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此文为我用“怀慈居士”为名发布的一篇旧文，此文中的间皮瘤患者现已非常健康的存活了快四年，至今仍然能正常工作生活，壮健有力，2015年10月中旬还再次到北京来找我复诊。照此患者目前的状况来看，此患者当能长期生存下去。患者之所以能有如此的疗效，与患者多年来对笔者牢固的信任有很大的关系。笔者现在在接触到癌症患者或患者家属时，如果患者此前诊治的医生疗效较好，都会建议他们继续信任原来诊治他们的医生。

我认为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和坚持，是癌症治疗获得疗效的关键因素之一。如果患者不能信任一个中医师，那么他的中医治疗最终只可能是失败的。现在有些癌症患者或患属在求医问诊时，对医生抱着怀疑的态度，这种心态很不好，所以特地将此文再发布出来，希望能对其他患者有所启示。该患者的新浪博客的链接：http://blog.sina.com.cn/u/2733160111

以下为原文：

去年的八月份，一个山东籍的腹间皮瘤患者因为化疗失效，出现腹水了，到北京来找我治疗。他希望用纯中医治疗，我对纯中医治疗他的病并没有多大把握，因为患者只有四十来岁，正值壮年，我建议患者中西医结合，但是被患者本人拒绝了。他经历过西医治疗，失败了才找的中医，所以不打算再回头去寻求西医的治疗。

就这样治疗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每隔一两个月他会到北京来找我复诊一次，我对他的治疗方案自始至终，基本没有改变，都是以阳和汤加西黄丸为主，根据季节的变化和患者病情的变化适度调整处方。最初的一个月取得的疗效令人惊喜，但是病情在治疗进行的过程中几次反复。癌指标被控制到正常值后，偶尔又会反弹到非正常值，腹水被治没了后也多次再次出现，不过每次腹水的复发都会被我治疗下去。

说实话整个治疗过程我自己一直感到忐忑不安，所以我在患者复诊时几次劝说他尝试中西医结合，不过患者坚决排斥西医治疗，也不肯再寻求其他中医师的治疗。在这个过程中，患者到医院找医生转我开的处方，转方的医生对处方有过怀疑，甚至指出患者服药后的一些不良反应，患者依然不曾动摇过在我这里治疗的决心。我认为转方的那个中医的水平还是不错的，指出久服我的处方后患者可能会耳鸣耳痒，而患者确实出现了耳鸣耳痒的副作用。我当时建议患者可以到这个医生处改方，患者也不肯，执意在我这里治疗。复诊后我仿肾气丸补泻并用的思路，加入泽泻和丹皮后，患者的耳鸣耳痒的副作用消失。

就这样一路治疗下来，患者的癌症基本被完全控制住，体力比第一次来找我时有了很大的改观，癌指标被控制在正常范围内，肿瘤未见反弹，患者正常的生活和工作丝毫不受影响。今天患者再次来复诊，面色红润，气色很好，不再有任何不适感存在。

我为患者高兴之余，自己对这种疗效感到很意外。这个患者在找我治病之前，阅读我的博客长达一年多，所以能有如此坚固的信任，即便治疗出现波折依然丝毫不动摇自己的选择。他的心理承受能力比我强很多，我时常担心我的治疗会耽误他的病情，造成他过早的死亡，唯其自己坚持相信纯中医是他唯一的出路。这一坚持终于为他带来了西医达不到的疗效。

眼见他的病情控制得如此理想，我甚至怀疑他是很有可能被中医治愈的。我一向保守，很少敢说中医能够治愈某个癌症患者。但是他的情况却让我第一次有了中医是有可能彻底治愈某些癌症患者的预感。

他是极少数在我这里坚持到底的患者之一，也是我控制得最好的三个患者之一，迄今为止，能够在我这里坚持到底的患者不超过五个。我给人治疗癌症也有好些年时间了，见多了来来去去的患者，对我信心坚固者凤毛麟角。一般患者都是走马灯式的更换医生，北京的医生不行就去寻上海的医生，甲教授开的一个方子吃着不好就去换乙教授，能够坚持在同一个医生处治疗的患者非常少见。这种情况不仅仅只是出现在我这样一个无名小卒身上，同样出现在一些知名的名医身上。因为从那些名医处转到我这里来治疗的患者就不少。

每个医生熟悉一个患者的病情需要一个过程，经验丰富的医生也许只需要一两个月就能熟悉一个患者的整体情况和拿捏准用药思路，如我这样的水平还不到家的可能需要三个月以上。无论哪个医生，治疗每个患者都是一个新的摸索和试探的过程。而多数癌症患者是急功近利的，在死神的催逼之下，中医不行时马上找西医，西医不行时立即找中医，甲医生不行马上找乙医生，乙医生不行则去找丙医生。折腾几次后，残余的生命就耗尽了。

我们乡下有一句俗谚：路走多了踩不死草。我被患者们走马观花式的尝试了几年之后，渐渐的对那些急功近利的患者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治疗患者时也比以前慎重了许多。彼此难以建立牢固的信任关系的不再接诊，患者经常变换治疗方案时，也不再跟踪治疗。因为这类治疗多属徒劳无益，医患双方均在做无用功。

而那些能够坚守的患者，不但他们自己可以收获到不错的疗效，医生也能从这种颇有价值的治疗过程中学到很多东西，提高自己的见识和水平。我不是一个靠行医吃饭的人，对我而言，治一个患者若让我感到身心皆疲是很不值得的一件事情，纯属浪费生命。对一些坚持不懈的患者进行尽心尽力的治疗，是真正有价值的治疗。因为这样的治疗是最有可能救人一命的，不能救死扶伤，对一个将医学作为爱好而非职业的人来说，还有什么吸引力呢？

以前看裘沛然教授的医论时，看到他特别强调医患相得，并将此列为保证疗效的关键因素之一。涉足临床后，我渐渐对他的这一说法有了深切的体会。或许，很多患者不能得到理想的治疗，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找到好医生，而是因为他们缺乏理性，在急功近利的心理的作用下，盲目的四处乱求医，才让疗效大打折扣的。

蒲辅周老中医曾根据《伤寒论》桂枝汤条中的“温覆令一时许，遍身漐漐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者必不除（这段文字的意思是给患者发汗治疗时，只需要治疗到微微似有汗出就够了，不能治疗得遍身淋漓大汗）”的这段文字，悟出中医治病八法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均需适可而止，不可过度。蒲辅周老中医认为八法的应用，应该达到“汗而勿伤，下而勿损，和而勿泛，吐而勿缓，温而勿燥，寒而勿凝，消而勿伐，补而勿滞”的境界。

这样的一种治病原则类似于中国古人特别重视的吃饭只吃七分饱的养生原则，是一种适可而止的思想。在治疗肿瘤时，这种思想尤其重要。肿瘤属于大病，治疗起来颇为棘手，各种治疗方案都难免会伤筋动骨，治疗时就要特别注意力度。有些治疗方案损伤太大，就要治治停停。

李中梓治疗肿瘤类大病时，总会攻几日，补几日，休几日，再攻几日，补几日，休几日。如此轮回式治疗，患者的身体不至于因为治疗本身而受到太大的损伤。李东垣、薛立斋等治疗肿瘤类疾病时，服药会从最小量起服，逐渐加量，一旦见患者有便溏现象时，又重新从最小量服用，逐渐加量，如此小心翼翼，怕的就是服药给患者造成过犹不及的影响。

中医治疗肿瘤，八法中的每一种办法可能都会用到，患者处于不同的阶段时，需要用不同的治疗原则和治疗方法，治疗时谨记蒲辅周老中医提倡的这几条原则，有利于最大程度的保存患者的体能，为患者的治疗赢得时间。如果治疗过于峻猛，往往会造成患者身体脱水或脱血严重，全身状况急剧恶化，存活期受到很大的影响。

慢性病缓治，以平为期，对患者而言，是最保险的治疗方案。

我现在同时学习中医和西医内科，谈不上对哪种医学更偏爱，只是碰上哪一种有效就用哪一种。但是在用中医治病时，越来越不把中医的基础理论当回事，而重视对药性和疾病病理的掌握。对病理的把握，会参照西医内科学的一些知识进行判断，对药物功效的记忆，也侧重于它解决得了什么症状，会有什么样的正副作用。

中医的基础理论，实在是很令人头痛的东西，其中有很多属于诡辩，纯属一些医学理论家个人的臆测。学中医的常常喜欢过多的在中医理论中掺杂哲学理论，绕来绕去，把来源于民间的，很鲜活的经验医学发展为书生们的唯心医学，这就很令人头痛了。对中医基础理论越是迷信，疗效越是不可靠。金元四大名家李东垣教弟子时，首先摒弃掉中医基础理论，让弟子牢记药性，我觉得这个方法非常好。中医的基础理论中起码有百分之七十的是靠不住的，这些基础理论把中医演变成了诡辩之医。最后导致一部分学中医的脱离了实践，沉迷于各种学说中。

西医的一些理论如果不成熟的话，还会老老实实的标注为假说，中医的多数基础理论，虚妄得很，但是却被奉为医中圭臬，被一群中医粉丝信奉、宣传和捍卫，不允许质疑，这就很不好。我对中医的各种疗法和处方的功效，是毫不怀疑的，但是对中医各门各派提出的理论主张，一直保持着怀疑的态度去学习。临床治病时，也会小心翼翼的反复斟酌，不肯随便按照这些理论开处方。因为我自己的亲身体验和目睹其他医生的临床实践的经历告诉我，这样治病疗效并不理想。反倒是结合现代医学的相关知识，去用中医时，跑偏的概率降低了很多。

这世上没有任何医生敢吹牛皮说自己渊博和经验老到到药到病除的程度，临床疗效达到100%的医生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太可能出现，医生都难免挂一漏万。在临床有效率低下的情况下，如果不勇敢的质疑陈旧的理论体系，努力发现中医治病真正科学的规律，那么中医就永无进步的可能。

若是靠着医生几句诡辩，就能把病人的病给看好，那敢情好，问题就在于，擅长诡辩者，治病的疗效大多是令人遗憾的。医生没有疗效，拿几本祖宗的书死读，有个屁用呢？

学医之要，一要知病，二要知药，这两者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学医先要学病理和药性，疾病的种类之多，数不胜数，同一种疾病有很多不同的症状，同一种症状也会是很多疾病都会有的共同症状，非博学不足以明辨。除手术外，治病最主要的手段还是要靠药，熟悉药理和药性，才能得心应手的对付疾病。

学医要博学多知，舍此无其他捷径可走，医学水平只能靠日积月累，时不时的阅读医学文献，才能不断的提高自己的见识。多临床，才能提高自己治病的水平。不读书，临床水平难以提高；不临床治病，所读之书不易被消化吸收。

学医不能有门户之见，看不起中医的西医，看不起西医的中医，都不是好医生，一个人有志于学医，应该尽量贯通中西医。所有的医疗技术，都有很大的局限性，对重大疾病，人类的全部医学技能加起来，也还对付不了。医生没有任何理由妄自尊大。医疗的不确定性很高，很少有医生的临床疗效能够超过60%，多数医生都只有30－40%的临床疗效。也就是说，十个病人就诊于同一个医生，一般来说，只有三四个会有运气得到正确的治疗。其余的患者，都可能会被错误的治疗。这种现实状况决定了医生应该谦虚好学，不断的拓展自己的视野，提高自己的临床疗效。

有关病理的著作和有关药学著作，要常备案头，日夜翻阅，有所收获，就尽可能记录下来。医学知识的积累，靠的是一点一滴的积累这些零碎的知识。积少成多，才能见多识广，见多识广，临床疗效才会得到提高。

妇科肿瘤患者，不拘所患的是哪一类肿瘤，我现在都在尝试从郁论治，结果效果比以前治疗的要好。

在接诊女性患者时，我发现女性患者有个特点，不管是滔滔不绝还是默不作声的患者，都容易抑郁。女人天生就是忧郁的，不如男性那么有自信，到了关键时刻也没有男性那么洒脱。患病后的妇女一般出现抑郁情绪。

并且中医讲女子以肝为先天之本，肝郁这种现象在我治疗的女性癌症患者身上普遍存在。我对女性患者上来都喜欢用点柴胡、郁金、玫瑰花之类的疏肝解郁，组方时有时容易考虑柴胡系列方剂为汤头组方，见效比以前迅速。

在我治疗我自己老婆月经不调时，开始时空军总医院的医生开了四物汤和益母草颗粒，无效。我为其处方四物汤加味益母草，再加一味柴胡，总共六味药，比空总开的就多一味柴胡，二顿药下去，月经顺利得调。

当然在她这个病例上，我现在反思觉得用玫瑰花代替柴胡疏肝解郁效果可能更好，但是在传统的调经药上加味柴胡后疗效如此迅速，可见对于女性来说，治疗时适度的疏肝解郁是非常重要的。

在治疗二例乳腺癌患者时，我均采用疏肝解郁、软坚散结的思路为主，两例肿瘤缩小的速度都超出了我自己的预料，没有一例肿瘤缩小花费的时间超过了两个月，其中一例疑似治愈，另一例肿瘤正在持续缩小。在对一例宫颈癌患者止痛时，我用柴胡疏肝散加味，有效。后请教另一有经验的医生，该医生认为用柴胡不对，去掉柴胡，失效。

治疗女性患者时，疏肝解郁不是绝对必须的，但是当病人出现情绪烦躁、抑郁时，适度的疏肝解郁，效果相当显著。看似与肝郁无关的症状，在加味解郁药后，疗效得到了明显的提高。

传统中医在借助现代科技手段之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中医药与现代科技的结合，有很大的进步而非退步，尽管一些传统的疗法或者中药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从总体上来说，中医药事业在当代突飞猛进是不争的事实。中医药融入现代医学之中，是不可逆转的大潮流，我们应该欢迎中医的进步，而非无病呻吟的哀叹中医已经完蛋了。

我极为反感那种倚老卖老，怀念国故的人，总希望回归到历史中去。作为一个研究中医已经长达十七年的人，我阅读过大量的中医文献，接触到的老一代的中医师也很多。我的祖父和父亲一代的长辈告诉我，在他们小的时候，全村五十岁以上的老人没有几个，村子里召集元老耆宿进行重大的宗族性活动时，五十岁以上的老人坐不满一桌，而如今，八十岁以上的老人比比皆是。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人均寿命一直在不断的提升。

中医药非常有价值，因为中医药是我们的先民在生活实践中，发现的确有实效的对抗疾病的手段。我们人类离彻底摆脱疾病的折磨，还有很漫长的道路要走，从中医药中汲取智慧，研究中医药，在中医药领域实现创新，对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对人类的健康事业，都是有益无害的。

在中医名医张仲景生活的时代，瘟疫流行时，张仲景的家族三分之二的人口因为瘟疫死亡，张仲景亦束手无策，张仲景的《伤寒论》虽然可贵，但是客观的说，它的方剂的有效率并不高。金元时期，李东垣为一代名医，其师刘完素、张元素都是中医领域的巨匠，而当时的一场瘟疫，仅京都一地，数月之间就死亡一百多万人，可见当时整体的医疗水平，也是极为低下的。那么他们所发明的医术和医理，都还是很初级的水平，需要重新审视和改进，才能使中医药发挥更好的疗效。

我们新一代的年轻人，投身到中医药研究事业之中，只有敢于突破陈规，挑战权威，才能有所创新。传统中医药的有效率并不高，这是不争的事实。一个老中医，如果其临床有效率可达到百分之四十，就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中医师了。这里的有效率还不等同于治愈率，有效率是一时之间能取得的疗效的概率，而治愈率是患者被彻底根治的概率。

一个从事医药卫生事业的人，不应该满足于这么低的有效率，这也不符合患者的期望。提高临床疗效，应是一个医者终生不倦的追求。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我们固守传统中医药的一切，惰于进步，是愚昧落后的表现，而非珍爱祖宗们的传承。中医药事业需要的不是铁杆的捍卫者，而是有建设性的破坏者。

气机学说是中医基础理论中的一项重要的理论，气机学说在临床中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中医认为人体气机不息，人的生命就能维持，健康就可以得到保证。气机一旦壅塞、紊乱或者下陷，人就会陷入生病状态，严重时就会危及人体生命。人体内的气机应该周流不息的运动，人才能健康的活着。所以在治疗疾病时，有经验的中医师很重视疏调患者的气机。一些严重的疾病，如癌症引起的胸水、腹水、疼痛等，也是有希望通过疏调气机得到缓解甚至消除其相应的症状的。而中国古代的气功养生，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理论基础正是中医的气机理论。

人体的精气，通过升、降、出、入等四种形式运动，升，就是由下往上升；降，是由上往下降；出，是由内往外出；入，是由外往内入。这样的精气的运动，从不停息，一旦停息，人就危亡顿至。我们虽然很难用现代科学理论来精确的诠释中医的气机理论，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这一理论符合我们对人体直观的感觉。这一理论有些类似现代医学所说的新陈代谢、呼吸功能、排泄功能、神经官能的综合体，但是又不完全等同于它们的综合体。

人体是个闭合的循环体，气机在人体中通畅无阻时，人的胃纳正常、大小便正常、呼吸通畅，整个人神清气爽、精神愉悦。但是如果气机在人体受到阻碍，那么人就会处于各种不适状态，身心都处于无法发挥其正常功能的状态。这时候人就很容易生病，甚者日渐严重。

气机的升降出入，以平衡状态为最佳，轻清者上升，重浊者下降，有入有出，这样才能始终循环不息。如果重浊者横梗于上，轻清者滞留于下，那么出入就有困难。尽管我们希望气机始终是畅通无阻的，但是有多种原因会导致一个人气机并不畅通。此时，用中医的梳调气机的办法，用一些行气之药，诸如香附、枳壳、陈皮、杏仁、厚朴、苍术、蝉衣、大豆卷等，使得该下降的下降，该上升的上升，人体这台机器就又能恢复正常。这样就不必一定要借助利尿和通便剂来解决患者的问题，利尿和通便剂都是很伤人体正气的。

人体自身的吸收和疏泄功能一旦恢复正常，那么正常的饮食、呼吸和排便等，就能缓解掉一部分疾病。是以赵绍琴教授治疗胸腹水时，首重梳调气机，疗效卓著又不至于对患者身体造成重大伤害，可以最大程度的安全有效的解决患者的痛苦，延长患者的寿命。

气机学说是一种很精巧的学说，梳调人体气机，也是一种很精巧的治疗方法，这是中医的整体观的优势之一。学好气机理论，在临床上巧妙运用，可以为患者带来很大的帮助。

普通老百姓的一种错误的认识是，中药毒性小，西药毒性大。其实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中药的副作用是很大的，有些中药的副作用是致命的，可以迅速致人死亡。

从我母亲生病以来，我四处求医问诊的同时，也潜水在医疗圈和病友圈里耳闻目睹了很多事情。西医院的确有大量的滥用药现象，中医界一点也不比西医院逊色。一些中医师，动辄以峻猛的中药给患者服用，患者迅速死亡，但是该医生不会去追踪患者服药后的真实情况，或者可能明知有这些现象，依然隐瞒真实数据，捏造数据，制造论文，以助评职称，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造成其他学医者从这些论文中看到一些数据后，信以为真，也效仿起来，滥用药就普遍了。

一个医生文章写得再牛逼，我现在都是不会轻易相信的，尤其是还活着的医生，我在肿瘤圈见多识广，遇到的人很多，各种高大上的名医们治疗失败或者治疗造成严重后果的患者和患属，我都见到过，渐渐的就对其中的一些知名中医教授撰写的论文失去了兴趣，因为它们的文章造假！医学文献造假非常可怕，但是在中国当今学术界，不造假的名医们恐怕是不多的。

药物滥用，对一些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药物，使用后缺乏跟踪，这些导致一些医生执迷不悟，唯教条是从，唯理论是从，写出来的文章洋洋洒洒，雄辩得很，只是受害者看着就咬牙切齿的痛恨。秦伯未教授评价赵绍琴教授时曾说赵绍琴教授是“平正轻灵一良医”，我现在对平正轻灵的用药原则颇为在意，尤其是在西医大行其道，患者已经因为西医而元气大伤的时代，中医师治病，滥用一些力度太大的药物，会加速患者的死亡。

网上所流传的一些抗癌的中医医案，查无实据，用药量非常大，比如四川某老中医的抗癌医案中，动辄将喜树果用到100g，重楼用到50g到100g，我曾仿效过，自己品尝品尝，差点没被毒死。这种药典中用量不足6g的药，放大用量到50g到100g，毒性可以毒死几头牛，这样的滥用药物会造成大量的死亡事件发生的。

有毒药一定要注意量，对晚期病人一定要慎用毒药，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希望学医者不要轻易拿人命当儿戏，著文写作也应实事求是，别误导其他人，尽量减少因为医疗而导致的伤亡事件的发生。

1998年，我高考失利，填报的第一志愿未能录取，由于分数较高，被自由择校到一所工科大学，虽然也是一所一本线的重点大学，但是所学的专业是机械工程及其自动化，老师告诉我，我们学校的机械工程专业在全国是排在前几名的，好好学，很有前途。但是我很难想象自己毕业后拿着扳手钳子在车间里度过自己余生的日子，那不是我要的理想人生。

上大学的第一个月，我开始在学校的图书馆里借各种医书读，一次能借六本大部头，一大堆码在床头，也不去上课，常常在宿舍里埋头读医书。我们学校没有医学院，但是图书馆里却有不少医学书，这一点真值得赞扬。不过我的院系领导和我的辅导员看到我就很头痛，别的学生上课的时候，学校的行政领导在宿舍里查卫生时，总是看到我一个人在宿舍里看书和写作，就会批评我。那时的老师和家长们，对学生的个人兴趣、爱好和志向不是很重视，只重视文凭，所以他们难以理解我，我也难以理解他们。多年后，我回到母校，与当年不理解我的师长再见面时，互致歉意，终于达成了以前不能达成的互相理解。但是当时，学校的环境对我来说，是一种煎熬，所以我非常的不希望自己浪费时间和金钱在学校里，摧残自己的青春。

我属于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大学生活只过了不到一个学期，就坚决以各种借口休学和退学，我希望走我自己的路，不希望有任何羁绊，对学历已经满不在乎。在1998年，中国人还普遍重视大学文凭的年代，我的做法引起了轩然大波。我的父母，我的亲友，我的师长还有我的同学们都在劝我回头。但是我却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离开了学校。尽管我的父亲不但在经济上封锁我，还不让我回家，以不认我为子来威胁我。仍然没能阻挡我对自己道路的坚持。

我在北京，没有文凭，凭着能写一手不入流的文章的能力，终于站住了脚，生存下来了。我最初来北京时，租住在圆明园附近的树村，那是一个流浪艺术家、作家和思想家聚集的地方，住着一群最有理想主义的文艺青年，我混迹在他们中间。后来搬家到国家图书馆正对面的五塔寺村的一间小平房，那是一群据说是自由学者居住的地方。在那里，我可以步行几分钟就到国家图书馆读书，我在这里度过了近十年的快乐时光。后来我自己在北京买房，也选择了在国家图书书馆附近买房，我想我这一生恐怕很难离开这片区域，皓首穷经，笔耕不辍，会是我的宿命。因为在这种生活中，我找到了真正的我自己——一个真实的，对知识有着永远的渴望和热爱的自己。

我以前喜欢在天涯等大型社区写作，后来喜欢在新浪写博客，现在哪儿也不喜欢去了，就喜欢写些文章发在自己的网站上，但是还会维系一下在天涯和新浪这些地方建立的关系。我以前也是个愤青，现在渐渐的远离红尘，回归书斋，只喜欢读一些医学、佛学和人文社科方面的一些著作。人到中年，越来越不喜欢到烦嚣的人群中去，而愿意安贫乐道的把自己最想干的一些事情干了。虽然生命中有意义的事情不多，但是我也不希望自己临终前还会很遗憾的感慨自己这一生空度过了。

从我母亲患癌后，我对医学的钻研就日益专注了。历史上的名医，很多都有类似于我的这种人生经历，均是有感于自己遭遇的丧亲的切身之痛，而投身入医学研究之中，再不回头，终于成就为一代大医家。我对于成就为大医家毫不感兴趣，但是对于疾病却耿耿于怀。

这几年，我的人生在逆乱中有过各种挣扎，我一直徘徊在经商和学医的斗争之中。因为要养家糊口，我得经商。但是我对经商已经不再热爱，过去那颗对繁花似锦的外界很热衷的心也冷却下来了。人际关系越来越简单化，人生目标越来越小。这些年，我一件新衣服都不愿意去买，穿着旧衣服旧鞋子，袜子破了好几个大洞也不愿意扔了，鞋子也是补了再补，吃着粗茶淡饭，除了购买医书和生活必需品，不愿意乱花一分钱。真正的进入到了安贫乐道的状态。

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家人和我一样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挣扎，渐渐的接受了我对自己人生理想的坚守。我所遭遇的一切令我对医学的热爱刻骨铭心，与多数在医生的岗位上谋碗饭吃的人不一样。对他们来说，医生是职业，对我来说，医学是灵魂深处的需求。因此，虽然要冒着各种不可预测的风险，我仍然义无反顾的在医学的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深。古今中外医学典籍，莫不搜罗和研究。

因为疾病，带走了我的亲人们。

医学让我认识到了人类的渺小和生命的脆弱，也让我认识到了功名利禄的虚幻，医学让我放下了狂妄，也让我放下了对物质的欲望。医学让我回归到了一个最简单和最纯粹的人，医学让我有了新的人生体验。学医和治病的经历，改变了我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如果说，还有什么事情值得我付出热情的话，那大概就是医学！既然如此，何必为难自己，好好的研究医学吧。

医学一直在不断的进步，一个临床医生需要不断的学习才能跟上医学的发展。笔者接触了大量的患者，看过他们的医嘱之后，深感医学知识过时的问题在临床医生中相当普遍。有一些医嘱尚停留在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的水平上，而当时对某些疾病的认识现在证明是错误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这些医生学医时的教材与现行的教材不一样，而这些医生的医学知识还没有及时更新过来。

笔者曾经读过一篇美国报道，该报道报告了美国的一项社会调查，这项调查表明，在美国，有超过一半的肿瘤科医生肿瘤知识严重不过关，对很多肿瘤医学方面最新的常识性问题都缺乏了解。这种现象相信在中国一样普遍存在。

比如最新的一项医学报道表明，长期以来，医学界认为的降低胆固醇的指南出现了严重的错误，导致千百万人被误诊而服用完全不必要服用的降胆固醇的他汀药物（statin drugs）。目前，很多的心血管科的医生肯定还是停留在过去的认上，按照目前广泛流行的用药指南来用药，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就笔者自己所亲见的经验来判断，神经内科的医生给大多数的脑血管疾病患者服用阿司匹林，也是不必要的。这样的用药不但不能降低这些患者脑卒中的风险，反而会导致患者出现胃出血，这种治疗方针同样是值得商榷的。我家三个中风患者，都是在服用阿司匹林的情况下突发脑卒中去世的。而我岳母的亲姐姐，同样是这样的患者，发病后我给她开出加味逍遥丸替代阿司匹林，至今已经三年，仍安然无恙。

有时我看到一些患者的出院小结上开出的医嘱中，对患者病情的处理方案与我自己阅读到的最新的医学文献完全相反，比如建议有肝硬化和乙肝背景的肝癌患者多进食高蛋白，这种在现在已经是被很多医生怀疑甚至抛弃的医学观点，仍然在大量的临床医生的医嘱中出现。以至于有些患者在进食高蛋白食物后，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时，不知所措。

有时一些地位极高的老专家甚至是院士，同样出现这样的问题。笔者在亚马逊上购买某知名院士的医学著作时，看到下面有部分读者评价说该院士的医学观念过时了，当时不以为然，买来翻阅后发现真是这样的。笔者曾读到一篇讨论院士退休方面的文章，其中某院士的话令笔者印象很深刻，该院士坦诚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已经陈旧了，再学习新知识也有心无力，所以他建议院士应该退休。

医学的发展日新月异，医学知识的过时也就成了必不可避免的问题。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要想达到最理想的治疗效果，都很有必要去接触最新的医学知识，尤其是经过严肃考证的循证医学的最新观念。

几十年前，在中国，中西医结合能将肝癌患者治疗到生存期超过一年，已经足以上医学杂志去发表论文，交流经验了。但是现在很多的肝癌患者生存期超过五年以上。医学一直都没有发展到最理想的地步，医生只有不断的学习，才能为患者争取最佳的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