症的思路来给患者组方。我这些年一直在这个方向上摸索，在临床疗效上有一定的突破。少数患者经这样治疗后，肿瘤消失，观察多年未见复发。也有部分患者病情得到控制，肿瘤不再长大或增长速度明显放缓，预期寿命延长了，临床症状改善了。我仍然在这个方向上继续努力，希望在未来能有更多的实用经验。

共病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它的英文是comorbidity，也有人把它翻译为同病或合病，但在中文中，最能准确表达这个英文单词的词应该是共病。它的含义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疾病同时存在，比如说一个癌症患者可能同时罹患抑郁症或精神分裂症或糖尿病或高血压，一个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可能同时罹患创伤应激综合征或抑郁症。

对同时罹患多种疾病的患者来说，一种疾病的缓解通常可以减轻另一种疾病的折磨，比如癌症患者如果得到了恰当的治疗，癌症缓解了，他的抑郁症可能会减轻，血压可能降低。通常，对于共病患者来说，最理想的方法是几种疾病同时治疗，这样可以最大程度的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

所以治疗癌症和抑郁症这类顽固的疾病，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就在昨天，一个中医博士向我请教癌症治疗的方法，我告诉他，治疗这种疾病没啥绝招，只能是提升自己的综合水平。因为我这么多年所见的肿瘤患者真可以说是疾病的综合体，他们通常有好几种共病。当他们寻求中医的帮助时，我们需要从多个角度着手，去帮助患者减轻他们身体上和心灵上的痛苦。

被尊为药王的唐代医生孙思邈的《大医精诚》篇脍炙人口，他还有《大医习业》篇，他在这篇文章中这样说：“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殒。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钻研，始可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睹事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典》，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并须探赜，若能具而学之，则于医道无所滞碍，尽善尽美矣。”

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孙思邈认为一个医生要想成为大医，几乎要学遍一切学问，达到佛经中所说的“最明”状态，佛经对“最明”的描述如下：“心垢灭尽，净无瑕秽，是为最明。未有天地，逮于今日，十方所有，无有不见，无有不知，无有不闻，得一切智，可谓明矣!”

时代在进步，人类知识更新换代的速度越来越快，如今，我们再来看药王孙思邈的这个标准，已经是过时了。今天的医生，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要想达到大医的标准，起码要精通生物学、化学、现代医学、中医学、心理学、精神病学，乃至宗教、哲学、社会学、历史等一切与人的身心健康息息相关的学科。医生要学的东西之多，为各专业之最。古人云，不为良相，即为良医，但良医难当啊！起码我自己到目前为止还远远称不上良医。

我们之所以要学这么多，是因为我们面临的每个患者身上都可能存在共病现象。即便我们无法为他们减轻或解除他们所有的痛苦，我们起码也要有识别他们的疾病的能力。迄今为止，医疗条件最好的国家，仍然存在一半左右的误诊率。有许多慢性病患者被误诊长达数年或十数年，有的甚至被误诊一生。连诊断都无法准确，治疗就更加的难有效果了。这让许多患者的人生成了不折不扣的悲剧。

共病通常会让人有一种错觉，认为一种病是由另一种病引起的。比如许多癌症患者怀疑自己之所以得了癌症，是由于自己长期以来郁郁寡欢导致的，有些人甚至怀疑有“癌症性格”这种东西存在。

目前没有数据可以证实这一现象的存在。从生物学的角度去看，大多数精神疾病或心理疾病，有大脑的某个区域受损的生理基础，而癌症的生物学基础则主要是原癌基因的过度表达和抑癌基因的失活，二者的致病原因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说一定有什么相似之处的话，可能就是他们都同时受到先天基因和后天环境影响致病吧。

无知要比博学更容易产生自信。

—— 现代生物学奠基人之一查尔斯·达尔文

2000年，幽默科学杂志《不可思议研究年报》把当年的“搞笑诺贝尔奖心理学奖”授予康奈尔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大卫·邓宁（David Dunning）和他的研究生贾斯丁·克鲁格（Justin Kruger），因为他们两人1999年在《性格和社会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不熟练而不自知：论认识不到自己的无能是如何导致自我膨胀的》（Unskilled and Unaware of It: How Difficulties in Recognizing One’’s Own Incompetence Lead to Inflated Self-Assessments.），这篇论文既有趣又很有科学价值。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搞笑诺贝尔奖是科学界的一项和诺贝尔奖同步进行的幽默活动，能入选搞笑诺贝尔奖的研究成果并非荒诞不经的玩意儿，它们同样是科学领域的重大成就，但它们具有“乍一看好笑，后又引人深思”的特点。

《不熟练而不自知：论认识不到自己的无能是如何导致自我膨胀的》这篇论文研究了人类的自信和能力之间的关系，David Dunning和Justin Kruger设计了一项心理学实验，他们发现在实验中测试得分最低的那帮人，自我评估的排名要远远高于他们的实际水平，而那些得分最高的那些人，自我评估的排名却明显低于他们实际表现。

David Dunning和Justin Kruger认为，人类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错觉，主要是因为“元认知”（Metacognition，亦即人们对自己认知过程的理解）的缺陷。那些在某些领域能力最弱的一帮人，因为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和技能，所以无法认识到自己能力的不足，无知者无畏，他们对自己非常自信。而那些在某些领域能力最强的一帮人，却常常误以为自己能做到的别人也能轻而易举地做到，所以意识不到自己是多么的出色。

据说，启发David Dunning和Justin Kruger进行这项研究的是1995年4月19日在美国匹兹堡发生的一起令人啼笑皆非的银行抢劫案。那天，一个笨贼不进行任何遮掩，在光天化日之下闯进银行抢劫，抢劫完后还对银行监控摄像头露出胜利的微笑。

不到一个小时，警方就凭借这份录像找到了这个“笨贼”。当警方把摄像机录下的录像播放给这个“笨贼”看的时候，他大吃一惊，他说他自己浑身涂满了柠檬汁，摄像头怎么可能拍摄到他呢？因为在当地，人们相信涂上柠檬汁便可以隐形。

相信绝大多数人听到这则新闻时都会觉得不可思议，怀疑这个笨贼要么是精神错乱，要么就是故意耍警察，实际上这个笨贼说的是真话。这一现象当然会引起研究社会心理学的心理学家的兴趣，心理学家们想知道人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认知偏差。

我们作为旁观者，听到这样的新闻时会忍不住捧腹大笑，但殊不知我们自己在许多方面和这个笨贼一样，在我们的意识和潜意识世界中，存在许多类似的偏执想法。很多人陷入这些偏执的想法之中，会出现“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现象，旁观者对他们存在的问题一目了然，而他们自己却认为其他人全部是错的，只有他才是对的。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遇到偏执型人格的人，这些人很难沟通，他们陷入了某种偏见的死胡同，旁人不但劝说不了他们，他们还试图教育旁人接受他们深信的那一套东西。

我在医疗领域接触到的这类存在偏执型认知的人特别多，一些患者或患者家属几乎就像宗教徒信仰教主一样的相信某一种或正规或不正规的康复手段，他们笃信这是疗愈万病的最佳办法，并不遗余力地向其他人推介。劝说他们放弃那些在他看来不值一提的治疗措施，采用他推荐的唯一的可以疗愈百病的办法。还总是有人会上当，入了他们的坑，耽误了治疗，严重者甚至送掉一条命。

有两个年轻的患者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

一个是一例尤文氏肉瘤患者，19岁，女，湖南人。本来她的肉瘤经治疗正在缩小，体力也显著回升，但因为听信了某个推崇穴位按摩和喝姜汤的组织里的几个成员的推荐，她加入了这个组织，放弃了之前有效的治疗，每天喝姜汤，做按摩，结果一个月不到，女孩大吐血，不久便不治身亡。

另一个也是一例尤文式肉瘤患者，20岁，男，河南人，某211大学大一男生。他的肿瘤经治疗后也控制得较好，但是他后来不知何故相信艾灸治疗能出奇迹，接受了一种超常规的艾灸治疗。艾灸治疗时间不长，他也出现了大出血，从艾灸馆直接送进医院急救，抢救无效死亡。

在我看来，他们都走进了偏执的死胡同。有些走进偏执的死胡同的患者就像他们一样，完全听不进别人的劝解，他们不但自己陷入偏执，还像那些被传销组织洗脑后的传销分子一样，成了鼓吹手，极力向其他患者推荐他们自己信仰的那一套。我如今见到这类人都会敬而远之，因为实在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听他们来给我们讲课和布道，他们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韧性。

但也有一些被洗脑的人是可以劝说过来的，我之前就遇到过一例一度笃信砭石疗法可以根治百病的乳腺癌患者——因为有那种神乎其神的大师在指导她，她也曾深陷在类似的偏执之中。从她与我接触开始，我便告诉她，肿瘤很容易通过血行传播，刮痧这种动作很容易促进癌症的血行转移。我告诉她，如果她不相信的话，不妨定期复查，以观察她的肿瘤的变化，不要拖长了时间耽误了自己的治疗。

后来这个患者的肿瘤果然如我所言，非但没有控制住，反而开始蔓延了。她及时止损，在我的建议下，接受了一系列的中西医治疗——手术、化疗、内分泌治疗加上适度的中药，她的癌症得到了全面的控制，到现在为止已经无瘤生存了六年以上，至今也未闻其有复发的迹象。

这个姑娘的性格不是那么偏执，还能听得进劝说，所以她能幸运地及时止损。有些偏执到家的人，即便是我们多年的熟人，我们也劝说不了他们。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在北大东门住过一段时间，那时候认识了一个四川籍的比我小一两岁的男青年，这人一直很自以为是，不大听得进别人的意见。

不幸的是前几年他得了脑瘤，他自己去找了某个据他说已经攻克了癌症的神医，听信了他的那一套，对现代医学和其他中医师嗤之以鼻。他还有雄心壮志（他做啥事都一副很有雄心壮志的样子）要用他自己在北京打拼经商（实际上当时他已经因为行贿腐化国家工作人员触犯了刑法，被公检法机关处罚，真谈不上是什么体面的成功人士）的经验来推广这个大神的救命良方，要造福全球的癌症患者。

我们有个共同的朋友当时也对他半信半疑，请我帮忙决断。我直接告诉我们这个共同的朋友，这位患脑瘤的伙计心术不正加上性格偏执，他不但会害别人，还会把自己害死。后来这个患者的病情果然很快就恶化到难以治疗了，我不知道他到最后的时刻有没有懊悔过。

但我知道另一个肠癌患者临终前深深懊悔过，那个患者生前是福建的一个银行职员，为某个大神的一句“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的大话所迷惑，陷入偏执状态，听不进任何劝告。我曾苦口婆心地告诉她一句话：还是中西医的多学科合作，规范治疗活路多。她临终之前联系我，告诉我她深悔自己没有听进去，结果明明可以存活五年以上的她，一年多便到了临终时刻。

受过良好训练的医生说话可能没那么悦耳动听，他们的一些听起来很残酷的关于病人的预后谈话让人难以接受（当然有少数患者可能确实会创造医学奇迹，推翻医生关于预后的判断，不过大数据统计出来的结果大多数情况下是不会出错的，医生们无法准确判断每个患者的预后），他们不会用花言巧语欺骗患者和患者家属产生虚假的信心，因为医学生和学徒们会被他们的前辈们反复告诫：从医者一定要有严谨和求实的精神，否则害人害己，祸患无穷。医学界之所以有这种传承，是因为有许多血的教训在那里。

医学确实不够完美，但不要因为它不够完美就否定它的一切，辩证看问题始终都是最恰当的，客观理性才能让我们更接近真理。

柴桂解毒丸是笔者自创的治疗新冠感染的方剂，配方如下：桂枝10g，黄芩10g，人参10g，灸甘草6g，白芍10g，柴胡25g，天花粉15g，藿香5g，佩兰5g，砂仁5g，羌活10g，川芎5g，苍术5g，厚朴5g，枳壳5g，白芷5g，蔓荆子15g，防风5g，荆芥5g，枇杷叶10g，桑白皮15g，鸡内金6g，山楂15g，葛根15g，桔梗10g，地龙10g，大枣肉25g，干姜5g。

此方是笔者将柴胡桂枝汤、荆防败毒散、平胃丸、泻白散等四张方剂组合在一起，并在其基础上进行加减化裁而成。笔者最初组建此方的思路是联合使用多种方剂，针对新冠感染引起的发热、畏寒、身痛、咳嗽、纳差、乏力、腹痛、腹泻等症状进行对症治疗。在2022年岁末的那轮疫情之中，笔者用柴桂解毒丸解决了不少病毒性肺炎患者的问题。

疫情高峰过后，研究中医抗癌多年的笔者意识到柴桂解毒丸这张处方对容易引起发热、疼痛、纳差等症状的白血病、神经母细胞瘤和淋巴瘤应该也有一定的对症治疗作用，若将此方改良，加入莪术、鳖甲、茵陈、栀子等药，对肝胆胰腺系列的癌症也应该有一定的疗效。笔者遂决定在2023年在柴桂解毒丸的基础之上，探索治疗癌症的新思路。

笔者首先将柴桂解毒丸加到一名白血病患者，一名淋巴瘤患者和一名神经母细胞瘤患者的治疗方案之中，这三个患者此前都在应用其他的中医抗癌方案。白血病患者所用的是清热解毒、凉血消肿的治疗方案，淋巴瘤患者使用的是消瘰丸和西黄丸为基础方的治疗方案，神经母细胞瘤患儿使用的是笔者的中医复方广谱抗癌的治疗方案。使用这些方案后，以上三位患者的病情基本稳定。

但该白血病患者去年12月份感染了新冠后，出现了一些严重的症状，CT检查也显示有病毒性肺炎，患者低烧难退，所以笔者最初对该患者使用柴桂解毒丸是为了治疗她的病毒肺。患者抗感染治疗见效后，笔者嘱该患者将柴桂解毒丸与其以前所用的抗癌药同用一段时间，观察临床疗效。患者用药至今年2月份后去医院复查，结果显示患者因白血病引起的异常血象得到了改善，肿大的淋巴结也缩小了。这一疗效比过去单用抗癌药效果更显著。

因为该白血病患者使用此方案后，效果较好，所以笔者近期又将此方案应用在另外两名白血病患者身上，应用后的情况尚待反馈。

笔者对该例神经母细胞瘤患儿加用柴桂解毒丸是因为该患儿腿痛，在感染新冠前该患儿也腿痛，感染后再次腿痛。腿痛是多数神经母细胞瘤患儿复发的临床症状，在加用柴桂解毒丸后，患儿的腿痛显著改善，直到后来不再腿痛。因为该患儿家庭条件有限，治疗前和治疗后均未能做相应的检查，所以无法从西医的检查报告来判断柴桂解毒丸对该患儿是否有效。

不过该患儿在症状消除后，继续服用柴桂解毒丸，出现烦躁、汗多等症状，这是柴桂解毒丸对健康人的副作用，因为柴桂解毒丸中的柴胡桂枝汤和荆防败毒散均为发汗解表药，所以有发汗作用。患儿出现此副作用后，笔者即嘱其停用柴桂解毒丸。

后笔者将柴桂解毒丸方改良，组成了柴葛化瘀丸（柴胡15g，葛根30g，桂枝15g，肉桂15g，鹿角霜15g，当归15g，干地黄30g，黄芩10g，人参10g，天花粉12g，地龙10g，川芎10g，白芷10g，藁本10g，蔓荆子30g，薤白10g，苍术10g，厚朴10g，炒枳实10g，白芍15g，赤芍10g，红花6g，伸筋草10g，威灵仙15g，地鳖虫15g，怀牛膝15g，羌活10g，独活10g，丝瓜络10g，杜仲10g，续断10g，丹参30g，益母草30g，木瓜15g，桑白皮6g，地骨皮6g，牡丹皮6g，檀香3g，砂仁3g，甘草10g），笔者将此方用于一例淋巴瘤患者。

该患者20余岁，正在以西黄丸和消瘰丸等方剂组成的合方治疗，疗效很好，病情稳定。患者自幼身上容易起各种各样的疹子，很容易感染。笔者决定试探着在原来的治疗方案上加上柴葛化瘀丸这种抗感染和活血化瘀、清肺泻热的方案，用药后，患者的情况良好。

白血病、淋巴瘤和神经母细胞瘤虽然属于三种不同的癌症，但是其临床症状有一定的相似性。而且神经母细胞瘤也容易诱发白血病，当NB细胞重度浸润，神经母细胞瘤患者就进入到白血病化期。此期患者体内的NB细胞在骨髓内异常增殖，可占到54%-98%，导致正常的造血细胞粒、红、巨三系受到抑制。外周血象可见白细胞升高、血红蛋白降低、血小板偏低，临床表现为发热、骨痛、腹痛、淋巴结肿大、肝脾肿大，这类患儿的临床症状与白血病和淋巴瘤患者的临床症状相似。

而这些症状也与新冠感染的症状相似，所以原本设计用来治疗新冠感染的柴桂解毒丸，也是可以用于对这类患者进行对症治疗的。初步的临床实践也证实，在这些患者原有的治疗方案中加入柴桂解毒丸或其改良方后，患者的临床症状得到了改善，相应的血项指标也得到了改善，肿大的淋巴结缩小。这些充分地证明，柴桂解毒丸不但可以解决新冠感染的相应问题，同样可以缓解与新冠感染症状相似的癌症患者的临床症状。

人类所患的许多癌症都与病毒有关，比如EB病毒会导致淋巴癌和鼻咽癌等癌症，乙肝病毒和丙肝病毒会诱发肝癌等，我们基因中携带的病毒癌基因也是人类罹患癌症的重要诱因。所以，可以抗感染、抗病毒、抗炎镇痛的中药组方，有一定的抗癌作用也就不足为奇。笔者正是受到这一思想的启发，才决定在今年尝试着用笔者治疗新冠感染的经验方柴桂解毒丸治疗相关的癌症。

笔者目前也正在根据患者服药后的反应，尝试着改良此方，组建更适合癌症患者的配方。这一方案或许对缓解癌症患者的癌痛、癌热有一定的作用，对改善患者的血象也有一定的作用。若能在此思路上继续探索下去，应该可以找到一条新的有效的中医抗癌之路。因为第一批的临床实践显示此研究并非无的放矢，所以笔者本人目前正在更深入的研究这一抗癌思路。

我最近体力算是完全恢复了，做耐力运动时，体能重回巅峰状态，在四万多名动感单车运动参与者中，排名能进入前八十名，超过99.8%的参与者，进入到前千分之二。连续多日监测血压，血压正常，身体也没有任何不适。从正月初七开始，我对自己说，再不能这么辛劳了，要把生活节奏放慢。从那以后，很多患者我都不接，超出我的研究范围的咨询也都婉拒了。之前治疗的新冠患者也都陆陆续续好了，工作压力开始一点点降低，我又有了午休和看书的时间。需要日夜操心的病人减少后，睡眠质量也好了很多。元宵节前，每天晚上入睡前或中午午休前我都要用吹风机吹一会儿。把身体吹暖和后，入睡速度很快，睡眠质量也高很多。睡了几天好觉后，再无心动过速的现象。前段时间因为担心重病号随时可能会死亡，我夜里很难有好的睡眠质量，半夜醒来总是在想患者的病情，生怕出一丝差错，医疗事故可不是开玩笑的。有些患者有我之前不了解的基础疾病，就得查阅不少的资料，去判断患者下一步会有什么风险。那段日子的工作真让人心力交瘁。运动也在循序渐进地恢复。30分钟骑行消耗的卡路里从300多千卡增加到400多千卡，再逐渐增加到750千卡以上——我在疫情前的巅峰状态也就这个水平。app上的数据显示，参加同一运动项目的99%以上的人达不到我的强度。过去三年，疫情确实对我的生活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但是也让我培养起了坚持运动的习惯，这是很大的收获。除了休息和运动，我也在坚持食疗——坚持吃药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通常我只在症状比较明显的情况下才肯吃几天药，所以食疗是更适合我的选择。藠（念jiao，四声）头是我这段时间吃得最多的蔬菜，因为藠头是中药中的薤白。薤白是中医治疗主动脉和冠状动脉瘀堵引起的心血管问题的主要用药，也是我们长江流域很常见的一种蔬菜。与其吃药，不如吃菜。藠头用小米辣炒了很好吃，这种儿时常吃，长大了到了北方后很少见到的菜很下饭。吃了藠头后，人的精神和体力就更好了，排便也通畅多了。但我们从小就知道藠头吃多了放屁多，所以也不敢多吃，每天只吃一二两。孩妈家族性高血压，我虽然用中药把她的血压降到了140以下，但是还是在120以上。她跟着我吃了一段时间的藠头后，血压降到120以下了，这真令我们很欣喜。因为虽然目前我国医疗界将大于139的血压定义为高血压，但实际上收缩压大于120都算高血压。因为收缩压高于120的，即便低于140，也会比收缩压低于120的人中风的风险高10%以上。2023年2月14日，美国医学期刊JAMA Network Open刊登了洛杉矶西达赛奈医学中心（Cedars-Sinai Medical Center）的一项研究结果，该研究显示感染新冠病毒后患上糖尿病的新冠病患者，比疫情前的新糖尿病患者多出近三倍；新增的高血压和高胆固醇患者则多两倍。

研究人员在奥密克戎成为主流毒株期间，针对近2万4000名确诊患者展开研究，发现患者在确诊后的90天内，新诊断出糖尿病、高血压和胆固醇升高的比率明显增加。而接种新冠疫苗似乎有助降低这些风险，因为和没有接种疫苗的人相比，已接种者感染新冠前后患上糖尿病的风险大致相同，而患上其他疾病的风险则有所降低。

很多食物有降压、降糖和降脂的作用，但人们偏好那些容易造成三高的食物。所以在感染新冠后，调整自己的食谱也很重要。除了藠头，我还经常喝干山楂片泡的茶，山楂能降血脂、血糖和血压，保护心血管，与藠头功效相似。

我最近又重读了美国医生安德鲁・韦尔撰写的《自愈力》（以前的译名为《不治而愈》）这本书，收获良多，对他的一些看法很认可。安德鲁・韦尔是毕业于哈佛医学院的医学博士，但他对包括中医在内的替代医学更感兴趣，并且能够中肯的评价各种常规和非常规的医疗手段的效果。

如果我们将自己的健康问题全盘托付给现代医学，而不是去启动自己的自愈力，那么我们可能永无康复之日。启动自己的自愈力包括调整自己的作息，调适自己的情绪，吃健康的食物，喝健康的水，做合适的运动以及选择一些看起来非常规但是却很有效的康复手段。

安德鲁・韦尔说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生存的绝大多数时间中，是没有医生照顾的，医学只不过最近几千年内才出现，之前的数百万年，人类都是靠自己的自愈力来战胜疾病的。我们吃的食物，我们做的运动，我们的睡眠，我们的情绪，我们的社会关系，都对我们的健康有深刻的影响。只有意识到这些，调整我们生活中的一切，我们才能重获健康。

新冠过后，我对医学的认知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可能会对我今后的治疗思路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不可避免地要与病毒、细菌和癌细胞等致病元素共存于世，这些是我们剿灭不了的。寻找与其共存的办法，比寻找剿灭它们的办法更有实际意义。

人类从未绝对地健康过，所谓的健康只不过是相对健康而已。而且我们的疾病问题也不能太依赖于医药，如果我们不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不学会在富有挑战性的自然环境的影响下，更好地生存下去的办法，即便医学再发达，也不能阻挡我们生病和过早死亡。

比如新冠，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认识到它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会是长期的，尚可能发生许多我们预料不到的影响。但它与其他的致病因素一样，也只是影响我们健康的若干元素之一，也需要与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相结合才可致病。如果我们及时调整自我，单纯的新冠病毒未必能致病。

癌细胞也是如此，它的发展也依赖于许多其他条件，单一因素并不能让癌细胞肆无忌惮的发展。所以探索癌症的非常规康复手段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健康问题既复杂又简单，我们只有全面地启动自我康复程序，再在不得已时适量用药，才能真正地重获健康。

中国人历来都知道，吃饭只吃七分饱，对人的健康更有好处。动物实验也证实，限制饮食能延长实验小鼠的寿命。2016年8月15日，《自然》杂志发布了荷兰伊拉斯谟大学鹿特丹医学中心Jan Hoeijmakers及同事的一项研究，该研究使用模拟人类早衰症的小鼠，该研究发现限制饮食可以使小鼠的加速老化放缓，并防止DNA损伤。研究显示，进食减少30%可使这些小鼠的剩余寿命延长两倍，并且抑制了大量细胞的加速衰老。例如，被限制饮食的小鼠的神经细胞比可以随意进食的小鼠多50%。这个研究证明中国古人提倡的吃饭只吃七分饱的做法是很科学的。我们常常以为营养不良是件不好的事情，但实际上适度的营养不良非但不是坏事，反而能延长动物的寿命。在众多影响寿命的因素中，摄入的热量略偏低是最关键的，只有严重营养不良才会对身体造成损害。对大多数现代人来说，食物不是不足，而是太多了。现代人的饮食结构很成问题，动物来源的食物太多，食物中的糖分和脂肪太高。这导致我们大多数人都处于营养超标的状态，所以癌症、糖尿病和退行性疾病的发病率很高。那么这种状况是否可以逆转呢？答案是肯定的。只要我们能够停止过量摄入高热量食物，限制自己的饮食，我们的身体状况就能好转。生态学家发现，一些被严重污染的河流会失去自我净化的能力。但只要停止向其中排放污染物一段时间，河流的自我净化能力就会逐渐恢复过来。开始的时候恢复得很慢，但是随着河流中的微生物和藻类的增多，阳光投射进去后，恢复的速度就会越来越快。人类的血管像河流一样，我们摄入的食物过多，营养过于丰富，我们的血管就会被堵塞住，形成各种各样的斑块，这些斑块像河流中的垃圾一样，会在我们人体中诱发炎症反应、癌变等病变。过多的进食身体消化不了的食物，它们会转化为能量和斑块存储在我们的身体内，成为我们人体的污染物。限制饮食就像是停止向我们的身体排放污染物，持续限制饮食一段时间，我们身体的自我净化能力就能恢复。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像是开启了自我康复的一道门。所以定期节食者的一些慢性病能不治自愈，即便是癌症这样的疾病，如果能采取定期节食等措施，也是利大于弊的。所以如果我们罹患癌症或糖尿病等重大疾病，首先应该考虑的是限制饮食，而非加强营养。近代人经历了一个很长的饥寒交迫的历史时期，甚至有几次大饥荒造成了许多人饿死，比如1942年河南大饥荒就饿死了三百万多人。这在民间形成了生病后需要进补营养的观念，以至于直到现在，我们还有在探望生病的亲人时，给他们送营养品的习俗。不过这个观念已经过时了。我们当代人不是缺乏营养，而是营养过剩。只有晚期或终末期病人才会因为多器官衰竭，无法吸收营养而呈现营养不良的状况，但这种情况下其实进补已没有太大意义。我所见到的病人，90%以上都处于营养过剩的状态，但他们向我咨询得最多的竟然是他们应该服用何种营养品的问题。动物在自然界中进化亿万年，已经演化出了一整套的自我康复程序。当我们的身体因为营养过剩而出现问题时，只要我们停止进食或限制进食一段时间，我们的身体便能自我消化掉这些过剩的营养，清除身体内的垃圾。过多摄入食物会加快我们新陈代谢的速度，而过快的新陈代谢会加速细胞的老化。我们人体的细胞只能分裂50次左右，每代细胞的寿命最长只有2.5年。新陈代谢速度太快，细胞的寿命就会缩短，细胞分裂的速度会加快，这自然会影响到我们的寿命。所以我们老话说，人一辈子能吃的东西是有定数的，过早吃完，我们的寿命也就到头了。那些限制饮食，每顿只吃七分饱，食物营养价值也不高的人，看起来可能没有那种营养很好的人面色红润，但他们的寿命却更长，这种现象是符合自然规律的。

有个天津籍的胃印戒细胞癌患者，此前一年余一直在接受笔者的纯中医治疗。经治疗后，虽然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着，此前在进行性下降的体重，也能稳定住不再下降了，但病情并没有完全控制住。因为天津的疫情原因，患者复查很不方便，一年多没有去医院复查。

今年，我心中也很不踏实，一直建议患者尽快去复查。而患者也出现了持续咳嗽，用药不能缓解的问题，于是就在本地医院复查了。复查结果显示病情有进展，本地西医建议采用化疗或靶向治疗。

但患者服用靶向药五天，胃大出血，入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这个患者的去世令我感到有些错愕，因为在服用靶向药之前，虽然患者的病情确实有进展，但是还是能正常的上班和工作。此前患者家属一直不肯尝试西医治疗，但笔者用中医竭力为此患者治疗一年，未能控制住其病情的进展。所以觉得单独依靠笔者的治疗是很难成功的，于是强烈建议他们中西医结合。

但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患者在服用靶向药后，会出现如此大的副作用，去世的速度这么快。按照患者服用靶向药之前的身体状况，这个患者在半年内是不应该有生命危险的。

笔者治疗的另一个淋巴瘤患者，从疫情前治疗到现在，熬过了五年。去年底病情有快速发展的迹象，笔者也建议她化疗和中药相结合。但是患者化疗了三次后，出现了严重的副作用，走路都费劲。于是患者坚决不肯再化疗，请求笔者用中医继续治疗。

中药治疗至今年五月份，患者体力基本恢复。因为今年天气太热等原因，患者决定仿效笔者治疗的四川宜宾某患者，采取吃吃停停的错策略吃药。于是自行先暂停各种药物，改善自己的生活状态和心情，结果此前不规律的例假意外正常了。例假正常后，患者的肿瘤在不用药的情况下，自行缩小了。想这个患者的淋巴瘤可能就像部分乳腺癌患者的乳腺肿瘤一样，受激素的影响很大。

这个患者现在生活状态挺好，此前如果继续化疗的话，她也可能因为过度严重的副作用而不在了。她对治疗副作用的接受度较差，但是恰恰是这种不接受救了她一命。

很多患者在用化疗、靶向药、免疫治疗时出现严重的副作用。有些患者和患者家属为了追求控制肿瘤，即便出现了严重副作用，依然硬着头皮往前走，这就极容易演变成过度治疗。

我在日常工作中，接触到许多找我来咨询患者的化疗药或靶向药要不要继续用下去这个问题的人。一般来说，他们都已经出现了中度或重度的不良反应，而且是他们的主治医师解决不了的。有些患者的副作用不一定致命，但是另一些患者的副作用就很致命。所以，这样的问题不好回答。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患者自己要量力而行，如果患者觉得副作用导致自己非常难受的时候，是不宜硬扛的。家属也不应该因为一些文献如何说，就逼着自己的亲人硬扛下去，因为这样坚持的结果很多时候都是悲剧——钱花了，患者的生命反而缩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