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子》一书中，有句非常经典的名言：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中医与道家哲学思想联系尤其紧密，老子的这种损有余补不足思想，可以说是中医治疗疾病的根本原则。中医讲实者去之，虚者补之，正是将有余之邪实通过汗吐下等办法去掉，将不足之虚通过各种扶正的治疗手段补足。这样最终人体就能达致阴平阳秘的平衡状态，而平衡状态，即为可以无病生存的常人状态。

如何辨别一个人是处于不足状态还是处于有余状态？那要综合的去从这个人的体征和脉象中去分析。凡是属于偏衰弱的体征和脉象，均为不足之状态；凡是属于偏亢盛的状态的体征和脉象，均为有余之状态。中医选择治疗原则时，就根据这些有余和不足的体征和脉象，来对患者进行相应的医疗处置。

中医辩证治疗时，最重要的一条原则是辩阴证和阳证。阴证者，为不足之症；阳证者，为有余之症，或曰太过之症。阴证者安静懒言，乏力绵软，脉沉迟细弱无力；阳证者多言易怒，躁动不安，脉亢盛强劲。有余与不足之象迥然有别，用药的原则也有天壤之别，证属有余的患者，投以大剂扶正之药，必会助病邪涨势；不足之症，投以祛邪之药，将导致患者体力大衰。

但是有余与不足之鉴别，殊不容易。有些患者同时出现有余与不足之象，某些方面有余，某些方面不足。或者本属于有余之证，日久失治，逐渐耗散元气，呈现元气不足，邪气有余的复杂病况时，就需要同时兼顾扶正与祛邪。扶正以养患者之元气，祛邪以去患者之病邪，两相结合，才能取得较好的疗效。祛邪和扶正的力度，颇难掌握，这正是考验一个医生水平的关键之处。

古代的一些疗效卓著的知名中医，常常今日扶正，明日攻邪，或扶正几日，再攻邪几日，已故的山西老中医门纯德先生，常给那些正虚邪实的患者开出AB两方，A方用于扶正，B方用于祛邪，隔日轮服，这种治疗的办法堪谓巧矣，正是中医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精神的体现。

对于癌症这类大不足和大有余之证，治疗时就必须考虑到扶正和祛邪同时使用，扶正以提高患者免疫力，祛邪以攻击患者癌瘤，双管齐下，方能既留住患者的性命，又治掉患者的疾病。如果仅仅开一张太平方给患者扶正，只不过在一二年内甚至更短的时间里短暂的欺骗了一下患者的身体，让患者感到舒适的同时，慢慢的走近死亡，这种治疗类似于温水煮青蛙，慢慢煮死青蛙而青蛙依然不知不觉。如果仅顾猛力攻邪，而不顾患者的身体承受能力，则患者之险可能顷刻即至。但是若能攻补结合，且能把握好力度，则患者虽然病重难救，亦可在医生的帮助下，延长很多岁月，甚至有可能长期带癌生存。

在我的母亲遭受疾病的折磨之时，我四处求医问诊，不惜倾家荡产，舍弃事业。在我带着母亲四处求诊与医生打交道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心酸之事非常之多。而母亲终于未能救活，生前所遭受的种种折磨，我亦只能为她稍微减轻一部分。母亲的病让我意识到，这世上需要有那么一些有济世活人之心的苍生大医。含灵因病而受苦，医生是他们唯一的救星，是他们生命和健康最后的一道防线。所以我决定走上学医和行医之路，救治与我母亲一样的患者。

药王孙思邈曾提到大医精诚的精神，精者，医术之精也；诚者，待病人如至亲之诚也。孙思邈幼年多病，家里为治他的疾病四处求医，以至于破产，但是仍然未能解决他的健康问题，所以孙思邈自己发愤学医，救死扶伤，悬壶济世，死后被人尊为药王。其医术和医德，均令人感佩之至。也正是这样的一个医生，才能获得患者真正的信任和爱戴。

如今的一些医生和医疗机构，唯利是图，将患者当待宰的羔羊，一心只追求经济利益，以至于患者不死于病，即死于穷。呜呼！似我母亲这样的受苦的病患，在人世煎熬之时，何能不苦楚？世上少一个良医，就会多无数的在地狱中煎熬的病人。

一个医生在医术上应不断的追求精益求精，而待患者始终应诚实、真挚，实事求是的告知患者自己能帮助患者解决什么问题，不能帮助患者解决什么问题，真诚友好的对待患者和患属，只要做到这一点，又怎会有患者仇视医生的行为呢？仆虽不敏，唯以这一诚字待人接物，至今绝大多数患者待我如亲人，名声亦不胫而走，又何劳分毫广告费呢？

医疗事业的本质，是为患者解除身心之苦。学医之时，若抱着为找一个饭碗而学医，则不免背离医学之初衷。开展医疗事业，若真心实意是想为患者解决问题，必定会一路顺利。若从一开始，即便远离这一宗旨，只为发财致富，那路是走不远的。

医道，仁道也。医术，仁术也。仁，是靠发自肺腑的恻隐之心驱动的良善，唯此良善，与天道合，可得人心，可臻至境，可成大医。

我在跟病友交流时，常常会谈到，在癌症治疗的过程中，医生和医疗机构过度谋财，其实质就是害命。因为对患者而言，一种治疗方案耗尽钱财，但是却没有疗效时，就只有放弃治疗了。很多癌症患者的家庭都是卖资产和举债治疗，我自己也曾有过同样的经历，我的母亲治疗癌症的过程中，我近乎倾家荡产。如今我研究中医治疗癌症，就不得不面临这个问题，一个中医师要真的想救死扶伤，在治疗患者时，不但医术要可靠，可以把患者的命留下来，还必须尽可能的将治疗费用降低到患者能够承受的程度。

癌症对多数家庭来说，是一场灭顶之灾，真正的有让人家破人亡的威力。我的家庭是一个癌症家庭，又交过很多癌症圈子里的朋友，如今自己在学医研究中医抗癌，所以对癌症患者和患者家属的苦楚，一清二楚，对这个群体充满了同情。常恨自己没有妙手回春的能力，帮助患者战胜癌症。我的很多患友不但需要我为他们的病出谋划策，对已经走投无路的患者，还要帮他们解决一下经济问题，因为有时在这个圈子里遇到的一些病人的遭遇实在是令人难以忍心袖手旁观。

但是现在的中药材，价格确实昂贵。尤其是一些有实际疗效的中药材，不但昂贵，还进入不了医保系统，这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经济负担。医疗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性问题，还必须是一个经济问题。从医的根本目的是救死扶伤，不应该在人命关天的时刻，让经济因素成为拦路虎。一个医生要想真正的无憾的走过自己的这一生，就要站在那些愿意信任自己，将性命相托的患者的立场上，为他们综合的筹划他们能够承受得起而又有效的医疗方案。如果缺乏这样的方案，就应该继续深入的研究和学习，寻找到这样的方案。

光能治病，费用高昂，只能算是医术高明，离医生应遵循的救死扶伤的医道，还有很大的距离。医生应有颗悲悯苍生疾苦的慈悲之心，若有此心，又何惧患者来找我们闹医疗纠纷呢？我心一直很坦然，因为我从来都是秉承着这样的为人处世原则去为患者着想，并不相信会有患者拿刀来砍我那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

有的患者服药产生一些症状后，又服用另一种药来治疗因为服药而产生的症状，这种情况就是以药治药。中医治疗疾病，不应该以药治药。

常常有患者在和我交流时，告诉我他有一系列的不适，如果追根究底的问，其中有很多是在服用以前的医生开的药后产生的反应。这些反应如果不说清楚，就很容易导致后面的医生在给患者开药时，不过是在以药治前面的医生的药导致的副作用，无助于后面的医生了解患者真正的病因。

所以我在问诊的时候，常常会刨根究底追问患者哪些症状是发病初的症状，哪些症状是吃了什么方子或者什么西药之后的药。中国患者没有保存病历的习惯，医生在了解患者的具体情况时，就难免会对患者既往的身体状况不了解，仓促开处方，疗效大打折扣。

作为患者来说，应该认识到病历是自己生命所系的关键性资料，完整而妥善的保存病历，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经常需要患者复印自己的资料留给我随时备查。对患者的病因进行追踪时，需要这些资料。唯有在排除各种干扰因素后，方能知道患者真正的病因何在。也只有这样，才能给患者开出有效的处方来。

所以，一个医生看一个患者的疾病，是需要患者提前预约医生时，即开始向医生提交各种病历，让医生做一些研究和准备，在临诊治疗时，医生有充分的准备，了解患者的基本情况，问诊时会了解患者更详细的信息，综合了这些信息之后，判断方能尽可能的准确到位。

经过多年的摸索，我在用中医治疗肿瘤时，试探出一些有效的治疗方法出来。其中很重要的一条经验是：超大剂量用药。现代的诸多研究也证明，一些有抗肿瘤作用的中医方剂或者单味中药，只有在血药浓度达到一定程度时，才有抗肿瘤的作用。血药浓度不够时，是达不到抗肿瘤作用的。所以中医治疗癌症时，超大剂量用药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超大剂量用药会带来一系列的安全问题，临床用药时一定要小心谨慎，处理不当，会造成医疗事故的。大多数临床中医师逡巡不前，也正是害怕会造成医疗事故，最后导致临床疗效很不好，这就不免因小失大了。

清朝名医王若谷曾说，痈疽无一死症，作为一名专攻疡医的大夫，王若谷一生临床治疗过大量的良恶性肿瘤，他的治疗特点就是用药剂量大，一些药的用量是现代中医师的三到四倍。笔者在近年来治疗肿瘤的疗效迅速且明显，也与笔者在认证准确后，大胆的大剂量用药有关。当将用药剂量放大到常规用量的三到四倍时，患者肿瘤迅速缩小，缩小的速度甚至比西医的化疗还快，身体状况明显改善，部分患者经笔者治疗后存活多年，现在仍然能如正常人一样生活和工作。这些患者在经笔者治疗前，都是到处寻医问药，经北京、上海各大中西医知名专家诊治无效，被宣告生命将近尾声的。笔者的治疗方案有时几乎和患者此前所遇到的中医师的治疗方案高度雷同，但是笔者仅仅调整了用药剂量和用药方法，疗效就大不相同。

笔者用药的总量并不比其他中医师多，笔者用药的一个特点是，其他医生吩咐患者分2－4次服完的药，笔者让患者一顿服用完。其他中医交代患者一日服药2－3次，同一种药，笔者只要求患者一日服药一次。且基本上会要求患者每服五日休息两日或每服药一周，停药一周。所以患者总的用药量不是上升，而是下降。但是患者每次服药时，血药浓度都会比其他医生治疗时血药浓度高，所以每次服药后，确实能够起到治疗作用。肿瘤是慢性发展的疾病，每日只要有一次有效的治疗，就足够了。如果连续有效治疗五到七日，再停几天药让患者身体各器官休息一下，也是无妨的。

但是这样的一种服药方法会有很强的副作用。现在的患者吃中医的太平方太久，已经形成了惯性思维，认为中医的处方吃下去后应该是解除各种症状而非发生各种副作用，所以医生在接诊患者时，应于第一时间向患者交代可能发生的副作用。宁可把副作用交代得比实际可能发生的更严重些，也不要不交代。因为患者在服药时一遇到副作用，就会疑惧不安，但是当医生提前有所交代时，患者遇到副作用时，就会配合很多。我经常交代患者，我的方子不是用来调理身体，而是用来治疗肿瘤的，所以服药后会有不小的痛苦，服用我开的方子时要改变过去对中医形成的固有的思维定势。

药物没有副作用，也难有疗效。正如古人所言，药不眩冥，则厥疾不疗。沉疴绝症就要用猛药，猛药有副作用是不可避免的。服药的痛苦不会致命，但是肿瘤猖獗发展则一定会致命。所以只要跟患者交代清楚，多数患者会理解、接受和配合的。毕竟，中药的副作用再大，也不如西医化疗的副作用大。

用猛药的时候，还需要注意的是用药一定要专而精，而不是泛滥用药。只要辩证准确，对患者用药只朝一个方向用，不要想着为了减轻患者的各种并发症或者服药时会出现的副作用而各种药都用。因为药物一多，互相之间有些作用就抵消了，一经抵消，疗效就大打折扣。肿瘤医生重点在于治疗肿瘤，患者的其他基础疾病，大可在肿瘤控制住后再想办法。

超大剂量用药要小心谨慎，保证安全。笔者一般采取渐进式增大用量的办法来避免发生意外。让患者在服用较低剂量的药物无剧烈副作用后，逐渐加量至超大剂量。这样的用药方法安全稳妥，完全不用担心会发生医疗事故。笔者治疗的癌症患者很多，至今未有一例出现过因为服药剂量过大而产生的安全事故。

阳火阴毒思想发源于明代张景岳，成熟于清代王维德。这一医学流派的观点认为，肿瘤的阳证病因为火，阴证病因为毒，所以治疗阳证以清热为主，治疗阴证以阳和消融为主。尚有半阴半阳之证，则需要以中和之法进行治疗。从现实来看，肿瘤属于阳证的并不多见，多属于阴证或者半阴半阳证。

《难经 五十五难》对积聚（今日之腹部各种良恶性肿瘤或炎症性病变）有如下论述：“气之所积名曰积，气之所聚名曰聚，故积者五脏之所生，聚者六腑之所成也。积者阴气也，其始发有常处，其痛不离其部，上下有所终始，左右有所穷处。聚者阳气也，其始发无根本，上下无所留止，其痛无常处，谓之聚。”实际上这里的聚是不属于肿瘤性疾病的，只有积才算是肿瘤性疾病，因为积的痛有固定的地方，符合腹部肿瘤疼痛固定不变的特点。聚的疼痛无固定地方，类似于游走性的神经痛。古人认为积这种病属于阴气，所以治疗时重在按阴证论治。

后张景岳在其著作《外科钤》中将肿瘤病因按照阴阳来辩证，王洪绪继承张景岳的这一思想，将肿瘤的阴阳辨证进一步细化，反对伤寒学派的循经论治，重视对患者进行阴阳虚实辩证，对属于阴证的患者一律以麻黄、炮姜、肉桂为主，根据患者具体情况加减药味，疗效卓著。王洪绪对肿瘤成因的认识非常深刻，临床经验丰富。所以主张以消为贵，以托为畏。

笔者经多年的临床摸索，认为中医外科对肿瘤成因的认识，以阴阳虚实为最主要，其余的所谓六经症状，皆属于细微末节的次要矛盾，真正的主要矛盾在于患者阴阳失衡，正虚邪实，需要扶正祛邪，调理阴阳。而且肿瘤患者中，多数属于阴证和半阴半阳者，时下中医界普遍应用的清热解毒治疗思想颇不适合肿瘤的治疗。这种清热解毒的思想，仅从现代药理学中，以对动物进行抗癌试验为依据，在临床上的疗效令人甚为遗憾，并不能解决肿瘤患者的根源性问题。笔者自己多采用对阴症治疗卓有奇效的阳和汤和治疗半阴半阳证为主的中和汤为主，治疗见效通常非常迅速。

于六经中寻找肿瘤的病因，多不可得其根源，但是从患者的阴阳和虚实失衡去寻找患者的病因，则多可以找到根本原因。中医强调治病必求其本，按照六经辨证论治，为治疗肿瘤的末，而非治疗肿瘤的本，按照阴阳虚实治疗肿瘤，是治疗肿瘤的根，这种治疗方法也许不能兼顾肿瘤患者的各种兼见症和并发症，但是却能从根源上将肿瘤患者的肿瘤消融掉，这种治法颇为类似现代医学的热疗。但是其治疗比热疗更优越，因为现代医学的热疗仅限于对患者肿瘤进行局部热疗，而中医的调理阴阳是全身性的。实际上肿瘤一旦发生，癌细胞就会在患者全身存在，单纯的局部热疗无济于事，仅限于解决一时性的问题。

调理阴阳为治本之法，在此基础上结合一些针对肿瘤的治标之法，攻击患者既成之肿瘤，是有希望把患者的肿瘤治好的。

我认为一个中医师要治疗患者，需要有三种心：良心，细心和狠心。

行医者若没有良心，对患者来说就是一场灾难，中国目前的医患关系很紧张，说到底还是医疗界腐败太严重，公立医院收回扣，以莆田系为主的私营医院更是坑蒙拐骗无所不用其极，这都是因为医生缺乏基本的职业良知。

中国的医生个个几乎都像神医，中医界尤其如此，常有一些中医喜欢夸夸其谈，在他们的眼里，这世上根本就不存在治不了的病。患者真正到了他们那里治疗的时候，往往效果很不如意。医生的良知首先应体现在实事求是上，对患者的告知要明确，说话要有事实为依据，不要用一些小把戏虚构事实，用障眼法迷惑患者，夸大自己的医术和疗效，因为这只能给医生自己带来经济回报，无益于患者作出最正确的选择。

医者的良心还应体现在对病患的同情心上，医者是救死扶伤的，对病患应有父母心，同情患者的遭遇，尽最大可能为患者着想，用最小的代价为患者换来最佳的治疗效果。医者缺乏同情心，就不会感受到患者身体、精神和经济上承受的巨大压力，不过说实话，在当前社会环境下，真正缺乏同情心的医者可能也要受制于医院，医院要创收，医者为了混碗饭吃，很多时候不得不屈服于医院的从盈利立场出发的管理制度，最后沦为压榨患者的人，这对患者来说，就不是福音了。可能医者能够个人执业的哪一天到来了，中国的这个问题才有望得到解决。

除了良心之外，医生还要足够细心。对患者的病情不能马虎，我们国家的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患者容易崇拜权威，导致一些专家应诊量太大，根本无法细心，一个患者通常看不上两分钟就开始处方治疗了。患者的主诉还没结束，医生已经下结论了。这种草率的态度导致我国医疗界出现这样一种怪现象：很多大名鼎鼎的名教授治病的疗效有时还不如一个乡下郎中。他们是不是真的不会治病呢？我觉得假如这些医生一天看的患者只有他们实际看的患者的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他们的疗效会提高很多。看病跟打仗似的，后面的患者排着老长的队，想一个一个的仔细的看，实在太困难。

我倒是见过一些老大夫，思想较年轻一代纯洁，看病非常仔细，他们门诊病人也多，但是他们常常是明明只是上午出诊，可是硬是拖到下午或者傍晚才能看完病，结果疗效就比较好。医生要判断患者的病情，必须需要足够的了解和思考的时间。这个时间太短暂的话，就只能走马观花，看病疗效自然打折扣。发达国家的大夫，一个上午可能只能看两三个患者，这样自然就有较好的疗效。

最后一条是狠心。这在中医师身上尤其重要，古人说，药不眩冥，则厥疾不疗，重大疾病和疑难杂症，用药必有偏颇，患者往往会出现种种不如意的副作用，有些副作用可以预料到，有些副作用不可以预料到。如果患者一有副作用就跟医生叫苦，医生一听患者叫苦就慌了手脚，一定要搞张患者吃后哪儿都舒服的方子，那不是在治病，而是在处理各种症状。

中医师治病胆子一定要大，对患者情况详加了解后，狠心用药，患者有不如意的副作用出现时，别慌张，只要思路是正确的，就要狠心让患者忍受这些治疗带来的痛苦，抓住患者的主要毛病不放，解决会导致患者伤残或者死亡的问题，这就够了。

我自己以治疗肿瘤为主，我开的方子大多数有副作用。我现在对新来的患者上的第一课就是给他们打预防针，告诉患者治疗过程中会有种种副作用，有些副作用可能会让他们很痛苦。碰上这种情况要忍受，一切要以肿瘤是否缩小或消失为根本，只要肿瘤缩小或者消失了，受点罪没什么。

当患者诉苦时，医者如果从其经验判断，确信患者的病情是有可能得到好转的，听到这样的诉苦时，心肠要硬起来，一个软心肠的医生，一个在患者的诉苦声中六神无主的医生，很有可能不是一个真正的好医生。

北京的雾霾天导致免疫力下降，我自己貌似中了一标，有感冒的迹象，且最近皮肤瘙痒得比较厉害，根据自己的体质特征，我给自己开了三副桂枝汤。方如下：

桂枝9g**，白芍9g****，炙甘草6g****，生姜三片，大枣3****粒**

服药后按照桂枝汤的将息方法，喝热稀粥两碗，果然遍身微微如有汗出，头痛流涕瘙痒等一系列症状都没了。

中药的临床用量一直在争论不休，若是按照某些经方派医生的观点，汉朝的两换算成现在的15克，桂枝汤中的桂枝和白芍的用量就应该用到45克，炙甘草应该用到30克，否则就没有临床疗效。但是实际上，按照一两换算成3g去用药，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我现在治疗多种慢性病，惯于用小方和小剂量，不效的时候再逐渐加大剂量。少的时候只用一两味药，药量轻至不足1克，不但患者拿到处方后充满了狐疑，药店里卖药的也充满了狐疑，觉得这样的处方能治病麽？但是绝大多数时候，对一些顽固的慢性病，都能起到一副药即见效以至于患者都不大相信这是中药在见效，而是怀疑是否是巧合。

一部分中医同行也挺喜欢借抨击现在药材市场上药材的质量来为自己开大剂量处方找借口——当然，我这里绝非反对大剂量处方，沉疴顽疾，有时剂量不达确实难以达到治疗效果，不过以我自己旁观的经验来看，很多大剂量处方开出来纯属过度用药。在这个竞争充分的年代，药材市场上的中药质量也没有那么次，虽然存在农药残留等问题，但是起码不至于药效折扣打得那么厉害以至于需要翻几倍的用量才可以“有效”。

平正轻灵在用药上既安全又能为患者节省药费，且对于慢性病患者来说，一时之间难以速愈，大多治疗了多年，脾胃已伤，再用大剂量中药对患者的肠胃造成新的刺激，实属不妥。作为医生，若能将平正轻灵的用药原则当作自己的一种追求，是可以大大的提高自己的疗效的，只是这个原则与医生的收入有冲突罢了。

有个医学家开玩笑说，在乙型肝炎等传染病的传播中，医生所作的贡献最大。的确如此，正是注射器、手术刀之类的医疗器械的出现，人类疾病多了一种传播途径。乙型肝炎等传染病是一种古老的疾病，但是在过去传播的范围远远没有现在这么广泛，原因无他，在以前，乙型肝炎的传染源是没有今天这么多的。很多的乙型肝炎患者，就属于医源性患者。还有很多疾病，比如一些细菌类疾病的感染，也是从医院里传播出来的。这种医院感染，在医疗行业有个专业术语叫院感，属于医学的一个分科，不少人去研究它。目前在医院里感染的超级细菌，是现有的抗生素无法对付的。一旦感染上超级细菌，死亡率是极高的。

所以普通老百姓的一些基本的生活常识，比如医院这种地方少去为妙的日常认识，是非常正确的。我自己无事就不去医院。有点小毛病也是自己处理了，除非有重大疾病才会去医院看看。

另一类疾病，叫生活习惯病，部分癌症、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患者，就属于不良的生活习惯造成的疾病。日本厚生省就将很多成人病定义为生活习惯病，这些疾病同样因为饮食习惯、运动习惯和作息习惯不良引起的。据统计，在大都市，现在大概有50%的人有各种各样的生活习惯病。

这两种病占了慢性病的绝大多数，这两种病本来都是可以避免的。不过因为一般人缺乏医学方面的知识，缺乏养成好习惯的毅力，逐渐就导致身体得了这样或者那样的疾病。

我买的医书现在比较多了，很长一段时间平均每个月五千元以上的购买医书，考虑到是在网上订购的钻石会员价，这个数额在书店能买到大概差不多八千多块的医书。按照我购买的价格，现在我家中的医学类藏书也价值差不多十万元人民币了。

这些书我可能需要一辈子才能看完，而且必须得一直有现在这样的刻苦学医的劲头和足够的寿命。所读医书既多，渐渐的也有了一些收获。看到不少病友的儿女也像我一样的买医书自学，我想谈谈我读医书的一些心得。

医书，尤其是中医书要想读懂很不容易，中医书的古本要读懂就更难了。而且中医的各个门派纷争向来巨大，此门派攻讦彼门派，彼门派诬陷此门派，史上层出不穷。学医治病，最不应该的是卷入门派的纷争中去。一个医生一旦陷入某种门派，不免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中医书籍大多是临床大夫所写，每个临床大夫的阅历都是有限的，包括史上的名医如张仲景、孙思邈、钱乙、张元素、李东垣、朱丹溪、张子和、薛立斋、龚廷贤、徐灵胎这些大名鼎鼎的名医，他们的所见所闻都是有限的。

一个医生的精力再怎么无穷，究其一生，所能临床的机会都有限。而人的疾病实在是多得数不胜数，不是每个医生都能精通所有疾病的治疗的。所以他们的著作有所偏向是非常正常的，读者如果读某些人的书，然后就偏执于某某派的观点，用之治疗一切疾病，未免迂阔。

有些读者见我写过某些文章批评某个门派的医生，然后就断章取义的认为我反对该派，这是完全与事实不符的。我所反对的是这些医生千篇一律的处方思路，无论来了个什么样的病人，要么就是清热解毒，要么就是温补，要么就是大剂量的附子，似乎这些药可以治疗一切疾病。这种做法常常为最终的疗效否定，这样的医生不免令人忧虑。更有甚者，执一张偏方而治疗一切病人。这些医生个人的偏执最后都需要病人付出生命的代价。我个人在采用治疗思路时是灵活的，一条路走不通绝对不在这条路上逗留很久，为什么要傻傻的坚持？

有些医书的作者是业余的而不是专业的医生，那么他们一生的临床经验就更少了。他们的著作大多是汇集其他人的观点和合而成的，最典型的就是《外台秘要》的作者王焘和《证治准绳》的作者王肯堂，他们正规的职业是现在所说的公务员，两个人的官做得都很大，达到省部级。一生的大部分精力忙于公务，只在闲暇时间爱好中医而已。

但是偏偏他们的著作是最厚的，《外台秘要》和《证治准绳》都堪为医学史上的鸿篇巨制。鲜有临床经验丰富的医生能写出这么厚实的著作。要看完很需要一些时间。这些作者，不过是在汇编医学资料，他们对医学的贡献在于保留和汇聚了大量的医学文献。而不在于他们自己有多么高明的发现。

我觉得这些医书大多可以当作资料来查阅，看到某种疾病的时候，可以一本医书一本医书的去查阅相关的记载，多查阅几次后会发现大多数记载是雷同的。就是每个作者都在不断的重复着老生常谈的一些东西。有一些作者比较够意思，在这些老生常谈中穿插一些自己的临床体验，把自己以前治疗过类似疾病的经历写出来，这就很有参考意义。从这类记载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某些疾病的治疗过程，跟师临床也不过如此而已。

我比较喜欢阅读医案（当然很多医案造假，这就让人很头痛，有人指责喻嘉言这样的名医的医案《寓意草》都大量造假，其他的医生可能就更难说了，但是我们能接触到的就这些古籍，只好自己沙里淘金了），我觉得医生对医学事业最大的贡献在于医案部分，真实的医案可以给后人很多的借鉴。

这借鉴当然不是让我们去抄方治病，而是让我们学习到别的医生是怎么辨证，是怎么思考，怎么根据病人的体质变化和病情的变化来用药的。用药方面各个医生有各个医生的特色，有的喜欢抓主要矛盾，有的喜欢一把抓，表里兼治，有的喜欢先重后轻的治疗，有的喜欢先轻后重的治疗。这样的医案读下来我们读者就很受启发。慢慢的，边读边临床，自己就会形成自己的风格。

读医案能让我们对中医医论有深入的理解，通过前人的医学实践记录，我们可以更深入的去学习医学理论，并把它逐渐的内化为自己的一些医学观。每个医生最终都不可避免的具有自己的医学观，这些直接指导着医生临床用药。

我算是自学医自己临床的非常典型的例子，没有师父带（虽然签约了一个师父，但是是为了能够按照国家制度，把行医执照考下来），没有老师给我讲课，一切靠自己看书和实践，所以实践的过程中就非常的依赖前人的文字记载，在他们的启发下去用药，很多自学中医自救的，可能都避免不了这条路。

走这条路学医，就一定要多读书，不带偏见的读书，大可以把同类别的书，集中在一起来读，看看这个医家怎么说，那个医家怎么说，不要太受其中一家的影响了。

一般来说讲解医学名著的医家的著作，不值得全信。在医学领域内不可能存在学究天人的人，因为临床经验有限，医疗手段有限，每个医生一辈子都不太可能接触到十分完整的，按照其他医生医书中记载的全部的经典的病例，所以他们的很多理论讲解完全是出自臆测。臆测者也，不必深信不疑。但是对他们的临床经验，则应该认真的去研究。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读医书学医没有别的，就是要博览群书，不拘任何门户之见的，广泛的去看各种书，读的多了，慢慢的就会形成自己的医学思想。对各种医书都要大胆的质疑，不要迷信其中任何一个人的观点。可以肯定的是，医学领域没有谁的观点是全部对的，也没有谁的观点是全部是错的。全信或者全不信，都会中毒。

至于现代中医学的研究，其是否有价值暂时还不好说，我觉得还需要最少一百年的沉淀，我们今天的中医药工作者正在做的研究才会出成果，早下结论有失偏颇。但是对现代医学研究中的药理部分，尤其是药物的毒性的部分，一定要重视。

古人不知道便罢了，现在我们知道一些中药有很强的副作用，比如细辛是致癌的，马兜铃科的关木通会引起肾衰竭等，我们就不能再对其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医生若图一时见效，让病人见到效果，而罔顾用药给病人带来的后患，是很不妥当的。这样的医生说句不好听的话，迟早是有报应的。

读医书做临床，一定要谨慎小心，自己印证自己所学到的东西。用药如果没有把握，就该开始的时候从安全的小剂量用起，逐渐加大剂量。而不要贸然一下子用大剂量，这样用药，一副药下去，可能开方的人看到的不是书上所说的“效如桴鼓”（形容效果就像敲鼓一样的一敲就响），而是祸不旋踵。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自己有这样的失败的经历。虽然没有引发生命危险，但是再往前一步，未必不能引发生命危险。